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法律与习俗

① 法理学法律与习惯的区同

法律源于习惯，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义，而习惯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规律，一个是价值准则，一个是行为规律，只能说不能相互排斥，而是共生促进的关系。既然是关系，我就先说一个方面吧，那就是法律不能改变习惯。
何为法律？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何为习惯？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今泛指一地方的风俗、社会习俗、道德传统等。
习惯是指人们在长时期逐渐养成的，一种不易改变的思维倾向、行为模式和社会风尚。
我们一般所讲的习惯，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是法的一种。但是在得到国家认可的习惯才能成为习惯法。
法律也不必然就能改变习惯，或者说法律在某些时候不能改变习惯。法律之所以称之为法律，是因为它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它规定的是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然而对于那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特有的，并不影响社会道德和社会利益的行为。法律所做的，更多的是合理范围的约束和调节，而不是所谓的全盘否定和改变。

总之，法律能够改变习惯，习惯能够改变法律，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法律久了就成为了人们得一种习惯，而习惯便是人们制定和实施法律的思想和社会基础。法律既可以改变习惯，又不能改变习惯。具体问题有待具体情况下的具体分析了。

② 简述法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二者存在着极为密切并相互交错的关系。法律社会学既是法学的分支版学科，又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权，是介乎法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作为法学分支的法律社会学和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法律社会学，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需要综合各种社会因素来研究这些问题，后者则着重研究这些问题的法律方面。

③ 如何看待法律和风俗习惯的关系

我觉得法律源于习惯，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义，而习惯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规律，一个是价值准则，一个是行为规律，只能说不能相互排斥，而是共生促进的关系。既然是关系，我就先说一个方面吧，那就是法律不能改变习惯。
何为法律？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何为习惯？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今泛指一地方的风俗、社会习俗、道德传统等。
古罗马法中，狄奥多西二世时代，不成文法是习惯确立的法律，因为古老的习惯经人们沿用而具有法律效力，就等同于法律。奥古斯丁也曾说过：“上帝的法律一成不变，不随时间而更改。但是随着时代地区的不同而形成各时代各地区的风俗习惯。不变的是神法的正义，可变的是法律和社会”。另也有观念认为：“法律久了就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所以法律和习惯不是片面的一方是否能够改变另一方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离开法律谈习惯，或离开习惯谈法律都是孤立而片面的。
就法律可以改变习惯来看，很鲜明和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下，不敬、僭越等常常成为致命甚至连带的大罪，而一夫多妻制则作为一种社会习俗予以广泛认可。普通人家中妻为正房，地位高贵；妾为侧房，地位卑下。妻之子称为嫡子，妾之子称为庶子。而在王侯之家，普通的藩王即有正妃一名，侧妃两名，侍妾、侍婢更是无数。更不说皇帝的三妃九嫔了。而一夫多妻制所衍生的嫡庶之分和封建时代特有的各种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即便是作为古代中国社会最根深蒂固的一种习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人民思想和素质的不断提高，男女的社会分工不再绝对的明显化，男女的地位开始逐步走向平等化，而女性的地位也日益得到提高。终于，于是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确立实施一夫一妻制，以保护女性的权利，形成现代的婚姻模式。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中明确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中国作为古老的习惯，延续了几千年的一夫多妻制度，最终在新中国的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下，也得到了改变。
