德治重要还是法治重要

㈠ 建设和谐社会,德治,法治谁更重要

以发展着的现实中国社会为例：
德治是传统,已有之惯性;现代法制观念对于中专国来说还是属新事物,刚刚进入转型期,法制体系的建设还很艰难。
从现时社会表象上看，在社会舆论和其功能领域正在开始倡导法治建设，路漫漫其修远已；从政策导向上分析，现实似在用德治推法治。
对此，不要忘记我国目前的改革进程，仍未脱离邓小平所设计的”渐进式”总体战略框架。为此，德、法二者在现实不是谁更重要，而是建立在德治基础之上的德、法存续互补关系。

㈡ 辩论赛 法治重要还是德治重要

法治与德治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加强法治能赋予社会道德规范以权威性，促进社会道德法制化；另一方面，加强德治能有效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从而在根本上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现象的滋生。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在当代中国加强德治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把德治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一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凸现出德治的重要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公共社会规范的内容和控制方式是不同的。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直接决定了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的控制方式。在结构简单的社会中，人们从事生产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空间极为有限，经济组织、家族组织、政治组织等往往合而为一。紧密的社会关系、巨大的共同利益和人们生存的彼此依赖性，迫使人们不得不自觉地遵守社会组织内部的各种规则。这时的公共社会行为规范是以习惯、族规和宗教体现的。在这种结构简单、规模狭小的社会里，社会成员道德自律的重要性还未充分凸现。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生产方式的变更以及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维持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的控制手段也随之改变。社会结构越复杂，社会活动的空间越广阔，个人行为所影响的直接对象就越少，行为后果的直接利益影响也越不明显；相反，在社会幅员广大、组织结构复杂、人口众多而且流动量大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隐匿条件（如居住分散、固定交往率下降、网络交往的日益普遍化等）却不断增加。这时，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在公共社会行为规范维护中的重要性就日益 凸现出来。二是科技的现代化呼唤着德治的强化。如生物学“克隆”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企业伦理、地球生态等问题的提出，都把科技道德问题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高科技的发展需要更加完善的德治。此外，人的现代化、政治的高度民主化也对德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的现代化首先是观念现代化，造就现代人，首要前提在于培育现代主体意识。现代主体意识具有广泛深刻性，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而崇高道德理想信念的确立、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尚道德品格的培养，是现代主体意识的核心。民主政治的高度发展正需要以大量具有高尚道德的现代人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的现代人才能具备现代的民主意识。 其次，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呼唤着德治的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极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增强了人们的改革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然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如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我的渗透将进一步加大；商品交换的法则一旦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势必引发见利忘义、权钱交易，导致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减弱；经济转型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利益调整以及一些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难免会引发人们思想的波动。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价值观念也趋向多样化。面对新形势，如何在各种思想和文化相互激荡，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渗透的情况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广大社会成员中确立起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实现新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强化以德治国，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命运和前途的重要举措。再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把德治置于更重要的地位。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文化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社会发展中，文化始终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更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综合国力是包括自然资源、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外交、国民素质、民族意志力、凝聚力等各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它以精神财富的形式及对别国的影响力、辐射力显示其综合国力。当今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知识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竞争。而道德信念、道德理想作为文化的核心，在综合国力中尤显其重要性。另外，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先进文化对于调节社会矛盾，整合民族力量，协调社会运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相应文化环境的形成、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必定是不完美的。
提倡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学者早就看出，这一机制下不会产生高尚的人格，他们甚至喊出了“不讲道德的经济学”这样的口号。在市场经济社会里，遵守承诺应该是基本的行为准则。但这里的守信是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上的。当遵守承诺将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时，市场主体宁愿作出违约的选择。这种利己的运行机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互助精神存在着天然的隔阂，于是人们越来越关注对市场的制约作用。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兴起，为市场中弱者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出现则使文明社会的互助精神从法律上找到了依据。 然而，法律的实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的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的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照，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道德的力量，并且将以德治国作为治国的方略就很有必要了。因为这是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行校正，也是为法治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基础。在德治的光辉下，法治的阴影会消除，市场的局限会得到弥补，整个社会将和谐发展。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法律制度本身，都是建立在“性本恶”基础上的。市场运行机制就是利用人们原始的追求财富的本能推动资源的配置。在一个对财富无动于衷的人面前，市场经济无法发动起来；但在对财富充满占有欲望的人们面前，市场会自行运动。然而，由于市场上每个人都是利己的，所以，必须建立基本的运行规则，法律会在交易中内部生成。当国家顺应市场的需要，将市场规律法律化后，市场运行机制就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当国家不能顺应经济的要求，及时将市场的运行规律法律化，或者强行颁布扭曲市场运行机制的规则后，市场就会发生混乱。可以说，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包含着法律规则。然而，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市场运行机制同样会面临衰亡，例如当资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时，竞争的机制就不会发挥作用。这时，人们要么等待新的市场进入者，要么坐视垄断者独享高额的利润。更重要的是，在等待的过程中，消费者和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利益必将遭受损害，法律在这里应该再次发挥作用。这就象是一个不停滚动的铁环，如果没有推动者必然会停止转动，自然倒下。然而，在需要法律的地方，我们往往看不到制度的倩影，法律总是在无休止的争论中，在各种利益的妥协中诞生。在这些滞后的法律面前，利益的最大受损者往往是弱势的群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中，承受动荡成本最多的往往是那些最弱的人群，而对弱者的保护规则总是在各种利益的较量中姗姗来迟。 既然我们不能依赖市场本身为我们提供社会文明发展的推动力量，我们也无法保证法律天然地保护社会弱者的利益，我们还能借助什么来实现社会的正义呢？ 道德，惟有道德！道德可以使市场主体有所顾忌，也会使法律的制定者和适用者拥有基本的准绳。所以，提倡以德治国，实际上是纠正市场的缺陷，也是弥补法律之不足。道德的时代意义不在于维护市场的尊严，而是对市场运行机制进行理性的批判。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我们应该更深刻地领会其中的意义。 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飞速的变化，处在市场经济的旋涡中，人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接受市场的理念。如果缺乏批判意识，认为市场万能，甚至让市场的理念主宰社会的一切领域，其结果将会使一切不可以交易的东西成为交易的对象，一切不可以法治的行为法治化。人们将越来越屈从于自设的规则陷阱，而无法自拔。当年，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曾经从醉心研究的市场“看不见的手”中抽身，探究自己的本行——伦理问题，现代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经济学中真正的人。而我国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是不是也应该从制度的沉迷中醒过来，关注社会道德的作用？诚然，道德的观念是多元化的，道德的规则也是非强制的，但关注道德，实际上是关注人本身，它会使市场运行得更有理性，也会使法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㈢ 中国法制更重要还是德治更重要

