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家堂的立法

㈠ 专家靠卖鉴定证书敛财 倒逼民间文物鉴定立法

来源：法制日报

我国民间收藏已有几千年历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收藏人群已突破1亿。

然而，民间收藏的很多环节却一直存在法律空白，导致民间收藏难以规范，甚至乱象丛生。众多的古玩市场、鉴定机构只有工商营业执照，游离在文物部门监管之外，以致发生纠纷后打官司，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

“目前民间收藏的鉴定市场基本处于‘三无’状态：无法律管、无机构管、无人管。鉴定者无需对鉴定行为负责，也不承担风险。”面对《法制日报》记者，一位业内人士如是说。

“专家”靠卖鉴定证书敛财

1982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2002年修订时，将“私人收藏”改称“民间收藏”。业内人士认为，这是法律上首次承认民间收藏。

收藏的人多了，不仅催生了真假文物的商品化流动，也形成了一个鉴定需求市场。在搜索引擎搜索“文物鉴定”，找到的相关结果多达1150万个。

吴先生在机关是一名处级干部，还有两年就要退休，现在属于内退。平时工作也不忙，闲来无事经常逛一逛古玩城。

前不久，吴先生对一件开价5000元的青花瓷瓶很有兴趣，一问真假，店主便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嘀咕：“加2000元，我们可以开张保真的鉴定证书。”

抱着长见识的心态，吴先生跟随店主来到了一家橱窗上贴着“文物鉴定”的艺术品商店里。穿过商店的前店走进里屋，吴先生发现，前来询问艺术品鉴定的人还真不少。

“200元看一件，2000元出一份证书。”一名自称业务经理的女士跟吴先生报价，并称公司有多名来自故宫博物院的老文物专家坐堂，出具的证书绝对权威可靠。

随后，一位李姓专家拿起青花瓷瓶简单地看了看，几分钟后就开具了鉴定证书：“此件器物为清中期典型精品，有一定收藏价值。”落款的公章为××艺术品鉴定中心。

“如果去外地鉴定，每次收费是8万元。”这位李姓鉴定专家自称通晓各类艺术品，每天找他鉴定的多达二三十人。据业务经理介绍，最近上海一个老板来鉴定五六百张画，每张都开一个鉴定证书，光鉴定费就花了上百万元。

记者采访得知，随着文物收藏热不断升温，一批较为活跃的明星专家开始走红鉴定市场，一批号称专业文物鉴定的商业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文物市场上，鉴定证书随意买卖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只要你愿意出钱，就算是劣质仿品，也能被鉴定成古董，而且鉴定证书上的品名、年代、评语等，都可以由你说了算。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收藏界的乱象根源就是鉴定难。不管是文物鉴定还是艺术品鉴定，迄今既没有标准，也没有规范，全凭鉴定者的“眼学”功底。如果有多个专家进行鉴定，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达成一致。

经商多年的肖先生收藏了一件宋代瓷盘，经朋友引荐，他带上这件“宝贝”，上门求教一位曾经在电视鉴宝类节目中出镜的专家。

“专家当时连藏品是什么样都没见到，就让我先交鉴定费。”肖先生说，在鉴定过程中，这位专家对五大民窑的基本常识都不了解，几乎连求教者的水平都达不到。虽然听了一半就听不下去了，可鉴定费已经付了，只好耐着性子听专家说完。

广州某文博机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许多鉴定机构在开展商业鉴定活动时极不负责任，有的专家不懂装懂，乱说一气，屡屡鉴假成真。“有一位企业家收了几千件瓷器，经过一些知名专家的鉴定，竟然开了大量真品鉴定证书，各个朝代的精品瓷器多达几百件，其中不乏世界各地博物馆公认的瓷器收藏”。

鉴定背后藏骗局

古人曾有“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的说法。对于多数收藏者来说，无一不希望自己手中的藏品能卖个好价钱，殊不知这当中也隐藏着重重风险。

目前，国内文物鉴定从业人员大致有三类：一是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的文物专家，主要负责博物馆文物征集鉴定工作；二是通过国家文物局鉴定资格认定考试的责任鉴定员，业务范围仅限于文物进出境审核（2016年01月2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其中包含取消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员职业资格的认定——记者注）；三是在中国艺术品鉴定评估委员会、中国收藏家协会等机构任职，或取得相关机构发放的鉴定资格证书的从业人员。

一位多年从事文物工作的专家介绍，前两类鉴定人员的工作带有“对公”性质，一般不参与民间藏品鉴定。眼下各类鉴宝活动邀请的嘉宾、专家，多是出自第三类鉴定人员。由于这类鉴定人员在获取资格证书时，不少人并未经过严格的分类考试、资质审核，鉴定水平良莠不齐，从而导致“伪专家”满天飞。

