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区矫正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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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社区矫正工作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目前没有社区矫正方面的法律。这只是学着们从国外引进的一个概念，并未得到我国立法的认同，目前实践中做这方面尝试的，都是各地自己的一些做法，属于“土政策”——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有着实际的效果。

⑶ 社区矫正是有哪个国家创立的

关于社区矫正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伴随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而来的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认识和尊重，同时期的欧洲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监禁制度，英国伦敦感化院和荷兰阿姆斯特丹监狱等成为了早期欧洲监狱的典范。这些机构的功能是矫正有劳动能力但是却好吃懒做和扰乱社会治安的人，通过对这些人的训练使得他们能过上自食其力、安分守己的生活。在这些机构中，劳动和有序的生活等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代替了刑罚的执行。当时的阿姆斯特丹平豪斯监狱大门上有条横幅标语，正是这种矫正思想的最好见证：“不要害怕!我不是以牙还牙，而是强迫你为善。我手腕似铁，但心中充满慈爱。这可能就是社区矫正制度的最早雏形。但是，由于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和保障制度作为支撑，这些机构逐步丧失了其原有的矫正功能，到18世纪已经变成了骇人的恐怖之地。
18世纪产生了刑事古典学派，这一学派的学者已不再用矫正的方式代替对受刑人所应该运用的刑罚，而是立足于绝对的意志自由，探求应当追加于受刑人的刑罚额度，以实现正义。“在刑事古典学派的刑罚理论中，只有惩罚的概念而没有矫正的概念。这一时期刑事古典学派的学术思想在刑罚思想以及相应立法上占据绝对主导，并收到一定的遏制和打击犯罪的效果。
但是到了19世纪末，随着犯罪现象日益增多，累犯、惯犯现象日益严重，刑事古典学派的刑罚思想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和反思。为了有效抑制犯罪、防卫社会，刑事实证学派应运而生，其中以龙勃罗梭和菲利为代表。他们的矫正观念从现在看来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仅限于监禁的矫正。这一时期的美国开始提倡使用假释制度，从1876年纽约州的爱米拉感化院开始实行假释，到1910年每个联邦监狱都开始建立假释委员会，只是由于二战的爆发阻碍了刑事
实证学派关于矫正思想的发展。
二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监禁刑的弊端逐渐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为：罪犯出狱后，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导致再犯罪的比例不断增高。人们对此忧心冲冲，担心罪犯回到社会后，由于没有必要的生存技能，会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变得更加狡猾和猖狂，导致社会大众普遍没有了安全感。于是学者们开始将注意力由监狱投向社区，目光转移到了对罪犯的矫正上。于是，缓刑、假释等社区矫正制度开始成为重要的行刑方式。如德国刑法第2条规定，行刑应使被监禁人适应社会生活。奥地利行刑法规定：应帮助被监禁的罪犯“改弦更张，过一种符合法律和社会要求的生活”。法国学者认为，刑罚应具有社会再适应的功能，促使罪犯适应社会的刑罚体现的是一种代价小、效益高，更加人道的思想∞。芬兰学者主张矫正机构应当“促进而不是阻碍囚犯重返社会，监禁机构要减轻关押带来的不利影响"。
据此，从行刑社会化这一层面上看，社区矫正的历史渊源并不久。从缓刑、假释这两种最基本的社区矫正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看来，至今也仅百余年的历史。直；至二战以后，受刑人进行社区矫正的理念才开始被人们所吸纳和重视，世界各国才开始对社区矫正相关理论、立法等进行研究。进入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各国的刑罚适用开始进入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朝着轻刑化的趋势方向发展，其中以1954年的美国监狱协会更名为矫正协会为标志，彰显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刑罚思想和实践上的重要转变。作为现代刑罚制度的社区矫正，世界各国一般公认始于英国1972年的《刑事司法条例》。
1973年，英国在刑事法庭权力法中创立了“社区服务"刑种，这一称谓是最早将社区矫正作为实施犯罪改造形式之一的法律，英国作为社区矫正的发源地很快就影响了整个欧洲。
尽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各国在运用社区矫正来替代短期监禁刑问题上认识并不统一，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国家将社区矫正引入到各自的刑罚体系当中。1976年，欧洲理事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替代监禁刑的刑罚方法的决议》，决议号召欧共体国家更新刑罚理念，努力探寻相比之监禁刑更为高效的监禁措施，决议指出社区矫正是符合世界刑罚发展趋势的有效制度和措施。正是由于这项决议的出台，社区矫正作为监禁刑替代措施在欧洲理事会成员国的很多国家中被加速了立法化的进程并被先后完成之。
美国的社区矫正起步相比英国稍晚，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矫正项目直到1966年才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州，主要针对交通违规者不能支付他们的交通罚款而实施的。随后，许多州都相继确立了社区服务项目使犯罪者通过公益劳动来挣钱赔偿受害者等。1973年，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州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社区矫正法》。1984年，美国制定综合犯罪控制法案，随着此法令的执行，社区矫正执行的范围再度扩大。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有二十多个州通过了社区矫正法。
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日本，日本社区矫正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868年的明治维新。1922年，日本的少年法采用缓刑和少年教养院等措施对少年犯进行保护，并充许为罪犯治疗的志愿者参与其中的活动。二战后，随着少年法获得全面的修改，日本对成年犯的假释和缓刑制度的使用得以确立，于1953年和1954年的刑法修正案中确立了成年犯缓刑制度，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更生保护一社会内处遇制度，其范围包括违法人、犯罪人和出狱人①。
目前，社区矫正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于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形式。联合国及其有关下属组织，在总结各国非监禁性刑罚经验的基础上，于1955年举办的联合国待遇大会上通过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在1966年第2l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1980年第六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处遇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减少关押矫正及其对剩余囚犯的影响》报告。在1990年12月24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圆。．1998年7月28同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第44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开展国际合作，以求减少监狱人满为患和促进替代性刑罚》中也涉及社区服务，并在附件一《卡多马社区服务宣言》和附录《卡多马社区服务宣言行动计划》中详细介绍了社区服务的具体实施方案。这些文献均强调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成为了社区矫正发展的助推器∞。根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统计的数字，就缓刑和假释两项，2000年，加拿大适用的比例最高，达79．76％，澳大利亚为77．48％，新西兰为76．15％，法国为72．63％，美国为70．25％，韩国、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了45．90％和44．48％，世界主
要国家处于社区矫正中的罪犯已经超过了监禁人数圆。该组数据充分说明世界各国的刑罚主导思想开始由以监禁刑为主向非监禁刑为主的历史性转化，社区矫正这种刑罚执行方式逐步被世界各国所广泛使用。

