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经济法的产生漆多俊

Ⅰ 关于经济法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经济法产生的条件: 经济法产生的主观条件；经济法产生的客观条件；生产集中与垄断是经济法产生的内在原因；战争的需要是经济法产生的直接原因。

Ⅱ 复习思考题 试述经济法的产生 简述经济法体系 试述经济法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什么是法律事实，法律行

一、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主要是解决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从真正意义上讲，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也可以说主要解决的是政府失灵，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法产生的象征。李昌麒认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是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最佳法律形式。经济法就是国家干预之法。经济法已经具有基本体系和框架，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法律体系，有时也称”法的体系”或”法体系”，指的是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成的一个呈系统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根据法律体系的概念，相应的经济法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经济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分类组成的系统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三、经济法体系的构成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调整经济关系主体的法
什么样的主体可以进入国民经济领域成为经济关系主体?是任何主体，抑或是符合特定条件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满足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必须对经济关系主体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限定，明确其应具备的资格、权限、责任等。我国现在已经制定的用以调整经济关系主体的法有：《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企业破产法》等等。
2.调整经济关系主体行为的法
经济关系主体是通过作出—定的行为而其成为经济关系主体。行为是其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唯—途径，而主体在参与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定内在规范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个词“秩序”。行为规则是秩序的具体内容，用来调整经济关系主体行为的法事实上也就是调整国家在干预经济活动秩序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我国现行自复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任何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和谐、有序和稳定运行状态的良好秩序。经济法体系的这部分内容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调整国家在干预市场秩序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对市场秩序进行规范并最终保证良性的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目前，我国已经制定的相关法律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垄断法》等。
3.调整经济宏观环境的法
调整经济宏观环境即国家为使社会总供求与总需求达到平衡，运用宏观经济的间接手段，以经济规律作为运作机制引导经济主体的活动，也即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就是借助政府宏观调控的力量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调节与控制，从而弥补市场调节的弱点和缺陷，实现引导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目的。可以说，此种经济关系的形成是国家在履行管理经济的职能以间接的手段调控经济运行过程中，并与其他社会组织因发生各种经济关系而共同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体。因为宏观经济词控关系涉及到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了财政关系、金融调控关系、国家计划关系、产业关系、固定资产投资关系、对外经济关系等 ：类。那么为了调整这一社会关系而由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即为宏观调控法。我国宪法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明确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法包括以下主要法律制度：《预算法》、《产业结构与布局规划法》、《固定资产投资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价格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等。
4.调整社会分配的法
论语·季氏中有“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已存在这样的危机，—方面，由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是，同时在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两极化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性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社会分配问题导致了收入差距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断扩大，不能公平的分享改革的成果，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重要因素，也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阻碍。目前，我国以建立和谐社会为发展目标，一切以人为本，这就要求要使社会分配问题碍到最佳的解决，减少因为贫富差距的社会利益分享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而经济法在这重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国的社会分配法由预算法、税法、个人收入分配法、非税性收入法以及社会保障法所构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属于社会分配法领域的法律同时也在其他经济关系领域中存在，比如说税法、预算法。它们即是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是对社会分配关系的调整。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领域已经成为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块重要基石，可以产生经济利益的对象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社会分配法所调整的对象已不能仅仅局限于上述的几种经济关系。如何能够让资源得到公平合理的利用，让类如土地、环境等有限资源最大程度上满足所有需求者的需要，创造出最大的利益。已经成为紧迫的现实性问题。因此，社会分配壁 还应随着法制的健全而不断的被完善，以最大程度满足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需求。
5.监管经济运行安全的法
对经济运行安全进行监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可以说是经济法领域内的最后—道防线。虽然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已经对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做了相应的规定，但是经济关系的主体是否依照规定去行为，其行为的结果是否有利于经济的稳定、社会的发展，也即经济运行否安全。监管经济运行安全的法就如同“眼睛”，依据已设定好的行为标准、规则或准则，时刻“观察”着经济活动情况，对活动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进行衡量，从而对不合规的行为进行监察或对结果进行处理。维护经济秩序，防范经济危机，达到维护经济运目的。监管经济运行安全的活动具有特定的权力强制性，它以法律为依托，被监管者 须接受监管主体依法实施的监管行为，不得拒绝、逃避或抗拒，对监管主体依法所作出的处理决定必须遵从和执行。目前我国已经制定的监管经济运行安全的法律主要有：《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劳动法》、《会计法》、《审计法》、《技术监督法》、《环境保护监督法》、《审计法》等等。
由经济法体系的特性所决定，经济法体系的构成决不会到此截止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摸式。它必然会随着杜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对问题的更深一步的认识而有所改变，以至逐步得以完善。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四、法律事实，就是法律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现象。法律事实的一个主要特征，它必须符合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假定的情况。只有当这种假定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人们才有可能依据法律规范使法律关系得以产生、变更和消灭。
五、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依照意思表示内容发生法律效果为目的的行为。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以发生一定司法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的法律事实。

