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法疑难

Ⅰ 保险行业法律不完善

我国1995年制定的《保险法》，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存在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本文约5000余字，试从保险立法中“近因”原则的缺失；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合同陷阱的隐藏；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及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及缺陷；并从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对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现代化保险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议，以求抛砖引玉。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证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投保人为了预防危险，将一定的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如果危险事故发生或出现合同约定的条件，保险人则须按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则通过建立保险基金来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由此可见，保险是为了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一种商业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合同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保险合同具有“最大善意”、“双务、有偿”、“射幸”等特征。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发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发布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发布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发布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代理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代理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代理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起诉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三是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要在检查保险公司的义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商业保险合同中非主要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监管，对存在合同陷阱，规避法律法规和加重对方义务责任等情况的合同条款要依职权主动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一定经济处罚。同时对一些应用广泛，易引起歧义如“现金价值”一类的保险专业词汇，实行统一的标准化解释，并作为强行标准载入相关合同条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纷争的出现，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要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保险业制度的先进之处，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保险投资的相关法规，通过立法，据展投资领域，控制投资比例，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完善有关保险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及其相关组织的管理，规范保险中介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责、权、利；加快保险精算报告、保险机构资产管理及保险机构的接管等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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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保险法中现有格式条款的缺陷,保合同中如何改善格式条

一、保险法中现有格式条款的缺陷1、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误读加剧了保险人的责任风险一般而言，法律责任的内容“由法律制裁、法律责任认定、法律责任实施主体、法律救济条款、法律责任免除条款以及时效条款等内容组成，其中法律制裁是法律责任的核心内容 ”。而“责任免除条款”是一个无限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免除保险人责任、限制保险人责任、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施加特别义务的条款。对于保险条款中明确列明的风险除外和责任除外的条款，保险人要负有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实践中没有争议。但对于如下条款，比如， “因保险事故损害的第三者财产，应当尽量修复。修理前被保险人应当会同保险人检验，协商确定修理项目、方式和费用。否则，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无法重新核定的，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等等，这些条款均涉及到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履行或怠于履行特定义务条件下的保险人的责任限制或免除,它们与责任免除条款有着显著地差异，但在性质与功能上又和责任免除条款本质上相同。而且这些条款一般均被表述在格式条款中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或者“赔偿处理”程序项下，而不是“责任免除”项下。这些限制是对保险人保险责任的合理限制和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违反的合理制约，是保险业合理运营的基石。保险人对此类责任相对限制或免除的条款所承担的是说明义务还是明确说明义务，保险纠纷中争议不断、莫衷一是。