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保险合同法
A. 再保险合同的效力是否受到原保险合同效力的影响
第一条保险合同的构成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及所附条款、投保单、与本合同有关的其它投保文件、健康告知书、变更申请书、复效申请书、声明、批注、附贴批单、其它书面协议构成。
第二条投保范围被保险人本人、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其他人可作为投保人向本公司投保本保险。
第三条保险责任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本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一、被保险人于合同生效一年内因疾病导致身故或身体全残，本公司按本合同初始基本保险金额的10％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并无息返还所交保险费，本合同效力即行终止。
二、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合同生效一年后因疾病导致身故或身体全残，本公司按有效保险金额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效力即行终止。
上述“无息返还所交保险费”不包括被保险人因健康及职业类别等原因所增加的保险费。
第四条保单红利本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末对该会计年度的分红保险业务进行核算，按照有关监管法规，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若确定有红利分配，本公司将根据本条规定进行红利分配。
本合同的红利分配形式包括年度红利和终了红利。
一、年度红利
年度红利的分配方式为：
保单生效对应日不在“年度红利公布等待期间”的，本公司将在该保单生效对应日的前一生效对应日有效保险金额的基础上，按照最近一次已公布的分红率，在该保单生效对应日增加本合同有效保险金额。
保单生效对应日在“年度红利公布等待期间”的，本公司将在该保单生效对应日的前一生效对应日有效保险金额的基础上，按照最近一次将公布的分红率，在该分红率公布日增加本合同有效保险金额。但在此期间，如发生保险事故或者进行本合同项下的有关变更，涉及分红率时，本公司将适用最近一次已公布的分红率。
保单生效对应日与分红率公布日为同一天的，适用该公布日公布的分红率。
前述“年度红利公布等待期间”指某一会计年度末（分红率核算日）至该分红率公布日的期间（不包括该公布日）。
二、终了红利
除减保外，一般情况下，终了红利在本合同有效期间内至多出现一次。在本合同因发生保险事故、退保等情形而终止时给付。减保时，给付本合同的终止部分所对应的部分。
终了红利分为二种：
1、体恤金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一年后全残或身故，本公司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进行核算，若确定本合同终止时有红利分配，则将该红利以体恤金的形式相应增加有效保险金额，本合同终止。
2、特别红利
在本合同生效一年后，因上述以外的其它原因导致合同效力非正常终止时，本公司将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进行核算，若确定本合同终止时有红利分配，则将以特别红利的形式相应增加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上述终了红利的数额可能因保单特性（包括保险期限、基本保额、保单经过年度、性别、投保年龄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第五条责任免除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本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投保人、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拒捕；
三、被保险人殴斗、醉酒、故意自伤及服用、吸食、注射毒品；
四、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
五、被保险人受酒精、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而导致的意外；
六、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证驾驶、驾驶与驾驶证载明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
七、被保险人患有艾滋病（AIDS）或感染艾滋病病毒（HIV呈阳性）期间；
八、战争、军事行动、暴乱或武装叛乱；
九、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四项情形时，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对投保人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它情形，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如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将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本公司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与扣除手续费后保险费两者中之较大者。
如投保人有欠交保险费的情形，退还上述款项时应扣除欠交保险费及利息。
第六条保险责任开始
除另有约定外，本公司所承担的保险责任自本公司收取首期保险费、同意承保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开始生效。开始生效的日期为生效日，生效日每年的对应日为生效对应日。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终身。
第七条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一、本合同初始基本保险金额最低为人民币一万元。
二、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本保险，投保时身故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监管机关规定的限额。
三、本合同保险费的交费方式为年交，交费期间可选择三年或五年。投保人交纳首期保险费后，应当按交费日期交纳其余各期保险费。
第八条如实告知订立本合同时，本公司须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保险条款内容，特别是责任免除条款，并就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被保险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本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与扣除手续费后保险费两者中之较大者。
第九条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指定一人或数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受益人为数人时，应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但需书面通知本公司，由本公司在保险单上批注。
投保人在指定和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
被保险人身故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身故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本公司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的；
（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全残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他指定与变更。
第十条保险事故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十日内通知本公司。否则，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承担由于通知迟延致使本公司增加的勘查、检验等项费用，因不可抗力导致的迟延除外。
第十一条保险金的申请
一、被保险人身故，由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资料向本公司申请给付身故保险金：
1、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
2、最近一期交费凭证；
3、受益人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4、公安部门或本公司认可医院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
5、如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受益人须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
6、被保险人户籍注销证明；
7、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其它证明和资料。
二、被保险人身体全残，由被保险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和资料向本公司申请给付全残保险金：
1、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
2、最近一期交费凭证；
3、被保险人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4、由本公司认可医院出具的被保险人残疾程度鉴定书；
5、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其它证明和资料。
三、如委托他人代为申领，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
第十二条身体检查如本公司认为必要，可以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
第十三条续期保险费的支付、宽限期续期保险费应按保险单所载明的交费方式交付，如到期未交付，自交费日期的次日起六十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保险事故的，本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并从所给付的保险金中扣除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
第十四条合同效力的中止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逾宽限期仍未交纳保险费的，则本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本合同将中止保单红利分配。
第十五条合同效力恢复本合同效力中止后二年内，投保人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的，应填写复效申请书，并按本公司规定提供被保险人健康声明书或本公司指定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报告书，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双方达成复效协议，自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及利息后的次日零时起，合同效力恢复。
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二年内双方未达成复效协议的，本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退还宽限期开始前一日本合同现金价值；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本公司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与扣除手续费后保险费两者中之较大者。
第十六条减额交清在本合同生效二年后且具有现金价值的情况下，投保人逾宽限期未交纳保险费的，如投保人在投保时进行约定或宽限期满前书面同意，本公司将根据宽限期开始前一日本合同现金价值数额，在扣除各项欠款本息后将本合同转为本公司认可的保险，交清后的保险金额按现金价值相应比例确定。
