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76

Ⅰ 根据合同法老人在什么情况下签订代同无较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合同或者部分合同条款无效：
（）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
注意：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一般属于可变更或撤销的合同，只有在损害了国家利益时，才属于无效合同。
（2）恶意串通，并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3）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5）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6）对于造成对方人身伤害或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免责的合同条款。
（7）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
另外，根据《民法通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因此，主体不合格也可能导致合同无效，例如：(a)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且法定代理人不予追认的，该合同无效。其例外情况是：纯获利益的合同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需追认，合同当然有效。(b)法定代理人不合格且相对人有过失而成立的合同，该合同无效；(c)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且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该合同无效。

Ⅱ 业委会违反《物权法》第76条“双过半”的规定，业主欲依据《物权法》第78条规定诉请法院撤销侵权决定；

诉请法院依法撤销业委会侵害业主利益决定的时候，对起诉人数没有规定，只要是受侵害的业主都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八条，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约束力。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2)合同法76扩展阅读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

（二）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

（三）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Ⅲ 1976年劳动法关于合同工的具体内容

《劳动法》 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才开始施行。
1976年时，还没有《劳动法》，用工机制为计划内用工为正式工；计划外用工为临时工，没有合同制员工一说。

Ⅳ 附条件附期限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

这个问题，你看看《民法总则》的下列条款：
第一百五十八条民事法律行专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属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第一百五十九条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第一百六十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期限，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期限的除外。附生效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期限届满时失效。

Ⅳ 合同法双倍返还定金条款仍然起作用吗

合同法双倍返还定金条款仍然起作用。
《合同法》
一、 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一般认为，该条采用了无过错原则，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除法定免责的以外。因此，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就可适用定金罚则。但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是否适用定金罚则，存在着分歧。有人认为，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不适用定金罚则。我们认为，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违约方仍应承担定金责任。理由是：
1、定金罚则的目的旨在对违约行为予以制裁，从而担保合同债的履行，若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不能履行合同而免除适用定金罚则，则使相对方在无任何过错情形下处于不利地位，且极易给违约方提供“借口”，也容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5) 76号《关于因第三人的过错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应如何适用定金罚则问题的复函》中指出：“凡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预付定金的，在实际交付定金后，如一方不履行合同除有法定免责的情况外，即应对其适用定金罚则。因该合同关系以外第三人的过错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除该合同另有约定的以外，仍应对违约方适用定金罚则。合同当事人一方在接受定金处罚后可依法向第三人追偿。”该复函为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违约方仍应承担定金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参照执行，并根据此复函辩驳违约方以此理由所进行的抗辩。
二、第116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

Ⅵ 1976年到1983年的劳动法关于合同工的具体内容

《劳动法》 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才开始施行。
1976年—1983年间，还没有《劳动法》，用工机制为计划内用工为正式工；计划外用工为临时工，没有合同制员工一说。

