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以法治国
❶ 韩非子主张“以法治国”,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是不是都有利于封建统治原因
韩非子与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不同看法。
1.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长期争霸和混战,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导致国家分裂。韩非子认为分封制已经不能用来治理当时的老百姓,应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由君主任命官吏代替世袭的贵族,国家大权集中在君主一个人手里。
2.黄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明朝统治者实行特务政治、八股取士、宦官专权,君主专制主义日益腐朽,渐趋衰落。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这些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就出现了反封建的追求民主的思想。黄宗羲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对于剥削压迫人们的君主应当仇视,不应绝对效忠。
两位思想家对君主专制不同的看法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韩非子和黄宗羲的思想,都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都是进步的。
一、明清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思想的共同特点
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日趋衰落,产生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是这一时期反封建民主思想的代表。其思想的共同特点有:
1.反传统、反教条。以“异端”自居的明朝进步思想家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2.反封建专制。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揭露封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得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的结论。顾炎武把“亡国”与“亡天下”区别开来,主张人们应该“保天下”,这实际上就是反对君主专制的“家天下”,反封建色彩极为明显。
3.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李贽揭露道学家的虚伪,说他们“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是我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黄宗羲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影响。顾炎武反对君主专制,提出分权主张。
4.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黄宗羲提倡“法治”,反对“人治”。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则是从哲学角度同封建专制制度的哲学基础——唯心主义进行斗争。他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他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
=============
综合以上
黄老先生反对了专治制度,尤其是君主专治,他反对了孔子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认为了统治者是需要选择的,而不是家天下的传承可以保证圣明的君主。同时提出的民主的主张。
两者是不同的
❷ 韩非的法家思想就是今天所谓的"以法治国"吗
庄子:抄战国时道家的代表人袭物,继承并发展啦老子的道家学说和唯心哲学,认为世界就是“me”的主观产物.庄子鄙视富贵利禄,痛恨“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不公平社会现象.
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商鞅的严刑峻法主张比韩非子更早).韩非子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韩非子主张“以法治国”,法治的对象是广大臣民,除国君意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的约束,“法不阿贵”.这种思想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是有积极意义的.韩非子主张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种主张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
❸ 春秋战国时期以法治国的是谁
法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以法治为核心的思想学派.这个学派否定了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
这种流派主要盛行於战国时的韩、魏、赵三国,而早期的法家学派人物亦来自这三国,如商鞅来自魏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法家中有三个学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学派思想由韩国人韩非子集以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终极核心.
法家这种学说乃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这种思想在斗争中确是相当实用,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於事情」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西汉後期,法家思想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裏」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
有人认为法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意识形态.
代表人物
春秋时
管仲
子产
战国时
韩非
商鞅
李斯
申不害
吴起
李悝
代表著作
《商君书》
《韩非子》
管仲(?—前645年),名夷吾,字敬仲,史称管子,出生于颍上(今安徽颍上县),春秋时代的政治家,哲学家.《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记载他的生活传记,《论语》(宪问第十四)也有关於孔子对他的评论,北宋蘇洵的《管仲传》也有一些分析.
年轻时家境贫困,鲍叔牙发现管仲有才能,交为好友,经常和管仲往来,管仲常占小便宜,鲍叔牙并不引以为意,反而处处为他设想,一直都善待管仲(蔚为美谈,史称「管鲍之交」).后来,管仲辅佐齐国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其弟公子小白.
前686年,齐襄公逝世,他的侄子公孙无知篡位.
前685年春天,齐国大夫雍廪杀了公孙无知,公子小白即位,立为齐桓公,鲁国却支持其兄公子纠,因此齐国和鲁国之间发生战争,管仲射箭中了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装死,骗过了管仲.後来齐国战胜,鲍叔牙向鲁庄公要求处决公子纠,并把管仲交给齐国.
在鲍叔牙强烈推荐下,齐桓公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甚至尊为「仲父」.管仲在齐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倡「尊王攘夷」,终于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孔子曾言:「为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司马光说:“管仲镂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训俭示康〉)
子产(?~前522年),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称公孙.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被清朝的王源推许为“春秋第一人”.