第十七条保单质押贷款本合同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且保险期间满二年时，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投保人可凭保险单向本公司申请质押贷款。经本公司同意，贷款金额以贷款时“现金价值净额”的70%为限，每次贷款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贷款利息在贷款到期时应与本金一并归还，逾期不还者，贷款本息与其他各项欠款本息达到保险单现金价值全数时，本合同终止。
贷款利率按“贷款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五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与“预定利率（2%）加贷款日前最近一次公布的分红率之和”两者中之较大者执行。逾期还款者，逾期期间的利率按上述办法再上浮一个百分点执行。
上述所称“现金价值净额”是指本合同现金价值扣除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以及其他欠款本息后的余额。
投保人申请保单质押贷款须填写申请书，并凭保险单、最近一期交费凭证、投保人的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办理。
第十八条减保本合同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且保险期间满二年时，投保人可以申请进行减保，将有效保险金额中基本保险金额部分和累计红利保险金额部分同比例减少，并领取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但减保后的有效保险金额不得低于一万元。减保后的保险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减保后的保险费=本次减保前的保险费×(1—减保比例)
本公司按减保后的有效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
第十九条年龄确定与错误处理
一、被保险人的年龄以周岁计算。
二、投保人在申请投保时，应将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在投保单上填明，如果发生错误应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1、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本公司可以解除合同，并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与扣除手续费后保险费两者中之较大者，但是自合同生效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
2、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的实交保险费少于应交保险费的，本公司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及利息；如已发生保险事故，本公司将根据正确年龄的保险费率，计算并给付该保单状态下的实际有效保险金额。
3、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实交保险费多于应交保险费的，本公司应将多收的保险费无息退还投保人。
第二十条地址变更投保人住所或通讯地址有变更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投保人未以书面形式通知的，本公司将按保险单注明最后住所或通讯地址发送有关通知，并视为已送达投保人。
第二十一条合同内容变更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投保人和本公司协商，可以变更本合同的有关内容。变更本合同的，应当由本公司在原保险单或者其它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投保人和本公司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
第二十二条投保人解除合同的处理
一、投保人于本合同生效后，可以书面通知要求解除本合同。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时，应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
2、最近一期交费凭证；
3、解除合同申请书；
4、投保人身份证明。
二、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本合同自本公司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保险责任终止。已交足二年保险费的，本公司于收到上述证明和资料三十日内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本公司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与扣除手续费后保险费两者中之较大者。
第二十三条失踪处理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失踪，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本公司根据该判决所确定的死亡日期支付身故保险金。
若日后被保险人生还时，受益人应将已申领的身故保险金于三十日内退还本公司。
第二十四条争议处理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由当事人约定从下列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
一、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五条释义
艾滋病病毒（HIV）：HIV是一种逆转录病毒，它具有极强的迅速变异能力，主要存在于感染者和病人的体液(如：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等)及多种器官中，并通过含HIV的体液交换或器官移植而传播。HIV直接侵犯人体的免疫系统，破坏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
艾滋病(AIDS)：艾滋病学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由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而引起的终生传染性疾病。HIV破坏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系统，使人体发生多种不可治愈的感染和肿瘤，最终导致被感染者死亡。
周岁：以法定身份证明文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为计算基础。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手续费：是指每张保单平均承担的保险公司营业费用、佣金以及本公司对该保单所承担的保险责任所收取的费用三项之和。
利息：以“计息当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五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与“预定利率(2%)加计息日前最近一次已公布的分红率之和”两者中之较大者为利息率按复利计算。
认可医院：是指经本公司指定或同意的二级以上非盈利性医院或者二级以上社保定点医院。
身体全残：本合同所述“身体全残”是指下列情形之一：
（1）双目永久完全失明；
（2）两上肢腕关节以上或两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
（3）一上肢腕关节以上及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
（4）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上肢腕关节以上缺失；
（5）一目永久完全失明及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
（6）四肢关节机能永久完全丧失；
（7）咀嚼、吞咽机能永久完全丧失；
（8）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或胸、腹部脏器机能极度障碍，终身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的。
失明：包括眼球缺失或摘除、或不能辨别明暗、或仅能辨别眼前手动者，最佳矫正视力低于国际标准视力表，或视野半径小于5度，并由本公司指定有资格的眼科医师出具医疗诊断证明。
关节机能的丧失：系指关节永久完全僵硬、或麻痹、或关节不能随意识活动。
咀嚼、吞咽机能的丧失：系指由于牙齿以外的原因引起器质障碍或机能障碍，以至不能作咀嚼、吞咽运动，除流质食物外不能摄取或吞咽的状态。
为维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系指食物摄取、大小便始末、穿脱衣服、起居、步行、入浴等，皆不能自己为之，需要他人帮助。
初始基本保险金额：为投保人在投保时选定的保险金额。
基本保险金额：在投保时，基本保险金额为初始基本保险金额；投保人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减保时，基本保险金额为初始基本保险金额按减保比例减少后的余额；以后减保时，基本保险金额为减保前基本保险金额按减保比例减少后的余额。
红利保险金额：指在生效对应日或年度分红率公布日因分配年度红利所增加的保险金额。
有效保险金额：主要包括基本保险金额与累计红利保险金额两部分；在被保险人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身故、全残保险事故时，有效保险金额还包括因可能分配终了红利（以体恤金的形式）而相应增加的保险金额。
本合同生效一年后，若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或本合同项下的有关变更发生于某一保单年度期间（不包括生效对应日），则保险事故发生日或变更日的有效保险金额为该保险事故发生日或变更日前一生效对应日的有效保险金额与不足整保单年度的红利保险金额之和。前述不足整保单年度的红利保险金额按本公司最近一次已公布的分红率和前一生效对应日至保险事故发生日或变更日经过的整月数折算。
本条款第四条第（二）项中的“因上述以外的其它原因导致合同效力非正常终止”：指因发生责任免除事项导致的保险合同终止，或者因不如实告知、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减额交清、年龄错误及中止期满未达成复效协议等情形所导致的保险合同终止；在减保时，指因减少部分保险金额导致的保险合同部分终止。
本合同现金价值：主要包括基本保险金额和累计红利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在合同效力因本条款第四条第（二）项所述情形非正常终止时，“本合同现金价值”还包括因可能分配特别红利所增加的现金价值。
本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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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专业代理诉讼：同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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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能倒闭
根据<保险法>第85条之规定，经营有人寿业务的保险公司，除分立，兼并之外，是不允许倒闭的。
在这里，这是国家法律所规定的，所以不能倒闭。
另外，财产保险公司是允许倒闭的。
保险法是指调整保险关系的一切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内容主要包括保险合同法、保险业组织法、保险监管法等。凡有关保险的组织、保险对象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法律规范等均属保险法。
(2)日本保险合同法扩展阅读：
法律种类
保险法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种：
1、保险业法
保险业法又叫保险业监督法，是调整国家和保险机构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凡规范保险机构设立、经营、管理和解散等的有关法律均属于保险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85年3月3日发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对保险企业的设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做了具体规定，即属于保险业法性质。
2、保险合同法
保险合同法又叫保险契约法，是调整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关系的法律规范。