另一个例子便是关于吸毒的不同规定。吸食鸦片这种行为古已有之。魏晋时代开始，由张仲景发明的用于治疗伤寒的“五石散”，因其具有神经和身体上的兴奋作用，而被士大夫们广泛服用，引为所谓的真正的名士风范。自五石散的风气被何晏倡导并开始流行后，由魏晋至唐，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整整五六百年而未有间断，且颇有发展，而明清之后鸦片的盛行范围与五石散相比，有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古代法律之中并没有将制造、传播、贩卖毒品入罪，还将其作为一种附庸风雅的方式。而近现代以来，打击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开始提到法律的层面上。在我们刑法中用第三百四十七条到三百五十七条的大面积篇幅规定了有关毒品犯罪的相关细则。而毒品犯罪的惩罚力度也是仅次于杀人、绑架、放火、爆炸、投毒等大型犯罪。这一改变，也可以看做是法律对习惯的一种改变吧。
最后就大的方面来说，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都尊崇男尊女卑的思想，《列子·天瑞》有曰：“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儒家的礼教也对女子的行为作了种种的规定，东汉女学者班昭著《女诫》，社会普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思想渗透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而女性也作为男性的一种附属品，在古代中国地位低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自西方男女平等的思想提出以来，女性意思开始萌发，女性开始为了谋求自己的合法权利而奔走，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波伏娃等陆续出现，她们用笔用演说，用各种方式唤醒广大女性同胞的女权意识。而现今的中国，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无不昭示着中国女性已经慢慢开始从男尊女卑的社会风俗习惯中摆脱出来。
奥古斯丁说：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和平与秩序，国家法律只有作为维护人间的和平的工具才是正当的”。法律能够改变习惯，而它改变的这些习惯必然是不适应社会发展，不适应人类进步的习惯。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千百年的演变过程中，探索和发现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陋习和问题。只有不断适应历史和社会利益的法律内容才会有助于法律的发展。
就法律不能改变习惯来看，目前最明显的就是关于少数民族的各种风俗习惯。比如宁蒗古老的名族——摩梭族。摩梭族是母系社会，实行母系家长制，孩子跟从母性。摩梭族没有丈夫，只有几个“走婚者”，采取走婚制度。小孩由生母及其兄弟承担抚养长大，而父亲这一身份在摩梭族并不存在。作为五十六个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摩梭族的这一家庭婚姻模式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但是千百年来延续的社会制度也不允许法律的强制改变，于是走婚制度便作为摩梭族的特殊习惯得以承认和保留下来。
而前段时间网上热议的云南双柏县鄂家镇彝族的传统文化庆典节日“摸奶节”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每年阴历的7月14、15、16三天，“摸奶节”期间，男子以摸到女子的乳房为吉祥，女子们以被摸奶为吉祥，此节日源于隋朝年间，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如今的刑法相关法律规定来看，这种行为可以被认定为“猥亵、侮辱妇女儿童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从重处罚。若是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那彝族的传统节日中的行为不就成为了犯罪行为了吗？然后作为少数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法律之下也有特殊。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法律也不必然就能改变习惯，或者说法律在某些时候不能改变习惯。法律之所以称之为法律，是因为它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它规定的是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然而对于那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特有的，并不影响社会道德和社会利益的行为。法律所做的，更多的是合理范围的约束和调节，而不是所谓的全盘否定和改变。
综上所述，我并不认为法律不能改变习惯，我也不认为法律能够改变习惯，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法律久了就成为了人们得一种习惯，而习惯便是人们制定和实施法律的思想和社会基础。法律既可以改变习惯，又不能改变习惯。具体问题有待具体情况下的具体分析了。