虽然我国保险法没有涉及到具体的保险险种，但责任保险无疑是保险业务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所谓责任保险的标的，是“被保险人对于第三者依法应负之赔偿责任” 。以道路交通事故为例，责任保险就是以被保险人负有的过失性的事故责任为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且保险责任与事故责任成正比例关系，故意的行为应当不再责任保险的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说保险责任与事故责任的正比例关系平衡着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维持着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依法应予以尊重。但目前的司法实践对责任免除条款存在着扩张性解释的趋向，将保险责任与事故责任成正比例关系理解为格式条款中的责任全部或部分免除，并因此认定保险人对此也需要明确说明。保险人在保险业务办理过程中虽然存在着相对地强势，但在保险纠纷中弱势明显。2、现有格式条款的自身缺陷损害了保险业的美誉保险条款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保险人的说明一般也只是提示投保人注意并就投保人的相关提问进行答复。故而条款的设计也应当以便于保险人表达和投保人理解为前提。对于如何规制保险人制定格式条款即保险人说明的对象，我国保险法没有规定。保险人利己之本性，表现在其语言的精心设计之中并使现在的格式条款展现出更多的问题。保险人使用的语言晦涩难懂，使投保人没有持续仔细阅读的心境;大量的使用语言较多的长句，使人不知所云;将一句完整的表达进行拆解并有意分别“安装”在不同的语句和章节中;模糊的语言、笼统的语句、不菲的篇幅、只有借助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的提示文字，将人折磨得筋疲力尽。我国台湾学者黄越钦在其《论附和合同》一文中对此有着精彩的论述：一般消费者对此类条款多未加注意，不知其存在;或虽知其存在，但因此种合同条款甚为冗长，字体细小，不易阅读;或虽加以阅读，因文字艰涩，难以理解其真意。就条款内容的结构设计，保险人也煞费心机。具有证明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签名永远不会和本来应当在一起的格式条款在一起，这样会让你签名时忘掉条款内容;而具有证明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签名几乎永远和本来不应当在一起的投保人的投保签名在一起。这种签名“绑架”的好处在于，只要你想办理保险，首先就必须签名，而你一旦签名，则意味着保险人就已经履行了说明义务。在保险纠纷中，人们似乎忽略了保险的功用，并将对保险弊端的愤怒全部归结到保险条款的语言运用上。另一方面，基于保险条款的复杂异常，很多法官几乎是本能地认定这样的合同对被保险人极不公平，总是会仔细地审查保险公司在展业和理赔时的每一个细微举动，以期从中发现对被保险人有利的地方，使判决结果可以尽可能地照顾被保险人的诉求 。保险人和投保人的对立显然不利于保险事业的发展，保险条款的人性化要求迫在眉睫。二、保险合同中如何改善格式条款1.格式条款与投保单或者保险单应当具有唯一对应性2009年保险法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法律如此修改的目的，大体无非是便于证明保险人就其格式条款已经向投保人提供和提示注意其内容，以及便于投保人对条款内容的知悉和理解。但对格式条款和投保单如何相附，保险实践做法不一。以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为例，在目光所及的范围内只见到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投保单和格式条款被有机地印刷为一体，其他公司的投保单和格式条款则是分别印刷、各自一体。上述一体式和分设式的两种附加形式本身没有优缺之分，但在保险纠纷中的意义大有不同。鉴于保险人制定和印刷同一险种的格式条款有着不同的版本且很容易被索取，就分设式而言，不能排除被保险人或者收益人为了诉讼胜利的目的而选择性地提供对其有利的格式条款版本。更有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意隐匿其所持有的格式条款，并指责保险人在办理保险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向投保人提供过格式条款。在此条件下，保险人不仅要遭受道义上的难堪，而且在已经说明条款内容的证明能力上也稍逊一筹。为保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坚持和推广格式条款和投保书一体式设置的做法。与此同时，鉴于法律对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有了“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的新要求，也有必要坚持和推广保险单和格式条款一体式的设置。2.格式条款的语言表达应当符合人性化要求所谓人性化，是指条款的结构设计和语言表达方式应当符合普通人的阅读习惯，表现出最大的简单化和通俗化。所谓简单化，是指对有关责任免除等对投保人有实质性影响的条款以比较醒目的方式提示，条款的结构安排合理，以及条款阅读量的简约;所谓通俗化，顾名思义是要使用贴近生活、普通人容易理解的语言。通俗化的语言侧重于信息本身，只使用必要的文字，尽量避免术语、不必要的专业表述和复杂的语句。布来恩·比克斯认为，简易情形的清晰性来自于特定的背景事实，即判断的一致、社会语境中的一致和世界的稳定性。如果语言是一种手段，那就不仅要有定义的一致而且还要有判断上的一致……，描述测量的方法是一回事，而获得并陈述测量的结果则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保险条款的人性化设计易于保险合同各方形成对条款内容的一致性认知和判断。美国法学家富勒则从否定性的角度指出，法律规则体系当其不能用便于理解的方式来处理时至少会流产，或者会通向灾难性的独特道路 。澳大利亚1998年《保险法修正案》就要求对保险人必须提供“可读性”保险单，即必须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作出，以便于被保险人能够了解保险合同条款。美国法也早就注意到了保险合同的技术性和晦涩难懂并因此在立法中要求保险合同具有可读性和可理解性。1994年的《消费者合同条款规则》亦规定所有的书面文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做成 。保险条款的人性化要求在立法上应当是大势所趋。3.格式条款的结构设计应当满足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的证明力要求按前述分析，明确说明本身具有标准确定上的模糊性，故而从免除责任条款的内容出发，保险人想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高难度可以想象。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有必要转换角度并从投保人的角度证明其已经知悉、理解并认可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保险实践的常态设计体现在印刷体的投保单的页眉或者首部以及结尾部分，在该部分一般有关于“请你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内容，确认已知悉其内容”以及投保人声明“本人兹声明保险公司已经对保险条款中各项内容尤其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作了明确说明”的文字印刷体，保险人据此要求投保人在投保单结尾签名确认。