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式立法

㈠ 为什么民法典历经五次才最终编纂成功

编纂民法典工程浩大，应稳妥推进。将散于各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编订纂修，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方面要将不适应、不适宜的规定予以剔除，另一方面又要将新产生的、新出现且已成熟的民事法律规范加以吸收、固化，最终形成一部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集大成法典。

根据编纂民法典“两步走”的思路，民法总则已经出台，接下来就是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本次会议审议的有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等6编，共73章1034条。编纂好各分编是对民众切身利益的法制保障。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编纂有很多亮点，比如物权编强化了业主对建筑物共有部分共同管理的权利，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限届满自动续期；合同编里增加了住房继承人优先承租权的制度，加大了保护弱势当事人的制度；在婚姻家庭编增加了一个月离婚冷静期等。

(1)编撰式立法扩展阅读

5年磨一剑，宣告中国迈入“民法典时代”。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个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承载着几代立法者、法律工作者乃至亿万人民的梦想。开启中国民事法律新时代。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

编纂民法典，是一个国家法律传统和法治信仰的生动写照，映射出一个民族的不懈奋进。伟大的时代，催生伟大的法典。编纂一部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完整并协调一致的民法典，离不开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思想指引。

“自始至终，民法典编纂工作都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负责人说，根据编纂民法典的指导思想，立法机关确立了“编纂式立法”这一重要理念。

1、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

2、不是简单的“麻袋装土豆”，而要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针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