Ⅲ 经济法的产生

通常认为，现代民法源于古罗马市民法。古罗马法包括市民法和万民法，市民法是适用于罗马市民的法律，调整罗马市民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万民法是调整罗马市民以外的人的相互间及其与罗马人之间的法律。因为在古罗马民时期，商品交换十分频繁，从事商品交换的人们渐渐的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最初的民法。民法主要是为了保护从事交易的人们权益和利益，保障商品的正常流通，保证交易秩序的井然有序。因而，为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保证人格的独立性，保证商品交换者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也就形成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意思自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民法的这三大原则在法学领域中确立了权利本位主义，可以说都是自由精神的体现。近代民法在一段时间内大大的推动了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法的一些局限性也就逐渐的显露出来了
为了弥补民法的各种不足，经济法应运而生。可以说,经济法就是为了弥补民法的不足，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完全由民法对市场经济进行法律调整遇到障碍的必然结果。单纯以私法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法律调整已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经济法突破了经济是市民的私事，国家不干预的观念，在尊重市场主体私权利的前提下，以适度公权力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法律调整。它是社会化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是生产力要求国家干预市场和政府参与经济的反映；是经济管理的现代化与现代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

Ⅳ 论述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条件

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条件和原因

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条件是：(1)市场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国家被动地或者自：觉地承担起对经济加以组织协调的职能。(2)社会经济及国家对经济的调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并形成了相应的经济法学说。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这些基础和条件尚未出现时，经济法是不可能产生。

经济法产生的原因是：

(一) 社会发展方面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需要运用完备的经济法律手段来干预经济的运行。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虽然国家也对经济进行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管理和干预，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实行的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家所奠定的经典理念是，强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井水不犯河水”，国家如果侵犯市民社会之私事的话，人民就有权起来造它的反。在这种情形下，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干预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这一信条被奉为经济生活的圭臬。反映到法律上，就是在民法上实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等宗旨和原则。国家调节之手因此遭到否定而萎缩不全，因而不存在经济法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由于私有制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引起了社会矛盾激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走向了垄断和社会化阶段。生产手段和经济实力的过分集中产生了垄断财团，这些垄断财团大量吞并、挤垮中小企业，独占或者操纵市场，严重恶化了竞争环境并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自由市场的竞争和民主，以及民法所奉行的上述原则，都被破坏殆尽，资本主义经济由竞争机制所产生的活力和生机受到压抑和摧残。而且，财团实力的膨胀，也使得它日益向政治领域渗透，国家政权于是直接或间接地为财团所控制，成为服务于财团利益的机器或工具。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于是制定有关反垄断的法律来取缔垄断组织，限制垄断的发展。最早的反垄断法由此得以产生，如1889年的加拿大《预防和禁止贸易合并法》，1892年美国制定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等。

(二)经济管理理念方面的原因是，面对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放弃自由放任主义原则，而改为奉行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原则，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旨在干预经济的法律法规的产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过度发展，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频频发生，单靠市场的力量，显然无法摆脱这种日益深重的困境。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改变被动的不干预政策，逐步改而采用“国家干预”、“宏观调控”、“混合经济”、“组织经济”、“管理贸易”等新的做法和理念，开始奉行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国家适度干预主义”，加强组织管理经济的职能。他们以“有形之手”，直接、具体地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以国家的经济集中限制私人垄断财团，以社会总代表的身份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调控经济进程。诸如通过限制或禁止托拉斯、卡特尔等，防止市场竞争秩序及其活力受到破坏：通过国有化和政府投资建设，控制那些有关国计民生和为整个社会服务而不宜被私人垄断的重要产业部门；制订国家计划和产业政策，力图诱导和制约私人的经济决策；运用金融、税收手段和其他经济手段，调控经济运行：规范格式合同，兴其利避其害，防止契约自由原则和经济实力被滥用；强制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行“福利社会”：通过诸如“巴黎统筹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政府间政治组织或经济组织，在国际上实行联合干预；在国际贸易和交往中，以国家的名义和形式开展经济协作和竞争，等等。上述种种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经济进程的干预和参与，都是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实施的，于是就出现了与民商法和其他传统法律特性差异较大的经济性法律、法规，于是有的法学家将它命名为“经济法”。

(三)导致经济法产生的诱因和历史契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肇事国和参战国德国为了战争的需要制定经济性的法律法规来推行战时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严厉管制。众所周知，德国挑起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时大力推行经济管制的战时经济政策，将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当时德国建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和战时原料管理处。战时工业委员会负责分配政府订货和管理军需生产：战时原料管理处后来升格为原料管理局，由它监督原料分配并支持重要原料的生产，统管的原料最多达到约三百种。德国在战时还控制居民生活，设立了帝国粮食局和帝国服装局，帝国内政部还下设了帝国采购公司等特殊企业，负责对粮食、服装、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分配。与此同时，德国于1915年发布的《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公告》，1916年发布的《确保国民粮食战时措施令》，1918年发布的《战时经济复兴令》，1919年制定了以“经济法”命名的对煤炭和碳酸钾制造工业实行国家管制的《煤炭经济法》和《碳酸钾经济法》等。这一立法动向迅速引起德国法学界的注意并掀起了研讨经济法学的热潮。这样，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就伴着经济法学一起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法又得到长足的发展，以致达到了相当发达和完备的程度。

