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爱情的时代14

『壹』 欧洲中世纪骑士的爱情观与其时代道德有何冲突

中世纪的骑士爱情带有封建形制，讲究忠诚，不题其正面积极意义，但就愚忠爱人，舍命效死。比之今日爱情观，更加少了人性的自由。

『贰』 爱情时代道德与法治之欲盖弥彰

不论这个社会怎么样，你都要把日子过下去；不论未来怎么样，你都要把日子过下去；重要的不是抱怨环境，不是担忧未来，人生没有什么大道理，唯一要做的：去做当下能够做的。只有在行动中你才能获得永生。

『叁』 道德与法治爱情时代冷峻的手机铃声

所谓“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据考证，关于“乡土文学”的阐述，在现代中国，最早的是鲁迅。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尽管鲁迅对“乡土文学”未做出正面的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当时的乡土文学的作家群体多寄寓在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领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的烛照，几乎成为当时作家书写“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创作准备。1936年，茅盾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2）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的播弄和控制，等等。在这些乡土文学中，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现代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小说叙述者所营造出的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着的乡村氛围，表现出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最低层社会的强烈使命感。当然，这批乡土作家同时还是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锐的讽刺的笔法，写出了“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和无常。
对乡土世界中、经济、阶级斗争问题的关注，乃是现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叙事潮流。从早期具有左翼色彩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始，延续到抗战期间的赵树理、孙犁，形成了“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的乡土小说流派。在赵树理、孙犁的乡土小说中，斗争故事和战争故事已经成为主宰。不过，在关于和战争的叙述中，这些作家通常以普通农民为视角，所以，他们的叙述和思维依然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特别是孙犁，他的乡土小说，塑造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乡村普通百姓的乐观、无私和勇敢，具有一种鼓舞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诗意向上的力量。而这种以革命为脉络的乡土文学，发展到合作化题材阶段，事实上其叙述者都转变为的具有敏锐意识的全知者，他们以乡土小说为输出革命和继续革命理念的所在，并十分注意塑造乡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农村“革命新人”，这些作家，以柳青和浩然为主要代表。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另外，沈从文的乡土文学，还开创了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3）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乡土写实小说：20年代中期，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小说兴盛起来，延续到30年代，即乡土写实小说。代表：废名（冯文炳）、许杰《赌徒吉顺》、许钦文《一生》《疯妇》、鲁彦（原名王衡，因热爱鲁迅而改名，代表作《菊英的出嫁》——冥婚，《黄金》标志着乡土写实小说创作的成熟，史伯伯，串门——借钱，参加婚宴——坐末席，女儿遭骂，被盗不敢声张，写出了金钱观念驱动下人与人之间冷酷、可怕的关系。）蹇先艾、黎锦明、彭家煌《陈四爹的牛》、台静农、徐玉诺、王思玷等。乡土小说把艺术之根扎于故乡的土地与农民之中，带着满身乡土气息，又敢于正视农民的辛酸与凄楚，作平实自然的描写。

『肆』 学生时代的爱情与进入社会时代的爱情差别在哪里

学生时代的爱情很青涩、很甜美，但、是束缚的。进入了社会是自由式的恋爱，不用担心被父母和老师知道

『伍』 学生时代的爱情和社会爱情的区别是

学生时代那是早恋，多是喜欢但达不到爱情。过了24岁人的生理心理达到成熟，爱情才是爱情。也就是说学生时代是喜欢和某人在一起，主要是为了玩乐。24岁后是为了生活在一起。