据记载,子产出生于郑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子国是郑穆公的儿子.子产少时就很聪明,有很成熟的政治见解.郑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郑人立子产为卿.执政二十三年.郑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子产卒.《贾氏说林》载:
子产死,家无余财,子不能葬,国人哀亡.丈夫舍玞佩,妇人舍珠玉以赙之,金银珍宝不可胜计.其子不受,自负土葬于邢山.
孔子听说后,曰:“古之遗爱也.”现有墓,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西南17公里陉山顶上,墓冢高约5米、周长约50米.据《新郑县志》载:“子产墓累石为方坟,东有庙”.1987年3月4日,郑州市政府公布为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子产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是:“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子产从政后,在郑国进行了内政改革,整理田制,整顿贵族田地和农户编制,承认土地私有,按田亩征税等等.接着,他又用200多斤铁铸造了一只鼎,把新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放置于王宫门口,让百姓都知道新刑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刑鼎.子产推行法治,宽猛相济,安抚百姓,抑制强宗,保持国内政局长期稳定.不毁乡校,以听取“国人”意见.对外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维护了郑国的利益,使郑国免遭兵革之祸.子产“知人善用,择其能者而使之”,为政数十年,政绩显赫.《左传》:
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长期不令而治.
子产的思想接近于孔子以前的儒家思想.子产具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强调人事,但也不否认鬼神.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在子产看来,人道先于天道,天道可以存而不论,人道则不能不察.
慎到(约前395--约前315) 赵国人.战国时道家、法家思想家.
早年学黄老道术,曾以齐国稷下讲学而负盛名,受上大夫之禄.齐湣王十七年(前284)离齐至韩,为韩大夫.《庄子·天下》把他与田骈同归一派,后成为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主张“尚法”和“重势”.由“弃知去己”观点,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子》)的法家政治主张,强调“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同时重视“势治”,以为“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蹳贤者”(《韩非子·难势》),权势者应“抱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其著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42篇,列法家 ,现存残本仅7篇.
韩非为韩国的公子,与李斯一同拜荀子门下学习.
在韩非生长的年代,韩国为战国七雄当中最弱小的国家,但由於他患有口吃的毛病,所以多次上书韩王陈述他的思想,而不为所用.之後《韩非子》一书流传到秦国,书中《孤愤》、《五蠹》内容被秦王嬴政所赞叹,甚至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便以战争为要胁,逼韩非出使秦国.
韩非到秦国後,受到秦王政的欣赏,准备重用他,但招李斯忌妒,对秦王进谗言,陷害韩非入狱,最後在狱中服毒自尽.
韩非总结了商鞅、申不害、李悝的思想,主张君主应该用法、术、势结合起来治理国家.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後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後封於商,後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後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宦官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後升大良造.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後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卬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梁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於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鑊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於鄙」、「不贪商、於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驷即位,太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後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於郑国黾池,死後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於彤,灭商君之族.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人,是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在诸子百家中,李斯是荀子的学生,後和韩非都成为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
秦王政四年(前237年)爆发韩国水工郑国为间谍案,在宗室大臣的鼓噪下,秦王下令驱逐一切客籍官员,李斯因此上〈谏逐客书〉於秦王,说明有容乃大的重要性,他认为「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齎盗粮者也.」於是秦王政下令取消逐客令,重用李斯,并加强对各国进攻.韩国恐惧,韩王派韩非至秦求和,秦王将韩非扣留在秦国,秦王政十四年(前227年),他害死自已的同学韩非.他协助秦始皇一统天下,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全国币制.始皇三十四年(前207年),李斯建议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等百家之学,又坑杀儒生,史所谓「焚书坑儒」.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7月秦始皇死於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李斯密不发丧,和赵高合谋矫诏扶立嬴胡亥即位,并赐死嬴扶蘇.秦二世元年(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不久赵高诬陷李斯想割地称王,又诬陷李斯子三川郡守李由与乱军私通,李斯上书申冤,却被赵高扣下,并投入监狱.後来李斯不堪酷刑,终於被迫认罪,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腰斩於咸阳,临死前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对泣,夷灭三族.
李斯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
申不害(?~前337年),河南荥阳人.「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後面写他是「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脩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彊,无侵韩者」.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记有「著书两篇,号曰申子」的话,汉书有「申子六篇」的话,但全都亡轶了.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
「韩非子」有一段话,说到这点: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国?」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於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於官府,赏罚必於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於上,臣无法则乱於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吴起(前440年—前381年),中国古代军事家和政治家.
