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社会立法的认识

『壹』 你对英国和德国君主立宪制看法

自1689年《权利法案》颁布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就开始确立下来，这是一场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封建宫廷王朝形式得以保存的革命，毕竟那时候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那么久。我觉得那种制度在英国挺好的，留下的各种传统仪式也是旅游观光的一大看点。

『贰』 概述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作用

特点：第一、英国实行议会民主制，体现“议会至上”的原则。议会至上，即立法权在三权中居于核心地位。
第二、实行内阁制，作为“议会至上”原则在行政权与立法权关系上的制度体现。即国家的权力体系以内阁为核心，内阁拥有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
第三、英王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性职位，并无真正的实权。在英国政治制度中，国王作为国家元首均为世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象征性、礼仪性意义，是在特殊情况下介入政党间的权力调解。
第四、英国政党的组织体系相对比较严密，但右翼党比左翼党要松散。政党无论是作为群众党还是精英党，大都有一个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

作用：结束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使得英国走上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晋中之窗历史的一大进步。不仅对巩固资产阶级在英国的统治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建立新的制度，也有着巨大影响。

『叁』 英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具有哪些特点

英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有如下特点:
(一) 立法理念经历了单纯追求社会稳定到赋予公民权利的转变
英国传统的社会保障立法是迫于社会压力，1601 年的《济贫法》规定，政府为那些有能力劳动的人建立“贫民习艺所”，强迫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834 年修正后的《济贫法》
明确宣布“不得使接受救济者的境遇在实际上或者表面上由于最底层的独力劳动者”。
一些人认为，这实际上是“向世界宣告在英国，贫困是一种犯罪。”
随着社会的发展，19 世纪末，人们对贫困与社会风险的认识有了根本转变，贫困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犯罪，不应完全由个人承担，而是一种不幸，这种不幸很大程度上是财富分配不公正的结果，社会风险是工业社会的必然现象，必须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予以调整，因此，应赋予每个公民社会保障权。《国民保险法》、《国民救助法》的颁布就意味着社会保障已经成为一种公民权利。
因此，可以这样说，从传统的社会救济法到现代社会保障法是一种立法理念上的巨大飞跃。

( 二) 英国社会保障强调国家责任
英国 1946 年的《国民保险法》规定了公民可以享有的失业、生育、死亡、孤寡、退休等方面的保障权利和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 1948 年《国民救助法》的实施则确立了国家全面承担起社会救助的责任。自此，英国社会保障的国家责任包括立法责任、财政责任、实施责任和管理监督责任等，成为英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在住房福利方面，政府承担了支出或者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提供支持的责任，这两种形式都体现了政府直接承担责任。为了确保国家责任的切实履行，英国设立了社会保障部，统一管理社会保障事宜。

( 三) 英国社会保障的普适主义
社会保障的普适主义，即人人都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应有的公平性。
英国的社会保障是全民保障，其范围包括所有英国国民。每一个英国公民从出生时就有一个社会保障号码，当收入达到法律规定水平的时，就应交纳国民保险费，凡英国公民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也不论贫富贵贱，均可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权益，甚至居住在英国的外国人也可在缴纳国民保险费后，享受某些社会保障的权益。

英国社会保障还具有全面性。英国的社会保障项目完善，被誉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当然，英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高水平、广覆盖也加重了政府负担、使社会保障缺乏效率，这也是英国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的动因之一。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肆』 试述英美法中的法治精神，利用外国法制史的知识

在中世纪之后,西方国家开始进入近代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过去曾经被半遮半掩地加以讨论的问题,这时已公开化。先从政治思想家对于法治问题的认识谈起。

首先是英国的洛克,因为他对于确定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法律思想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洛克的法治主张包括个别要求和一般原则两个方面。就个别要求而言,洛克在《政府论》中强烈主张国家的最高权力机———立法机关“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进行统治。”而所谓一般原则是指:“无论国家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者应该以正式的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和未定的决议来进行统治。” 除主张权力必须根据法律来行使之外,洛克还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说:“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 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主要讨论了什么是政府权力以及它的限制等问题。在当时,英国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权力分立的特点,它与其说是权力分立,不如说是不同权力的并存,而且还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并存。洛克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把这种混乱的、多种权力并存的政治现实概括为权力分立,从而使它获得了理论上的合理性。