Ⅳ 论述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论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李长健 摘 要：经济法是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其产生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本文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观点分析入手，对古今中外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阐述，对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经济、政治、思想等历史条件进行必要的分析，再而指出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经济法 产生与发展 历史条件 新趋势 任何部门法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主客观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特别是反映一定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对部门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重要的作用。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也不例外。因此，学习和研究经济法，必须从学习和研究经济关系入手，从经济法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基础去导源经济法的产生，去厘定经济法领域的诸多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科学地揭示出经济法发展的规律，促进经济法的不断完善和经济法学的不断发展。 一、关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观点 经济法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国内外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经济法是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此曰“同时论”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来管理社会经济的一种方式，它是阶级社会中最古老的法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时，随着国家与法律的产生，经济法也随之产生了。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它包含在“诸法合体”的法律之中。[1]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与其他法同时并存，只是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法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地位更加突出出来，才形成更加丰富、全面的经济法部门。 有些学者还认为，不论在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各自的经济法，作为一个**的法的部门的经济法产生于古代社会。[2] 事实上，这些认识都或多或少有其合理的地方，至少它可以提醒人们：古代社会的法律中也有关于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律现象，但决不会产生我们所说的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在法律形成的早期阶段，并不存在部门法的划分，而是“诸法合体，刑民不分”的状态，更不可能有今天所称的经济法。古巴比伦奴隶制国家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以及我国夏、商、周、秦时代的法律中有关土地、水利、贸易、税收等方面的规定，并不构成**的经济法法律部门。[3] （二）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的产物，此曰“阶段论”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经济法不等于经济立法、经济法规、经济法律。经济的法律调整即经济立法。经济法规由来已久，它是史前社会结束以来任何社会和国家所不可或缺的一种控制及运行机制。而经济法是20世纪新兴的法律部门，它是经济和社会的社会化达到相当高度以后，国家政权普遍直接参与生产流通等诸环节的产物。尽管经济的法律调整是与国家相伴而生，但有了经济的法律调整，不一定就有经济法。经济法产生和存续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对法律有了部门划分，并且将其中的某个部门称为“经济法”。 [4]由此看来，经济法产生的一般基础和条件是：市场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国家被动或自觉地承担起对经济加以组织协调的职能，国家对经济的调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并形成了相应的经济法学说。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这些基础和条件尚未出现时，经济法是不可能产生的。[5]所谓一定历史阶段，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的时代。[6]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向垄断和社会化发展阶段，生产手段和经济实力不断集中，产生了垄断集团，限制并恶化了竞争环境，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对此进行干预，由此形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现象，产生了新的部门法——经济法。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形式上的经济法（称为“经济法”法律现象），或实质上的经济法（体现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协调的法律现象），都比较集中地出现在19世纪末之后，也就是说经济法作为部门法划分应肇始于19世纪。因此，认为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的观点具有历史合理性。我们可以这么说：作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律现象，可以上溯到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诸法合体”法律状态时期，而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则是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事情。[7] 有些学者还认为：法律部门的形成，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是形成相应的理论或学说，并在相应程度上被学界和社会所接受。在分析经济法生产的主观条件时，他们阐述了“经济法”一词的提出和使用；在分析经济法产生的客观条件时，他们强调了经济集中和垄断是经济法产生的内在原因。[8] 二、对经济法产生的两种不同观点的评价 在进行评析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经济法律、经济的法律规范、经济法是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我们有必要明确：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律的制定、经济法部门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的范畴。经济法部门是由经济法律规范组成的，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一大部分是以经济法律为表现形式。 但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经济法的产生理解为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或经济法律的制定，我们不能把一个或一些经济法律规范等同于经济法，不能把经济法律或经济法律的总称视为经济法，只有相当多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才是经济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经济法“就是从部门法意义上讲的，是指作为**的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因此，把经济法产生理解为经济法这个**的法律部门的形成是正确的。[9] 我们还应明确：经济法律规范产生于古代社会，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产生晚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的产生早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认为“同时论”是错误的，它抹杀了经济法律规范与经济法之间的界限，将经济法的产生等同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三、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古代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和发展 我们所说的古代经济法律规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和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也可称为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最早出现于奴隶制度古巴比伦国家。早在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奴隶制国家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就对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土地的法律保护作出了规定。《汉漠拉比法典》还有对农业、商业、质量、财政税收等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规定。我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隶制国家土地国有的规定。西周中后期，还出现了土地流通的活动。我国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征收贡赋的制度，商朝的贡赋实行公田收入交国家，西周则按井田计亩征收赋税，西周的财政开支还实行了量入为出、专款专用等等内容，均体现了我国奴隶制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汉漠拉比法典》是奴隶制经济法律规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存在的时期较长。在产生过程中，《罗马法》及其复兴起过一定的作用。西欧封建社会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至18世纪，持续了13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一般从春秋战国之后算起，延续了2000多年。此时，中国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详细地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定。秦简《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须标明价格的规定，秦简《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长，不得砍伐；春天土地干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兽、幼鸟；不得设置陷阱和网罟捕捉鸟兽；不得毒杀鱼鳖”的规定，汉朝的发展对外贸易的规定，明朝的禁止私人开采金、银、铜、铅、锡和水银矿的规定，唐朝的以户税、地税为基础的“两税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据各种开支总额确定两税的总额规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级管理，征解制度、财政监察制度和预算制度等财政管理制度，等等，均体现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全面和完善。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的特点是：反映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的意志，公开地维护等级特权，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时主要运用直接手段，经济法律规范以“诸法合体”的法典为主要表现形式。[10] （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经济法思想及其意义 18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莱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学术名著——《自然法典》，该书反映了他对未来公有制社会的理想。作者在书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被作者称为“法律草案”，共12类法律、117条。其中，第二类法律是：“分配法或经济法”，有12条规则。从目前的资料反映，这是“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的地方。摩莱里看来，未来社会中的产品不发生买卖和交换，而是通过分配给予公民，“一切产品都要核算，其数量要与每个城市的公民人数相适应，或与使用它们的人数相适应，这些产品当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规则公开分配，如有剩余则保管起来”[11]。摩莱里是在产品（财产）分配规则的意义上使用“经济法”，并以此来表达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来社会的法律规范。[12]19世纪30—40年代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萨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册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个概念，并发展了摩莱里的经济法思想。 由摩莱里在18世纪提出的“经济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产主义的社会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至今“经济法”的涵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概念的形成仍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除了表现为援引“经济法”这个概念的外壳之外，更重要的是人们把空想共产主义者那种具有萌芽状态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加以扩大，利用来作为建立现实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法概念的一个合理内核。[13]

