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韦伯

『壹』 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观点

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主要观点有四个：

一、理解与理解的社会学。韦伯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韦伯把人类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把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作为社会学的两大任务。

二、因果多元论。韦伯指出对社会行动的理解必须伴有经验上的验证才是具有价值的，这种经验上的验证是要寻找某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具体因果关系，而不是探求具有普遍因果效力的规律。韦伯将上述主观解释和具体的验证概括为“主观恰当性”和“因果恰当性”两个命题。

三、价值中立。韦伯的价值中立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规范原则。价值中立不要求学者没有或不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而是要求他们应该弄清楚在什么地方要诉诸于分析的理解，在什么地方要诉诸于情感，即不要把关于事实的科学分析与关于事实的评论相混淆。如：讲课是学术活动，是科学内的事情，不应有价值判断；而演说时政治活动，是科学外的事情，可以且应该有价值判断。

四、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是一个主观思维建构，“理想”的意思是指现实中不存在的，而不是指最好的或者人们最希望的。但是理想类型不是随心所欲的虚构，也不是一种概念游戏，它是社会学中理论构建的一种方法，它的建立必须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不能违反经验的因果关系。韦伯主要是想通过建构一套精确而严谨的概念体系来增强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减少主观随意性，是社会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如：科层制、资本主义、社会行动的四种类型、合法统治的三种纯粹类型等都是理想类型。

『贰』 简述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这个题目太大了，其实如果只是为了答题的话，看两本社会学理论书，综合起来总结一下韦伯的主要观点，特别是关于方法论的观点，就差不多了。

『叁』 马克斯韦伯对于理解社会学进行了怎样明确的说明

在韦伯看来，社会学并不应该是像孔德、斯宾塞而言研究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现象，韦伯的社会学被称为理解社会学，将理解性研究社会现象，强调社会学是通过一定的方法、途径，运用一定的分析工具来进行解释、分析，这时，他对理解从确定性和操作性上做了不同的分类，从确定性上来看，可以将理解确定性的基础看成理性方法和重新体验的方法；从操作性上来看，可分为对主观意义的直接观察理解和解释性理解。那么，即使理解是再有逻辑性的，它依然是主观的形式，而运用因果多元论去看待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时，是用一种具体的验证寻找某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具体因果关系，而不是探求具有普遍因果效力的规律。这里的因果说明是指具体的，个别事物现象因果关系问题，韦伯称其为归因问题。当然，在做出解释找出因果的过程中，是不能有价值判断的，研究者要保持价值中立。研究过程中如果有价值判断，那么就失去了科学的客观性。韦伯又提出了“理解类型”这一概念，这个概念的作用就在于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尽可能在一个紧缺而严谨的概念体系内有规范，够客观地完成，避免发生主观、随意的现象，韦伯认为这样才能使社会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社会学所研究的即社会行动呢？韦伯在其后又谈到社会行动与理性化过程，他认为社会行动是有两个表征，即“针对他人”、“主观意义”，并将社会行动分为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情感以及传统行动。韦伯认为目的即工具合理性行动具有最高合理性，表现在行动者的认识和自觉选择上。随后，韦伯又将这两种类型分为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其中理性行动包括目的和价值合理性两类，当然在现实社会中，并非像韦伯的理想中那样，而是多种类型的综合出现，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社会历史的运动方向正是目的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

谈到合法性统治时，韦伯假设从社会行动合理性为大前提，运用“理性类型”分析工具，将现存的具有合法性的统治类型分为了三类：传统性统治、魅力性统治以及法理性统治，通过对这些合法性统治形式组织制度典型特征的分析，韦伯揭示了西方社会组织制度的合理化趋势。而后又对科层制作了分析研究，韦伯认为科层制是法理性统治中最特殊的形式，他对科层制做了系统的辨证的分析，一方面，他承认科层制是人类组织的合理形式，他看到科层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深刻影响和促进作用，同时也看到了这一体制的发展中的弊端，这对后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

『肆』 韦伯怎样用类型学方法建构自己的社会学理论

韦伯社会学的方法论

基础成分：解释性理解、主观意义、价值中立(这个字面理解)、理想类型(社会行动的四种类型)、社会学的目的

方法核心：试图“解释性地理解”人们看待自己“社会行动”的方式。

行动是否是“社会”的取决于它的主观意义是否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因此在其过程中受到指导。