保险方与投保方的保险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确定的，凡有关保险合同的签订、变更、终止以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均属保险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关于保险合同的规定，1983 年9月1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等。
3、保险特别法
保险特别法，是专门规范特定的保险种类的保险关系的法律规范。对某些有特别要求或对国计民生具有特别意义的保险，国家专门为之制定法律实施。
如《海商法》中的海上保险，英国的海上保险法，日本的人身保险法等。在这种保险特别法中，往往既调整该险种的保险合同关系，也调整国家对该险种的管理监督关系。
4、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法是国家就社会保障所颁发的法令总称。例如2010年10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C. 保单角色的法律关系
好多呀~~~~~
1.合同生效2年后自杀为何遭拒赔？
王某为自己投保了一份终身寿险保单，合同成立并生效的时间为1997年3月1日。因王某未履行按期交纳续期保费的义务，此保险合同的效力遂于1998年5月2日中止。1999年5月1日，王某补交了其所拖欠的保险费及利息。经保险双方协商达成协议，此合同效力恢复。1999年10月10日，王某自杀身亡，其受益人便向保险公司提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而保险公司则认为“复效日”应为合同效力的起算日，于是便以合同效力不足两年为理由予以拒赔。王某的受益人遂向法院提起公诉。
分析：根据《合同法》的相关原理来分析，合同效力的”中止”不同于”终止"，"中止"仅仅是合同效力的暂时中断而非永久性失去效力。当投保人与保险人达成协议并补交了保费及利息后，合同效力恢复，所有原条款包括自杀条款在内，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其效力应该回溯到原始状态(即合同成立之日)，因此将自杀条款的效力起算日延后是不合理和显失公平的。
本案中保险合同的自杀条款效力应该从合同成立日算起，并且已满两年期限，保险公司应按合同规定给付保险金与王某保险金受益人。
2.免责条款有“瑕疵”中人寿被判赔偿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结了胡某（11岁）状告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判决人寿保险公司支付胡某保险金7千余元。
胡某是怀柔区杨宋镇中心小学（以下简称杨宋镇小学）在校学生，该小学于1999年9月17日至2002年9月18日，连续为该校的学生集体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国寿学生、幼儿平安保险”，附加险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胡某为被保险人之一，并交纳了相应的保险费用。
2001年6月25日，胡某被确诊为“左肾母细胞瘤”并住院治疗，同年7月19日出院。后又于11月6日，再次入院治疗，于12月8日出院。人寿保险公司根据胡某的理赔申请就两次住院发生的费用进行了理赔。去年9月15日，杨宋镇小学再次为该校学生通过北京嘉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在人寿保险公司为该校学生投保了国寿学生、幼儿平安保险及附加险。胡棋仍在被保险人之列，并交纳了保险费用50元，保险期限为2003年9月15日0时起至2004年9月14日24时止。2004年1月和2月，胡某又两次住院治疗，但人寿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故胡某将人寿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并要求人寿保险公司理赔9250.46元。
人寿保险公司则辩称，其免责条款约定：“被保险人投保前所未治愈患疾病，”，“本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故不同意理赔。
分析：
经法院经审理认为，胡某与人寿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根据人寿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出具的保险凭单背面条款所载免责情形的第十条的规定为：“被保险人首次投保前所患未治愈疾病导致死亡或残疾，或已有疾病及残疾的治疗和康复”，故法院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即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因人寿保险公司确认胡某首次投保时间为1999年9月，在此之前胡棋并未患有“左肾母细胞瘤”，也并不存在所患“左肾母细胞瘤”尚未治愈的情形。胡某在连续投保的保险期间所患的同一疾病，不属于人寿保险公司免责条款范围之内，人寿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即赔偿胡某住院医疗保险金7650.47元。人寿保险公司以其出具的国寿学生、幼儿平安保险附加住院医疗保险条款第四条第六项中规定：“被保险人投保前所患未治愈疾病及已有残疾的治疗和康复”作为拒赔理由，因人寿保险公司未能提供其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提供了上述条款的相关证据，故该条款记载的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不产生法律效力。约束双方的合同依据应为人寿保险公司交付给胡某保险凭证。故人寿保险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3.凶手能成为受益人吗？
1999年2月长春市某厂职工郑某因其子考试不及格而对儿子进行殴打。殴打中，其子头部正中一棒当即昏迷不醒，经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为外力致颅伤而死。不久，郑某被刑事拘留。郑子，14岁，生前由所在学校投保了学生健康平安保险。案发后，郑之妻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
分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凶手能否成为受益人。《保险法》第27、64条分别对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或不承担赔偿或给付责任，受益人丧失受益权的条款适用范围作了明确界定。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只有在“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才丧失索赔权和受益权。郑某的行为已认定是“过失”而非“故意”，所以郑某未丧失索赔权和受益权。第二种意见正是以这一点为主要依据得出结论的。因此，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郑某完全有权成为受益人。
4.小孩投保平安险失踪半年能否获赔
去年张先生为自己十四岁的儿子投保了学生平安险，保险金额为六千元，保险期限为一年。当年期末考试后，其子因成绩较差而被学校做留级处理，当天返家后即遭其父的责骂和毒打。第二天张先生下班归家发现其子失踪，离家出走，便和亲属四处寻找，至今半年仍音信全无。无奈之下，张先生请求人民法院宣告失踪，并持法院的失踪证明请求给付保险金。
分析：保险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不承担扮演社会慈善或救济机构角色的责任，故须依法经营。若被保险人失踪满四年，经其父母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才能按宣告死亡给付保险金。但若给付后被保险人又重新出现，则张先生仍负有返还保险金义务。
因张先生所持的只是失踪证明，而保险公司只能在宣告死亡的情况下，才给付保险金，所以，保险公司不给付死亡保险金。
5.交通事故后被害者自杀保险公司是否承担责任
在交通事故中被害者负伤后，由于无法忍受伤痛而自杀的情况下，该交通事故和被害者自杀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在日本引起了一场诉讼。因为，这涉及到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在交通事故日益增加的今天，如何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事实概要诉外A（被害者）乘坐X1（原告，被害者的丈夫）驾驶的私家轿车去商场，坐在助手席上，当车辆在商场的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引导下，打开转向灯，准备进入商场的停车场时，突然被从前面疾驶而来的Y1（被告，加害者）所驾驶的卡车撞击，致使乘坐在助手席上的A头部负外伤，颈椎和背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伤害。由于头部的外伤引起视神经也受到损伤。根据交通警察的现场勘察，认定X在驾驶过程中没有任何违规行为，这起事故完全是Y1的过错。因此，Y1和Y2（被告，Y1投保的保险公司）向A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以及精神抚慰费。A在遭遇到交通事故而受伤以后，无法忍受头部外伤的疼痛，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在交通事故发生1年后，在居所悬梁自尽。X1和X2（被害者A的儿子）向Y1和Y2（被告，Y1投保的保险公司）请求对A的死亡进行损害赔偿。Y1和Y2以A的自杀同交通事故没有因果关系为由，拒绝赔偿。X1和X2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定A的自杀同交通事故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因此，判Y1和Y2承担赔偿A死亡所带来的损失。
分析：案情中可以得知，Y1的过失是100％，正由于Y1的过失导致了A的负伤，并在积极治疗以后，仍然留下了十分严重的后遗症。A为病痛所折磨，并且遭受了精神上的打击，使得A在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之后，走上不归之路。从导致A自杀这一结果来看，其原因是双重的，就是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产生这双重痛苦的直接原因为本案中所涉及的交通事故。为此，根据案情所列举的事实，可以推断出该自杀与交通事故有相当的因果关系。
根据日本的《自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障法》的规定，凡是机动车辆必须加入“自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它是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强制性保险。Y1自己拥有卡车，所以也不例外，他在事故发生之前已经加入了上述保险。根据交通事故现场的勘察，Y1驾驶该车肇事，在该交通事故中应当负全部责任。地方法院在对交通事故与A的自杀之间做出了有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根据“自动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条款的损害补偿原则的规定，本应由Y1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就应当由保险公司来填补。对此，笔者完全赞同法院的判决
6.一起典型的保险案例
1999年4月20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安徽省分公司下文批准赔付阜阳市蒙城县被保险人卢鑫子女20万元，为该案圆满划上了句号。
1997年11月27日，中国人寿保险蒙城支公司业务员江某到县城宝塔公司西侧找到家电经营户卢鑫劝其投保，而卢却很不情愿地投保了“为了明天终身保险”和“夕阳红递增养老保险”，保额各10万元，但1．3万元的保费却未交。业务员江某为了促成这份保单，同时也为了卢某的利益，就为卢某代付了保费，直到第二年春天，江某才从卢某的家电门市部提走家电充抵保费。保险公司既然签了单，则合同有效，后卢某出现意外伤亡，保险公司按合同赔付，可谓一诺千金。
分析：无
7.体检时死亡保险公司该赔付吗？
