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历史

⑴ 世界历史上以法治国的有哪些朝代

秦朝，周朝，…

⑵ 依法治国的历史启示 2000字

法治国方略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其经历了一个探寻、选择、确立、如何实现的发展过程。从"人治"与"法治"之争到"法制"与"法治"之辩,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从探寻治国方略到确立治国方略,再到实现治国方略,无一不闪烁着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从实现治国方略的构架看,包括一个基石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个前提即建设法治型执政党,一个关键即建立法治化政府,一个保障即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一个根本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一个具体措施即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古今中外历史证明，法治是最科学的治国之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实现依法治国之航船再次大力张帆。如何才能让中央这一伟大的决策落到实处，结出灿烂的果实。
首先，最高领导层必须要有非常坚定之决心，全力推行依法治国。秦之所以能够变法成功，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其最高统治者变法强秦的决心异常坚定。不论变法过程遭到“老氏族”等守旧势力多么顽强的破坏、发生什么多少事端、付出多大代价，秦孝公都始终不遗支持商鞅变法，且自己带头遵守法，历时二十余年才终有所成。今日全力推行依法治国困难可想而知，传统意识的挑战、利益集团的阻挠、全民法律意识的不足等等，非强力不足以战胜。我们不怀疑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关键是要让全国人民持久的真切感受到这一决心的异常坚定，形成大势所趋。为此，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实现理想的目标。
其次，应坚持从严治官。中国依法治国治之阻碍在官而不在民。现实中，有多少官员仅仅把依法治国作为政治口号喊在嘴上而行“人治”之实；有多少官员不学法、不懂法，做决策、处理问题只凭自己喜好；又有多少官员明目张胆违法。这些官员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在阻碍依法治国，实是在破坏依法治国，以至于法在老百姓心中的神圣权威大大降低。秦之变法成功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严格要求各级官员守法、依法办事。一旦违法，不论是出于何等好心，何等实情，都要受到严厉惩处，且不论职务高低，不论是太子、太傅，还是郡守、县令。四中全会决定把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无疑是非常正确之举。实践中，需要建立各种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把这一措施落到实处，坚持“一票否决”。使各级官员敬畏法律，不敢越法，自觉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如此，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决心才能转化成各级官员的行动，法治中国的进程才能大大推进。
其三，让全体人民信法。全民信法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形成法治环境的前提。秦之变法就是让民众信法开始的，从“徙木立信”到破除各种相悖习俗，步步推进，最终使法治植根于民众心中，达到轻易不可逆转境界。当前，老百姓“信信访不信法”、遇事“找人不找法”的现象普遍存在。不信就不能真正自觉守法，就不能成为参与、监督、推动依法治国大业的强大力量。可见，让全体人民信法，树立法律之神圣权威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

⑶ 简述建国之后中国依法治国的历程

我们党高度重复视法治建设。长期制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⑷ 历史上有什么依法治国的例子急

孟子说过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出师表里有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约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到达离秦都咸阳只有几十里路的霸上。

子婴在仅当了46天的秦王后，向刘邦投降。

刘邦进咸阳后，本想住在豪华的王宫里，但他的心腹樊哙和张 良告诫他别这样做，免得失掉人心。

刘邦接受他们的意见，下令封闭 王宫，并留下少数士兵保护王宫和藏有大量财宝的库房，随即还军 霸上。

为了取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地向 他们宣布道：“秦朝的严刑苛法，把众位害苦了，应该全部废除。

现在 我和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

这三条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们都表示拥护约 法三章。

接着，刘邦陵清歼又正猛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各乡去宣尺冲传约法三章。

百姓们听了，都热烈拥护，纷纷取了牛羊酒食来慰劳刘邦的军队。

由于坚决执行约法三章，刘邦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最后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

－－出处《史记·高祖本纪》

⑸ 法治始于哪个朝代,代表是什么

在我国依法治来国的主张，最早是由源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管仲、慎到、商鞅、韩非等人提出的，尤以韩非为代表。韩非著有《韩非子》一本，他主张“霸道”和“以法治国”。秦统一天下后，全面推广法家思想，依法治国。但是过于严峻，忽视了人情和道德因素，摒弃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⑹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历史的深刻启示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式载入宪法。1999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了“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2004年4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目标任务，即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今年，中央政法委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政法各部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由上可以看出，党和政府正在坚定不移地逐步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进程。

作为一名司法工作人员，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通过学习培训正确认识和理解有关依法治国的深刻内涵十分重要，这是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前提，是正确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性工作。下面笔者就依法治国的有关问题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关于依法治国的深刻内涵

