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的葬法

㈠ 古人方法葬礼

土葬。。。。

㈡ 原始社会丧葬

《中国殡葬史》（杨晓勇，徐吉军）
浅谈原始社会的二次丧葬习俗（祁英民）
原始社会“灵魂不灭”的观念与殡葬礼仪_丧葬吧_贴吧
http://www.bzinchina.com/article/news_show.asp?no=112

㈢ 我国历史上有哪些传统的葬法

葬礼的阶级等级。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自古以来就有天葬、水葬、土葬、保存干尸等多种葬法。在人口众多的汉族地区，土葬最为普遍。虽然丧葬从古代的原始社会就有，但到了阶级社会才形成制度，殡葬礼仪开始复杂化，并带上鲜明的阶级性。商周时期则出现了"贵贱有仪、上下有等"的葬制。天子、诸侯、大夫、士、奴隶主死了，对殓、殡、葬祭的时间、仪式、棺椁及殉葬品等，都有等级区别，奴隶主阶级为利用宗教迷信维持其统治，厚葬之风和迷信活动盛行。他们可以把奴隶当做祭祀品、殉葬品，而奴隶死了则"举而委之壑"。

㈣ 原始社会什么时候开始墓葬

中国新石器文化中绝大部分出现了形式明确固定的丧葬，在东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相应发现较少，但不能认定是被食用，可能是丢弃
前6500年－前5500年 黄河下游 后李文化 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极少。
前5000年－前3000年 黄河中上 仰韶文化 在村落外有墓地
前4700年－前2900年 东北地区 红山文化 有积石冢
前5000年－前3000年 长江中游 大溪文化 屈肢葬
前5000年－前4500年 长江下游 河姆渡文化 早期的无棺葬后期有棺、瓮葬

旧石器的尼安德特人有墓葬，但是中国的似乎还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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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比上面的后李还要晚1000年的样子

㈤ 我国人死后有哪几种安葬方式呢

我国传统社会的安葬方式主要有土葬、悬棺葬、塔葬、衣冠冢及火葬、水葬、天葬。

一、 土葬

土葬是中国古代最标准的葬式，也是世界流行最广的葬式。华夏之民历来是一个定居的农业民族，又历奉偶像崇拜。“非土不立”，以土地为生命之本;土居五行之中，是一个最稳定、最可靠的基础。

因此，将死者装入棺中(“千年屋”)、葬入土中是使灵魂得到安息的最好地方，也是地上生活的自然延伸。故旧有俗语“入土为安”。

(5)原始社会的葬法扩展阅读：

安葬禁忌：

安葬仪式民间原本多以土葬为主，因葬地有限，因而火化渐成风气，火化过程基本上比照土葬仪式进行，如择妥火化的时辰，事先向火葬场办理登记，火化前先由孝家祭拜，火化后由家属亲见火葬场人员将骨拣入骨灰罐内，所以“火葬”即等同土葬。

孝子捧骨灰罐“进塔”，也是需要择定时辰，先在纳骨塔前祭拜；由于塔位多为八卦形，择妥座向，于择定的时辰将骨灰罐（拣骨则为骨罐）移入塔位，祭拜后即完成仪式。

㈥ 在古代，埋葬人是怎么埋的

李璇 Moira的日志
土葬

最古老、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在我国，已知最早的土葬是旧石器时代的北京山顶洞人。新石器 时代的墓葬已有大量发现。当时人们实行土葬主要是为了防止死者被野兽吃掉，同时也是为了 使死者的得到永恒的安息和葬地。初期的土葬不用棺材，只是将死者用树皮等物稍加包裹，埋入地下，不起坟墓。以后为了便于辨认和纪念，逐步起坟修墓。土葬方式一般通行仰身直肢式，手放在两胯旁，不像西方人那样两手交叉于胸前。仰身代表睡眠的姿势，表示死者得到了安息。 云南拉祜族人认为，如果把死者仰身葬就会使更多的人死亡，所有让死者俯首侧身而卧，两手交叉胸前。
由于巫术和宗教的影响，古人普遍承认阴间的存在。为了使死者在阴间有个安定的归宿，常要 给死者穿上干净的新衣，为了让死者在阴间有房子住，棺材和墓室也就应运而生，地上的墓丘 也越修越大。豪奢之家坟墓内外皆华贵精美，豪富之家为了使死者在阴间用度不缺乏，还要在 棺柩和墓穴之中放入陪葬品，帝王之家甚至以人做陪葬，帝王的墓穴称为地宫。除了放置棺材 之外，还有陪葬品、长明灯、墙壁上有壁画等，地宫分为几室，主室放棺材，附室放陪葬品， 他们死后仍要享受荣华富贵。
在上古时期，氏族成员死后，都实行氏族丛葬，葬入公共墓地。后来公共墓地往往成为下层社 会人民的埋葬地，称为“义冢”，因为坟墓大小不一，墓与墓间的距离也没有定制，比较混乱， 所以又称为“乱葬冈”。统治者的墓地又演变为家族墓地。古代的家族墓地是维护社会伦理道德的一种方式。
初期的坟墓没有墓碑，立碑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识别坟墓，在墓碑上题刻文字，始于汉代。墓碑铭记载死者的姓名、籍贯、家世、生平事迹，宣扬死者的功德，或文章著作、逝世时间、 葬地，最后是铭文。石碑可以留存千百年之久，既可以使死者流芳千古，同时也能起到劝化世人的功用。