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礼与法的融合及进一步发展

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政权由士族集团控制，在立法上标榜儒家思想，维护士族集团的等级特权，儒家礼教与封建法律进一步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都曾进行过大规模法典的编纂，但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作为正统的标志。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在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律学进一步发展。
一、立法指导思想
（一）厉行“法治”、“一赏”、“一刑”
我国古代“刑罚世轻世重”的传统法制思想在三国时期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三国乘汉末之弊，战乱不止，统治者亟需以刑法安定社会秩序，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三国统治者在肯定礼治对法制具有指导作用的同时，格外强调法律在治理乱世，拨乱反正中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曹操认为，治理太平盛世，统治者应致力于礼乐教化，以淳朴风俗；而治理乱世，统治者应首先树立法律的权威，以安定社会。这就是：“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拔乱之政，以刑为先”。曹操不但积极提倡，而且认真身体力行，其“割发代首”实践了其人人守法、违法必罚的主张。蜀国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行者诸葛亮，也认为治理国家应当礼法并用、德威并用，主张审时立法、厉行法治。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且一再规劝蜀后主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依法奖励和处罚。统治者的这些行为都明确地体现了法家的“一刑”、“一赏”的主张。东吴君主孙权也是一个重刑主义者。汉代早已废除的族诛之刑在东吴屡见不鲜。孙权为重刑辩护说：“但不得已而为之耳”。三国时期的统治者大都建立了完备的法律制度，主张执法从严，依法行赏罚，使老百姓相信令必行，禁必止。
（二）立法和司法应“理直”、文约例直、宽严适中、轻重得当、罪刑相符
建立晋朝的司马氏集团，系东汉末年发展起来的世家大族，他们以精通儒学而在社会中占有特殊地位。掌握最高政治权力后，司马氏集团格外注意以法律反映、确立和保护士族的特殊利益。因此，“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治思想成为晋代法制的指导思想。汉代所开启的礼律融合的事业在晋朝有了长足的发展。
晋代统治者认为“礼治”是法制的灵魂。张斐认为法制必须“理直刑正”。所谓“理直”，即法律必须明确体现儒家的纲常明教，以儒家所提倡的精神和原则立法和司法。张斐在总结晋律体例时，认为晋律体现了“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的原则。所谓“王政布于上”，即君主有最高的立法权，在立法上应处居高临下之势；“诸侯奉于下”，即诸侯贵族必须遵守君主之法而统治百姓；“礼乐抚其中”，即所有的立法和执法都必须体现礼乐的精神，以礼为指导原则。晋代统治者认为立法与执法社会效果的优劣，完全系于“礼”。礼是律产生与执行的依据。统治者认为，断狱不能呆板地遵用教条，而应该用礼的原则去裁判是与非，罪与非罪。所谓“刑正”，即立法和适用法律应该做到宽严适中、轻重得当、罪刑相符，应当明确界定和规定各种犯罪的概念。其时，得到官方承认的律学家杜预认为，立法时应当做到“文约例直、听省禁简”，即法律条文简约、法例明白易懂，这样老百姓就知道怎样守法而不触犯刑律。
晋代统治者在立法实践中“纳礼入律”，使礼律合一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晋朝统治者将维护士族礼仪的礼大量入于律中，使礼直接成为法律条款，“礼律合一”不再是一种主张而是一种现实。西晋制定的《泰始律》，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
（三）积极变法、重视法制、引礼入刑
南朝统治者的法制指导思想多因袭魏晋时期的主张，因而没有什么建树。北朝统治者系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充满了兴趣。他们非常喜欢汉文化，在法制方面多有建树。同时他们本身开放和豁达的民族文化特点，也为汉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所以，南北朝时期“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
北朝统治者建立政权后，积极进行变法，虚心采用和学习汉民族创立的先进的封建经济体制、政治法律制度和以儒家礼制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非常重视礼对其政权法制建设的指导作用，注重礼与刑的统一。北魏孝文帝提出恤刑、慎刑等法制主张并积极实践。如其时，统治者认为在执行刑罚时，犯人裸体受刑，有伤风化，违背礼仪，因而下令更改此制。另外根据礼治“恶恶止其身”的原则，统治者修改了一人犯罪，满门抄斩的“门房之诛”。只要不是谋反罪，由一人承当。北齐统治者设置“重罪十条”对违背礼制的行为进行重罚。
二、法律形式和立法概况
