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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善立法

发布时间: 2025-07-24 07:22:32

Ⅰ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即“仁者爱人”和“克
己复礼”,仁礼之道具体派生出家族主义,而家族又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秩序。

1、“仁”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贯彻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恕”字。

我国古代历代王君也正是意识到了仁义和宽恕的贡献,才使得当时的法制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针对商纣王乱刑无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转变为“明德慎罚”以达到保护臣民的目的。

历史的见证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巨大贡献,这里的仁德思想与我们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所贯彻的以人为本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礼”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礼”亦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的思想。

义在其中,义体现为礼,礼是人内心的义的具体实现形式。一方面,礼是统治者根据人民面临的实际生活状况也就是“中”的原则制定出来的,因此,礼就是“中”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礼,尤其是周礼,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国法律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的内涵不断丰富 ,而且许多“礼”的内容也逐渐融入其中。西周时期, 周公制礼, 吕侯制刑, 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1)良善立法扩展阅读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2、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3、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4、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Ⅱ 科学立法的灵魂是什么

科学立法的灵魂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立法要尊重和体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和体现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以及法律体系的内在规律。

1、立法要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障人民各项权利。

2、立法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不是所有的法都能治国,不是所有的法都能治好国。要立良善之法,立管用之法,建立科学的立法体制机制,使每一项立法都能科学合理地规范国家机关的权力和责任,规范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使法律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3、法律是治国理政的科学,立法必须遵循法律体系的内在规律和立法工作规律,遵循立法程序,注重立法技术,努力实现立法过程的科学化。要明确划分不同法律关系的调整对象和界限,形成和维护符合国家发展目标的法律秩序。

总结

在具体立法实践中,要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规范立法活动,健全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抓好立法项目论证,科学确定立法项目,健全法律出台前评估和立法后评估制度。

综合运用制定、修改、废止、解释等多种形式,增强立法工作的协调性、及时性、系统性。加强立法调查研究,找准立法重点难点,探求科学应对之策,切实增强法律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

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完备而良善的法律体系

  • 法律体系完备:法治国家要求具备一个全面、系统、内部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涵盖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确保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法可依。
  • 法律内容良善:法律体系中的法律应当体现公平正义、保障人权、维护公共利益等价值,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

二、权力制约与监督

  • 国家权力分工明确:法治国家要求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机关分工明确,相互制约,确保权力不被滥用。
  • 监督机制完善: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包括立法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确保国家权力的行使符合法律的规定和人民的利益。

三、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

  • 公民权利得到保障:法治国家要求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确保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 司法公正:司法机关应当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确保公民在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

四、法律至上与普遍遵守

  • 法律至上:在法治国家中,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个人、组织或机构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 普遍遵守:法律应当得到全社会的普遍遵守,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公民个人,都应当尊重法律、遵守法律。

五、良好的法律实施与法治文化

  • 法律实施有效:法治国家要求法律得到有效实施,确保法律的规定能够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
  • 法治文化浓厚:培养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形成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良好风尚,为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

Ⅳ 简要概括指出梁启超的法治思想精髓

1、内容上:法治思想是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其分为法治的“依据”“、基础”和法治的“根本”三方面;
2、实行:“三个相结合”,即“法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与道德相结合,中法与西法相结合”。
3、意义: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振兴中国实业;他认为“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

补充:梁启超法治五大主张:
(一)以大陆法系为楷模,制定资本主义“六法”体系。
为了仿行西方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梁启超建议不仅要广泛地翻译、 引进西方各国的法律学说,而且要翻译、引进西方各国的“国律、民 律、商律、刑律等书”以此为楷模,在中国首“立宪法”,制定包括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在内的国内法。同时,还应加强研究 和发展国际法。

(二)为民立法,立法应以谋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为宗 旨。
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必须立“善法”、制“良法”。他说: “管子之言法治主义,以得良法为究竟者也。”什么是“善法”、 “良法”?如何区分“良善”之法与“不良善”之法?梁启超认为区 别两者的标准就在于法是为谁的利益服务?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如果
法的主旨是为了谋“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循所谓最多数最 大幸福之正鹄”,就是“善法”、“良法”。因为“众人之利重于一 人,民之利重于吏,多数之利重于少数,昭昭明甚也。”

(三)立法权应归多数之国民,由专门独立的立法机构行使。
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极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立法权问题。“立法 权之附属”问题,不仅是“为立国之大本大原”,是国家“政治之本 原”,而且它直接决定法律的性质,关系到“国民之能得到幸福与否, 得之者为多数人与否”,以及法治能否真正得到实现。

梁启超又遵循孟德斯鸠论立法、行政分权之理,参照西方 各国关于立法机构的设置,主张设置独立的、专门的行使立法权的立 法机构。他说:中国“因事势,从民欲”,迫切需要设立一个独立、 专门的立法机构,“立制改变,以利国民。”

