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113条论文
Ⅰ 关于《合同法》第113条一款的理解
合同法抄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完整版袭: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楼主对该法条的理解是断章取义的,并没有完全思考整条法律的规定,更没有运用法律解释中的整体解释来进行理解。因而是存在缺陷的。
借助所举的例子,甲只承担在他与乙签订水果买卖合同时,他所预见到的,如果他违约,他应该承担的乙损失的法律责任,而并不是甲履约后,乙可得的预期利益。
(1)合同法113条论文扩展阅读:
合同法订立原则
1、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2、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3、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4、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
5、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循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干扰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Ⅱ 《合同法》第133条的规定
本条的规定,是买卖合同一章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
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释义】本条是关于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时间的规定。
Ⅲ 有关<<合同法>>113条的案例分析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
方造成专损失的,损失赔偿属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
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
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Ⅳ 根据合同法第113条规定,由于对方转让合同违约要求违约方赔偿预期损失,法院能否支持
采石是需要许可证的 你有么 没有许可证的话转让和同是无效的 矿产资源法有相关规定
Ⅳ 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可得利益损失指的是什么损失
间接损失又称所失利益,指失去的可以预期取得的利益。可以获得的预期的利益,简称可得利益。可得的利益指利润,而不是营业额。例如,汽车修理厂与出租车司机约定10日修理好损坏的夏利车,汽车修理厂迟延3日交付,司机开出租车每日可获利润200元。3日的可得利益为600元,汽车修理厂违约,应赔偿600元的间接损失。 可得利益的求偿需坚持客观确定性,即预期取得的利益不仅主观上是可能的,客观上还需要确定的。因违约行为的发生,使此利益丧失,若无违约行为,这种利益按通常情形是必得的。例如,建筑公司承建一商厦迟延10日交付,商厦10日的营业利润额即为可得利益。
可得利益的求偿不能任意扩大。对此,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4条规定,赔偿损失“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依照他当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况,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能损失。”我国原涉外经济合同法和原技术合同法也有相同规定。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但是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原技术合同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但是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损失。”法律采取预见性限制赔偿范围的随意扩大。预见性有三个要件:一是预见的主体为违约人,而不是非违约人。二是预见的时间为订立合同之时,而不是违约之时。三是预见的内容为立约时应当预见的违约的损失,预见不到的损失,不在赔偿范围之列。例如,旅客言飞机误点使其耽误了一笔买卖,要求赔偿。该买卖是否耽搁,航空公司在售票时是无法预见的,故此间接损失不予赔偿。
Ⅵ 合同法第113条适用行政诉讼吗
当行政机关作为平等主体与你签订合同时,当然适用合同法之相关规定啦。但如果是行政诉讼,所以双方之间不是平等主体,应适用行政诉讼相关规定。但诉讼中判断相关合同效力等问题,可适用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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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得利益及其违约赔偿
—兼评《合同法》第113条
我国《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
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
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
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
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
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这里的“可以获
得的利益”即学界所谓的可得利益。由此可见,我国
新合同法对于可得利益的违约赔偿是给予肯定的。
然而,究竟什么是可得利益?为什么要赔偿可得利
益?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确定可得利益违约赔偿
的数额?对于这些问题,《合同法》并没有作出明确规
定。在我国学术界,虽然部分学者有所论及,但至今
仍有分歧。不明确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司法实践中
对《合同法》第113条规定的正确适用。
一、究竟什么是可得利益?