黄某于2002年4月11日为颜某向某保险公司投保“平安鸿盛”保险金额档次1万元，同时预交了首期保险费1181元。保险公司开了“人身险暂收收据”给原告。由于颜某超龄，保险公司于2002年4月25日向投保人发出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的新契约通知书。4月26日，业务员带领被保人颜某到医院体检。颜某在体检开始之前疾病发作，当时办理了住院。经诊断为（1）肺部感染性休克；（2）风心病；（3）心衰，住院至4月29日死亡。原告黄某于2002年10月21日向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后双方达成和解：保险公司退给原告保险费1181元；同时按照保险责任一年内疾病身故支付1000元；承担案件受理费230元；共计2411元。原告同意放弃诉讼请求及保险责任等一切权力。协议履行之后，原告又于2002年12月20日再次起诉，要求被报告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黄某，被保险人颜某与保险公司签了人寿险投保书并交了首期保险费，由于颜某超龄需要体检，待体检合格才能正式签订合同。所以原、被告并未正式签订保险合同。原告诉讼请求是被保险人意外死亡赔偿，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且被告已依据双方协议向原告退回首期保费1181元和基于人道主义补给原告1000元共计2181元。故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由原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投保人提交的投保书是要约。保险公司发出的新契约通知书未明确表示是否同意承保，而是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因此，不是承诺，而是一份新要约。投保人若同意通知书的内容，按保险公司的要求进行体检并提供被保险人身体健康的体检报告给保险公司后，就完成了对保险公司该份新要约的承诺，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才成立。本案中，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虽然同意进行体检，但被保险人在进行体检时发病死亡，尚未完成体检，也未提供被保险人的体检报告，因此保险合同未成立。故上诉人以双方之间的人身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为由，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另外，在人身险暂收收据中，虽然注明在收取首期保险费至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签发保险单期间，如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身故或者按照投保人申请的保险合同条款规定，保险公司将按照投保人所申请的意外身故责任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或按照所申请的保险合同条款规定，承担相应免体检额的疾病身故保险金。本案中，被保险人因为肺部感染性休克、风湿性心脏病等疾病死亡。保险公司要求被保险人进行包括物理检查、尿常规、心电图等内容的体检，被保险人也同意。因此，被保险人的死亡不是意外事故身故，也不属于免体检额的疾病身故。上诉人于2002年10月21日第一次向人民法院起诉后，双方已经就争议事项达成协议并已履行。上诉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由上诉人承担。
分析：7.本案却揭示了一个保险合同纠纷中常见的问题：在保险费预交的情况下，人身保险合同何时成立？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订立需经过“要约、承诺”的过程。从《保险法》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的规定看。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即订立保险合同之要约，而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即承诺。当该过程完成之后，保险合同成立。
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同样需经历要约、承诺的过程。以个人人身险保险合同为例，依据当前国内的销售模式，合同的订立一般要经历：业务员通过向潜在的投保人进行宣传及保障规划等发出保险销售信息（展业）、投保人根据保险人的要求，在业务员的指导下填写相关文件并提交相应资料以提出保险要求（投保）、保险人根据投保人的情况进行审核并作出审核决定、审核决定经投保人确认后保险人印制保单并交付投保人（承保）。从法律的角度看，此过程可以归结为要约邀请（展业）、要约（投保）、承诺（承保）三个过阶段。该过程中，保险人的审核决定依保险标的风险状况不同而不同。根据审核决定种类的不同，承诺的时间落点及承诺的主体亦会有所差异，从而导致合同成立时间上的差别：
1、对于延期承保的决定而言，实质是对合同订立时间进行了更改，属于保险人向投保人发出的新要约。其目的在于向投保人表明在将来的某一时间再订立合同。如果投保人无异议，双方即达成一个预约（合同）。这种情况下，不涉及本次合同成立的问题。
2、对于附加条件承保（即加费承保或者增加特别约定除外承保），因保险人对投保人要约的对价条款或者保险责任条款进行了更改，性质上构成新要约。该新要约仅针对本次保险合同的订立而言。根据合同法，要约发出后，若未被有效撤销，要约发出人应受其所发出要约内容的约束，一旦要约被对方接受，即构成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承诺的主体为投保人，合同于投保人接受该附加承保条件时起成立。
3、对于保险人要求投保人补齐投保材料、接受体检或者重新指定受益人等情况，由于其实质仅在于要求要约人完善要约内容，并未构成要约内容之改变，故不构成新要约。在这种情况下，合同何时成立在保险人审核决定作出后，以上述规则确定。
本案属于上述第三种情况，保险公司经过对投保书进行审核，发出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的新契约通知书。从内容上看，该通知书并未写明是否同意承保，而是要求投保人进一步提供体检及健康状况的资料。因此该通知书既非同意承保的承诺，也非新的要约。因此投保人签收通知书并根据通知书的要求进行体检的行为并不表明保险合同已经成立。
另一方面，由于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为疾病死亡，并不符合保险条款中“意外死亡”的定义，同时被保险人的情况也不属于暂收收据中所约定的免体检额的疾病身故。因此，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前的体检过程中死亡，也自然不可能依据“暂收收据”的约定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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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哪个国家将保险监督管理法与保险合同法合并立法
解放前，中国曾进行过一些保险的立法工作，由于政局不稳，没有相应的执行措施，所以大部分没有真正的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保险立法工作很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保险立法工作才有了很大进展，中国先后颁布了一些单项的保险法规。这此法规有些属于保险合同法的范畴，有些属于保险为法的范畴，有些属于保险特别法的范畴。
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次法律的形式对海上保险做了明确规定。
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保险法》，这是建国来中国的第一次保险基本法。采用了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集保险业法和保险合同法为一体的立法体例，是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保险法律。
2002年，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根据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定》，《保险法》做了首次修改，并于2003年1月1日起实施。
最新的《保险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修订通过的。
保险法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种：
1、保险业法
保险业法又叫保险业监督法，是调整国家和保险机构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凡规范保险机构设立、经营、管理和解散等的有关法律均属于保险业法。
2、保险合同法
保险合同法又叫保险契约法，是调整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关系的法律规范。保险方与投保方的保险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确定的，凡有关保险合同的签订、变更、终止以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均属保险合同法。
3、保险特别法
保险特别法，是专门规范特定的保险种类的保险关系的法律规范。对某些有特别要求或对国计民生具有特别意义的保险，国家专门为之制定法律实施。如英国的海上保险法，日本的人身保险法。在这种保险特别法中，往往既调整该险种的保险合同关系，也调整国家对该险种的管理监督关系。
4、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法是国家就社会保障所颁发的法令总称。
E. 保险法的立法进程
解放前，中国曾进行过一些保险的立法工作，由于政局不稳，没有相应的执行措施，所以大部分没有真正的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保险立法工作很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保险立法工作才有了很大进展，中国先后颁布了一些单项的保险法规。这此法规有些属于保险合同法的范畴，有些属于保险为法的范畴，有些属于保险特别法的范畴。
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次法律的形式对海上保险做了明确规定。
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保险法》，这是建国来中国的第一次保险基本法。采用了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集保险业法和保险合同法为一体的立法体例，是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保险法律。
2002年，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根据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决定》，《保险法》做了首次修改，并于2003年1月1日起实施。
最新的《保险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修订通过的。
保险法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种：
1、保险业法
保险业法又叫保险业监督法，是调整国家和保险机构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凡规范保险机构设立、经营、管理和解散等的有关法律均属于保险业法。
2、保险合同法
保险合同法又叫保险契约法，是调整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关系的法律规范。保险方与投保方的保险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确定的，凡有关保险合同的签订、变更、终止以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均属保险合同法。
3、保险特别法
保险特别法，是专门规范特定的保险种类的保险关系的法律规范。对某些有特别要求或对国计民生具有特别意义的保险，国家专门为之制定法律实施。如英国的海上保险法，日本的人身保险法。在这种保险特别法中，往往既调整该险种的保险合同关系，也调整国家对该险种的管理监督关系。
4、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法是国家就社会保障所颁发的法令总称。
F. 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是什么区别
