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立法的案件

Ⅰ 督促程序的立法问题

为减轻当事人讼累，提高法院审判效率，简化诉讼程序，加快诉讼进程，是世界各国都在研究的课题。完善以简便、快捷为特色的督促程序，符合诉讼制度改革的方向。督促程序是为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特定案件所设置的程序，符合不同案件适用不同程序的要求，契合简化诉讼程序，迅速审理案件，以保障程序公正与效率的司法改革潮流，故在中国，督促程序应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由于中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对督促程序的规定尚不完善（尽管正在逐步完善之中），造成司法实践中不便于适用，影响了影响了督促程序优越性的发挥。因此，应结合司法实践，探索督促程序立法的完善，以发挥督促程序的独特作用。
应明确确立法院的有限审查制度
督促程序不需开庭审理，只需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和书面证据材料，也即仅仅是一种书面审理活动。因此，人民法院的审查在督促程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民事诉讼法》督促程序一章中，仅有的四条规定极为原则，有关人民法院的审查仅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中有所规定，但法院的审查是否就局限于此，还是应当包括更多方面的审查？各地人民法院对此的认识和理解难免有出入，特别是对债权人之申请与债务人之异议能否进行审查、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认识不一致，故导致适用中发出支付令的范围与终结督促程序的条件也不一致。鉴于司法实践中的理解不同，应结合督促程序的特点，确立法院对支付令的审查制度，即明确支付令发出前人民法院应进行形式审查和有限的实质审查，同时赋予人民法院对债务人所提出异议的有限审查权，以提高支付令的正确率和生效率。为何要确立法院的有限审查制度，人们应当从督促程序的法理精神和内在规定性上来理解，应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深层次的意义来理解。首先，在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人民法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每一程序步骤的实施都离不开法院的审查活动；其次，仅进行书面审理的督促程序，法院的审查应该既有形式的审查，也有实质的审查。法院不能对债权人的申请和债务人的异议进行任何审查，这种看法与做法是绝对和片面的。确立法院对支付令的审查制度，有助于规范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作法。
法院的审查是必要的，那么法院的审查应该是什么样的审查？按中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人民法院对支付令申请处理分为受理前与受理后两个阶段，人民法院对这两个阶段均应进行审查。从外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一般都不要求对支付令申请进行实质审查。但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88条及随后条款所规定的不通过法庭审查而能够得到被执行的判决的即决程序（即督促程序）规定，法院须审查该申请是否符合即决程序的条件，而且只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审查实质问题：权利要求必须非常清楚，以区别于其他权利要求，债务存在可能性大，它不应当是显然没有理由的。中国基层人民法院对债权人的申请，受理前的审查是形式审查，受理后的审查是有限的实质性审查。前者主要审查申请手续是否完备，申请书是否明确，申请人有无当事人资格或诉讼行为能力，有无证据，是否属于本院管辖，是否属于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的请求，债权人是否负有对待给付义务、支付令能否送达债务人等。后者主要审查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明确，请求是否合法。
人民法院应否对债务人提出的支付令异议进行审查，以及应当进行什么样的审查，理论上、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在实践中，有个别法院或一些审判人员认为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1条规定的以缺乏清偿能力为内容的债务人异议不影响支付令效力外，对债务人提出异议的均不予审查，而应一律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有些法院则就债务人的异议进行是否依法提出的审查。而司法实践中，鉴于存在较多债务人滥用异议权，导致督促程序终结，债权人无法通过督促程序迅速获得执行依据的现象，审判人员强烈要求赋予法院对债务人异议的实质审查权，以遏制异议滥用的现象。如果人民法院一收到书面异议就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未免太机械，易使督促程序失去应有的意义；而不进行审查，也无法确定是否“对债务本身没有异议，只是对清偿能力、清偿期限、清偿方式提出不同意见”。因此，规定人民法院对债务人提出的异议加以审查，与督促程序的性质、特点并不矛盾。但这种审查不应是全面的实质性审查，而是有限的审查，审查内容主要是债务人的异议是否为合法异议，是否针对债务本身提出。此外，为遏制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的现象，还应审查债务人的异议是否附具理由，但不应审查理由是否成立，否则，与督促程序的特点不符。
督促程序 尽管中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人民法院发出支付令的要件进行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对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等的理解不同，使支付令的受理范围较为混乱，各地把握的可申请支付令的案件范围宽窄不一，有些法院仅受理要求给付因借贷产生的债权请求，甚至仅仅受理因公民之间的民间债务关系而要求给付的支付令申请；有些法院受理“债”的分类范围下的借贷、买卖、加工承揽等关系中有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请求的支付令申请，有些法院则不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只要已转为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请求，其他条件又具备的，就予以受理。由于在执行中理解不一，有人认为有些法院随意扩大了适用督促程序的案件范围，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对适用督促程序案件的范围规定过宽，“导致一些基层法院对借款合同、购销合同纠纷案件等都适用了督促程序”。其实，借款合同纠纷案正是适用督促程序的典型案件类型；购销合同纠纷案中，如果一方给付了货物，另一方未给付货款，应收货款的一方在货款明确的情况下亦可作为债权人选择适用督促程序，要求法院督促已收货而未付款的另一方清偿货款（如果其他条件也符合）。这些都说明，现有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支付令适用范围的规定确实不够具体、明确，且已引起了适用上的混乱。因此，有必要在中国《民事诉讼法》或相关司法解释中，进一步规范支付令的适用范围，明确界定适用督促程序的债务案件的范畴，界定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与督促程序案件的适用标准，从源头上解决适用督促程序案件范围混乱的问题。