火葬

火葬也是古老而普遍的丧葬方式之一。在我国已有大约4000——5000年的历史，在甘肃临洮出 土的陶器中发现有骨灰，说明火葬在原始社会已经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火葬最早见之于先秦 时期的文献，《墨子》、《列子》、《荀子》中都有记述。如《荀子》“大略篇”说：氐羌的俘虏，不担忧其被捆绑系累，而担忧死后不被焚烧。当时，火葬是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习俗。
佛教从东汉时期传入我国，僧人和信徒都实行火葬，逐渐影响到全国。唐、五代、宋、元时期，民间火葬比较普遍，尤其风行于江南各省。瘟疫流行之后死人太多，或贫贱之家无钱又无地埋 葬时往往如此。《水浒传》中就有关于武大郎被火葬的描写。但是，儒家文化排斥火葬，宋、元、明、清时期，政府都曾明令禁止过火葬。现代社会文明开放，移风易俗，国家大力提倡火葬。
火化后的骨灰，处理方式各民族有所不同。游牧民族有掘坑掩埋和撒入江河的习惯。佛教僧人及信徒，多装于陶罐之中，再放入墓塔，或埋于墓地。汉族人吸收了他们的方式或将骨灰撒向山河大地；或留以纪念，祭供于灵堂；或装于陶罐、石匣、木棺之中埋入墓地。作为死者的象征，骨灰的处理是一件庄重的事情。
汉人的丧葬方式一般以土葬和火葬为主，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土葬和火葬外，葬法还有多种

天葬

这是西藏及临近地区十分盛行的一种葬法。大约始于十世纪，藏人死后，一般用牛驮到天葬场，将尸体仰面平放，由喇嘛念经超度，燃烧树枝使灵魂随轻烟升天，同时引来苍鹰和乌鸦，喇嘛用刀在死者身上划开皮肉，然后由天葬师将尸体分解，以尸肉饲喂苍鹰和乌鸦，待苍鹰和乌鸦吃完尸肉，又将死者的骨架和颅骨打碎，拌上血水糌耙，让苍鹰和乌鸦把尸首吃得一点不剩最好，证明死者已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果不曾吃完，则说明死者罪孽深重，将堕入地狱。天葬时喇嘛不停地念经，家人跪在一旁，向天祷告，祈求亡人灵魂升天。甘肃地区的天葬，略有不同，死者的尸体放在一块大石头上，由亲人把尸体的衣服脱去，喇嘛念经后即离去，过几天再来看，如果尸体已经被苍鹰和乌鸦吃光，就证明死者已经升天，然后就地堆石垒坟。

水葬

靠近江河湖海的地区还流行一种水葬法。四川大渡河沿岸的汉人对患麻风病而死的人，实行水葬。藏族对患传染病而死的人，用牛将尸体驮至江边，先由喇嘛念经敲鼓，超度亡灵。然后把尸体投入江中水葬。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有实行水葬的。水葬有全尸与分尸之别，有的把尸体捆成一团，装入木盆等物中抛入大江，有的把尸体碎裂，扔到江里。

风葬

藏族、东北、内蒙古等地流行的一种风葬法。藏人的葬法是将尸体焚化，再有亲人带到高山顶上顺风扬撒。藏人认为，骨灰被风刮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转世之地。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的葬法是将尸体装入柞木钻成的棺材或用兽皮裹尸，放在野外并架在树上任其风干，然后再捡骨埋葬。

崖葬

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一种古老的葬法，包括悬棺葬和崖洞葬。人们将棺材放在凿出的山崖平台上；或在峭壁上凿孔再打入木楔，木楔上放置棺材；或将棺材放入天然岩洞之中，岩壁上雕刻各种图案，铭文等等。我国目前已发现有殷商、战国、两汉、南北朝、唐、宋、元时期的悬棺。以四川地区为多，蜀地人以为死人的灵魂升天可为仙，入地则成鬼，故以崖葬为高尚。北方人和汉人有少数地区使用崖葬。比如，汉代中山靖王与山东曲阜鲁王的墓葬方式就是崖葬，众多的崖穴是由人工开凿而成，规模宏大，俨然地下宫殿。