Ⅵ 论述题： 国际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由于对于经济法的概念众说纷纭，而对经济法的产生也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在展开本文的讨论之前，我想先对本文中所称的经济法及经济法的产生作一界定。所谓经济法法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及其政府为了修正市场运行的缺陷，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时与各种市场主体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关系的总称。 这以界定表明所谓经济法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是以市场规律为基础，旨在修正市场缺陷而非取代市场的作用。关于经济法产生的含义由三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及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即经济法的制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及经济法律部门的形成。 本文所称经济法的产生是指经济法律部门的形成。
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是法学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也是20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中国经济法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它是随着中国体制改革的推进而同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主客观条件成熟和发展的结果。
一、 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一）、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经济基础。
法是社会关系的反映，社会关系特别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人们各种物质利益关系及经济关系，是法的本源。马克思说：“无论是政治立法或是市民立法，都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经济法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对应的，缺少需要进行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一基础，经济法就没有产生和发展的必要和理由。在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对经济主要依靠革命措施、执政党和国家的政令、领袖及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权威和指示，实施组织管理。总的来说并不重视法律调整，即使制定了一些管理经济的法律也带有浓厚的行政法色彩，体现的是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体制改革，虽然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使用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最终采用“市场经济”的提法，中国改革在总的方向上一直是沿着减少国家计划，增强市场作用前进的。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不断得到发展，适应国家管理经济需要的经济法也就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虽然改革开放已有二十多年，我国确定将“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有十多年，但我们还只能说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经济法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也只能说是在迅速的的完善之中。
（二）大量的经济法律规范的制定是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规范基础。
所谓法律部门是人们为了更好的研究和运用法律的学术分类，是指具有同一性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任何法律部门的产生和独立都必须以大量的同类法律规范为基础。否则就失去了研究的对象和存在的价值。但是，一国的经济立法与一国的经济法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一国单有经济法的立法并不足以产生本国的经济法学，美国即是如此；没有本国的经济法立法也有可能产生以他国的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无真正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法，却产生了经济法学。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本国的经济法立法，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将会因没有本土性的资源而停滞。我们无法想象中国的经济法学者能够远隔重洋很好的研究美国的问题，我们同样无法想象，中国的学者对纯粹的他国法律现象保持旺盛的热情。法律规范的制定是中国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从1979年到1992年是中国经济法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的，重视以法律为手段调控经济，这一时期颁布了大量管理经济的法律法规，如不同所有制的工业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这一时期的经济法立法总的来说与民商法、行政法的区分不明确，宏观调控的计划色彩明显，并且经济法中非常重要的市场秩序法立法缺位。从1992年至今是中国经济法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正式提出了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以来，国家围绕推进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框架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以颁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起点，进入了制定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的阶段，出台了有关产业政策、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市场规制的法律法规，《反垄断法》的制定也摆上了议事日程。中国经济法体系正在迅速形成。与此相适应，中国的经济法部门也迅速发展起来。
二、 中国经济法产生、发展的主客观条件
对经济与法律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经济法的认识的加深，是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主观条件。从1979年起，“经济法”一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叶剑英同志早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曾提出“我们还需要各种经济法”，这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经济法概念首次在领导层提出。当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普遍是模糊的，随意性大，与民商法和行政法的区别也不甚明确。随着经济法的发展，各种经济法现象不断丰富，层出不穷，垄断问题，不正当竞争问题，损害消费者权益问题以及社会保障和宏观调控问题等等，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促使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同时，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以及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在经济法的研究和实践中越来越注重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经济法的理论研究也摆脱了纯粹的抽象争论，经济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