完善对无法送达债务人的支付令的处理规定
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是申请支付令的条件之一，但实践中无法送达屡见不鲜。基于法律无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无法送达的支付令的不同处理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颁布施行的《适用督促程序若干规定》第六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发出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内无法送达债务人，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这一规定，改变了对无法送达的支付令无法律或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如何处理的现状，对司法实践中以付令的处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但对于无法送达债务人的支付令的处理，仍需结合司法实践，借鉴外国民事诉讼立法的有关经验予以进一步完善。
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支付令无法送达债务人的处理都有规定。如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411条规定：“附有支付的裁定书，如在其作出之后6个月内未予送达，即失去效力”。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388条第3款规定：“由于债权人所提供的场所没有债务人的住所、居所、营业所或事务所或者就职场所而不能送达督促支付时，法院书记官应当将该情况通知债权人。在此种情况下，债权人在收到通知之日起2个月的不变期间之内，不再提出申请过的场所以外的应送达的场所申请时，视为已经撤销督促支付的申请”。从上述有关支付令无法送达于债务人时的处理规定看，中国有关司法解释中三十日的期限是较短的，但更符合督促程序快速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债权人在法院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后，可以选择实现其债权的其他方式。但法、日民事诉讼法中对开始计算无法送达的时间则是明确的：“作出支付令之日起”、“债权人收到通知之日起”。中国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发出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内”，仅从字面上看似乎是明确的，但从实践作法上看，则不够明确：发出支付令是指法院制作签发，还是到债务人住所地发出？如按照中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的规定，发出支付令之日应指到债务人住所地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此外，日本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也值得人们借鉴，即应将支付令不能送达债务人的情况通知债权人，由债权人积极寻找债务人或提供新的住所。如果债权人申请支付令后，支付令是否已送达，债权人不清楚，反而得知已裁定终结督促程序，债权人将很有意见。实践中，许多法院也是将无法送达的情况告知债权人，由债权人另行提供线索。
结合司法实践的经验与作法，应规定经过一定的次数仍不能送达的，才能裁定终结督促程序。这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活跃，人员流动性大，一时送达不到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债务人下落不明，而是未时时在其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送达支付令到债务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时，其住所地虽有其他人，但债务人或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收件的人不在，又没有符合条件的代收人。因而支付令一时无法送达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一时无法送达不等于此后也无法送达，当然，象上述情况经数次送达均无法直接找到债务人本人或有权签收的人，也应视为无法送达，否则浪费了司法资源也达不到迅速保护债权的目的。因此，无法送达也应有个量化的标准。
因此，关于对支付令无法送达债务人时的处理，今后的相关立法中可规定：从人民法院第一次到债务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送达支付令之日起三十日内，经通知债权人另行提供送达场所，并经二次以上送达仍无法送达债务人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
督促程序
应对债务人滥用异议权予以适当限制
债务人对异议权的滥用是当前影响支付令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故在司法实践中，债权人及审判人员大多希望能对债务人的异议权予以合理限制。因为一些被申请人为了拖延其对债务的履行，往往对支付令故意提出一些形式上合法，而实质上并不存在的所谓异议即滥用异议权。一些申请人则因为这个原因，往往放弃选择督促程序解决债务纠纷，这种现象使得督促程序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债务人的异议权应予肯定，对其异议权不应予以限制。但对司法实践中债务人滥用异议权较多的事实也不能忽视。所以，应在不违反督促程序的性质、特点的情况下，在立法上对债务人滥用异议权之行为予以适当限制，才能既及时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又切实保护债务人依法行使异议权，从而充分体现诉讼经济与效率原则。由此出发，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限制：
1、对异议进行必要审查。此处所谓之必要审查，是指对提出异议的主体、期限、内容、形式等进行审查。除了应确立法院的审查制度外，对滥用异议权的限制方面，应规定债务人提出异议应附上理由，债务人应针对支付令的请求内容，逐一明确提出具体异议，说明是全部还是部分异议，或是其他方面的异议。由人民法院对债务人之书面异议进行程序性审查，应看是否依法提出，是否附有理由，但不要审查理由是否成立，不对债务事实和责任的承担进行审查。附有理由，才能从程序上判断异议是否为合法异议，是否为中国司法解释中所指的不影响支付令效力的“异议”，这样对故意编造理由以推脱履行的债务人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也才能进一步判断债务人的异议是否为故意拖延债务履行的手段。
2、若债权人另行起诉而获胜诉的，应一并判决此前的申请费和督促程序中其它诉讼费用由债务人承担。在督促程序中，因债务人对支付令提出书面异议而终结督促程序，申请费由申请人承担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究竟谁有理，尚不能确定，故申请费暂时只能由债权人负担。但如债权人此后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且债务人败诉的，若债权人请求判决由债务人负担申请费和其它诉讼费的，应规定可判令由债务人负担申请费和其它诉讼费用。这是因为，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反而滥用异议权，造成债权人蒙受负担支付令申请费和其它诉讼费用的损失，显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督促程序
