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寻根

❶ 寻根旅游国内外研究

挖掘寻根文化 搞好旅游开发
——访市政协委员周健

2004-3-15
王春生

据统计，目前居住国外尤其是欧美地区的华裔非常多，已达5000万人，中国台湾和港澳地区同胞将近3000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具有尊宗重祖、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是一笔宝贵的寻根旅游财富，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市政协委员、许昌学院副教授周健一直从事旅游研究，造诣颇深。他与记者的交谈也就从旅游这个话题开始。

周健委员说，去年，许昌市有关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加强沟通，与台港澳同胞、东南亚国家侨胞中许姓人士取得了联系，成功举办了世界许氏宗亲文化研究会暨经贸洽谈会，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利用寻根这个载体，开展旅游开发和招商引资，不失为一条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服务的捷径。

许昌有悠久的历史，许多姓氏都源于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搞清楚究竟哪些姓氏起源于许昌？这些姓氏在许昌还有什么遗迹？祖先的确切位置在哪里？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周健委员认为，至少许姓、钟姓、方姓三姓源于许昌，陈、荀、瘐三姓发达于许昌，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同。

就如何搞好寻根旅游开发，周健委员认为，对学术界已经基本确认的“钟氏、方氏源于许昌”的研究成果，我们要充分利用，进行精心策划，可以在今明两年着手开发。

“当然，由于寻根旅游开发在我市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周健委员坦言，瘐姓故里具体地点尚不清楚，荀氏祖茔八柏冢。八柏之中一死一倒，令人心寒，希望有关部门加大保护力度，为以后的寻根活动打好基础。另一个问题是缺乏投资主体，对寻根旅游资源开发不仅要靠政府，更要有民间投资主体来开发，建议成立寻根旅行社，负责经营寻根旅游，政府可适当提供支持。当然，还有一些问题，譬如，近年来，我市软硬环境虽然有较大改善，但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次，我陪马来西亚的寻根团欲到灞陵公园，由于河水污染，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臭味，不少客人未到公园便中途返回。因此，我建议，要加大创“三城”实施碧水蓝天工程的力度，以优美的环境打造许昌这个品牌，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人士来许昌参观、旅游、投资。

❷ 现代社会下，法制与德治的关系

现代社会下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 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的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法治”的主要内涵。从维护社会的秩序、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十分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为，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二、 尽管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这些行为规范。道德诉诸人们的“良心”，诉诸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所谓“说服力”，主要是指通过启迪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荣辱观念，培养和形成古人所说的“羞耻之心”，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培养和形成人的道德行为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所谓“劝导力”，就是指通过形成广泛的道德舆论，培育良好的道德环境，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或者违反了社会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批评，甚至招致事业的挫折和失败。社会舆论的力量是无形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强大的社会舆论，能够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重要影响。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和气质，改变社会的风气，形成某种道德的氛围。这种社会舆论，一旦同内心信念相结合，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既汲取它的合理的、正确的方面，又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错误的内容。

❸ 历史题 对于当今社会寻根与祭祖等活动,有什么看法

祭祖活动是和中国人的宗族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族社会，统治者对于民众的统治，往往是通过宗族这一环节得以实现。一个大家族的宗祠，是宗族议事、聚会、执法的场所，是体现族权的场所。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类活动就伴随着“反封建、破四旧”等运动销声匿迹了。至少在我印象中，我上学的时候，这类活动是与“封建迷信”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我老家身处中原腹地，家乡农村却从未做过此类活动。
但是近几年，“祭祖”活动又开始大行其道，并多以祭典人文方面的人物为主，比如有祭孔子、老子、黄帝、伏羲等等。我觉得，这种新时期的祭祖活动所反映的并不是宗族意识，而是一种“文化寻根”，一种人文意味中的“认祖归宗”。人们祭拜他，不是出于迷信，而是崇敬他们为中华文明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认同自己的文化起源。
所以现代社会的祭祖活动，不是封建迷信活动，也不应该做成一种“看热闹”的“庙会”性质的活动，而是一种以文化传承、传播为本质的文化活动。让人们通过这一活动，真正了解、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这些人对中国社会做出的贡献，把他们遗留给后人精神财富发扬光大。