『陆』 14岁女孩叛逆在外恋爱不回家，不认家人，以死威胁怎么办

论《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
我国著名作家冰心有句名言:如果没有女性，我们将失掉生活百分之五十的真，百分之六十的善，百分之七十的美。用这看聊斋女性，大体不错。蒲松龄是写女性的铁笔圣手，同样的人物，他比前辈作家写得生动丰满，他还涉猎他人没有涉猎的禁区，写出新人形象。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女性能顶半边天的商品经济时代，我们把女性放在爱情和社会的背景上，看看聊斋女性的，这仍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一、爱情、婚姻、家庭中的女性形象
在爱情、婚姻、家庭中，聊斋女性形象各异，各有千秋。我们先看在爱情生活中的聊斋女性对、对人格的不懈追求。
1、外貌和心灵皆美的狐女阿绣
《阿绣》里有模样儿完全一样，个性很不相同的两个优美女性，其中一个就是美的追求者狐女阿绣。男主角刘子固认识了美丽的杂货铺少女阿绣，却没有办法娶到她，在他沮丧的同时，希望能遇到个类似阿绣的。这时，狐女幻化成阿绣的模样来和刘子固欢会。狐女为什么这样做?只是艳羡阿绣的美，希望和她媲美。刘子固的仆人很聪明，很快揭穿了狐女阿绣的身份。刘子固本来跟狐女阿绣好得蜜里调油，一旦得知狐女的怪异身份，非常害怕，还让家人准备下兵器伏击狐女阿绣。对这样的寡情郎，狐女阿绣采取让态度，说她知道刘子固一直想念阿绣，正打算帮助他们团聚，她虽不是阿绣，却自认为不比阿绣差。狐女阿绣有神力，却不报复无情义的刘子固，而是把失落的爱，无私奉送他人。当民女阿绣陷入被乱军俘虏的危难时刻，狐女阿绣却施展神力把民女阿绣从战乱中救出。在她帮薄情郎和阿绣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后，真假阿绣开始了妙趣横生的比美。开始，刘子固还能分辨真假，后来，连刘子固都分辨不清哪个阿绣是自己的妻子了。这说明狐女的美已经修练得跟阿绣没有区别。狐女为什么如痴如醉地要修练成阿绣的样子?据狐女说，她跟阿绣前世是姐妹，两人都模仿美丽的西王母，阿绣比她学得好。她们转世之后，狐女仍然不忘对美的追求。
在《阿绣》这个故事里，狐女阿绣是爱情的缔造者、是家庭的保护神。她能够放下怨恨，帮助真阿绣和刘子固建立家庭，体现出高尚的人格魅力。爱一个人不意味着强行占有，而是要让他跟所爱的人走到一起，要他得到自己的幸福。这是狐女的人生哲学，也是美的哲学。狐女在追求和修炼形态美同时，获得了内心美。她的人生哲学不管是在蒲松龄所处的时代，还是我们生活的今天，都是令人叹服的。
2、貌丑而心善的乔女
乔女丑得出奇，二十五岁还没嫁出去。丧偶的穆生娶了她，生了儿子后穆生又死了。乔女求娘家帮忙，娘家不理睬，她只好靠纺织艰难度日，这时，她有了一个改变贫穷和孤苦生活的机会:同县家境富裕的孟生要续弦，条件很苛刻，可见了乔女却大为赞赏，还派人说媒，显然是看上了乔女的德，但乔女信守封建律条，坚决拒绝。孟生对她越发欣赏，让媒人再次求婚，还说服了乔女的母亲，可连母亲亲自动员她都不同意。乔女恪守封建道德，坚持不事二夫，但孟生对她的钟情让她深深感动，心灵早就跟孟生到一起，在精神上背叛了“不事二夫”的誓言。不久，孟生得暴病死了，无赖趁机把其家产携取一空，仆人趁火打劫，乔女却敢到孟生坟上临哭尽哀。当无赖又想谋夺孟生的田产时，连孟生的好朋友林生被无赖威胁后都吓得不敢出面，而非亲非故的寡妇乔女挺身而出，到官府告状、到有地位的缙绅门上哭诉，终于替孤儿保住了财产。然后，乔女十几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地抚养孤儿成人，请老师，积累钱粮，和名门联姻，她的做法俨然孟生遗孀。
乔女有一定的叛逆色彩，她跟孟生的感情，实际上是精神恋爱，她重情重义，用终生的辛劳来报答孟生的知己之情，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
3、出淤泥而不染的形象:鸦头
鸦头是个误入风尘的少女，因为她不肯接客一再受到老鸨毒打，她认识了诚实的书生王文之后，认识这个人可以托以终身，马上就机智地把握自己的命运，百折不回。
鸦头出身低贱却为人清高，她向往正常的婚姻，可是在封建礼教下，女子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而做为一个身份低微的，她更不可能有婚恋的。她在老鸨的魔掌下，背叛了封建长辈的意图，想从良，想与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并至死不渝，这在封建时代的人们眼中，是叛逆的，但又是很多人所向往的。在婚姻、离婚率高的今天，鸦头的形象不能不让人反思我们当代人的行为。