法制更重要 德治的前提是公民的整体素质达到一定水平才有可能实现 而现阶段 中国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和前提 况且法制建设都漏洞百出 这将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

㈣ 德治与法治哪个更重要

德治与法治都很重要，这个不是单选题，不能说哪一个更重要，他们缺一不可。

㈤ 有人认为法治比德治重要,说说你的看法

个人认为两个一起用好，法是最低的道德，如果这个社会没人做坏事了要法律干嘛可是这个社会总有坏人做坏事只好用法律来管理了

㈥ 德治与法治哪个重要

2者皆应淘制汰
古代君王以儒家思想德治、以法家思想法治，归根结底都是统治、人治。
前者用来哄人、后者用来吓人，统治者本身无德无法，所以全都是糟粕。

现在应该法制 。
法制、法治，完全不同的2回事
法制之下官民之间是契约关系，而非统治关系

㈦ 辩论赛：国家需要德治还是法治 德治比法治更好的地方在哪里

作为一名法律人。我当然会说国家需要的是法治。
国家近年来的意图也很明显。
之前邓提出法制。江提出法治。胡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这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不过看问题，你是站在德治这一方。
那么德治的优点在于：
1、法治需要好的法律制度来支撑，法制不完善，法治也难以实现。而德治只需要一般的社会普遍伦理道德，无需强力的制度支撑，简单易行。
2、法治的缺点同时在于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发展的迅捷性的冲突。法律条文的更新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节奏，这导致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往往无法得到公平正义的解决。德治则可以审时度势，妥善解决。
3、法治需要的完善的法律体系条文繁杂，名目众多。不容易为普通民众所熟知、理解。事到临头，民众往往不知如何依法办事。德治依照社会基本道德处理事务，民众容易理解、接受。也易于施行。
4、法治的施行需要培养一大批法律精英，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严格按照程序办事，社会成本较高。德治简单易行，易变通。社会成本较低。
5、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义。但是在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中，偏重于程序正义。而且若果法律本身制定的不恰当，也会导致社会中不公平的产生。德治追求实质正义。
不过，法治优于德治在当今社会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作为反方，难度比较大。
所以，个人建议你，第一，研究法治优于德治的地方，寻找对方的破绽。
第二，论点可以采取迂回战术。不否定法治，也不必强调德治优于法治。但是一定要凸显德治的重要性。说明德治乃是社会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㈧ 辩题：当今社会更需要德治还是法治

如果是辩论题复，正方，当今社会更需要制德治，反方，当今社会更需要法治。
正方观点，德治是历史文化传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德治滑坡，急需重构
德治是治本之策，法律源于道德，法律是底线，道德追求更高。
反方观点，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法律是底线，道德滑坡，底线缺失，先法治后德治。
如果是辨析题，主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㈨ 辩论：以德治国比以法治国重要