Ⅶ 比较我国合同法与CISG的区别和联系

一、合同的订立
如果比较 CISG 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 第 14 条 － 第 24 条)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 9 条 － 第 43 条)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合同法对于 CISG 规定作了相当充分的借鉴和吸收。比如，关于要约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约是否可以撤销，这是合同缔结法统一化过程中遇到的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因为不同国家的做法并不一样。CISG 第 16 条等规定反映出了调和不同见解的意图，第 1 款以要约可撤销为原则，不过，它对这一原则作了限制。中国原来的民法理论受德国民法理论的影响，承认要约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于保护受要约人的利益，维护正常交易的安全。不过，中国合同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要约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参考了 CISG，规定了要约的撤回及撤销，惟对此作了若干的限制( 中国合同法第19 条) 。
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合同法“总则”与“分则”的结构，就会明白，该法规定的合同的订立并不限于买卖合同，而是对于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适用的。
二、合同解除
( 一) 根本违约
根本违约( fundamental breach) 的思想被中国合同法接受了，体现在第 94 条第 2 － 4 项。但是，与 CISG 第 25 条相比，二者有一些差异。其一，CISG 第 25 条对于根本违约的构成作了限制: “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这在中国合同法中是没有的。对于这一差异，有的学者指出: “我国法律规定对根本违约的判定标准不如《公约》那么严格，没有使用可预见性理论来限定根本违约的构成，只是强调了违约结果的严重性可以成为认定根本违约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抛弃了主观标准，减少了因主观标准的介入造成的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以及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因素。”（注：参见王利明: 《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4 页;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 288 页。中国学者对于公约第 25 条“可预见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约起草时便已有同类观点存在。Schlechtriem 教授对此指出，这个概念更容易被错误地理解为主观归责因素。由于这里最决定性的问题是对合同以及约定的义务的解释，所以最终涉及的就是对每一项义务违反所产生的影响的证明和举证责任。参见[德]彼得·施莱希特里姆: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李慧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页。）其二，对于所违反的合同义务，CISG 没有进一步要求，只强调其结果（被违反的义务是( 用德国法术语) 主要义务( Hauptpflicht) 抑或是附随义务( Nebenpflicht) ，是给付义务( Leistungspflicht) 抑或是保护义务( Schutzpflicht，参照德国民法第 24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 ，是无所谓的; 附随义务( 或许宜称为附加义务) 也可能对债权人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可能决定合同“应存续抑或解消”。Vgl． Peter Schlechtriem，Internationales UN － Kaufrecht，4． Aufl． ，2007，Rn 114．）;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和第 3 项强调了违反的是“主要债务”，同条第 4 项则未再要求“主要债务”，中国的学说解释亦承认在个别场合，附随义务违约亦得构成根本违约，发生解除权[5]462。
( 二) 协议变更或者终止合同
CISG 第 29 条第 1 款规定，合同只需双方当事人协议，就可更改或终止。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中规定在第 77 条第 1 款和第 93 条第1 款。二者的差异是，CISG 第29 条第2 款规定，规定任何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必须以书面做出的书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但是，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如经另一方当事人寄以信赖，就不得坚持此项规定。中国合同法对于合同的协议变更或者解除，并没有规定类似的规则。但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别的约定，要求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协议须采取书面形式，该约定仍有效力。另外，依中国合同法第 36 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该规定也可以适用于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协议，最终的效果，与 CISG 相去不远。
( 三) 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 CISG 第 26 条及第 27 条，解除合同的声明须向相对人发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释，该 通 知 不 以 送 达 为 生 效 要 件[6]48。依Schlechtriem 教授的观点，从 CISG 第 26 条及第27 条本身的措辞和制订者们的本意出发，应该确认意思表示是从发出时生效的。尽管他本人从法的应然性角度出发，赞同 Neumayer 的观点，即形成权性质的意思表示不应当被视为在受领 人 完 全 没 有 知 晓 的 情 况 下 就 可 以 生效[6]109。而依中国合同法第 96 条第 1 款，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在这一点上，中国合同法与 CISG 存在差异。
( 四) 解除的法律后果
中国合同法第 97 条和第 98 条的规定与CISG 第 8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异体现在，CISG 规定“如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中国合同法没有这样明文的规定，学者解释上主张，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 第 66条)[5]263。
CISG 第 82 条规定了买方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者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上并不存在。在学者解释上，学者指出，《德国债务法现代化法》废止了原来民法典第 350 －354 条，于第 346 条第 2 款规定了以作价偿还来代替返还，解除权并不消灭。德国法的这一转向，殊值重视。我国《合同法》就上述问题，未设明文规定，可以视为法律漏洞，在填补漏洞时，宜取法德国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权人的事由使受领的标的物严重毁损灭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还，作为解除权消灭的原因，而应当肯定解除权人仍保有其解除权，但行使解除权后须对受领的标的物作价偿还[5]484。
三、违约责任与免责
( 一) 关于先期违约
CISG 第 71 条和第 72 条是对先期违约( an-ticipatory breach) 的规定，同时，第 71 条也吸收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 Unsicherheitseinrede) 的内容[6]256。在中国合同法中，一方面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发端于普通法的先期违约制度。与 CISG 相比，一个形式差异在于，中国合同法并非规定在并排的两个条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规定了这两个制度，分别是第 68条、第69 条、第94 条、第108 条。