4、思想解放的侠女
身份低微的鸦头想过正常人的婚姻生活而不能，而大家闺秀侠女却天马行空，未婚生子，这在那个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封建社会中，就再出格不过了。
侠女不肯接受顾生的求婚，却跟他幽会、生儿子，而且对顾生说自己给他料理家务，同床共枕并生育后代，实际上已是夫妇，何必在意什么名份?像这样只要婚姻实质，不讲表面礼法和名份，可谓极其解放的思想，这在其它古代小说里几乎找不到。侠女冲破了伦理的约束，我行我素，未婚生子而坦然面对，是当时在现实中是不可能有的。但在人们的生活经历中，渴望得到某种情感上的安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当今生活中，也存在一些事实婚姻，当事人不在乎名份、法律约束，往往自吞苦果，从侠女的行为与当代人做法的比较，让我们感到，思想解放要有度，否则情理不容。
5、恶妇形象
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中，妇女本来处于最低层，受到夫权压制，但却出现了泼妇。其实妇女的极度泼悍正是其极度虚弱的异端表现。《马介甫》中，狐仙马介甫认识了杨万石，到他家拜访，发现杨万石的妻子尹氏虐待老人，不让招待客人。她还把公爹当成奴隶，自己不给老人穿好衣服，马介甫送给老人好衣服，她竟然在公爹身上一条一条撕开，还动手扇公爹的耳光，揪公爹的胡子，最后逼得公爹出家做了道士。对弟弟、弟媳、侄儿，尹氏更无人性，害得弟死，弟妇再嫁，侄儿几乎丧命。杨万石的妾给尹氏整治得连话都不敢跟杨万石说。当尹氏发现妾怀孕，立即动手打得崩注堕胎;因妾怀孕，尹氏命杨万石跪着戴上女人的首饰，杨万石怕老婆给戴上的女饰脱落，直挺挺地立着，气也不敢喘。尹氏这个泼妇真是写绝了!当代生活中也不乏泼妇，她们不再受人压制，目空一切，想凌驾于任何人之上，看到尹氏的形象，让人反思男女是否真的平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对待，情与法等诸多问题，根源何在?
在《聊斋志异》中，在生动描述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时，一些平庸之辈往往作为衬托，她们或是封建淑女的代表，或是恪守妇道的贤妻良母，是忠贞烈女，是封建卫道士……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不足为道。
阿绣对美梦寐以求，乔女为知己者死，鸦头誓死捍卫爱情，侠女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份。聊斋中的女性形象同枝不同叶，同叶不同花，女性的美，可见一斑。
二、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形象
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中，她们的聪明才智也大放光芒，她们在跟恶势力斗争时，机智勇敢，谈笑之间却敌兵，她们的处事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人望尘莫及。随着时代的发展，她们还成为商品经济中的弄潮儿。
1、在复仇中成长的刚强少女:窦氏
窦氏被恶霸南三复哄骗失身后无情抛弃，她和儿子冻死在南三复家门口。贫穷的窦家告连通官府的南三复，南以重金行贿得免，看来窦女要冤沉海底了。可是窦女的鬼魂出现了，两次陈尸于南三复的床上，最终南三复被判罪。窦氏只有变成鬼，才能清醒地看透南三复，冷静地面对负心人，才能变柔弱为刚强，变幼稚为成熟。窦氏这位苦难少女复仇成功，一个在灾难中成熟，在失败中获得经验的刚强少女形象矗立起来。这个形象警告了世人，女性同样能像男人一样睿智、强大。而当今一些女性在面对异性的骚扰、侵犯时，在受伤中成熟、反抗，而更多的人就像活着的窦氏一样，只有被、气吞声，这是多么的悲哀!
2、足愧须眉的女性
(1)玩政敌于股掌之上的小翠
王太常与王给谏一向不和，在朝庭考察官吏的时候，王给谏想找机会中伤他。王侍御明明知道王给谏的阴谋，就是想不出应付的办法。没想到他的儿媳妇小翠却像奇兵从天而降，接连办了两件看似十分荒唐的事，却帮了王侍御大忙，除掉了政敌。小翠是来替母亲报恩的，她嬉闹之间把公爹的政坛对头整了下去，“报恩”报得八面威风，自私、怯弱、愚蠢的达官贵人在小翠面前显得一无是处。
