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研究法的缘起

Ⅰ 毕业论文研究缘起怎么写

毕业论文研究缘起就是解释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主要有两种写法：

一、是由于看到与论文中观点一致或相反的资料、事例引发的思考。这种要求把事例或是资料解析一下，并着重强调自己的思考。最后要求阐述一下思考后的结论和为了证明自己观点所做的研究。

二、是由于所研究的内容具有明确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要从观点的由来和研究历程着手，提出你的论文对以往研究的总结还是创新。研究有利于完善或是明确这一观点，而且可以指导实践，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论文选题注意事项

论文的选题是整个研究的第一步，决定了整个研究的价值、走向和提升的空间。所以，在正式研究开始之前，一定要将论文的选题作为重中之重去对待，在研究过程中有不少人在研究做了一半临时换选题的，这样不仅熬心熬力，也消耗了大量的动机与乐趣。

基本上，就是一个文献综述的形式，但是如果论文结构中有单独的文献综述，那么在这一部分就不能罗列过多的研究成果。要表明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等，讲清楚这个了 ，就是让别人理解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

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

Ⅱ 历史研究方法有哪些

历史是一门可研究性较强、同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学科。历史研究的方法主要可以从一下几方面入手：
1、进行一定研究历史理论的学习，了解研究历史的一定方法和技巧。对历史的研究来说，进行研究历史理论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历史研究方法理论的学习掌握一定的历史研究技巧和方法，从而加快历史研究的能力；
2、多阅读史料，尽量把握所研究历史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史料是经过前人加工整理而成的，由于受整理史料的人所处的历史环境、阶级立场、价值取向、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制约，所写的史料不一定是真实和全面的，因此对史料的了解需要全面。阅读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注意不同时期史料的阅读。历史事件发生时期所记录的史料可能是全面的，但是整理加工性可能不太强。而后人整理后的史料，虽然整理性强，但是由于时间太为久远，所整理的史料有可能不够完整，甚至是弯曲的反应当时的历史；
（2）注意阅读同一历史事件，敌对双方的不同描写。同一历史事件，由于敌对双方，利益不同，价值观也不同，故而导致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述和评价也会大有不同，因此只有全面阅读敌对双方、甚至是中立者的史料才能够全面的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性；
（3）注意正史与野史方面书籍的阅读，以达到相互验证的目的。正史和野史书籍的相互验证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中国古代孔子提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因此有关统治者、贤能的人、亲人的记述不可能是完整全面的，因此需要考究大量野史与正史相互印证。
3、对历史的研究要注意对历史遗迹、文物的考究。由于历史史料经人加工的主观性，因此需要与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相互验证才能得出全面、真实的历史。同时结合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的考究，得出正确的结论，不断完善正确、全面的历史；
4、对历史研究达到一定程度后要善于思考，采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如马克思、恩克思正是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历史的研究，大胆的提出人类下一步历史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Ⅲ 新文化史学的缘起