⑷ 国家为什么实施社区矫正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是一项重要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方面的重要体现,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教育人、改造人的优越性。我国从2003年开始社区矫正试点,2005年扩大试点,2009年全面试行。十多年来,社区矫正工作有序推进,发展顺利,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目前,社区矫正具备了较好的工作基础,法律制度初步确立,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完善,机构队伍建设明显加强,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社区矫正法已经列入立法规划,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⑸ 社区矫正的写入刑法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有以下五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从刑事立法精神上有力地回应了国际社会行刑社会化的要求首先，从刑罚目的上看，我国现行刑法理论在刑罚适用与执行上强调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此次社区矫正明确在刑法中加以规定，从立法上明确确立了行刑社会化理念，使得社会化行刑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其次，从刑事政策来看，社区矫正的立法，也是贯彻落实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政策；这是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完善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的有益探索。最后，社区矫正写入刑法顺应了国际社会行刑社会化的潮流。1955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通过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其中第61条明确指出：”囚犯的待遇不应侧重于把他们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应注重他们继续成为组成社会的成员。”《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明确指出：”应当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及其他社区团体以及学校和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社区矫正此次写人刑法，无疑是我国在行刑社会化发展中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规定，是对联合国公约的积极回应，表明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二、确立了相辅相成的两大矫正体系自由刑在执行中的最常见形式是监禁刑。不可否认，监禁刑在预防犯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著刑法理论的不断发展和人权思想的逐渐深人，人们逐渐认识到监禁矫正有其局限性，因此刑罚种类的轻缓化、处罚的轻刑化和开放化成为刑法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形下，社区矫正随著行刑社会化的浪潮在世界各国广泛展开。如果说以自由刑取代肉体刑是刑罚执行方式的第一次飞跃，那麽，社区矫正制度又向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迈出了一大步，实现了刑罚执行方式由监禁刑向非监禁刑发展的第二次飞跃。社区矫正相对于监禁矫正来说有其巨大优越性。但这并不说明社区矫正可以取代监禁矫正。实际上，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明确规定社区矫正，必将促进两大矫正体系的进一步协作，从而在共同预防犯罪上取得重大效果。关于二者的关系，有两点：首先，社区矫正可以弥补监禁矫正的不足。监禁矫正在预防犯罪中两大无法突破的难题：其一，监狱的相对有限与罪犯的相对无限的矛盾。从长远来看，监狱的建设是有限的，而人口是不断增长的，处于人口增长中的罪犯也是逐渐增多的，监狱矫正不可能成为预防犯罪的最终选择；从短期来看，社会某一时期，国家用于监狱投入的成本是有限的，仅就经济成本而言，社区矫正的相应成本一般不超过监狱关押的20%。实施社区矫正更加节约司法资源。社会法学派认为罪犯之所以犯罪是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所决定的。社会本身即是犯罪产生的一个诱因，选择将罪犯投入社会，运用社会力量进行矫正正是”对症下药”，实现了对罪犯的社会内部消化，有效解决行刑资源有限性的难题。以矫正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为例，矫正要求工作人员具备矫正罪犯心理与行为的矫正知识、矫正技术和矫正能力，但是，国家刑事执行的专门矫正官、缓刑官和假释官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实施社区矫正，可以依托和借助社区的各种矫正资源和服务力量，有效应对犯罪，这既是社区矫正与监狱矫正的根本区别，也是社区矫正较之监狱矫正的最大优势。把罪犯放在社区进行矫正不仅可以减少监狱的人力和财力负担，而且可以减少国家对监狱的经济投人，降低监禁行刑的成本，缓解监狱矫正的压力，使监狱能够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去矫正那些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罪犯。其二，罪犯的监狱化与再社会化的矛盾。现代犯罪学研究成果表明，犯罪人之所以犯罪是由于其社会化进程未全面完成，而传统的监禁矫正，将罪犯投人监狱，使其隔离于社会之外，大大削弱了社会化的基本条件和环境，反而使得罪犯的社会化速度远远滞后于正常社会成员。不仅如此，将犯罪人囚禁于监狱中，还会使犯罪人无形中学到犯罪技术和技能，传播监狱亚文化，从而形成交叉感染。例如，有些初犯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人身危险性反而有增无减。由此看出，虽然监狱的隔离功能对于具有高度社会危险性的罪犯而言是有积极作用的，但这种隔离并不能作为预防犯罪的最终手段，因为罪犯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者外，最终仍然要回归社会。对罪犯而言，隔离的时间越长，隔离的程度越高，其再社会化的可能无疑越低，再次进人社会后犯罪的可能性更大。而社区矫正正好克服了监禁矫正的这一缺陷。