由于混合继受了两个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国合同法上述条文的解释适用遇到了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里存在一些冲突或者不和协，特别是对于默示的拒绝履行场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经过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 94 条第 2 项的规定上没有反映出来。在学说上，有见解主张宜采体系解释方法，对于94 条 2 项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在解释上应参照第69 条，进一步要求解除权的发生以“催告”为前提[5]462。这一解释结论，如果对照 CISG第72 条的规定，也可以进一步获得印证。
( 四) 要求特定履行
关于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CISG采取折衷方案( 第 28 条) ，以“法院没有义务做出判决，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为原则，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属本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为例外。CISG 第46条规定了买受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62 条规定了出卖人的履行请求权。中国合同法第 107 条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条款，并列规定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肯定非违约方有履行请求权，在通常解释上，非违约方原则上有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法院对于非违约方的选择有一定的裁量权。中国合同法第 109 条规定了金钱之债的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110 条规定了非金钱之债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这种区分，虽然可以从形式上能够分别对应于 CISG 第46 条和第62条，从实际内容上看，似乎没有鲜明的受 CISG影响的痕迹。
中国合同法第 110 条针对非金钱债务规定了三种排除履行请求权的情形: ( 1) 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 2) 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 3) 债权人在合同期限内未要求履行。与之相比，CISG 虽未作相似的规定，但通过解释，也可以获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学者指出，在 CISG 中在货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并不妨碍合同成立，由此引发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给付请求履行的问题，不过，参照CISG 第 46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有排斥对于出卖人过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货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应解释为，对于不能义务的履行请求不予承认[7]22。
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针对质量不符合约定，规定了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其中的“修理、更换、重作”属于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8]314，被称作“补救的履行请求”[5]543。CISG 第 46 条第 2 款规定了更换，同条第 3 款规定了修理，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请求权要件，前者要求“此种不符合同情形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且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 后者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与之相比，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的规定比较富有弹性，“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救济方式，这里的“合理”一词，其实也是在赋予裁判者以裁量权。另外，修理、更换、重作，作为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也要适用《合同法》第 110 条对履行请求权所做的限制[5]546，包括“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场合( 第110 条第3 项) ，排除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值得探讨的是，《合同法》第 110 条第3 项与《合同法》第 158 条所规定的检验期间( 瑕疵发现期间) 的关系。我个人初步的意见是，二者所规定的属于同一类性质的问题，可将前者理解为一般规定( 在总则部分) ，将后者理解为特别规定( 在分则部分) ，并依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解决( 三) 减少价款
CISG 第 50 条规定了减价 ( price rec-tion) ，就此规定，是理解为对于大陆法继受自罗马法的减价之诉( actio quanti minoris) ，抑或理解为合同改订的一种情形，抑或理解为普通法( common law) 中的一种损害赔偿，看法并不统一。大陆法圈的文献倾向于持“合同的一部解除”或者合同改订的观点加以说明; 而在普通法圈中，一方面引用大陆法圈的见解，又以之可以通过本来的损害赔偿加以处理，对于减价规定的设置表示怀疑，这样的文献也是存在的。不过，也有学者提示，从 CISG 对于条文的安排来看，减价( 第 50 条) 被放在合同解除( 第 49 条) 与出卖人的一部不履行( 第51 条) 之间，故将减价放在合同的一部解除( partial avoidance) 的位置上，也是可能的[7]24。
中国合同法在总则第 111 条规定了“减少价款或者报酬”，在立法体系安排上，将减价规定在合同法总则，而不是像德国民法第 441 条规定在“买卖”部分（注：对于德国新债务法的规定，Zimmermann 教授不无遗憾地指出，鉴于新债务法起草人的总体目标是尽可能地将对于隐蔽瑕疵的责任统合进规范违约的一般制度，看到在新的德国民法典中保留着分裂着的减价规定，真是让人吃惊。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15 － 116．）。中国的学说对于减价的探讨尚不多见，既有的探讨将减价权理解成为一种形成权，同时认为与其将减价权建构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构在“合同变更”思想之上[9]21。
( 四) 损害赔偿
如果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受方可以按照公约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项) 。如果买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卖方可以按照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 b项)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 项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所基于的原理是，卖方担保其对于合同义务的履行。该责任并非基于过错、在卖方控制下的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关于履行的特别合同担保，而只是由于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责任。如果不履行是由于第 79 条所谓的无法预见的客观障碍，则不产生损害赔偿义务（注：See Hub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45 Rn 37 － 38． Vgl． auch Müller － Chen in: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 hrsg． ) Kommentar zum Einheitlichen UN － Kaufrecht，5． Aufl． ，2008，Art． 45 Rn 8．）。在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违约亦无须是由于买方的过错，尽管人们须意识到存在着依第 79 条和第 80 条免责的可能（注：See Hag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61 Rn 2．）。CISG 就违约方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不以过错为要件，但有免责的可能，这种规定在中国被称为“严格责任”，并被认为是合同法的发展趋势，进而影响到了中国《合同法》的起草[10]45。对此，虽有中国学者从立法政策立场提出反对意见，（注：参见崔建远: 《严格责任? 过错责任?》，载《民商法论丛》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 页以下; 韩世远: 《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页以下。）《合同法》第107 条最终并未将“过错”作为违约责任或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在这点上，应该承认中国合同法确实受到了 CISG 的影响。