20世纪70年代，国际史学界发生了重大转折。一方面，新史学运动追求的科学性在计量史学的实践中发挥到极致，同时自身所无法消弭的弱点也暴露无遗，使历史学陷入了新的危机，从而呼唤史学的进一步革新。另一方面，对科学和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更动摇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传统学术范型的根基，为学术创新扫除了种种旧的藩篱和障碍。这样，新文化史学作为史学领域内的新探索之一开始脱颖而出。
（一）科学主义历史学——计量史学的危机
二战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运用计算机统计分析材料和重建历史的计量史学在西方史学界风行一时。众多历史问题，诸如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家庭规模大小、贸易数额和经济发展速度，甚至人们的心态，都可以进行量化的分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提出的“系列史”。“系列史”基本方法是选择某一方面的特征，在时空的许多点上将此特征计量化，然后置于长时间序列统计数据中加以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将过去只限于经济范围的计量研究扩大到社会、思想和文化史学领域。他们对这种研究方法充满了自信，认为依据这些涵盖长时段的系列统计数据，并运用数学方法的处理和计算，便能洞察历史变迁的长期模式和趋势。系列史的代表人物之一肖努指出：“系列数据一旦建立起来，它的证明能力便成倍地增强，因为系列数据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处理，可以取代社会科学中无法进行的实验，从而有能力揭示长时段中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
如果说系列史“从观察到概括再到一个科学的规律”的方法仍是旧实证主义的模式，那么，美国的克莱奥学派则将现代数学模式注入了历史研究中。在美国的计量史学者看来，世界就是一个严格的模型体系，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某一部分的变化将影响到整个体系。他们常常采用集体合作的形式进行研究：在一个负责人的指导下搜集资料，将资料输入计算机。至于采用何种模型分析资料以及最后由谁执笔，是由不同的人分工完成的。这种研究方式常常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W·福格尔在《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利用了反事实计量法。他设计了一个反事实的没有铁路的19世纪美国经济模型，从中发现美国在这个反事实的状态下发展速度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因为其他的运输方式将会取代铁路，从而推翻了铁路建设是美国19世纪经济发展首要因素的传统结论。
计量史学的成就有目共睹，并得到了广泛承认。它意味着历史学方法论的进一步精确化，强有力地支持了历史学作为“证明普遍观点的一个方法”的信心。大量的计量史作品表明，如果研究对象能够被清楚地界定，可以进行分类观察并且其数量达到相当巨大的规模时，计量研究便能有出色的表现。然而，随着这种研究范型的目标不断扩大，它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首先，它不能抓住人类生活中大部分领域的独特性。例如，即使在群体构成的社会中，决定和造就生活方式的最终力量依然是众多的个人。他们的想法和行动几乎难以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来驾驭。其次，还存在着一个与读者交流的问题。在这类历史作品中充斥着冷冰冰的公式、图表和模型。这种做法虽然能够使历史对象变得更加精确和有序，但也使其变得枯燥、晦涩，只能为少数人所读懂。计量史学家不仅难与大众沟通，甚至也无法和其他历史学家交流。再次，现代经济的理论和模型与历史事实之间的鸿沟似乎难以弥合，这就带来了验证结论的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很多计量经济史的结论所依据的是永远不可能得到确证的演绎模式，因此它的某些方法实际上是“反经验的”和“反实证的”。因此，这种方法遭到了新文化史学的代表之一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否定。在他看来，定性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如果没有定性研究的印象主义方法，精确的定量研究也是难以实现的。计算机只能执行命令，不可能思考问题。因此，只有经过一系列特别深入的调查，一个阐述的计划才可能发展为应用计算机进行统计的工作。
基于对计量史学惟科学论倾向的不满，历史学界的有识之士不是退回到传统的叙事史去，而是另辟蹊径进行新的探索。新文化史学正是其中的努力之一（另一努力是生态史的兴起）。与年鉴学派不同，新文化史学不是源于某个国家或某所大学，而是西方史学界在差不多相近的时间内出现的国际性动向，这表明它不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促成的，而是集体的自觉选择。罗伯特·达恩顿的看法也许可以代表新文化史学的基本思路。他强烈反对以系列数据的和计量的形式研究心态，甚至也不赞同那样来研究经济和社会。他说：“文化客体与经济史或人口史研究的系列数据不是同质的，因为它们不是历史学家制造的，而是由记录它的人制造的。它们传达出的是意义，应该被阅读，而不应被计算。”“文化是一个连贯的概念，不是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个社会实体，因为许多个人之间构成的所有关系，甚至那些我们认为是‘经济的’或‘社会的’的关系，本质上都是文化的。”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是从语言的本质和知识的性质入手，对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以科学和理性为根基的西方文明和学术传统作了批判性的反思。由于这种思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现实的符号学描述模式和说明模式”，因而，它促发各学科的新动向。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以及对各门学科产生的重大影响，其重要意义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公认。
后现代思潮与当代历史学发展的关系，也是史学理论研究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因为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首先是一门用语言表达的学科，也是现代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所谓的“语言学的转向”中。“语言学的转向”是指语言学从语音、语法和句法的研究，转向对语言与其所指对象关系的研究。重要的突破源于费迪南德·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关于“语言学的转向”、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福柯、德里达、海登·怀特等的思想，前面几章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里恕不赘言。不过，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与新文化史学的关系，还需要强调以下两点：
首先，后现代主义思潮与新文化史学灵犀相通的一点是，它们都是对战后西方社会弊端的批判和反思。二战后物质财富的增加，似乎不仅没有有效地解决贫富分化、失业等严重的旧的社会问题，相反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生态环境的恶化、东西方冷战格局中的核武器威胁、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越来越重等等。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反对专制和暴政，呼吁建立自由和人道的社会。在美国，反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也前赴后继。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是与这种动荡和变革的西方社会背景相契合的激进思想。新文化史学家大都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战后时期正值他们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生活风格的青少年时代。许多新文化史学家目睹了西方60年代的学生运动，有的甚至亲自走上街头，成为运动中的主力之一。因此，新文化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是耳熟能详的。无论是罗伯特·达恩顿还是彼得·伯克，在他们的作品中都经常提及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如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等，并对他们的思想作出过认真的思考和批判。