家住湖北武汉的张先生家中有一幅祖传的字画，父亲去世后便传到他手里，从小听长辈们讨论这件“宝贝”，他就一直想找人鉴定一下这幅字画。

通过上网搜索，张先生联系到了深圳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技术顾问通过张先生上传的照片，判断这幅字画是很有年代的一个藏品，并建议他携带实物到他们公司进行免费鉴定。

一番强烈推荐下，张先生夫妇携带字画来到这家公司。一进公司大厅，张先生就被豪华气派的装修给镇住了。随后，在技术顾问的引荐下，张先生见到了自称文物鉴定专家的徐老师。

“这幅字画有600多年的历史，非常稀有，可能价值一两千万元。”徐老师将字画翻来覆去看了十几分钟，最后得出结论，并建议张先生在其公司拍卖。

“按照公司的规定，拍卖品需先交纳估价1%的拍卖费。”技术顾问给张先生讲解收费标准。

“我的这幅字画按1000万元的估价计算，需交纳10万元的拍卖费，太贵了。”一番盘算后，张先生拒绝了徐老师的建议，并将字画带回家中。此后，这家公司的员工不停地打电话游说他，最后双方以5万元拍卖费达成一致，并与这家公司签订了拍卖合同。

几个月过去了，张先生没有收到任何音讯，打电话到公司了解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字画没拍卖出去，并通知他取回字画。“否则，将每天收取20元保管费”。

这一回复，让张先生如梦初醒。“看似正规的公司背后，却是一个骗局。”张先生后悔不已，要求退还5万元拍卖费，但被公司以签订了拍卖合同为由拒绝。

天津一位深谙拍卖行内幕的收藏家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多数拍卖公司利用市民对藏品拍卖交易的不了解，容易被高额定价诱惑，诱骗事主到公司进行所谓的“文物鉴定”，骗取服务费。

在文博界，关于一夜暴富的各种故事也在流传：北京一位古董商曾花几百元买了件仿品拿到拍卖行拍卖，由于事先做局买通专家，待仿品一出场，专家们便争先夸赞其为珍贵藏品，再经过几个朋友的哄抬，在场的买家都心动不已。最后，一只百元的“青白瓷”竟卖出了900万元的天价。

对于藏品的持有者来说，藏品的真伪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正是基于这种赝品当道和收藏心态浮躁造成的心理，才让一些鉴定平台有了可乘之机，鉴定乱象也更为猖獗。

据统计，全国现有百余家民间鉴定机构。这些鉴定机构有些是由工商部门注册的民营企业；有的是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社团或民办非企单位；有的是收藏协会、拍卖公司、画廊、民营博物馆、美术馆的内设机构。

某地文物局一退休官员说，文物鉴定市场混乱近乎失控。不少文物艺术品鉴定机构的所谓专家，并不具备文物艺术品鉴定的资质与能力。而根据鉴定结论与文物艺术品估价来收取文物艺术品鉴定费用的收费制度，已成为利益导向的核心链条。

民间收藏文物鉴定立法缓慢

近年来，民间文物、古玩、艺术品交流交易迅猛发展，文物鉴定中的法律问题越来越突出。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统一、规范的文物鉴定资格认证制度，而不少与文博相关的社会机构都能发放鉴定资格证书，这使得挂着各种名头的鉴定师、文物评估顾问大行其道，然后堂而皇之地从鉴宝活动中捞得好处。”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说，鉴定行业鱼目混珠的乱象，与鉴定资格证书发放的低门槛直接相关。

记者点击一家文物鉴定公司网站看到，这家网站特聘十余位专家，并分别登出他们的照片、简历及出具证书的价格，其中不少专家号称来自故宫博物院。

随后，记者以收藏者的身份致电这家网站后获悉，照片鉴定普遍收费三百元左右，速度快的5分钟就能出鉴定结果，每出具一份鉴定报告收费2000元。与此同时，在回答记者“能否把藏品价格估高一些”时，工作人员说：先看货，其他的好商量。

记者梳理发现，从早前闹得沸沸扬扬的“金缕玉衣”“汉代玉凳”等案件，造假文物能拍出天价评估，“功劳”几乎都在鉴定专家身上。这些鉴定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民间收藏品大部分在这些专家手中“点石成金”。

“文物鉴定市场并没有单独的主管部门，而是涉及工商、文物局、消协等多个部门，九龙治水的直接结果，就是没有颁发专业鉴定资格证明的部门。现行法律中，并未提到制造、买卖假文物是违法行为。制售环节尚无法可依，鉴定环节就更处于监管真空状态。”北京一位资深文物鉴定专家坦言，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规范文物鉴定市场的法律法规，鉴定行为缺少监管约束机制，使得“伪鉴定”出具者有恃无恐，东窗事发后除了名声上的损失，几乎没有其他风险。