CISG 第 74 条规定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可预见性规则( foreseeability) ，这一规定被中国合同法第 113 条第 1 款完全吸收。CISG 第 75 条规定的替代交易场合的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第76 条规定的未从事替代交易场合依时价计算损害赔偿的方法，在中国合同法中虽未明确规定，在中国实务中的做法，也是大致相当。CISG第 77 条规定的减轻损害规则，中国合同法第119 条的规定与之大致相当。
( 五) 免责
CISG 第 79 条规定的免责事由是“不能控制的障碍”( an impediment beyond his control) ，中国合同法规定的免责事由则是“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后者被定义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 117 条第 2款) ，而 CISG 所用的不是 and，而是 or。因而，中国合同法上的免责事由被限定得严格。CISG 第 79 条第 5 款规定，“本条规定不妨碍任一方行使本 CISG 规定的要求损害赔偿以外的任何权利”。这包括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1 项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二者在这点上是共同的。
四、买卖合同
( 一) 买卖的标的物
CISG 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正如其名称所反映出来的，是货物( goods) ，同时 CISG 又明确排除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经由拍卖的销售、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售、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或货币的销售、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电力的销售( CISG 第 2 条) 。
中国《合同法》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是有体物，并不包括权利。这里的有体物，并不以动产为限，尚包括不动产。当然，土地不能成为买卖的标的物( 只是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 ，故这里的不动产主要指房屋之类建筑物。这里的买卖，既可以是商事买卖，也可以是民事的买卖，包括消费者为买受人的买卖。拍卖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买卖。
( 二) 卖方的义务
卖方的义务( CISG 第 30 条、中国合同法第135 条、第 136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地点( CISG 第31 条、中国合同法第 141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时间( CISG 第 33 条、中国合同法第138 条、第 139 条) 等，中国合同法学习了 CISG。
( 三) 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统合入违约责任
中国法是大陆法系大家庭中的一员，因而，起源于罗马法的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便很容易被想当然地以为存在于中国法中。这一问题，在中国统一的合同法之前，学说上存在分歧。中国合同法第 153 条规定了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第 155 条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 111 条的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第111 条是合同法总则“违约责任”章中的一个条文，它规定: “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 61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对于中国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尽管有个别学者认为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相对独立，它与一般的违约责任竞合，买受人可以根据个案择一而主张[11]，主流的学说则主张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已被统合进了违约责任，中国法奉行的是违约责任“单轨制”，而不是违约责任与瑕疵担保责任并存的“双轨制”[12]。中国合同法的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学习了 CISG。违反 CISG 第 35 条第 1 款而质量不符的情形，既可以包括有瑕疵的履行( peius) ，也可以包括给付他种物( aliud) ，且均可因瑕疵通知期间的徒过( 错过责问 Rügeversaeumung) 而“治愈( geheilt) ”[6]123。同样，依中国合同法第 158条，买受人怠于将标的物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不存在另外追究出卖人一般违约责任的余地。在中国合同法之后，同为大陆法系一员的德国民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也已实现了这种统合[13]79 －121。
CISG 第 35 条对于标的物在数量、质量、规格、包装方面的符合性作了专门规定，对此，中国合同法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分散地作了规定。换言之，在中国合同法上，买卖标的物的合同符合性并非集中地规定的，而是分散的。其中，对于质量的符合性，规定在第153 条、第154条( 指引向第 62 条第 1 项) 、第 155 条( 指引向第 111 条) 、第 168 条、第 169 条等。对于数量的符合性，虽然没有像质量那样明确规定了出卖人的相关义务，但从其他条文可以看出，合同法还是作了相关的要求的，体现在第 158 条、第162 条以及第 72 条等。对于所谓“规格”，合同法没有专门的规定，而是体现在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 比如第 153 条) 或者凭样品买卖( 第169 条) 。合同法没有像 CISG 那样使用“通常使用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但在第 169 条规定了凭样品买卖出卖人的买受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这里的“通常标准”概念，在功能上与 CISG 所谓的“通常使用目的”相当。对于包装，中国合同法第 156 条照搬了 CISG 第 35条第 2 款第 4 项。
CISG 第 38 条规定了买方检验货物的时间。中国合同法第 157 条的规定并不完全一样，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在没有约定场合的及时检验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中国合同法没有进一步区分情形详细规定，而是作了简化处理。这一做法并不意味着中国合同法的起草人认为 CISG 的规定不合理，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便于使立法通过的考虑，在一些规定上删繁就简。
( 四) 风险负担
中国合同法第 142 － 149 条是关于买卖标的物风险负担的规定，这些规定显而易见是受到了 CISG 的影响，但又有所变化。
中国合同法吸收 CISG 的地方体现在: 规定了风险移转的交付主义( 第 142 条，CISG 第 69条第 1 款) 。规定了一些特别的规则，包括: 债权人迟延场合的风险移转( 第 143 条) 、在途标的物买卖中的风险负担( 第 144 条，中国法缺少但书) 、第一承运人规则( 第 145 条) 、特定地点规则( 第146 条) 。中国合同法规定了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 第 147 条、CISG 第 67 条第 1 款后段) 。并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第 149 条，CISG 第 70 条) 。
中国合同法第 148 条规定: 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这一规则以CISG 中是没有的。这一条是参考美国统一商法典作出的规定[14]229，但是，该条与统一商法典第 2 －510 条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动。
由于 CISG 中不存在标的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合同不成立的规定，该合同仍得有效成立，出卖人不交付标的物只是构成违约[6]36，故CISG 中的风险负担制度，被认为是与以双务合同概念为媒介的履行牵连关系机制无关[7]21。