答题：whacsj1

④ 如何看待法律和风俗习惯的关系需要详细一点儿

我觉得法律源于习惯，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义，而习惯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规律，一个是价值准则，一个是行为规律，只能说不能相互排斥，而是共生促进的关系。既然是关系，我就先说一个方面吧，那就是法律不能改变习惯。
何为法律？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何为习惯？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今泛指一地方的风俗、社会习俗、道德传统等。
古罗马法中，狄奥多西二世时代，不成文法是习惯确立的法律，因为古老的习惯经人们沿用而具有法律效力，就等同于法律。奥古斯丁也曾说过：“上帝的法律一成不变，不随时间而更改。但是随着时代地区的不同而形成各时代各地区的风俗习惯。不变的是神法的正义，可变的是法律和社会”。另也有观念认为：“法律久了就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所以法律和习惯不是片面的一方是否能够改变另一方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离开法律谈习惯，或离开习惯谈法律都是孤立而片面的。
就法律可以改变习惯来看，很鲜明和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下，不敬、僭越等常常成为致命甚至连带的大罪，而一夫多妻制则作为一种社会习俗予以广泛认可。普通人家中妻为正房，地位高贵；妾为侧房，地位卑下。妻之子称为嫡子，妾之子称为庶子。而在王侯之家，普通的藩王即有正妃一名，侧妃两名，侍妾、侍婢更是无数。更不说皇帝的三妃九嫔了。而一夫多妻制所衍生的嫡庶之分和封建时代特有的各种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即便是作为古代中国社会最根深蒂固的一种习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人民思想和素质的不断提高，男女的社会分工不再绝对的明显化，男女的地位开始逐步走向平等化，而女性的地位也日益得到提高。终于，于是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确立实施一夫一妻制，以保护女性的权利，形成现代的婚姻模式。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中明确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中国作为古老的习惯，延续了几千年的一夫多妻制度，最终在新中国的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下，也得到了改变。
另一个例子便是关于吸毒的不同规定。吸食鸦片这种行为古已有之。魏晋时代开始，由张仲景发明的用于治疗伤寒的“五石散”，因其具有神经和身体上的兴奋作用，而被士大夫们广泛服用，引为所谓的真正的名士风范。自五石散的风气被何晏倡导并开始流行后，由魏晋至唐，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整整五六百年而未有间断，且颇有发展，而明清之后鸦片的盛行范围与五石散相比，有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古代法律之中并没有将制造、传播、贩卖毒品入罪，还将其作为一种附庸风雅的方式。而近现代以来，打击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开始提到法律的层面上。在我们刑法中用第三百四十七条到三百五十七条的大面积篇幅规定了有关毒品犯罪的相关细则。而毒品犯罪的惩罚力度也是仅次于杀人、绑架、放火、爆炸、投毒等大型犯罪。这一改变，也可以看做是法律对习惯的一种改变吧。
最后就大的方面来说，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都尊崇男尊女卑的思想，《列子·天瑞》有曰：“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儒家的礼教也对女子的行为作了种种的规定，东汉女学者班昭著《女诫》，社会普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思想渗透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而女性也作为男性的一种附属品，在古代中国地位低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自西方男女平等的思想提出以来，女性意思开始萌发，女性开始为了谋求自己的合法权利而奔走，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波伏娃等陆续出现，她们用笔用演说，用各种方式唤醒广大女性同胞的女权意识。而现今的中国，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无不昭示着中国女性已经慢慢开始从男尊女卑的社会风俗习惯中摆脱出来。
奥古斯丁说：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和平与秩序，国家法律只有作为维护人间的和平的工具才是正当的”。法律能够改变习惯，而它改变的这些习惯必然是不适应社会发展，不适应人类进步的习惯。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千百年的演变过程中，探索和发现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陋习和问题。只有不断适应历史和社会利益的法律内容才会有助于法律的发展。
就法律不能改变习惯来看，目前最明显的就是关于少数民族的各种风俗习惯。比如宁蒗古老的名族——摩梭族。摩梭族是母系社会，实行母系家长制，孩子跟从母性。摩梭族没有丈夫，只有几个“走婚者”，采取走婚制度。小孩由生母及其兄弟承担抚养长大，而父亲这一身份在摩梭族并不存在。作为五十六个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摩梭族的这一家庭婚姻模式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但是千百年来延续的社会制度也不允许法律的强制改变，于是走婚制度便作为摩梭族的特殊习惯得以承认和保留下来。
而前段时间网上热议的云南双柏县鄂家镇彝族的传统文化庆典节日“摸奶节”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每年阴历的7月14、15、16三天，“摸奶节”期间，男子以摸到女子的乳房为吉祥，女子们以被摸奶为吉祥，此节日源于隋朝年间，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如今的刑法相关法律规定来看，这种行为可以被认定为“猥亵、侮辱妇女儿童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从重处罚。若是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那彝族的传统节日中的行为不就成为了犯罪行为了吗？然后作为少数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法律之下也有特殊。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法律也不必然就能改变习惯，或者说法律在某些时候不能改变习惯。法律之所以称之为法律，是因为它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它规定的是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然而对于那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特有的，并不影响社会道德和社会利益的行为。法律所做的，更多的是合理范围的约束和调节，而不是所谓的全盘否定和改变。
综上所述，我并不认为法律不能改变习惯，我也不认为法律能够改变习惯，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法律久了就成为了人们得一种习惯，而习惯便是人们制定和实施法律的思想和社会基础。法律既可以改变习惯，又不能改变习惯。具体问题有待具体情况下的具体分析了。

⑤ 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内容

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内容：
1.法律是统治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
2.法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3.法律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
4.法律保障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⑥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法律与社会

