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历代立法监察

『壹』 求简答题：简述宋朝监察制度的特点。

浅析宋朝监察制度
李晓东
[摘要]宋朝的行政监察制度相对完善，并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严密监察网络，其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对现在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研究宋朝行政监察制度的内容，分析其建立的原因并提炼出其对当今的借鉴之处
[关键字] 宋朝 行政监察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宋朝是上承隋唐下启明清的一个封建朝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此由繁荣的高峰逐步走向晚期的标志，由于宋朝是结束了数百年的大分裂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专制政权，因此，改革政治，强化政权，是北宋政治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反映在行政监督制度上，必然是皇帝对监督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
一、宋朝行政监察制度的主要内容
1.中央的行政监察机构。
宋代的监察机关沿袭唐制，设御史台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在官职设置上，御史大夫由于官高因此并不实授，通常只作为加官授予朝臣，用以表彰其功绩或勤勉，因而御史中丞便成为了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掌判台政。
御史台下分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分置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六人。在分工上，侍御史在元丰改制前例兼知杂事的差任，以御史台副长官的身份，辅佐御史中丞处理台务。元丰改制始命侍御史不兼知杂事的职务，但是仍然保留其御史台副长官的身份，专门掌贰台政。殿中侍御史领导殿院，“掌以仪法，纠百官之失”监察御史则统率察院，“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纠其谬误，大事奏劾，小事则举正”，监察御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负责对吏、户、刑、兵、礼、工的监察。监察御史的任职在唐代由宰相任命或者荐举，但到宋朝，改为由皇帝亲自任命。这显然是皇帝为了加强对百官的监察，以进一步巩固皇权 从监察御史可以纠举宰相的规定，可以佐证这一点。
此外御史台内还设有主簿和检法各一人，主簿的工作主要是受理公务，启封文书，监督失责，审核簿书等事宜；检法则负责检核法律条款，有时也参与刑事案件的审理 两者皆是御史台的主要属吏，照例通常都是由御史台长贰辟举，仅哲宗时一度变更旧法而到了崇宁初年又恢复原制 南宋时仍然沿用不改，只是偶尔会出现御史台正副长官皆空缺，而改由殿中侍御史奏辟的特殊变通情形。主簿和检法虽然在行政编制上只是属吏的身份，但是由于其“往往是正任台官的直接候补者”，因此，也颇为时人所重视的，很多的士大夫都把这两个职务当成是日后升迁的基石
为了确保御史具有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更好地行使监察权，宋朝规定，只有担任过两任县令者，才有资格担任御史。这在宋以前的历朝法律中是没有的宋初，御史可以在没有一定证据的情况下奏弹百官，奏弹失实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而且明确规定御史必须每两个月向皇帝奏事一次，谓之“风闻弹人”。至宋仁宗时设例限制风闻弹人，且奏弹失实的，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宋初还在唐朝谏官的基础上，于门下省设立谏院，但其主要职掌不是规谏君主，而是举发臣下的不法行为和对政府各部门的措施提出“谏正”。谏院和御史台并称“台谏”随着御史职权的加强，也兼负起规谏之责，逐渐产生了台谏合一的趋势。
2.地方的行政监察机构。
宋朝对地方官的监察也是相当重视的。为防止地方势力扩大，重生藩镇之祸，宋朝多次削减地方权力如减少地方财政权，收回地
方司法权，集中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最后形成了地方的一切权力均由皇帝统管，地方官员一律由朝廷任命的局面。为了牵制州郡行政长官，宋另设“通判”一职通判系州监察官，专门从事监察地方官员及其所属的部吏。
宋朝对地方政府的监察则采取监司出巡，按察州县的制度。北宋时，取法巡院之意，置诸路转运使，致使地方行政区划发生监察大区路向行政大区的过渡北宋诸路转运使的职掌。设置与理事特点与唐代巡院的继承关系十分清楚，因其职在 问民疾苦，察吏臧否，故称监司。宋代监司并不像唐朝那样是单一的体制，而是多元监察体制，各路四司互不统属，官署治所也不同在一地。各司在行政职能上各有偏重，但都有监察职能，互相牵制，互相监察。一些设在边镇要塞之处的路则设经略使或安抚使，乃为军事区，均高居于州县之上
监司的职能广泛，但以刺举为主。刺举的对象包括地方行政的方方面面，其职能主要包括刺举贪赃枉法者，察举不尽职不尽责者，察举昏庸无能、年老病弱和怠惰政务者，举劾税收中的违法行为，按劾残害百姓者，负责部内官员的考课，荐举官员，参预并监督地方刑狱案件的审理，参预管理和监督地方财政，向朝，参预地方防灾 救灾和兴修水利等民政管理事务，督促外州县官劝农民及时耕种，还要负责镇压本路的农民起义等 各监司机关两年内要巡察所辖地方一遍，后改为一年一巡，遇到灾荒还要不时奉诏出巡 监司出巡还订立了种种约法，以免与州县官勾结或利用出巡之机向百姓肆意勒索。
3. 行政监察立法及行政监察思想
宋朝的行政监督立法因随巩固皇权的需要而不断扩大，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庆元条法事类》和《宋大诏令集》，同时还有以地方为重点的监察立法，包括《宋刑统御史台仪制》、《监司互察法》。它集中规定了监察官的职责和被监察者违反处置办法，也对监察官行使监察权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宋朝的行政监察制度反映出了其行政监察的主要思想。其一是“振举纲纪，纠弹奸邪”，表现在宋朝的监察范围大而广，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确立了一系列的原则规范，在全国铺织了上下纵横严密的监察网，对违法的官员严惩不贷；其二是“制衡相权，防范臣下结党”，从监察御史可以纠举宰相，对地方官员的严厉监察不难看出这一点；其三是“重视纳谏，以广圣聪”，宋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示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为谏诤君主者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言事之臣或得责，大不过落一官，其次居散地而已“。