3、因债务人提出异议而致使支付令失效，债权人另行起诉后，经过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审理，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支付令确定的事实一致，而债务人故意提出异议拖延债务履行，或发现债务人在督促程序中提供虚假证据，以推诿、逃避应负债务的，应对债务人故意拖延债务履行的行为按妨害民事诉讼论处，依法对其适用相应的强制措施，从而达到抑制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的目的。
此外，针对债务人的异议权问题，应在立法中确立异议驳回制度。中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督促程序的规定中无异议驳回制度，故债务人提出异议的，无须审查其理由是否成立，即裁定终结督促程序，而对逾期提出异议的，或不是针对债权债务本身的，不影响支付令效力的“异议”，亦不对异议人的异议作出任何处理。司法实践中，债务人提出异议后，均希望法院对其异议有所反应，其中对于裁定终结督促程序的，债务人固然可知道其异议后果，但如果没有终结的裁定，债务人是否会知道其异议不属合法异议呢？显然未必。事实上，一般债务人收到支付令后，看到支付令中限令其十五日内履行债务或提出异议的内容，通常都以为只要提出任何异议，支付令便都不能付诸执行。而中国因无异议驳回或告知制度，债务人提交异议书后，审判人员若认定不属合法异议，不影响支付令效力，则会在异议期满后将此支付令案件报结。而此后债权人申请执行，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时，债务人则往往抵触情绪较大，其理由就是此前已提出异议了，支付令没有效了，法院还来执行，就是执法不公。
对于逾期提出异议，不是针对债权债务关系本身提出的异议等不合法之异议的驳回，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94条第1款规定，“简易法院认为督促异议不合法时，即使有关督促异议的请求属于地方法院管辖，也应当以裁定驳回该督促异议”。中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518条规定，债务人于支付命令送达后，逾二十日之不变期间，如提出异议者，法院应以裁定驳回之。结合司法实践中所遇到之问题，借鉴以上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中国也应确立对逾期异议或其他不合法异议的驳回制度，使债权人与债务人及时明确其异议的效力和支付令的效力，据此，债权人可及时申请执行；债务人如认为支付令错误，则可以及时采取其他救济途径。
完善对支付令之错误的救济制度
由于督促程序仅以债权人单方申请为基础而启动，故法院所发出的支付令难免与实际情况不符，而债务人又可能不了解《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从而未能及时提出异议，或有其他原因，而使已生效的支付令存在错误。对此应如何处理，中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函（1992）98号《关于支付令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应如何处理的复函》中，对生效支付令有错误的应如何处理作了规定。最高法院法释（2001）2号《适用督促程序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也重申了法函（1992）98号复函中关于对生效支付令确有错误的处理意见。对生效的支付令是仅设立支付令撤销制度，还是可以申请再审，理论上有不同的探讨。就所规定的支付令撤销制度而言，这也是正确适用法律从而在程序上所作的补救措施之一。对于本院作出的生效支付令，法院院长发现确有错误，需要撤销的，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那么法院院长如何才能发现支付令之错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或案外人谁可以启动补救程序，当事人如申请对错误支付令的救济，其途径、期限如何，法院又当在何样之期限内予以纠正等，均应予以规定。应允许被申请人向法院提出撤销支付令的申请；对于支付令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或侵犯国家、集体财产利益的，也应允许第三人或受损害方提出撤销支付令的申请；申请期限可确定为从收到或得知支付令内容后的二年内（参照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申请再审期限）；人民法院收到撤销支付令之申请后，应决定是否进行立案审查，认为确有错误的即报院长，由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从立案审查到最后作出处理决定，应该不超出再审民事案件的通常审限也即六个月。
督促程序
对于确有错误的生效支付令是否可提起再审，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付令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时应如何处理的司法解释中，对支付令不得申请再审的规定，值得商榷。首先，支付令在异议期届满生效后，即具有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对生效判决、裁定，如具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法定事由，即可申请再审，对支付令如有法定事由认定确有错误，同样应可申请再审。其次，对支付令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即“裁定撤销原支付令，驳回债权人的申请”亦为不妥。因为，驳回债权人的申请，主要发生在支付令申请阶段，而法院据债权人的申请所发出的支付令既已生效，便只有通过再审，才能确定对原支付令是维持或是撤销，而不是只能有“驳回债权人申请”这一处理方式上的单一结果（当然再审后也可能发生这一结果）。最后，对生效的支付令，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撤销的，也必须要经过再审程序。因为在审判实践中，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并依法提起再审后，经过再审，仍然存在不少维持原判的情况，因此，如不经过任何审理程序，而只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就直接裁定撤销原支付令，驳回债权人的申请，似有以偏概全之不妥。因此，为健全和完善对错误的生效支付令的司法救济，可赋予当事人“认为生效支付令有错误”而行使申诉权和申请再审权之机会，当然同时也应对生效支付令“确有错误”之含义作出尽可能规范的界定。 中国《民事诉讼法》督促程序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无应送达支付令给债权人的要求，因此，司法实践中，有的在送达支付令给债务人后，送达一份副本给债权人，也有的只是口头告知债权人已发支付令而未送达支付令给债权人。这就使得债权人可能没有执行依据，难以掌握申请执行的具体时间。中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15第1款规定：支付命令送达于债务人后，法院应速通知债权人。其立法理由是：支付命令之送达，审判部门应以职权为之，应令书记官通知债权人，俾知支付命令之效力发生期。对于债权人，应依送达及其他方法，交付支付命令，以供日后受假执行宣告之用。这样的立法值得人们借鉴，也即应在立法中规定当支付令送达给债务人后，应将支付令副本送达债权人，以便债权人了解支付令的内容及发出的时间，以及支付令生效的时间，以便申请执行。对于支付令因异议而失效的，也可作为时效中断的根据之一。