在洛克之后,法国的孟德斯鸠也曾经研究过法治问题。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孟德斯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法学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了丰富的法律知识,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可以说是最博学的法学家,而且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法理学观念。事实上,他不仅提出了最广泛的法律定义：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法律的方式,即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理解法律。孟德斯鸠在分权制衡理论方面论述较为系统,且影响较大。首先,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是法律的重要精神之一,法律应可能地体现自由和保障自由。他在《论法的精神》中着重阐述了自由与法律的关系,并说明它已在英国的法律中建立起来了。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或是政治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那么,如何才能取得政治自由呢? 为此,他讨论了法律自由的关系,认为自由分为两种,一是哲学上的自由,二是政治上自由。他根据自己在英国的观察发现,政治自由不是人们追求道德的结果,而是精心组织的政治制度的产物。第二,与一些抽象论述自由价值的理论不同,他意识到了自由与政治体制密切关联。他精辟指出,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第三,在他看来,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因为权力不受约束是可怕的,而法律的约束与人民的约束都远没有权力之间的约束来得更直接和更有效。第四,要保障政治自由,就必须实行三权分立,各司其职,任何一个机关都不能绝对凌驾于其他机关之上,独断专行,从而达致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

继孟德斯鸠之后的法国另一位著名思想家是卢梭。卢梭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时代的其它思想家,但是,也有相同之处,即他也是明确主张法治的,并且把是否实行法治作为共和政体的惟一标志。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就表示:“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都称之为共和国。” 卢梭的法治思想大致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立法和守法。就立法而言,卢梭特别强调法律自身的记录,它以“自由和平等”为自己的两大主要目标。就守法而言,在卢梭看来,遵守法律不是什么耻辱,而是公民的骄傲。他主张,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束缚,而且这种束缚不仅仅是严厉的纯粹的限制,它还是温和而有益的约束,有益于人们追求善业。卢梭心目中所向往的是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因而他极力反对分权主张,认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分权则是对主权生命有机体的肢解。

在16 世纪至18 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在探索具有正当性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提出了法治思想,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法治的概念及其要素予以明确界定。自19 世纪中后期,才有学者开始系统论述法治的概念、原则、要素。他们所论述的法治,主要是民主形式法治。实践中,这种法治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成为主导的型式。

在19 世纪后期,英国法学家戴雪结合本国的宪政和法治实践,提出了法治三原则。它们是:“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合法方式所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或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论地位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审判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以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与前人相比,他的认识似乎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他的法治观念完全是对英国当时法律的理论抽象。第二,他不再把法治看作是理想,而是当作事实,并视其为英格兰政治制度的特点。第三,他的法治观念主要包括个人与法律的关系。第四,英国宪法的原则来自于具体案件的司法判决,从而突出英国法律的特点是法官造法。戴雪的法治观念是从观念向制度转移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戴雪的法治观念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的法治观念仅仅基于英国的经验,不具有普遍性;其次,他虽然强调法律至上,但并没有考虑到“恶法”之治的可能性;最后,他所要保护自由仍然是消极自由;他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仍然是一种掩盖实际不平等的形式平等。

与戴雪同时期的德国学者们也对法治问题思考,经过几代人的长期努力,他们为世界贡献了“法治国” ——英语“法治”一词的德语表述。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康德为法治国概念的产生准备了基础。在康德的政治思想中有三个要点: (1)国家与法律是密切联系有一起的。(2)国家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关键在于它们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3) 国家与关系的核心是国家必须依法管理,国家的统治者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力。在康德之后,德国思想家洪堡也曾经论述过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他坚持认为国家的目的不是积极地为公民的幸福创造条件,相反,国家的目的是消除罪恶。由于这两个思想家在理论上重新安排了国家权力、法律与自由之间关系,从而为后来法治观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伍』 针对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问题, 19世纪的英国进行了哪些社会立法