二、宋朝行政监察制度建立的原因分析
1.宋朝监察制度的建立历史背景原因
在宋代之前，门阀贵族是主宰中国的重要政治力量，庶族文士只能在皇权和门阀贵族势力的夹缝间艰难生存，难有作为。唐末五代中原陷入了长久的战乱之中，军阀之间的混战虽然从根本上摧毁了门阀贵族的势力，但是在纷扰的乱世间，武力决定一切，于是武夫们纷纷拥兵自重，跨州带郡，窥视神器。而文士们往往成为武夫的附庸，处境颇为尴尬。公元960年宋朝兴起之后，宋王朝统治者吸取了五代十国的经验教训，对于武人怀有很深的警惕之心，并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加以防范，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文抑武”。在宋代帝王看来，最坏的文臣不过只是贪赃枉法，弄权营私而已，可是最坏的武臣却可能会夺人天下再想到自己祖先建国时的经历，让君主们不寒而栗。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建立了一套以御史台为中心的监察制度，委文人士大夫以重任，并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谏言环境。
2. 强化专制皇权的内在需求
国家设置官僚的目的在理论上是为了让他们为君主服务，为天下苍生服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官员在口口声声报答君恩，不负苍生的宣誓下，却显然更愿意相互服务，虽然他们之间并非没有权力上的斗争和牵扯，但是倘若一旦整体的利益受到侵犯，即使这种侵犯来自君主，也往往遭到官僚集团的集体反对，因此对于君主而言，官僚集团这种自成派系的倾向是其挥之不去的梦魇，倘若官僚集团中恰恰又出现了足以左右舆论，深孚人望的强势者那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的糟糕因此，代表最高权力的君主不得不持续长久地从事“反对官僚扩张其私人利益的斗争”
3. 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儒家思想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他的依赖程度也愈大。为了统合帝国，维系王朝的需要，历代君主无不尊崇儒学，以儒学治天下。儒学中有大量的关于“忠”这一概念的阐释和强调，但是即使是“忠”这一概念也决非意味着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对于士大夫官僚集团而言，“忠”不是一种“仅强加于他们自己的片面义务”。事实上，皇帝在接受臣下的尽忠之时，也负有分清忠臣和奸臣的义务，即所谓“亲贤臣，远小人”，“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同时，儒学通过将忠这一概念的道德化，将谏诤直言等行为定义为“忠”，君主对这一概念必须接受，承认做出如此行为的人是忠臣。在宋代，从皇帝到官僚都谙熟孔孟之道，因此要建立一套制度给与不同层级人都可以“尽忠”，即皇帝可以广纳谏，臣民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三、宋朝行政监察制度对现在的借鉴意义
第一，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和完善行政监督制度的重要性。
宋朝皇帝十分重视监察制度和监察机构得建设，懂得以权力制约权力之道 行政监察制度的运作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下去，主要是因为权力的相互制衡。以监察权制衡相权，以相权制约监察权，两者之间的权力最终在皇权手中得到平衡，这样皇权专制得以延续，从而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当前得社会形势下，为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得顺利进行，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现行的行政监察体制。为此，首先是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第二，保证监察机关的独立性，确保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
监察机关的相对独立，是宋代御史在监察运作机制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为了维护皇权，限制官权，防止大臣们犯上作乱、贪赃枉法。 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同时，不断调整和完善行政监察体制，使监察机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由皇帝亲自控制所有监察活动这样为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避免了行政系统对监察系统的控制，从而使行政监察活动免受行政官员的干涉，有利于行政监察效能的更好发挥。
第三，形成严密的监察机构体系要全面发挥监察机构的作用，必须建立起严密的监察体系。
借鉴宋朝历史经验，监察机构形成了一种以御史台或都察院为主体的多层次 多元化的网络严密的全方位监察体制。因此，我国在设置监察机构时，要把中央监察机构与地方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一般监察机构和专门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长设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相结合，特别是要发挥出专门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的作用同时也要避免因机构设置过多带来的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章剑生著:《行政监督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
[2]王宏彬著《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嬗变》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