Ⅱ 立法、司法、执法有什么区别

1、司法机关仅指法院和检察院，他们行使的是司法权；执法机关是行政机关，行使的是行政权。司法与执法 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主体、内容、程序性要求、主动性四个方面。

2、主体方面：司法，司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及其公职人员；执法，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

3、内容方面：司法，对象是案件，内容是解决纠纷；执法，以国家的名义对社会进行全面管理，内容比司法广泛。

4、程序性要求：司法，有严格的程序性要求，如果违反程序，将导致司法行为的无效和不合法；执法，执法活动不如司法活动的程序性要求严格。主动性：司法丁被动性，“不告不理”；执法；主动性和单方面性。

拓展资料:

1.司法必须独立，公正至上，主要为被统治者服务，活动范围狭；执法不能独立，效率至上，主要为统治活动服务，活动范围广。执法不过是严格依法办事，执行法律；司法则不然，职能要广泛些，如司法审查职能、造法职能等。

2.执法实行首长负责制，司法实行法官负责制。二者适用的法律程序区别很大。司法活动要依法进行。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从事司法活动必须要在法定权限内，在司法过程中要严格遵守程序法的有关规定，保证司法权正确、合法、及时地行使。

3.司法活动要有表明法律适用结果的法律文书。这些法律文书具有法律约束力，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

Ⅲ 关于立法违宪

正确。
之所以不建立审查机制，目的是方便违反宪法啊。

Ⅳ 概括宪法 民法 刑法和立法法的内容．分别列举违反了这些法则的案例

一看你这样提问题,就知道你相当不专业.

宪法案例:例一：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

刘燕文系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通过了博士研究生的综合考试；导师认为其博士毕业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并予以推荐；同行专家评议认为其论文也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可以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经过答辩认为其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建议授予其博士学位；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分会经过表决认为其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也建议授予其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经过表决认为其论文没有达到博士学位水平，决定不批准授予其博士学位。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根据这一决定，作出了不发给毕业证书的决定，而发给结业证书。由此引发讼案。

本案有许多法律问题值得研究，但在诉讼中原被告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北京大学是一个综合性院校，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是由多学科的专家组成的机构，而这些专家中只有一人属刘燕文所读学科，即只有这一人能够读懂刘燕文所写论文。换言之，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决定是由一批“门外汉”作出的。1980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所确定的学位授予体制是，由论文答辩委员会提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建议，而由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无疑，北京大学的做法是符合《学位条例》的规定的。而刘燕文及其代理人认为，《学位条例》所规定的这一学位授予体制是不合理的，侵害了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受教育权。那么，判断《学位条例》的规定是否合理的依据是什么呢?当然只能是在地位上和效力上高于它的宪法。因我国的法院无权依据宪法审查法律是否合宪，即法院没有违宪审查权，故虽然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法院最终不予以认定。

问题：在根据宪法制定了法律的情况下，当事人在诉讼中认为适用于该案件的法律违反了宪法的规定、原则、精神，而法院无权依据宪法审查法律，当事人的宪法权利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救济呢?