Ⅶ 论述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对经济法产生的两种不同观点的评价 在进行评析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经济法律、经济的法律规范、经济法是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我们有必要明确：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律的制定、经济法部门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的范畴。经济法部门是由经济法律规范组成的，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一大部分是以经济法律为表现形式。 但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经济法的产生理解为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或经济法律的制定，我们不能把一个或一些经济法律规范等同于经济法，不能把经济法律或经济法律的总称视为经济法，只有相当多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才是经济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经济法“就是从部门法意义上讲的，是指作为**的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因此，把经济法产生理解为经济法这个**的法律部门的形成是正确的。[9] 我们还应明确：经济法律规范产生于古代社会，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产生晚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的产生早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认为“同时论”是错误的，它抹杀了经济法律规范与经济法之间的界限，将经济法的产生等同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三、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古代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和发展 我们所说的古代经济法律规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和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也可称为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最早出现于奴隶制度古巴比伦国家。早在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奴隶制国家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就对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土地的法律保护作出了规定。《汉漠拉比法典》还有对农业、商业、质量、财政税收等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规定。我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隶制国家土地国有的规定。西周中后期，还出现了土地流通的活动。我国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征收贡赋的制度，商朝的贡赋实行公田收入交国家，西周则按井田计亩征收赋税，西周的财政开支还实行了量入为出、专款专用等等内容，均体现了我国奴隶制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汉漠拉比法典》是奴隶制经济法律规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存在的时期较长。在产生过程中，《罗马法》及其复兴起过一定的作用。西欧封建社会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至18世纪，持续了13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一般从春秋战国之后算起，延续了2000多年。此时，中国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详细地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定。秦简《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须标明价格的规定，秦简《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长，不得砍伐；春天土地干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兽、幼鸟；不得设置陷阱和网罟捕捉鸟兽；不得毒杀鱼鳖”的规定，汉朝的发展对外贸易的规定，明朝的禁止私人开采金、银、铜、铅、锡和水银矿的规定，唐朝的以户税、地税为基础的“两税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据各种开支总额确定两税的总额规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级管理，征解制度、财政监察制度和预算制度等财政管理制度，等等，均体现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全面和完善。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的特点是：反映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的意志，公开地维护等级特权，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时主要运用直接手段，经济法律规范以“诸法合体”的法典为主要表现形式。[10] （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经济法思想及其意义 18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莱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学术名著——《自然法典》，该书反映了他对未来公有制社会的理想。作者在书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被作者称为“法律草案”，共12类法律、117条。其中，第二类法律是：“分配法或经济法”，有12条规则。从目前的资料反映，这是“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的地方。摩莱里看来，未来社会中的产品不发生买卖和交换，而是通过分配给予公民，“一切产品都要核算，其数量要与每个城市的公民人数相适应，或与使用它们的人数相适应，这些产品当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规则公开分配，如有剩余则保管起来”[11]。摩莱里是在产品（财产）分配规则的意义上使用“经济法”，并以此来表达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来社会的法律规范。[12]19世纪30—40年代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萨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册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个概念，并发展了摩莱里的经济法思想。 由摩莱里在18世纪提出的“经济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产主义的社会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至今“经济法”的涵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概念的形成仍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除了表现为援引“经济法”这个概念的外壳之外，更重要的是人们把空想共产主义者那种具有萌芽状态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加以扩大，利用来作为建立现实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法概念的一个合理内核。[13] 补充回答： （三）国外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国外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实质上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时期，传统民商法、行政法律制度不断被突破，并演变乃至最终**的过程。[14]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我们将国外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经济法的产生阶段，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一种法律思想的经济法，尽管早在资本主义垄断初就被提了出来，法国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蒲鲁东于1865年就提出应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的基础，[15]但其理论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反应。经济法作为一种新的法律思想在实践得到体现，应该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阶段改变了原来对资源和财富的配置机理，由原来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主要凭借政治强权和经济强制，自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主要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财富的机制，转变成垄断阶段主要通过采取经济集中排斥竞争的机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注意到经济的社会意义，因为此时的经济垄断涉及诸多经济参与者的利益，涉及到因垄断导致竞争萎缩而发生经济滞长。这时，需要有一种能够平衡多元利益，限制不当垄断的力量——国家的力量，[16]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法律形态加以规范。经济法作为这样一种法律形态，就在19世纪末出现了，经济法作为新质的法律部门产生就成为必然。 美国1869年的《反铁路垄断法令》、1887年《州际商务法》，特别是1890年颁布的《反对不法限制和垄断，保护交易和通商的法律》，即《谢尔曼法》和1914年颁布的《克莱顿法》及《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成为经济法最早出现的表现形式的法律标志。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了战争需要，颁布了大量的经济法，如1915年《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通知》，1916年《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施令》，1919年《煤炭经济法》和《钾盐经济法》，1923年《防止滥用经济力令》等。1919年颁布的《魏玛宪法》在奉行“经济自由”的同时，确立了“社会化原则”，规定了许多对私有制进行限制的措施，并授权政府对全国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和管制。《魏玛宪法》后的一系列法律，突破了公法与私法分离的原则，摆脱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原则，突破了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济是私事，由私人自治的原则，确认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干预、管理。这些法律引起了德国法学界的注意并积极展开了研究。1920年前后，一大批经济法著作相继问世，真正意义的经济法就这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在德国出现了。[17] 第二阶段，经济法的发展阶段，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至第二世界大战后 此阶段的经济法主要表现为国家运用法律手段调整特殊时期的整体经济法，又可称为“危机应付经济法”。[18]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府对经济干预有所放松，1929年—1933年出现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大萧条，使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对国民经济进行更为全面和强有力的总体调节。一方面，实行资本主义国有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国家不仅以政权主导者身份对私人经济进行干预，而且开始以资本所有者身份直接参与生产经营领域的活动。另一方面，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和兴起，国家经济职能全面强化，对经济进行更加综合性、全方位的调节，从而出现了又一次经济立法的高潮。[19]此时，美国制定了一系列体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法律，实施所谓“罗斯福新政”。先后颁布了170多部法令，如《全国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紧急银行法》、《金融改革法案》、《国家劳动关系法》、《恢复和救济法》、《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等。 德国在此时期也先后制定了大量经济法，如1930、1932、1933几次修改了的《防止滥用经济力令》、1933年《强制卡特尔法》、1934年《经济有机结构条例》等。 这个时期的经济法，是一种典型的“危机应付经济法”。它从一个侧面说明：“鉴于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国家公权力与市民社会严格分野，所以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往往是经济危机或者社会矛盾激化时不自觉的产物。”[20] 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加强了对经济干预，有的国家颁布了对私有制企业实行国有化的法律。德、日作为战败国，被联合部队占领，为了减轻经济危机的冲击，颁布了一些稳定经济的法律，如《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促进法》、《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稳定不景气行业离职人员临时措施法》等。[21]日本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在实行经济非军事化、确立和平经济、提倡经济民主化等三项原则的基础上，颁布了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一百三十多种经济法规，内容涉及到企业管理、工业交通、通讯、农林牧水产、城市建设与计划、商业、财政金融、证券、保险、外贸、外汇、科学技术、教育、环保、防止公害以及计量、会计、统计、测量等诸多方面。日本法学界对经济法更是投入巨大的热情，进行了范围广泛的研究。日本经济法学者高田桂一教授认为：经济法是界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法律，又称：“社会法”。和商法相比，经济法关注国民全体的公共利益。 从体系上讲，主要包括禁止垄断法、业法、统制法和消费者保**四个部分，并指出日本这个新兴的发达国家应在农业经济法、产业经济法、新兴工业经济法、知识产权法方面进行更加充实、完备的立法。[22] 第三阶段，经济法的完备成熟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 此阶段的经济法主要表现为经济法内容与体系逐渐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对国民经济的总体调节达到严密化和制度化程度，国家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主体。[23]此阶段的经济法是“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又称为“现代经济法”。此阶段，以经济民主、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较成熟的经济法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基本形成。其显著标志是：经济法据以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的宗旨和方式，由干预、管制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和行为，转向尽可能创造充分、适度、公平的竞争环境以维护这种自由意志和行为上来。