也有部分保险单也印刷有提请投保人注意责任免除等条款内容的文字，以及在保险单上加盖含有“保险单已收到、免责条款已知”印文内容的印章并要求投保人签字。上述做法都是证明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的有宜探索，但在保险纠纷中均存在证明能力不足的问题。因为投保人声明等说明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印刷体部分本身就是格式条款，即便存在投保人签名，但该签名确认的合理指向仅仅为了完成投保人的要约要求，是否同时代表投保人认可免责条款存在争议。保险单的签发实质上是保险合同成立的标志，在合同成立的证明文件上再提请投保人确认免责条款本身构成新的要约，由此对已经成立了的保险合同的稳定性构成破坏。在保险单和格式条款没有一体式设置的条件下，以另外加盖印章的方式证明责任免除条款的明确说明也有“此地无银”之嫌。有效地证明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的方式不能抛开格式条款和投保单的一体式设计，在此基础上注意两点：其一，对于免责条款和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施加特别义务的条款做字体、字号上特别处理，因此表现该部分条款的显著性。其二，在免责条款和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施加特别义务的条款的对应部位，至少增加“已经理解并认可该条款”和“未理解并认可该条款”两个选择项，在该选择项下设置投保人签名栏并要求投保人签署投保单时同时签名确认。

Ⅲ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无效情形有哪些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无效情形主要有：
1、免除保险人责任，比如非医保用药不予赔偿；
2、加重被保险人责任；
3、排除被保险人主要权利的条款。
《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Ⅳ 保险合同条款有争议时应怎样处理

您好！具体可以通过协商、仲裁、诉讼的方式解决。
《保险法》第31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1、协商
协商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根据《保险法》及相关法规、合同条款的规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自行解决纠纷的方式。
在争议发生后，双方应实事求是有诚意的进行磋商，彼此作出让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协议。协商和解一般有自行和解和第三者主持和解两种方法。自行和解即没有第三者介入，双方当事人直接进行交涉;第三者主持和解即由双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从中调停，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可以就保险纠纷进行协商，双方互相做出让步，当然，这个让步不能太离谱，否则谁都不能接受，也就只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了。
2、仲裁
仲裁是指合同双方对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发生争议时，通过协商难以达成协议，根据申请，可由国家规定的仲裁机关依法作出裁决。
仲裁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之后达成书面协议，愿意把他们之间的争议交给双方都同意的第三者进行裁决，仲裁员以裁判者的身份而不是以调解员的身份对双方争议作出裁决。目前，我国对经济合同的争议实行二级仲裁，如果当事人不服，可在接到二级仲裁决定书之日起15天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作出审判判决。仲裁组织作为民间机构，是以第三者或中间人的身份，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公断，因而没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对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权，属于人民法院。如果仲裁裁决后，保险人拒不履行裁决，可以向保险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的申请强制执行。
一般数额不是很大的会交由仲裁解决，可以在仲裁前就自己的事情咨询一下相关的专业律师，请律师为您做出个简单的判断。
3、诉讼
诉讼是依法提起要求解决保险合同争议的一种方式。一方为原告，而被请求的一方为被告。如当事人一方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没有满足自己的诉讼请求或者不当时，在接到判决书的15日之内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诉讼解决保险纠纷，指的是人民法院依法定诉讼程序，对于保险纠纷予以审查，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作出判决或裁定。诉讼解决保险纠纷是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其所作出的法律裁判具有国家强制力，当事人必须予以执行。
法院的判决具有强制性，一般如果双方当事人争议比较大，而涉及到的数额又比较大时，多数是选择诉讼来解决的，如果您自己的把握不是很大，最好还是请律师帮助诉讼。
如能提供更多信息，则可给出更为周详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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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保险法近几年热点问题

本次保险法的修改幅度较大,增强了保险法的可操作性，对保险审判实践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同时对保险公司展业、核保、核赔、条款制定费率厘定乃至整个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变动较大的热点问题如下：财产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保险事故通知义务及法律责任。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明确了保险标的转让后法律后果。投保单应附格式条款、说明和明确说明义务加重。规定了较短的理赔时效。责任保险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明确了理赔时效的性质和起算点。死亡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同意权。团体保险中的受益人的指定。严格保险条款的制定要求。特别约定的法律效力。关于危险程度与危险程度的增加。保险理赔偿与责任认定。等等----。