在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下,受变化的自由主义的影响,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对政治、经济、社会、司法制度实行积极的干预政策,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进行了议会选举法改革。通过1832年和1867年两次议会选举法的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争得了选举权,资产阶级逐渐控制了议会议席,议会里土地贵族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这样工业资产阶级和大商人就能通过自己在议会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法律。为了保护工人的人身权利,从19世纪30年代起,议会就开始通过一系列社会立法。1834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推动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济贫法》。几次颁布《工厂法》,严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9小时; 1847年通过了(成年男工) 10小时工作日法案;通过一个《煤矿法》,规定了井下作业应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这些法案旨在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对劳动争议的处理, 1896年议会通过的《调解法》规定,由政府成立调解委员会,负责处理各地委员会不能处理的劳动争议问题。这些都反映了无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利益和要求。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不断制定社会立法,进一步加强国家干预的力度。

『陆』 英国是不是法治社会

英国当然是法治国家。
政体
英国政体为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国王是国家元首、最高司法长官、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领袖”，形式上有权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级法官、军官、各属地的总督、外交官、主教及英国圣公会高级神职人员等，并有召集、停止、解散议会，批准法律，宣战和等权力，但实权在内阁。议会是最高司法和立法机构，由国王、上院和下院组成。
宪法
英国宪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文件，由成文法、习惯法、惯例组成。主要有大宪章（1215年）、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议会法（1911年、1949年）以及历次修改的选举法、市自治法、郡议会法等。政体为君主立宪制。君主是国家元首、最高司法长官、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英国国教圣公会的“最高领袖”，形式上有权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级法官、军官、各属地的总督、外交官、主教及英国圣公会的高级神职人员等，并有召集、停止和解散议会、批准法律、宣战媾和等权力，但实权在内阁。苏格兰有自己独立的法律体系。
司法
英国法官一律采用任命制。大法官、法官上院议员、上诉法院法官由首相推荐，英王任命。英国没有司法部，大法官拥有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权。法官必须是“法律协会”的出庭律师，并有一定年限的司法实践。法官一经任命，非经本人同意，一般不能被免职。最高法院法官则为终身职。地方法院法官72岁以后才可以退休。法官待遇优厚。

『柒』 如何认识英国君主立宪制

摘要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英国“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大约在13世纪中期，贵族在同英王亨利三世的斗争中获胜，成立议会。13世纪末以后，议会经常召开，议员由贵族、市民和骑士组成，由于各个阶层的利益不同，常常不在一起开会，14世纪以后，议会逐渐分成上下两院。此后，下院的权力不断扩大，15世纪末，下院已经有提出财政议案和法律议案的权力。但是，这一时期议会仍然是封建性质的等级代议机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议会成为资产阶级同代表封建势力的斯图亚特王朝斗争的政治中心。光荣革命以后，议会相继通过《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从法律上确认“议会主权”原则，进一步限制王权。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擅自批准法律、废除法律或中止法律的实施；并规定，国王必须信奉英国国教，天主教徒或同天主教徒结婚者不得继承王位。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初步确立。在这种政体下：
1.国王（女王）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
国王（女王）必须根据国会意愿行使行政权力。国王（女王）名义上是国家元首、联合王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英国国教的世袭领袖。就法律地位而言，国王（女王）可以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级法官和各属地的总督，召集、停止和解散议会，批准和公布法律等。实际上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与封建专制制度下拥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君主相比，立宪君主只能是依法而治的君主。其存在主要作为国家的象征。在对外交往中代表英国；英王（女王）是英国国家的人格化，提供了国民效忠的对象，成为民族团结的纽带和国家统一的象征；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英王（女王）具有被咨询权、支持权和敬告权；英王（女王）作为英联邦首脑，还起着维系英联邦纽带的作用。
2.议会成为国家权力中心。
议会拥有立法权、财政权和对行政的监督权。表面上，议会通过的法案要经过国王批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形式。18世纪以来，英王从来没有否决过议会通过的法案。
3. 国王必须信奉英国国教（即是新教徒），天主教徒或同天主教徒结婚者不得继承王位。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立宪君主制优于专制君主制，但共和制又优于立宪君主制，英国保留君主制实行君主立宪制是封建残余浓厚的表现——但现在有很多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比如历史学家刘宗绪、刘祚昌、唐德刚等都反对简单地把君主制与封建残余等同，认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君主立宪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能更大。
比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大大削弱了国王的权力，议会及政府逐步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权力，结束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使得英国走上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不仅对巩固资产阶级在英国的统治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建立新的制度，也有着巨大影响。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对传统的君主制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应该从人文的角度重新定位君主制中君主在国民中的精神领袖作用，摈弃封建残余的不当说法。