什么是可得利益?《合同法》本身并未给予立法
界定。在学界,笔者注意到,学者们对其理解和表述
则各有所异。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各说:其一,可得
利益是指如合同按约定履行后受害人应当得到的经
济利益,又称为“履行利益”或“期待利益”。①其二,
可得利益即《法国民法典》第1149条所规定的“所失
的可获得的利益”,“有时被称为消极损失,是指如果
债务人履行合同将会合理产生的但却没有实现的利
润,通常表现为产品的转售利润”。②其三,可得利益
即《德国民法典》第252条所规定的“所失利益”,是
指依事物通常进行或依特殊情况,特别是依已采取
的措施或准备,可取得的预期的利益。③其四,“所谓
可得利益,是指合同在适当履行以后可以实现和取
得的财产利益”。①其五,可得利益是指当事人通过
合同“预期实现和取得的财产增值利益”。③其六,可
得利益是指“由于违约方的违约而导致受损方丧失
的应得收益”⑥。
在以上各说中,“其一”说将可得利益等同于履
行利益或期待利益,显然混淆了可得利益与相关概
念的区别,是值得商榷的。除“其一”说外,其余各说
在实质含义上基本相同。其中,“其二”说和“其五”说
明确肯定了可得利益为财产的增值利益或利润损
失,“其三”说则特别强调了确定可得利益赔偿范围
的标准。笔者比较赞成这几种理解。首先,可得利益
体现为一种财产利益,非财产利益,不属于可得利益
范畴的;其次,可得利益是一种财产的增值利益,即
它不是债务人依据合同所为的履行本身,而是通过
债务人对合同标的的履行可以获得的超过合同标的
本身价值的那部分财产利益;第三,可得利益不是非
违约方既有财产的损失,而是体现为在合同得到履
行的基础上非违约方通过对合同标的的运用未来可
以获得的财产利益;第四,可得利益是依事物通常进
行或依特殊情况,特别是依已采取的措施或准备,可
取得的预期的财产利益。也就是说,可得利益虽然不
是已有财产的损失而是未来预期可获得的利益,但
它不是臆想的,而是已具备了充分实现的条件和基
础。基于以上理解和分析,笔者将可得利益的概念表
述如下:可得利益,是指合同债权人在合同全面适当
履行的基础上,依事物通常进行或依特殊情况,特别
是依己采取的措施或准备,可预期取得的财产增值
利益。
可得利益与期待利益具有密切的联系,两者极
为相似,两者都具有期待性,都是当事人期望通过合
同的订立和履行所获得的财产利益。但是,两者是不
同的。“期待利益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期望从此
交易中获得的各种利益和好处”,①它通常包括两个
部分,即债务人依据合同所作的义务履行本身(被称
为履行利益)和债权人在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基
础上可以实现的财产增值利益(即可得利益)。期待
利益赔偿可以替代合同履行,赔偿了期待利益,就可
以达到如同合同履行的状态。②可得利益则只是期
待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其中除履行利益之外
的财产增值部分,仅赔偿可得利益是不能达到如同
合同被履行状态的。
可得利益也不同于履行利益。履行利益“谓法律
行为有效成立,债权人就其获得债务履行所存之利
益,即因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致有效成立之法律行
为之效力未获实现所生之损害”。③履行利益是债务
人依据合同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所作的合同标的的交
付本身,赔偿履行利益,实际上是要使义务人完成合
同约定的义务。履行利益与可得利益共同构成期待
利益。
二、为什么要赔偿可得利益?