针对民间文物鉴定市场存在的问题，早在2008年3月13日，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就说，文物局准备出台《民间收藏文物鉴定管理办法》，推进文物鉴定准入制度的建立，对民间文物鉴定实施资格资质管理，规定受法律保护的鉴定程序，为社会提供科学、规范、负责的鉴定咨询服务。

2011年中央电规台3·15专题晚会上，曝光了10多起艺术品投资鉴定市场里鉴定证书满天飞、鉴定机构随便设、鉴定专家无诚信的案例，揭开了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行业的黑幕，引发社会一片哗然。

次年7月底，国家文物局、公安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经营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了古玩旧货市场的管理机关，但并未涉及市场中大量存在的文物鉴定的管理办法。

2014年10月24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开展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天津市文物开发咨询服务中心、黑龙江省龙博文物司法鉴定所、西泠印社艺术品鉴定评估中心、厦门市文物鉴定中心、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广东省文物鉴定站、云南文博文物评估鉴定有限公司7家单位开展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试点工作。

国家文物局确定民间收藏文物鉴定试点单位，给不少收藏者带来希望。到了2018年3月4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陶瓷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吕成龙呼吁：文物鉴定是目前需要迫切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十年过去了，《民间收藏文物鉴定管理办法》依然待字闺中。（记者王阳 制图/高岳）

㈡ 北京两家培训机构被查处，如何加强管理教育机构

北京两家培训机构被查处，应这样加强管理教育机构。

一、北京两家培训机构被查处

建立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联合执法机制，每年都要对培训机构进行一次考核，对存在问题的及时反馈，督促其限期改正，如果整改不及时，那么就坚决取缔。

四、规范管理建档立卡

对培训机构的教师进行实名认证，严格准入，保证培训的质量。另一方面，要防止在职教师从事教育活动，对其进行严格管理。

只有采用上述的方法才能明确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责，保护好学生的合法权益，有效地化解危机，保证良好的社会环境，推动我国教育培训产业的健康发展。

㈢ 求助！！急！！关于我国传统婚姻的例子

文章作者:周云
中国古代的法律都是诸法合体，直到19世纪中业中国海禁大开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晚清才开始按部门法修律，从而使诸法合体的中华法系最终解体。但我们不能因诸法合体的法律形式，而否认在中国古代没有民法，也没有婚姻法的规定。事实上，中国从远古时候开始就有对婚姻制度的规定，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生活习惯和法律文化。

中国自夏启建立夏朝开始，统治者实行的就是家国相通、亲贵合一的宗法制度，为了维系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形式，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推行从上到下的嫡长子继承制，而为了保证嫡长子的纯洁性，在婚姻上，夏、商、周三代均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所谓一妻，指的是嫡妻只许一个。除嫡妻以外，男子还可以合法地拥有数量不等的侧室，即"妾"。《礼记.曲礼》记载："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但是，按照宗法制度的要求，嫡妻只能有一个。嫡妻所生，是为"嫡系"，其他妾媵所出，是为"庶出"。嫡妻及其子女，与妾媵及所生子女，在家庭中有着明显不同的地位。这是由宗法观念十分重视嫡庶之别所决定的。嫡庶无别，嫡长子继承宗祧和权位的原则就无法维持，势必导致整个宗法的紊乱。

西周在婚姻缔结的实质要件上除了坚持一夫一妻制以外，还要符合两个原则：（1）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诗经.齐风.南山》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可"。西周婚姻必须秉承"父母之命"，经过"媒妁之言"。在宗法制下，婚姻大事必须父母主持，再加媒人撮合，才算循礼、合法，才能为宗族和社会所承认。这是由于西周统治者强调礼治，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要按照"礼"的秩序去生活。而"礼"的核心，在于"亲亲"和"尊尊"。"亲亲父为首"，在家庭、家族关系中，应该承认并维护家长的地位和权威，以父家长为家庭和家族的中心，所以象男女婚姻大事只能由父母做主，当事人是没有选择余地的。（2）同姓不婚 西周婚姻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左传》所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这说明当时人们在优生方面已有比较科学的认识。二是《礼记.郊特牲》所说，"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反映了通过婚姻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家天下和宗法制度，且有鲜明的政治用意。

西周婚姻的成立，程序上必须符合"六礼"。合礼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六礼"：⑴纳采，即男方请媒人向女方送礼品求婚；⑵问名，即男方请媒人询问女子姓名、生辰，卜于宗庙，请示吉凶；⑶纳吉，即卜得吉兆后即定婚姻；⑷纳征，又称纳币，即男方使人送聘礼到女家；⑸请期，即商请女方择定婚期；⑹亲迎，即在结婚当日，男方迎娶女子至家。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也最终成立。如此繁琐的程序，实际上只有贵族才能履行，庶人以下是谈不上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对以后各朝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至中国近代以至现代，在一些乡村地区，缔结婚姻的形式仍然可以看见"婚姻六礼"的明显痕迹。