聪明仁义的小翠在当时生活中有许多影子，她们憨直任性，嬉闹玩耍毫无顾忌，丝毫未曾受到人间文明法则的污染，而在社会形势日益复杂的当代，还有多少这样既富于智慧、手段高超，又能置身于麻烦之上的人?
(2)救夫君于水火的方氏和舜华
著名聊斋人物张鸿渐身边有两位女性:美而贤的妻子方氏和美而慧的狐妻舜华。如果不是这两位女性，张鸿渐连命都保不住。方氏，一个平时只知道相夫教子、飞针走线的，临危不惧，沉着果断，是家庭顶梁注、主心骨。而张鸿渐两次逃亡脱难，全赖狐女舜华。舜华在张鸿渐落难时，给他一个温暖的家;在张鸿渐思念妻子时，大度地送他回家;在张鸿渐落入恶官之手、面临死亡时救出他。这两个女性的智谋和大度让人钦佩。
(3)有智谋、敢反抗悲剧命运的云翠仙
贫穷无赖的梁有才登泰山时，几次非礼少女云翠仙，云翠仙的母亲却被其甜言蜜语哄骗，轻率地以女相许。梁有才骗娶云翠仙后，狐狸尾巴立即露了出来。整天赌钱喝酒，偷云翠仙的首饰去，他的狐朋狗友见到云翠仙后，让他把云翠仙了。翠仙对梁有才的种种丑态产生怀疑，知他必有所图，于是设计引梁有才开口。在试探中，云翠仙明白了梁有才的野心，彻底清醒。事实上，云翠仙娘家很有钱，自己也存有私钱，可她并不让梁有才知道，也不回娘家。她觉得像梁有才那样的人，一旦知道必然会榨取岳家财富，云翠仙要让梁有才早日露出庐山真面目。一位深闺少女能在不公平命运面前辱负重，审时度势，实在难得。利令智昏的梁有才随云翠仙归宁，在华严楼阁的岳家受妻子斥骂，为众人锐簪刺身，然后，云家的琼楼玉阁全部消失，梁有才被吊在削壁之上，面向万丈深渊……一直以民间普通弱女出现的云翠仙，原来是个女仙。蒲松龄让无数受害弱女的不幸，在仙女幻想中得到了补偿。云翠仙的故事警告了当今的女性，要，才能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立于不败之地，面对不公时不颓废，敢于抗争，幸福把握在自己手中。
3、为他人做嫁衣的封三娘
封三娘是个美丽的贫家少女，她跟富家少女范十一娘做了朋友之后，就为朋友的终生幸福操劳操劳起来。她去了解孟安仁的情况，让范十一娘当机立断，许以终身。范十一娘自己还在犹豫时，封三娘竟然拿着十一娘送给她的金钗，用十一娘的名义送给孟安仁。为了好朋友的爱情幸福，二八红颜的封三娘竟然夜闯孟宅，去为女友做媒。在封三娘的帮助下，范十一娘克服了“闺训”和内心矛盾，抛弃了以财富、门第论嫁娶的传统观念，直到以死殉情。最后又是封三娘以异药救活了以死反抗父母乱点鸳鸯谱的范十一娘，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封三娘这个美丽少女，但并不是传统爱情故事的女主角，而是为朋友终生幸福奔波劳碌、殚精竭虑的奇特女性，这个奇特的人物，给人强烈而难忘的印象，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4、敢伸张正义的女性:商三官、庚娘
、恶势力猖狂，即使堂堂五尺男儿有时也会一筹莫展，可柔弱的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受难的关键时刻，以冷静的思考、果敢的行动，给恶势力致命一击，像复仇女神，让正义得到伸张。商三官、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
商三官的父亲被恶人杀害，哥哥向官府告状，一年多都审不出结果，想把父亲的尸骨留在家里做告状根据，可她却看透了官场的黑暗，让父亲入土为安。后来她辱负重，女扮男装进入演艺小班子去给仇人庆寿，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恶霸，而恶霸也喜欢上了她，想要跟她同床共寝，她临危不惧，等到恶霸把仆人都打发走后，仇人被商三官身首两断，还不知死在谁手里。这样胆识过人的商三官，被蒲松称为“女豫让”。
庚娘跟公婆家人坐船逃难时遇上了坏人王十八，家人都被打下水，她也被王十八带回金陵，在把王十八灌醉杀掉后她也自杀了。当几个恶少来盗墓，发现庚娘还活着时，她让贼人把她送到一个有钱的寡妇家，最后终于和死里逃生的丈夫团圆。她两次面临生死考验，沉着冷静，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报了仇。像庚娘这样谈笑不惊，亲手杀死仇人，千古轰轰烈烈的大丈夫里边，有几个能比?谁说女子不能跟英武刚烈的男人并驾齐驱呢?
5、近代女性经营者形象:黄英、小二
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形象也发生变化，商品经济的弄潮儿登上了聊斋舞台，黄英就是一个典型。