『贰』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今天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何启示

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在当代，而且在我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古代就把它概括为“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和“政之理乱”的关键。在当代，邓小平同志也同样强调了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把它作为我们党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等不良作风的重要措施之一。

当然，由于当前我国的监察制度建设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建设所面临的历史阶段、经济条件、根本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国际条件根本不同，具体情况自然也就有所差别。这些差别事实上就构成了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当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监察制度建设的时候，这些传统将和外来经验一样成为我们必须考察和借鉴的内容。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用较短的时间阅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通过阅读我对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也产生了一些想法。在本文中，我将把这些认识和想法提出。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沿革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针对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监察活动，后来随着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建立以及封建制度在我国的最终确立，中国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监察制度。中国监察制度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先秦前的萌芽时期、秦朝至清朝的封建制度时期、清末至民国的半殖民半封建制度时期及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时期。本文所指的“中国古代”主要是指第二个时期。

（一）、萌芽时期

这个时期也是奴隶制时期和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行政监察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监察活动的非制度化、非规范化。不管是从监察机构的设置上、监察人员的选拔任用上、监察法规的配备上看还是从具体的运作效果看，监察活动还处于萌芽状态。这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在当时的奴隶制度下，实行的是分封制，国家是由一些松散的诸侯国所组成，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出现。相对于君主的权力而言，各诸侯享有大量独立的权力，君主既无力也没有对其进行监察的能力和必要。甚至，我们都很难说这些诸侯及其所属的官员是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二）、封建制度时期

这一时期监察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体现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要求。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机构和官僚体制，同时为了保证皇帝对整个国家机构和官僚体制的控制，为了皇帝的意志能贯彻到庞大帝国的方方面面，封建统治者相应的建立了规模同样庞大的御史机构（监察机构），以监察各级官吏的行为。因此可以说，作为一种系统化、制度化的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为适应封建国家的行政管理而产生的。

中国的封建监察制度从秦汉时期开始形成，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走向瓦解，又可以分为下列五个时期：

1、 秦汉形成时期。这一时期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制定了一些监察法规，确立了一些监察官吏任用方面的制度。问题主要有：监察官员分工不明确，监察法规过于简单。

2、 三国魏晋南北朝衰微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军阀割据、战争不断，监察官吏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监察制度的发展受到影响。但也有一些小的发展，只是不太明显。

3、 隋唐完善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台谏并立制度。完善了御史机构，在御史台下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三院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了严密的御史监察系统。另外，设置了政权和规模都比前朝大的谏官。

4、 宋辽金元保守时期。这个时期封建统治者加强了对监察机构的控制，宋朝台谏合一制度的确立，使监察制度纯粹成为维护皇权的工具。

5、 明清进一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御史台改为都察院，统治者在加强对监察机构控制的同时也进一步发展了监察机构。

（三）、半殖民半封建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1840年至1949年。在这一时期监察制度的特点主要有：变化巨大、类型多样，不但具有封建监察制度的残余，而且还具有半殖民半封建性质、资产阶级性质和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监察制度的存在；开始向西方学习，引进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和制度，如清末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监察制，设立了资政院和咨议局。

（四）、社会主义时期

新中国监察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必然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更快的发展。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给我们的启示

数千年的监察制度史，说明了监察制度在我国的存在和发展是具有深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根据的，经过长期的监察制度建设和实践，也形成了一些与其它国家的监察制度所不同的特点。研究这些特点，不但能让我们熟习我们的传统，而且更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为我国当前的监察制度建设服务。在我看来，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

秦汉设置御史台（府）行使监察权，后来还设置谏官组织对皇帝的行为也进行监督。唐宋以后，虽然监察机构几经变更，但统治者重视监察机构的做法一直没有改变，统治者始终希望通过监察制度来把庞大的统治机器置于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在古代中国，由于国家的地域十分广大、通讯不变、又实行人治政治，各级官员虽然相对于皇帝而言权力不具有独立性，但相对于下级官员及一般老百姓却具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滥用职权、欺上瞒下等等行为非常普遍，而且风险很小，统治者的统治常常因此受到损害。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管理，并从各方面完善监察制度就成为了各朝各代的共同选择。这也是我们应当吸取的好的经验或做法，这是因为：1、我国至今仍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仍然非常强大，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建立专门的监察机构无疑是最为简便的方法。2、依据现代法制建设的要求，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主体不但包括专门的监察机构，而且还包括上级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国家立法机关、党组织，甚至广大人们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发挥专门监察机构在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方面的独特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与其它监察方式相互配合就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各朝各代的监察机构在整个国家的机构中都居于很崇高的地位

中国的监察机构从建立以后，在国家机构中就始终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秦朝时，中央监察机构长官御史大夫的地位就相当于副丞相。元朝的御史台与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并列为三大府。明清时期，中央监察机构都察院与六部地位相当，被称为“部院并重”。当然，这只是机构设置上的状况，事实上由于监察机构的监督对象并非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和官吏，因此，监察机构在现实中的地位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程度。否则，监察机构甚至很难开展一些最一般的工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2个：首先，是工具论的影响，也就是说，监察机构从一形成就被看做是最高统治者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最高统治者往往可以不受监察机构的监督，除非他本人自愿接受这一监督，即使是这样也只具有象征意义，根本无法实现。其次，是人治因素的影响。传统中国是个以人治为根本治国方略的国家，虽然在监察制度方面，历代封建王朝都程度不同地制定、颁布了一些法律规范，但硬性的成文规范常常为法律以外的因素所左右，法律上的规定往往难以落实。这实际上是由封建制度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在封建专制制度条件下，法律制度的地位永远不可能，而且也不允许超越皇权。传统监察制度的这种缺陷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当前监察制度的建设中也有所体现，如在我国下级监督上级、从属部门监督主要部门的情况就经常出现。当然，造成的原因又不完全相同，如果说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形式化从根本上是由封建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决定的话，那么当前我国监察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就仅是暂时的制度不健全的结果。其中，人治因素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原因之一。基于这样的考虑，问题的解决就只能是在依法治国的总体要求下加快监察制度改革的步伐，以尽快完善我国的监察制度了。因为，只有法律制度的完善才是抑制人治因素干扰的最有效手段。