社区矫正将罪犯置于社会化环境下生活，使罪犯能够最大可能地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对罪犯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引导和行为规范，促进罪犯形成健康的社会人格，实现再社会化，使罪犯最终能够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顺利回归社会，避免监禁矫正可能带来的以消极服从、自信心与进取心重度丧失为特徵的[监狱人格”、”囚犯人格”的出现。其次，监禁矫正是社区矫正的后盾和保障。社区矫正确有优点，但适用上也有局限性。这是因为将罪犯放于社区，必然需要考虑社区的安全，只有在罪犯本身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的前提下，才具有适用的可能。反之，如果将一些暴力犯罪等人身危险性较高的罪犯也放于社区，不但不能预防犯罪，反而是对犯罪的纵容。另外，为了保障社区矫正的效果，有必要建立起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之间的桥梁，比如我国刑法对缓刑、假释罪犯违反规定的重新收监执行的规定。这不仅可以促进罪犯积极改造，而且可以使得社区矫正在适用中无”后顾之忧”，大胆适用。综上所述，矫正是理念，而矫正场所、矫正内容的选择直接体现着刑罚由重到轻的适用序列，存在著一个矫正方式上逐渐过渡的转移序列。社区矫正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也不是一个孤立发挥其矫正功能的措施，矫正目标的相同性显示社区行刑与监狱行刑是相关联的统一体。建立与监禁矫正相对的社区矫正，可以为预防犯罪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从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的特点来看，监禁矫正是为罪犯关上了社会的大门，而社区矫正是给罪犯打开了社会的大门。这一关一开之间，必须考虑到矫正的系统性和延续性，使两大矫正体系之间相衔接，通过二者相辅相成的共同作用，使得行刑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刑罚效能得以增强，行刑成本得以降低。三、进一步促进了刑罚配置结构的合理化《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的适用类型，即管制、缓刑和假释。对此，有学者指出：”此次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意味著我国刑罚体系和执行制度上的重大变化，即将我国刑法中管制这种刑罚方式改成社区刑，从而以生命刑、自由刑、社区刑重构我国刑罚体系的主体部分；此外，以缓刑、假释作为连接社区刑与自由刑、生命刑的通道。”（刘宪权：2010年11月9日《检察日报》）我国传统刑罚体系中并不存在社区刑，而此次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是否可以认为创立了社区刑，并且使得社区刑成为与生命刑和自由刑并列的刑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但社区矫正的引入的确促进了我国刑罚结构的合理化。以管制刑为例，管制作为非监禁刑罚，在司法实践中，其积极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其规定虽然广泛（挂有管制的罪名约占罪名总数的1/4），但适用率却极低。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字来看，2003年全国法院给予刑事处罚的共计730,355人，其中判处管制的有11,508人，占1.58%;2004年全国法院给予刑事处罚的共计752,241人，其中判处管制的有12,553人，占1.67%; 2005年全国法院给予刑事处罚的共计829,238人，其中判处管制的有14,604人，占1.76%。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管制作为一种刑种本身不合理，而主要在于彰显管制刑本身的行刑内容出现了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39条的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仅有五项义务，而这五项义务都是将罪犯作为消极的客体来看待。作为一种限制自由的刑罚执行方式，简单的五项义务的规定与严厉的监狱监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难以有效体现管制的惩罚性，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缓刑和假释的考察监督义务也同样存在落实不力的问题，甚至许多人误认为被告人被判处管制、缓刑就”没事了”。而实际上，对缓刑犯的考察，既是正确执行缓刑制度的重要一环，也是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一方面。”监督””考察”的缺失，使得刑罚的”可感性”降低，难以对罪犯造成应有的心理压力和必要的行为约束。以上这些问题最终导致管制、缓刑、假释成为司法机关不太愿意采取的刑罚手段，对于既可判处监禁刑又可判处管制刑的犯罪，一般都判处监禁刑，以致造成了罪刑结构的失衡。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管制、缓刑、假释在矫正犯罪人和降低我国刑罚严厉性方面的积极作用，必须在立法上对其内容加以完善。此次《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对管制、缓刑和假释适用社区矫正，就使得非监禁刑罚执行具备了实质内容，管制、缓刑、假释的适用效果也必将得到改善。从近几年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成果来看，”缓刑没事”的局面已经逐渐有所改观。社区矫正的立法化，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刑罚结构的合理化，给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挥提供更大的空间，将促使非监禁刑罚执行考察落到实处，真正发挥管制、缓刑、假释的作用，使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非监禁刑罚执行中切实得到体现。四、督促社区矫正配套立法的尽快出台在开展社区矫正的国家，一般而言，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执行的刑罚种类、刑罚适用和执行制度，以及各种社区矫正措施适用的程序、步骤及刑事执行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2003年社区矫正试点开展至今，在制度规范层面，仅有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4年5月司法部制定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2005年1月[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和2009年9月”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地方试点工作中则建立了规范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制度、相关部门之间衔接配合的制度、社区矫正工作基本流程以及部门内部日常管理制度等。