塔葬

是藏族最高贵的一种葬式，又称灵塔葬。只有极少数大活佛死后才能实行这种葬礼。先把尸体脱水，再用各种药物和香料处理后藏入塔内，永久保存。在布达拉宫内有这类灵塔。

高棺葬

美国印第安人特林基特族的头领去世以后，尸体装入一个雕刻的象大鲸鱼似的棺材里，然后把 棺材用木杆高高托起，矗立在半空中，棺材成为部落的纪念碑。

其他葬

原始社会仰韶文化中，人们把夭折的儿童放入瓮中，实行瓮棺葬，瓮棺埋在住屋附近。瓮底有孔，以便于死者的灵魂出入。
近现代赫哲族人把夭折的儿童用桦树皮困吊于树枝上，是为了使死者的灵魂转生。他们认为，孩子的尸体埋在地下，幼小的灵魂无力从地下钻出来转生，其母可能会因此丧失生育能力。
在一些瑶族地区，人们把夭折的婴儿用草席包裹后埋在屋旁的山岗之上，或父母亲的床下，或放在篮子、笸箕等容器中，吊挂在树林中，希望死者的灵魂早日转生。
古代傈傈族人把死婴的心脏和骨头砸碎扔到山谷里，以防灵魂来讨债。古人认为，孩子来到这个家中或是来报恩，或是来讨债。骂不听话的孩子常常称为“讨债鬼”。孩子夭折也被视为讨债鬼。
古代少数民族有坐棺和立棺的埋葬方式。如：僚人用竖棺埋葬死者。
苗族有扭头葬，即将死者的头扭向背后，表示死去的老人正在扭头看着后人的成长，可以保佑后人。高车人掘地为坎，将死者坐放其中。
一些高山族人安葬死者的方式，是让死者以蹲踞的姿势竖埋在死者生前的床下，这是高山族人吃饭的姿势，表示死者仍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

安葬观念

各民族对葬法有不同的看法。这些观念往往与原始宗教和巫术有关。各民族文化普遍都承认有人间、阴间、天堂、地府。灵魂不死是丧葬观念的核心，安放尸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安放灵魂。不过，各民族对灵魂不死的认识有所不同，导致了人们对丧葬方式的态度不同。汉族人一般以土葬为荣耀，墓地的风水关系到家族的兴旺乃至国运的长久，所以尽量厚葬，帝王更是大兴土木。其中也含有忠孝的观念，与封建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且十分复杂，这里不做赘述。
西藏人普遍相信有来世，重视天葬，以求转生，视土葬为惩罚，是犯人和瘟疫病人死后的葬法。云南普米族人认为，火葬可以把死者的灵魂送到天上，土葬是将死者的灵魂连同尸体一起埋入了地下，是为了防止“恶死”者的灵魂再投胎托生为人。
布依族对正常死亡的人实行土葬，而对于非正常死亡和客死他乡的人则实行火葬，认为这种人的灵魂不洁，祖宗不会接纳。
我国大多数民族都是以土葬为主，认为死人“入土为安”。

职业殡葬

我国最早的职业殡葬服务始于西周，是国家一级的官吏“冢大夫“和“墓大夫“。他们只为国家官吏提供殡葬服务，该行业也具有垄断性，而且世代世袭。
以后逐步商业化，据北魏时期杨之炫的《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丧车为事，有唱挽歌的等等。反映了当时殡葬服务社会化的情况。

唐代挽歌郎

职业的挽歌郎是专门为丧事提供唱挽歌服务的。
唐代长安城里已有了很多的凶肆。唐代传奇小说《李娃传》中的荥阳生，沦落到“凶肆”，即当时出售丧葬用品并承办丧事的场所，当了一名唱挽歌手。他被“东肆“的人请去，与另一“凶肆”--“西肆”的挽歌手比歌，场面十份的热闹。

殡葬仪式的娱乐化

原始时代的殡葬仪式已有了娱乐的风俗。文献记载，在春秋时期，南方祭神时有“作歌乐”并“鼓舞”的习俗，仍保留着远古的遗俗。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士人故意在丧期作一些歌舞（及饮酒食肉）等怪诞举动。是出于对礼法的鄙视。丧事的娱乐性是蒙元人丧葬仪式的特点。明朝初年（1368年），御史高元侃上书请求废止这一习俗。我们在《红楼梦》中贾府给秦可卿办丧事的描述看，其中也具有相当的娱乐性质。说明民间丧事的娱乐性是难以禁绝的，它在生活内容单调而刻板的中国古代农村无形中成了娱乐的补充形式，并可冲淡殡葬的悲哀和恐怖气氛。