包含的意思：

1) 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

2) 行动者的行动指向他人，因而与他人的行为发生意义关联。

解释性理解：社会学家根据行动者自己的意图来理解社会行动。包括在智力上把握行动者由他们的行动创造的意义，或者通过“直观的”或“移情作用”的理解。

韦伯主张一个单一的“外在形式”内部蕴藏着千姿百态的动机。

要使社会行动成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需要建构起关于社会行动的类型学体系(理想类型)。

理想类型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并不是现实中实际存在的行动类型，而是借着理想类型的构建，拉开了社会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理想类型是通过比较某个实际行动过程和一个(或多个)社会学概念(即理想类型)之间的近似度如何，再据此分析这一现象，展示这一行动过程的意义脉络。

社会行动的四种类型：

工具—目的理性的行动：目的、手段及其间接的成果都得到合乎理性的考虑和权衡，其中包括对同一目的的不同手段的选择、对目的与间接成果的关系以及最后对可能出现的不同结果的相关重要性的理性思考。

价值理性行动：通过有意识的某些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其他形式的固有价值信仰，不管最后能否获得成功的行动。该行动始终包括在行动者看来对其有约束力的‘命令’和‘要求’。

感情行动：由行动者特定的情绪和情感状况决定的，包含有一种情感依恋，必须与上述两种理性行动明确区分开来。

传统行动：是由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古老的风俗决定的，经常只是对普通刺激的一种常规反应。

有意义的行动的每种类型在各个时代和各个文明阶段都会出现。现代人并没有与生俱来就拥有一种比祖先更优越的驾驭某种行动类型的能力。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势力的结果，某些时代可能会对某一种特定的行动类型倍加青睐。韦伯确信通过运用社会行动类型学的类型，社会学家甚至能够理解生活在全然不同的文化中的人们其社会行动具有的主观意义，并且因此作出因果性的解释。

韦伯社会学的目的：韦伯研究重点放在对特定实例及其发展因果分析上。他认为对“历史个体”的因果解释应该作为社会学的基本目的“我们希望一方面理解它的背景和特有的表现形式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要理解它在历史上之所以成为如此而非其他的原因”。

因此韦伯反对实证主义学派(实证主义主张遵循自然科学方法，确定一套历史和社会变革的普遍规律，然后凭演绎程序解释所有特定实例及其发展)。他反对社会科学以“建构一套封闭的概念体系，能够以某种确定的方式包容事实并对其分类，并且由此可以对其再次推论”为目标的观点。“我们不能抽象地理解两个历史偶然事件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一现象，而只是在承认在它具体形成的方式上存在着某种内在一致这样的基础上来把握”。

从根本上对动机多元论的强调把韦伯的社会学与行为主义所有流派、“把社会结构置于最重要位置”的所有观点(如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或者马克思的“阶级”)，以及所有赋予规范、作用和规则以一种对人有明确控制权的实证主义观点区分开来。

『伍』 韦伯是法国早期社会学家吗

可以肯定马克斯·韦伯是法国早期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给出了国家最重要的定义。如果谈到发展的政治维度，他说不只有一个，而是有三个：国家、法治、问责。供参考。

『陆』 美国两个法学学者庞德和韦伯思想的比较

法社会学来流派的两大法学巨匠马克自斯·韦伯及罗科斯·庞德在法律的概念、法律变迁模式论、法律发展的评价标准、法治观方面的观点截然不同,研究二者的差别有利于总结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柒』 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的读后感 跪求！！！！