例二：王春立等诉北京市西城区选举委员会案

王春立等42人为北京民族饭店下岗人员，在下岗期间正逢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选举。民族饭店选区将王春立等42人列入了选民名单并张榜公布，但未发给选民证，也未通知参加选举，致使王春立等42人未能参加选举以行使自己的选举权。王春立等42人据此向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选举委员会的行为违法，同时并要求经济赔偿。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该裁定不服又向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中级法院对上诉人的上诉予以驳回。(注：我国选举法和民事诉讼法对选举纠纷只规定了一类案件，即选民名单案件。在选民名单公布以后，某人认为选民名单存在问题，或者认为应当列入选民名单而没有列入，或者认为不应当列入选民名单而列入时，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由选举委员会对申诉作出决定，如果对该决定不服，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即选民名单案件，人民法院在选举结束前作出判决，一审终审。我国所有的法律对除此以外的其他选举纠纷案件的诉讼问题没有作出规定。)

问题：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在没有法律具体化的情况下，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无法通过法律诉讼获得救济，(注：我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及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从我国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宪法监督权的规定看，人民法院不具有宪法监督权，即人民法院不能根据宪法进行合宪性审查判断。)其应当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救济呢?如果既不能通过普通的法律诉讼获得救济，又没有相应的宪法诉讼或者其他途径获得救济，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水中月。

此类案件或者事件还有一些，如男女同学读书期间同居怀孕，所在大学依据本校的规定予以开除处分，学校的规定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原则或者精神?夫妻在家中观看黄碟， 公安派出所依据现行相关的规定，进入住宅将夫妻两人带走，现行的规定是否违反了宪 法的原则或者精神?等等。

笔者预计，在未来的几年中，涉及宪法问题的案件或者事件还会大量出现。原因在于：(1)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权力优位于私权利，私权利之于 公权力处于服从的地位，甚至是绝对服从的地位。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私权利绝对地服从于公权力的观念逐渐遭破弃。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界限由宪法和法律在具体问题上的利益衡量而确定，同时，公权力存在和作用的基本目的也是围绕着私权利的更大、更好实现。(2)由公权力优位的观念所决定，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并不遵循“有限政府”的原则，而是本着“便于管理”的原则，这样，就与现代公权力行使的一般要求相冲突。最突出的表现是，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有一些任意性的要求或者说有一些武断的要求和规定。这些要求和规定缺乏正当性和公正性。(3)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一些要求和规定，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而并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与市场经济体制是相抵触和矛盾的。(注：例如，政府在作出一些规定和提出要求时，并不考虑其必要性或者正当性，而是从有利于行政管理出发。由是，一些企业也纷纷进行效仿，在进行招聘时，无端地规定限制性条件，诸如年龄条件、学历条件、身高条件、户籍条件、性别条件等等；国家机关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在设计表格时，从来不考虑为什么要当事人填写这些内容，是否有权力要求当事人填写这些内容。)

民法案例:

王某在某地风景区旅游，爬到山顶后，见一女子孤身站在山顶悬崖边上，目光异样，即心生疑惑。该女子见有人来，便向悬崖下跳去，王某情急之下拉住女子衣服，将女子救上来，在救人过程中，王某随身携带的价值2000元的照相机被碰坏，手臂被擦伤：该女子头部也被碰伤衣服被撕破。王某将女子送到山下医院，为其支付各种费用500元，并为自己包扎伤口用去20元。当晚，王某住宿医院招待所时，已经身无分文，只好向服务员借了100元，用以支付食宿费。次日，轻声女子家人赶到医院，向王某表示了感谢。

问：（1）王某与轻生女子之间存在何种民事法律关系？
（2）王某的照相机被损坏及为治疗自己伤口而支付的费用该由谁承担？为什么？
（3）王某为该女子支付的医疗费等费用能否请求其偿付？为什么？
（4）王某向服务员借的100元应当由谁偿付？为什么？
（5）王某能否请求该女子给付一定报酬？为什么？
（6）王某应否赔偿女子衣服损失？为什么？
第一个问题:属于民法上的无因管理行为.因为该男子对轻生女并没有法律上和双方约定的义务.
第二,三个问题:王某的照相机及治疗费由轻生女赔偿,王某给轻生女垫付的治疗费,由轻生女返还.如她是未成年人由家长承担.
第四个问题:由王某偿还给服务员,然后由轻生女或其家长返还给王某.
第五个问题:针对你所说的案例,是不可以,因为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前约定.当然轻生女或其家长,自愿给付,那是另一回事.
第六个问题:王某不应赔偿轻生女的衣服损失.理由是:王某的行为是为了轻生女的利益.王某对轻生女衣服的损坏,既不是故意,也没有过失.