❹ 道德与法律相冲突的历史典故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以实现系统本身的功能优化。通过立法确认某些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

❺ 什么是寻根性

寻根【拼音】：xún gēn【基本概念】：1、寻找根源，寻找根底；2、特指寻找祖籍宗族。【详细释义】：寻根是指世界各个宗族/民族依据文献资料和口头传承文学来探究文化发展历程，追寻宗族/民族的根源。寻根是一项国际性的活动，在华人思想意识中最为重要。宗族/民族寻根与其文化历史研究是有分别的，寻根带有浓重的民间色彩，可以只是通过民间习俗、节日庆典、宗族聚会、寻根游等多种形式开展，不具有学术研究的严谨规范性。但在西方，寻根主要是依据科学研究进行的，如：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方式。

凝聚·延续同姓氏在汉人眼里是一种很强的关系纽带，这种微弱的关系以亲情把人与人之间联系起来。通过寻根，把已失散的亲情寻回；通过寻根，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通过
凝聚亲情
寻根，把家族史完善继而延续下去。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其形成与文明发展进程有紧密联系的。“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范围往往会有一个模糊概念起着作用。比如：因为中华儿女都是炎黄子孙，所以我们相亲相爱；天下同姓是一家，所以我们更应该互相帮助；因为在同一片土地共饮一江水，所以我们团结奋进……就是这种微弱的感情把人凝聚在一起。而寻根恰恰是把这种存在的感情展现出来，以完成人们的心愿。文化传承在姓氏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家族史和姓氏文化。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下的名族世家，都会有家谱、家训、祠堂、图腾、故事传说等，这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一般家族文化都包含：礼仪习俗、家谱、家祭、家法、称谓、门第、名号习俗、信仰、图腾等。日常生活中就会有意无意的把这种无形的文化传递给子女。寻根也是寻求、探索家族文化的过程，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规范，寻根就是要找回在潜意识中隐藏的生命气息。心灵归宿“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人行千里，心中仍然记挂着故乡，古今多少游子抒发了思乡之情。“叶落归根”的中国情结，让人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在故乡安度晚年，让身体和心灵都有一个最温暖的归宿。但，事实却有许多人因为各种因素客死他乡，不能安眠于故土，留下了毕生的遗憾，也留下了感人的故事。

❻ 简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发生的背景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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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小说)：
“文革”结束后兴起的一股文学潮流，肇始于刘心武《班主任》，得名于卢新华《伤痕》。其内容是揭露“文革”给人民造成的伤害，尤其是给青少年造成的精神内伤；带有感伤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
反思文学（小说）：
当伤痕文学把“文革”的悲剧展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就随之思考造成这场社会悲剧的远因近源，反思文学应运而生。其起步的标志是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1979）。在创作上的特征是：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比之伤痕小说，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
寻根小说：
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小说潮流，它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到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的思考。
其特点是：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先锋小说：
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一股小说潮流，其创作上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二是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文本特征上的叙述游戏，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

❼ 形势与政策文化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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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普法栏目剧寻根