（三）、各朝各代的监察方式多种多样

从监察主体上看，不但有专门监察机构的监察，而且还有上级行政机构的监察；在监察客体上，既有对财政的监察、对军事的监察，也有对人事管理的监察、对立法和司法工作的监察；从监察形式上看，有常驻监察官制度（如秦朝的监军史制度、宋代的监司制度），还有巡回监察制度（如汉代的刺史制度、唐朝的巡按制度、明朝的巡府制度）。这既说明了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所达到的成熟程度，也为我国当前的监察制度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对其中某些符合监察规律和我国国情的内容应当大胆地予以吸收采纳。以监察形式为例，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之所以把监察形式分为常驻监察制度和巡回监察制度，就在于这样的制度建构是符合监察规律的，因为这样既保证了整个封建监察制度的稳定，又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监察官因为常年工作、生活于某地而可能带来的徇私枉法问题。因而，很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特别对一些技术性、策略性的监察制度的内容，更应当大胆地予以吸收、借鉴，而不应当以其是封建主义性质的监察制度就予以简单的全盘否定。

（四）、各朝各代对监察官吏的任用都很重视

中国历代政府在选拔任用监察官吏的时候，不但非常注重监察官吏的工作能力，而且还非常重视监察官吏的“德望”和“品德”，把廉洁奉公列为选拔监察官吏的重要条件。这种对监察官吏更为特殊和严格的要求是由监察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地方。

（五）、各朝各代在监察法规的制定上与监察工作的实践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总体上看，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在法律规范的建构方面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监察机构庞大复杂，职权划分不明确，对最高统治集团缺乏有力的监督；第二，监察法规大多规定的含糊不清，缺乏程序方面的规定，导致监察法规的操作性差、流于形式；第三，监察官员在法律上的具有什么样的权力不清楚，致使监察官员的执法风险加大，大大的影响了监察工作的有效进行。总之，我国古代的监察法律制度与监察工作的开展来看是大大的滞后了的，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重礼治、轻法制思想的影响，也有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的影响。监察法规的不健全、不合理，严重地影响了监察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对我们的启发尤其重要，特别是在我们正在进行依法治国建设的历史阶段，更是如此。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如何确实贯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把我国的行政监察活动纳入到法律的规范之下，这将是监察制度能否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三、对我国当前监察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基于上述的论述，我认为当前我国的监察制度建设应注意下列问题的解决：

（一）、在综合运用多种监察机制对国家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同时，应特别注意专门监察机构和司法机构对国家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前者的优点在于它的高效率，后者的长处在于它的公正性。

（二）、不但应在立法上，而且还应当在现实层面确保监察机构的重要地位。首先，我们应当真正树立法制思想，尽可能排除人治因素的影响；其次，应当将所有的行政机构和工作人员都纳入到监察机构的监察对象中来，不允许有特权部门和个人的存在。

（三）、重视监察人员的选拔和任用。形成一套客观、合理及科学的选拔与任用制度，把真正合格的人员选拔上来。

（四）、在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监察方式、监察技术和监察制度。

（五）、大力进行监察法律制度的建设。以法律形式明确各监察主体之间的职权划分；提高监察立法技术，使监察法律法规的内容更加具体明确；在立法中赋予监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一些特殊的权力，使其在履行监察职权的时候能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

总之，当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时候，除了要参考外国的相关法制经验外，还应当注意对我们自己的法制传统的研究和借鉴，因为我们现在的任何发展都离不开传统的影响，甚至，传统的某些因素本身就是现在的组成部分之一。只有了解了传统，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充分汲取外国的有益经验，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取得成功。

『叁』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当代启示

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检察机关性质继承了许多传统的东西，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检察机关是引入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的结果。古今中外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政体，在目的与手段上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保持官员廉洁性、对官员实行监督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和现今检察制度职能上的相似性，使得在检察改革中借鉴古代御使监察制度的某些合理内核，无疑是必要的。
中国古代御史监察都是依附于皇权,官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充分的身份保障。君主专制下,监察制度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统治,监察官不过是皇帝的耳目,只对皇帝负责。因此监察制度作用的大小又以皇帝的开明与昏聩为转移。一般说来,在皇帝贤明、重视法治的情况下,监察作用往往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对抑制官吏的贪赃枉法、澄清吏治、行使调节职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于现今中国检察官的监督权力，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多职能不能发挥，如：纪律检察委员会行使着某些“检察”特权，这与法律格格不入；再如，中国一向流行的做法是“党管干部”，试想一下，当一个人的帽子都被别人抓在手上时，这个人还能监督他吗？不可能的。对此，我们有必要借鉴我国古代监察的身份保障来完善当今检察事业的监督权。
首先可探索实行检察官终身制，检察官一经任用，一般不得违反检察官个人的意愿将其罢免、转职、停职、减薪或调换工作，只有依照法定条件，才能予以弹劾，撤职，调离或令其提前退休，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利变动，从而能够保持公正独立的地位，并依法处理案件。其次是保障检察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赋予检察官与其特殊责任相适应的某些特权，增强检察官的社会威望，增强社会对检察官执法的认同感 。 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监察官的遴选，即要求监察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又要求监察官有丰富的为官经验和优异的治绩，还要求监察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再者对监察官的考核实行“凭实绩黜陟“，即根据实绩对监察官进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这样就可促使监察官尽职尽责、积极上进，减少察与不察一个样的虚监现象。
现今检察机关人员整体素质偏低，不能很好地适应检察工作的发展，很有必要参酌这一制度，建立一套检察官职业准入和选任制度。在检察官的选任方面，除了借鉴古代监察官选任的条件外，还要求被选任的检察官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在选任的过程中要加强上级检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在考核、升降方面，要严格以其实绩为根据，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定期考核和不定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充分地掌握检察人员的实绩，进而决定其奖惩、升降。同样，在这一方面要加强上级检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
虽然 2001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检察官法进行修改，提高了检察官任职条件中的学历条件，规定从2002年开始，我国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必须达到本科毕业以上。但这一规定还是极大忽视了检察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再次修改检察官法，将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进一步提高到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规范检察官选任程序，统一检察官选任标准。改变检察官的选任的行政化，按照检察工作规律要求，从传统行政模式向新型司法模式转变。建立从律师或法学教师中选任检察官的制度。逐步实行上级检察院的检察官主要从下级检察院检察官中择优选任，形成检察官自下而上有序流动的机制。 清代学者顾炎武指出:“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4）监察官是治官之官,更需要洁身自好、操履笃实。必须凭实迹黜陟,严格考核监察官吏。御史、谏官的设置多采用“以小驭大”、“秩卑权重”、互相制约的原则。御史、谏官有相对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力。
现今的检察机构上下级之间的业务领导比较薄弱，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上命下从的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的一体化工作机制。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制定了不同类型的监察法规,如汉代的《刺史六条》、宋代的《监司互监法》、元代的《宪台格例》、明代的《宪纲条例》、清代的《钦定台规》等。监察法的制定有助于御史正确地行使职权,同时也对监察官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督察、同级检察院之间相互监督的机制，逐步建成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之间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协调、互相监督的工作机制。在各级检察院内部完善索检委会工作新机制，强化检委会的监督制约作用，设立案件督察部门，建立办案质量督察机制，加强各相关内设机构之间的诉讼程序的监督。