调整保险活动中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收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重要民商事法律，是国家对保险企业、保险市场实施监督管理的法律。保险法是调整保险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保险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保险法是指保险法典、广义的保险法不仅包括保险法典，还包括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保险的法律规定，以及保险的习惯，有关保险的判例和法理。保险法应包括保险业法、保险合同法和保险特别法三部分内容。（一）保险业法保险业法是调整国家和保险机构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凡规范保险机构设立、经营、管理和解散等的有关法律均属于保险业法。（二）保险合同法保险合同法，是调整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关系的法律规范。保险方积投保方的保险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确定的小凡有关保险合同的签订、变更、终止以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均属保险合同法。（三）保险特别法保险特别法，是专门规范特定的保险种类的保险关系的法律规范。对某些有特别要求或对国计民生具有特别意义的保险，国家专门为之制定法律实施。如英国的海上保险法，日本的人身保险法。在这种保险持别法中，往往既调整该险种的保险合同关系，也调整国家对该险种的管理监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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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日本311保险业赔付
日本寿险业虽然起步较欧美稍晚，但经过100多年的发展，19世纪80年代已成为世界寿险业最发达的国家。上个世纪90年代市场规模一直居世界首位，但在1999年被美国超越，排名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份额的26.4％，相比排名第三的英国多出2倍多。
几经沉浮
日本寿险公司的经营环境逐渐恶化，具体表现为各寿险公司的利润降低，合同解约增加，新的承保合同增长缓慢
目前，人寿保险已经深入日本的国民生活，日本的人寿保险业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发达的阶段。1996年，日本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为29.4万亿日元，个人寿险新增加合同1219.8万件，当年市场上的主要个人寿险险种及占新增加合同件数的比重为：终身保险附加定期死亡保险23.1％；疾病保险18.0％；定期死亡保险155.5％；两全保险11.3％；终身保险8.3％。
但是，自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国内由于利率降低、日元升值。尤其是从2000年至2001年，日本寿险保费收入的增长率为负3.9％，比起呈现活力的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人寿保险市场，其成长的失速非常显眼。
同时，保险的签约数也自1997年以来一直趋于下降，今后随着少子、高龄化、经济发展基础环境的不断恶化，可以说日本的人寿保险业将进入衰退期。
据日本生命保险文化中心1997年《全国寿险实况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国民的家庭投保率为93％，居世界第一位；投保件数为4.9件，投保金额约1.3亿日元，年缴保费67.6万日元，占年收入的10.1％。
2001年日本寿险收入占世界24.79%，占亚洲的寿险收入的77.99%。2002年，日本各保险公司的寿险保费收入已达到255118亿日元（合354553百万美元），较2001年度减少2.3％，但仍占整个日本保险业务总额的79.6％，全世界寿险份额的23.08％，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02年度寿险承保金额为1675兆1817亿日元，是日本国民净收入的4.6倍。
2003年《全国寿险实况调查》的结果是：日本国民的家庭投保率为89.6%，仍居世界第一位，投保件数为4.3件，投保金额为4698万日元，年缴保费53.1万日元，占年收入的9.2%。
日本寿险市场（法定社会保险除外）主要由各家寿险公司（在日本，称为民间保险公司）、邮政局和农协共济会经营。截至1995年末，这三者当年的保费收入分别为30.8万亿日元、14.6万亿日元和3.3万亿日元；其资产分别为174.4万亿日元、92.4万亿日元和9.3万亿日元。
多元化发展
保险险种是保险公司经营的商品，日本寿险市场的主要险种随着寿险市场的发展此消彼长，不断变化
日本寿险市场的主要险种从普通养老保险（即两全保险）到多倍型付定期养老保险（即普通养老保险加多倍的定期死亡保险），再发展成终身保险、终身保险附加定期死亡保险、年金保险，从而适应被保险人少交保费，同时又能得到更多保障的市场需求。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平均寿命的延长，人们开始对以低廉的保费获得终生保障的终身保险看好。尤其是1985年费率下调之后，销售势头由附有定期的两全保险迅速地转向附有定期的终身保险。
时至今日，附定期的终身保险已占据各寿险公司主力商品的宝座，据日本生命文化中心统计，1998年新保单承保额的构成比中，附定期终身保险占50.6％。附定期终身保险的内容构成，也随着保险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而变得日趋丰富。例如：定期保险的附加险种类繁多，而且在保费付费期结束之后，还可将终身保险的保障内容转换为养老年金保险、夫妇养老年金保险、护理保险等。
追溯到1957年，日本的寿险业已恢复到二战前水平。此时，保险市场的主要险种仍为普通养老保险。从1955年到1965年，日本经济以15％的年增长率递增，通货膨胀逐步加剧，家庭出现小型化，汽车普及造成交通事故频发，死亡人数剧增，市场需要以较低保费获得较高保障的死亡保险。于是1959年，日本寿险市场出现了3倍型付定期养老保险。至1965年，付定期养老保险已超过普通养老保险的市场占有率。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叶，日本大寿险公司又相继推出10倍型、15倍型付定期养老保险，寿险赔付进一步趋向高倍率化。至1975年，普通养老保险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从1965年的50.2％下降为17.7％，而同期多倍型付定期养老保险的市场占有率则从25.4％上升到39.3％，成为当时日本寿险市场的主要商品。1975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进入了相对平稳发展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进入了老龄化时代，带有储蓄功能的个人年金保险和终身保险越来越受重视，付定期养老保险则开始萎缩。到了1992年，付定期养老保险的市场占有率降至11.4％，终身保险的市场占有率达23.7％，个人年金保险的市场占有率达16.1％。这样，保费较低的终身保险、终身保险附加定期死亡保险和带有储蓄功能的年金保险取代了付定期养老保险，成为该时期寿险市场的主要商品。
从1982年起，寿险公司相继推出了医疗保险。从此，日本寿险市场进入了商品多元化时代。最近的新商品有三大疾病保障保险和生前给付附加险。两者都是为适应人们“保险应在生存时受益”这种生前给付需求适时推出的新型人寿保险。
三大疾病保障保险不仅在死亡时，而且在确诊患癌症、急性心肌梗塞、脑中风这三大疾病时就可领取与死亡保险金同额的保险金。生前给付附加险是附加在附加定期终身保险等主力商品上，只要确诊被保险人只有6个月余生命时，就可以提前领取死亡保险金的全部或部分。这一附加险无须缴纳保费，不仅新签保单可以附加，老保单也可以中途附加。
作为今后的发展动向，附加定期终身保险毫无疑问地会取代附加定期两全保险的地位。今后以20～30岁年龄段的客户为销售重点的商品也会越来越多，并通过把面向年轻人的商品作为主险，附加各种附加险，如：女性疾病附加险、门诊附加险、护理附加险、癌症附加险、年金附加险、生前给付附加险等，提高保单附加价值的方法完善商品。
最近，部分保险公司推出了风险细分型的“优良体保险”。该险种是在以往的寿险承保条件之上进一步增设严格的健康条件，设定“优良体”，符合“优良体”条件的被保险人可以以更优惠的保费投保。
1996年起，各保险公司可以自行规定保险分红。1999年4月起各大寿险公司可以自行规定费率，对投保多的客户提供价格优惠服务。日本生命保险公司在1999年4月成功地推出了“保险账户”。该制度是将保户家庭投保该公司的若干张保单，统归在户主的名下，进行统一管理，并给予各种优惠服务。
此外，有些公司还通过保险直销来（例如：通讯贩卖等）降低成本，低价将商品投入寿险市场。为了进一步适应顾客的多样化需求，各寿险公司正在努力地进行改进商品和完善服务。
又遭退保风波
日本七大人寿保险公司近期宣布，由于投资收益受股价暴跌与低利率的影响以及客户的退保风潮，七大寿险公司2002年度的经营业绩进一步恶化
在截止于2003年3月31日的2002年内，七大寿险公司的利润下降了大约6.7％，利润总额从2001年度的4982亿日元降到2002年度的4650亿日元（约合39亿美元）。
这七大寿险公司包括日本生命保险公司、第一生命相互保险公司、住友生命保险公司、富士生命保险公司、朝日生命相互保险公司、三井生命保险公司以及安田生命保险公司。
各寿险公司声称，它们少得可怜的投资收益率与平均的保单保证收益率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七大寿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也未达到保单保证收益率，其投资收益总额从2001年度的1.14万亿滑落到2002年度的1.07万亿。
尽管日本政府近日已经向国会提交了有关避免寿险公司破产的议案，但是七大寿险公司声称它们没有下调保单保证收益率的计划。据悉，该议案旨在让寿险公司下调保单保证收益率、暂缓退保。
鉴于各寿险公司的保单受欢迎程度已大不如前，除规模最大的日本生命保险公司外，其他六大寿险公司在2002年均因保单终止而支付的退保费远远超过了其销售的新保单的价值。七大寿险公司支付的退保费由2001年度的107.63万亿降到2002年度的100.74万亿，同时销售的新保单的价值也由90.92万亿下降为85.14万亿。七大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也相应从2001年度的18.44万亿下降到2002年度的16.88万亿。而寿险保单终止的速度放慢成为2002年度寿险公司惟一的亮点。
在投资市场上，日本七大寿险公司在2002年度享有2.25万亿未实现的债券收益，较2001年度的1.4万亿的收益相比有了大幅提高。考虑到日经指数在2002年下跌了27％，七大寿险公司在债券市场的未实现收益也是对其在股市上拥有的2698亿日元未实现损失的弥补。
在七大寿险公司中，只有日本生命保险公司和富士生命保险公司宣布在股市上拥有未实现的收益，其中日本生命保险公司的未实现收益数额为6690亿日元，富士生命保险公司未实现收益数额为37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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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是什么区别
调整的法律关系不同抄。
保险合同法——主要解决外部问题，即调整保险公司公司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法律关系。
保险业法——主要解决内部问题，即调整保险主体与监管部门的关系，以及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的问题。
I. 英美合同法和我国合同法的区别有哪些
一、关于法律适用范围的比较
1、通则的适用范围
我国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与国际私法协会公布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1]有一定关联性，通则的有些规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可以适用的。我国《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该条规定与通则前言第2款规定一致，即在当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则管辖时，适用通则。因此，我国当事人在与涉外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可约定适用通则。该通则比《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更宽泛得多，具有相当的灵活性。除国际商事合同外，该通则也可替代国内法适用。如前言第4条规定，“当无法确定合同的适用法律对某一问题的相关规则的，通则可对该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该条规定旨在说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国内法管辖，但对案件解决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从通则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往我国的司法实践在处理案件遇到困难时，一般求助司法解释、学理解释，还有专家论证。现在通则关于交易纠纷的一些规定又给我们开辟了解决纠纷的途径。通则不是国际公约，不具有强制性，适用与否完全可依当事人的意思选择，但是要明确的是，通则是由近20个国家的法律专家对国际交易的规则进行潜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较之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宽泛得多。参照通则的有关规定，可为我国《合同法》的立法与适用拾遗补缺。通则的宽容之处在于，任何规定都不得限制根据有关国际法原则而应适用的强制性规则的适用，无论这些理制性规则是国家的、国际的还是超国家的（1.4条）；除通则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可以排除通则的适用，或者减损或改变通则任何条款的效力。因通则所具有的这种非强制性，当事人根据各自的情况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该原则适用，使之更适合于当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属于通则范围之内但又未被通则明确规定的问题，应尽可能地根据通则确定的基本原则来处理”（1.6），这就给我们在实务中遇到法律障碍的时候提供了有益的鉴镜。