 线预告 《普法栏目剧》 20190222 六集迷你剧集·寻根（第一集）本期节目主要内容：这天，专陆维德的隆辰塘饭属店在宣水镇清永村开张了，陆维德准备了几桌酒席宴请乡亲。今日热搜在后厨正忙着的是陆维德的儿子陆小勇，厨艺精湛的他有着十里八乡“第一厨”的名号。与此同时，另一个家里，刘三金正在殴打十几年前买来的妻子，社会与法寻根20190225嗜赌成性的他一把抢走了妻子存了许久的钱。
  G[Wq a&emB0本期节目主要内容：周婷给小勇打电话，表示对他之前晕倒的问题有了新的，要去找小勇。刘旺与大萍正要去超市，碰见了汤嫂，汤嫂问大萍上次相亲为何不去，并称对方虽然是个瞎子，但是对方条件好。刘旺急忙解围，称自己是大萍的“男朋友”。普法栏目剧寻根第一、二集剧情汤嫂走后，刘旺向大萍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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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论述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法制的发展，也是时代的呼唤。法治和德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我们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德治，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的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在进行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时，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的地方，而两者发生矛盾时，又以哪一个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内，二者具有互补性。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由于两者之间各有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依法治国是外在的，从外面的力量、从强制的角度来规范人的行为的话，以德治国就是从内心、从人的素质上要求来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如果这两个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建设会搞得更好。法律的实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的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的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照，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的一种工具，它必须同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因素紧密联系相互适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再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体现了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是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和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的功能，实现它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遵纪守法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法治和德治是人类管理社会和阶级社会实现阶级统治的两种重要手段，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其中，法治是对道德中重要问题的调整，是对道德力量的强化，道德法律化把人类的理念铸化为法律；德治既是对法治内化，把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同时也是对法治的重要补充，把法律之外的社会关系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一个交互演进的过程。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负着维护社会共同道德的任务。”
「1」“法律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为了求得众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适应各种道德信条所认可的各种生活方式，但它应该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观念的真正松弛和堕落的风尚而为人们所要求的变更。它应该始终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总方向，并使共同的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德法则的充分实现。”
「2」 道德是法律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二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没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为社会组成部门，而仅仅是写在官方文件上的词句，只显得空洞且与社会无关。”
「3」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呼应，互相配合，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但是，法律本身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是以国家意志和全民必须遵守的姿态出现的，它直接干预人们的行为，它只要求对人们的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违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应的评判；道德属于思想范畴，而思想问题是不能靠国家权力的强制来解决的，它通过干预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来实现干预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的评判要求比法律要广泛得多和高得多。这告诉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把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律的充分实现必然会提高一般公民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水平，反过来，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会促进法律的制定和实现。我们在创建社会主义文明法治环境中，必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别
法治和德治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区别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中看出，即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实施方式不同，调整范围不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非常明显：法律由国家制定和实施，道德则通过人的内心信念、信仰及社会舆论来实现；法律具有确定的、强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惩罚方式则主要依据公共舆论、不赞成、嘲笑和摒弃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团体之外。……法律与道德在客观性及执行方面的区别表现在：法律着眼于行为，而道德着眼于意志和感情；法律规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道德准则则因人、因环境而异。”
「4」 “法律规定一般来说总是避免涉及良心的问题，不过问其意图如何，而只考虑其行为和态度；与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选定的范围则是意图。对法律来说，‘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许的’。然而，反过来人们可以说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强制性。违反一项道德规范可以招致指责，这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指责，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毁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杀。但是，它毕竟不如公众权力的行为，如刑事判决那样在有关人员的身上打上烙印。”
「5」从《法律基础教程》和《思想道德修养教程》看，德治强调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而法治则是强调公民意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公民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遭受损失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国家赔偿。德治要求人们多尽义务、多奉献；法治则要求人权保障，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德治要求发扬传统美德和老一辈革命传统，而法治要求遵循现行法律和法治与国际接轨。德治从治心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执行的标准有点空洞，不便于操作；而法治从治行为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执行的标准就是法律，明确具体，便于操作。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早在西周时，“德”就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导方针。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礼”和“刑”在适用上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汉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德刑关系上实行德主刑辅，并把《春秋》作为决狱的依据。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点是“一准呼礼”。其指导思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和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本”和“用”的关系。明朝在德法的关系上采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放弃德礼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贯彻了“详译明律，参与国制”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延续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历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思想。其结果是：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等同起来。
在现代社会，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补充。强调以德治国和以德育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沦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是个人健康成长和国家繁荣稳定的客观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健全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虽然严密，但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因为违反法律的行为一般是违反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的行为，但不能由此认为一切违反道德的行为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法律行为与道德行为，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法律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道德一般强调的是义务。通过道德的义务推动法律的实施。以人作为主体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强制性。无论道德和法律，既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也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但法律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外部活动，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他律；道德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一般体现为社会舆论的谴责，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强制性的管束，道德是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外力作用于内心活动。内外结合，方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现实社会还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个人的遗传天赋、聪明才智等等在事实上还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会中坚持正确的道德导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才能使社会稳定有序和文明进步。