『肆』 我国历代兼监察立法有哪些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

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

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4)关于我国历代立法监察扩展阅读：

应用：

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副主任彭伶对这种填补理论空白的尝试给予了肯定。她说,“监察法学研究会是新成立的研究会,学科新、人员新、制度新,这是挑战,也是优势。一张白纸最好画出美丽的图画”。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卞建林认为,浙江学者在开展监察法学研究方面拥有一定的优势。浙江省作为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省市之一,先行先试,勇于创新,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全面推进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也为监察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基础。

会议主办方不仅对“监察法学”的学科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还对《监察法学》课程进入大学课堂持乐观态度。据封利强介绍,在他任职的浙江工商大学,《监察法学》已经被作为选修课列入法学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

监察法学研究会未来还将积极推动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培养方案的完善,力争将《监察法学》增列为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

『伍』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历时二千多年，在古代国家的政治运行中，对于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官僚权力的监察和约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作用是有限的，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可以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特点始终与其历史局限形成二元对立，单线垂直的历史局限是监察制度的性质；位高权重的历史局限是古代国家政治制度结构；监察活动法律化的历史局限是传统的人治。 中国古代监察官员通称为“御史”，这个御史的“御”字，即代表了古代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君主）个人拥有和占有之意。史实也是如此。御史一职早在战国时期出现，其职事主要是掌管国王身边之事务，以后才逐渐地演变为监察官员。《周礼·春官》载：战国时御史总计172人，其最初之职为掌管图书法令，随国王左右的书记和秘书之官。后来，国王经常通过御史了解各方面与全国各地方的情况，以后国王又依靠御史监督中央与地方官员。这样，御史便渐次成为君主的耳目之官。古代监察御史的起源便决定了古代监察制度的性质，是皇帝（君主）的耳目和工具。
此外，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自秦代始，就确立了中央集权主义的专制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帝国中，皇帝主要依靠官僚对国家进行统治和治理。但是，在皇帝的眼里，官僚仅是一种统治工具。贵族是靠不住的，官僚也同样靠不住。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列文森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历史变迁存在着两种变化，一是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的变化，二是传统与近代之间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并非死水一潭，它充满着种种紧张和冲突，其中如君主与官僚制度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注：（美）列文森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代译序”第8页。）列文森认为：君主需要的是私人的官僚代理人，而官僚曾是秦汉和后来唐朝的君主反封建制的一种工具，现在它直接与王权相对立。在帮助王权清除了所有对手之后，官僚自己则成了惟一能与王权相抗衡的力量。中国皇帝既不能一开始就剥夺官僚那可怕的结合，威望和行为功能，也不能在此之后用超出官僚之外的赞赏——授予官僚以真正的贵族头衔——来吸引官僚。显然，中国历代皇帝在与官僚的紧张与冲突中，充分发展和利用了监察制度。在解释这种监察制度的性质时，《管子·九守》认为：君主设立专职监察的目的是：“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荀子·君道》也认为君主设立监察御史之用心在于：“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守司，远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元人叶子奇《草木子》一书所载，元世祖忽必烈有一个说法：管行政的中书省是我的左手，管军事的枢密院是我的右手，管监察的御史官是我用来医治这两手的。非常形象地道明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性质。
既然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皇帝的耳目，皇权的工具，同时也是制约官僚的一种制度，那么这样的监察制度就必然导致一个直接的历史局限：谁来监察皇帝？虽然中国古代的监察体系是单线垂直的，是独立的，但是其权力的源头却在皇帝，其独立也是相对于官僚系统，绝不可能独立于皇帝之外。例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风行的弹劾之制，唯有最高统治者皇帝例外，此与当代法治国家相比，成明显反差。这种历史局限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高居于监察制度之上的皇帝，只能依赖于个人理性与能力来约束自己。然而人的理性与能力是有限的，皇帝也是如此。这样，非但不能保证皇帝本人不犯错误，也不能保证皇帝始终如一地维护监察制度的正常运行。此外，从比较监察制度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历史局限造成一个事实，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为了强化皇权，而不是代表公民意志，不是保护和伸张公民权利，更不是制约和监督君权的制度机制。