Ⅷ 合同法中专利申请转让合同的效力

关于专利权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

(一)登记生效的含义

在我国，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等统称技术转让合同，属于技术合同的范畴①。

对于技术合同的登记，我国政府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在《技术合同法》于1987年11月1日施行起就开始进行，但这种登记仅“是为了保证扶植技术市场政策的正确贯彻实施” ，登记与否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②，所以并不涉及登记的法律效力问题。

但我国1984年通过的《专利法》又规定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合同须经专利局登记和公告后生效，这样，《技术合同法》的规定显然与此冲突：一个要求在专利局登记公告后生效，一个则是成立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③。不过，如果把《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当作特别法，依“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关于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合同生效问题的法律冲突也就解决了。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采用了同样的解决办法④。随着1999年《合同法》兼并《技术合同法》，并明确对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依照其规定⑤，原先的法律冲突就彻底解决了。而2000年第二次修订的《专利法》规定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的转让自专利局登记之日起生效⑥，使得问题更明确了。

但是，如何理解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理论和实践中似都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对于缺少法定的批准、登记等形式要件的技术合同，应认定为合同无效⑦；另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法律规定应当完备形式要件而未完备的，应认定为合同不生效而非无效。无效是指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不生效则是合同虽然已成立，但因欠缺某些法定或约定的条件而暂时不能生效，待条件成就时合同即生效⑧。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合同一经签订，或者合同一经成立，就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了债的法律关系。以专利权转让合同来讲，合同一经成立，专利权的出让人就有义务“交付”专利权，即将合同进行登记。所谓“登记后生效”，应当是指合同“标的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在登记后发生所有权的转移，而不是指合同登记后才对双方产生约束力。也就是说，合同的签订成立产生债权法律关系，合同的登记生效则产生物权变动关系，这就是专利权转让合同登记所产生的法律效力⑨。

笔者赞成第三种意见。依第一种意见，合同虽经双方合意而成立，但未经登记就无效，合同自始就无任何法律约束力。但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⑩。显然，这种解释不能成立。依第二种意见，合同经双方合意而成立，但未经登记不生效。那么，不生效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合同对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无论答案如何，似都难以自圆其说。只有第三种解释才符合区别“成立”与“生效”的立法原意，即“成立”产生债的关系，“登记”发生物的转移。

但《合同法》第44条及《专利法》第10条在立法语言上确实还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其实作为合同之债，合同成立即告生效，成立与生效之间并无二致。在合同需要批准的情形，合同成立除了双方的意思表示外还须有批准人的意思表示，未经批准实际意味着合同没有成立，也谈不上生效⑾。在合同需要登记的情形，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告成立，也就在当事人中产生法律效力（生效）。所以，严格地说，是“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在转让合同登记后发生转移”，而不是“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合同在登记后生效”。2000年对《专利法》第10条的修改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二）登记的法律效力