诚然，这些都为社区矫正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为社区矫正的立法化及深入开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我国社区矫正之所以迟迟未予正式立法，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国外社区矫正的实际情况并没有统一的说法，如美国的社区矫正，虽然从有关规定来看，社区矫正是作为一种刑罚，但在实践中则更多的体现为一种非监禁执行方式。社区矫正的性质不仅是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而且也包括了各种非监禁措施的落实及矫正项目的实施。而英国社区矫正是作为独立的刑种，包含了一系列社区矫正令。日本的社区矫正是作为保安处分，主要是缓刑、假释和假释人员的安置帮教，缓刑、假释期间的监管、矫正与保护活动。其二，受国外立法复杂多样的影响，国内学说纷纭。如”刑事执法活动说”，”非监禁式的行刑方式和处遇措施说”，”罪犯处遇新趋势说”，”行刑、矫正和福利性质说”，”保安处分及刑事政策说”，如此等等。理论研究上的众说纷纭，使得社区矫正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未能明晰，立法基础不太牢固。因此我国在社区矫正的引入中并没有草率先予立法，而是采取”先实践后立法”的方针，根据实践中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来进行立法，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实践”的原理。根据7年来社区矫正在全国试行的具体情况，社区矫正作为管制、缓刑、假释等的执行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罪犯的重新犯罪率，帮助罪犯复归社会，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至此，社区矫正作为管制、缓刑、假释执行措施的地位已经可以明确。所以，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是对社区矫正性质的肯定，必将推动社区矫正相关制度如具体项目设置以及社区矫正队伍建设等的配套立法完善。以社区矫正的内容为例，根据”两院两部”2009年9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其中涉及社区矫正内容的规定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第一，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第二，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第三，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帮困扶助。以上三方面虽然对社区矫正的内容提出了要求，但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性规范，并不能表明社区矫正已经具备了具体明确的内容。因为无论是教育矫正，还是监督管理、帮困扶助都并非社区矫正的”专有性”内容，监禁矫正同样存在教育矫正和帮困扶助的要求，所以从内容上来看，除了执行场所的变更，关键在于内容上如何利用社区的力量。以如何利用社区力量为基础，对社区矫正的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为”严”，一为”宽”。对于从”宽”，从开设学校教育等帮助性项目角度来讲，社区矫正应当是开放的体系，具体的立法完全可以由其他行政法予以补充。但是从”严”，因其可能涉及”人身权利”的限制，社区矫正的项目还有待刑事立法的确认。例如，目前司法实践中普遍针对社区服刑人员组织公益劳动，但立法却没有类似的规定，因此劳动如何与矫正相结合，还需要进一步通过立法来明确。总之，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确立社区矫正的刑法地位，社区矫正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才有可能紧锣密鼓地跟上。而刑法的规定，也必然需要配套措施的侭快出台予以配合。所以，继刑法规定社区矫正制度之后，一部系统的《社区矫正法》势必令人引颈期待。五、促进了行刑权的统一《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公安机关作为管制执行以及缓刑考察、假释监督主体的规定，从立法的实然来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尚处于”空白”状态。对该问题的解决需要结合我国社区矫正的特殊背景来解释。这根源于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出现”双重主体”的现实，这一现象引发了实践中的许多现实问题，多为学者所诟病。立法者此处的修改之意应是对双重主体的模式给予了否定，但是具体由哪一主体来执行，目前理论上存在三种观点：由公安机关执行，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抑或建立一个全新的机构。公安机关作为国家公共安全的管理和保卫机关，任务繁重，再把社区矫正交其执行，实在困难很大。加之，从促进罪犯与社区联系的角度来看，公安机关的侦查性质决定了公安机关与犯罪人之间存在尖锐的情绪对立和矛盾冲突，罪犯会因为侦查人员的侦查、拘留、逮捕行为产生强烈的排斥感，这说明不太适宜由公安机关执行社区矫正。根据对行刑权统一的研究，学者们多赞同统一由司法行政部门执行。也就是说，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理由是：首先，从理论研究来看，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符合理论研究的结论。长期以来，在对刑事司法职能分配方面，已经达成这样的理论共识：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和执行权应当分别由公安、检察、审判和司法行政机关行使。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符合理论共识。其次，从实务状况来看，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矫正也符合中国现实情况。从我国司法行政机关职能职责的现状来看，我国司法行政机关本身具备刑罚执行职能，具有管理、矫正罪犯的资源和经验，可以满足矫正的“技术性”“专业性”的要求，无需从零做起、另起炉灶。另外，对于缓刑犯、假释犯而言，社区矫正面临著与监禁矫正链接的问题，两大矫正系统的统一有利于对服刑人员不间断的可持续的教育改造，能取得较好的矫正效益，体现系统的整体功效。基于此，世界各国行刑权都已逐渐走向统一。因此，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执行权力，将监狱行刑工作与社区矫正工作整合于一个统一的权力系统之中，有利于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结和互动，取得行刑效益最大化，也与笔者在前面所提到的确立两大矫正体系的观点相呼应。当然，司法行政机关在实行社区矫正时，也需要得到公、检、法等机关的配合，这是自不待言的。