吴起,战国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县西)人,曾经拜鲁国曾子为师,学习儒术.敢于改革,善于用兵.
早年得鲁国国君赏识,及后齐鲁交战,吴起因在鲁国娶了一位齐国宗室女子为妻,鲁国人对即将担任统帅的吴起表示怀疑,吴起为博得鲁国信任,竟将自己妻子杀死.鲁国虽然保住了,但是吴起以杀妻来求得将位,这种行径为鲁人所恶,因而最终还是被鲁国的国君所辞弃.
之后吴起到魏国,被魏文侯和李悝重用,任西河守,推行李悝的变法.后来又去楚国为宰相,同样推行变法,想要废掉疏远的公族、蓄养战士,但是做事过于急切严厉,被许多皇族所恨.
楚悼王死后,楚国贵族即向吴起展开围攻,必杀之而后快.吴起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便来一招借刀杀人,同归于尽.他逃跑至太庙,躲藏在楚悼王的尸体下.吴起虽然仍被乱箭射死,但也有不少箭射到楚悼王的尸体上.楚悼王的儿子即位后立即命人以楚悼王尸体上的箭捉拿在放箭的人,并以大不敬之罪诛灭了七十多家贵族,也算替吴起自己报了仇.
吴起的变法时间较短,基础不深,继任者楚肃王又对吴起的变法并不感兴趣,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收效甚微.吴起是与孙子齐名的伟大军事家,他治兵有术,在战略战术上留下许多佳话;但母丧不临、杀妻求将,在品德上沾上重大污点,向为儒家学派所诬.这种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虽然使他治兵有术名扬天下,却也注定了悲剧的宿命.
李悝(约前455年—前395年),中国战国时代著名思想家,主持魏国变法,其重农与法治结合的思想对商鞅、韩非影响极大.故一般认为他是法家的始祖.
李悝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进行“尽地力之教”,其具体内容已不可知,但主要为鼓励农民精耕细作,推广成功的耕作经验,提高产量.并且实行“善平籴”的政策,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奖励有功国家的人,按照功劳和能力提拔官吏,如任命吴起为西河守,用西门豹治邺.经过变法,魏国国力增强,成为战国初期强国之一.
他还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六篇《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法经》到秦国去.现仅存篇目,内容已失传.
❹ 韩非子以法治国为什么会失败,如果他有足够的权力会不会成功呢
法家的法治与现代的法治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从根本上还是绝对君权的体现,“刑不上大回夫”答即可说明。后者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给了他足够的权利,社会矛盾同样会在短期内激化。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法家过于强调制裁犯罪,而在需要道德维系的预防犯罪上,严刑峻法显得无能为力,这也应该是秦朝虽具有先进的制度和强大的军力但仍短命而亡的原因吧。
❺ 韩非子提出“以法治国”思想的经济因素是什么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他口吃,不善言辞却善著书。“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与姚贾一道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韩非子"法、术、势"的思想体系中,"势"为核心,是"法"和"术"的出发点和归宿,"法"构建的是"威严之势","术"构建的是"聪明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韩非子政治思想是一种"势"的政治.