为什么说以德治国比以法治国更重要。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提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因为我们觉得发达国家都在实行法治，而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人家法律制度比较完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不重要，不应该实行以法治国，而是不能为了建立法制国家就把以德治国放在一边。一个国家能否发达，不在于法律制定了多少，而取决于这个国家公民的道德水平。因为一个浅显道理是“法靠官来行”，如果我们的法官业务能力不错，但道德水平不高，换句话说私心严重，那法律实行的结果可想而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便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法律越来越健全的今天，冤假错案反而越多了。回顾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最繁荣的要属唐朝了，而唐朝时期也正是儒家思想（儒教）的鼎盛时期。而儒教影响了周边的许多国家，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也就在于此。而现在我们却有被西方发达国家日趋同化的危险，一些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我们在儒教的继承上远不如我们邻居日本和韩国，而两个国家只所以有今天，是与国家推崇儒教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在学习别人长处的时候，而抛弃了自己的优良传统，马列主义不能使中国复兴，盲目学习西方会迷失自己，只有把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实行以儒教为核心的德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

㈩ 当今社会，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正方

从"德治理想国"到法治下的德治
法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而德治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精华.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先后提出了"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显然,中国政府是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方针下试图把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不过,从理论上来看,以下两个问题还需要澄清:法治与德治分别占据何种地位 它们之间的合理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关于上述问题,同样试图整合传统与现代资源的现代新儒学重镇徐复观的一些相关思考颇有启发意义.
徐复观的德治观
在徐复观看来,儒家传统德治思想是一种以性善论为哲学依据,以造就理想人格为目标,以统治者的道德修养为起点,以养民,教民的民本思想为基本依托,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手段,以"德主刑辅"为基本策略的社会政治治理模式和基本原则.它既是一种理想和境界,也是一种政治规范,还是一种政治实践.德治作为一种与法治并列的社会政治治理模式,有着自己不可磨灭的价值.第一,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官德.德治的首要观念是统治者要以身作则,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统治者更要注意修身养性,必须在道德品质方面不断完善自己.这就有利于良好的官德的建立.第二,有利于人们耻感意识的生成.德治把道德看作是社会整合的主要方式,道德强调的是人们的自律,而唯有耻感才能使人们真正具有自律的精神.孔子所讲的"有耻且格"就是一种耻感意识的深刻表述.在现代,耻感意识是守法精神的内在依据.第三,有利于奠定政治和法律的道德基础.现代的形式合法性只强调具有合法形式的法律就是真正的法律,而忽略了对法律的合理性的考察.德治把政治和法律道德化,虽然未必符合工具理性,但是还是符合价值理性的要求的.不过,德治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第一,可能导致泛道德主义,从而不利于政治和法律的独立.德治是道德主义的,它以道德挂帅,这就可能导致泛道德主义.在泛道德主义视野下,政治和法律都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从而成为了道德的婢女.第二,德治总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从而具有非民主的因素.徐复观认为儒家政治思想最大的问题在于总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来考虑政治问题,而这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做法相反的.第三,忽略了公民美德的培养.德治下的臣民是消极的,而法治下的公民则是积极的.消极的臣民导致现代公民美德付之阙如,而公民美德,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是法治的内驱力和构成要件.第四,忽视了制度建设.德治是理想主义的,它对人性给予了过高的估计,认为统治者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而自我约束.德治不强调权力的制约,它只是要求权力掌握在有德行的人手中.因此,德治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制度来约束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权力.第五,德治在稳定性问题上是失败的.德治把希望建立在圣君贤相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上大量出现的是昏君,暴君和奸相.即便出现了个别圣君,也逃脱不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宿命.因此,稳定性问题就成了德治的"阿奇流斯之踵".
徐复观的法治观
徐复观认识到,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德治虽然有着崇高的境界和理想,但是它在古典中国是难以实现的.原因在于它缺少了一个建构原则,而现代社会行之有效的法治就是这么一个原则.法治可以分为三个要件:精神要件,实体要件和形式要件:
法治的精神要件.法治的字面意思就是法律的统治,其核心是法律至上.法治不但是一种理念,还是一种制度.一项制度的实行需要公民具备相应的稳定的心态,这就是法治的精神要件.在徐复观看来,法家的所谓"法"是严刑峻法,因而是恶法,这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良法之治是有差距的.善法,恶法的标准在于是否符合道德.宪法本身是自由民主的制度化,故而它应该居于一种最高的地位.权利文化是法治的一个基础,所以徐复观认为若缺乏个体权利的自觉则法治难以实现.执政党必须在宪法之下活动,否则就是非法.所以,徐复观把法律的统治的观念,法律至上的观念,良法之治的观念和权利文化的观念看作是法治的精神要件.人们只有具备了上述观念,法治才能实现.
法治的实体要件.法治的实体要件指的是法治得以有效运转的原则和制度.法治所限制的只是政府的强制性活动,因此,法治就意味着权力制约制度的存在和权力制衡原则的被遵守.在徐复观看来,宪法规定的对统治者权力的制约可以分为:权力机关的制约,法律规则的制约和社会的制约三种形式.法治意味着政治责任的落实,统治者在享有权力的时候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法治还意味着权利受到了制度的保障.客观化了的法律可以通过制度的形式有效地捍卫人的权利和自由,未获保障的权利和自由不是真实的.
法治的形式要件.徐复观把司法独立看作是一个最重要的形式要件.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法律必须具备下列几个条件:法律必须是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应当是公开的且确定的因而是可预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寻求法治与德治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