法律的基础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归宿是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畴。法律实施的过程是个机械过程，它必须以道德作为基础。而且，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道德不具有国家强制性，而是基于个人的自主的创意和决心规范自己意志以及人们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则，它主要诉诸良心，明辨善恶，是居于人的内心自律。“法律不考虑潜在的动机如何而要求对现行规则与法规进行外部服从，而道德则求助于人的良心。道德规则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首先是根据伦理责任感-而行为，它还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
「6」法治的实现只有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体现在法治的活动中，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协调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内化力的支持，让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会成为可能。一般地说来，道德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要比法律广泛。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而德治的落脚点在于人心，在于人的思想自觉。法律解决不了信仰、价值观问题，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并以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道德是指导和制约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对独立性是道德的社会价值能够发挥出来的前提。道德建设中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方针，依靠教育、引导、培养和熏陶，辅之以相应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法规约束，努力倡导和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大力倡导社会文明新风尚，逐渐形成和确立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内容，以排解引导为桥梁，以阵地建设为依托，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的新机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再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改变人们的旧习惯，推动社会的不断文明和进步。
三、社会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统一。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
「7」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主要表明法律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的密切关系。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或法治。法律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起着引导、促进、保障和制约作用。法律确认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纠纷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虽然法律对经济和社会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律是概括的，它为一般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标准和模式，而实际生活却是具体和千变万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8」法律的这些缺陷，弥补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渗透于经济、政治、行政、文化、教育、习惯、传统和舆论的思想观念和准则。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适的人正确地去执行和适用，如果一个法律工作者不具备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确执行与道德紧密联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难想象法律会得到有效实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风尚，没有他们对任何违法行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实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会成员缺乏起码的道德水平，就会做出不违法却又有害于社会公德的行为，影响社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最后要提及的是，官僚腐败的滋生，一是法治观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认为法律是”专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约束下降，心理防线溃堤。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和法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法律推动和影响道德的发展，通过道德推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弥补法律的不足。
在西方， 治理社会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圣经》，法律管行为，《圣经》管灵魂和内心。“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通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
在我国，治理社会靠的是综合治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改革由经济改革向经济、社会、政治以及伦理文化的综合改革发展。对市场经济的整体道德评价转向对市场中的道德秩序与行为规范的关心和评价，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会和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而且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既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我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人们的自立、竞争、效率和开拓创新精神，但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道德中来。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其原则就是要求等价交换，即交换的商品应是货真价实和双方的互利互惠，同时又绝不允许搞权钱交易。我国目前社会面临的状况和带来的问题首先是信用危机问题，其突出表现是：在宏观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乱”来增加财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库，乱发奖金；社会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和社团）一方以各种偷逃税方式来转移和隐瞒利润。在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之间利用“双轨制”长期存在的条件，大规模地、非法地侵占和转移权益，“三角债”是最突出的表现。在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人员利用国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赋予他们的“自主权”，为个人谋取利益；劳动者则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极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扩大化，而国家又使劳动者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下岗，其利益受到损害。这样，一方面，信用问题几乎遏制了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对信用危机一致谴责，建立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需要。
其次是单纯谋利的动机和取向问题，表现为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再次是不择手段问题，表现为把致富与商业贿赂、商业欺骗、商业投机、商业偷窃和掠夺性开发经营；又次是对经济利益的态度问题，表现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不对等交易和强制性签合同等；还有就是“搭便车”或“无票乘车”问题。不少人仍抱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使得国家权力被滥用，社会上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现象屡禁不止，虽然采取多种措施，但各种职务犯罪行为仍然甚嚣尘上。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在于，社会组织和个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经济行为之网，对应当遵从的道德规则失去信任，将以不道德手段谋取利益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对此现象，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对一般的问题显得苍白无力。因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的“系统整合”阶段，而全面的市场整合需要全面的伦理道德建设为基础，制度整合更需要以伦理道德观念整合为必要条件，社会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观念的呼吁已经越来越强。
全社会要共同行动，齐抓共管，协调一致，发挥法律的权威作用，发挥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级人大要发挥权力机关的主导作用，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力，加强监督，特别是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积极适应形势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抓紧制定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为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执法机关要按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要求，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同时通过各种具体的执法活动，把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融于各项具体政策中，融于社会的各项管理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在全社会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创建社会主义文明的法治环境，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四、德治应与法治的协调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儒家伦理文化为主导的“自然道德”传统已经崩溃，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体系也因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要求而失去其社会约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论为基础的“德教为先”思想涵盖从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内容，是与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国方略紧密相联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的思想。其优点在于强调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须教化的，这种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会公德，其缺点在于它的立足点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对封建统治者安分守己，顺从封建专制和等级剥削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的道德同传统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服务，在于通过道德和法律两种手段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损害他人的条件下有权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满足；道德规范在权利义务平等的基础上规定个人应尽的义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能够生活在一种实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环境和法治环境中。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同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道德。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内容要求我们要发扬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和框架，把当前我们已经提倡的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设抓好。我们应使传统美德和新型规范相互渗透，法制和德治相辅相成，把依法治国不断完善，使以德治国深入人心。为改革发展营造一个人心思进的良好社会环境。