以12世纪后期到15世纪英国议会的产生、发展及议会制度的确立过程为例，英国议会首要的职能就是依法审判和监察国王及王族，1194年2月大会议对理查德一世的弟弟，法定的王位继承人的审判就是如此（注：程汉大著《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6页。），1215年6月15日国王签署通过的《大宪章》，宣告了国王应受监督和国民有权合法反抗政府的原则（注：程汉大著《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80页。）。14世纪英国议会取得了批评，监督国王的政治权力，甚至有权废黜国王，如1327年1月20日废黜爱德华二世，1399年8月废黜理查德二世（注：程汉大著《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08页。）。比较之下，中国古代的监督制度的历史局限，使之从未产生或出现，也根本不可能产生或出现监察，废黜皇帝的制度功能。 李慎之先生最近撰文《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注：《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认为：“根据我近年的观察与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国家政体是“皇帝一人专制集权政体”。金耀基先生认为：两千年中，中国所行的是君主制（注：金耀基著《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9页。）。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强大和发达，其原因是由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的结构特征决定的。其特征从秦汉以后主要表现为“家天下”的皇帝制度，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是一个一元集权的结构，在权力的最高层次上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因此，为了巩固和强化皇权，皇帝一方面必须依靠官僚集团进行统治和治理，一方面必须强化监察制度，对官僚集团进行全方位的严密监察。同时，由于中国古代官僚不像现代行政文官，具有严格的分工特性，是一个包揽政治、行政、立法、司法等特权的集团，为了对这样一个特权集团进行有效地监督，强化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以监察权力独立于和高踞于官僚权力之上，就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单极的、一元化的集权政治制度特征，产生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君权），因而无法形成建立在最高权力分立的基础上的、兼有纵向和横向、乃至双向间的多元权力监督结构。这样，权力制衡、法治乃至法律至上的情况是出不来的，权力的相互制约和民主监督也就无法从中产生。因此，中国传统国家政治制度的结构，既是造成古代监察制度强大和发达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古代监察制度历史局限的又一陷阱。这种传统国家政治制度的特征，导致皇权的至高无上，国家最高权力不受制约。从而使辅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政府也具有了相应的无限权力。这样一种表现为纵向制约和监督的权力结构，由于缺乏每一个层级的横向权力制衡、制约与监督，纵向的制约和监督往往是软弱的，有时甚至是无效的。中国古代官场中盛行的“欺上瞒下”、“官官相护”、地方保护主义都是此种权力结构的反映。
黄敏兰在撰文探讨古代政治权力与官吏腐败的关系时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政治能力的社会集团只有一个，这就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依靠强权，掌握了社会中一切重要的部门，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能够从制度上加以制约，而且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其他的政治集团。因此，如果官僚集团中个别成员腐败，那么从其集团的内部还可以处治。如果整个集团普遍腐败，则社会上就没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控制了。所以虽然官僚完全能够自己从法律上制定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的标准，在许多朝代之初也几乎都能严刑竣法，惩治腐败，但随后法制便愈渐松弛，而后终于废弃。他认为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源是：中国古代的权力结构产生了腐败的必然性，并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一是皇权专制制度对腐败的影响；二是权臣专权对腐败的影响；三是普遍的专权造成普遍的腐败。（注：《北京社会科学》第1995年第2期。）结果，在这样一种国家政治制度结构所导致的权力结构内，监察可谓监不胜监，察不胜察，面对制度性权力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腐败，监察最终是无可奈何的！
再从比较政治制度的方面来看，中世纪英国的政治制度，早在公元10世纪前后，就已经逐步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权力结构。简而言之，在这一时期，英国人创立了双重分权的政治结构的形式，奠定了英国有限君主制（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传统的基础。一方面是中央政府与半自治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分权（有限的单一制），另一方面是各级政府组织内部，即国王与贤人会议、郡长与郡区会议、百户长与百户区会议之间的横向分权，由此构成一种纵横交错的双重权力制约机制：这种政治体制特征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有利于防止过度中央集权化和个人化，有利于抑制王权（君权）的无限彭胀。因此，在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当欧洲各国普遍建立绝对君主制度时，英国王权虽然有所加强，但始终没有达到绝对君主制的程度，依旧保持着有限君主制的政治权力结构。（注：《英国政治制度史》，第34页。）此外，在欧美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正如亨廷顿所言：现代化会滋生腐败。在美、英、德、法等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上，随着政府权力的增强，以及官僚自主性倾向的扩张，也曾出现过大量腐败现象。但是，由于欧洲传统政治制度的权力制衡结构的演进，使欧美等现代化的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官僚权力均受到制约。因此，在欧美等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不存在中国古代国家中那种制度性的腐败。 中国古代监察御史在监察过程中较为重视监察活动的法律化，然而，这种“法律化”并不意味着法治化。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监察御史所奉行的“察吏六条”，实际上是古代的治官之法，是与古代的“官制”、“官法”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的，这与现代的行政法也不能等同。更不能与现代的法律相提并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国家一贯倡导人治政治，这种人治政治也不是人们一般理解上的不讲法制，不制订法律，而是指法律只是君主手中的工具。