法律社会学，目前的译著并不多，只有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布律尔《法律社会学》，埃利希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作为法律社会学奠基者的韦伯，国内对其宗教社会学的重视远超过对其法律社会学的重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简惠美和康乐翻译的《法律社会学》则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本书是由韦伯《经济与社会》中的专门一章《法律社会学》，曾由美国两位学者将该章与《经济与社会》中其他与法律社会学相关的章节编成一集《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后由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出版，此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韦伯作品集之IX的《法律社会学》以德文原著为准，并结合英译本翻译而成，且将英文、日文译本添加的译注和中文译本的译注连同德文文本作者的原注一并收入。
法学中的法律观与法律社会学中的法律观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前者从参与者的内在视角考察法律中的正义问题，后者则从观察者的外在视角看法律。早期的社会学如孔德、斯宾塞只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直接引入社会科学，称为“社会物理学”。韦伯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思想，试图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种研究方法，他最早将主观意图、行为动机引入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科学也是一种经验事实，对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可以进行理解，并对其过程及结果可以进行因果解释。他采用的理念类型的方法，从杂多现实中抽离出某些特征组成一系列清楚定义的理念型概念，它们代表着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下，其行动中之“意义关联”的种种可能形式，从而对价值进行实证研究。
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全书共分八章，韦伯的旁征博引，其中很多史实与术语对于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我们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但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法律的合理化。这是与他的中心论题即资本主义为何出现在西方相关联。从法律是如何在此种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角度出发将法律与统治、与政治(国家形式、行政层级)、法律与经济作了全面的考察。
法律的演进过程经历习惯、习俗、惯例到法四个阶段，首先是一种呆板的、机械式的重复，纯粹事实的习惯，经由心理对此习惯的“拟向”，让人感到具“拘束性的”，既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即令人在有意无意之中越来越“期待”他人也做出意义相对应的行为，最后此种价值共识被赋予法规范的特征，由强制机构予以保障。也就是说秩序的合法性不仅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而且需要外在的保障。由此将法律的内在面向(理念和价值)和外在面向(利益、制裁等构成的整体)统一起来。
法律的合理化是三种合理化结合下实现的。一种是规则的合理化。市场的扩大，贸易的发展使个人从团体中分离，主观权利设定方式即授权规范不断增多，财产责任取代身体责任，个人责任取代团体责任。
在传统型社会和卡里斯玛型社会，主观的权利与客观的规范合二为一，即拥有特权的个人依据为他而设的客观规定来当作自己的主观权利。因此，特别法无非是支配者的主观权利，普遍有效的规范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形式上的法律平等以客观的形式规范予以保障，要求用“规则”取代“特权”，代议制国家于是形成，行政体制的“合理”构造，即行政事务的连续性和文牍性，以能力而不是以身份为标准的行政组织，严格的等级科层制结构，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的分离，形成一个官僚科层制的非人格化统治的社会。
二是社会行动的目的合理性，韦伯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基于情感的，导源于感情沉迷；基于价值合理的：取决于对秩序作为某种伦理、信念；基于传统性行动，源于传统；基于目的理性，由对特定外在后果的预期、即由利益情势所保障。商品经济的可计算性要求主体基于目的理性而行动。
三是科学合理性。贸易的发展，使得交易的复杂需要法律人士专业知识的帮助。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保障自己的权利，也需要借助法律专业人员来为他们提供咨询，充当他们与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中介人，并在政治和司法程序中代表他们的利益。法律职业共同体运用从罗马法和教会法中传承而来的各种解释技术，通过对社会中现有的规范性因素进行收集、概括和总结，创造出一套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使每一具体案件都可以通过逻辑方法得出判决，从而形成是一个没有漏洞的、逻辑一致的体系。
三个面向“合理化”构成近代资本主义形式理性法律，其形成过程是教会法与世俗法、实质与形式分离的过程。道德等实质价值技术化进入法律，自主的道德中立的法律可以用于任何调整目的，法律合理化的过程也是现代化过程。韦伯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灵魂”信仰缺失的社会，形式与实质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形式重视个人能力，能排除绝对恣意和集体主义，但形式化之抽象性格在给予形式上合法之利益最大自由的同时，却处处伤害了“实质公道的理想”。
韦伯是现代文明之子，其创造的概念如理念型、形式理性等一直沿用至今，其意识到的形式与实质之矛盾我们仍无法超越，韦伯《法律社会学》中价值的实证研究进路对于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意义重大。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很多时候是日益分化的利益与价值之争，因此只有对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对法治的具体路径进行描述，法治目标才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捌』 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主要有哪些内容

马克思韦伯的社会来学思想主要源有，哲学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就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二分问题，观念主义与理想主义。

1：涉及到了学术史上的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2：韦伯区分了三种理想型第一种是历史的理想型，如西方城市、新教伦理、现代资本主义。

