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条件

Ⅰ 论述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论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李长健 摘 要：经济法是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其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本文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观点分析入手，对古今中外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阐述，对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经济、政治、思想等历史条件进行必要的分析，再而指出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经济法 产生与发展 历史条件 新趋势 任何部门法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主客观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特别是反映一定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对部门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重要的作用。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也不例外。因此，学习和研究经济法，必须从学习和研究经济关系入手，从经济法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基础去导源经济法的产生，去厘定经济法领域的诸多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科学地揭示出经济法发展的规律，促进经济法的不断完善和经济法学的不断发展。 一、关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观点 经济法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国内外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经济法是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此曰“同时论”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来管理社会经济的一种方式，它是阶级社会中最古老的法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时，随着国家与法律的产生，经济法也随之产生了。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它包含在“诸法合体”的法律之中。[1]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与其他法同时并存，只是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法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地位更加突出出来，才形成更加丰富、全面的经济法部门。 有些学者还认为，不论在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各自的经济法，作为一个**的法的部门的经济法产生于古代社会。[2] 事实上，这些认识都或多或少有其合理的地方，至少它可以提醒人们：古代社会的法律中也有关于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律现象，但决不会产生我们所说的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在法律形成的早期阶段，并不存在部门法的划分，而是“诸法合体，刑民不分”的状态，更不可能有今天所称的经济法。古巴比伦奴隶制国家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以及我国夏、商、周、秦时代的法律中有关土地、水利、贸易、税收等方面的规定，并不构成**的经济法法律部门。[3] （二）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的产物，此曰“阶段论”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经济法不等于经济立法、经济法规、经济法律。经济的法律调整即经济立法。经济法规由来已久，它是史前社会结束以来任何社会和国家所不可或缺的一种控制及运行机制。而经济法是20世纪新兴的法律部门，它是经济和社会的社会化达到相当高度以后，国家政权普遍直接参与生产流通等诸环节的产物。尽管经济的法律调整是与国家相伴而生，但有了经济的法律调整，不一定就有经济法。经济法产生和存续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对法律有了部门划分，并且将其中的某个部门称为“经济法”。 [4]由此看来，经济法产生的一般基础和条件是：市场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国家被动或自觉地承担起对经济加以组织协调的职能，国家对经济的调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并形成了相应的经济法学说。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这些基础和条件尚未出现时，经济法是不可能产生的。[5]所谓一定历史阶段，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的时代。[6]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向垄断和社会化发展阶段，生产手段和经济实力不断集中，产生了垄断集团，限制并恶化了竞争环境，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对此进行干预，由此形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现象，产生了新的部门法——经济法。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形式上的经济法（称为“经济法”法律现象），或实质上的经济法（体现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协调的法律现象），都比较集中地出现在19世纪末之后，也就是说经济法作为部门法划分应肇始于19世纪。因此，认为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的观点具有历史合理性。我们可以这么说：作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律现象，可以上溯到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诸法合体”法律状态时期，而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则是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事情。[7] 有些学者还认为：法律部门的形成，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是形成相应的理论或学说，并在相应程度上被学界和社会所接受。在分析经济法生产的主观条件时，他们阐述了“经济法”一词的提出和使用；在分析经济法产生的客观条件时，他们强调了经济集中和垄断是经济法产生的内在原因。[8] 二、对经济法产生的两种不同观点的评价 在进行评析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经济法律、经济的法律规范、经济法是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我们有必要明确：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律的制定、经济法部门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的范畴。经济法部门是由经济法律规范组成的，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一大部分是以经济法律为表现形式。 但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经济法的产生理解为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或经济法律的制定，我们不能把一个或一些经济法律规范等同于经济法，不能把经济法律或经济法律的总称视为经济法，只有相当多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才是经济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经济法“就是从部门法意义上讲的，是指作为**的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因此，把经济法产生理解为经济法这个**的法律部门的形成是正确的。[9] 我们还应明确：经济法律规范产生于古代社会，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产生晚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的产生早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认为“同时论”是错误的，它抹杀了经济法律规范与经济法之间的界限，将经济法的产生等同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三、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古代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和发展 我们所说的古代经济法律规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和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也可称为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最早出现于奴隶制度古巴比伦国家。早在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奴隶制国家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就对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土地的法律保护作出了规定。《汉漠拉比法典》还有对农业、商业、质量、财政税收等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规定。我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隶制国家土地国有的规定。西周中后期，还出现了土地流通的活动。我国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征收贡赋的制度，商朝的贡赋实行公田收入交国家，西周则按井田计亩征收赋税，西周的财政开支还实行了量入为出、专款专用等等内容，均体现了我国奴隶制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汉漠拉比法典》是奴隶制经济法律规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存在的时期较长。在产生过程中，《罗马法》及其复兴起过一定的作用。西欧封建社会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至18世纪，持续了13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一般从春秋战国之后算起，延续了2000多年。此时，中国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详细地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定。秦简《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须标明价格的规定，秦简《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长，不得砍伐；春天土地干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兽、幼鸟；不得设置陷阱和网罟捕捉鸟兽；不得毒杀鱼鳖”的规定，汉朝的发展对外贸易的规定，明朝的禁止私人开采金、银、铜、铅、锡和水银矿的规定，唐朝的以户税、地税为基础的“两税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据各种开支总额确定两税的总额规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级管理，征解制度、财政监察制度和预算制度等财政管理制度，等等，均体现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全面和完善。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的特点是：反映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的意志，公开地维护等级特权，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时主要运用直接手段，经济法律规范以“诸法合体”的法典为主要表现形式。[10] （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经济法思想及其意义 18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莱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学术名著——《自然法典》，该书反映了他对未来公有制社会的理想。作者在书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被作者称为“法律草案”，共12类法律、117条。其中，第二类法律是：“分配法或经济法”，有12条规则。从目前的资料反映，这是“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的地方。摩莱里看来，未来社会中的产品不发生买卖和交换，而是通过分配给予公民，“一切产品都要核算，其数量要与每个城市的公民人数相适应，或与使用它们的人数相适应，这些产品当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规则公开分配，如有剩余则保管起来”[11]。摩莱里是在产品（财产）分配规则的意义上使用“经济法”，并以此来表达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来社会的法律规范。[12]19世纪30—40年代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萨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册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个概念，并发展了摩莱里的经济法思想。 由摩莱里在18世纪提出的“经济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产主义的社会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至今“经济法”的涵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概念的形成仍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除了表现为援引“经济法”这个概念的外壳之外，更重要的是人们把空想共产主义者那种具有萌芽状态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加以扩大，利用来作为建立现实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法概念的一个合理内核。[13]