[24] 此阶段经济法体系更加完善和科学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冷战局面结束，各国出于对本国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不断修正和批判，现代高新科技迅猛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界面来对经济进行重新审视和规划，注重综合应用各种经济手段，建立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使之逐渐成为经济法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其他方面的立法，如反垄断及限制竞争以及国有企业法也逐渐完善起来。[25]以西方七国集团中的意大利在1990年颁布的《反垄断法》为标志，反垄断所体现出的“自由+秩序”或者“市场经济的活力+有条不紊的竞争”等经济法理念被西方国家所公认，“现代经济法”最终确立。[26] （四）我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1、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法律规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保护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先后在计划、基本建设、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劳动工资、自然资源和能源、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如《土地改革法》、《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对顺利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受指导方针上的“左”倾错误和法律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经济工作方面的立法和执法活动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有所削弱。[27] 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公、检、法被彻底砸烂，国民经济领域中的各种法规、制度被任意践踏破坏，经济秩序混乱，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28] 2、中国经济法的真正产生和发展 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还没有产生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中国经济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出现的。从时间上来说，我们可以将我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经济法的产生阶段，从1979年—1992年。此阶段，有的学者又称为我国的旧经济法阶段。[29] 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在此阶段，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经济法制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三件大事。[30]第一，注意把经济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起来，“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保护改革开放，为经济法制建设规定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第二，我国的经济立法活动按照国家立法的议事日程和国家既定的经济立法规划[31]的要求，紧密结合国民经济调整改革的实际，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及时地制定了一大批经济法律、法规。从1979年到1992年14年间颁布的经济法律就达52件；1979年以来，国务院颁布和批准颁布的400多件法规，经济法规占大多数，1984年—1986年就制定了50多件重要经济法规。第三，把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结合起来，狠抓经济法实施。此阶段我国经济法获得了巨大发展，经济法制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初步建立了重视以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的法律思想，为1992年经济法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此阶段处在以有计划的商业经济体制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立法没有市场经济为基础，国家的宏观调整主要还依靠计划手段，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反垄断法、限制不正当竞争法还缺失，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分离，还出现经济立法不平衡，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可以说，此阶段的经济法还打下深深的计划体制烙印。 第二阶段，经济的发展完备阶段，从1992年至今。此阶段，有的学者又称为我国的新经济法阶段。[32] 1993年3月我国对宪法进行了修正，在修正案中明确提出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并明确提出要注重经济立法。为此，我国先后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利保**》、《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科技进步法》、《预算法》、《会计法》、《审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产品质量法》、《土地管理法》、《价格法》、《证券法》、《合同法》、《政府采购法》，等等。自1993年宪法修正案颁布以来，全国立法机关制定的300多件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800多件法规中与经济法相关的占了近一半。这些经济法律法规的制定为中国经济法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内核。为弥补市场缺陷，防止政府缺陷，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整体利益，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产生着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伴着中国加入WTO，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法建设将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她将为我国法治建设作出自己重要的贡献。 四、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 法是以社会为基础的，其产生和发展是由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这些因素中，经济因素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法同样应由经济基础来决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因此，我们在研究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时，必须先从研究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入手。 （一）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条件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便必然产生出以维**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33]恩格斯对法产生的分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法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经济法的产生，也应是如此，而且应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体说来，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社会化大生产和垄断的产生，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物质条件，经济社会化是经济法形成的根本原因。 就市场经济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市场机制事后调节所具有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以及市场存在的调节机制的障碍的特点，会使市场主体要么限制竞争，要么不正当竞争，从而形成无序竞争，使商品价格严重偏离价值，导致竞争秩序混乱，引起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公平缺失现象的发生。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国家就主动介入社会经济，消除前进过程中的不足。而国家调节的手段主要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的间接方式进行，在市场调节仍起基础作用的基础上，辅之以国家调节。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市场经济阶段的产物，并且必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就社会化大生产而言，社会化大生产推动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具体归结于19世纪末开始的经济社会化。经济社会化是指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经济利益多元化、经济竞争激烈化、经济垄断普遍化、经济结构规模化、经济关系复杂化和经济交往国际化的社会经济格局。经济社会化使得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名义上是个体经济行为的同时，实质上是社会整体的经济行为，其经济行为的影响在经济社会化的指导下将以倍增的方式不断影响周围的个体，影响一国局部的经济运行，影响一国整体的经济运行，有时甚至于会跨越国境，影响他国的经济运行，从而导致对经济秩序、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化背景下，强化对主体行为的规范，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保护的价值，成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主要缘由。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中，经济法的内容、形式、作用领域和发展道路会有所不同，但依赖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体现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实现经济法的价值方面应是趋同的。 （二）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条件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国家职能的变化，而国家职能的变化应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条件。 我们知道，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是“守夜人”，对经济采取放任态度，对社会经济生活，国家干预很少。“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识，国家为实现鼓励自由竞争，维护经济秩序，实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目的的自由经济状态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来承担“夜警察”式的仲栽人。市场经济主要由民商法调整。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垄断对自由竞争的限制，使生产力发展受到阻碍。此时，民商法对此**为力。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客观实际要求国家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以求经济能够稳定发展。这种干预按照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亦必须在法定程序下合法进行。于是西方国家就制定了大量的国家干预、协调经济生活的法律。新的**的部门法——经济法，就应运而生了。简而言之，反垄断、促竞争、反危机及促发展的政治现实促进了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展，使国家具备了干预、协调经济的职能，这种职能成为经济法产生的政治条件。 （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条件 社会本位的法哲学思想，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法律基础。[34]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社会思想观念的主流。以个人权利本位为核心的个人本位（又称权利本位）独行社会。个人本位强调把权利的地位放在实在法之上，放在国家最高权力之上，极力主张“天赋人权”，“私有财产权是从自然状态带进国家组织中去的自然权利，因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不能设置任何障碍，认为自由是人性的结果，人的自由、平等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权力应为保障自由、财产和安全服务；权利是法律的中心概念[35]。”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到来，资本家的垄断行为排斥了自由竞争，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丧失，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市场经济逐渐失去了自律性，产生了重新调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本位”的思想。社会本位的思想，强化以社会权为权利的核心；这种社会本位的法哲学思想不再以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前提，它强调社会利益才是个人的真正利益，个人生存发展依赖于社会的生存发展；无限制的权利不符合社会关系原理，个人无限制的自由权、无限制的所有权必然因其行使而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必然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法律控制社会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安全和平等。 社会本位的思想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以社会为本位，强化保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社会权，正是经济法作为社会法所追求的价值取向。 五、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经济法从产生到逐渐完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济法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体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从立法内容来看，其一，以国家干预经济和反垄断法为中心内容的各种经济立法进一步发展起来。其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立法理念不断地在经济法中得到体现。其三，经济法与科学技术发展、新兴产业部门结合更加紧密，立法内容空前丰富，立法领域不断扩张。其四，宏观调控法成为经济法重要内容，得到更加突出的重视。 其次，从重要程度来说，各国均将涉外经济法放在重要位置，外贸法、外资企业法、海外投资法、涉外税法、外汇管理法等成为一国经济法中的重要内容。 最后，从立法层次来看，各国均在不断提升经济法的立法层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逐步将经济立法以法律、法规并重的作法，转向以法律形式为主的立法形式，一些国家还计划在条件成熟后，学习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