其次，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形而上的批判，因此通常是非常极端的。不同的是，新文化史学则是实践的，后现代主义只是促成新文化史学兴起的因素。如果只是简单地彻底打碎现代的权威和理性，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诸如五六十年代的X一代”[1]，看到在他们当中流行的性解放、吸毒和犯罪这类现象。人们似乎并没能找到为如何实现更幸福的生活前景而建设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和知识体系的方案。后现代主义思潮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在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叙述的可能性和历史必要性的否定时，新文化史学在实践中坚决捍卫着自己的阵地，并没有完全屈服于后现代主义的理念框架，而是吸收了其中某些有益的观点作为出发点之一。显然，新文化史学并不愿意只做一个批判者和破坏者。它从后现代理念中的受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现代思潮直接影响了新文化史学的研究主题。众多以“创造”或“塑造”为标题的著作，就是将观念作为社会和政治的进程来考察的。《东方学》（又译作《东方主义》，的作者爱德华·萨义德承认，福柯的有关知识霸权的思想对他的写作有很大启发。二是间接的影响。“语言学转向”所揭示的理性和科学的局限性，迫使历史学家重新审视传统的史料观、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等问题。
（三）新文化史学的兴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先问世的新文化史学作品，却出自一直热心鼓吹和实践计量史的学者。1975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埃马纽埃尔·勒·胡瓦·拉杜里出版了一本描述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村庄中的异教徒的著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此前不久，他还宣称惟有计量史学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并预言历史学在80年代将成为计量史学的一统天下，然而，在这本书中，他放弃了数字和图表模型，转而对几百个村民的生存方式和家庭状况以及他们对贫穷、财富、婚姻、爱情、人生等方面的看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描述。他还试图通过这些描述揭示出这个村子的权力体系、它与外界的交往，以及这种交往对村民生活和观念的不同影响。这本书的问世立即引起了学界和大众的广泛注意，成为20世纪法国最畅销的历史著作之一。
一年之后，意大利历史学家卡尔洛·金兹伯格出版了《乳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一书。金兹伯格出生于1932年，曾任教于波罗涅大学，先后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洛杉矶盖提中心(The Getty Center)和英国伦敦的沃布格学院等地做过访问学者。自1988年至今，他加盟世界一流的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担任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方向的富兰克林·D·墨菲讲座教授。1998年，他当选为哥伦比亚大学意大利高级研究院的在籍院士。这本《乳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试图为16世纪一个名叫麦诺齐奥的普通磨坊主的怪异看法寻找合理的解释。麦诺齐奥对世界的形成和现世的生活有着不同于教会正统学说的独特认识，并且喜爱到处向家人、周围的邻居和村里的人，甚至面对审判他的教会法官宣讲自己的观点。在金兹伯格看来，一方面，麦诺齐奥的生活经验、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民间文化传统、宗教精英文化等外界环境对他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这个下层人物并不是外界观念被动的接受者，而是通过自己的头脑中一个“过滤器”，进行了创造。
在美国，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于1978年面世。萨义德是阿拉伯裔美籍学者，出生于耶路撒冷。虽然在埃及生活过，但他从小接受的是西方式教育，在美国读完学位，1968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文学。萨义德的这本书探讨的不只是东方学这样一个学科在西方发展的历史、演变、特性和传播，而且在作者看来，东方学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在本体论、认识论意义上以东西方相区别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它表现为大量的作家接受了这一区分，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和命运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与社会分析的基础。在更隐蔽的层次上，东方学还被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方式，通过作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性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在这里，东方学是交织着学科、思维方式和权力的多层次复合体。此外，在英、俄等国也都出现了类似的作品。
乍看这些作品，除了在书名的选择上，人们已经看不到通常的“历史”一词，而是一些非常具有想像性的词汇之外，它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别的明显联系。然而密切关注历史学前沿发展的学者，已经逐渐认识到创门背后蕴含的力量和价值。
对于这样一些在不同国家先后出现的史学作品，最先从理论上加以全面分析和肯定的学者，是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1979年，他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叙事史的复兴》一文。他虽然没有用“新文化史学”（而是使用“新的旧叙事史”）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以新的文化理念为取向的新史学潮流，但他的具体分析已初步揭示了这一新潮流的特点和意义。斯通的文章指出，新的历史写作侧重于叙述个人的历史或某个重大事件的历史，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叙述而叙述，而是为了发现历史进程中文化和社会的内在运作。它所反映的不只是写作方式的转变，而且体现了历史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全面转向，即“从围绕人的环境转向关注环境中的人，研究的问题从来自于经济学、人口学转向来自于文化和情感，首要的材料来源从主要接受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影响转向主要接受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关注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人，从对历史变化的分层的、单因果的解释转向相互联系的、多因果的解释，在研究方法上则从计量转向个人例证，组织文章的形式从分析转向描述”。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试图对过去的变化作出连贯的、科学的解释的结束”。罗格·夏特尔非常简洁地将这一变化概括为“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转向”。1989年，美国学者林·亨特等人第一次以《新文化史》为书名主编了一本论文集，收录了有关政治文化，如无形的政治规则、组织方式、非正式权力体系等研究论文。
正如斯通指出的，在70年代，尽管新文化史学还只是寥寥可指的少数历史学家的实践，却在历史学界引起了关于历史研究的性质、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历史证据的性质以及历史真理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的激烈讨论。历史究竟是静态的结构，还是变迁的事件？历史学应该研究独特的人物，还是应该研究被抽象的群体？历史学的使命是为人类寻找普遍的规律，还是为了人的幸福和自由的目的进行释义？作为史料的历史文本反映的是客观事实，还是文本记录者的主观印象？随着讨论的深化,90年代后，新文化史学的作品已经数以千计，其中许多不仅得到学界的承认，而且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诸多世界一流的大学，如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都聚集了一批研究者在关注和进行新文化史学的探索，还有许多新文化史学者也在这些大学获得了重要的教职。这一潮流所倡导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以至于“枪文化”、“暴力文化”等等，一切现象似乎都能与文化联系起来。