对于专利权转让，一般国家法律都要求当事人在专利机构进行登记。但是，对于合同未登记，有两种不同的法律效力：一种是不发生权利转移的效力⑿，另一种是不影响权利转移但不得对抗第三人⒀。我国是属于前一种。但不管是哪一种规定，其目的都在于促使当事人进行登记，否则会对当事人特别是受让人带来不利的后果。其原因在于专利权不同于一般动产，它是无形的，其“交付”与否无法从表面看出来，这与不动产的“交付”相类似。所以，在出让人心存欺诈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女二嫁”的可能。为了保护受让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有必要对专利权的转移进行类似物权转移的“公示”，以便使公众知晓专利权的法律状态，避免上当受骗。但如果真的发生出让人把他的专利转让给了两个不同的人时，已登记的受让人（或他的已登记的受让人和被许可实施人）也可以阻止未登记的受让人（或他的受让人和被许可实施人）使用该专利，即使未登记的受让人的转让合同比已登记的受让人的转让合同在先。

专利权转让合同经登记可以产生权利转移效力，并自然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这在我国法律里已经是明确的。但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法律效力吗？一般地说，唯有在转让合同登记以后，已登记的新专利权人才能用他自己的名义控告侵权，或用他自己的名义转让或许可他人实施⒁，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对于专利权转让以前已经发生的侵权行为，已登记的受让人是否也有起诉权？一般来说，受让人只能对登记以后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但由于登记以前已经发生的侵权行为也可以对受让人造成损害，为此有的国家规定，如果转让合同规定了受让人对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也享有起诉权的条款，并且该条款已在全国专利登记簿登记注明的话，已登记的受让人也可以起诉⒂。

还有，已登记的新专利权人可转让或许可他人实施专利，但对于相信此登记而进行交易的受让人或被许可人，如果专利权人的权利不真实或有瑕疵，该登记仅是专利权人制造的表面假象时，该转让或许可实施是否仍然有效？这实际是登记是否具有“公信力”的问题。依日本民法，不动产的登记没有公信力，相应地，专利登记也没有公信力，所以虽然已进行转移登记，但若没有有效的转让合同时，如果相信此登记而与之进行交易，并不能得到保护⒃。法国专利法也规定：由第三者追还专利权利的诉讼，若第三者在诉讼中取胜，则许可证合同可能会因为是由非物主的人订立而无效；但是，如果受让人是善意的话，那么因相信专利权人制造的表面假象而与之交易的行为可被视为有效⒄。应该说，法国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善意的受让人或被许可人，因而可能更合理些。

二、关于独占实施许可合同

独占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有独占性的实施专利的权利，专利权人自己也不能实施。这是明确的。但是独占实施权是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有效还是在专利权的有效地域范围和期限内有效，尚有争议⒅。不管怎样，许多国家都规定独占实施许可合同应进行登记。这是因为独占实施并非普通的债的关系，不仅在合同当事人间产生效力，而且对第三人也有约束力。如果把专利权看作一种“无形物”，那么独占实施就是对该“物”的独占使用，带有强烈的“物权”意味。又由于专利权的无形，如果不对这种独占进行“公示”，既不利于保护独占实施被许可人的权利，也会给善意第三人带来损害。

但各国对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登记的法律效力规定不同，有的规定：只有经过登记，独占实施许可才生效⒆；有的规定：不登记，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也在双方当事人间生效，但只有经过登记，才有权对抗第三人⒇。我国法律对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只要求在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向专利局备案（21），但备案的法律效力如何却不明确，这是立法上的漏洞。有学者主张我国独占许可实施合同采用登记生效的制度（22）。笔者以为采用“登记对抗”的制度更合理些，特别是在第三人被告知或者明知存在独占实施许可合同，而该合同又未登记的情形。如果依“登记生效”，因为许可未生效，被许可人显然无法对抗该第三人依法取得权利；而依“登记对抗”，即使未登记，被许可人仍有可能对抗该第三人（23），因为这时第三人取得权利可能会被认为具有恶意，而恶意第三人是不属于“不得对抗”之列的。当然，这也有赖于法律明确。

如果采用登记对抗制度，独占实施许可合同对第三人的对抗效力会有哪些情形呢？参见下表（笔者个人意见）：

独占许可登记状况

第三人

第三人登记状况

对抗效力

独占许可登记前

专利权的受让人

已登记

独占许可合同不能生效，不能对抗受让人

未登记

独占许可合同可以生效

专利独占许可实施人

已登记

不能对抗后一独占被许可人

未登记

互相不能对抗

专利普通许可实施人

已登记

不能对抗后一普通被许可人

未登记

互相不能对抗

独占许可登记后

专利权的受让人

也登记

被许可人可以对抗受让人★

未登记

被许可人可以对抗受让人

专利独占许可实施人

也登记

不应出现（但恶意第三人，也可对抗）

未登记

可以对抗后一独占被许可人

专利普通许可实施人

也登记

不应出现（但恶意第三人，也可对抗）

未登记

可以对抗后一普通被许可人

★实际是民法中“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应用。但尚需法律确认。

登记后的独占实施权人除了能够对抗第三人外，对专利权人放弃该专利权的行为也可拥有否决权（24），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当然还可以产生对侵权行为的起诉权（后面详述）。