Ⅷ 论述西方国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经济法可分为西方经济法和东方经济法两家，中国经济法属于东方经济法。东西方经济法由于兴起的历史背景不同，从而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总的来说，中西方经济法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矫正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干预、协调、平衡和调节，最终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但是，由于中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从而决定了中西经济法在产生发展过程中有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法的生成背景看。我国经济法不是生成与于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的经济法是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法制建设的一部分而主动的建立起来的，同时，经济法也是国家作为主体，在应对外部挑战与时代要求的一种回应。所以，中国经济法不是在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政府自觉地“从治理到不断放权的过程”，属于“政府推进型”。与中国相比，西方经济法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向垄断市场经济转变的背景下产生的。一开始，出现市场失灵的状况，这种情况用普通的民商法无法弥补，但是必须限制自由主义，由此，国家开始进行干预。可见，西方经济法的产生，实为“市场经济内部不断完善的产物”，属于“自然演进型”。

其次，从经济法生成的法制环境看。我国由于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扼杀市场经济的观念的影响，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开，政府职能也在不断转变，民商法经济法等几乎同时上马”。回头看西方，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不断发展逐渐自然成熟的，所以与中国相对应，各种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律制度也经历了从孕育分离，到独立成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刑法民商法及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西方经济法是在民商法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产生是为了弥补民商法行政法调节经济关系的不足，走的是一条“反民法”“异民法”的道路。而中国经济法是民商法缺位下发展起来，其产生并非为弥补民商法不足，而是与民商法同生同荣、共同发展。

最后，从经济法生成的路径看。在中国经济法体系中，最先产生的是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是在经济法得到初步发展后才产生的。而在西方经济法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规制法先于宏观调控法产生，市场规制法产生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宏观调控法产生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两者社会本位形成路径完全不同，体现在：“西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在个体本位上发展起来，是对个体本位的扬弃；中国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是由国家本位发展而来，是对国家本位的修正”，另外，中国经济法产生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政府干预经济行为；西方经济法产生于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发展起点在于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Ⅸ 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经济法产生：来
哲学上：个人自本位——社会本位
西方经济学上：自由竞争——垄断干预
制度经济学：自由交换——产权界定
法律上：私法自由——社会法的干预
对象上：平等主体——弱势群体
权利上：一般权利——特别权利
责任上：一般赔偿——惩罚性赔偿
事实上：自由行为——法律规定（的事实）