刑法案例:

案情如下: 案情：
一.某日，某市畜产品公司职工胡某在擦地板时见财务室的柜子没锁，会计已去水房打水，周围也没有别人，于是从柜子里取出空白支票一张并加盖了印鉴。次日，胡某填好支票，到银行以支取购货款的名义在支票上签上了本公司采购员李某的名字，支取现金人民币2万元。
试问：
1．胡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请说明理由。
2．如果胡某在大街上捡到一张已填好的金额为2万元的支票，马上到银行支取现金，则胡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3．如果胡某窃取了本单位的盖了印鉴的空白支票后，但自己不敢去取。找到其好友王某，对王说：捡到一张转帐支票，请王到银行帮忙取出来。王便到银行冒充某市畜产品公司采购员李某的名义，支取了现金2万元。问对王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二.甲在担任某机械厂（集体性质）副厂长期间，利用自己掌握的进原材料的决定权，多次从进原材料的的单位收受回扣，共计40余万元，用于自己购房。
问：甲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为什么？

案例一：1、胡某构成盗窃罪。因为胡某采用秘密方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单位财物，数额较大，已经可以构成盗窃罪。因财物非系胡某利用职务之便取得，所以其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另，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盗窃具有金钱价值的有价证券、空白票证等，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可以构成盗窃罪。
2、胡某冒用他人支票的行为构成票据诈骗罪。
3、王某的行为构成票据诈骗罪，因为他在明知此票据为他人所有的情况下以他人名义支取，且数额较大。
案例二：甲的行为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因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本罪。（刑法第163条）

Ⅳ 环境立法阻碍经济发展的例子

立论：（可用于一辩陈词）

所谓环境立法，指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规范人与环境的关系的法律行为，主要表现为保护自然资源、限制自然资源的使用。在此需要澄清，环境立法是针对环境保护制订的法律，并不是包含环境的法律都是环境立法。例如：对环保产业的税收立法，属于税法而不是环境法；要求政府增加环保产业投入的立法属于财政收支法而不是环境法；规范经济转型的立法属于经济法而不是环境法；促进环保科技进步的立法属于科技法而不是环境法。总而言之，环境立法仅限于直接的自然环境保护、限制自然资源的使用。如果对方一定要说所有和环境有关的立法都是环境立法，那么刑法当中所有条款都和民众有关，是不是刑法就是民法呢？

发展经济学家克拉克对将“经济发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生产总财富的增长；2、技术的进步；3、产业结构的变化；4、资本的积累；5、国际经济关系的进步；6、经济制度的进步。经济发展首先要符合经济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而且要有效利用自然资源，把自然资源分配到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的地方。

我们认为环境立法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理由如下：

1、由环境立法的目的所决定。经济立法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而环境立法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发展，它通过牺牲经济发展、保护环境，达成社会发展。资源按用途可分为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但它们又是统一的，例如木材既可是经济资源也可是环境资源。环境立法限制了资源应用于经济目的，限制了生产总财富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当然阻碍了经济发展。尽管环境立法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发展，但是在促进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不可避免产生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后果。

2、由法律自身的局限性所决定。法律条文严格但僵化，立法过程繁琐，法律修改困难，不能随时调整，所以往往不能因地制宜，立法总是滞后于现实情况变化的。法律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必然阻碍经济发展。美国曾经立法禁止猎杀野狼，首先这个法律阻碍了狩猎业的经济利益，后来野狼在法律的保护下过度繁殖，又成了农业和旅游业的祸害，结果美国政府又不得不花钱请人猎杀掉多余的野狼。在这个案例当中，法律不能根据现实情况及时调整，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力量。后来美国政府转而采取经济手段来治理环境，政府每年向狩猎爱好者出售一定数量的“猎杀野狼许可证”，而不再禁止捕杀野狼。当科学家观察到野狼数量增多时，许可证价格降低，反之则增加。这样一来，既保护了环境，又为政府增加了财源，还节省了政府花钱雇佣猎手捕杀多余野狼的支出，真正达到了经济与环境双赢。这个案例说明，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经济规律——那就是因时因地制宜，而环境立法，由于其僵化性，不能随时加以调整，当然不能因时因地制宜，所以阻碍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当然也就阻碍了经济发展。

3、法律行为参与市场机制导致不合理价格，从而限制了经济发展。环境立法通过强制手段分配资源，实质上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给资源定价，而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这样的强制力将导致不合理价格。例如：台湾的水资源法规定：农业用水优先于其他用水。实际上是给农业用水制定了低价格而给其他目的的用水制定了高价。今年台外地区发生缺水危机，这个法律的弊端立刻显现无遗。台湾新竹的高科技园区也很缺水，可是政府迟迟不对农业限水，而是优先供给农业用水，造成新竹工业园区的巨大损失，大大超过农业上的获益。台湾大都市区台北市的主要用水是居民生活用水，可是政府为了保证台北县的农业用水，牺牲了台北市的餐饮业、旅游业和教育业，损失大大超过收益。本来法律追求公平，可是对方认为这样的环境法公平吗？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就曾经使用一个“环境污染”的例子说明“资源产权”比“环境立法”更加重要的观点。我们仍以台湾的案例为例，假设政府制订经济法，规定水资源的产权属于农民，而且农民可以自由出售自己的产权，那么新竹工业园区或者台北市业者就可以出高价从农民那里买水。显然农民愿意出售水资源，因为如果农民不出售，它利用水资源的所得低于新竹和台北业者愿意出的价钱。而水资源通过市场机制用在更加合理的地方，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我方认为，虽然环境立法对经济发展有阻碍作用，但是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主张环境立法，也希望大家看清环境立法的局限性，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尽量使用经济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驳论：（可用于攻辩小结）