建议参考下陆新峰发表在《国联民商法网刊》2009年第6期总第42期的《保险法修订之合同法部分评析》一文。该文通过新旧条文对比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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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寻求新保险法热点问题

本次保险法的修改幅度较大,增强了保险法的可操作性，对保险审判实践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同时对保险公司展业、核保、核赔、条款制定费率厘定乃至整个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变动较大的热点问题如下：财产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保险事故通知义务及法律责任。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明确了保险标的转让后法律后果。投保单应附格式条款、说明和明确说明义务加重。规定了较短的理赔时效。责任保险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明确了理赔时效的性质和起算点。死亡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同意权。团体保险中的受益人的指定。严格保险条款的制定要求。特别约定的法律效力。关于危险程度与危险程度的增加。保险理赔偿与责任认定。等等----。
建议参考下陆新峰发表在《国联民商法网刊》2009年第6期总第42期的《保险法修订之合同法部分评析》一文。该文通过新旧条文对比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评论。

Ⅶ 保险合同有哪些法律规定

<1>、保险合同的订立 一般地，订立保险合同必须遵循的原则包括：自愿订立原则、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原则、合法性原则、保险利益原则、最大诚信原则。 保险合同的订立要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又称为投保和承保，一般采用书面形式进行。投保应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投保人要有缔约能力，自然人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人不具有投保能力，不产生要约的效力；第二，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第三，投保人要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即如实回答保险人所需了解的重要情况，并认可保险人规定的保险费率和保险条款，最后将投保单交付保险人。承诺是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提出的保险要求的意思表示。

<2>、保险合同的效力 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既相关联又相区别的概念。合同的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合同的成立可以说是当事人的“私人行为”，只需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而合同的生效，意味着成立的合同在缔约的当事人间存在着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并拘束双方当事人。可见，合同的生效不同于合同的成立，它是法律评价的一种积极的结果。一个合同虽然成立，但可能由于不具备合法性，而会被法律宣布无效，从而与当事人的意志相违；除了法律评价决定合同的命运外，当事人双方也可能对合同的效力问题进行安排。就保险合同而言，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效力有以下几种类型。 （1）保险合同成立后立即生效 这是保险合同成立后，合同效力发生的正常形态。一个保险合同如果符合法律规定，当事人也未附其他条件和期限，保险合同的效力立即发生，保险公司对于此后发生的保险事故有赔付的义务。有人认为，保险合同为实践合同，应以保费交付为其生效要件。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保费正是在保险合同生效后，投保人对保险人承担的债务。保费的交付是保险合同生效后，投保人的履约行为，而非合同的生效要件。这一点在财产保险中尤其明显，一个有效成立的财产保险合同，法律规定保险人可以对投保人应缴而未缴的保费强制执行，这本身就是以承认合同的效力为前提的。因为，若按实践合同论的理解，保费尚未交付，合同不产 生效力。而未生效的合同是没有强制执行力的。可见，认为保险合同是实践合同是欠妥当的。 （2）当事人就保险合同附延缓期限或停止条件的，保险合同暂缓生效 我国《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意谓双方当事人可约定某一日为合同生效的始日，在该日到来之前，合同不生效。 双方当事人也可对合同的生效附一定的停止条件，在所附条件成就前，合同虽已成立，但还没有生效。纵观各国保险实务，附停止条件的情况主要有：(1)以汇票、支票等票据支付保费的，约定以票据获承兑为保险责任开始的条件。(2)美国有一种无须体检的人寿保险或高额保险，虽然合同自投保时已成立，但双方约定保险人的责任只开始于保单交付时，被保险人健康状况良好。换言之，于保单交付时被保险人健康状况不佳的，保险合同并不生效。 （3）保险合同无效 合同的生效是法律对合同评价的积极后果，但保险合同也可由下列原因而被合同管理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无效，即法律对其作出消极的评价后果。 ①保险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各国保险法为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防止有关当事人利用保险的形式而行赌博之实，都规定了“保险利益原则”。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我国台湾《保险法》第17 条对此也有相同的规定。所以投保人对标的无相关利益的，保险合同纵使成立，也由于其直接违反法律的上述规定而无效。 但我国《保险法》并未明确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有利害关系应于何时存在，才不致使保险合同因违反保险利益原则而无效。其实由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性质不同，对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的投保人应于何时对保险标的物有利害关系，法律应有不同的规定。