2、关于格式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共有三个条款，从表面上看对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少，非但起不到保护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为出具格式合同免责的武器。《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1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于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格式合同亦称定式合同或标准合同，对于同一种类、性质并且重复交易的行为，采用标准文本，既节约了交易成本、洽谈时间、条款的争议，也有平等待人的“镜像”。这是人们通过长年累月的交易总结出来的经验，对此应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许当事人协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赁合同、保险合同、房屋买卖合同等）；二是绝大多数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都对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强奸民意。而缔约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势群体，对某些条款即使不同意，但迫于急需无奈，也只有违心签字；三是有些专业术语，作为缔约的另一方难以理解，糊里糊涂签了字；四是这类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办，但这些人为了急于收取代理费或中介费的功利目的，常常会对另一方作虚假承诺。对于格式合同最为人们诟病的是保险合同。无论是人寿保险还是财产保险，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部门立法，其目的并不在于“保险”，而在于“圈钱”。所以保险合同纠纷频繁出现，投保人屡受拒赔之苦。笔者经常承办这类案件，对于法律上的障碍困惑费解。
首先，所谓通常理解，可以说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无任何标准，这又给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谁送礼多，谁就获胜。投保人是弱势群体，纵然满身是嘴，也难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的心脏病（心肌梗塞）一条，投保人和保险人完全可以各执一词。投保人称心率过速是心脏病的一种，保险人抗辩说，按通常的语法理解，这里的心脏病仅指心肌梗塞。从字面上看，保险人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中国语法习惯的心脏病，只是特指括号里的“心肌梗塞”，这本身就会使法官处于两难境地，在实务中肯定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我们认为通则对于确认格式合同条款效力的规定倒是切中时弊：第2.20条（1）如果标准条款中某个条款是对方不能合理预见的, 则该条款无效, 除非对方明确地表示接受；（2）在确定某条款是否属于这种性质时, 应考虑到该条款的内容、语言和表达方式。第3.10条：（1）如在订立合同时，合同或其个别条款不合理地对另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则一方当事人可宣告该合同或个别条款无效。除其它因素外，尚应考虑下列情况：（a）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依赖、经济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缺乏远见、无知、无经验或缺乏谈判技巧的事实，以及（b）合同的性质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权宣告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可修改该合同或条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无效通知的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条件是该方当事人在收到通知后，并在对方当事人依赖该通知行事以前及时告知发送通知一方当事人。本章第13条（2）款的规定相应适用。” 我们认为，《通则》这些条款胜过《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的所有条款，为此，我们建议关于在将来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中应将《通则》条款纳入国内法，这对于格式合同的纠纷处理将大有裨益。
3、关于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我们认为，对于上述合同规定无效，非但不能保护另一方（守约方）的合法财产利益，恰恰减轻了对不法民事行为人的惩罚力度。对此应借鉴通则第3.3条：（1）合同订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义务的事实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2）合同订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合同相关联之财产的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通则规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当事人已将所有的房屋出卖给另一方并已过户，在合同已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判令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在一方当事人将无权处置他人的财产的情况下，也不影响合同效力。这就是对擅自签订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谓不道德的人予以惩罚，对于欺诈、胁迫等致合同无效的条款，通则的规定也有利于受害人一方。请看通则第3.11条：（1）如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一方当事人错误归因于第三人，或为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而第三人的行为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则可宣告合同无效，其条件与由另一方当事人本身签订的合同宣告无效的条件相同。（2）如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归因于第三人，而其行为不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如果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此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或者在合同宣告无效时还未本着对合同的信赖行事，可以宣告合同无效。这两条较优于合同法的地方在于：第一，对于合同的有效与否的决定权由守约一方决定。可以承认有效，也可以宣告无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规定。第二，守约方宣告无效是对另一方的严厉惩罚。因为该条所谓的欺诈，其原因并不在于缔约的一方，而在于第三方的原因，这与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大相径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法律规范也属法律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当根据国情合理继受、过滤和消化对我们有益的立法理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关于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则》可资借鉴外，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也可参考。如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将“程序性的”和“实质性的”公平标准合而为一：（1）合同履行和相对履行之间“明显地不相称”，（2） 并且一方当事人“通过利用另一方当事人的困境、缺乏经验、缺乏判断力或无重大的决断力”而达成的合同，则合同无效。 [2]以色列对格式合同（标准合同）的限制更为严格，该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就契约文句之全部参酌其他情事检讨后确信限制文句对顾客不利，或给予供给等以有危害顾客之虞之利益等，证明该文句之全部或一部为无效”。[3]世界各国对格式合同的免责条款有的称为“灰色条款”，有的称“黑色条款”，对此效力都作了严格的限制，这符合20世纪以来的照顾弱者的立法潮流，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了修正，为此有学者将当前的时代称为“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 的时代，颇有几分合理之处。 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来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释时，将格式合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的免责条款，规定法院可以直接认定无效，这比所谓通常“理解”更为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
二、关于要约与承诺的比较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部分是要约和承诺的方式部分，即第1条—31条、34条，共计20条之多。这部分条款涵盖要约、要约邀请、要约的撤回、要约的撤销、承诺及承诺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则关于要约和承诺计有12条，即2.1—2.12。两者内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异是值得重视的。《合同法》第13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通则第2.1条规定，合同可通过要约的承诺或通过当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但《合同法》对合同的订立方式只采用要约、承诺方式似乎绝对，也不大符合人们的交易习惯，而《通则》在要约和承诺之外加上“可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则宽容和豁达，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为。仅此一点，合同法就稍逊一筹。市场交易的实践表明，所有的合同并不都是要约和承诺达成的。关于通则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订立合同方式局限于要约和承诺的错误已被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所发现。这位德国民法学家尖锐地指出各国立法的偏颇，“近来很多民法典规定，要约和承诺是合同订约的惟一方式”，这是错误的和非理性的。他认为，订立合同的要约和承诺的规则基本上是从18世纪发展起来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几乎没有涉及这一问题，在《法国民法典》中根本没有提及。