经济法的发展：
1 私权的进一步社会化
2 公权的进一步民主化
3 平等公平的进一步实质化

Ⅹ 如何理解经济法产生的规律

经济法产生背景问题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论题之一，然而，我国以往对该论题的探讨存在标准不一、各行其是的缺陷，动摇了经济法体系的根基。事实上，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只能是国家针对市场缺陷进行干预，谋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协调共生的历史产物。在此前提下，各国经济法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又不尽相同，中国的经济法产生背景尤其复杂：一方面，市场经济以及相应的私法精神不够发达，另一方面，缺乏自律的干预又时有发生。
一、通说的缺陷
国内各种教材或著作在论及经济法产生背景时，通常存在如下缺陷：
1．分别阐述不同地域或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过程，一般是美国—德国和日本—中国，有的还涉及到东欧和苏联经济法产生发展情况，但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结论。从科学角度看，这种论述方法是不妥当的，更让人感觉到似乎世界范围内经济法产生背景千差万别，无可比性。
2．关于“经济法”的含义标准不统一。由于“经济法”这一概念可以在经济法规范和经济法部门甚至经济法学等多重含义上来理解，因此，含义不同，结论就不尽相同，甚至相去甚远。如果把经济法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法规范，必然得出经济法与国家、法律同时出现的结论。这种思路的缺陷在于，表面上以历史沿革为主线，实际却无视历史事实，更无法将经济法同其他法律部门相区分，最终丧失了经济法的独立性；如果把经济法理解为法律部门，则经济法产生不过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的事情。
可见在明确阐述经济法产生背景问题上，统一经济法的含义是关键性的前提。否则，表面上制造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虚假的繁荣，实际上却无益于该学科的发展。从其他法律学科研究的启示来看，将经济法理解为部门法，进而考察经济法产生的背景，才是合适的。
3．论者前后标准不一。其典型的思路是将近代以前的“经济法”界定为经济法规范，而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界定为独立的部门法。例如，“国家出现以后，便要对社会经济进行一些这样那样的干预、管理，发生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并以法的形式予以调整。这种调整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的法，便是早期的经济法……那时的经济法不是作为独立部门法而存在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严格地说，它只是经济法性质的法。”[1]这种对近代以前“经济法”采取“宽容”态度的本意也许在于表明经济法并非在现代社会突然产生，而是有着历史发展的渐进性和必然性。但作为科学研究的态度，这种宽容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经济法并无近代以前和现代意义上经济法之分。
正如李昌麒先生所言，学者们对经济法产生的表述并无实质区别[3]，而这正好可以作为我们探讨经济法产生背景的共同平台和基本前提。基于此，下文将进行经济法产生一般背景比较分析，对学者达成共识的事实不再赘述，而只是针对共识本身进行更为细致的解析、梳理，总结经济法产生背景的共性和个性。目的只是尊重事物发展的“求同存异”的基本规律，并应用于我国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
二、经济法产生一般背景比较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共性与个性的矛盾统一，经济法产生也遵循这一规律，即经济法产生背景虽然表面看来千差万别，但仍有共性的规律可循，分析如下：
总体上，经济法产生有两个渊源，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暂称之为和平主义的自然演进型经济法与以德日等为代表的战争经济法（包括苏俄），前者常被称为经济法产生的“常态”，后者则为“非常态”。的确，在前者，经济法产生与战争并不直接关联，而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时期过渡的必然产物，是在和平（美国本土远离战争策源地）的环境中，国家顺应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调整经济管理职能，有目的立法的结果，并与二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脉相承。学界通常将竞争法比作经济宪法和经济法诞生的标志，而最早在美国产生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便是这个论断的注脚。而该法既与经济危机对策无关，也与战争无涉。而在后者，经济法产生却往往直接与战争的蓄意发动、战时保障以及战后重建等战争诸要素相关，体现出浓重的战争法味道，更与战后和平发展时期作为一种经常的国家适度干预手段的经济法不同。
但是这样的表述并不否认两个经济法产生渊源存在的共性。实际上，只要我们承认，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新型手段，而暂不考虑具体国家基于何种目的进行干预，我们就应得出二者之间存在共性的必然结论，即经济法产生背景源于两个基本的前提：市场经济和社会公益的追求。首先，不论美国还是德日等国，在经济法产生之时都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不同的是美国素有自由的传统，其市场经济在没有外界力量介入的情况下自然生长，充分发展，至垄断产生，负面影响凸显，国家以“看得见的手”主动进行干预。德日等国的资本主义则是在外界力量介入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产生的，并因为其发展时间较短，又较多地具有封建色彩，因而也成为战后经济民主化、自由化的重要原因。前者可称为市场主导型，后者可称为政府主导型。其次，经济法本质在于国家针对市场的天然缺陷进行必要干预，将个体正当利益的追逐限制在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二者的协调统一。表面上看，美国经济法中才真正体现出社会公益，即维护自由竞争秩序，从而维护美国的自由传统，而德日经济法由于战争法的味道浓厚，其体现的不过是被军阀、财阀控制的政府或国家的利益，而与社会公益有天壤之别。但本质上各国经济法立法都是统治阶级谋求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协调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