同婚姻的缔结必须要遵守"父母之命"一样，婚姻解除的决定权也完全操纵在男方家长方面。据史籍记载，西周婚姻的解除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被称为"七出三不去"。所谓"七出"是指女子若有下列七项情形之一者，丈夫或公婆即可休弃之。《仪礼. 丧服》中载"七出"："无子，一也；淫佚，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但是，已婚妇女在三种情况下，可以不被夫家休弃，即所谓"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三不去"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任意去妻作了限制，但更主要的目的是出于维护宗法伦理的需要。"七出三不去"制度是宗法制度下父权和夫权专制的典型反映。作为西周时期婚姻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影响也极为深远。汉唐乃至明清，各朝法律中关于解除婚姻的条件和限制的相关规定，大体上都没有超出"七出三不去"的范围。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秦国的历史经验使秦始皇充分认识到健全的法制对于国家富强的重大意义，所以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学派的"法治"，"重刑"理论，由此，在婚姻制度上就较少受儒家礼教观念影响，与其前后朝代婚姻制度相比，颇具特色：1.婚姻以成年和官府登记为有效 秦律规定结婚年龄，男子身高六尺五寸，女子须六尺二寸，且必须到官府登记。未经登记者，法律不予保护。《法律答问》载："有女子甲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六尺，当论不当？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即若该女未成年背夫逃亡，如系登记结婚，便以去夫亡论罪；若没有登记，视为无效婚姻，不能治罪。按秦制，不仅婚姻的缔结需要官府登记，而且，婚姻的解除也必须到官府登记，得到官府的认可。否则，将构成"弃妻不书"罪，男女双方均要受到处罚。2.婚姻无后世良贱身份地位的限制 《法律答问》："女子为隶臣妻，有子焉，今隶臣死，女子北其子（将其子从家中分出），以为非隶臣子也。问女子何论也？完之当也。"可见女子为自由人，而其丈夫可以是隶臣，但其后代应被认定为隶臣，即官有奴隶。该女子之所以被论处，是因其"北"其子的出身，即隐瞒其子的隶臣出身，而不是她与隶臣的婚姻。3.不得与他人之逃亡妻为婚 《法律答问》："甲娶人亡妻以为妻，不知亡，有子焉，今得，问安置其子？当畀。或入公，入公异是。"即甲娶人逃亡之妻时并不知她是逃亡者，后来该女子被捕获。因此，又产生她与甲结婚后，所生子女的归属问题。由这段记载可知秦代不准与他人之逃亡妻结婚。4.歧视赘婿 据《汉书.贾谊传》记载：秦人"家贫子壮则出赘"。出赘，指男到女家就婚做赘婿。赘婿在秦时社会地位很低，被人们所不齿。秦简引《魏户律》的规定："自今以来，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予田宇。三世之后，欲仕仕之，仍署其籍曰：故某闾赘婿某，更之乃孙。" 《魏奔命律》也有关于赘婿类似地位的规定 。此外，秦律虽然也维护男尊女卑和夫权，但对夫权有所限制，对妻子人身权利的保护也超过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如秦律一方面要求妻子忠于丈夫，另一方面也规定丈夫通奸有罪，"夫为寄 ，杀之无罪"。《法律答问》载："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肢指、肤体，问夫何论？当耐。"显然，即使"妻悍"，丈夫也不能随意殴打。

两汉的婚姻制度，原则上沿袭西周以来的传统。但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使其婚姻立法更具纲常伦理色彩。1、婚姻的成立 汉初朝廷鉴于人口锐减的事实，提倡早婚。据《汉书.惠帝纪》记载，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即出五倍的算赋（一算一百二十钱）。这是经过秦末战乱之后，统治者为恢复和发展生产，需要增加劳动力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根据这个诏令，女子年十五至三十岁以内不嫁，便采取多收口赋的办法进行惩罚。因此，两汉时期盛行早婚。汉代仍然存在招赘婚姻，但赘婿的社会地位与秦代一样，受到歧视。2、一夫一妻多妾制 两汉婚姻的目的如《礼记.昏义》所说，即"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因此，婚姻重视生子延嗣，这是宗法制度所要求的。另外，如前所述，汉初为解决人口锐减造成的户籍萧条问题，国家也鼓励生育子嗣。由于早婚多育是国家需要，更是延嗣继世的需要，所以汉律虽然确定婚姻关系为一夫一妻制，但无后嗣者，纳妾当然为合法。3、婚姻的解除 汉律仍以"七出"、"三不去"为弃妻的基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两汉时期由于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封建礼教成为束缚妇女的一条绳索。妇女在婚后虽然"事奉循公姥"，"昼夜勤劳作"，但公婆稍不欢心，便可强迫夫妻离异。同时男子可以找出各种借口，抛弃妻子，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即使丈夫有恶劣的行为，也不准妻子离开丈夫。《白虎通.嫁娶篇》云："夫有恶行，妻不得去。"其原因就是"地无去天之义也。夫虽有恶，不得去也"。片面强调丈夫的特权。关于离婚后的财产问题，《礼记.杂记下》郑注引汉律云："弃妻畀所赍。" 畀，给予、付与。赍，以物送人。意思是，由丈夫提出离婚，允许女方将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财产带走。汉律所确认的以男尊女卑为特征的婚姻关系，还表现为妻子如私自改嫁或丈夫虽死未葬而改嫁者，皆弃市。丈夫与人通奸，依律规定只处刑，而妻子与人通奸，则处以死刑。
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盛行士族门阀制度统治，所以在婚姻方面，特别重视门第家世，严禁士庶贵贱通婚，违反者受到法律制裁。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诏令："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世族，不与非类婚偶"，"犯者以背制论"。而北朝时期强调实行早婚，"女年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嫁，悉集省，隐匿者家长处死刑。"这一时期纳妾被认为合法。晋令规定可依官品纳妾一至四人。