但是，近年许多国家的民法典都规定了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国民法典》第145条“向他人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的人，受要约约束，但要约人已排除要约的约束力的除外” ；第147条“（1）向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立即承诺之……（2）向不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到要约人在通常情况下可预期收到答复时为止承诺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条，“向不在场当事人发出的，没有承诺期限的要约，在要约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时间内送达的承诺之前，要约有效。要约人可以推定其要约在合理的时间内到达要约人。在合理时间内发出的承诺，但到达要约人时迟到的，要约人应当立即将比情况通知对方。否则承诺产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页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条、第522条也有此规定。荷兰1892年新修改的债法总则第217条，“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 [6] 也只能通过要约和承诺才能订立合同。意大利、蒙古等国也都未忽视要约和承诺这个20世纪最新的合同法范畴。除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之外，英美国家大都把要约作为合同订立的一个要素，尽管各国合同法理论或实务中对要约称谓有所不同，诸如投价、发盘、建议等，对承诺的称谓在各国贸易实务中称为“还盘”等。[7]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也是在关于订立合同须有要约和承诺的方式方面。笔者上引的德民、瑞债均指要约和承诺是指“不在场”的情景下才适用。我国《合同法》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必须将“同意”写进要约和承诺中，因为双方当事人是面对面地订立合同。这是我国《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违反人们交易习惯的结果。在罗马时代，合同义务原本是以订立契约为目的确立的。订约时双方当事人都需要亲自到场，即使这种手段被放弃，一般来说合同的订立仍需要双方当事人在场。……因此，罗马法学家从未认为有必要将“同意”用要约和承诺这两种陈述方式单独地表示出来。这种需要中介在可信赖的邮政服务出现和远距离订阅合同成为可能之后，才成为可能，这就是德民和瑞债指的双方当事人不是面对面的“不在场”的情况下才适用要约和承诺。如果将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约和承诺的一种方式上，这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在许多业已订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将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要约而把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承诺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我们以土地买卖为例，其文件已起草并已公证，并由双方当事人同时签字，因此，很难说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了要约，且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诺” ；再如，一位消费者用现金买一包香烟时，显然，双方当事人是在订立协议。但是，将整个程序分解为“要约”和“承诺”，并讨论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和“承诺” ，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或买方在收款处交付了现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诺”，这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或许对新任律师有些用处。在强行将合同订分立为“要约”和“承诺”时，另一难以处理的情形是，相对方向的建议和反建议在进行长时间的协商谈判后才达成协议，在合同成立时，很难作出明确决定，但是那种认为合同应通过要约和承诺订立的思想对于完成任务毫无意义。[8]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订立合同从理论上讲，有要约和承诺是成立的。但对于面对面的交易行为，很难界定哪一方是要约，哪一方是承诺。如律师与当事人谈代理费的数额时，通常是在讨价还价过程中达成的代理协议。比如就某一收费标准，律师提议按标的额的5%收费，委托人说太高能否按3%，律师说不行，最少也得按4.5%，双方最后达成按财产比例的3.5%收费。这种讨价还价中有要约，有反要约（新的要约）；有承诺，有否定承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互有要约和承诺，两种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难分得清何者为要约，何者为承诺。当然，在人对机器或物发生交易的场合，如自动售货机、投币买地铁票、在宾馆使用备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开封，就可视为承诺。物品上标明的价款是要约，投币或开封视为承诺，这是简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远非如此简单。再如，建筑工程合同的订立则更为复杂。一般认为，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建筑施工单位前去投标是要约，招标人接受投标是承诺，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笔者对这种认识不敢苟同。在司法实践中，招投标仅是建设工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整个建设施工合同中的一个链条，就投标人前去投标而言，因投标人数众多，在未开标之前，尚未涉及建设项目实体内容，即未涉及项目、价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条款情况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无内容的。按照我国《招投标法》规定，建设工程招投标有如下环节：招标（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发中标通知书→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建设部标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条款”对此有明确的解释。上述组成部分均为建设施工合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连串的民事行为，最后归纳在一个总的合同之中。若按高尔森教授的观点，在招投标中，投标人只要前去竞标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标，按此逻辑可以告投标人违约了，然而这岂不荒唐？笔者用此案例证明，何为要约、何为承诺并非楚河汉界一目了然。至此，我们认为，通则第2.1条的“或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合同即成立的规定更加符合交易习惯。德民和瑞民将要约、承诺限缩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均有理论的、立法的和实践的意义。因此，我们在代理具体案件的实务操作时不妨借鉴一下通行的相关规定，以解除法律解释上的困惑和障碍。
三、缔约过失：先合同责任、后合同责任、侵权责任？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责任、非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目前在理论界尚存争议。缔约过失责任理论是由德国目的主义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发表的《缔约上的过失、契约无效于未臻完全时的损害》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创立的，被誉为法学上的重大发现，填补了法学上的盲区，其基本内容是指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信赖利益损失时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个理论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承认。1994年通则第2.15条（恶意谈判）规定：（1）当事人可以自由进行谈判，并对未达成协议不承担责任；（2）但是，如果一方当事人以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则该方当事人应对因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3）恶意，特别是指一方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欧洲合同法通则》称之为磋商过程中的责任。该通则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缔约过失关于恶意谈判中的第2.301条1——3项，第2.302条关于保密义务的规定几乎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了国际商事游戏规则的趋同化乃大势所趋，人类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纳互为消长。[11] 诚如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在《欧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如果说欧洲在经济方面必然要形成统一的单一市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欧洲的私法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势必要统一起来，那一天终会来临，鸿沟将会被填平。[12]这是智者之识。笔者认为何止欧洲，在将来的某一天世界会统一于一个游戏规则，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乐观的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国《合同法》不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而且在借鉴了通则的基础上还有一定的发展。
缔约过失的前合同义务的体现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磋商；（2）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3）未尽协力义务；（4）未尽先义务，以及未尽保密义务。
缔约过失后合同义务体现在第58条，即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讲的“合同关系虽然消灭了，法律仍要求当事人负某种义务，违反了这种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个责任不属于侵权责任，也不属违约责任，类似合同义务。” [13]