三、关于普通实施许可合同

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人有权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实施专利，但他无法阻止专利权人与第三人另外订立实施许可合同，他也无法对抗其他的被许可人。这是普通实施许可的应有之义。所以，普通实施许可合同与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不同，前者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约束力，仅是一种债的关系，因此登记似乎并无必要。

但由于专利权可以转让或独占许可他人实施，又由于专利权的无形，如果普通实施许可不登记，而在后的受让人或独占许可实施权人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与专利权人订立了合同并经登记，这时在后的受让人或独占许可实施权人与在先的普通许可实施权人必然形成权利的冲突。按前面的规定，在后的经登记的受让人或独占许可实施权人显然可以对抗在先的未经登记的普通许可实施权人。

普通实施许可本身无意对抗他人，但却会面临其他权利人对他的对抗。这对普通许可实施权人显然不利，也不太公平。为了避免对普通许可实施权人造成如此不利情况，有的国家规定，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经过登记，可以对抗上述在后的专利权受让人或独占许可实施权人（25）。也就是说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经过登记，使本来不具备对抗性的普通实施许可也具备了一定的对抗性。这实际也是民法中“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在专利法上的应用。法国专利法第43条规定专利权利的转让并不损害在此转让之前所获得的权利，即许可证合同得以维持（26），也是同样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普通实施许可即便经过登记也无法对抗未经登记的其他普通实施许可（27），这是普通实施许可的特性决定的。所以，普通实施许可的对抗性与独占实施许可的对抗性是完全不同的，笼统地规定“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未经登记的，无权对抗就该专利取得权利的第三人”是有漏洞的，会引起两种不同性质许可合同的对抗效力的混淆。笔者以为，对于普通实施许可，还是采用明确规定“经过登记，可以对抗在后的专利权受让人或独占许可实施权人”为妥。

另外，同登记后的独占实施许可一样，登记后的普通实施许可除了能够对抗特定的第三人外，对专利权人放弃该专利权的行为也可拥有否决权，还可以产生对侵权行为的参与权（后面详述）。

四、登记与被许可人的诉讼权利

按一般法理，对侵权行为的诉讼应由权利人提起。因此，对侵犯专利权的诉讼，也应由专利权人提起。但所谓侵犯专利权，也就是侵犯专利的实施权；当被许可人取得专利权人的同意实施专利时，第三人侵犯专利权也必然会损害被许可人的权益。

特别在独占实施的情形，与其说侵犯专利权是侵犯专利权人的权利，不如说是侵犯独占实施权人的权利。所以，许多国家都赋予独占实施的被许可人对侵犯专利权行为的起诉权，但具体条件有所不同。有的国家对独占实施被许可人的起诉权与专利权人一样，并无任何限制，而是作为其固有的权利（28）；但由于登记是独占实施许可的生效要件，因此登记也是独占实施被许可人起诉的必要前提。对于那些登记仅是对抗要件的国家来说，登记是否也是独占实施被许可人起诉的必要前提呢？答案一般也是肯定的，就是只有登记后被许可人才能起诉，且只能对登记以后的侵权事实提出诉讼（29）。有的国家甚至明文规定：一个人变成了一件专利的独占许可证领取人，而该专利随后发生的侵害，在契约行为登记之前，法院或专利局局长将不判予损害赔偿（30）。但是，如果虽未登记，侵权人却明知该许可合同的存在，被许可人是否也可以诉讼呢？理论上是有争议的。一般说，既然侵权人知道其侵权行为可能造成损害的范围，也应给予未登记的被许可人参与诉讼的权利（31）。

在普通实施许可的情形，似乎不会发生第三人侵犯被许可人的权利。因为从理论上讲，多一个未经许可而实施专利的第三人（侵权人），对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并不造成什么损害。但实际上，多一个实施者就意味着多一个竞争者，这就必然对合法被许可人的利益造成影响，而这种影响是由于非法行为带来的。所以，有必要给予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对这种非法行为一定的诉讼权利，以维护其权益。