中国封建社会经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后，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隋唐。唐朝关于婚姻的成立强调以下几个方面：⑴确认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 "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即使卑幼在外地，已自行订婚，只要尚未结婚，也必须服从尊长安排，如违反尊长意志者，依律"杖一百"。⑵婚书、聘财是婚姻成立的要件 婚书是指婚姻成立的书面合约，包括男方尊长的通婚书和女方尊长的答婚书。前者是男方尊长向女方尊长"致书礼请"，提出婚约的建议，后者则是女方尊长"答书许讫"，予以承诺。"请"与"许"都由媒妁沟通，根本无须过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对女方尊长已事先得知、认可男方如男方年龄偏大，或身有残疾，身为养子、庶子、妾生子、婢生子、奸生子等不宜明载婚书的特殊情况，即以私约的形式对婚书的内容进行补充。聘财是婚姻成立得到法律确认的关键要件。聘财无论多少，只需表现为一定的钱财即可。女方尊长只要收下聘财，即使没有聘书，仍视为婚约成立并有效。如果女方尊长悔婚，依律处杖六十，且婚姻关系依然有效。⑶婚姻缔结的限制 结婚年龄，贞观元年定为男二十，女十五。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为了增加人口，将婚龄降低到男十五，女十三。唐律严格禁止"同姓不婚"，违者，各徒二年，非同姓但有血缘关系的尊卑间不得为婚，违者"以奸论"；严禁与逃亡之女为婚，监临官不得娶监临之女为妾，良贱不得为婚，违者均处以刑罚。唐朝还规定，婚期已到，不得故违，若期约已至而男家无故五年不娶，有司给据改嫁；婚期未到，一般不得强娶。

唐朝在婚姻的解除上，夫对妻的特权尤为突出。婚姻解除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出妻"和"和离"两类。出妻简称"出"，即男方单方面解除婚姻，休弃妻子。其条件即西周以来传统的"七出"。提出"七出"的不仅是丈夫，也可以是丈夫的父母，执行"七出"也无须得到官府的判决。相反，妻妾绝对没有单方面解除婚姻的权利。唐律规定，妻妾"背夫擅行，有还他志"，处徒二年；"因擅去而即改嫁者，徒三年"。对于"七出"的限制有两种：一是妻无"七出"之状，丈夫仍要出妻，丈夫处徒一年半，但"七出"原是一些简单的原则，很容易被丈夫找到出妻的借口；另一即西周已有的"三不去"。虽有七出，但同时有三不去情形而出妻者，杖一百，婚姻仍然维持。"七出"、"三不去"原为西周礼制，唐律移植为法律规范。

和离，即男女双方自愿协议解除婚姻。唐律令允许夫妻双方因"不安相谐"而和离。和离及上述出妻都必须制作书面的"出妻书"，出妻书由丈夫亲手书写，女方有这些书面解除婚姻的证据，才可重新结婚。

断离，即由官府判决解除婚姻。一般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违律为婚"或"嫁娶违律"的情况下，由官府断离，并对关系人各处以刑罚。另一是"义绝"，即指夫妻一方对另一方或一定范围的亲属，或双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有殴打、通奸、杀伤等情况下，经官府判决强制解除婚姻关系。不执行判决者徒一年。律疏引礼教原则"夫妻义合，义绝则离"作为这项规定的根据。义绝的具体条件是：夫殴妻之祖父母、父母，杀妻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夫妻双方的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之间有相杀情节；妻欲谋害丈夫，殴打或詈骂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妻与夫之缌麻以上亲属通奸；夫与妻母通奸等等。这些条件显然偏向于夫一方。如只有妻"欲害夫"，而无夫"欲害妻"；夫对妻之亲属须有殴打杀伤杀害才构成义绝，而妻仅詈骂、殴打夫之亲属就构成义绝。此外，将妻妾嫁给监临官、夫出卖妻妾，也构成义绝。这些规定反映了封建夫妻关系上的不平等，也是"夫为妻纲"这一儒家纲常原则在法律上的体现。