3：韦伯分为三种统治类型，第一种是法理型统治，第二种是传统型统治。第三种是个人魅力型统治。

4：韦伯强调所有的社会学概念都带有理想型的特征，这容易导致这些概念游离于社会事实层面，从而失去社会理论对社会变迁的引导意义。

『玖』 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主要有那些内容那些

韦伯社会理论的核心术语不是“社会结构”，而是“社会行动”。韦伯反对当时流行的两种研究方法：一是实证主义方法，重社会事实，主张把社会学当成自然科学范式；二是历史学派，是主张反实证主义的人文科学方法（情感主义的方法，实际上，当时德国狂飙运动、浪漫主义、神秘主义以及随后开始流行的生命哲学即属此列）。韦伯主张的是解释学的社会研究方法。他给社会学下的定义是：“旨在对社会行动做出的解释性理解以获得对这一行动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解释的科学”（《社会学思想名家》第244页）

解释的（或理解的）社会研究方法：

（1）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呈现其目标合理性。四种社会行动类型：目标上合理的行动、价值合理的行动、情感上合理的行动、符合传统习惯的行动。韦伯认为，西方社会越来越受目标合理性的支持，而非西方社会则受其它三种合理性的支持。

（2）谨慎的价值中立立场，把研究者有关社会的价值判断与研究活动的价值中立立场区分开来，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有人可能会提问：如果研究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左右研究结果，怎么办？在韦伯看来，个人的研究结果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社会行动最后的目标合理性。

（3）直觉性解释与因果性解释的统一。德罗伊森与狄尔泰都重视直觉，但在韦伯看来，任何直觉性解释如要成为科学的判断，都必须首先变成因果性解释。

（4）理想类型。这是韦伯解释的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意在避开历史学派的散漫的研究方法，对抽象与概括方法的理论承认。通常，研究者在研究对象时，都会提出一定的理想结构，但这一结构常常被批评为不符合现实。对此，韦伯指出，理想结构对于研究社会现实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韦伯区分了三种理想型：第一种是历史的理想型，如“西方城市”、“东方社会”、“新教伦理”、“现代资本主义”。第二种是社会现实的理想型，如“官僚制”、“封建主义”。第三种是“某种具体行动的合理化设想”，如统治类型的分析。

韦伯分为三种统治类型：第一种是法理型统治；第二种是传统型统治。第三种是个人魅力型统治。三种统治类型并不只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而毋宁说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结果，因为任何一种统治类型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承认的结果。这种分析法较很多方法优越，甚至于比马克思主义传统只提统治型分区为领袖与群众的分析方法要优越。——三种统治类型宜放到第三部分制度部分讲。

关于韦伯理想型的讨论。哲学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就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二分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美德就是知识”，《理想国》理念，观念主义与理想主义。亚里士多德理论学科与实践学科的二分。启蒙哲学试图希望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同一。康德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二分，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黑格尔的统一辩证法。黑格尔与马克思开始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向社会实践领域贯彻，社会主义实践过程。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转型。到韦伯为社会科学这种理想主义立法。（1）涉及到了学术史上的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此，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思想中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实证主义与历史学派实际上也是两种路径，韦伯则给理想类型予以确认。（2）对社会学研究中理论的介入提供了一种说法。如社会转型理论，再如对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分析，问题也在于容易类型化。（3）韦伯强调所有的社会学概念都带有理想型的特征，这容易导致这些概念游离于社会事实层面，从而失去社会理论对社会变迁的引导意义，从而使人们对这种研究的效果产生怀疑。（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哲学基础：反对唯物主义（马克思与实证主义）也反对唯心主义（黑格尔及历史学派），希望对社会系统提供一种较复杂的解释，并特别从文化层面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进行解释，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他希望对西方资本主义提供一种宗教文化层面的解释——当然不只是唯一的解释，除此之外，他还从技术理性、法律制度以及官僚化、企业精神等方面解释了西方资本主义。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集中解释了何以清教即加尔文（以及更广泛的基督教传统的可能性问题），并且只有清教传统才积极地促进了欧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变革。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是追求和实现经济利益。如果资本主义仅仅只是个人对利益的追求，那么很多文化传统都可以形成资本主义精神，然而为什么偏偏是西方产生了资本主义？在这里，关键的问题似乎在于个人追求利益的目的何在？如果追求的是个人利益，那便是无神论的，是物质主义的，而这不是西方文化传统所鼓励的，韦伯倾向于认为很多非西方文化的无神论传统是这种类型（但儒教与道教其实不是）；如果追求个人利益会成为对自身存在的否定，那就需要一种来自于宗教的原罪意识给予说明，因此韦伯认为旧教的原罪观念其社会后果是限制个人的利益追求，因而闲暇成为提倡的东西。