『捌』 英国代议制的确立对英国社会发展带来了哪些积极影响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特点是：以议会内阁制为核心；责任内阁制为在下院大选中获胜的多数党领袖首相负责组成，责任内阁制对议会和首相负责；首相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内阁控制下院等。内阁掌握实权，国王统而不治，虽是国家元首，但只是象征，没有实权只在对外交往代表英国，成为民族团结的纽带和国家统一的象征，起到维系英联邦的作用。\r\n资产阶级代议制以选举和议会立法为主要特征，使欧洲启蒙运动的民主思想有理论付诸于实践，从政治体制上对君主专制予以否定和替代，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大厦的顶梁支柱；调节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护稳定了统治秩序；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资产阶级代议制扩展到亚洲，产生了广泛影响；其维护的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在欧美部分国家尚未成熟。参考资料：

『玖』 英国法上的拟制对法律发展的作用

对于一般主体参与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的，只要没有这种拟制规定，就不得认定为共犯，如果说该款只是注意规定，则意味着一般主体参与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时，根据总则规定原本构成共同犯罪;所以，不管分则条文中有无这一注意规定，对一般主体参与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的，均应认定为共犯。
对于法律中的拟制，反对者认为“拟制便如瘟疫一般”，“在英国法中，它像梅毒一样渗入到每一条血管当中，使得法律原则系统的每一部分都变得腐烂”，“其又如交易中的诈骗”……但梅因在其所著的《古代法》一书中，却以完整的一章论述了“法律拟制”的问题，梅因认为，这一用语“是要以表示掩盖、或目的在掩盖一条法律规定已经发生变化这事实的任何假定（Assumption），其时法律的文字并没有被改变，但其运用则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他看来，“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s）、“衡平”（Equity）、和“立法”（Legislation）起到了“法律”（Law）和社会协调媒介的作用。“能满足并不十分缺乏的改进的愿望，而同时又可以不触犯当时始终存在的、对于变更的迷信般的嫌恶。在社会进步到了一定阶段时，它们是克服法律严格性最有价值的权益办法。”甚至“英国的‘判例法’（Case—law）和罗马的‘法律解答’（Responsa Prudentium）都是以拟制为其基础的。”通过以上梅因等人的理解可以得知，以往所谓的“拟制”或者“法律拟制”不论是一种司法程序中的扩张还是与“立法”、“衡平”相平行的存在，均更多的是被运用到司法的过程当中，是一种司法过程中的创造，而在这一理解层面上，往往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拟制）有它们的时代，但是它们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们现在已不值得要去用法律拟制这样一种粗糙的方式以求达到一个公认为有益的目的”