总之，在婚姻方面，唐律进一步确认家长与子女、丈夫与妻子、良人与贱民之间的不平等，用以维护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

宋代婚姻的立法大体沿袭唐制，但对婚姻的缔结方面，规定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不加禁止。另外，还规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与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订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对女方不许悔婚的情况有例外，即定婚后，男家无故三年不娶，女方在告之官府并退还聘财的前提条件下，可以主动解除婚约。

两宋关于婚姻离异的规定完全承袭唐律规定，以传统的"七出"，"三不去"，"义绝"为条件。关于"七出"、"三不去"、"义绝"的含义与以前的朝代没有区别，只是关于"无子"的条件作了进一步界定："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以长，即是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依据这条法律规定，在宋代已婚妇女在四十九岁之前是不能被夫家以"无子"条件赶出家门的。关于"三不去"的例外，是妻若有"恶疾"及与人通奸，体现了宋律维护宗祧继承的真正用意。

"七出"是法律赋予丈夫单方面所享有的休妻的特权，"义绝"是法律规定的对男女双方实行强制离婚的条件。《宋刑统. 户婚律》"和娶人妻"条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在婚姻的解除问题上，妇女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但随着社会的演绎，特别是两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很自然地就会给人们思想观念以冲击，表现在婚姻制度上，宋代妇女在特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法定离婚权。

首先，夫出外三年不归，其妻可以离婚。其次，丈夫令妻为娼或雇妻与人者，其妻可以离婚。因为丈夫逼妻子为娼属丧尽天良之行径，不仅有违社会道德，而且也十分有碍于家庭和睦，因而法律赋予这样处境的妇女以主动离婚权。为稳定社会秩序起见，历代官府皆禁止出卖妻子人身，但民间还是有人典雇妻子与人者，对这样的违法行为，宋朝官府在进行依法制裁的同时，也赋予被典雇妇女以主动离婚权，第三，两宋法令规定，丈夫犯罪被处以流刑或被处以其他刑罚而移乡编管，其妻可以离婚。宋代已婚妇女的法定离婚权之规定，为前代法律所无有。

元朝是蒙古贵族的统治，蒙古贵族在进入中原以后，将其蒙古的一些习俗也带进了中原，故元朝的法律反映了蒙古游牧民族习惯法的痕迹。其婚书、职业媒妁等实体制度，颇具特色。1、法定婚书制度元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规定，建立婚姻关系必须订立婚书（或称嫁娶礼书），婚书上写明议定的聘财数额，如果是招赘女婿，须写清养老或出舍的年限，主婚人、保亲人、媒人须在婚书上签字花押，然后依礼成亲，婚姻关系方才有效。明清时虽然也一般要求有婚书，但已不再为法定必要形式要件。2、媒妁的管理和职业化 元代法律规定只有经基层官吏，地方长老等保荐的"信实妇人"，才能充任媒妁，并由官方登记在册，严格管理。这种媒妁的身份是百姓，而不是官方人员，她们从事民间婚姻撮合事务，与先秦有国家公职的"媒氏"、"掌媒"不同，与宋代专为宗女而设立的"官媒"也不同。后者可称其为职业媒妁。官府对媒妁的管理，其重要内容之一是限定"媒钱"数额。3、赘婿 赘婿自古即有，但元代民间招婿之风颇盛。元代赘婿一般分为四类：一曰养老，谓终于妻家聚合者；二曰年限，谓与妇人归宗者；三曰出舍，谓与妻家析居者；四曰归宗，谓年限已满，或妻亡，并离异，归宗者。4、收继婚 收继婚就是未婚男性收娶家族中的寡妇为妻。这是蒙古贵族带进的习俗。至元八年十二月，元世祖下旨："小娘（庶母）根底、阿嫂根底，收者幺道。"宣布了收继婚的合法性。弟收兄妻，多发生在亲兄弟之间，远房兄弟一般不准收继。另外，小叔的收继处分权，只有在寡嫂服丧期终了后才能实现，收继制度也打上了礼教烙印。礼教对收继婚的影响，还表现在寡妇如守志，不得强娶，但如想再婚，便非就继于小叔不可，也就是说小叔对寡嫂享有法定先娶权。在民间实际收继过程中，其弟收寡嫂的范围已扩大到订婚之"寡"嫂。此外，元朝以前，法律允许寡妇带走原有妆奁，不准寡妇带走的，限于丈夫的遗产（或应得份额）。但元朝法律正式规定，离婚妇女或寡妇如果再婚，就要丧失原先从父母处得来的妆奁物及其他继承得来的财产，至于夫家的财产，更是不得带走。明清两朝受元朝影响，都有：（寡妇）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的规定。这种规定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妇女地位进一步下降的趋势。5、婚姻的离异 元代婚姻的离异与唐宋基本相同，主要有"休弃"和"和离"两种形式。