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和立法概况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基本的法律形式仍然是作为成文法典的律，但同时也创立了一些新的法律形式，如格、式等，令的含义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为隋唐时期封建法制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律的演变与发展
作为法律的基本表现形式，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体例不断完善，内容逐渐丰富和充实，概念和术语逐渐科学。三国初期，大都沿用汉律。公元229年，曹魏政权制定了《新律》。267年，西晋制定和颁布了《泰始律》。南朝也进行了许多立法活动，如南朝梁制定了《梁律》，陈朝制定了《陈律》。但其立法成就并没有超过晋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晋律的完全继承。北朝在律方面的立法成就比较多。北魏制定了《北魏律》，北齐制定了《北齐律》、北周制定了《大律》等。其中以《北齐律》最为著名，立法成就最高。现以曹魏、西晋、北齐和北魏的律典为例介绍律的发展成就。
1.《新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魏明帝即位后，令陈群、刘劭等在吸收汉代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新律》，共18篇。《新律》早已失传。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其内容较为丰富，体例较为科学，结构更加严密。与汉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正式将律作为定型化的法典，一经制定即不再有单行法规编入。这开启了后代法典的基本形式。其次，增加了篇目，由汉律九篇增加为18篇，弥补了以往法典“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的缺陷。再次，规范了律典的编纂体例。将《九章律》中的《具律》改为《刑名》，列于律首，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法典的体例更加合理和科学。再次，改革了刑罚，使刑罚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和文明化。魏律取消了汉律中的宫刑，减轻了对某些罪的处罚，将刑制定为死刑、髡刑、完刑、作刑、赎刑、罚金和杂抵等七种，为奴隶制五刑向封建制五刑的过渡创造了条件，推进了刑法文明的发展。第四，《新律》将刑名与刑期联系在一起，使法律更加直观。此外，“八议”入律，使礼律进一步融合，开辟了礼律融合的新途径。
2.《泰始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泰始律》是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参考汉魏之律典而制定的，共20篇，620条。泰始三年（268年）完成，次年颁布实施。 与汉、魏律相比，《晋律》在许多方面具有较大的发展和自己的特色。
首先，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法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分了律与令的性质，将律确定为定罪量刑的法典，将令确定为规定国家各项制度的法典。《泰始律》颁布后，张斐和杜预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泰始律》一样具有法律效力，称为《张杜律》。张斐不仅对法律的字义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而且对晋律中一些相似而又容易混淆的罪名作了区分。
其次，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泰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首，完善了我国古代刑法总则，有利于人们正确理解法律的含义和律典中的其他各篇。
再次，礼律进一步融合。纳礼入律，礼律并重。如为了维护士族的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设立了“杂抵罪”，确立了 “准五服以治罪”的原则，强调父在子不得分家异财，允许被杀者之功亲为之复仇；晋代甚至直接把儒家礼教的精神和原则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第四，在省减的条文中，主要减少的是重罪的条文。如缩小了妇女缘坐的范围，废除了“捕亡没为官奴婢之制”等规定。
3. 《北魏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北魏为鲜卑拓拔贵族所建立的王朝，是北朝的第一个王朝。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前，既无文字，也无法律。进入中原之后，积极变法改革，学习汉民族法制建设经验。北魏孝文帝亲自主持修律，在参酌汉、曹魏、晋和南朝律令的基础上于太和十九年（495年）撰成《北魏律》20篇。北魏律综合吸收各地的儒学文化和西晋以来律学的重要成就，在礼律融合方面颇有创新，具有较高的立法成就。如，北魏法律创制了存留养亲之法，即对于犯有死罪之人，如果家中父母、祖父母年老而又没有成人的孙子，旁边也没有近亲属来抚养老人，法律规定罪犯可以减轻处罚，留在家中抚养老人。存留养亲之法一直适用至清末。