在我国,新《合同法》实施之前,法院在司法实践
中是极少判决可得利益的违约赔偿的。法官们解释
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缺乏直接
的明确的立法根据;二是可得利益非既有财产的减
损、灭失,而是一种预期的未来可获得的利益,太过
抽象,难于计算和把握。在学术界,就可得利益是否
应予赔偿问题,也存有争议。一部分学者主张赔偿可
得利益,另有部分学者则持反对态度,主张违约赔偿
的范围应限于实际财产损失而不应包括可得利益的
损失。其理由主要有:首先,违约责任制度的宗旨不
在于对局部利益的保护。通过赔偿积极损失(即实际
损失)已经对受害人的经济利益提供了充分的保护,
就不必要对受害人另行提供保护。其次,我国绝大多
数法人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要求违约方赔偿可得利
益的损失会超出其经济能力。最后,在实践中,可得
利益损失的伸缩性大,难于准确计算,且注重可得利
益的赔偿必然助长一些企业提出过分的赔偿要
求。①自新《合同法》实施以来,由于第113条的规
定,应该说至少是暂时结束了关于是否应支持可得
利益违约赔偿之争。然而,为什么应赔偿可得利益
呢?对此,《合同法》则未给予明示。充分认识可得利
益违约赔偿的必要性和理由,不仅对于立法具有意
义,而且对于正确地理解立法的精神进行司法亦具
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确定可得利益违约赔偿无疑是非常
有必要的。其理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完全赔偿原则之要求。综观世界各国合同立
法,几乎毫无例外地肯定了违约赔偿的完全赔偿原
则。所谓完全赔偿原则,是指因违约方的违约使受害
人遭受的全部损失都应当由违约方负赔偿责任。违约
行为所致损害不仅包括实际损失,也包括可得利益的
损失。因此,根据完全赔偿原则,损害赔偿不仅要包括
受害人遭受的全部实际损失,还应包括可得利益的损
失,这些都是完全赔偿原则的具体体现。
二是损害赔偿宗旨之要求。损害赔偿是违约者
承担违约责任和对非违约方进行救济的重要方式之
一。损害赔偿的宗旨就在于“回复或填补他人所受之
损害”,①以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或者达到如
同合同履行的状态。由于可得利益之未实现是违约
方违约的结果,如果对此损失不加赔偿,则无法“填
补”受害人的损害,因而无法达到如同合同被履行的
状态。这显然有违损害赔偿的宗旨。
三是维护合同严肃性,稳定交易秩序之要求。合
同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和桥梁,是商品交换的法律表
现形式。合同的法律意义就在于,有效成立的合同当
事人必须履行,否则,即构成违约,除非被依法免责,
违约者应对其违约所致一切后果承担责任。这也正
是合同严肃性的表现。如果不确定可得利益之违约
赔偿,则实际上是鼓励和放纵当事人违约。合同秩序
代表着交易秩序,合同的严肃性遭到破坏,必然损害
交易秩序的稳定,从而破坏整个社会经济秩序,这是
不应被允许的。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肯定可得利益的违约赔偿
实际上是世界主要合同立法的通例。《法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对此都有
类似的规定。即使在英美法判例和制定法以及《联合
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可
得利益这一概念,但实质上是肯定可得利益违约赔
偿的(或称为预期利益,或称为利润损失,或被包括
在期待利益之中)。因此,从符合世界合同立法的潮
流看,我国《合同法》肯定可得利益的违约赔偿也是
完全有必要的。
三、如何确定可得利益违约赔偿的数额?
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
经常会碰到计算可得利益违约赔偿的具体数额问
题。然而,如何计算可得利益赔偿的数额呢?K合同
法》未作规定。《合同法》只是在其第113条简单地肯
定了违约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可得利益,但对于以
什么为依据进行计算以及采用什么具体方法进行计
算其数额,则完全未作规定。对于人民法院来说,这
显然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关于如何确定可得利益违
约赔偿的数额问题,便有待学理进行探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应当明确确定可
得利益违约赔偿数额的基本依据。笔者认为,确定可
得利益违约赔偿数额的基本依据应是因果关系。“所
谓因果关系,是指违约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联
系”,“一方面,任何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
后果承担责任(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除外)。要确定
责任,必须确定引起损害后果发生的真正原因。另一
方面,因果关系对于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具有重要
意义”。②在实践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多因一果和
因果链现象较为普遍。在理论上,对因果关系的主张
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笔者较为赞成以“充
分原因”学说为基础的“相当因果关系”。所谓相当因
果关系,是指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必然的联
系,其间未介人其他因素。如果其间介人了其他因
素,则该原因不是该结果的充分原因,因而它们之间
不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以“充分原因”
学说为基础。“充分原因”学说最早由德国学者冯·
克里斯于19世纪80年代提出,后为德国法院的判
例所肯定,并被比利时、荷兰、瑞士、奥地利等国家所
采纳,成为世界民法因果关系理论中最具有影响的