㈦ 古代的昭墓葬法是个什么意思求答案

上古时代宗庙或墓地排列，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始祖右方，称穆。昭穆用来区分父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丰、郇，文之昭也。”这十六国始封之君是周文王的儿子，均为“昭”，文王则是“穆”。武王是文王之子，为昭。共王为穆王之子，为穆。……同一辈的人即兄弟相继为君，当然是昭穆相同，鲜簋记载周厉王禘于昭王，是五世一组的定制，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夷王，怎么没有孝王的位次？因为孝王是共王之弟，被排除在外。没有二君在同一位次的事实，体现了昭穆制度分别宗族内部长幼、亲疏、远近的功能。
周昭王、鲁昭公属于穆位，周穆王是在昭位，鲁穆公在穆位，说明谥号的昭、穆与昭穆制度无关。《逸周书·谥法解》：“布德执义曰穆，中情见貌曰穆。......昭德有劳曰昭，容仪恭美曰昭，对闻周达曰昭。“谥号在君死后定，昭穆位次则由世系决定。有人认为谥昭的必为昭位，谥穆的必为穆位，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不可混淆。
昭穆制度始于何时？《左传·僖公五年》：“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依次为父子相承。武王之前为诸侯，“王”号为追加，但世系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按照昭穆上溯到太王。这是为了满足五世一组的形式需要所以故上推到太王。文献对各诸侯国昭穆记载很少，其实这种制度肯定是广泛实行过的。
昭穆制度源于母系社会二辈制族外婚。每个氏族内男女各有两个辈份，两个氏族的同辈异性才可以通婚，孩子的世系按母亲的世系决定。这样，第一代和第三代理论上是同辈关系。摩尔根《古代社会》介绍19世纪澳大利亚卡尔罗依部落分为两类氏族，可用甲、乙两类来区分开，甲类氏族和乙类氏族各3个氏族。每类氏族分两个辈份，以A、B区分。
甲类氏族慕里（A组男） 布塔（A组女）
玛塔（A组女） 孔博（A组男）
库比（B组男） 伊帕塔（B组女）
卡波塔（B组女） 伊排（B组男）
每类氏族内部有A、B两个辈份，不同类氏族A组为同辈，可通婚；B组也都是同辈，可通婚。慕里只能与布塔通婚，生子为伊排，生女为伊帕塔。玛塔只能与孔博通婚，生子为库比，生女为卡波塔；卡波塔之女为布塔，与玛塔同辈。这可以在墓地的排列上得到证实。摩尔根举了一个例子：在图斯卡罗腊部落的公共墓地，凡是同一氏族的死者都葬在同一行墓地里。……夫妻分葬而且异行；父亲与其子女也不葬在同一行；但母亲与其子女、兄弟姐妹却葬在同一行。母系社会，父子属于不同氏族，是昭穆制度的根本意义。
昭穆制度与墓葬的情形相同，只不过王、诸侯一世只一位，昭、穆的排列与原始习俗如出一辙。正因为昭穆制度是上古习俗的继续，并非周代首创，所以春秋时期的宗伯、宗有司身为专职人员，却无法把问题讲清，以至后来的学者对鲁国僖公、闵公的昭穆位次作出种种解释，产生兄弟异昭穆的观点。兄弟同辈昭穆相同，现代人才弄清其实质。
中国的昭穆制度，原来来自原始社会。只有中国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几千年仍保存了这一古老的习俗。这足以支持中国是古老文明唯一未曾中断的国家这一结论。根据与昭穆制度相关的史书、文物上的记载，能够考订某些史实，纠正错误的记载。——雍正、嘉庆、道光、光绪