4. 《北齐律》的制定及其特点
北齐取代东魏后，便着手制定律令，由高颕等人编纂，经过十四年的努力，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终于制成《北齐律》，共12篇，949条。与晋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首先，精简律文，将律典从《泰始律》的20篇减为12篇。其12篇的篇目是：名例、禁卫、户婚、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其次，确立了“重罪十条”，这是后世“十恶”的前身。再次，确立了死、流、徒、杖、鞭五刑，为隋唐笞、杖、徒、流、死封建五刑体系奠定了基础。总之，它是一部上承汉、魏律之精神，下开隋、唐律之先河的法典，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令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方面变化最大的是“令”。这一时期“令”不再与皇帝的诏令发生直接关系，成为定型化的、与律对称的国家法典。令逐渐演变为积极性的、正面性的法律规范，用于规定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制度。
曹魏时期已经开始制订定型化的令。史籍记载，曹魏制定有《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邮驿》等法律，总篇目达到了一百八十多篇。
西晋立法的原则是将一些“太平当除”的临时性法规，以及“施行制度、以此设教”的积极性、正面性的法规编入令典。268年，与《泰始律》同时颁布的还有《晋令》40卷，2306条，分为32篇。篇目为户、学、贡士、官品、吏员、服制、祠、户调、佃、复除、关市、捕亡、狱官、鞭杖、医药疾病、丧葬、杂、门下散骑中书、尚书、三台秘书、王公候、军吏员、选将、选吏、选杂士、宫卫、赎、军战、军水战、军法、杂法等。其体例显然是按照官府行政事项以及职官机构两个方面来编制的。
南朝时期的南梁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令典的编撰。503年，与《梁律》同时公布的还有《梁令》，共有30卷，28篇。其篇目为户、学、贡士赠官、官品、吏员、服制、祠、户调、公田公用仪迎、医药疾病、复除、关市、劫贼水火、捕亡、狱官、鞭杖、丧葬、杂、宫卫、门下散骑中书、尚书、三台秘书、王公候、选吏、选将、选杂士、军吏、军赏等。南陈编有《陈令》，也是30卷。
自西晋以后，律令并列已成为习惯。北魏时期曾多次立法，律令常常没有同时制定。因此，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大臣孙绍说，如果只有律而没有令，大臣就不知道按照什么来行事。可见令已经成为政府机构必备的制度性的法律规范。
北魏也制定有令典。据《太平御览》记载，其令典有《太和职员令》21卷。北齐在564年制定了篇幅达40卷之多的令典，其编制方法与晋以来的惯例不同，完全按照朝廷的尚书24曹机构名称来进行编制。篇目为：吏部、考功、主爵、殿中、仪曹、三公、驾部、主客、虞曹、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度支、仓部、左户、右户等。北周也制定了自己的令典。
（三）科和格的变化
科是三国初期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是汉魏之际起支配作用的具有独立地位的临时性法规，后来发展成为三国的基本法典。它给予当时的政权建设以直接的重大的推动和促进，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魏、蜀、吴三国建立之初，都承袭汉制，沿用汉代法律。但汉律经过四百多年的实施，到汉魏之际，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三国各政权往往采用“科”的形式。曹操比较重视法制建设，在吸收借鉴汉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科”和“甲子科”，使科成为曹魏政权初期的一种临时的主要的法律形式。蜀国在刘备定都成都以后，也由诸葛亮、伊籍等人制定了《蜀科》。晋朝在立法时取消了“科”这种法律形式，但是南朝时期又恢复。南朝梁有《梁科》30卷，陈朝有《陈科》30卷。东魏政权编纂了《麟趾格》，颁行天下，首创了“格”，并作为其主要的法律形式。
（四）故事和式
故事，即司法判案的成例。作为一种法律形式，开始于东汉初期，但是其时还没有编撰系统的法典。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故事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并且出现了成文法典。晋朝在颁布律、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故事》30卷，将律令以外的皇帝诏旨之类的法律文件汇编在一起，作为国家各级政府机关的规章和办事细则。南朝将“故事”改为“科”。另一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的法律形式是“式”。“式”是这一时期有关政府具体办事细则的法律规范。据记载，晋代有“户调之式”。西魏在大统十年（544）颁布了《大统式》5卷，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以“式”为主要法律形式的法典。所以，这一时期“式”的内容还不太确定。但是毫无疑问，“式”已经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