一种⑧。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凡是违约行为是损
害的后果的充分原因,即违约行为与损害的后果之
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违约者均应全额予以赔偿,其
中包括对可得利益的赔偿。正如史尚宽先生所言“损
害赔偿之范围,毕竟依相当因果关系而定”。①在法
国和英美国家的学理及立法和判例中,有以“可预见
性”规则对损害赔偿范围(包括可得利益的赔偿范
围)进行确定和限制的主张和做法,我国《合同法》第
113条也规定了这一规则(即该条最后一句所规定
的“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
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对
这种主张和做法,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可预见
J睦”规则存在可操作性差和对非违约方有失公平等
弊端,弊大于利,是不可取的。从一般标准上说,只能
以相当因果关系对可得利益赔偿额进行确定和限
制。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在将来修改《合同法》时,应
删去其第113条最后一句的规定。
在明确了确定可得利益赔偿数额的基本依据之
后,接下来应探讨的就是采取什么具体方法来确定
其赔偿数额了。这一问题确实是既重要而又十分复
杂的。在这一问题上,德国判例的做法是根据实际情
况在“差额法”和“交换法”两种方法中进行选择。⑥
“差额法”是根据违约发生前与违约发生后的利益状
态进行比较并确定其差额,该差额由违约者赔偿。这
一方法用以确定实际损失是可行的,因为实际损失
是一种客观状态.其状态之差容易判定,但用以确定
可得利益损失则是不可取的,因为可得利益不是一
种现实的实际损失,而是一种预期将来可以获得的
利益,其差额状态是不容易比较和判定的,且这一方
法未考虑市场价格因素。“交换法”是非违约方只能
以自己履行合同应当应由自己履行的义务为条件,
才能获得违约方的全部履行,可得利益包含在相互
的履行之中。执行交换法的结果虽然对非违约方的
利益保护比较客观,但容易给非违约方造成交易中
的诸多不便,而且,在一方违约情况下,由另一方履
行自己的本应后履行的义务以换取违约方的履行,
这实际上就是强制当事人双方实际履行合同,已脱
离了损害赔偿的原本含义。因此,交换法也是不太科
学的。
笔者认为,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不妨根据具
体情况,有选择地采取以下几种方法具体确定可得
利益赔偿的数额「」首先是“约定法”,即在立法上明确
肯定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预先约定违约损害赔偿的
数额或其数额的计算方法,在司法中则由法官按照
当事人的约定执行(其中包括可得利益赔偿的数
额)。这样便很容易解决可得利益赔偿的数额问题。
这种方法是非常可取的,因为当事人最清楚某一具
体合同交易的风险和收益,由当事人预先在合同中
预测并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是完全尊重了当事人
的自由意志,是符合合同法的本质要义的。囚此,“约
定法”应当是立法予以鼓励的首选的确定可得利益
赔偿数额的方法我国现行合同立法对此已予以肯
定。《民法通则》第112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合同
中约定对于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
法”。《合同法》第113条也规定,当事人“也可以约定
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法”可
广泛地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合同。
其次是“比照法”.即选择一个可行的客观的参
照体,对比得出非违约方的可得利益损失。例如,以
非违约者在相同条件大致相对应的另一时期的所得
利润为参照体,以该利润减去现存利润,其差额就是
非违约者应获得赔偿的可得利益。再如,以与非违约
者情况基本相同的另一主体在同一时期的利润为参
照体,以该利润额减去非违约者现存利润,其差额即
是非违约者的可得利益损失。采取“比照法”的关键
和前提是确定客观可行的参照体,如果不能确定这
一参照体,则不能采用“参照法”确定可得利益的赔
偿数额。“比照法”比较适用于可得利益表现为经营
利润的合同,如租赁合同(用于经营)、承揽合同、建
筑工程承包合同、技术合同等。
再次是“差额法”,主要适用于可得利益表现为
转售利润的买卖合同。具体方式可以有两种,第一种
是根据转售合同,将转售合同的价款减去为获得该
价款而必须支付的费用,再减去在前一合同中应支
付的价款,所得的差额即为应赔偿的可得利益。采用
这种方式的前提是必须在违约发生前,存在转售合
同。第二种方式是将确定的买卖合同标的的市场价
(无公认的统一的市场价时,则采平均价)减去买卖
合同的价款,再减去获得该标的物市场价必须支出
的费用,其差额就是应赔偿的可得利益额。采用这种
方式的前提是,其一,买卖合同的买方(原告)订立买
卖合同的目的必须是为了转售;其二,买卖合同标的
物的市场价是确定的(或者说是可以确定的,该市场
价的确定时间应为卖方违约时)。
最后是“估算法”,即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
况确定可得利益损失的大致数额。也可以以原告的
请求额为基础,在被告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估算一
个数额,作为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数额。在此必须强
调的是,由于“估算法”掺杂法官个人主观因素过大,
不够准确、科学,因而只能在不能采取其他方法的情
况下才可以采用,并且所估算的数额不能太大,否
则,不可采用。
结合以上所述,反观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的
规定,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合同法》第113条明
确肯定了对可得利益的违约赔偿,从而结束了长期
以来关于应否支持可得利益违约赔偿之争,为人民