一般国家法律规定：已经登记的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可以参加到由专利权人提出的主侵权诉讼中去，以便获得对他个人的损害赔偿。相反，未经登记，则不能参与诉讼（32）。《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甚至直接赋予被许可人起诉权（33）。有的国家法律并未规定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的诉讼权利，但学理上也是认可的，不过也是要求登记为前提（34）。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施专利的被许可人可以对第三者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提起或参与诉讼的权利。但有学者认为，我国《专利法》（原第60条，现第57条）规定对于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其中“利害关系人”就包括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方、排它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方以及有特别约定的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方（35）。这当然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毕竟这只是学理解释，没有法律效力。2001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79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20号）第一条规定：“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责令被申请人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申请。提出申请的利害关系人，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专利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等。”虽然这是对《专利法》第61条的解释，但既然享有诉前申请权的利害关系人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该被许可人也自然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从该司法解释起码可以推定，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在专利权人不起诉的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36）。至于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该司法解释似乎未将其列入“利害关系人”中。

由于我国法律对许可合同只要求备案（其实也是登记的意思），而对备案的法律效力却无任何规定，被许可人提起侵权诉讼似乎也不必以合同登记为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应提供许可合同与备案证明材料，但备案并非前提要件，只要有证据证明其享有专利权利就可以提出申请了。这与许多国家关于登记是被许可人参与侵权诉讼前提的规定有明显的不同，有待于以后立法完善。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已废止）第3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42条。

② 参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人就实施技术合同法若干问题答记者问（1987年10月31日）。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司编：《技术合同法及有关文件汇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7月北京第一版，第28页。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已废止）第10条、第16条；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0条第4款。

④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科技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1995年4月2日，法发?1995?6号）“四、关于技术合同效力确认”24.审查确认技术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技术合同法第二十一条及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进行，不得以下列理由确认技术合同无效：……（4）技术合同未经登记或未向有关部门备案，但转让专利权和专利申请权的合同须经专利局登记和公告的情形除外；

⑤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4条。

⑥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0条第3款，2000年8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⑦ 转引自颌中林：合同法下技术合同的有关法律问题，http://www.chinaiprlaw.com

⑧ 参见颌中林：合同法下技术合同的有关法律问题，http://www.chinaiprlaw.com

⑨ 参见韩晓春：涉及专利的合同登记的法律效力，《专利法研究2000》，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20-121页。

⑩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

⑾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第10条：“……按照国家规定需要经过有关机关批准的，自批准时起成立。”

⑿ 参见印度专利法第68条（1970年9月19日），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4》，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32页。 另参见日本特许法（专利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一），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8页。

⒀ 参见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35页，《美国法典》第三十五编 专利 第261条；第76-77页，英国专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国内法第33条。另参见沈达明：《知识产权法》之法国专利法，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第173页。

⒁ 参见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1965年5月于日内瓦）第一部分 专利，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3》，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51-52页。

⒂ 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一版，第117页。

⒃ 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82页。

⒄ 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一版，第167页。

⒅ 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87页。以及韩晓春：涉及专利的合同登记的法律效力，《专利法研究2000》，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22页。日本的独占实施许可仅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有效。

⒆ 参见日本特许法（专利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二），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8页。

⒇ 参见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35页，《美国法典》第三十五编 专利 第261条；第76-77页，英国专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国内法第33条（1）款（a）项。又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1978年修改法第46条，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一版，第153页。另外，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1965年5月于日内瓦）第一部分 专利，第二十八节 许可证合同第（3）款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3》，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54-55页。

[21]参见2001年6月15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二款“合同备案”（原第十三条），以及第88条“合同备案的登记”

[22]参见韩晓春：涉及专利的合同登记的法律效力，《专利法研究2000》，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27页。

[23]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54页。另参见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35页，《美国法典》第三十五编 专利 第261条；第76-77页，英国专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国内法第33条(1)款（c）项

[24]参见日本特许法（专利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7-218页。另外，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1965年5月于日内瓦）第一部分 专利，第四十六节“专利的放弃”之4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3》，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74页

[25] 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89页。

[26] 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66页。

[27]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2-193页。

[28]参见日本特许法（专利法）第一百条 （阻止请求权），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9页。另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0-191页。

[29]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1978年修改法第53条之（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17-118、153页。

[30]参见英国专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国内法 独占许可证领取人对侵害的起诉 第68条，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13-114页。

[31]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72-173页。

[32]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53-154页。

[33]参见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1965年5月于日内瓦）第五十二节“许可证领取人的法律诉讼”之2。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3》，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80页。

[34]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1-192页。

[35] 参见程永顺：专利侵权诉讼，《知识产权保护实务全书》（郑成思主编）第三编，言实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第309页。

[3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20号）第一条第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