Ⅱ 经济法中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

在我国，经抄济法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成长而产生和发展的。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性质，要求国家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对于经济管理和经济协作中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需要有一个从全局出发，以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和总量平衡为基础，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法律制度来调整，这种法律制度就是经济法

Ⅲ 论述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对经济法产生的两种不同观点的评价 在进行评析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经济法律、经济的法律规范、经济法是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我们有必要明确：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律的制定、经济法部门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的范畴。经济法部门是由经济法律规范组成的，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一大部分是以经济法律为表现形式。 但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经济法的产生理解为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或经济法律的制定，我们不能把一个或一些经济法律规范等同于经济法，不能把经济法律或经济法律的总称视为经济法，只有相当多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才是经济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经济法“就是从部门法意义上讲的，是指作为**的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因此，把经济法产生理解为经济法这个**的法律部门的形成是正确的。[9] 我们还应明确：经济法律规范产生于古代社会，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产生晚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的产生早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认为“同时论”是错误的，它抹杀了经济法律规范与经济法之间的界限，将经济法的产生等同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三、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古代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和发展 我们所说的古代经济法律规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和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也可称为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最早出现于奴隶制度古巴比伦国家。早在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奴隶制国家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就对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土地的法律保护作出了规定。《汉漠拉比法典》还有对农业、商业、质量、财政税收等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规定。我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隶制国家土地国有的规定。西周中后期，还出现了土地流通的活动。我国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征收贡赋的制度，商朝的贡赋实行公田收入交国家，西周则按井田计亩征收赋税，西周的财政开支还实行了量入为出、专款专用等等内容，均体现了我国奴隶制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汉漠拉比法典》是奴隶制经济法律规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存在的时期较长。在产生过程中，《罗马法》及其复兴起过一定的作用。西欧封建社会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至18世纪，持续了13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一般从春秋战国之后算起，延续了2000多年。此时，中国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详细地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定。秦简《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须标明价格的规定，秦简《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长，不得砍伐；春天土地干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兽、幼鸟；不得设置陷阱和网罟捕捉鸟兽；不得毒杀鱼鳖”的规定，汉朝的发展对外贸易的规定，明朝的禁止私人开采金、银、铜、铅、锡和水银矿的规定，唐朝的以户税、地税为基础的“两税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据各种开支总额确定两税的总额规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级管理，征解制度、财政监察制度和预算制度等财政管理制度，等等，均体现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全面和完善。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的特点是：反映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的意志，公开地维护等级特权，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时主要运用直接手段，经济法律规范以“诸法合体”的法典为主要表现形式。[10] （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经济法思想及其意义 18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莱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学术名著——《自然法典》，该书反映了他对未来公有制社会的理想。作者在书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被作者称为“法律草案”，共12类法律、117条。其中，第二类法律是：“分配法或经济法”，有12条规则。从目前的资料反映，这是“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的地方。摩莱里看来，未来社会中的产品不发生买卖和交换，而是通过分配给予公民，“一切产品都要核算，其数量要与每个城市的公民人数相适应，或与使用它们的人数相适应，这些产品当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规则公开分配，如有剩余则保管起来”[11]。摩莱里是在产品（财产）分配规则的意义上使用“经济法”，并以此来表达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来社会的法律规范。[12]19世纪30—40年代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萨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册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个概念，并发展了摩莱里的经济法思想。 