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支持可得利益的赔偿提供了立法
依据,其积极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另-
方面,《合同法》第113条既未明确界定什么是可得
利益,也未规定计算可得利益的方法,显然缺乏可操
作性,从而为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止确
理解和执行第113条的规定留下了障碍。特别是《合
同法》第113条规定了以“可预见性”规则对违约赔
偿的范围(主要是对可得利益违约赔偿的范围)进行
限制,笔者认为缺乏足够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是不
可取的,应于将来修改时删去。
Ⅷ 最高院对合同法113条司法解释
第一百一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专,给对方造成属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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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相对性及其突破
引言: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或终止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法》第121条确定了合同相对性的归责原则,这里的合同相对性,又称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合同关系不同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传统的合同相对性理论认为,合同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合同缔约人不得以合同约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项,任何一方缔约人不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合同无效。然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商业贸易空前繁荣,严格恪守合同相对性原则越来越难以满足平衡社会利益,体现司法公正,社会经济生活对合同的社会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1]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合同的效力范围,表现在立法和司法上,受合同效力影响的第三人范围越来越宽,合同相对性原则也逐渐受到了冲击,出现了许多合同相对性的例外情况,有学者将其称为“合同相对性的突破”,本文将从合同相对性的历史演进和突破表现对其略作探讨关键词:合同 相对性 突破
正文:
一、合同相对性的历史演进
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学理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目前比较权威的解释是以王利明先生给的定义:合同相对性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合同债权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护。在大陆法系中,合同相对性源至罗马法的“债的相对性”理论,认为债是当事人一方请求他方为给付行为的法律关系,债权是只能对特定人产生效力的请求权。这种由特定权利人向特定义务人请求为或不为特定行为的特性,就是“债的相对性”。而合同是债的形式之一,因此,具体到合同的效力范围上,这种相对性原则的主要含义是:合同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合同缔约人不得以合同约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项,任何一方缔约人不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合同无效。这一规则对现代大陆法系的债法产生了很大影响,理论上,都将其视为债权自身性质所决定的一种当然原则。
二、合同相对性的突破表现:
合同相对性确立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合同立法对合同相对性规则已有所突破,合同相对性理论也同时得到发展和完善。
(一)第三人侵害债权
所谓第三人侵害债权一般是指合同外的第三人明知合同债权的存在,仍然故意以损害他人债权为目的,实施某种侵权行为,致使债权人的债权部分或全部不能实现并致债权人损害的行为。侵害债权的情况在实务中时有发生,但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活动日益密切,民事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大,各种权利相互冲突、相互影响的机率也随之增多,如果债权受到第三人的侵害,仅仅因为债权是相对权而不赋予债权人基于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债权人的利益将很难得到保障,明显违背了有侵害必然有救济的法理。但是,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范围应该严格受到控制,侵害债权应同时具备以下要件:第一,第三人侵害的必须是合法债权。如果是不合法债权,即使侵害了,也不用承担责任,因为非法债权不受法律保护。第二,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并致使合同债务不能履行。如果第三人的行为是合法的,即使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也不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而是要承担其他的刑事责任。相应的,合同不能履行并非是第三人的非法行为所致,也不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所以说,必须是第三人的非法行为和合同不能履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才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