由于人身保险合同的标的物是人的寿命或身体，法律为防止投保人可能会因为与被保险人没有利害关系，故意引发“道德危险”，为谋求保险金，恶意促使保险事故的发生，故意杀害或伤害被保险人，所以法律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时，必须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而人身保险，特别是人寿保险具有储蓄的性质，法律并不要求投保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或保险事故发生时依然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例如，夫以妻为被保险人自己为受益人而投保一份寿险，之后夫妻离婚，离婚后妻遇车祸死亡，虽然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由于夫妻关系已解除，夫对妻已无保险利益可言，但此份寿险合同并非无效，夫可请求保险金的给付；就财产保险而言，情形则不一样，法律并不要求在投保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物一定要有保险利益，但是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必须证明对保险标的有利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补偿原则是财产保险的基本原则，即被保险人只能通过保险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获得相应的补偿，但不可从中获利。故能否有权请求保 险金；关键在于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能不能证明利益关系存在，而投保人在投保产险时对保险标的是否有利害关系并不重要。此种现象在进出口货物运输保险中最为常见，由于海运提单是物权凭证，在漫长的运输途中，货物的所有权可能已几经转换，如果发生保险事故，能够要求获得赔偿的人只能是最终对受损财产拥有所有权的人，其他的贸易方，包括最初的投保人，由于所有权的转移，都无权请求给付保险金。 除强制性规定保险利益原则外，为特别保护未成年人或痴呆、精神病人的生命健康的安全，法律严格禁止投保人(未成年人的父母除外)以上述人等为被保险人，投保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险。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保险合同的内容如果违反此类强制性规定，合同当然无效。但我国《保险法》第55 条的规定局限于无民事能力人，对于以限制行为能力人为被保险人而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缺乏禁止性规定，似嫌美中不足。 ②保险合同目的非法 国外税法规定对遗产要征收遗产税，而对保险金收入则免征税金，有些人为了逃避遗产税便以购买高额寿险的办法，将其继承人指定为寿险合同的受益人，从而达到规避法律的非法目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类合同由于其目的非法而绝对无效。 ③保险合同内容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有损他人如保险合同不得承保街头贩卖毒品、偷盗抢劫等非法行为。 （4）保险合同效力待定 《合同法》中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合同效力的发生与否取决于合同行为是否被迫认这样一类合同。在保险实务中，效力待定的保险合同主要指未成年人签订的保险合同，此类合同只有经过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追认方可生效。因为投保能力是一种完全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无签订合同的能力，但也不宜将此类保险合同宣布无效，从而扩大绝对无效的合同范围，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不利于交易的安全。特别是未成年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并不必然对未成年人无益，所以应该赋予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以追认权。但对这种追认权法律应定有除斥期间，即在法定期间届满后，不得再行追认，或者在保险人发觉投保 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后，即发通知给其法定代理人，要求其在短期内(如一个月)追认，否则认为“不同意”，原定合同无效。如双方当事人都未注意及此，则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只能认定合同无效。（5）合同相对无效 《合同法》将以下三种合同作为相对无效的合同对待： ①对方当事人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而签订的合同； ②当事人对合同有重大误解的； ③显失公平的合同。 不利方若在一定的时间内(除斥期间)行使撤销权，致使上述合同被撤销的，合同即无效；反之，合同(继续)有效。在保险实务中，相对无效的保险合同主要有保险代理人故意欺骗投保人，夸大保单利益，诱使投保人投保的；保险人在保单条款或特约条款中扩大保险责任的免责范围，造成保险合同显失公平的；或在保险人或其代理人胁迫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等情况下，投保人均可申请撤销该合同，合同经法院撤销后便自始无效。但不利方若没有申请撤 销合同，或只是提出变更合同的请求，合同并不当然无效。 （6）保险合同当事人行使解除权，且解除行为具有溯及力的 合同的解除是指合同生效后，全部履行以前，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解除或约定解除合同的行为。合同解除的效力若能溯及合同成立之始的，称为有溯及力的解除，反之，则为无溯及力的解除。就保险合同而言，解除行为若具有溯及力的，将发生恢复原状的效果，保险合同中双方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债权债务关系)自始消灭。我们也可以把解除行为具有溯及力的，视为合同无效的一种情形。 ①投保人退保的 由于保险条款大都由保险人事先拟订，故为了保护投保人的正当利益，各国保险法都将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中处于弱势的一方，所以在法律的规定和解释上均偏惠于投保人，即如果双方对保险条款理解发生歧义，法律上解释将有利于投保人。立法上还赋予投保人直接解除权，即合同解除不必以保险人同意或违法为前提。我国《保险法》第15 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关于投保人的解除权，除我国《海商法》第227 条和第228 条有例外规定，一般不允许被保险人在保险责任开始后解除保险合同，特别是对货物运输和船舶航次保险，法律规定被保险人一律不得要求解除合同。 ②双方当事人约定解除保险合同，并约定解除行为的效力溯及既往，有恢复原状的效果保险合同既可经双方当事人合意成立，也可经合意解除，并可约定解除行为有溯及力。 ③因一方不履行有关义务，另一方行使解除权的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要求投保人在订立合同之际，负如实告知有关信息的义务。如果投保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且这种隐瞒或虚假陈述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承保与否的，则保险人在知悉后可解除此份保险合同。