❿ 了解一下寻根的故事！！！！！！！！！

（1）40年前，她们生父的骨灰被伯父从上海带回高邮老家；10多年前，她们全家从上海到了新西兰；在海外生活10多年后，为了找回生父的骨灰，如今她们向高邮市政府求助，打听亲友的下落。在市政府工作人员的倾力相助下，她们终于圆了寻根梦……
越洋电话只为寻亲

今年年初的一个星期五，在单位加班的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科长乔杰正准备下班，电话铃突然响了。他拿起电话，原来是从新西兰打来的越洋电话，电话那头的女子希望政府帮她寻找高邮的大伯父。
“我叫陈文静，10多年前我们全家从上海迁到新西兰。我生父原是上海铁路局列车员，40年前去逝时我只有4岁，妹妹只有2岁。当时父亲的骨灰被大伯父从上海带回高邮老家。如今，我们想寻找大伯父，找到父亲的骨灰，拜祭父亲的在天之灵。这么多年，我们与大伯一直没有联系，只知道他名叫陈庆宏，大约70多岁，无奈之下，只好请政府帮助寻找。”
听了电话后，乔杰明白了事情的缘由。但是事隔近半个世纪，陈女士寻访的对象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仅凭这点线索，在浩瀚人海中寻人，困难可想而知。于是乔杰问道：“除了这些，有没有其它线索。”
“没有，如果没有困难我们也不会打电话向政府求助。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伯父是否还在世，我们想找到大伯父，看一看父亲的骨灰，完成母亲多年的心愿，政府能帮我们吗？”听着陈文静焦虑和无奈的回答，乔杰为这份亲情所感动：“请你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力帮助寻找。”

艰难寻人几经周折

根据陈文静提供的信息，乔杰立即打电话请求蝶园派出所的朋友帮助，朋友答应第二天帮他。
周六上午一大早，乔杰来到蝶园派出所，在朋友帮助下，很快查到两位名叫陈庆宏、年龄70多岁的老人。“请问陈庆宏先生，你是否有一个弟弟40年前在上海铁路局工作？”通过电话了解，这两人都不是陈文静的大伯。
初次寻找并不顺利。周日，朋友又陪着乔杰来到珠湖派出所查寻。珠湖派出所的电脑显示有20多位叫陈庆宏、年龄70多岁的老人。电话一个个拨出，依然没有半点有价值的线索。
难道是思路出了问题。乔杰分析，陈文静只讲伯父从上海回到高邮老家，不一定是在城区，如果是这样，寻找范围应该扩大到乡镇。热心肠的乔杰利用平时休息时间，与各乡镇派出所进行联系，希望从他们那里找到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终于从八桥镇城堡村传来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城堡村中兴组有一位82岁的老人叫陈庆宏，曾经有一位弟弟在上海铁路局工作，已经去世40年了。会不会就是这个老人呢？乔杰请城堡村支部书记联系老人。遗憾的是，老人家中没有电话，乔杰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一个半小时后，乔杰终于接到陈文静的伯母从公用电话亭打来的电话，在半个多小时的通话中，老人非常激动，讲述了当年陈文静父亲去世后，老伴陈庆宏将其骨灰带回家的经过。老人话语有些哽咽：“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她们还能找到我们，谢谢你们的帮助。老陈年龄大了，身体不太好，也特别想见见亲侄女。”