《黄英》里陶家姐弟和马子才偶然相识，因为种菊话题谈得投机，马子才邀请陶家姐弟住到家里。马子才是自命清高的文人。他喜欢菊花，也佩服陶氏姐弟种植菊花的才能，但当陶三郎跟他商量菊为生时，他立即嗤之以鼻。可陶三郎和姐姐黄英坚持把种花花当成事业做，大张旗鼓花。他们从靠马子才接济，到自己盖起讲究的楼，靠的都是种花花。马子才在丧妻以后迎娶了黄英，马家所用的东西，都由黄家供应。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没有社会生存能力，仰男人鼻息生活，而黄英不仅养活自己，还养活了丈夫。马子才却以妻富为耻，认为黄英破坏了他的清风高名，让他的男子汉自尊受到了伤害，特别不能受菊亵渎东篱，不乐意过仰仗妻财的华贵生活。黄英觉得劳动致富，堂堂正正，何耻之有?黄英句句在理地批评了马子才以贫为清高的酸腐论调，结果马子才只好认输，认同了她的商业行为。
小二跟黄英一样摒弃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女性模式，在她的琉璃厂中，小二豪迈地摆出了主管架势，丈夫只是一个工作上的帮手而已。女性在经济上的与地位的提高，使得小二成为真正的不依的女人，不再是男人的附庸。小二的故事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女性的能力与地位,展示了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和趋于平等的爱情生活。当今也有许多女性仰仗丈夫过活，她们往往是生活中的弱者，但也有更多的女性像黄英、小二一样，通过生意的成功而开创自己更美好的未来。重读黄英一类人的故事，这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有着很好的警示意义。
6、被、奴役的才女颜氏
颜氏是名士之女，有才有貌。她父母想给她找个有才能的丈夫，可还没找到父母却死了。颜氏独居，邻家妇人来看她，带来了某生的信，并撮合成了这段姻缘。结婚后，颜氏发现丈夫某生字虽写得好，学问却一塌糊涂。颜氏开头以为考不好是因为丈夫不努力，就像严师一样督促丈夫念书，没想到丈夫愚钝之极，苦读也没效果。有一次参加考试失败，回家便哭，两人争辩之下，颜氏就说下次考试替他去。最后妻子中举，当官后政绩杰出，富比王侯。颜氏女扮男装，把封建重压下妇女被压制的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不光有文才，连吏治也超出男子。颜氏后来把功名让给了丈夫，老老实实守在闺。因为生平不孕，这个在考场、官场上都才能出众的的女强人，在爱情生活里，却不得不败下阵来，不得不心甘情愿地用自己赚的钱给丈夫纳妾，还受丈夫奚落。在男尊女卑的时代，男女爱情永远不会真正平等。这，就是蒲松龄笔下的历史真实。在颜氏身上，让人们更加坚信谁说女子不如男，只要自己努力就会成功。但是她的结局还是令人感到悲哀，这是当时历史的必然。
三、小结
《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精彩、迷人的女性形象，把中国古代妇女特有的处境、遭遇、气质写活了，她们的形象丰富多彩、各有千秋。蒲松龄笔下那些离经背道的女性形象美丽、真挚、纯洁、勇敢、睿智，她们能敏锐地感受到人世间的美丑善恶，果敢自任，仗义于危困之中，她们是真与善的化身，是人性与心灵之美的化身。
当时，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处于低抑的状态，人的自然性情只能从故事中得到满足。当小说以具有现实社会身份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女性为主人公时，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对她们提出现实伦理的约束。而只有在写狐鬼一类女性形象时，由于这些人物是超脱于社会固有结构之外而无法以礼教的准则衡量的，作者内心的欲望便会自然而然地活跃起来，在一种“伦理疏隔”的虚幻场景中，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较为的抒发。这些女性的故事在民间广为传诵的同时，向人们揭露了封建礼教的黑暗，社会的不公，让人从中吸取到经验教训。虽然时光变迁，但是故事中所折射出来的文学、哲学光彩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失色，这些女性的故事警示了世人。
在思想解放、男女平等的当代法制社会，我们应该从他人的故事中取得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现在还有很多和聊斋女性境遇相似的人存在，那么她们能不能比作品中的人物做得出色呢?