不过在现代意义上，我们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使用“法律拟制”这个词。法律拟制在最原初的内涵上便是一种明知但同时又被认可的“以假为真”，概括而言，法律拟制在本质上是指“通过虚构事实以达到某种法律目的的司法措施或决断性证明方法”因为该种论断至今为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在更为确切的理解上，我们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律拟制”的涉猎范围已经超越了司法、程序的领域，进入了更为实体的范畴，比如对于权力能力、责任能力、行为能力的拟制，对于主体身份的拟制，对于刑法中罪数、罪行、罪名的拟制……。可以说，法律中充斥着“拟制”这种“以假为真”现象的存在。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所做的定义，拟制或者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是指“一种假设（assumption），通过改变一项法律规则的运用，对不真实的甚至可能不真实的情况，法律上假定为真实的，即为了间接实现某种其他的目标而转移一项法律规则或者制度的原初目的”，也就是将某种虚构的事物在法律层面上看作真实的，因此是不可反驳和置疑的一项法律规则。学说理论上也通常认为，法律上的拟制主要是：“有意地将明知为不同者，等同视之。……法律拟制的目标通常在于：将针对一构成要件（T1）所做的规定，适用于另一构成要件（T2）……因为法律并不在于陈述事实，其毋宁包含适用规定，因此，立法者并非主张，T2事实上与T1相同，或事实上为T1的一种事例，毋宁乃是规定，对于T2应赋予与T1相同的法律效果。”因此，法律的拟制便是将某些事实（T2）归结于原本应该属于另一部分差异事实（T1）所适用的大前提中，最终赋予T2与T1以相同的法律效果。简而言之，法律拟制便是“基于一定的法律措施，将性质相异者看做同一事物并赋予其相同的法律效果”⑷且不允许反驳的法律方式。
法律拟制在形式上的表象便是“有意地将明知为不同者，等同视之”，而这种表象从根本上说是基于“法律乃是一种规范”的原因。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并不一致，前者具有明显的规范性质，而“作为规范性的事实，法效果借助法条的效力可发生于任何事例，至于借此想追求的实际结果则取决于诸多因素”，所以对于拟制性规范，我们“不能探讨这种语句的真假，只能研究其是否有效，是否为现行有效之法秩序的构成部分”。而当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在法律规范有效性这一前提下发生偏移时，拟制性规范则必然广泛存在于包括刑法在内的所有部门法的规范当中，在法条的用语上，包括刑法在内的诸多部门法对于法律拟制的表达用语多为“视为……”、“看作……”、“依照……”、“以……论”等，法律中永远充斥着基于一定目的的“以假为真”，即便如此，“法律拟制”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尤其是在刑法学的理论内部，“刑法中的拟制”这一概念在刑法理论中没有出现过，甚至也无法称得上是一个既定的专业术语，所出现过的只是与“刑法的提示性规定”相对应的“刑法的拟制性规定”。一般而言，“刑法的拟制性规定”主要是指刑法分则中对于某些罪行“有意将明知为不同者等同视之”，而在分则之外是否存在拟制则少有人研究。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将“有意地将明知为不同者等同视之”作为衡量“拟制”与否的形式标准时，刑法中的拟制并不仅仅局限于“刑法中的拟制性规定”当中，对于分则中某种罪行的拟制固然是一种刑法中的拟制，但没有理由将总则中的“以假为真”的规定排除于刑法中的拟制范畴之外，甚至在刑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的内部，我们也可以找出拟制的存在。更进一步而言，作为一种“以假为真”的法学方法，刑法中的拟制本身便是贯穿于刑法实务与理论中的一种法现象，刑法中的拟制便是一种刑事立法、司法上的“以假为真”。在刑法学的理论中，因为承认了“刑法的拟制性规定”的存在，认为拟制是一种“非有意欺骗性的虚假陈述”（false statements not intended to deceive），即在明知构成要件T2与构成要件T1不相同的前提下，赋予T2以T1的法律效果，而非T2本身所能产生的法律效果，进而认为“以T2为T1”并非不可，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刑法中的拟制”仅仅存在于“刑法的拟制性规定”当中，仅仅是一种分则罪行的拟制，而应当把眼光放诸于拟制所代表的内涵本身，再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刑法中所存在的拟制现象。
现在对于拟制概念的界定已与古罗马法中的概念不同，但我也很难接受梅因等人对于法律拟制所作的理解，在我看来，梅因对于拟制的理解过于原始。尤其当我们提到立法拟制时，拟制便不是与立法平行的概念，而是一个偏正的短语，这与梅因等人的理解完全不同。但不论事实上的变更如何，法律拟制均有这样一个不变的核心内涵，即不可反驳的假设（irrefutable presumptions）或不可反驳的虚构（irrefutable fictions），并且因为这种不可反驳性而忽视两者形式上的差异。所以，“法律拟制”应该被认为便是法定的拟制（gesetaliche Fiktion），即是指以期待取得预期的法律后果，法律有意识地将两个不同的事实构成等同。而所谓“刑法中的拟制”，则可以被认为是在现行有效的法秩序框架下，刑法中所出现的“有意将明知为不同者等同视之”的现象，或者主要是一种法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概念，也可以简单地认为是在刑法中所运用的以有意识地将两个事实构成不同的对象等同视之且不允许反驳的法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