由摩莱里在18世纪提出的“经济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产主义的社会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至今“经济法”的涵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概念的形成仍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除了表现为援引“经济法”这个概念的外壳之外，更重要的是人们把空想共产主义者那种具有萌芽状态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加以扩大，利用来作为建立现实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法概念的一个合理内核。[13] 补充回答： （三）国外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国外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实质上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时期，传统民商法、行政法律制度不断被突破，并演变乃至最终**的过程。[14]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我们将国外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经济法的产生阶段，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一种法律思想的经济法，尽管早在资本主义垄断初就被提了出来，法国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蒲鲁东于1865年就提出应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的基础，[15]但其理论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反应。经济法作为一种新的法律思想在实践得到体现，应该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阶段改变了原来对资源和财富的配置机理，由原来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主要凭借政治强权和经济强制，自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主要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财富的机制，转变成垄断阶段主要通过采取经济集中排斥竞争的机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注意到经济的社会意义，因为此时的经济垄断涉及诸多经济参与者的利益，涉及到因垄断导致竞争萎缩而发生经济滞长。这时，需要有一种能够平衡多元利益，限制不当垄断的力量——国家的力量，[16]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法律形态加以规范。经济法作为这样一种法律形态，就在19世纪末出现了，经济法作为新质的法律部门产生就成为必然。 美国1869年的《反铁路垄断法令》、1887年《州际商务法》，特别是1890年颁布的《反对不法限制和垄断，保护交易和通商的法律》，即《谢尔曼法》和1914年颁布的《克莱顿法》及《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成为经济法最早出现的表现形式的法律标志。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了战争需要，颁布了大量的经济法，如1915年《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通知》，1916年《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施令》，1919年《煤炭经济法》和《钾盐经济法》，1923年《防止滥用经济力令》等。1919年颁布的《魏玛宪法》在奉行“经济自由”的同时，确立了“社会化原则”，规定了许多对私有制进行限制的措施，并授权政府对全国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和管制。《魏玛宪法》后的一系列法律，突破了公法与私法分离的原则，摆脱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原则，突破了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济是私事，由私人自治的原则，确认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干预、管理。这些法律引起了德国法学界的注意并积极展开了研究。1920年前后，一大批经济法著作相继问世，真正意义的经济法就这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在德国出现了。[17] 第二阶段，经济法的发展阶段，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至第二世界大战后 此阶段的经济法主要表现为国家运用法律手段调整特殊时期的整体经济法，又可称为“危机应付经济法”。[18]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府对经济干预有所放松，1929年—1933年出现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大萧条，使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对国民经济进行更为全面和强有力的总体调节。一方面，实行资本主义国有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国家不仅以政权主导者身份对私人经济进行干预，而且开始以资本所有者身份直接参与生产经营领域的活动。另一方面，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和兴起，国家经济职能全面强化，对经济进行更加综合性、全方位的调节，从而出现了又一次经济立法的高潮。[19]此时，美国制定了一系列体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法律，实施所谓“罗斯福新政”。先后颁布了170多部法令，如《全国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紧急银行法》、《金融改革法案》、《国家劳动关系法》、《恢复和救济法》、《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等。 德国在此时期也先后制定了大量经济法，如1930、1932、1933几次修改了的《防止滥用经济力令》、1933年《强制卡特尔法》、1934年《经济有机结构条例》等。 这个时期的经济法，是一种典型的“危机应付经济法”。它从一个侧面说明：“鉴于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国家公权力与市民社会严格分野，所以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往往是经济危机或者社会矛盾激化时不自觉的产物。”[20] 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加强了对经济干预，有的国家颁布了对私有制企业实行国有化的法律。德、日作为战败国，被联合部队占领，为了减轻经济危机的冲击，颁布了一些稳定经济的法律，如《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促进法》、《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稳定不景气行业离职人员临时措施法》等。[21]日本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在实行经济非军事化、确立和平经济、提倡经济民主化等三项原则的基础上，颁布了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一百三十多种经济法规，内容涉及到企业管理、工业交通、通讯、农林牧水产、城市建设与计划、商业、财政金融、证券、保险、外贸、外汇、科学技术、教育、环保、防止公害以及计量、会计、统计、测量等诸多方面。日本法学界对经济法更是投入巨大的热情，进行了范围广泛的研究。日本经济法学者高田桂一教授认为：经济法是界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法律，又称：“社会法”。和商法相比，经济法关注国民全体的公共利益。 从体系上讲，主要包括禁止垄断法、业法、统制法和消费者保**四个部分，并指出日本这个新兴的发达国家应在农业经济法、产业经济法、新兴工业经济法、知识产权法方面进行更加充实、完备的立法。[22] 第三阶段，经济法的完备成熟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 此阶段的经济法主要表现为经济法内容与体系逐渐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对国民经济的总体调节达到严密化和制度化程度，国家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主体。[23]此阶段的经济法是“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又称为“现代经济法”。