(四)实行法治必须做到“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

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实行法治,除了首先根据国内外形势制定 出“良善”的“新法”之外,还必须强调法的严肃性,坚决认真贯彻 执行,做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他说:“法也者,非将以为装饰品 也。而实践之之为贵。”又说:“立法非以为观美也,期于行焉。欲 养成人民遵守法律之习惯,则当一法之将颁,必先有能推行此法之实 力以盾其后。若法意虽甚善美,而形格势禁,不获举而措之,则毋宁 暂缓焉。”立法不是为了装饰门面,美观好看,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 如果法律立而不行,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与价值,徒具虚文。有法等于 无法,还不如不立法。他说:天下古今之国家其得失的标准在什么地 方?“亦曰法之立不立。令之行不行而已矣。”他赞扬先秦法家法治 主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法令不立则已,立则期以必行而无所假借”。

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梁启超十分推崇法家管子的 一些主张,认为要实行法治,做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还必须注意 以下几点:(1)赏罚严明;(2)不得滥用法权;(3)划一性,简要 性;(4)要适时,勿保守;(5)治于法律,一律平等;(6)不脱离 国民文化程度、素质水平。

(五)司法独立。
梁启超根据孟德斯鸠的法理以及中外历史实际,明确提出要建立 近代法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原则,“以 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因为“司法之权若与立法权或与行法权同归 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亦有害于国人之自由权。盖司法权与立法权 合,则国人之性命及自由权必至危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建立近代民主司法制度。

Ⅳ 寤鸿句腑鍥界壒鑹叉硶娌讳綋绯荤殑涓昏佸唴瀹规槸浠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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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简答题立法的定义与特征

1. 立法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及认可法律的活动,是将一定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活动,是对社会资源、社会利益进行第一次分配的活动。
2. 立法是对个人行为自由与行为限制的界定,个体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最优化统一。
3. 立法有广义、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的立法概念与法律制定的涵义是相同的,泛指一切有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制定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狭义上的立法是国家立法权意义上的概念,仅指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
4. 立法是国家机关的专有活动和基本职能,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和发展起来,并且日益完善和制度化。
5. 在古代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立法权完全由君主一人代表国家来行使。君主一言可以立法,一言又可以废法,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
6. 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确立了代议民主制度,实现了立法的制度化、法律化。
7.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立法是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国家机关,按照自己的要求和愿望进行的活动,具有广泛的民主性。
8. 立法具有以下特点: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活动;是一项国家职能活动,旨在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有效调控;以一定的客观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人们的主观意志活动,受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产生具有规范性、国家强制性的普遍行为规则的活动;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进行的专门活动;对社会资源进行制度性的分配,是对社会资源的第一次分配,反映了社会的利益倾向性。
9. 立法是对社会进行权威的、有效的资源分配、财富分配,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实现社会控制、社会调整、实现社会动态平衡。
10. 立法是法治的重要内容,制定完备而良善的法律是进行法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11. 立法活动具有以下特征:由特定主体进行的活动;依据一定的职权进行的活动;依照法定程序所进行的活动;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活动;制定、修改、废止或认可法律规范的活动。