㈧ 全国各地的各种葬法有哪些

丧葬是整个社会文化基因之一，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葬法虽多种多样，葬俗亦百态纷呈。但它实际上始终作为一个象征系统而存在，它不仅象征人们头脑中的彼岸———鬼神世界，也象征着人生彼岸的现实世界。反映了芸芸众生对已知和未知世界的观念和看法。它是人们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认识所形成的，有其时代的烙印。 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表明，丧葬习俗不是人类在诞生时就具有的，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一种现象。早期人类，人死以后并不埋葬，而是在死后就地抛弃尸体，置之不理。如《孟子·滕文公》篇：“盖上世常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人类最初的丧葬活动是为了保护尸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的智力逐步增长，产生了灵魂观念，认为人具有“灵魂”和“肉体”两个部分，人的死亡是“灵魂”离开了“肉体”，所以“肉体”就没有知觉。将来，“灵魂”还会回到“肉体”里来。因此，活着的人要把死者的“肉体”保护好。这种对“肉体”的保护行动，就是早期的丧葬活动。 我国的丧葬礼俗在旧石器晚期已经出现。考古学家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发现下室有墓葬的遗存。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氏族成员之间贵贱的进一步分化， 丧葬仪式也逐渐增加了宗教的仪式行为。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已基本具备。 在我国古代，人死之后，由于地域的不同，丧葬习俗也不一，有“三葬”、“四葬”之说。《大唐西域记》卷二称：“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飘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中国历代葬礼》云：“远古时期，葬法葬式的形成或选择往往与人们生活环境关系密切。实行树葬的，多为生活于森林中的民族，如我国古契丹人，将尸体悬挂于树上，三年后才焚烧尸骨；水居民族，如独龙族对非正常死亡者，扔尸体于江河中，任其飘流；中国西北的氐羌民族，因生活在高寒地区，火于生活的重要性特别突出，丧葬便盛行火葬。以火为媒介，让死者的灵魂随着冉冉上升的烟雾飘入天堂。”（万建忠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版） 由于历史、地理和民族的原因，古代宕昌、参狼、白马和邓至羌氐民族聚居的今甘肃陇南地区，普遍存在着火葬、石棺葬、石棚葬和悬棺葬的葬式、葬法习俗，并且沿袭到近现代。现分述于后： 一、石棺葬。以石头为原料制作葬具，历史悠久且流行广泛，我国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地区都有发现。《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周失纲纪，蜀先 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纵目，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今日，在白龙江、白水江中上游的宕昌、舟曲、武都、文县与岷江上游的四川松潘、茂汶、平武等地同属古代羌民族“石文化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文物普查中，发现今舟曲和宕昌等地马家窑文化和寺洼文化遗址中，大都存在土坑石棺葬墓。即四周和上下皆用大身岩板或麻岩片覆裹的葬式。它与岷江上游早期氐羌人石棺椁的石棺葬文化属同一时期、同一类型。从墓葬中采集到的陪葬品，有板岩石刀、磨谷器、刮削器、砍砸器等，其质地坚硬，形制规整，磨制精细。可见，古代羌人石制技艺之高精。 二、石棚葬，又称石桌坟。是在地面上竖立四块石板，上面再覆盖一块石板而制成的墓室。盛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器时代，欧洲西部分布较多，考古发现在我国东北辽东半岛等地也有这种墓葬。据考古研究认为石棚距今已有9000 年的历史。 在今宕昌县南阳地区至上世纪七年代尚存此葬法。初步考证，拟为隋唐时期从辽东迁徙西来的，曾统治过的时为宕州的吐谷浑部族从老家带来的一种葬式，后被羌人后裔接受并传承于后世。 三、火葬。即用火焚化死人遗体，将骨灰放入容器，然后埋葬或保存的一种葬式。中国真正的火葬可上溯到原始社会，近年考古工作者已提供了大量的中国火葬习俗源于原始社会的证据。甘肃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甘肃临洮县寺洼山史前文化遗址时，发现了一个盛着人类骨灰的陶罐。寺洼文化层属于原始社会晚期的一种青铜文化。这就充分证明了我国火葬之俗可远溯到原始社会晚期。 查考我国古代文献，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火葬习俗。如我国西部的甘肃、青海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这在《列子·汤问》、《吕氏春秋·义赏》、《荀子·大略》等篇均有记载。《墨子·节葬下》记载道：“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新戚死，聚柴薪而焚之”，仪渠在今甘肃庆阳一带，这说明最晚在先秦时代，西北地区已有 火葬，并且很流行。 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的寺洼山遗址属氐羌族原始文化层带，而今陇南地区的土著文化皆属寺洼文化范畴。故在上世纪出土的许多古墓葬中，发现了成堆的人骨焚烧遗存，证明了《太平御览·四夷部》引《庄子》曰：“羌人死，燔而扬其灰”的火葬习俗之记载。此一习俗在武都、宕昌和舟曲的藏族（本属羌族后裔）中仍沿用至今，不过其方法较过去进步文明多了。 四、悬棺葬，又名“风葬”。此一葬俗，笔者曾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宕昌县境内的岷江（古羌水）沿岸发现过多处。因初来乍到，颇感奇特，问及当地人，都叫它“架干葬”，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来在偶读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石棺与虹桥”条时方解开了多年来的心头之谜。 原来，这“架干葬”就是“悬棺葬”，又名“风葬”，实质上是一种洗骨葬，换言之就是实行二次葬的每一次葬法。其方法与步骤是：将新死未腐之尸体放在用整块木头刳成的“独木舟式”“船棺”中，悬挂于高山绝壁之上，任凭风吹雨打，让尸体的皮肤、肌肉、毛发等很快腐化分解而只剩下骨骼，然后取出，再放入特制木匣或陶罐中，藏到天然或人工凿成的岩洞内，并在洞旁凿一石龛，放入死者的木雕偶像，穿以生前所着衣服，称之曰“鬼堂”或叫“享堂”，并有栏杆或窗檑门槛之类为围护之用。这种葬式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与“栏杆式”住宅建筑风格一样，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因素，而且二者通常多半“共生”。这种葬式，曾广泛地分布在我国四川、云南、广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其北沿甚至伸展到陕西渭水、甘肃羌水、河南洛水流域。 据《北史·宕昌传》说：“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 。”《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记载，三苗在尧舜时的原始部落，屡屡作乱，在战争中常吃败仗，尧遂命舜“窜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包括陇南白龙江流域的羌戎）至今分布在武都县坪垭乡、宕昌县官鹅乡和舟曲县拱坝、博峪乡聚居的藏民族有三苗血统。故其祖先的葬式承袭着苗民和巴人的“悬棺葬”式。“悬棺葬”的地方与放棺方法，参合中外所记，可分为“岩桩葬”（即将棺木搁置于插入峭壁的木桩上）、“岩洞葬”（系插棺于峭壁的天然洞内或置棺于岩腔内）、“崇墩葬”（则置棺于 岩的突出处）等。其地点一般多在靠近河流的悬崖上。棺木多是从山顶用绳索垂吊下放在提前予置好的岩桩或岩洞里，其位置离地面越高越显其子孙之孝心。而现在所谓的“移风易俗”实乃是对古代火葬传统的继承。 此外，在宕昌羌的后裔中，至今尚传承着“娱尸”的习俗。亲人故去，号啕痛哭本是人之常情，然而有的民族在办丧事时却长歌当哭，蹁跹起舞，甚至还要唱戏，其热闹气氛与婚礼一样，这就是学者们称之“娱尸”。历史文献对“娱尸”多有记载，如“《峒豀纤志》谓：“苗人亲死，则聚亲族笑呼歌舞，谓之‘闹尸’”。云南《马关县志》谓苗人之丧礼，“自人死时，即敲鼓吹芦笙以乐鬼，昼夜不停，直至埋而后已”。民国33年所修《汶川县志·风土志》卷五谓羌人丧俗是“丧葬有闹丧曲……相互舞蹈，以示悲欢”有的文人墨客更是以“耕织辛勤淳俗在，婚丧歌唱古风存”的动人诗句来赞誉羌族的习俗，至今在茂汶羌区一些村寨羌族的丧葬仪程中，特别是“大夜”（入葬前一天晚上）的时候，释比（巫师）要围绕死者的遗体边跳“莎朗”（丧葬舞）、边唱哀歌，情景十分动人，让人们在对死者的悲痛中，也获得一些精神的安慰。现为藏族的宕昌少数民族中，每逢丧葬都要请“苯苯”（宗教职业者）念《苯苯经》和跳“强巴舞”（又称“苯苯舞”）俗称“牛头马面舞”（因舞蹈队伍中有头戴牛头和马头面具者———既为牦牛羌和白马羌部族图腾崇拜之族徽）。“娱尸”三天后，在送丧的路上，整个舞队按着铃声、鼓点，忽进乍退，左旋右转，踏着“干巴路”的舞步，在岷迭山地上以古老、粗犷、肃穆的原始舞蹈，为远去的故人送行，并寄托亲人的哀思与期盼