㈢ 谁制定罗马民法大全几世纪

查士丁尼；公元五世纪。

罗马民法大全，是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编纂的一部汇编式法典，是罗马法的集大成者，该法奠定了后世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基础，是法学研究者研究民法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

该法典由四部分组成，分别为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以及新律。最后完成于公元530年左右。法典内容为东罗马帝国时期的皇帝敕令，以及权威的法学家对于法律的解释，还有给法律学生当作法学的入门教材等。

在整个编纂工程完成之后，任何对于《民法大全》的评论或者其他立法都被禁止。该法奠定了后世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基础，是法学研究者研究民法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

查士丁尼学说汇编：

公元530年，查士丁尼再度任命特里布尼厄斯为主席，11名博学、有名望的法学家和从别留托斯、君士坦丁法律学校选出的5名教授为委员，共同将历代罗马著名法学家的著作，整理并进行摘录，共花费3年时间编成了《学说汇集》，又名《查士丁尼学说汇编》，于533年底颁布施行。

㈣ 《大明律》与明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一）《大明律》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非常重视立法的君主，他总结前朝历史经验，本着“法贵简当，使人易晓”的原则制定法令，早在吴元年冬十月平定武昌以后，即命人制定基本律令，这是明朝立法的开端。律文按唐律取舍编订，依《元典章》体例按六部顺序编定，为以后的《大明律》奠定了基础。此后，经过洪武六年、洪武二十二年重新修订，不断损益，基本完成了《大明律》的体例。至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大明律》的编撰工作，并颁行全国。

《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体系结构与唐律稍有不同，即将唐律的十二篇合为七篇，以名例律冠于篇首。具体篇目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五刑之外，流徒增加充军，死刑增加凌迟。十恶、八议之外，又增加六种贪墨赃：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坐赃。

从明律的篇章内容看，其脱胎于唐律，但又不同唐律，总结了唐宋以来特别是明初三十年间的封建统治与司法镇压经验，增加和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有人评价，《大明律》的精神严于宋，条文简于唐。