热心相助终圆梦

乔杰及时与陈文静取得联系，把他了解的情况如实告知。
3月25日，陈文静和妹妹陈晓萍从遥远的新西兰飞到上海，又驱车赶往高邮。26日上午，在市行政中心7楼会议室内，陈文静、陈晓萍见到了失去联系多年的亲人（大伯父陈庆宏的儿子、媳妇和孙子），她们激动万分，陈文静激动地拉着乔杰的手说：“多亏你们的帮助，才圆了我们的‘寻根’梦。”
陈文静和妹妹陈晓萍在离开市政府办公室去大伯父、伯母家前，向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们深深鞠躬，连声道谢。

(2)在美国，21岁的钱向民出生于学识渊博且十分富有的美国华裔家庭，住在美国著名的科学城硅谷。她是美国第三代华人。她小时候，父母工作都非常忙，只好请保姆照料她和弟弟妹妹们。家里一个保姆来自，对她特别好。从保姆的讲述中，小钱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生活着许多贫穷的人。17岁那年，她一个人去了趟非洲。在非洲时，有人问她是哪国人
，她很自然地回答她是美国人。可是人家又问，怎么看你长得像中国人呢？她说是的，我是华裔。人家就说，那你了解中国吗……每到这时，她都不知应该如何回答，因为她对中国的事一无所知。

回到家里，她开始缠着爸爸妈妈给她讲中国，她说她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根！

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著名的哈佛大学。在哈佛，小钱遇到了一个从中国成都来的女生，她告诉小钱，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还有很多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她一边向这个女生学习汉语，一边向学校申请奖学金。去年，她的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她获得了数千美元的奖学金。小钱对父亲说，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和感受去了解中国，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经验。一位来自中国的老师告诉她，你如果要去中国，就去云南。

人物名片

她是在美国出生并长大的女孩子。

她的爷爷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弟弟。

她的父亲是美国斯坦佛大学的院士和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医学教授。

她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

她的名字是SarahTsien。她的中文名字叫钱向民。

在她的名片上印着：全球网络金融服务机构中国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哈佛大学、中国小额信贷扶贫研究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导师的实习生。

机会：在云南研究扶贫

钱向民回国来到了中国云南。

小钱的中国之行，带动了全家人的故国情，他们一起回来了。一家人先到北京登上了长城。

家人回美国去了，小钱留下来。她与一个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美国学生团体一行25人一起到达昆明，先在云南师大学了3个月的中文，然后那些美国学生也回美国了，只有小钱留了下来。她独自一个来到了边远的麻栗坡县。

小钱告诉我，她申请的这个项目，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搞的一项名为“中国小额信贷扶贫”的研究。小钱解释说，小额信贷从20年前就已经在世界上好多国家开始进行，并且非常成功。在这些国家，大部分穷人贷不来款。而他们又非常需要银行的扶持，有时就是几百元或者上千元。可银行一来怕他们还不起钱，二来又嫌小额信贷比较麻烦，这样就需要一种保证和信誉。于是，乡村银行的信贷业务不对个人，而是对小组。通常是若干户组成一个小组，彼此都是邻居，相互信任，如果一个人还不起，另外几家就都有责任。乡村信贷员还到那些还不起钱的农民家里去，和他们一起打工，帮助他们还钱。我国也从数年前就开始推行这一做法，各地的扶贫组织都有这个项目。小钱的任务就是对这个项目进行考察。她到达中国以后了解到，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扶贫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父亲先前的一些说法不一样。她打电话告诉了父亲，父亲佩服女儿的闯劲，并向女儿认输。