但是，在韦伯看来，加尔文教及新教改革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即以上帝的名义并且为了上帝而努力劳动赚钱，追求利益是正当的。韦伯认为这种新教伦理正是直接支持了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由此肯定了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认为这一运动正是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文化起点。旧教：原罪、限制个人的物欲、闲暇，封建等级制

新教：祛原罪化、利益正当的神性原因、劳动、“工作伦理”、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实际上还带有一种方法论的意味，此后他即以此为据展开了一系列宗教社会学研究，对世界上的诸多宗教，如印度教、犹太正教以及中国宗教进行专门分析，以此强化和巩固其新教伦理理论。

韦伯是在与新教对比的意义上讨论中国宗教的，事实上涉及到货币制度、城市、行会、家产专制国家、氏族等各个社会政治领域，因此不仅只是一部宗教社会学著作。

关于古代中国的城市，韦伯认为，在人群以及政治功能上，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城市是一样的，中国的城市成为了要塞或是领导者的居住地，并且也成为贸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但中国城市缺乏政治自治权，缺乏市民性尤其是没有特权，依然是基于血缘关于并且是祖先崇拜关系的转化形式，同行公会依然是以向政治权力的争宠为中心，缺乏市民意识，由此商贾阶层无法得到发展。按照韦伯的分析，腐败是中国政治结构无法克服的痼疾。对中国国教与民间信仰（相对空间被缩减）的关系，韦伯的判断是与欧洲中世纪可对比。

韦伯诠释儒家的学说：对神的敬仰政治化（政府化），祖先的敬仰是全体人的共同事情。在这个前提下，民间的信仰（包括巫术、迷信、气功等神秘主义）可被容忍，如果民间信仰动摇主体，当然会被镇压。这种状况除非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引入。

此外，土地禁止进入市场买卖、社会关系的亲戚化（裙带化）都阻止了理性化进程。在韦伯看来，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致力于文化上的中干地位以及政教合一传统，但新教则通过超验的上帝设定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儒家与道教是导致资本主义迟迟不能进入中国的原因。在韦伯看来，中国宗教因过于世俗化，因而缺乏新教伦理的超越维度，因而尽管在物质以及制度（他讲的制度，涉及到对中国市场经济传统的肯定，而不是政治制度，韦伯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一定是融为一体的）层面有资本主义的条件，但却缺乏精神层面，他又讲，印度教有超越的层面，但却太缺乏世俗化的层面，因而也难以形成资本主义精神。如此等等。

联系到梁漱溟的讲法：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不同超越方式。

韦伯的理论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或各民族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颇有意义。甚至于一度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定律。但是，上一世纪东亚的崛起却从相反的方面推翻了韦伯的理论（韦伯关于其它宗教传统尤其是中国宗教的研究甚至于由此被称之为“伟大的外行”），在他们的实践模式中，突显出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路线，诸如列维森的《儒家传统及其近代中国》，也对韦伯理论提出了种种挑战与质疑。（四）官僚制度研究

韦伯有关阶级、地位与权力的论述：

与马克思一样，韦伯也重视阶级，一种不同于阶层但易于描述社会冲突的社会结构。但不同的是，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生产方面区分阶级（劳动者——被压迫者，不劳而获者——统治者），但韦伯认为，应当从消费以及生活方式层面来看待阶级，于是提出了“地位群体”的概念。这是一个很有贡献的分析方法，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大体可以说明资本原始积累以及第三等级向资产阶级过渡的状况，但不能说明此后的阶级状况。合着中国现实，人们也发现暴发户逻辑毕竟不是长效的逻辑，革命者也不一定就等于是建设者，如此等等。关于权力，马克思是立足于经济关系的，而韦伯则强调，一、除了经济权力外，还有非经济的权力，如文化方面的、宗教方面的、制度方面的，二、马克思往往把社会权力还原为经济政治关系，好像只有如此才能赋予社会权力以合法性，但在韦伯看来，社会权力自身赋予合法性，并且当其表现为荣誉与地位时，它本身就实现为价值。这一点揭示至关重要，如面子，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虚假的意识形态，“温情默默的面纱”之类描写，然而，韦伯的观点则认为，社会权力关涉的面子基本上就是尊严。