此阶段，以经济民主、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较成熟的经济法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基本形成。其显著标志是：经济法据以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的宗旨和方式，由干预、管制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和行为，转向尽可能创造充分、适度、公平的竞争环境以维护这种自由意志和行为上来。[24] 此阶段经济法体系更加完善和科学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冷战局面结束，各国出于对本国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不断修正和批判，现代高新科技迅猛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界面来对经济进行重新审视和规划，注重综合应用各种经济手段，建立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使之逐渐成为经济法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其他方面的立法，如反垄断及限制竞争以及国有企业法也逐渐完善起来。[25]以西方七国集团中的意大利在1990年颁布的《反垄断法》为标志，反垄断所体现出的“自由+秩序”或者“市场经济的活力+有条不紊的竞争”等经济法理念被西方国家所公认，“现代经济法”最终确立。[26] （四）我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1、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法律规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保护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先后在计划、基本建设、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劳动工资、自然资源和能源、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如《土地改革法》、《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对顺利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受指导方针上的“左”倾错误和法律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经济工作方面的立法和执法活动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有所削弱。[27] 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公、检、法被彻底砸烂，国民经济领域中的各种法规、制度被任意践踏破坏，经济秩序混乱，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28] 2、中国经济法的真正产生和发展 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还没有产生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中国经济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出现的。从时间上来说，我们可以将我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经济法的产生阶段，从1979年—1992年。此阶段，有的学者又称为我国的旧经济法阶段。[29] 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在此阶段，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经济法制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三件大事。[30]第一，注意把经济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起来，“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保护改革开放，为经济法制建设规定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第二，我国的经济立法活动按照国家立法的议事日程和国家既定的经济立法规划[31]的要求，紧密结合国民经济调整改革的实际，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及时地制定了一大批经济法律、法规。从1979年到1992年14年间颁布的经济法律就达52件；1979年以来，国务院颁布和批准颁布的400多件法规，经济法规占大多数，1984年—1986年就制定了50多件重要经济法规。第三，把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结合起来，狠抓经济法实施。此阶段我国经济法获得了巨大发展，经济法制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初步建立了重视以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的法律思想，为1992年经济法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此阶段处在以有计划的商业经济体制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立法没有市场经济为基础，国家的宏观调整主要还依靠计划手段，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反垄断法、限制不正当竞争法还缺失，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分离，还出现经济立法不平衡，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可以说，此阶段的经济法还打下深深的计划体制烙印。 第二阶段，经济的发展完备阶段，从1992年至今。此阶段，有的学者又称为我国的新经济法阶段。[32] 1993年3月我国对宪法进行了修正，在修正案中明确提出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并明确提出要注重经济立法。为此，我国先后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利保**》、《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科技进步法》、《预算法》、《会计法》、《审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产品质量法》、《土地管理法》、《价格法》、《证券法》、《合同法》、《政府采购法》，等等。自1993年宪法修正案颁布以来，全国立法机关制定的300多件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800多件法规中与经济法相关的占了近一半。这些经济法律法规的制定为中国经济法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内核。为弥补市场缺陷，防止政府缺陷，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整体利益，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产生着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伴着中国加入WTO，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法建设将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她将为我国法治建设作出自己重要的贡献。 四、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 法是以社会为基础的，其产生和发展是由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这些因素中，经济因素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法同样应由经济基础来决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因此，我们在研究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时，必须先从研究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入手。 （一）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条件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便必然产生出以维**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33]恩格斯对法产生的分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法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经济法的产生，也应是如此，而且应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体说来，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社会化大生产和垄断的产生，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物质条件，经济社会化是经济法形成的根本原因。 就市场经济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市场机制事后调节所具有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以及市场存在的调节机制的障碍的特点，会使市场主体要么限制竞争，要么不正当竞争，从而形成无序竞争，使商品价格严重偏离价值，导致竞争秩序混乱，引起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公平缺失现象的发生。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国家就主动介入社会经济，消除前进过程中的不足。而国家调节的手段主要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的间接方式进行，在市场调节仍起基础作用的基础上，辅之以国家调节。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市场经济阶段的产物，并且必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就社会化大生产而言，社会化大生产推动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具体归结于19世纪末开始的经济社会化。经济社会化是指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经济利益多元化、经济竞争激烈化、经济垄断普遍化、经济结构规模化、经济关系复杂化和经济交往国际化的社会经济格局。经济社会化使得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名义上是个体经济行为的同时，实质上是社会整体的经济行为，其经济行为的影响在经济社会化的指导下将以倍增的方式不断影响周围的个体，影响一国局部的经济运行，影响一国整体的经济运行，有时甚至于会跨越国境，影响他国的经济运行，从而导致对经济秩序、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化背景下，强化对主体行为的规范，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保护的价值，成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主要缘由。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中，经济法的内容、形式、作用领域和发展道路会有所不同，但依赖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体现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实现经济法的价值方面应是趋同的。 （二）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条件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国家职能的变化，而国家职能的变化应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条件。 我们知道，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是“守夜人”，对经济采取放任态度，对社会经济生活，国家干预很少。“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识，国家为实现鼓励自由竞争，维护经济秩序，实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目的的自由经济状态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来承担“夜警察”式的仲栽人。市场经济主要由民商法调整。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垄断对自由竞争的限制，使生产力发展受到阻碍。此时，民商法对此**为力。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客观实际要求国家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以求经济能够稳定发展。这种干预按照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亦必须在法定程序下合法进行。于是西方国家就制定了大量的国家干预、协调经济生活的法律。新的**的部门法——经济法，就应运而生了。简而言之，反垄断、促竞争、反危机及促发展的政治现实促进了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展，使国家具备了干预、协调经济的职能，这种职能成为经济法产生的政治条件。 （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条件 社会本位的法哲学思想，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法律基础。[34]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社会思想观念的主流。以个人权利本位为核心的个人本位（又称权利本位）独行社会。个人本位强调把权利的地位放在实在法之上，放在国家最高权力之上，极力主张“天赋人权”，“私有财产权是从自然状态带进国家组织中去的自然权利，因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不能设置任何障碍，认为自由是人性的结果，人的自由、平等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权力应为保障自由、财产和安全服务；权利是法律的中心概念[35]。”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到来，资本家的垄断行为排斥了自由竞争，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丧失，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市场经济逐渐失去了自律性，产生了重新调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本位”的思想。社会本位的思想，强化以社会权为权利的核心；这种社会本位的法哲学思想不再以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前提，它强调社会利益才是个人的真正利益，个人生存发展依赖于社会的生存发展；无限制的权利不符合社会关系原理，个人无限制的自由权、无限制的所有权必然因其行使而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必然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法律控制社会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安全和平等。 社会本位的思想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以社会为本位，强化保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社会权，正是经济法作为社会法所追求的价值取向。 五、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经济法从产生到逐渐完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济法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体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从立法内容来看，其一，以国家干预经济和反垄断法为中心内容的各种经济立法进一步发展起来。其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立法理念不断地在经济法中得到体现。其三，经济法与科学技术发展、新兴产业部门结合更加紧密，立法内容空前丰富，立法领域不断扩张。其四，宏观调控法成为经济法重要内容，得到更加突出的重视。 其次，从重要程度来说，各国均将涉外经济法放在重要位置，外贸法、外资企业法、海外投资法、涉外税法、外汇管理法等成为一国经济法中的重要内容。 最后，从立法层次来看，各国均在不断提升经济法的立法层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逐步将经济立法以法律、法规并重的作法，转向以法律形式为主的立法形式，一些国家还计划在条件成熟后，学习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