❻ 韩非的法治哲学是怎样的
先秦法家并不像儒家、墨家那样自成一派,也不大讲师承关系,他们只是在思想上有着共同的特点。首先,他们强调法的作用,认为法是治国的不二法门,即以法治国,一切由法裁断。其次,注重实力,认为实力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再次,强调君主专制。最后,法家在政治上使用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主要有法、势、术、刑、罚、赏、利、公、私等等,这些概念和范畴是法家思想的支柱,使法家的思想独具特色。
法家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韩非。他是战国后期韩国人,贵族出身。韩非是儒学思想家荀子的学生,但他提倡法治,反对空谈仁义,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韩非口吃,不善于说,但很善于写,著有《韩子》五十五篇。韩非著书立说是为了挽救韩国的灭亡,但由于他讲的道理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他的君主专制思想深受秦王赢政的赏识。据说当赢政看到他的著作之后,禁不住拍案叫绝,感叹道:“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赢政用武力把韩非“请”到秦国,由于韩非书生气太浓,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结果在他的同学李斯的陷害下,冤死于狱中。韩非死在了秦国,其以法治国的思想也留在了秦国,并被付诸实践。
韩非的思想不是理论逻辑推理的产物。而是通过“观往者得失之变”,即从历史的纵横关系中思索治国之道。他在总结先秦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法为中心”,“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以前的法家,如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势”、“术”、“法”等思想。在韩非以前的法家中,慎到重视“势”。所谓“势”,就是权力,慎到认为在权、法、礼、政策等政治各要素中,权力应放在首要地位。慎到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认识到,掌握权力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条件。在政治中谁服从谁,不是以学识、才能和道德为标准,而是要看权势的大小,“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于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是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到的这一说法显然是批判儒家崇德思想的,他的权力主义虽然忽略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但却符合战国时代你争我夺的历史现实。
申不害重视“术”。所谓“术”,就是权术。术与法不同,前者须君主独操,后者要君民共守。法要公开,是一种明确的规定,术则要藏于心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申不害认为君主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左右的大臣,“妒妻不难破家也,乱臣不难破国也”。为了巩固君主的地位,防止大臣的篡夺,申不害提出要以“术”来作为加强君权、驾驭群臣的办法,做到“君操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这样,君主就可以“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申不害的权术思想,虽然有利于加强君权,但助长了政治上勾心斗角之风气。
商鞅在“法”、“势”、“术”中,虽然认为君主应该“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术”。肯定了“势”、“术”在加强君权中的作用。但他更重视“法”。商鞅主张以法治国,在执法过程中强调要轻罪重罚。轻罪重罚的逻辑是:它使人不敢犯轻罪,自然更不敢犯重罪,“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而商鞅认为实行轻罪重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爱民”。关于“法者所以爱民也”,商鞅也有自己的逻辑。因为实行轻罪重罚,人民都不敢犯罪,自然也无需再用刑,这叫做“以刑去刑,刑去事成”。他又说:“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商鞅的这种以刑去刑论是残忍而野蛮的法治主义。
韩非总结了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针对申不害只讲术不重视法的弊病,他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而对商鞅只讲法不讲术的缺点,认为虽能以法致富,“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资人臣而已。”于是韩非辩证地把“法”、“势”、“术”三者联系起来,他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无一,皆帝王之具也。”这就是说没有统一的法令不能治民防奸,而只注重法令,人君没有操持控制大臣的“术”,就不能防止大臣犯上作乱,所以只有“法”、“势”、“术”并用,才能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
韩非提出有利于君主进行专制统治的标准,这就是“法”。什么是法呢?韩非说:“法者,事最适者也。”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有利于君主之用。而立法的目的是尊公废私,“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法令是全社会必须遵守的标准,“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而且执法必须要严,“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就是说谁违犯了法令就应当无赦。
战国虎纹铜镜韩非强调以法治国,反对贤人政治,提出“尚法而不尚贤”。他认为,对君主而言,无需待贤君而治,历史上的贤君和暴君都是千世不一出,绝大多数的君主是“中人”,“中人”只要“抱法处势”就可以治天下。甚至暴君如桀纣,若能“抱法处势”亦可以治天下。
韩非的治国思想,特别他的以“法”为中心,“法”、“势”、“术”有机并用的思想,二千多年来一直为封建统治者所使用。他的思想不能说不智、不明,但却没有像孔子那样捞到圣人的牌位。这是由于他太忠实于事实,只讲权术和法治而不关心道德,从而忽略了道德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
❼ 《韩非子》一书中为什么会提出“以法治国”
《韩非抄子》一书中,纵观袭天下形势,针对韩国变法不彻底的弊端,全面总结了战国时期变法改革的经验利教训,提出了“以法治国”,“法”、“术”、“势”三者结合的政治理论。韩非提倡法治,他写作《孤愤》一文的目的,就在于揭露法家和旧贵族之间的矛盾。
❽ 韩非子以法治国的背景和目的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❾ 《韩非子》总共包括多少篇政论来叙述韩非的“以法治国”思想
《韩非子》包括55篇政论,它以文言散文的形式系统论述了韩非的“以法治国”思内想,细致入微地剖析容了各种权术,从各个角度为君主出谋划策,因而成为后来历代统治者巩固政权、驾驭臣民的枕中秘笈,堪与后代西方的政治学名著——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相媲美。
❿ 提出以法治国 但权术不能让百姓所知的人是韩非子还是董仲舒
应该是韩非子 法家的思想 君主要讲究权术 董仲舒的确有吸收法家思想 但还是仁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