接下来看其官僚制研究。韦伯区分了三种统治类型：一种是传统型，建立在习惯与古老传统之上，诸如族长制、世袭制与封建制都是这种类型，中国自秦朝以来的的家产官僚制也是这各类型。二是个人魅力型，统治建立在某个英雄人物、某种具有天赋的人物的个人魅力之上，先知、圣徒以及革命领袖即是如此（不过个人觉得传统型中依然有个人魅力型的成份，如陈胜、吴广之托天意起事、刘备所谓汉正室、宋江的魅力之类，可见这种划分依然是理想型），个人魅力型的实质是克利玛斯（Charisma）人格。

（魅力型权威模式是指以领袖个人的品质和魅力来吸引大众并施加影响的权威形式。这种权威模式，按照韦伯的看法，程度不同的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历史时期。而其突出作用则表现于社会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原有价值产生怀疑，合法性的信仰丧失，这就为魅力型领袖人物提供了施展其个人才能和影响力的机会。魅力型权威的合法性支持来源于人们对领袖人物个人魅力的崇拜，这种政治合法性的输入可以通过领袖人物过渡而被转移到新建立的政治体制上来，成为新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依据。这种政治体制的运行往往依赖于大众情感的输入和领袖人物精神感召力的输出，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历史地看，魅力型权威终究是一种过渡性的统治模式，因此为了长治久安，政治系统就必须借助魅力型权威所获得的合法性支持，将现有统治方式制度化，使其成为社会成员的合法性信仰。因此，魅力型权威模式迟早要发生转换，转换的方向，一般取决于魅力型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因素对当前社会统治方式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不同社会在后权威时代统治方式的不同特点。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曾出现过的魅力型权威人物如克伦威尔、华盛顿、拿破仑等等，无不是通过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使新的权威模式合法化，并进一步使其成为社会成员的合法性信仰。）

三是法理型统治。依靠法律和契约行事，统治是非人的和集团性的，程序合理性。

官僚制或科层制（Bureaucracy）源于法理型。

其构成要素：（1）大量并且高效的行政事务，行政手段的集中；（2）程序及程序正义，公事公办，组织的技术优越性；（3）货币经济及其财政支持；（4）社会差异的齐平化；（5）人们在官僚制下行使自己的权限，不得越权；（6）顶端人物的任命制，科层人员的素养及其培养。上述五方面的要素构成官僚制的合理化。

官僚制，符合现代性社会的组织化与合理化。

“合理化”：

关于官僚制的产生，韦伯不同意马克思从异化看待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区分，韦伯认为这种区分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而是任何合理化的社会生产体系都可能出现的，而且区分并不只是发生在生产者身上，而且也发生在管理者、组织者以及政治家身上，这就确定了，为什么会有一个与财产者脱离的现代管理者阶层的独立——这是韦伯对现代管理学的独特贡献。

关于官僚制的结果，韦伯实际上并不认为合理化是好的，它是现实的，是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命运，但却不一定是好的：一、它导致无法处理个别情况；二、制度的物化与空心化，科层制是“铁笼子”，抹煞个性与创造性；三、尤其是对精神信仰问题无能为力；科层制导致资本主义的万劫不复的结局。韦伯研究专家施卢赫特曾对韦伯有如下评价：“韦伯的论点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实状况的诊断，而在他的诊断中，韦伯对两种看法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种是认为我们终会找到最后真理的信仰，另一种是认为我们可以创造人类幸福的信仰。 今天，似乎逃避现世与适应现世的心态仍在解除了巫昧的世界中循环不已，韦伯的这番诊断因此重新显出其重要性。他的诊断指出了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以不痛快的理由，却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不适意、不痛快却甘之如饴，而不轻言放弃。”(《理性化与官僚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而苏国勋则从另一个角度——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和实质非理性的冲突来解读韦伯的意义。他说：“在韦伯的思想中，现代社会的矛盾即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相互关系和张力中解读的：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非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换言之，突显功能效率精神是现代社会的合理之处，而不合理之处在于把功能效率这一本来属于手段的东西当作目的来追求。理性化造成现代人一方面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方面受赐良多；另一方面他们又身不由己地陷于理性化所造设的‘铁笼’，饱受丧失目的追求(价值)、丧失精神家园的痛苦。韦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见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这种尴尬处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这也许是不同国度和地区的人对他共同感兴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