展望21世纪，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我们所在的地方，现在的辩论现场，我们目前的坐标，是位于太阳系中唯一一颗蔚蓝色的星球——地球。它是生我养我的母亲，万物在这里生生不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让万物在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继续生生不息下去，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捍卫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目标上，我们与对方并无矛盾，但是对于手段我们与对方看法不同。对方认为，可以使用环境立法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甚至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理由有三：

1、维护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不是环境治理，也不是环境立法，而是科技发展。不妨举两个例子说明：第一，对方认为环境立法保护了自然环境，所以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那么如果我们立法规定全国所有的汽车都不能使用汽油，岂不是更加保护了环境，岂不是节省了能源，让经济以后更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机会。可是问题是：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了吗？第二，如果我们发明了汽车尾气净化器，我们还需要立法规定大家不要用汽油吗？科技发展，可以使消费者购车成本更低，可以刺激更多的消费，可以保护环境，进而在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保障了经济的发展。从上面两个例子可看出，环境立法最多只能以最低限度防止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对方却把这种“防止”的作用说成“促进”，请问促进作用在哪里？在此请对方不要把科技发展的功劳都归到环境立法上来，环境立法并不必定导致科技发展。比方说，禁止大家使用汽油，并不必然会有汽油的代用品诞生，禁止大家伐木，也并不必然产生木制品的替代材料。正是环境立法不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才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而不是“环境立法兴国”。

2、环境立法可以防止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但是环境立法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它的作用只是最底层的防止，而非促进作用。立法仅仅是规范约束人类行为的第一步。法律在现实当中产生效力，必须依靠政府执法和公民守法才能达成。对方认为环境立法改善了环境，可是如果没有严格的执法，没有良好的守法公民，立法只是一纸空文，环境改善从何谈起，更谈不上经济发展了。中国人大在1984年早已公布了《森林法》，但是由于执法情况不好，才间接导致了98年的长江大洪水。青海省1994年公布了《草原承包管理办法》，但是这个法律可执行性差，等于一纸空文，从来没有被执行过。我方并不否定立法的积极作用，它是执法和守法的前提，对方的逻辑是：环境立法推出环境改善，然后环境改善推出经济发展。可是第一个推理环节根本不成立，环境立法是如何必然导致环境改善的，请对方等一下清清楚楚解释一下。

3、治理环境有很多种方法，而环境立法有严重的局限性，主要是过于僵化，不能因地制宜。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都告诉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是靠经济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更不可能是环境立法，这点早已被世界各国的实践所证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北京市规定全市所有企事业单位，居民住房都不得使用燃煤和木柴。这个环境立法固然最低限度保护了环境，但是我们知道正宗北京烤鸭必须使用特制的梨木烘烤才有风味，由于北京市的立法规定，所有的北京烤鸭店都不得不使用煤气来烘烤北京烤鸭，这样的烤鸭不但失去原汁原味，还对食用者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阻碍了饮食业的发展。假如我们使用经济手段，对使用燃煤和木柴的用户征收环境税，那么效益好的北京烤鸭店付得起环境税，可继续使用木柴。法外容情，这才促进了经济和环境的双赢。总之，我方认为，环境立法由于其僵化性，不能及时适应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也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对经济发展造成了阻碍。

自由辩论当中的攻击与防守：

要点：正方要说明环境立法促进经济发展是相当困难的。主要问题是环境立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的，它必须通过立法、执法、守法来达成。即使是立法、执法、守法都达成了，也只是达到环境保护的目标。他们还要继续从环境保护推理出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并不必然导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还要靠科技进步和政府的税收倾斜政策才行。需要注意的是对方会把所有和环境有关的事情都说成“环境立法”，自由辩论的时候必须予以指出。

防守：

1、我国宪法规定发展经济，同时规定保护环境，如果环境立法阻碍经济，是否说宪法相互矛盾？

宪法并没有矛盾，因为宪法不但鼓励经济发展，还鼓励社会发展，而保护环境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当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存在矛盾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通过环境立法阻碍经济发展来保障社会发展的总目标。

2、渔业法规定要充分利用水域发展渔业，这也阻碍经济发展吗？

告诉对方《渔业法》属于经济法，不属于环境立法，经济立法的目的是经济发展，而环境立法的目的是社会发展，需要付出经济的代价。如果对方认为渔业法立法促进了经济发展，请告诉我们如何促进，如果没有执法，守法，光靠立法能促进经济发展吗？