一开始，云南当地的项目办公室安排小钱住在乡招待所里。可她一到那儿，就在菜园子里和一群当地孩子玩起来。她看到那些男孩子每个人都背着一个比他们身体大得多的玉米秆的柴垛，很重，就跑过去帮他们背，一直背到了男孩的家里。

磨炼：在贫困农家调研

这家有两个男孩子，姓李，哥哥15岁，弟弟11岁。除了父亲母亲外，还有一个老奶奶。一家4口人都非常欢迎小钱的到来。于是，小钱当即决定，就住在他们家了。她叫男孩的父亲叔叔，叫母亲阿姨。

李叔叔家在村子里算是穷的。他家的房子是用草和泥巴盖的，虽然家里养着猪，但是吃的都是包谷饭，没有肉，菜是从菜园里摘的。叔叔天天出去打工，阿姨一天学都没上过，她做小生意也不识字，就是从这个集市上买点大米，再到另一个集市上去卖，从早到晚在集市上，有时赚不到钱，最多也就赚上5元钱。奶奶已经老得没有牙了，驼着背，挪着一双小脚，却承担着喂猪的重担，她每天都在不停地切着猪草。这里是山区，交通不便，有一次小钱晚上从项目办公室回来，黑漆漆的，她摸着石头走了一个多小时，差点迷了路。这里也没有自来水，还经常停电。厕所连着猪圈，每次上厕所不仅要先轰猪，还要再撵狗。小钱蹲在我面前边比划边“呼呼呼”地“再现”她轰猪撵狗时的状态。上厕所如此，就更谈不上洗澡了。“我就端一个脸盆倒点水，然后把头放进去洗……”小钱生怕我不明白，又是一通连说带比划。虽然她的动作依然是美国式的，但她的神情倒很像一个刚从山里出来的乡村女孩。

这个哈佛女孩把自己当成了这个贫穷家中的一员。每天她帮着阿姨和奶奶做家务，和阿姨一起去赶集。她深深感受到李叔叔一家人对她真挚的感情，家里那么困难，还特意给她买了一床新被子。临走的时候，她悄悄去了趟乡里的学校，把叔叔家两个孩子的学费交上了。她记得叔叔对她说过，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孩子们能读上书！

成长：继续关注祖国

后来，小钱只身到印度参加一个世界小额贷款方面的会议，会议结束，她在印度的加尔格达买好了第二天飞曼谷的机票，没钱住饭店，她就想在机场大厅凑合一夜。她看到一个清洁工在洗手间的地上铺了一块布准备休息，灵机一动，在挨着清洁工的地方，就着清洁工“床单”的一边睡下了。“我睡得很香。通过出来考察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每天的生活费都在两美元之下，在有钱人看来，两美元连一杯茶都买不了。”

“你一个女孩子到处跑，难道不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道。

“我遇到过坏人，有人要抢我的包，我就大喊一声，挥拳就打；火车上有人想摸我，我就大叫一声：‘嘿！我会中国功夫！’”她边说边比划，跟真事儿似的。

为了省钱，小钱出行甚至坐拉货的拖拉机。身边是猪和鸡的尖叫，身体随着拖拉机一路狂颠，颠得肠子都要掉下来了。在印度的火车上，人多得像粥锅一样，双层卧铺上被放满了大米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上去的人随便乱挤，你买了票也白买，根本没人理你。小钱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她发现在乱七八糟的货物中还有一个小小的空儿，就钻进去，缩成一团，睡了。

小钱的研究项目基本结束，她要回哈佛继续上学去了。她说：“在中国的这10个月对我影响很大。我自己的思想也变了很多。有很多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人，就随便地讲这讲那。其实美国也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我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比美国人好得多！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那么多好人，只在中国我才碰到。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学好中文，以后能够比较流畅地说中文、读中文，毕业以后再回到中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