Ⅳ 简述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

社会本位原则又称为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它是对经济法干预经济生活范围的定位,或者说是对经济法基本出发点的规定。

每一个法律部门在确定自己调整范围时,都以维护哪方面利益作为自己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以什么为本位。行政法强调国家本位,注重保护国家利益; 民法则强调个人本位，注重保护民事主体的利益。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的缺陷已经表明个人利益只有与社会公共利益平衡发展才能得到实现。

因此，经济法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基本出发点，即强调社会本位。它要求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的需要，个人必须作出利益上的让步,只要这种让步合乎社会的正义。

(4)阐述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条件扩展阅读

社会本位的概述

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社会公共利益满足程度是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个体的行为以及市场的运行和社会分配行为紧密联系的。

经济法把社会本位作为调整原则表明，经济法在对产业调节、固定资产投资、货币发行、产品质量控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关系进行调整时，要以社会利益为本位。

社会本位的好处

它不仅反映了经济法调整范围的根本要求，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特性，还统率着经济法的基本制度。同时也提供了经济法的行为方向和模式，弥补立法疏漏,使之具有规范性、实限性和可操作性。因此，经济法社会本位原则是经济所特有的本质性原则。

Ⅳ 论经济法的社会功能

经济法是20世纪世界法制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在中国，经济法作为法律部门的名称，以及经济法学作为法学学科的名称，是在1978年下半年之后才开始形成的。改革开放逐步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要求适应时代发展、与国际经济规则接轨；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国家始终把经济立法放在整个立法工作的首位，并且加强了经济执法，于是经济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形态应运而生。早在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就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还需要有各种经济法。”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经济法”的专门术语。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把“经济法”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特别要指出的是，在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以最高立法机关的名义对国家的法律体系予以划分，表明中国立法的思路更为科学化、规范化了。

经济法问题基于三个出发点：第一是国家(政府)与经济的关系，第二是市场经济与法的关系，第三是管理与法的关系。而这些因素，都必须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这种第二次革命，就不可能兴起中国的经济法。改革开放使传统的法律形态得到创新。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创新。

2，经济法规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体现发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的价值取向。

什么是经济法，或者说，经济法是做什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我国已经制定了一批有关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还制定了一批国家宏观调控、经济行业管理、促进对外开放、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法律”。中国经济法的概念及范围，大致如此。

经济法的实质在于，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以法律的形式反映国家因素对市场经济关系的影响。换言之，经济法是国家(主要以政府名义出面)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之法，管理为手段，协调为目的。政府经济管理是经济法的现实基础，经济法是政府经济管理的基本法律准则和手段，两者之间相互依存，有着不解之缘。