依法治国具有深刻的内涵。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的阐述，依法治国理念具有三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法行为都必须依法受到追究。（二）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必须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必须首先维护宪法的权威；必须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必须树立执法部门的公信力。（三）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法治区别与人治的重要标志，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具体要贯彻职权法定原则、有权必有责原则、用权受监督原则和违法受追究原则。

对依法治国深刻内涵一定要作全面正确的理解，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实践中甚为流行的一种不符合依法治国实质内涵的“法制工具论”。所谓“法制工具论”的实质就是指把法制置于人治之下，从根本上否定法制的前提性和普遍约束力，视法制仅仅为管理的工具，当管理手段缺乏时，要求增加管理职权的立法呼声十分强烈；当管理手段受到法制限制时，则对法制弃之唯恐不及。事实上我国历史上并不缺乏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的先例，著名的如战国的商鞅变法、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和北宋的王安石变法等，如果按照“法制工具论”的观点推论，我国历史上的这些“变法”都可以称为“依法治国”了，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因为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把自己、把国家机器摆进去而受法律制约。如果“法制工具论”能成立，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97年才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基本方略，其先进性也就无从体现了。

依法治国的“国”字，应该是指国家机器和公民二个层面。如果认为只指公民，那就是“法制工具论”。历史和事实无数次地证明，如果不先治好国家机器和官员，那国家是很难治好的。因此，依法治国的重点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二、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

我国现行约35000多件法律法规规章中，约占80%的属于行政法范畴。而且行政权具有最为活跃、最为广泛的特点，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有人戏称行政权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事实上，行政权也是最容易膨胀、最需要控制，又最难控制的国家权力。现实中存在这样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一）行政权大量地侵犯国家立法权。如有关行政主体超越职权立法、部门利益“法制化”；行政主体不依法行政等。（二）没有行政组织法，行政主体职能交叉造成管理混乱。如行政机构职能配置缺乏法律论证，职能设置不科学造成交叉；设置许多没有法律依据的临时机构行使行政职权等。（三）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挂钩。（四）地方政府行为存在大量行政违法。（五）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导致行政程序不规范、不统一。（六）有的领导干部学法不守法。

在现实社会中，最具有迷惑性的做法是，政府机关在依法行政的口号和旗帜下，偏面地强调加强行政权、保障行政权、扩大行政权，在制定的行政依据中大量地塞进反映本部门、本地区利益的内容，有的甚至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还强令下级遵守和执行，又美其名曰“严格执法、依法行政”。这是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政违法。是“法制工具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典型表现。

行政权的特点和上述现实状况表明，行政主体能否依法行政成了能否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之所在。

三、对依法行政基本涵义的理解

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是指行政主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从事行政行为，不得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从这个基本涵义出发可以引伸出以下三条：第一，“法”本身一定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也就是说法本身必须是合宪的。第二，行政活动一定要借助法律手段，以提高行政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依法进行的行政行为会遭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阻力）。第三，行政活动要受到法律的规制，以体现公开公平和公正，防止行政权力被滥用。

对自然人和行政相对人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对国家机关和行政主体及行政人而言，“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这是法治社会普遍适用的原则。但是不是意味着，行政主体的任何行政行为都得遵守“法有明文规定”，否则就是不依法行政呢？其实也并非这样的简单。在行政法学界有三种学说比较有名。（一）全部保留说。要求全部行政行为都得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权力保留说。要求权力性行为要有法律依据（权力由法律保留给自己），非权力性行为不需要法律依据。（三）侵益保留说。侵益行为要有法律依据，授益行为不需要法律依据。目前行政法学界对第二种学说大多持赞同态度。笔者也同意权力保留说。例如，行政机关召开机关工作会议，这当然也属于行政行为，但此行为不涉及该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是一种非权力性的行为。非权力性的行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只有象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规范等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行政行为即行政权力性行为才需严格遵循“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规则。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是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大问题。

⑺ 关于新中国以来 我国的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从无到有、从有到全
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最明显的成就，就是立法成绩。”谈起新中国65年的法治进程，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说。
新中国的法治历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5年后，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审议通过。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挫折，中国的法治再次启程。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这一“依法治国”战略的理论起点，直接催生了大规模的“立法潮”。仅1979年7月，就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部重要法律颁布。之后，1982年新宪法的通过，则为新时期的中国法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破产法》等一批基础法律的通过，更是在民事、行政、商事等方面共同构筑起了中国法治的框架，使改革开放逐渐“有法可依”。2011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截至今年3月，我国共有现行有效法律242部，同时有68部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列入了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经历了此前“打地基”、“架梁柱”式的基础框架立法过程之后，现在的立法与修订，更加注重食品安全、教育、环保等社会高度关注的立法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