明代关于婚姻方面的法律，基本沿用唐宋旧律，但在婚姻关系和违法婚姻适用刑罚上，明律又有所发展与变化。据《大明律. 户律.婚姻》规定："凡男女订婚之初，如有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及已报婚书，或有私约而悔，婚者，或无婚书但受聘财者都要处以杖刑。唐律男家自悔者不处刑，明律已与唐律不符，增加了对男家悔婚的处罚，是婚姻立法的进步。府州县亲民官不得于任内娶部民女为妻妾，违犯者杖刑，监临官不得娶为事人妻妾及女为妻妾，违犯者，从重论处。明律还规定不得收留在逃女囚为妻妾，不得强占良家妻女为妻妾，否则都要依律治罪。在违律婚姻上的处刑，明律量刑比唐律略有减轻，如"同姓为婚者"，唐律规定"各徒二年"，而明律规定只"各杖六十"，体现了明律相对唐律而言的"轻其所轻"的原则。

清朝婚姻制度在入关前后有一定变化。满族贵族入关之后，使清代婚姻制度深层次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影响，在其全面继承明朝婚姻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使之具有自己本朝的特色。

1、结婚条件（1）结婚年龄 清朝入关之前，实行早婚制。入关以后，清承明制，规定男十六岁，女十四岁为法定结婚年龄。（2）"父母之命"封建包办婚姻依然是清朝婚姻的基本特征，尊亲长掌握卑幼的主婚权是清朝法律的规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男女婚姻》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封建国家法律赋予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同时也要求主婚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有关规定。对于诸如嫁娶违律、隐瞒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等情况，主婚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清以前家长的主婚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但只有到了清朝之时，家长主婚权才得以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下来。家长主婚权实际上就是父母的包办婚姻权。中国父母几千年来一直掌握着这个大权，到清朝时，则不管在法律条文上，还是在社会实际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充分表现了封建社会后期家族本位主义的进一步泛滥。婚姻制度由于剥夺了当事人的自主权，从而使男女私定终身的情况被视为非法。男女的私自结合，不仅为舆论所不齿，而且也是国家法律规定强制离异的情形之一。（3）婚约、婚书与聘财是婚姻成立的条件 婚约一经成就，男女无论任何一方均不得反悔。《大清律例.户律.婚姻》规定："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婚约约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嫁娶日期，期约未至男家不得强娶，期约已至女家不得拖延。若男家强娶或女家故意拖延，主婚人笞四十。男方无故超过婚约约定的婚嫁期限五年不娶，及未婚夫逃亡三年不归者，女方可以另行择配，但须官府对男方情况予以核实并出具证明。婚约可以因一方的犯罪而解除。清律在《婚约不许反悔》条后但书："……其未成婚男女有犯奸盗者，不用此律"，并且"男子有犯，听女别嫁，女子有犯，听男别嫁"。婚约之外另有婚书，依清律规定和民间习惯，婚书由男女双方主婚人、媒妁画押。一般情况下，男方之家给予女方的聘礼情况应在婚书中有所载明。婚书一式两份，男女双方家长各执一纸。聘财是清朝婚姻成就的关键要件，《大清通礼》对一至九品官员的婚娶聘礼作了具体规定："一品至四品，币表里各八两，容饰合八事，食品十器。五品至七品，币表里各六两，容饰合六事，食品八器。八、九品及有顶戴者，币表里各四两，容饰合四事，食品六器。"
平民百姓婚姻同样有聘财要求，根据民族习俗的不同，聘财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如《钦定理藩院则例》规定的蒙古地区蒙人的聘财是："蒙古两姓结亲，俱系平人聘礼，应用马两匹、牛两只、羊三十只，不得多给，违者，将多给之牲畜罚取入官，少给者，勿禁。"

清律对婚姻关系中聘财的规定如此详细具体，表明了在婚姻关系成立过程中，财产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封建婚姻的买卖性质昭然若揭。