经济法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可以概括为发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首先是发展权。“发展才是硬道理。”[1]讲“发展”还应涵盖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是分配权。这里所用的“分配”一词是广义的，即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收人的分配。它包括：公平竞争、公平交易、公平分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应合理安排，统筹兼顾。，再次是安全权。经济安全包括宏观的和微观的，这是针对市场经济的风险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发展、公平、安全，既反映权力(权利)，又反映利益，是权力(权利)和利益的统一。发展、公平、安全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经济法谋求的价值目标，这也就是政府经济管理期待的社会效果。
经济法价值的含义 经济法价值是指以经济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经济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经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也就是说，经济法价值在于经济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包括经济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关于经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经济法价值概念的理解 对于经济法价值概念的理解，首先，要明确经济法价值的社会本位性。经济法价值的社会本位性，基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是与以往私法领域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本位是有区别的。所谓个人本位是指个人权利本位，简称权利本位。其以利益、由、等三要素为立论基础，主张把个体权利的地位放在实在法（制定法）之上，也放在国家最高权力之上。这一理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得到盛行，伴随生产的社会化、民经济体系化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化，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失去了自律性的客观态势，法学理论开始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本位理论应运而生，所谓社会本位是指社会权本位，其把社会权概括为权利的首要含义，对私人权作出明确的限制，以追求、障社会整体的权利利益为核心。即在法的产生、施、行中，始终以社会权或社会利益为立足点，旨在寻求私人权与社会权衡平的合理性尺度过程中去维护和保障社会权或社会利益。经济法正是社会本位的法，即经济法在其产生、实施、运行的过程中，始终是以追求社会权或社会利益为基点的，在对私人权的合理性限制中，实现了私人权和社会权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平衡，并最终使得社会权或社会利益得到维护和保障。那么，经济法价值也必然具有这一社会本位性。也就是说经济法价值的考量应始终是以社会权或社会利益为立足点的，而不是以私人权为立足点。对此论述的意义在于要强调经济法价值考量的这一立足点与经济法价值之主体为人并不矛盾。为什么呢？可以这么理解，经济法价值之主体为人正是经济法价值含义之一便在于经济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这是不是说经济法价值的立足点一定要是人呢？当然并非如此。因为在社会个体联系紧密之状况达到一定程度之时，以社会权或社会利益为立足点更能够充分实现实质的、长远的“经济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这取决于前述的“一定的历史社会”。
对经济法价值概念的理解，其次，还要关注经济法价值与经济法功能及经济法作用的辨析。经济法价值如前文所述。而经济法功能是指经济法的做功能力或者功用与效能，经济法作用为经济法对人的行为以及最终对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很明显，第一，这三个概念属不同范畴。经济法价值是从人与经济法两个角度出发而对人与经济法关系的研究，是基于人对经济法的“厚望”而进行的理论阐述，而经济法功能是从经济法自身出发的对其内质本性的研究，是经济法的功用和效能，是其质的一方面体现。又经济法作用是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经济法对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的研究。第二，这三个概念属不同层次。经济法价值是绝对抽象的，对经济法功能及经济法作用理想化的主观的理论提升。而经济法功能为经济法内在的质的属性，是客观的经济法内质本性的存在是内在的、具体的、宏观的。又经济法作用为经济法内质本性的外在具体的体现甚至错误反映，是外在的、具体的、微观的。第三，这三个概念角度不同。经济法价值是就人而言的，是针对人的需要基于法的功能而进行的阐述。而经济法功能是就法自身而言的，是对法的内质本性的阐述。又经济法作用是就社会关系而言的，是对法对社会的影响的阐述。当然，第四，这三个概念之间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法价值是理想化的、抽象的，但其仍不失为人对法的一种追求，其只有依据经济法功能来实现，也就是说经济法功能是经济法价值实现的客观基础，而经济法作用又是经济法功能实现的必然途径及外在体现或反映，如果经济法作用不能得到发挥，则经济法功能也就不再成其为“功能”而将毫无意义，最终，经济法价值追求也将没有意义。如上论述，其意义在于要强调对经济法价值的研究应当明确并注意经济法价值绝不等同于经济法功能或经济法作用，尤其在对经济法价值内容的论述中应当把握这三者之间的层次性。

Ⅵ 经济法产生的条件有什么啊

经济法产生的条件:

经济法产生的主观条件；经济法产生的客观条件；生产集中与垄断是经济法产生的内在原因；战争的需要是经济法产生的直接原因。

Ⅶ 经济法产生的条件

客观上：1、市场经济发展到了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国家被动或者自觉地承担了对经济的组织协调职能；2、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了国家直接或间接调控经济的司法实践。
主观上：1、法学家的不间断努力，一定经济法学说产生；2、法学自身逻辑发展。