怎样才能超越“法庭与律师的社会学”呢?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在30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大概仍然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学者所不得不深思的。
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进入法律领域，固然增加了我们对法律的社会“面目”的认识，但同样也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各种法律关系中的法本身趋于剩余化和边缘化。从法律现实主义到批判法学运动，以及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和经济学等研究，都试图将法律研究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或至少使法学具有鲜明的社会科学色彩。但在法学援引社会学经济学道德哲学以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无论是概念理论还是学科特有的方法，定量统计或历史学或民族志的叙事)时，当法学重新进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时，法学本身是否会丧失其独特的研究传统呢?毕竟，法学的研究传统并非仅仅意味着盲点，它同样具有洞察力。跨学科的研究往往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到法律对各种社会领域造成的意外的后果，注意到法律现象往往于各种政治文化于社会的关系交织在一起，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根植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环境的子系统，但在强调法律的社会性政治系和文化性的同时我们仍然欠缺真正的法律社会的理论来帮助我们理解法律的法律性而这恰恰是法律最重要的社会特征和政治特征。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并不仅仅要关注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法律的种种面目，还要关注化身在这些千变万化面目中法律的本身;不仅要要理解，法律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政治过程或文化历史过程，更要理解，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过程为什么没有变成上述这些过程的“附庸”或者所谓“附属现象”，正如卢曼、哈贝马斯等许多当代社会理论家所指出的，是理解复杂分化的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关注“法律与社会”这一研究传统的学者，不仅要棉队法学内部的排斥，对法学传统中法律的核心性、中立化和理性的想当然假设重新加以反思;同时，也要警惕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引诱”，对以这些研究传统为基础的任何还原论做法，对任何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法律理性中应然与超越性因素的分析，都同样要持有反思的态度。因为，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往往并不能实现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尔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受到专业分工的纪律束缚的研究传统，取代了现在这种研究传统，用另一种封闭性取代了这种封闭性。所以，“法律与社会”所要克服的就不仅仅是来自现代法学内部的“朴素”态度，也要克服来自那些促请法律学者关注所谓法律的“社会”、“文化”或“历史”因素的学科自身内部的“朴素”态度。探讨法律的社会性，并只是探究法律如何影响法律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或者反过来社会中的所谓“外在”因素又是如何影响法律;“法律与社会”需要承担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

自80年代以来，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以及整个批判法律运动，已经不在是“前卫”的法律思想，而有沦为成词滥调的危险。所谓“内生变量”与所谓各种社会“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其表现就是简单地将法律地“性的”“外生变量”联系起来，这种简单套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结果，是遗弃了法学这门所谓“最古老的社会科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使“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即处于法学理论，也处于社会理论的边缘地位，将法学变成了一门社会理论的应用学科，无力推动法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在《北大法律评论》的这期专号中，我们选择的文章，尽管不够全面，但关注的问题却有共同之处，就是如何思考所谓“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法律作为社会理论的核心理论提供“理论的想象力”和“经验的感受性”。

当然，这种“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还有某些更深刻的背景。今天，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强调“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并不等于法律的实质化，并非只有哈贝马斯所谓“社会福利”范式的法律才具有社会性，“自由派——市民范式”的法律和程序取向的法律同样展现了法律与社会的关联，只是关联的形式更复杂、更微妙。因此，法律的自主性，并不象有的“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表明法律缺乏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换言之，是指法律的非社会性，而是卢曼所言，代表了功能分化社会的历史进化结果。就中国的现实处境和具体问题而言，“分化”并非一个尚待理解的事实，而是一个尚待实现，甚至在某些时候被认为是不应实现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就更容易带有浓厚的“实质化”色彩，甚至“去法律化”的色彩，隐含了危险的政治意涵。因此，这种研究就尤其要重视法律与社会的深刻/复杂，而非简单直接的关联;要重视法律的规范努力和建构作用，而不仅仅是法律的经验处境。

当然，从学科背景来看，也许法学出身的学者，更愿意借助“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拓展或校正法律研究中常见的技术偏颇与过度规范化的取向;而所谓“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更愿意借助这种研究，来重新理解现代社会的规范性与各种程序技术，弥补7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的“规范化不足”和丧失理解应然问题的社会性能力等诸多欠缺。套用英国著名法律史学者milsom的一句话，“社会理论家看到的法律现象，太大了，以致于正在思考的律师根本就看不见”。所以，如果说“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是要给理论和实践中的“律师”提供一个更宽广的视野的话，他同时也意味着为法的思想传统于实践技术找到一个更宽广的活动空间;而接纳法学的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并不只是一味的向这个回家的战士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样需要倾听正义女神子孙们的声音，它们从中得到的，或许比法学所得到的更多。

⑦ 法律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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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法律社会学与法学的区别和联系

（一）法学与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重要的具有综合意义的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结版构、社会活动及其进权程的宏观问题。法学与社会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交错的关系。一方面法学是要研究社会中的法，把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另一方面，社会学要通过法律来研究社会，因此两者有着极其广泛的共同论题。

⑨ 简述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之间的区别

法社会学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学科，是法学与社会学相互结合的产物。西方许多国家又把这门学科称为“法律与社会”（Law and Society），或“法学与社会科学”（Law and Social Science）。

法律人类学
legal anthropology
在费孝通学习人类学的年代里，“法律人类学”（legal anthropology）尚未成为研究与教学的专门类别（据说这个概括是20世纪40年代初才出现的），且费孝通本人一向不愿轻易将自己的研究视作是某一学科...