Ⅶ 怎样实现科学立法

科学立法的实现路径
实行科学立法,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遵循立法的科学理论,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科学合理的立法体制机制
1.立法决策体制机制。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立法主体,是立法决策和立法协调主体。不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在立法决策和协调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立法权限(体制)。现行宪法和有关法律对立法权限划分作了基本界定,确立了统一的、分层次的立法体制。现在看来,立法权限的划分还不够明晰,需要修改宪法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这一体制。(1)从纵向来说,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明确省(市、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与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划分。(2)从横向来说,要着重厘清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既要明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务院的立法权限划分,细化宪法第八十九条关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界定何为“执行法律”、“行政管理职权”等,细化立法法第八条关于专属立法权的规定;又要明确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地方政府的立法权限划分。(3)要明确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立法权限的划分,目前法律法规大多在人大常委会上通过,而很少(有的地方几乎没有)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依法将更多的法律法规草案提请代表大会审议和表决,既是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的应有之义,也是增强法律法规正当性的必然要求。
3.规范立法权的行使。(1)扩大提出法律法规案的主体范围。有权提出法律法规案的主体不积极、不主动,而有利益表达诉求的主体又没有提出法律法规案的权力,因此,适当扩大提出法律法规案的主体范围,有利于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的需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等米下锅”的问题。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可否考虑赋予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向省(市、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法规案的权力。(2)抓紧完善法律制度。我国法律体系内部不和谐、相互矛盾冲突的现象比较突出,还存在不均衡的问题。比如,虽有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婚姻法等法律,却没有民法总则、更没有民法典;社会保障方面法律也较为欠缺等。当前,急需“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进一步健全税收制度。(3)适当将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中的一些内容,吸收到法律中来或者说由法律予以规定。既然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都是适用于全国的,那从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合法性)的角度来说,就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而不应寄希望于国务院和“两高”做细化规定,以免他们僭越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行使的立法权。
(二)完善的立法程序
立法本身是一件大事,所以立法的协商、协调,不仅要在会下进行,也要在会上进行,而且要采取公开立法这种让人看得见的方式进行。当前,在立法工作中要实行更加广泛的协商,“深入开展立法协商。”
1.扩大立法博弈。立法本质上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分配和协调,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是在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条件下,通过协商和博弈,重塑新的利益格局,既保护共同利益,也保护个人利益。这本身既是民主立法,也是科学立法。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使得各项改革均步入了“深水区”,举步维艰,实质上就是利益的表达与博弈不充分,而这又加大了改革的难度,延缓甚至阻碍了改革进程。因此,对利益的调整必须格外小心,必须与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人进行沟通,扩大和促进博弈,进而形成共识,达成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平衡各种利益,体现和保障各利益主体不同的正当利益。
2.进一步丰富方式方法。在立法过程中,已广泛采取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调查研究、列席和旁听、公民讨论、专家咨询和论证、媒体讨论、信访等形式。立法法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其中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其实,这些方法也可在法律起草过程中加以使用。因为这些方法的广泛运用,不但有助于法案起草者深刻了解和把握各有关方面的利益、愿望及相关要求,而且有助于立法协调工作的实施,保证立法顺利进行,使法案更加成熟,质量更高。这需要修改完善立法法,从法律上进一步予以明确,做好立法沟通协调工作。
立法工作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建立健全相关的具体制度,使群众参与立法制度化、法律化,把“运动式”的参与变成制度化、法律化的有序参与,特别是要适当改变以往立法工作中的一些做法,继续征求有关部门、有关方面的意见,但又不能局限于此,以免使得有关主管部门“借法扩权”、“与民争利”,更要征求法律所调整范围内的利益集团和群众的意见,扩大有不同利益的公权力机关的参与,特别是要扩大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利益阶层的公众参与和博弈。就是说,对政府部门组织立法起草或参与立法起草中可能渗入的部门利益,应当通过公众参与、其他部门参与、立法审查、权力机关审议及其他程序博弈机制进行制约,以最大限度地反映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和意志。
3.完善立法听证制度。(1)明确立法听证的范围,什么样的法律必须经过听证、什么样的法律不必经过听证等。(2)规定立法听证的程序和相关规则,如选择参与立法听证的人或团体,举行听证会的法律效果,举行立法听证会的程序规则等。减少听证事项、范围和适用程序确定的随意性。(3)确定和强化“反对意见(原则性分歧意见)优先发言、重点对待”原则。
(三)高超的立法技术和艺术
1.关于立法技术。立法技术是实现立法目的的必要手段和工具,是指法律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的形式,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的方法,法律的文本,法律的系统化等方面的规则。法律的调整的对象不同,调整方法也不一样,既有公法与私法的调整方法之分,也有刑罚、行政处罚、民事处罚之别,这都是有讲究的。同时,法的目录、标题,法的总则、分则和附则等的制作技术,也需要加以改进。
2.完善立法体例。立法法第五十四条对法律的体例作了一些规定,但没有就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等的体例作出规定。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完善。
3.规范立法的语言。语言是法律条文的载体和表现形式,立法语言具有自身鲜明的风格和特质,所谓“法言法语”,最基本的要求是明确性,同时模糊性是立法语言难以消解的属性。这是因为,立法者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法的普遍性本身蕴含了模糊性、抽象性、概括性。因此,立法语言的使用,不仅是技术,也是艺术,立法须要兼顾语言的明确性和模糊性,该明确具体的一定要明确具体,该模糊的一定要模糊,既有刚性又有弹性,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四)严谨细致的立法论证
2013年10月30日,张德江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抓好立法项目论证,在充分论证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科学确定立法项目。更加注重提高立法效益,建立健全法律出台前评估和立法后评估制度,使这些工作常态化、规范化。这需要在实践中认真贯彻落实。
1.加强论证工作。在论证立法的必要性、重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立法的科学性、可行性,出台时机,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正面的和负面的)等内容的论证。作为一种公共决策和国家行为,立法本身、更不用说执法都是要耗费社会资源的,而社会资源是一定的、有限的。因此,要采取成本效益法,对执法成本、执法收益等进行客观分析和论证,其中执法成本包括:执法机构、人员编制、经费等。
2.开展立法评估。法律法规在实施一定时间之后,要开展评估工作,检测其实施状况,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修改完善,增强可行性、可操作性,真正将纸上的规定变成现实的东西。
(五)专家学者的智慧与作用
1.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立法过程中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有利于提高法案的质量。但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在实践中专家学者为立法贡献智识的情况却很少。要转变思想观念,切实防止“权力让专家成为长官的奴婢”的现象,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立法中的作用。
2.健全专家学者参与立法的机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专家咨询、顾问制度,发挥各方面专家学者的作用。现代社会中专业性、技术性问题大量出现,立法就必须征求相关学科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同时,要征求语言、法律等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制定1954年宪法的过程中,宪法起草委员会聘请法律专家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教育家叶圣陶、语言学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从各个角度对宪法草案进行研究推敲。历史证明,效果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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