(二)债权保全制度。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或隐匿转移财产、或低价转让乃至无偿赠与财产,或怠于行使自己的债权乃至放弃自己的债权,这些行为均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但按照传统的合同相对性原则,由于债权人不能将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合同行为中,影响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契约自由”,因此其对此是束手无策的。这种利益上的失衡,必将导致整个合同领域交易安全的丧失,于是,为了在债务人的意思自治和债权人的期待利益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维护诚信原则,便自然地产生了债的保全制度。此制度的基本原理在于,赋予债权人对债务人或相关第三人享有一定的权利一—代位权和撤消权。其中代位权是指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的权利并危及债权时,债权人得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该权利,请求第三人履行义务。撤消权则是指债务人为逃避债务将自身财产无偿赠与或以不当低价转让给第三人时,债权人得向法院申请撤消,宣告行为无效。
(三)“租赁权的物权化”
我国《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即出租方将财产所有权转移给第三方时租赁合同对新的所有权方继续有效。这是民法理论上的“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使得依据租赁合同产生的租赁权(债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的效力。根据债的相对性,租赁合同应只对出租人和承租人有效,当第三人买受租赁标的成为不动产所有人时,买受人非租赁合同的缔约人,故不应受合同约束,得随时取回租赁标的物。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城市扩张、房荒问题的出现,各国为解决社会矛盾,多设定“买卖不破租赁”的例外规定,即出租人将租赁标的物让于第三人时,原租赁合同对受让人继续有效。最初《德国民法典》第571条规定“买卖不破租赁”规则适用于土地租赁,后扩及一切不动产。
(四)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
“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制度”的意思是指特殊关系的第三人因债务人债的履行而受到损害时,不但可以向债务人主张侵权责任,而且可突破债的相对性,要求债务人承担合同上的责任,以更好地保护其利益,此种请求权的基础建立在基于诚信原则而发生的保护、照顾等合同附随义务之上。也就是说,债务人所负的合同上的义务,不但指向债权人,而且指向与债权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这是德国判例与学说创立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制度,以加强保护与债权人具有特殊关系第三人的利益。该制度虽加强了对第三人的保护,但也有加重债务人责任之虞,故第三人的范围应严格限制,通说认为第三人包括亲属、劳工、雇佣、租赁等具有人格法上特质之关系负有保护、照顾义务的人”。因而,我们可以看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制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
(五)债权不可侵性理论的建立。
依传统理论,物权是可对标的物直接支配的绝对权,可以对任何第三人主张权利,并得排除任何第三人对物权的妨害;债权是仅得向特定当事人请求给付的相对权,不能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也就没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为了保护债权免受不法行为的侵害,有必要进一步建立新的权利理论,[3]故学者主张承认债权的不可侵性。英国1853年判决Lumley V Gye案,创立了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先河。该案原告Lumley与某演员订有在原告剧院演出数月的合同,并规定该演员不得去其他剧院演出。被告Gye明知此合同存在,仍诱使该演员违反合同。法院判决认为被告Gye侵害合同关系乃不法行为,应向原告Lumley承担责任。此后,该判例所创立的第三人不法侵害债权理论为多国接受。不法侵害债权,指第三人故意损害他人债权为目的,妨害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4]根据债权不可侵理论,不法侵害债权的行为发生后,债权人得以债权为由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追究第三人的责任,这使债的效力得到扩张,及于一切侵害债权的第三人。这也是对合同相对性的重大突破。
(六)关于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是指订约人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设定权利的合同。此种合同的法律特征为:(1)第三人不是订约当事人,他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也不需要通过代理人参与缔约。(2)该合同只能给第三人设定权利,而不得为其设定义务。(3)该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须通知或者征得第三人的同意。第三人利益合同属于利他合同一种,如果债务人不履行义务,第三人和债权人均可以请求其承担责任。正是由于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将对第三人发生效力,所以,此类合同是合同相对性的例外。