中国传统的人治政治导致人治的权力运作方式，而人治权力运作方式的制度框架，就是所谓的“金字塔”。最高权力主体只有一个，最高权力所有者只有一人。而且在制度上，法律上，这一个与这一人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不受法律控制的。《管子·丛法》曰：“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治于法者，民也”。此是典型的人治论点，君主是法律之源，而官员必须奉行君主所制定的法律，即“治官之法”，一般民众则成了法律惩治的对象。在这样一种人治权力的政治制度模式中间，必然造成权力与法律之间紧张。法律、制度赋予了权力运作的人治方式，反过来，人治权力运作方式又造成了表面上发达的法律制度的“不完整性”、“不充分性”和“有限性”。政治制度的主要要素是制度、法律及其权力，其中制度与法律构成了权力的运作方式。可以肯定认为，中国进入中央集权之后，在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之中，权力的运作方式是人治。最高权力没有控制，不受制约，则制度与法律就处在了被权力所控制的状态，此恰恰与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中，制度与法律处在控制和制约权力的位置上的状况正好相反。在中国古代这样一种最高层的制度、法律与权力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单极的或曰单向度的权力与制度、法律的关系，权力在三要素之中是主动的，任意的，而制度与法律则是被动的。制度与法律在历史上的起源与变迁，可以认为主要是一种个人反复交往、多次博弈的结果。在国家、社会、市场、集体中需要一个共同的框架和规则，一个全体认同的正义的操作系统。因此，制度与法律也是国家、社会、市场和集体的行为准则，应当居于权力之上，应当有主动性，应当控制权力的任意性。虽然权力具有公共性，但是权力并非一定体现公共性。权力往往握在某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个人之手，因此，权力相对具有一种个人的倾向，如果权力扩大到不被限制，不能控制、不受制约，则权力将变得十分危险。所以，权力应当是居于制度、法律之下，权力应当是相对被动和受控制的。遗憾的是，中国传统的人治政治，造成权力无限、为所欲为的后果。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方面政治制度与法制十分发达，一方面却是贪污腐败盛行的矛盾现象的总根源，王亚南先生甚至认为，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牟宗三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认为：法家理论尊君的结果使得元首的地位无限制，由无限制进而成为无限的。后世的皇帝都是无限体，这是绝对化而非充分客观化。人间政治组织中任何一个存在若无按照政治法则而来的限制，则这存在就无客观性。客观之所以为客观，即在于服从一政治法则，则为此法则所限制。由此，士或官僚虽有客观地位，但其政治客观性未能充分地客观化。关键在于皇帝是无限体，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则士与官僚的客观地位与政治的客观性皆不得保障。牟宗三先生这里的“客观化”，就是指制度与法律的规则对于权力的限制。皇帝是一个无限体，是因为最高权力高居于制度、法律之上，这样一来势必影响到从上到下的“客观性”，使本来由制度、法律所规定的具有客观性的士或官僚、也变得不充分起来，使本来充分的、发达的、丰富的制度、法律所规定的官僚权力、职责、义务等，变得时明时暗，或有或无，有法不依，有章不循，长官意志，权大于法等等则成为政治活动的普遍现象。
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认为：中国传统的官僚君主制中存在着常规权力与非常规权力的长期互动，皇帝总对不起作用的规章条例表现得极不耐烦。他的因应之道是，一方面对日常运作的官僚机器上紧螺丝，另一方面则将自己的非常规权力注入到这一机器的运作中去，以此加强君主非常规权力对官僚常规权力的控制。（注：（美）孔力飞著《叫魂》，上海三联出版社，第251页。）其结果，君主的非常规权力必然迫使官僚的常规权力遭到压抑和破坏，也必须迫使监察活动的法律化变得极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监察取决于皇帝本人的圣明与昏庸。也就是说在中国历代历朝的皇帝中，有明君，也有昏君，更有暴君。因此，对于监察官员或谏官，不同素质的皇帝就会有不同的态度。例如：明君唐太宗具有纳谏与兼听则明的雅量，遂使魏征成名；独断的皇帝喜欢奉承、面谀，不喜欢逆耳忠言，隋炀帝即以判死罪的办法对付进谏之官；唐宪宗则因韩愈进言反对迎佛骨一事，一怒之下将其贬放潮州；海瑞在明世宗时上谏，称地方政府“吏贪官横”而被打入死牢。其二，皇帝自身难保时，监察亦要遭殃。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中，监察本来就是皇帝的工具，所以当皇帝的统治被削弱的时候，监察御史自然要遭遇灭顶之灾。例如，汉代著名官僚李膺在任司隶校尉时激烈攻击宦官擅权，结果在两次党锢之祸中，追随李膺的监察御史等官僚多数惨遭杀害。唐开元年间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结果谏路被这些权臣堵死，李林甫曾威胁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唐僖宗时，一谏官因上言皇帝“专务游戏”而被赐死。明代天顺年间曹吉祥、石亨等横行不法，三道御史联名弹劾，结果全被罢官流放。其三，监察御史借皇帝之威为所欲为：最典型者如汉代杜周，此人对中国人治政治的门道极为精通，深知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意志就是国家法律的出处。因此在办案中一切以上意为准，时人批评他：“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杜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汉武帝初继帝位时需除旧臣，杜周心领神会，大开杀威，滥捕无辜，每年抓到长安的二千石以上高官就达百人，先后殃及六、七万人，因此得到汉武帝重用，被任用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武则天时，有一靠告密起家的御史，不识一字，武则天问：“你不识字如何任文官？”此人回答：“獬豸兽也不识字，不是也能识别忠奸吗？”