2、离婚条件 男尊女卑，已婚妇女无条件服从丈夫在清朝依然是天经地义。在夫妻关系离异问题上，男子始终占据主动地位。清朝沿袭前代的七出、三不去及义绝的离婚条件。但有关"义绝"处理，清律与唐律规定有两点不同：其一，《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出妻条"注："义绝者，谓于夫妻之恩情礼意乖离违碍，其义已绝也。律中未曾祥备其事，而散见于各条之中，其所指义绝者，亦复不同，有于法应离，不许复合者，如所云离异归宗，仍两离之类，即本条应离不离之类，亦是也。其有可离，犹许复合者，如所云：愿留者听，愿离者听之类，即本条从夫嫁卖亦是也。"根据这个注解，清律关于"义绝"的处理结果有两种情况，即把"义绝"区分为"于法应离不许复合者"和"其有可离犹许复合者"，显然没有唐律"义绝则离，违而不离合得一年徒罪"的绝对化。其二，"义绝"不仅是已婚夫妻离异的条件，而且定婚后尚未嫁娶的未婚夫妻也可因"义绝"解除婚约。唐宋以来，法律规定婚约一旦成立，不许悔婚，尤其是对女方而言更是如此。

3 .婚姻之禁止 （1）同姓不得为婚 在清朝前期，同姓不婚的规定被严格执行。如果出现同姓为婚的情况，不仅对主婚者及男女双方当事人分别处以杖六十的刑罚，而且婚姻无效，必须强制离异。此种情况到清朝后期，已基本不复存在。《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强调："同姓者重在同宗，如非同宗，当援情定罪，不必拘文。"娶同宗五服亲者杖一百；娶缌麻以上亲，各以奸论，处徒至绞甚至斩刑。清律本来也禁止中表婚，即姑表、姨表兄弟不婚，但因民间相沿成俗，清代不得不作出通融性规定，即"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2）良贱不得为婚 清代婚姻注重门当户对，《浙江通志》载当时的杭州一带，"婚礼，士大夫以门第相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良贱为婚姻"条规定，严禁主人为奴仆娶良人为妻，"凡家长与奴娶良人为妻者，杖八十"；"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奴仆若娶良人为妻，将妻入籍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

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虽然与我们现代的有着根本的不同，但透过这些传统，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生活习惯，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而我们的现在是传统的延续，我们可以在当下的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我们只有对传统多一份认识，才能对现代有些现象多一份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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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儒林外史第一回

儒林外史第一回：

王冕七岁丧父， 十岁给人放牛，十七八岁靠画画挣钱，不满二十岁就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他不求官爵，不交朋友，终日闭门读书，十分仰慕屈原。

危素喜爱他的画，让时知县派人约他相会，他装病不见；时知县"屈尊"去访，他又外出不见。吴王朱元璋特来拜访，王冕认为此法一立，文人有厄，便隐居不出，后病逝会稽山中。

译文：

王冕七岁丧父，十年给人把牛，十七八岁靠画画挣钱，不到二十岁就把“天文、地理、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他不求官爵，不交朋友，整天闭门读书，十分仰慕屈原

。危险素喜爱其他的画，让当时的知县派人约他见面，他装病不见；当时的知县“屈尊”去访问，他又出去不见。吴王朱元璋特来拜访，王冕认为这一立法，文人有危险，就隐居不出，后来因病离开会稽山中。

(4)保家堂的立法扩展阅读

作品简介：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全

书五十六回，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

小说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 《儒林外史》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

脱稿后即有手抄本传世，后人评价甚高，鲁迅认为该书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胡适认为其艺术特色堪称“精工提炼”。

在国际汉学界，该书更是影响颇大，早有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传世，并获汉学界盛赞，有认为《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薄伽丘、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提并论，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儒林外史

㈤ 韩非子怎么死的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韩非子。

韩非子原名韩非，韩非身世显赫，是韩国的贵族，当时六国战乱纷飞，为了躲避霍乱，他们一家只好逃到了驻马店的一个村落中。作为贵族子弟的韩非从小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振兴家族，富强韩国，因此，小小年纪就单独一人周游列国，一路上努力地学习各家的思想。因为韩非特殊的身世以及经历，使得韩非无法继承孔子这样大仁大义的儒家思想，相反的，与以儒家学说继承者自居的荀子的思想中“人性本恶”论不谋而合，所以，拜入荀子门下。

研究过韩非生平的人都知道，韩非是个结巴。春秋末年，正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候，游说君王，各种纵横捭阖之术，都要凭借一口流利的说辞。韩非说话不流畅，与秦王想象中的大思想家相差甚远，秦王心中不满。韩非的思想与秦王嬴政不谋而合，李斯告诉秦王，韩非子乃是自己昔日同窗，韩国贵公子。秦王为了得到韩非子这个人才，出兵攻打韩国，韩王无能无远见，为保残国，交出韩非。然而韩非没有纵横捭阖的口才，无法讨得秦王的开心。李斯害怕秦王终有一天看到韩非的才华而重用他，怕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毫不犹豫的设计陷害了韩非子，李斯以一篇《存韩》设计韩非入狱，最后以毒药害死韩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