⑹ 社区矫正法的立法目的是

社区矫正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推进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保障刑事判决、刑事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正确执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
《社区矫正法》第一条，为了推进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保障刑事判决、刑事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正确执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⑺ 关于社区矫正立法，国家有立法动向么

今年司法部的主要工作是推动立法.
目前草案已经出来,调研已经结束.
关于立法动向一说,是肯定的.
至于什么时候完成立法,这个还没消息

⑻ 社区矫正立法卡在哪

第一，各个省市的社区矫正工作模式不同，有的地方专门引入社工组织参与社区矫正，有的地方选派司法警察参与社区矫正。司法部需要充分调研，权衡哪种模式最符合当前国情。第二，立法是严肃的，不能朝令夕改，草案需要向公安部、高法、高检等相关部门广泛征求意见。第三，全国人大常委每年的立法任务是有安排的，进入全国人大常委的立法审议需要排队。

⑼ 社区矫正没立法那来的社区矫正警察支队

首先，社区矫正这个东西刚刚引入我国，刚刚写入刑法，经验不足，而且国外的社区矫正也没有统一的立法规范，由于国情不同，贸然模仿外国的法律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矫正警察支队的设立只是作为一种试点，只在部分地区设立。等到积累到一定经验以后，相应的设施、制度都会完善。

⑽ 相对于西方，中国真正实现社区矫正的难点有哪些

相对于西方，中国真正实现社区矫正的难点有：
一、被矫正者没有良好的态度。
二、国家法律法规还不健全。
三、没有良好的监督机制。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简单地说，就是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区中执行刑罚。国外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中国的“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