『柒』 在这个时代的你们是怎样看待爱情和结婚的呢，是否想回到那个从前慢的年代

我觉得现在的爱情太快太短暂，太容易得到的都不被珍惜，以前的爱情不容易在一起所以很珍贵。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婚姻比以前要好，能过就过，不能过就分开，没有以前的想不开和忍辱负重，只不过受伤的都是孩子。

『捌』 道德与法制爱情时代之左右摇摆

你好朋友
1，爱情其实很简单，也很朴实！爱情不需要天花乱坠，平平淡淡才是真！对于爱情，我们不奢求它的圆满，但可以让它至真 。。。。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感情泛滥的社会，爱情早已经成了快餐，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将来到底 会怎么样，谁去想那么远？于是爱情便成了孤独时的枕头，寂寞时的旅伴；便成了某些人实现其目的的借口，甚至成了金 钱的奴隶。。。此时的爱情已经失去了美丽的光环，变得现实和世俗。。。那这社会还有真正的爱情么？有，不过很少， 现代人不懂得珍惜爱情，当自己拥有时，便放肆的吮吸爱情的精华，不去浇水，不去施肥，于是爱情之花不过多久便黯然 凋谢。。。当爱情走远之后，才发现苦苦追求的美丽爱情曾经离自己这么近，可惜这世间没有后悔药。。。所以当你拥有 一分美好的爱情时，要珍惜。
2，如果真的有一天 ， 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 ，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相信有一个人正走在与你相遇的路上，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就请珍惜。