除此之外，还有后合同义务，即附随义务。该义务在缔约前存在，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也存在，合同法第92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即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办、保密义务。我国《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规范，并未将缔约过失责任局限在缔约前的通则之中，而是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加大了保护交易安全、惩罚违约的力度。遗憾的是，有的论文在2006年还引用明显过时的观点，[14] 仍局限在缔约前的过失责任范围内，这就落后于我国《合同法》何止十万八千里！所谓缔约过失责任，德国法称为先合同责任，它摇摆于合同法和侵权法之间。在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之初，关于应当将其置于何种责任之下的争议便开始了。迄今为止依然争论未休。据笔者归纳，在大陆法系之间关于缔约责任有三种归属方式：第一种方式为先合同义务，德国自2002年起将缔约过失纳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内（见《德国民法典》第311条第2款和第3款），其可归纳有如下原则：注意义务、信赖责任、附随义务、保护义务。如一方违反上述义务，则承担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类型有缔约前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受损义务导致合同终止等。 缔约过失理论付诸于司法实践始于德国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国法院在该案中将适用于合同责任的规则延伸到了与侵权责任更为相关的事实上。一位女士走进一家商店，在购买了许多商品后，向店员说明要买一卷油毯。店员从货架上抽出她要买的一卷油毯时，不小心让另外两卷油毯从货价上滚落下来，砸伤了这位顾客和她的儿子。帝国法院将合同原则适用于这一案件，并论证说：原告是带着购买油毯的意愿走进这家商店的。因此在双方之间便产生了导致销售者应当保护消费者的特定关系。违反此义务，便应当承担合同损害赔偿的责任。由此引发的是，合同责任原则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侵权事实领域？德国法官的论证表明，假如人们走进一家商店在收银台前等候过程中却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责任应当包括这种侵权行为。依据油毯一案，若第三人与意在缔结合同之人之间存在某种特定关系，则注意义务则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国近年也多有这种判例，如上海一家书店一学生从电梯掉下摔伤；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饭店门前滑倒摔伤等，都是按缔约过失对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举过一个商场因工作人员疏忽未盖地下室盖板，将一顾客脊骨损伤的案例，也称之为缔约过失责任。这是将缔约过失责任扩大化的倾向，值得商榷（下文将涉及该问题）。第二种方式为侵权行为。如2002年9月17日欧洲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根据国际管辖法，恶意终止合同磋商的损害赔偿责任应由《布鲁塞尔条约》第5条第3款调整。该款的调整对象是侵权行为或类似行为。将违反诚信原则、恶意终止合同磋商归属于侵权法，法国、比利时及卢森堡等多国持此观点。法国主流观点认为先合同责任属于侵权性质。1988年法典对此法律观点予以确认。比利时法学界的立法观点同样倾向于合同责任归于侵权责任之中，卢森堡法律体系主流观点也将先合同责任纳入侵权责任之中。第三种方式为将缔约过失与侵权责任相区别，其代表性的国家是希腊。其民法典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将所有先缔约出现的损失或侵害都往缔约过失篮子里装。《希腊民法典》第197-198条依据缔约的目的来界定何为缔约过失、何为侵权行为。该法典首先承认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对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确认，并创造健康的商业交易关系。对此，法学家们举例说，假使某人走进一家商店打量陈列的商品，或走进一家餐馆找位子，并不属于希腊所理解的缔约过失责任范围，因为他们与合同标的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对学者们经常引述的德国法院判决的缔约过失案例，如“亚麻油地毡案”、“顾客香蕉皮滑倒案”、“菜叶案”，[16]希腊法学家认为应当适用侵权法，而不是缔约过失责任，所说缔约过失应为缔约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磋商或违反保密义务等才符合缔约过失构成要素。对此观点，笔者甚表赞赏。现略陈述浅见如下：
首先，要认定是否属缔约过失责任，应按缔约过失理论和通则、合同法的观点和规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恶意磋商、隐瞒真相、协力义务、告知义务、附随义务等。如违反这些原则性规范可以确认缔约过失责任。第二，要依照当事人是否有缔约之目的认定是否确属缔约过失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节假日或闲暇时，逛商店习以为常，有购物的，也有以消遣为目的的（不在少数）。第三，要把握缔约过失法律概念的含义。缔约过失责任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缔约是前提，无缔约的明确目的，即使受到伤害也不能往缔约上靠。二是须有过失。过失有两种含义，一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二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这两种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备前两个要素的情况下才存在责任承担问题。只有具备这三个要件，才构成民事行为的缔约过失责任。
J. 保险合同的履行，从程序上看不包括环节
有关保险人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是保险合同法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我国旧保险法对于保险人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方式及程度均语焉不详，使得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成为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最易产生争议之处。新保险法第十七条在原有法条规定的保险人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保险人的提示义务。该条文的修订加重了保险人的义务，但仍未解决司法实践中争议已久的如何认定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问题。
首先，从说明义务的履行时点来看，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在性质上属于保险合同成立前的先合同义务，是投保人决定投保与否的基础性考虑因素，因此，保险人该项义务的履行时点应当在投保环节，而非保险合同成立之后。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履行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对投保人而言并无实际意义。而且，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投保单并不附载保险条款，而保险条款是投保人决定是否投保的首要因素，应当在投保人考虑投保与否时即让投保人了解保险条款的内容，可行的方式是在投保单上附载保险条款。较之修订草案第十九条的规定，最终通过的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采纳了社会各界提出的有关修改建议，增加了“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的内容，明确了保险人说明义务履行的时点，是保险法修订的一大进步。
其次，就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及程度而言，有人认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保险人有提醒投保人注意的义务，包括提供保险条款、提醒投保人注意阅读、提醒投保人注意他们有权利监督保险人对条款说明义务的履行；二是保险人的主动说明与回答询问义务。笔者认为，保险业发展至今，保险产品日益丰富，保险技术也日趋精细化，保险合同条款复杂、冗长，专业性极强，并非具备普通阅读能力的常人即能准确理解其涵义，仅仅通过提示注意不足以保障投保人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而且，从逻辑角度而言，“提示阅读”与“主动说明”两种义务的内涵和外延明显不同。作为保险业监管机构的保监会也认为，仅仅采用将保险条款送交投保人阅读的方式，不能构成对说明义务的履行。保险人如果仅仅履行了提示注意的义务，并不能当然免除其明确说明义务；反之，保险人如果已经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的解释说明，即使其未在投保单上提示注意，投保人对免责条款已有充分了解，自然不应妨碍免责条款的生效。由是观之，新保险法增设保险人的提示义务对于实现充分保障投保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并无裨益。笔者以为，完善保险人说明义务的重点应当在于厘清保险人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方式及程度。就方式而言，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仍然规定可以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进行说明，在赋予保险人履行义务方式灵活性的同时，也具有不确定性，易滋生无谓的纷争。笔者倾向于保险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解释说明。理由有三：一是考虑到我国保险业界诚信的现状，明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可以促使保险公司切实履行说明义务，同时也敦促投保人审慎地对待自己的权利，对自己的签名盖章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二是从举证的角度考虑，说明义务是保险人应尽的法定义务，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对于合同义务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采用书面形式告知，经由投保人签字盖章确认，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便于保全证据，减少争议。三是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告知并未苛求保险公司，按现有物质条件，其完全可以很好地履行该项义务。保险公司可以借鉴日本等国家保险业界通行的惯例，比如日本生命保险业界通行的做法是在契约指南（小册子）的封面背面设计有“说明事项确认”一栏，在该栏内记载了需要说明的重要事项以及其在该指南的对应页数，在此基础上，请投保人在投保单中的“说明书受领确认栏”上盖上私章。实践中，有的保险公司印制有专门的责任免除条款内容告知说明书，在投保时，作为投保单的组成部分，也要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就告知的程度而言，保险合同的缔结将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投保人应当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但通常投保人又非专业人士，因此，保险人的说明应当通俗易懂，即以正常的理性人通常能够理解为限。至于何为“正常的理性人”，有人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一般的理性人包括三层意思：一是从文化水平衡量，应达到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二是依靠自己的技能和劳动能力可以自食其力；三是对一般事物有一个正当、合理的判断能力。这种判断标准可供考量。
再次，还应当注意说明义务的范围。新旧保险法均规定保险人未作明确说明而不生效所涵盖的条款是“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认定哪些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当根据条款所约定的具体内容、性质来判断，而不是仅凭该条款在保险合同中是否规定在“免责条款”项下来认定。司法实践中的大多数类似纠纷表明，除了那些已经列明的免责条款之外，尚有一些涉及投保人权益减少、风险加大，以及足以影响投保人决定投保与否的重要条款，如保险费及支付办法、保险金赔偿或给付办法、合同解除权、保险索赔的先决条件等约定均散见于保险合同当中，因涉及投保人的重大利益以及保险人是否免除或减少保险责任问题，亦应当赋予保险人明确说明的义务。这些约定就其实质而言，均可能产生部分、绝对地免除保险人赔偿责任的效果，在性质上亦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笔者认为也应当属于保险人必须明确说明，否则不发生效力的条款范畴。另外，对于责任免除条款的说明，如果条款含义清楚明确，“正常的理性人”通过阅读即能明了其含义和后果，则保险人无需作过多的解释与说明。但对于专门的术语，除了条款的内容外，还应当包括条款的概念及其法律后果，以使投保人准确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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