㈨ 一般王陵葬法

中国原始社会的墓葬如大型的良渚土墩墓，皆是填土堆积的小山。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是一金字塔型的大土墩，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估计先民在原有高地上堆筑的土方体积为25920立方米，土方取自附近一个大水塘，或者可说，取土的地方被掏空成为一个大水塘！
从瑶山与汇观山的祭坛与墓葬看来，墓葬后筑，穿透祭坛的地层，以墓葬随附于有祭坛的人工土山。祭坛在山顶，大约是登山祭天之用。

封建社会则早在周代就有了封土为坟的做法，秦汉间先修地宫，从平地夯筑起巨大的锥形金字塔，与埃及不同，陵墓要截去顶部，形成平台，称为“方上”。
到唐代，李世民废平地起高坡的做法，开始以山为陵越显得气势非凡。
明代则采用“宝城宝顶”的形式，即在地宫上砌筑高大的砖城，有垛及女儿墙，即为“宝城”，砖城内填土高出宝城为一圆顶，称为“宝顶”。
为了推崇皇权，朱元璋恢复了预造寿陵的制度，并且对汉唐两宋时期的陵寝制度作了重大改革。这些改革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陵墓形制由唐宋时期的方形改为圆形，以适应南方多雨的地理气候，便于雨水下流不致侵润墓穴。所以，这一时期非常讲究棺椁的密封和防腐措施，墓中的尸体一般都保存地比较好。其次，陵园建筑取消了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展了谒拜祭奠的上宫建筑。相应的取消了陵寝中留居宫女以侍奉亡灵起居的制度。这是对陵寝制度的重大改革。它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陵寝中原始迷信的方式不能不逐渐废止，这样就更加突出了朝拜祭祀的仪式。明朝特别注重三叩九拜的祭祀排场，这是统治者推崇皇权、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
随着南方园林建筑艺术的发展，明代陵园建筑的艺术风格比较以前历代都有较大的突破，形成了由南向北、排列有序的相对集中的木结构建筑群。这是明清陵寝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㈩ 古代墓葬的种类