Ⅷ 经济法是在怎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和社会组织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有相当一部分中外法学家认为，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基础部门。在不同国家中，根据其调整范围的大小，可分为广义经济法和狭义经济法。前者指调整国家机关、各种社会组织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在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及与之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全部法律规范。后者指国家直接干预、管理国民经济，以及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
经济法概述一、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法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对法律的要求是承认绝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不需要国家干预经济，因而也就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概念和经济法律。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垄断组织的出现及垄断组织对经济的垄断，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自发的市场调节机制受到很大影响，国家必须放弃原来的“自由放任”原则，承担起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等职能。为达到上述目的就需要制定有关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直接的管理和干预，于是在20世纪初，就诞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
“经济法”这个概念，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法国另一名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在1842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并且发展了摩莱里关于经济法的思想。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谢尔曼法》，这部法律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开始。进入20世纪以来，德国学者莱特在1906年创刊的《世界经济年鉴》中首先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用来说明与世界经济有关的各种法规，但并不具有严格的学术意义。1919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以经济法命名的法《煤炭经济法》，1923年颁布了《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等经济法规。德国经济法的实践与理论对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是日本全面借鉴德国的经验，随后，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使用经济法这个概念。原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很重视经济立法，捷克斯洛伐克于1964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经济法典。但随着东欧形势剧变，法律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
国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人民政府进行了大量的经济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这些经济法规以土地法和劳动法为核心，辅之以其他经济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废除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立法的基础上，开始制定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法。尤其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工作重点转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经济立法得到迅速发展。 国逐步制定实施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劳动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破产法、商标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经济法的概念
对于经济法概念如何定义，国内外理论界争论较大。西方国家的学者特别是对经济法理论颇有研究的德、日学者中，大多数认为经济法是经济秩序法、经济干预法，属于公法范围；但也有人认为经济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叉，或属于社会法性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学者中，大多数曾认为经济法是体现国家意志的，调整国家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关系的法。
在 国，法学理论界较一致的认识是：经济法是调整一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首先，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由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按一定的特征构成一个整体，成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其次，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经济法所调整的是具有经济内容的物质利益关系；最后，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因为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众多，经济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所以需要整个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各个部门法共同调整，经济法只调整其中的一部分。
至于“一定经济关系”的具体内涵， 国学者一度分歧较大，有主张经济法综合调整纵向(管理)和横向(协作)经济关系的，也有主张仅调整纵向或经济行政关系的，还有主张以纵向关系为主兼及横向关系的。如徐杰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和经济协作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陶和谦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与经济管理密切相关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杨紫垣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潘静成、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是确立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实体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法律地位，调整它们在经济管理和与管理、计划密切相联系的经济协作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王榕、马绍春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兼有商品性(财产)和行政性(权力)双重因素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潘念之、王峻岩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组织国民经济中、国家在管理企业中、企业在内部管理中以及企业相互之间的协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或者说，经济法是以企业为核心的法；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等等。但随着以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对经济法定义的认识正趋向一致。
根据经济法伴随市场经济孕育，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实际作用，根据不同市场经济中经济法的社会公益性、宏观性的共同特征，根据市场经济对经济法的内在要求， 们可以对经济法作如下定义∶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协调和干预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由以上经济法的定义可见，经济法调整的一定经济关系就是由国家对经济进行协调、对市场进行干预而产生的经济关系。 们认为，协调与干预并列，范围可更广些、程度也可更深些；既可包括间接调控、也可涵盖直接管理，既可体现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权的特征，也可适合国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行使所有权的需要，更符合 国的实际情况。协调与干预并列，还可照顾到不同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法的共同特点，又可兼顾学术界的一般观点。
三、 经济法的特征
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除具备一般法律的基本特征外，还有自己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性：经济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法是直接反映经济基础、调整经济关系的，因而它不仅要对各种经济问题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必须直接体现、反映和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为经济基础服务。同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它同经济关系有着更为广泛和直接的联系。
(二)综合性：经济法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规范的构成上，经济法既包括若干部门经济法，又包括若干经济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既包括对内经济法律规范，又包括对外经济法律规范。其次，在调整主体上，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既包括法人主体，也包括自然人主体，既包括国家机关，也包括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还包括各种不同身份的个人。再次，在调整范围上，既包括宏观经济领域的管理和调控关系，也包括微观经济领域的管理和协作关系。
(三)指导性：经济法的指导性是通过经济法规所具有的促进和限制两种功能、奖励和惩处两种后果表现出来的。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不同的经济法规。有的法规侧重于限制，有的法规侧重于促进，有的法规则兼而有之，来引导各项经济活动走上正确的轨道。

Ⅸ 我国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条件是什么

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和发展道路与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职能不是作为市场缺陷的补救措施而产生的，这里一开始国家就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全面担负经济组织管理职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场的作用。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不存在经济法，而是以行政法管制经济的运行。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法才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其产生原因是克服转型期市场的缺陷。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时期，市场经济本身还处于成长阶段，离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远的距离，因此它具有转型期市场特有的缺陷，即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体系不健全。由于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市场治理机制的萌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实行体制改革和转轨以后，逐步改变“国家统制经济”局面，国家权力因素逐步受到节制，市场开始发育和逐渐成长。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市场依然是不成熟的。例如，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不能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和交换，资本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市场分割现象非常严重，价格刚性或受到认为因素的干涉而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在一些领域，不仅进入壁垒很高，退出壁垒也很高，资源的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些缺陷靠幼稚的市场无法调节，因此需要国家在组建、培育市场方面做大量的工作，这也成为了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同时，由于中国转型期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市场发育不成熟与一般市场缺陷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强化，加剧了一般市场缺陷的影响。例如，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缺陷的一个表现，它虽然造成消费者弱势地位并使经营者有机会欺诈消费者，但在相对完善的市场上，由于市场的统一和开放，交易者之间难免重复博弈，信息优势者具有主动提供真实信息的动机，信誉成为大多数人都看重的“资本”，因此，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可以大为减少。相反，如果市场不成熟，这种市场的自我净化功能将难以实现，并且会放大市场缺陷带来的恶果，同时进一步阻碍市场的成熟与完善，震惊全中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中国经济法还担负着弥补一般市场缺陷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