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一种纵向权力监督模式，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对权力的监督是一种单向度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即只能是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实行监督，同级别的权力主体之间的监督关系一般不很明显，更不存在普通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在中国古代专制政体里，皇帝是一个巨大的权力之源，处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可以监督任何部门和官员。除了皇帝之外，所有朝廷命官都由其“上级机关”加以监督，所以古代中国发展出了世所罕见的御史监察制度。秦汉时，御史的地位仍具有附属性，御史大夫虽与丞相及太尉并称“三公”，但实际职权是“掌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它是副丞相，依照汉代习惯，须做了御史大夫，才得升任为丞相。”后来御史机构渐渐独立，监察权慢慢脱离相权。中央发展了御史台、都察院、以及厂卫等特务机构，地方有巡按御史、督抚、按察司等，庞大的御史监察体系得以建立。至此，除了皇帝以外，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官员都有其对应的“上级”监察官。
第二、这种监督方式是一种整全的监督，即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完全取代下位权力的运作。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不存在明确的职能分工，只有权力行使范围的大小。两者的职权是同一性质的，都是一种没有分化的整全权能，只不过有上下高低之分。因此在进行监督的时候，上位权力能够代行下位权力。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国家政权始终不存在明确的职能划分，立法权和司法权从来就没有独立，国家政权表现出明显的整体性和行政性。实现权力监督的手段不是通过职能划分，而是通过权力的纵向分配，采取“以上制下”的方式，上位权力起初只是局部的监督矫正，渐渐地就全面取代了原来的权力，形成新的权力级别和机构。这一特点在地方行政区域的形成和中央政权机构的演变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以上制下，全面监督”可谓纵向权力监督模式的本质。
第三、在这种权力监督机制下，垂直纵向的权力层级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因为权力没有分化，不能实现相互制衡的功能，但权力又不能过度集中，因此只有在纵向上设立众多不同级别的权力机构，使每一个级别的权力逐级缩小，达到以上御下的目的。下级权力需要上级权力来监督，后者又需要更高级别的监督，如此上推级别不断增加。中国古代的行政级别繁多复杂，与这种权力监督模式有直接的关联。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行政区划只有秦朝的郡县，此后所谓的行政区域都是由御史巡察区演变而来。这一演变过程已在本文第一部分有详细的阐述，更可以用如下简图直观地加以描述：
从上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每一级新的行政区的形成，都由相应的中央巡察官作为媒介，新的行政区直接或间接来自原有的监察区。中央权力由监察权向行政权转化，又产生新的监察权，再转化为新的行政权，如此循环不已。可以想象，假如没有辛亥之变打断这一循环，巡抚总督之后一定会有新的地方官形成。实际上，清代在巡抚总督之上已经有了新的监察官，就是清廷经常派出的钦差大臣、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即使辛亥革命之后，仍残留这种循环的痕迹，各省的督军，不也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进行统治的代表吗？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建国初期曾先后设立过“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并设大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当时，大区是我国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其下辖省、市和行署区等。”由此可见，这种传统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能消除的。
就中国古代的权力监督制度言，还有一项鲜明的特征，此即回避制。回避原则可以说是我国传统官制的一大特色，历唐宋明清愈益完善，尤其以明清两代为盛。“明清两代厉行回避制、流官制，全国除土司地区和规定必须由孔姓掌权的曲阜县外，其余所有县官都必须由外省人担任，（本省外县的也不行，甚至即便是跨省为官，任职地距离本人原籍在500里内也在禁列，有的朝代不仅回避原籍，还要回避寄居地、居止处、自家和妻家田产所在地）而且任期很短。”回避制切断了地方官员与地方势力相互结合的途径，便于中央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下，朝廷政令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可以削弱到最小限度。
因而，纵向权力监督模式的优点是具有较高的权威和效率，在集权模式下，权力的行使畅通无阻，单向的“行政效率”是很高的。但这种权力监督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要不断地设立更高级别的监督者，以对“监督者”进行监督，又从另一方面降低了整个权力系统的运行效率。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是单向的监督，下位权力不能监督上位权力，所以为了防止上位权力的异化，就必须设立更高位的权力对其进行监督。如此向上延伸，导致监督层级不断增加。最终必须确立一个具有最高权威、无需任何监督的“终极权力”，否则权力监督将会无穷循环，形成一个“无底洞”。但是，如何保证“终极权力”的正当性，防止终极权力的异化，是纵向权力监督模式无法解决的难题。
在纵向监督模式下，各级官员唯上是从、欺上瞒下、行贿受贿等吏治腐败现象都是体制性弊端，“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始终很难解决。一些具体制度也大多是利弊掺半。比如回避制，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回避制主要适用于司法审判领域，其他政府部门则要求具有本地区居民资格者，才能成为该地区的政府官员，其选举法一般规定候选人必须具有相应的“籍贯”和居住年限，以便于选民更好地了解候选人，监督当选官员。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其“技术上”的优点是明显的，但它并不具有目的正当性。回避制的根源在于地方官员不由地方产生，而是中央派驻地方的“代表”，为了防止和减少“中央代表”与地方势力结合对抗中央，所以必须实行回避制。在回避制、流官制下，地方官员往往只对上级负责而罔顾民情，更容易滋生“短期行为”、搜刮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