墓葬有土葬、火葬、水葬等。
墓葬俗称山坟，古墓葬是清代以前的墓葬。古代葬俗因时代、地方的不同而有差异，有土葬、火葬、水葬等。常见的多是土葬。
简介
明、清时期的墓多数有碑，易于识别；清朝九品官以上的墓较多，一般墓碑上刻有其官职；一经发现都要及时上报。明清以前的墓则很难在墓地表面分辩出来，因此在开发推土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明、清时期多灰砂墓；明清以前多土坑墓、砖室墓。葬具多为木棺，也有瓮棺、陶棺、石椁、石棺；有的因各种原因，下葬后又将死者遗体挖出来重新装棺或装在陶罐里，移到别的地方埋葬，俗称移（迁）葬，又叫二次葬。
其葬具多为陶罐，俗称骨罈。墓葬多有随葬品，明、清以前多以生活用具、生产工具陪葬，有的有专门用作陪葬的明器，如汉墓中出土的陶屋、陶灶、陶片、陶猪等；明、清时期，盛行薄葬，陪葬品很少，一般以装饰物如玉器、金银器为主。

起源发展
中国古墓葬墓与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事物。“墓”是指放置尸体的固定设施，“葬”则是指安置尸体的方式。在考古学上，二者常被合称为“墓葬”。在墓葬中﹐往往还包含着各种随葬的器物。自古以来，由于受“祖先崇拜”以及“事死如生”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丧葬十分重视。因此，墓葬资料所提供的就不仅仅是埋葬习俗和墓葬制度本身，往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生产、生活、风俗、宗教、观念等方面的情况。所以，墓葬所展现的埋葬习俗与埋葬制度常常被视为当时社会的缩影，墓葬研究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墓”作为放置尸体的固定设施，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生的，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最初的时候，对尸体的处理非常简单。《周易·系辞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即用茅草裹尸，弃置荒野了事，并不挖墓穴。后来，人们可能不忍心看到亲人尸体被禽兽所食，开始掩埋尸体，于是就出现了专门放置尸体的墓穴。
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人类经常利用天然洞穴作为住所，故也常利用天然的洞穴或岩棚作为墓地以安置尸体，如山顶洞人的墓就与住所处于同一洞穴之中。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由于生产力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便开始有意识营造各种形式的墓，墓葬及埋葬习俗更加流行且形式多样，而且明显具有制度化的特点。
中国所发掘的3000余座母系氏族公社墓葬表明，史前时代的葬俗因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在墓形、葬式、葬具等方面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尽管如此，史前时代各文化共同体一般都是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因此在埋葬制度方面往往也存在着一些符合氏族制度的共同原则。在新石器时期，人们掘坑埋尸已成为黄河流域最普遍的葬法，出现了氏族公共墓地，有单人葬、多人葬、二次葬等葬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出现了成人与婴幼儿分葬及等级埋葬制度。到原始社会末期土坑式墓葬从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东北地区，出现了男女合葬，男子仰面直身和女子侧体屈身表明父系氏族的社会结构特征，墓坑也更加规整，通过墓葬规模大小、葬具的有无或质量以及随葬品多寡优劣等来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更加明显。
如龙山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氏族公共墓地原则普遍存在的同时，因等级差异而存在的不同等级分葬现象更显突出，甚至还因聚落的等级差异出现了不同规格的贵族墓地，其中以良渚文化的情况最为清楚。反山和瑶山遗址都是良渚贵族墓地，但反山墓地的规格明显高于瑶山墓地；另外，还有不少规格低于瑶山的良渚贵族墓地。中原地区陶寺墓地也存在不同等级分葬现象，墓葬规格可分为三类七、八个等级。