（二）《明大诰》

明初，太祖在制订大明律的同时，还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之间，采辑案例，连续编制了四编《大诰》。朱元璋编制大诰，主要是为了进行法制宣传，用严惩官民犯罪的具体案例，树立善恶、祸福的标准，使人“趋吉避凶”，以预防和减少犯罪，从而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明大诰》共四编，即《大诰一编》、《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共二百三十六条。从其内容上看，基本都是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案例汇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惩治贪官污吏的。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明大诏》的特点：一是法律以皇帝意志为转移，法外用刑，轻罪重判。由于明朝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度发展，皇帝的个人意志超出于法律之上。朱元璋统治时期，仕意更改法律，断罪判刑完全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四编大诰中所列举的许多案例，用大明律来衡量，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轻罪重判的，还有一些是无罪错判、更有甚者，还有一些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只是因为不合朱元璋的心意或被认为侵犯了他的权威，也被判以重刑。这说明《明大诰》的内容比明律更加严酷；二是《明大诰》重点打击贪官豪强，其内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例。如《大诰续编》共八十七条，属于这两类案件有七十条左右。朱元璋之所以打击贪官与豪强，固有其改善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看，还在于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统治。

朱元璋对自己所编制的四编大诰非常重视，竟采用法律手段在民间强制推行。要求每户一本，命令各级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要考试大诰内容，一时间天下讲读大诰成风。所以大浩的制定与宣传，对于保证封建法律的实行，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朱元璋死后，四编大诰就逐渐被他的臣民所遗忘，这说明单靠政权强制力量而推行的“御制圣书”，终究要被人民所遗弃。

（三）明例

明朝的例是作为判案根据的判例或事例。明朝判决案件除以明律及大诰为根据外，仍然采用唐宋以来以例断案的传统。以例断案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外遗奸”，因而例的作用在于补律之不足，“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意”，这是律与例的基本区别。

由于例是皇帝对某一具体案例如何判决的诏令，因而经年日久历朝积累的例便不断地增加，并且逐渐由具体案例演变成为通行的条例。至孝宗弘治十三年，仅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就有二百九十七条。万历年间编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藩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到了明代末年，例的数目几乎与律相等，结果“人不依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理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对于律，则“因循日久，视为具文”了”。

例的盛行，对于封建法律制度来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例代律或以例破律的结果，使得奸吏因缘为市，任意出入人罪。这也是明朝冤狱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大明会典》

明代的主要立法，除了《大明律》与《明大诰》之外，还仿照《唐六典》的体例编制了《大明会典》。《大明会典》于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修纂，至孝宗弘治十五年成书。《大明会典》的编纂完成，是明代行政立法的重要成果。

明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以后，行政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调整日益复杂化的行政关系，统治者注意用法律的形式确认新体制。明英宗以前，曾颁布过《功臣死罪减禄例》、《王府禁例六条》、《宗藩军政条例》等行政性法规。《大明会典》仿效《唐六典》的体例，全书以六部官制为纲，按宗人府六部、都察院、六科、各寺、府、监、司的次序，分述各行政机关的职权和事例，是规定国家机关活动规则的行政性法典。明代以《会典》为行政立法的总汇，辅以单行的例，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行政法律体系。

㈤ 编撰民法典是什么的重大举措

编纂民法典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民法典编纂的历史之维：

《民法典编纂的历史之维》是2017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马小红、孙明春。

2015年3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编纂民法典。众所周知，自清末变法以来，我国立埋颤法基本上采纳了大陆法系的立法框架，大陆法系又称民法法系，以民法典的编纂为重要标志。

民法典不仅是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更是人民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因此，编撰《民法典》就成为圆裤所有法学人的共同使命。此次编撰民法典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抄其他国家地区民法典，关于如何汲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就成为法史学人必须面对和担当的职责。

本书即是法史学人关于这一历史使命所提交的答卷。全书分两大篇，立足于法的历史性、时代性以及传统和创新的关系，“讨论法史学科如何将历史引入民法典，让民法典得以扎根于中国固有之法律传统”；全书以对话讨论的形式行文，主要内容包括“民法典编撰应坚持的历史规则”“民事习惯在民事立法中的地位与价值”等主题。