『玖』 对于现代社会的读者而言,红楼梦的爱情与婚姻悲剧描写有何时代意义

一、命运的悲剧 古人由于受知识和思想的局限，在遇到自身无法摆脱的痛苦或无法用已有知识去解释的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时，就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天神。他们用天神来解释一切无法理解的现象，认为天神在支配着人类的命运，人类是不可能和命运相抗争的。古希腊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就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宿命论的思想。《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活在封建的清朝，经历过大富大贵和穷困潦倒的生活，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悲剧在那个社会中是无处不在的。但是他也不能够用先进的思想去解释那个充满悲剧的社会，只好把它归结为命运的安排。这种宿命的色彩在介绍宝黛的来历时表现得尤为浓重。 传说，女娲炼石补天时炼成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只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梗峰下。这块顽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能大能小；原来高十二丈方二十丈的庞然大物，却缩小到扇坠儿一般，而且是鲜明莹洁的宝玉模样。一天，遇着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在它上面镂了几个字，携它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走了一遭。于是石头城内，荣国府中却生下一位衔玉而生的公子——贾宝玉。 且看这石头，有补天之才却不得实现补天之志，并且是唯一被丢弃于洪荒之中的一块，偏偏又通了性灵，有了感觉，有了灵魂，这痛苦的感觉便愈是深刻。曹雪芹以石头的来历暗示顽石的幻象——贾宝玉是个不容于当世的人，是与当时社会中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的人，因此贾宝玉的思想行为在世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贾宝玉人生的悲剧是冥冥中注定的。 书中第一回介绍宝黛的木石前盟时，作者也安排了一个充满悲剧意味的神话。 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离于离恨天外……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神瑛侍者……下凡，在警幻仙子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① “还泪”之说，明白地揭示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是注定要以悲剧作结的。曹雪芹认为这个悲剧性的结局不是宝黛钗等人能够把握或更改的，因而是命中注定的。 《红楼梦》的开篇，作者就设计了这样一个荒诞神奇而又寓意颇深的神话故事来表明这一故事是一出命运的悲剧。但同时，作者也认识到悲剧产生的原因绝不仅是命运的捉弄，还有着性格和社会的因素。因此，《红楼梦》描写宝黛钗三个的爱情婚姻悲剧时，也着重突出了造成这一爱情婚姻悲剧的性格因素和社会因素。 二、性格的悲剧 关于宝黛钗三人的形象问题，历来争论颇多。但勿庸置疑的是，他们三人都有着不同的出身背景，而正是这不同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点。 先说贾宝玉。宝玉是个品性独特的公子哥儿，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作者为强调宝玉的独特性，说他一生下来就有异秉：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做宝玉。（见第二回）宝玉的衔玉而生被视为异事，他的祖母更是格外开心，对宝玉“爱如珍宝”。这就决定了宝玉在贾府无人可以代替的地位：老祖母的心肝宝贝，“命根一样”。宝玉独特性格的形成是以此为起点的。 宝玉幼年便贪玩好动，七八岁时已是“淘气非常”，这与他从小生活在贾母身边有关。贾母骄纵孙子，“无人敢管”。宝玉虽然怕贾政，但又不把父亲当回事，也与贾母的撑腰有关。如第二十三回，贾政叫宝玉去，宝玉吓得“杀死不敢去”，贾母就说：“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贾母年轻时也是个贪玩的，年纪大了仍然贪玩好动，经常和晚辈玩在一起，并且熟悉戏文小说，对通俗文艺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见第五十四回）。这些都对宝玉产生了耳濡目染的影响。 宝玉喜欢杂学旁收，却对四书五经这些封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毫无兴趣。此外，由于宝玉一直生活在纯洁的少女世界，体会到少女世界里种种纯真的喜怒哀乐，而对俗气虚伪的男性世界产生了厌恶，不肯与官场中人如贾雨村之流来往，并发出了令当时人震惊的评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这些实际上是以“奇谈怪论”的形式来批判男权社会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道德价值,一反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贾宝玉的这种种叛逆的思想与当时的封建传统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宝玉的父亲贾政——一个典型的封建正统人物，对宝玉的叛逆思想和行为深恶痛绝。有时仅因一些小事，贾政便要将宝玉“堵起嘴来，着实打死”、“要绳索来勒死”。（第三十三回），然而宝玉虽然认识到了男性社会的黑暗与丑陋，但他却无力也无意去改变，而是选择了逃避，沉浸在少女世界的纯洁之中。在纯洁的少女中能够理解宝玉思想的人也是极少的。宝玉寻寻觅觅，也只找到了一个知音，那就是林黛玉。他们都一样地有叛逆的思想，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他们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对宝玉来说，他和黛玉之间的美好爱情显然是他对现实失望之后唯一向往和追求的。然而，爱不爱谁，宝玉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但是，娶谁作妻子，宝玉自己是一点权力也没有的。一切决定于父母之命。而宝玉性格中的逃避和软弱决定了他不可能用实际行动去反抗贾府统治者的安排。于是，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接下来说黛玉。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林如海和贾敏的独生女，因父母先后去世，外祖母怜其孤独，接到荣国府抚养。 黛玉首先是个内慧外秀的女孩子。她“心较比干多一窍”，在贾府生活“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一开始就受到了心理上的压抑。然而黛玉虽然寄人篱下却生性孤傲，天真率直，胸无城府，爱恨分明，言行举止间并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好恶。对于贾府的统治者，她也从来不说奉承话故意讨好。出于孤苦的身世和强烈的自尊，黛玉对于他人的歧视和讥讽分外敏感。基于自卫心理，黛玉有时出语未免尖刻，有时也哭哭闹闹，给人“小性儿”的印象。而这样的气质和脾性，不仅很难让她融入贾府这个复杂的大家庭中，反倒加重了别人对她的成见。