(七)代为清偿
代为清偿,又称清偿代位,是指与债的履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而在其清偿范围内取得债权人权利的制度。第三人的代为清偿行为,可基于法律的规定,也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代为清偿都突破了债的相对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第三人履行了依债的相对性只能由特定债务人履行的债务,突破了债务履行主体相对性的限制;(2)第三人在代为清偿后,于其清偿范围内,取得债权人的地位和权利,对债务人享有求偿权,突破了债权请求主体相对性的限制。当然,以代为清偿的方式突破债的相对性,并非可以任意为之,它须满足一定的条件:(1)必须依债的性质可由第三人清偿;(2)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没有不得由第三人清偿的特别约定;(3)代为清偿不违背公序良俗,不损害债权人债务人利益。
(八)披露制度的确认。 我国《合同法》第403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披露制度的确立也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一种突破。
此外,代理、保险、信托作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特例逐渐脱离合同相对性的约束,成为各自独立的制度;同时,债的转让也被视作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
三、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本质
综上所述,虽然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多种多样,然而从根本上讲就是合同效力是否在特定情况下及于第三人的问题,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合同主体涉及第三人。合同主体的相对性,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在债权物权化的情形中,第三人可以租赁权对抗房屋买受人。又如在“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中,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合同责任,而许多国家则直接赋予了消费者直接起诉生产者的诉权。 其次,合同权利义务涉及第三人。合同内容的相对性,是指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以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某个合同所规定的权利,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除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在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当事人双方可约定向第三人利益为给付,或经第三人同意为其设定给付义务;在债权保全中,合同权利与义务同样对第三人产生了约束力;债权的转让则将合同权利或义务直接涉及第三人。
第三,合同责任涉及第三人。合同义务的相对性必然决定合同责任的相对性,是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从这一点上看,上述突破情形只有“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突破了合同责任的相对性,使生产者对消费者直接承担违约责任。各国多通过严格区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来解决合同相对性所面临的困难,如产品责任制度、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然而,合同相对性规则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第三人的责任。如在保证合同中,当被保证的债务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债权人可以直接请求保证人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再如,债务转让合同中,由第三人取代债务人成为合同关系的主体,新债务人将承担全部债务。可以认为只有当第三人自愿承担合同义务成为合同当事人,才负违约责任。
史尚宽先生曾言:由个人自觉,及于社会自觉,契约之意义及价值,渐自社会立场加以重估。[3] 因而,法律应该确立以合同相对性原则主体,同时,承认合同相对性的突破,更加充分、完善的保护财产的流转。而确立这种模式的意义:一方面,加强债权的保护,扩张了债的效力,承认债的发生、履行方式的多样性,促进了合同的有效履行,提高了民事交易效率,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在债的关系与社会其他关系的互动层面上,由极端地强调合同自由、尊崇意思自治不受干预,转变为兼顾社会公正,更加注重合同当事人与第三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合理平衡。
我国《合同法》对第三人利益合同没有专门做出规定,合同法作为规范合同关系的一般法,理应对第三人利益合同做出具体规定,所以,从世界各国和地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发展分析,以及从我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我国立法确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