㈥ 元朝法治概论——元朝立法与民族分治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作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元朝统治者接受了汉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附汉法、参照唐宋制度的法律指导思想。但国家分裂的实施，使元朝法律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华法系进一步多元化。元朝统治时期，在立法上继承了汉族的严格法律，在执法上实行民族分治，从而在法律内容和司法制度上渗透了蒙古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后，逐渐改变了一些统治方法。他在逐渐抛弃蒙古习惯法和金科玉律的同时，吸收了汉族的法律文化，注意学习汉族的统治经验。一方面重用儒生，推崇儒道。一方面参考唐宋的制度，这些做法也对后来的帝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的立法始于元世祖，先后颁布的主要法典有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经世大典和元典章。是元代第一部成文法典。元初没有本朝的法典，而是以金朝的至元新格作为判案依据。1271年，泰和律义被禁止，元朝政府开始制定本朝的新法典。泰和律义就是这期间编的。1911年，元世祖著有游何澄容祖一书，其书号为至元新格，是一部关于公规、治民、防贼、理财的汇编。这本书编好后，忽必烈向全国发行。其内容包括公规、治民、防盗、理财等十个方面。它是对当时已经颁布的法律条款的总结。是元朝的官方法典，由继承其父元仁宗中国的儒家治国政策，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至元新格是在以前一些代码的基础上编制的。例如，元世祖编制的大元通制和元仁宗编制的大元通制是至元新格的参照对象。共2539篇，分为三类一阶。三大原则是圣旨制度、规章制度，另一个是分类。大纲底部有很多细节，与唐宋时期的基本相似，具体内容也继承了唐宋时期的法律思想。是具有法典特征的法律集成，是元代法典定型的标志。其中，破例相当于唐宋律令，规矩相当于令、规、式，圣旨制度相当于编修。，又称风宪宏纲。330年，由奎章阁书院编撰，赵世炎任校长，于吉任副校长，次月完成。全书共880卷，目录12卷，官书附1卷，汇编总论1卷。的风格参考了唐宋的要求，有所创新。在每一条、每一项的正文之前，都是为了说明其内容的梗概，或变化的原因，或成立的目的而写的，以方便读者理解。这种编纂方法也优于唐宋。大多是以中、朝等国的公文为蓝本，但把蒙古语的直译改成了汉语和文言，并从公文中删除了众多的官话。大元通制，全称大元通制，由元朝地方官署编撰，汇集了从元世祖到元仁宗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各方面的诏令和规定。全书分为10大类：圣旨、圣政、朝纲、太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它总共有60卷
此外，还有诏令、法令和省台文件中使用的特殊文体，是口语很难翻译成蒙古语的。语法特点和汉语有很大不同，有很多很难翻译成蒙古语的怪词。有时这些不同的风格混合在同一个文档中。元代的俗字很多，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试图简化汉字的自发倾向。元朝的立法形式有一个弊端，就是随着岁月的增加，月份的积累，颁布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多，必然造成五花八门的重复，不同罪同罚的局面，使得各级官员自私自利，相互竞争。对此，元朝统治者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是对历年颁布的一些法规进行整理、考虑和确定，形成新的法律文本，作为通例出版。比如赃物犯罪条例十二章和抢劫罪总则等。这种立法采取统一法规的形式，单行法的系统实施，证明了元朝的立法确实在逐步由时制立法、临时立法向法典化转变。二是召集元老大臣，从整体上在某种程度上统一或协调国家的制度和法律。这方面最显著的成就是大元通制和经世大典。在罪名分类上，特别强调强奸幼女罪，加重处罚。在量刑原则上，主张从轻处罚，特别是对与婚姻家庭有关的犯罪。埋银是元朝法律规定的制度，既惩罚罪犯，又补偿受害者的财产。烧银主要适用于杀人或伤人致死罪。各种杀人案，罪犯家属都要收50两银子埋了交给受害者家庭。烧银有一定的伤害性质。在民政方面，元朝废除了土地限制制度。契约关系基本继承了宋代的规定。很多法律都设置了赔偿的内容，这是元朝法律在这方面的发展。元代的婚书、职业媒妁、女婿、继婚等实体制度独具特色，对后世的社会习俗产生了诸多影响。在民事立法中，有关于法定结婚证和继承婚姻的规定。合法的结婚证是书面订婚，意思是双方同意建立婚姻关系。按照元代的说法，结婚证是婚姻成立的法律要件。结婚证上写明要结婚的财产数额，如果是多余的，还必须写明退休或退职的年限。主持人、亲戚和媒人必须在结婚书上签字才能结婚。设置婚姻契约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婚姻纠纷乃至诉讼。传宗接代是未婚男子娶家中寡妇的一种婚姻方式。这是蒙古族的古老习俗，元朝在法律上承认。这种婚姻一般发生在兄弟之间，远亲一般不允许收养。在经济立法方面，元朝美国的经济立法包括垄断法、海外贸易法、税收制度等。此外，元代还有以德选士的制度。元代科举制度中，命题主要由程朱理学皇朝经世大典和经世大典注释。这种考试制度结束了以诗文选士的历史，开创了以朱成理学为纲领的经世选士制度。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元朝的司法机构，中央政府有大量的衙门、刑部和宣政院；地方按省、道、府、州、县分为五级。按照元朝的法律，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在处理一切公务时，都要与主官和本官进行集体协商，这就是所谓的轮署制。只有道路和治理
法医学方面，在宋代法医学成就的基础上，元代法医学又有所发展。其主要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元典章的颁布实施，简化了尸体检验的繁琐文书。有70多个检测点。方位、名称、顺序与南宋末年著名法医书大元圣政国朝典四章相似。是正式立案侦查的程序之一，其方法大致完备。这也是元朝裁判制度的特点之一。第二个是新集至治条例的出版，这是一部举世闻名的元朝巡视记录。它的主要成就将在医学著作下被介绍。第三，开出了唐六典。元典章，又称结案，颁布于1297年。全文共分24个字，每个字代表一个部分，共118条。有53具尸体，有伤，有病，有法医相关的东西。是政府规定的民事、刑事案件报告结论的通用公式，用于招聘儒官，以达到文案的统一。年的尸体相当于尸检，受伤部分和患病部分相当于活检，实物相当于物证检验。由此，元典章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现代法医学的三大组成部分，即尸体、活体和物证，这是对世界法医学的又一重大贡献。元世祖忽必烈，蒙古人。他是蒙古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元朝的创始人，谥号圣德的皇帝，蒙古人尊称薛。他在位期间，建立行省制度，加强中央集权，逐步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何荣祖，字复道。袁广平，河北永年人。元代的政治家和法学家。元世祖奉命编大元通制，包括公规、治民、理财、防贼。承宗，并奉命令至正条格。署名学士袁冠学院。负责研究经学、文学、古籍、书画历史，向皇帝咨询，研究帝王治道考古，向皇帝和贵族子弟讲述经学历史的机构。排名第二。因建于大都，即今北京兴庙西的张奎亭，故名。是一种主要收集国家制度、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的史书对某个朝代的感情。由于会议内容涉及法规制度，其保存的原始史料丰富，可以弥补二十四史记载和表格的不足。想要创造修复，始于唐朝。汉简四书土地限制制度颁布后，汉文帝废除了普遍的批地制度，这是秦汉土地私有化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制定了土地限制令，以限制私人土地的规模。一些学者提出，限制目标是那些由国家授予土地的人，大多数是军事人员。由此可见，汉代的土地是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并存的。【阅读链接】元初名臣廉希贤，是一位刚正不阿的人物。忽必烈命廉希宪为北京巡抚，兼辽东巡抚。为了安抚当地民众，他特别下令，凡是杀俘虏的，一律以杀平民论处；如果囚犯因病被遗弃，允许人们收养他，但原主人在他病愈后不能要求收养。因为他的严格执法，当地很快就充满了活力。廉希贤李_死后，元朝封廉希贤为魏王，并封崔德公、衡，谥号。这个谥号是对部长的最高评价历史上很少有人获得过这个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