法律人类学连接"法律条文"与"社会"

法律人类学从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角度，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解释法律问题。一般认为，1926年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的发表，是法律人类学在学界取得独立地位的标志。“从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开始，法律人类学家开始运用人类学方法对法律领域拓荒。”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吴大华表示。

法律人类学强调法律多元，强调对法律进行动态性的研究，主张通过综合运用国家法律与非国家法律来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法律人类学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个案研究，将法律条文与社会相连接。

“活的法”：立足于经验和感受

传统法学重视规范的意义，将“法”限定为国家意志，而人类学方法的引入拓展了传统法学的视域。法律人类学多立足于经验和感受。吴大华认为，这种对传统法学从概念、体系到方法的全方位的批判引发了法学理论的革命。

法学不再仅仅表现为法律条文与规范的狭窄框架，法律多元为人们理解人类社会的法律运作行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人类学展现了非西方社会的法律及其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法律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初民社会同样存在规则与秩序。在不同的地域，法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比如，东方社会的法具有礼的内容，有时会“礼法不分”；西方社会的法含有宗教的元素，教会法与世俗法并行。学者表示，如果把所有争端都诉诸法律，定会产生诉讼成灾、效率低下的后果。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谢晖看来，作为交叉学科的法律人类学，更关注人们实际的法律（规范）生活是怎样的，以期“开发”出人类法律（规范）生活的多种面目、多个面向。

学者表示，法律人类学习惯于进行比较研究，对存在于不同时间、地点和社会形态中的各种法律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整体化地看世界，在动态的过程中把握法的实质及其发展，关注法律行为及其相互之间的变化过程，关注“活的法”。

吴大华认为，注重以参与观察为特征的田野调查方法是法律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只有对法律制定之前的准备工作和实施之后的后续调查工作进行细致的研究，才能避免出现法律与社会脱节的情况，这正是注重田野调查的法律人类学的优势。不过，田野调查不能走过场，不能拿着结论寻找有利的数据与案例，应当拟定调查提纲，选择采访方式与技巧，最大限度地克服先入为主的主观因素，获取第一手资料并通过科学分析获得结论。吴大华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律人类学从研究原始法、部族法的模式转换成研究纠纷及其解决的方式，人们将研究国家法律定式化的规则演变为研究纠纷及其解决与处理的“过程”，关于处理纠纷的典型案例分析正是开拓新的法律人类学研究疆域的重要工具。

超越“问题个案”研究
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史就是个案的研究史。所谓个案研究，就是以一个整体的单位作为观察和描写对象，其目标在于了解被研究的单位，重复发生的生活事项或重要部分，进行深入探究与分析，以解释现状或描述探索足以影响其变迁及成长诸因素的互动情形。

法律人类学家将传统“案例教学法”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进一步发展成为“问题个案”分析法，这是早期法律人类学研究法律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但也由此限制了法律人类学的发展，使它变成了对冲突和纠纷处理过程的专门研究。

以格拉克曼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是新功能主义的重要力量，他们倡导的延伸个案研究法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问题个案的困境。延伸个案研究法是曼彻斯特学派在非洲研究中开创的研究路径，这种方法注重对个案进行历史学意义上的分析，要求对个案涉及的原则与价值进行持续性分析，把纠纷视为一种社会过程，把主要的研究点从社会组织转移到了社会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表示，将案例放在一个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网络里面，放到它所涉及的社会经济地位、历史发展脉络、文化背景中去分析才有意义，才能更好地推动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发展。

⑩ 法社会学对法的概念有何独特理解

法社会学是专门以社会学的眼光分析法律的一门交叉学科。
对于法的概念，有很多不同的学派与理解，最普遍的解释是：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
对于最普遍的解释，社会学在这几个方面有着与其不同的独特解释：
1.法的产生。普遍解释认为，法是由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但就社会学的研究来看，一些社会习惯与社会道德也能发挥法的作用，也具有调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这在学术界称为习惯法，它并不是由国家制定和实施的，但实际上发挥着法的作用。成文法虽然是国家制订和实施的，但它的制订和实施仍然不能脱离社会，否则人民不会遵守，人民不会遵守的法律，也不能称之为法。因此，法社会学认为，法是产生于社会的。
2.法的主要属性。普遍解释认为法的阶级属性是法的主要属性，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法社会学认为，法的主要属性是社会属性，因为法归根结底是规范社会秩序，只反映阶级属性的法律脱离社会，不会被人民所接受。
3.法与道德的关系。分析实证主义认为法即国家意志的表现，和道德无关，只要是国家制订和实施，就是法，即恶法亦法。但自然法学认为，只有为人民所接受的法才能称为法，认为道德与法有关，即恶法非法。法社会学在这一问题上倾向于自然法学派并进一步进行了发展，对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阶层，法社会学认为只有在社会阶层，法与道德的联系才最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