3、对方是不是赞成环境立法，又认为环境立法阻碍经济发展，那我们还要不要发展经济？

我们当然需要经济发展，也需要社会发展，当两者矛盾的时候就需要舍弃一方保证一方。例如环境立法就是舍经济发展而求社会发展的例子。我们知道，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任何时候都要以人为本。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也不能为了环境而让这一代人活活饿死。许多非洲国家没有环境立法，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把高污染的厂房搬到那里去，而非洲是面临饥饿威胁的大洲。按照对方的逻辑，是不是要跑去告诉非洲国家领导人，你们只要环境立法，吃饭问题就解决了？

4、环境立法保障环境发展，将促进旅游产业和环保产业的发展。

但是它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呀。经济发展是一个整体概念，对方怎么知道旅游产业和环保产业的所得必然大于制造业的损失呢？何况立法仅仅是第一步，环保立法一定能保护环境吗？我国1984年就有了森林法，可是为何98年长江还是发大水呢？到底我们要靠森林法保护森林还是要靠严格执法和守法的公民保护环境呀？我方早已指出，解决经济与环境双赢，不能依靠僵化的环境立法，而必须使用经济手段保障产权，调节税收，科技进展，这才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呀。

5、立法规定使用环保产品，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首先环保产品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促进经济发展的是科技进步而不是立法。再次环境立法阻碍了传统产业的发展，这难道不是阻碍作用吗？最后经济发展是整体概念，请对方分析一下为什么环保产业的所得一定大于传统产业的损失？

攻击：

1、经济发展是美国总统小布什梦寐以求的目标，既然环境立法能促进经济发展，为什么小布什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

2、对方认为环境立法能促使经济转型，请问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为什么80年代中国有了森林法，经济没转型，到90年代才转型呢？促使经济转型的因素是环境立法吗？

3、环境立法必定带来经济转型吗？如果没有科技进步、执法守法，环境立法如何导致经济转型的？

赛后评论：

这场比赛是典型的技巧战，电子科大使用了很多文字游戏和概念游戏，而中国科大方面则使用了许多逻辑游戏。应该说双方势均力敌，从比分差距上基本上可以看出。这场比赛不够精彩，主要是双方并没有把展现自己风采当成参加辩论赛的目的，而是过于看重胜负，所以才用了这么多技巧，想出奇制胜，对辩题的挖掘显然深度不够。

Ⅵ 成门立木是立法史上的重要事件吗

是的。

是说商鞅徙木立信的事。
古代，有卫人商鞅要在秦国实施变法，为了表明官回府出言必行之诚信，商鞅答便命人在南城门立了一根木头，承诺如果有人将此木搬到北城门，就赏赐十金。搬一根木头，有如此重赏，人们不信，无人去搬。于是商鞅又下令，将赏金加至五十金。此时有人将信将疑把木头搬到北城门，商鞅马上派人兑现赏金，以示不欺。这件事轰动秦国，百姓纷纷叹服。认为官府守信，相信商鞅说话算数，便拥护改革，使商鞅的新法得以顺利实施。

Ⅶ 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案例

一、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则可视为这种变化的一个初步体现。同年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分管辖、诉讼参加人、调解、证据、强制措施、起诉与受理、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特别程序等13部分，计82条。在1991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随即颁发了长达320条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条文数量比源法律的270条多出50条。更为突出的是，在《合同法》颁布以后，最高人民法院不惜用12条共17款的篇幅对该法第73条有关代位权的规定进行解释 形式的规范化与效力的准法律化则是司法解释“立法化”的又一重要表现。

二、为了更加系统、规范地进行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在1997年专门就此发布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共分17条，分别就其制定依据、司法解释权的行使主体、制定程序、各类解释文件及其适用范围、司法解释的效力及适用方式等做了具体规定。在名称上，依其性质与内容分“解释”、“规定”和“批复”三类，在形式上则采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编排体例（除了不设“编”、“章”、“节”外）。同时，该规定还对解释的生效、冲突的处理等做了详尽的规定。据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规定：“本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以及与有关机关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解释不一致的，按本解释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不但明确将自己所作的司法解释定位为“规范性文件”，而且将自己所作的司法解释置于检察解释之上，在事实上获得了对法律文本的最终解释权，并使这种解释获得与国家立法类似的法律效力，不但对各级法院司法裁判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而且成为法院裁判案件时必须优先考虑和适用的依据。

Ⅷ 各种法律立法的目、依据是什么

你好！
刑 法：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版罪作斗争的具体权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民 法：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法。
刑事诉讼法： 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民事诉讼法：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
劳 动 法：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Ⅸ 仼何一个新的事物立法是否有事件发生才是立法的依据

是的，法律就是根据这些新的事件发生，才会立新的条款，这样才能不断的完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