结构演化

地下部分
在原始社会早期，墓穴形式很简单，只在地下挖一土坑，墓坑一般较小,只能容纳尸体，无棺椁，尸体也无特殊东西包裹。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大汶口文化后期，少数墓坑面积很大，坑内沿四壁用天然木材垒筑，上部用天然木材铺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墓室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木椁地宫：进入阶级社会后，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河南安阳侯家庄的一座商代亚字形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椁是盛放棺木的“宫室”，即棺外的套棺，将砍伐整齐的大木枋子或厚板用榫卯构成一个扁平的大套箱，下有底盘，上有大盖，在椁内分成数格，正中放棺，两旁和上下围绕着几个方格，称之为厢，分别安放随葬品，如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的西汉墓棺椁形式墓葬——轪侯利苍妻墓即属此类。棺中女尸完好如初，厢内随葬品有漆器、帛书、绵绣、乐器、竹简、木俑、农畜产品、中草药、印件等1000 余件。
“黄肠题凑”是木椁玄宫的发展，其规模、复杂程度为木椁地宫高峰。黄肠是指柏木黄芯即榫头用柏木芯；题凑是指椁室的构筑形式，榫铆结构前身，方木交叉构筑，榫头后无现实建筑意义，成为礼仪象征，即为“题”，“凑”为构筑形式。至汉时，榫头已脱离椁木，在椁室周围堆放，成为“题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根据文献记载，这种葬制至迟在战国时已经出现，目前所知发现年代最早的黄肠题凑是凤翔秦雍城秦景公1号大墓出土，此外还发现西汉早期、中期、晚期的黄肠题凑。其中西汉中期的北京大葆台汉墓1号墓，是用15000多根柏木椽叠垒成的宏大题凑，高达3米，直抵墓室顶部，其内设有回廊及前后室，为黄肠题凑的成熟形式。
第二种砖石地宫：从汉代开始，普遍采用砖石筑墓室，木椁墓室逐渐被取代。这是中国古代墓制度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然后普及到各地。西汉中期，中原一代流行空心砖墓；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石室墓，墓室中雕刻着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从汉到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砖石砌筑的墓室和地宫一直在不断发展。
第三种土洞地宫：在北方黄土富集地区，利用土层厚，粘性强，质地均一和降水少的特点，开凿成土洞土宫，壁面有精美雕刻和壁画。如西安乾陵的陪葬墓，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墓，唐僖宗靖陵地宫。

随葬品
在原始社会早期，墓中随葬品主要是死者生前喜欢和使用过的物品，包括陶器皿、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等。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
墓葬
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如在汶口文化晚期10号墓中，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的陶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王和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青铜器、玉石器、漆木器、骨角器鲁等。商代还流行人殉制度；人殉是用活人来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或封建主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人殉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稍减少。从战国开始，用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这可以看作是人殉的替代。
从西汉中期以后，随葬品中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模型。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随葬品主要是陶瓷、器皿、陶制模型、陶俑和镇墓兽。隋唐五代时期，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陶俑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宋至明代，随葬品以实用物品和珍宝为主，包括陶瓷器、金银器和玉器等。

地面部分
墓葬
大约从殷末周初，在墓上开始出现了封土坟头。春秋战国以后，坟头封土越来越大，形状好似山丘。特别是帝王陵墓的封土，工程大，发展变化明显。下面介绍几种帝王陵墓的封土形式：
第一种“方上”。其做法是在墓穴之上，用土层层夯筑，使之成为上小下大的方锥体，因其上部为一小的方形平顶，好像方锥体截去了顶部。故日“方上”。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的坟头，望上去好像一座土山，它的形式就是典型的方上。汉代帝王陵墓的坟头也多采用方上形式。
第二种“以山为陵”。即利用山丘作为陵墓的坟头，唐代帝王陵采用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唐昭陵就是以九蝬山为陵，凿山建造的。
第三种“宝城宝顶”。即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添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这种城墙称之为“宝城”，高出的圆形坟头，称之为“宝顶”。在宝城之前，还有一个向前突出的方形城台，台上建方形明楼，称之为“方城明楼”，楼内竖立皇帝或皇后的谥号碑。明清两代的皇帝和后妃皆采用了这种以宝城宝顶的方城明楼构成的坟头。
历史意义
墓葬研究是以考古出土之墓葬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材料来探讨社会习俗以及宗教行为与观念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墓葬研究与人对死亡及死后世界观有著密切关系。
由于生死之事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古今社会，一个成员的死亡，常隐含其对整个社会存在的威胁。故生死之事不但具有社会意义，也具有宗教意义。
在古代社会中，由于人的生命一般均相当短促，死亡更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件。人类普遍习俗都会在某个社会成员死后，透过一套丧葬礼制的施行，帮助死者离开生者的社会而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我们也可以从生人处理死者和面对死亡的态度窥探此社会宗教信仰的特色。
丧葬制度通常包括了丧礼仪式和埋葬两部分。丧礼为生者替死者所施行的一套仪式，以结束他与这世界的关系，并且保证或引导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埋葬则将死者的身体以一种生者认为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
葬礼为丧礼的延续，而在许多文化中，葬礼后还有祭祀，为生者企图与死者往来的活动。由于中国人一向对丧葬采取谨慎的态度，故人类著实可以利用墓葬材料来讨论中国古代的宗教与社会现象。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
前者可以藉由墓葬的建筑形制讨论社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而后者则是说明墓葬可以反映出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丧葬礼仪。曾子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不但是他个人的期望，也可以反映丧葬之礼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于葬礼重视的象征。
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