如此循环往复，情势的发展越来越使她伤心难受，以至悲从中来，唱出了令人断肠的《葬花辞》：“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孤苦的身世，孤傲的性格，孤独的处境加上多病的身体，使正值花样年华的黛玉产生了如此深重的悲苦意识。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女，黛玉不可能不明白，只要她向贾府的统治者低头多说些奉承讨好的话，就能改善自身的生存处境，但她却不肯这样做。“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民主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②在《五美吟》中，她言绿珠，说绿珠为石崇殉葬不值；她咏红拂，赞扬红拂私奔的壮举。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根孽胎”贾宝玉，她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在大观园里，从不劝贾宝玉走“仁途经济之道”，从不讲这些“混帐话”的只有黛玉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黛玉与宝玉的爱情是建立在互相了解，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但是黛玉作为一个弱小的女孩子，在贾府这个复杂的环境里，生存尚且艰难，更谈不上努力地追求自身的婚姻幸福。因此，当爱情遇到阻力时，弱小的黛玉只能用泪水和死亡来表达抗议。 寻求爱情而能得其所爱，这是黛玉在冷酷的人世上得到的唯一安慰；得其所爱而不能共偕连理，这是黛玉在贾府中的不幸命运；预感爱情有始无终（第三十二回）而又一往情深去爱，则是黛玉心志坚定、执着追求自主生活的体现。总之黛玉是一个生于悲剧时代而又具有悲剧性格的悲剧人物。 与具有叛逆思想的宝黛相反，薛宝钗是封建社会淑女的典范。 宝钗生于有百万之富，“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一直与势利又世故的母亲共同生活。母亲的一举一动对她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宝钗对人对事都自有一套，甚得贾府中人的喜爱，连仆人也喜欢她：“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第五回）对贾府的统治者，宝钗也常常有意讨好。如第二十三回讲到贾母出资为宝钗过生日时，“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她“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有时“宝钗因见天气凉爽，夜复渐长，遂至母亲房中商议打点针线来。日至王夫人处省候两次，不免又承色陪坐闲语半时，园中姐妹处也要度时闲语一回。”宝钗的这种种行为自然博得了贾府统治者的欢心。 宝钗作为一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在和宝玉的接触中自然地产生了爱情。她关心宝玉更盼望他能读书有成，立身扬名。宝钗不仅劝宝玉走“仁途经济”的道路，还注视他的一举一动，对宝玉身边的人也留心观察。如第二十一回，宝钗来到怡红院，一见到袭人就问：“宝兄弟那里去了？”袭人颇有怨气地说：“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的功夫！”“凭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宝钗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闲言中套问她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可见宝钗关心宝玉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 宝钗试图在争取宝玉的同时对他有所改造。因此她不止一次地规劝宝玉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偏偏宝玉对此深厌之，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得这样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精神上的鸿沟决定着宝钗与宝玉不可能心灵相通。可是宝钗明知如此仍要设法去改造宝玉，也有点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其性格中同样有着悲剧的因素。最后，宝钗虽如愿嫁给了宝玉，然而宝玉的心始终不属于她，后竟至出家为僧。宝钗的悲剧至此到达顶点。 三、社会的悲剧 “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这是《红楼梦》为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关系所写的最后结局。它说明在这个悲剧中，没有哪一方是赢家。黛玉之泪尽而逝，宝玉之出家，宝钗之守寡，固然有其性格中的悲剧因素。然而我们知道，爱情中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宝、黛、钗都是才华横溢，纯朴可爱的人，造成这一悲剧的，难道能说仅仅是性格的因素吗？归根结底，无论是叛逆的宝玉、黛玉，还是精明世故的宝钗，在封建社会性里，他们都不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力替自己作主。只不过宝黛的毁灭是叛逆者的悲剧，宝钗的毁灭则是殉道者的悲剧。然而，他们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是建立在蔑视功名富贵，不谈“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这样的思想对封建社会来说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是叛逆者之间的爱情。自然，贾府的统治者们作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是不允许这样的爱情存在发展的。他们可以采取一切残酷的手段来摧毁宝黛之间的爱情。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宝黛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而宝钗作为封建道德文化造就的标准淑女形象，她与宝玉婚姻的最后解体，不仅意味着她的爱情生活的最终失败，同时也标志着她作为淑女典范的彻底失败。 通过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无论是像宝黛一样叛逆，还是像宝钗一样顺从，结局都是一样的悲惨。这就有力地说明，封建社会是罪恶的社会，封建婚姻制度是不合理的制度。透过这个爱情婚姻悲剧，我们也了解到，在封建社会，悲剧不仅存在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家仆之间，也存在于贵族中。如宝玉，这个贵族公子尚且不能把握自己的爱情婚姻，遑论其它人呢？这就是说，在封建社会里，悲剧是无所不在的，而悲剧的根源就是罪恶的封建制度。 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大悲剧，生活在贾府的人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只是悲剧的内涵各有不同。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则是《红楼梦》全书最大的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是罪恶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婚姻制度。因此，说到底，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