Ⅳ 什么是历史研究法 历史研究法的产生

历史研究法是运用历史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过去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亦称纵向研究法，是比较研究法的一种形式。在政治学领域中，它着重对以往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的研究。
历史研究法的产生：
政治学家一般都承认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承认历史的态度和方法是政治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历史研究法曾经是政治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许多有关政治制度的著作都是由历史学家撰写的。在西方，采用历史研究法有影响的学者，有法国的孟德斯鸠、德国的沙维格尼、英国的S.H.梅因。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政治制度的现状及其演变趋向。但不是断章取义地分析政治制度的现状，而是系统地研究它们以往的发展及其变迁的原因。历史研究法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的发展历史，从各种事件的关系中找到因果线索，演绎出造成制度现状的原因，推测该制度未来的变化。

Ⅳ 社会历史研究法的优缺点

社会历史研究法

优点，能根据作者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更深入的解析作品的深层含义

缺点，把关注点放在文学作品之外，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解读不够

Ⅵ 什么叫做“社会历史研究法”

就是用时间来考验该条法律的正确性

Ⅶ 如何理解社会主体研究方法

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就是把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作为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通过研究人的活动、人的本质、人与社会的关系，揭示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方法。人是社会的主体，要想研究社会就必须先研究社会的主体。马克思在关于社会主体的研究中指出了三点，一是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是“现实的人”，它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从事一定社会实践活动，并且是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备不同的社会属性和特征的人；三是社会历史研究应当以“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
早在1844年，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哲学》的手稿中就提到整个世界历史无外乎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复活。如果把社会历史的过程发展看做是一部历史剧的话，那么人作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既是这部历史剧的演员，也是这部历史剧的导演和编剧。此外，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而人存在的状态是社会发展的尺度。现今，在我国政府所提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理念中，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建立在马克思所说的人存在的状态是社会发展的尺度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应当以人的发展状态来衡量社会的发展，要突出人的发展状态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Ⅷ 常见的历史研究方法有哪些

70-80年代以前，均以重要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为对象，以艺术派别和艺术风格作为历史叙事的核心概念。到80年代，把美术品放在社会、经济、思想史的大环境中区观察，或者在理论层次上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及文学批评中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用以分析和解释艺术的形象和表述。“新史学”更强调社会、经济、文化、宗教、日常生活等多种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90年代以来，许多美术史家注意到学科理论化、概念化的一个负面结果，即对艺术品本身的研究渐趋薄弱。美术史教学越来越局限于课堂讲授、阅读和写作；鉴定和断代等基本技术从课程和考核中消失。这种认识使他们开始重新强调艺术品原物，以及处理艺术品的各种专业技术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