我国《保险法》第17 条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但我国《保险法》的上述关于保险人在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可行使解除权解除保险合同的规定有以下不足之处： ①欠缺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解除权实质上是一种形成权，对形成权应有除斥期间的规定。否则，保险人无论经过多长时间都可以行使解除权，解除保险合同，势必一方面使保险合同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由于法律规定一旦保险合同解除，保险人对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概不负责，甚至可不退还保费，这样一来对投保人尤显不公。我国台湾《保险法》第64 条规定：“前项解除契约权自保险人知有解除原因后经过一个月不行使而消灭”，似值得大陆立法借鉴。 ②对于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只影响到保险费率提高的，宜规定保险人只有权要求投保人补交应收保费与已收保费的差额，只是在投保人拒绝保险人要求其补交保费的请求后，法律才可赋予保险人解除权。但对合同解除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应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的比例给付保险金，而不应任由保险人解除合同，不承担保险责任。因为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违反之时只涉及到保险费率的高低，即只关系到应交保费的数量，而保险事故和保险标的并非属于不可保的风险。 ③我国《保险法》对投保寿险时，投保人谎报年龄的规定也缺乏灵活性。《保险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而我国台湾《保险法》第122 条则根据年龄不合限制的不同情况作出了区别性的规定：“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而其真实年龄已超出保险人所定被保险人的年龄限度者，其契约无效；但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未达到法定年龄之最低限度者，其保险契约自被保险人达到规定年龄之日起生效”，台湾的规定较之于大陆的相关条款，更能周到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 ④我国《保险法》对于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和因过失而未告知保险人有关信息这两种不同的情形，未作实质区分，而是赋予保险人一样的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这种规定不够科学，因为保险业务的专业性较强，投保人具备的保险专业知识也较少，对于何者为重要信息并应予告知并不了解；如果规定只要投保人未告知有关信息，与投保人故意隐瞒或提供虚假陈述一样，保险人均可行使解除权，似乎不尽合理。特别在某些情况下，某些重要信息只要保险人或其代理人稍事询问或检查即可获得，而他们由于过失而未询问或检查的，如果法律依然不加区分地赋予保险人解除权，似乎更不合理。所以相比较而言，我国大陆的《海商 法》的规定则较为科学，该法第223 条规定：“不是由于被保险人的故意未将有关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或者要求相应增加保险费。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对合同解除前发生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应负赔偿责任”，从而对保险人在投保人非基于故意而未告知有关情况的，解除权的行使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与投保人恶意违反诚实告知义务的情况区别开来。 ⑤投保人若在合同成立后，不履行交付保险费义务的，保险人也可以行使解除权，而致使合同无效。在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应履行交付保费的义务，交费方式有分期支付保险费和一次性支付全部保险费两种方式。保险实务中尤以分期支付保险费为主要方式。我国《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自保险人催告之日起超过三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或者超过约定的期限六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中止，或者由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减少保险金额。 被保险人在前款规定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但可以扣减欠交的保险费。 合同效力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止的，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并达成协议，在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后，合同效力恢复。但是，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二年双方未达成协议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保险人依照前款规定解除合同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3>、保险合同的履行 保险合同的履行主要包括投保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和保险人必须履行的义务。 投保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包括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保险事故发生后的通知义务、接受保险人检查，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的义务、积极施救义务、提供索赔单证、领取保险金等义务。 保险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包括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对事故的原因和损失情况进行调查，给付保险赔偿金和保险金的义务以及支付其他合理必要的费用。这些费用包括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损失所支付的合理、必要费用，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合理、必要的费用，诉讼费或者仲裁以及其他必要、合理的费用。
< 4>、保险合同的变更 保险合同变更指保险合同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之前，当事人根据情况变化，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原保险合同的某些条款进行修改或补充。 变更内容主要包括保险合同主体的变更、内容的变更和保险合同效力的变更等。 （1）主体变更 保险合同的主体包括保险当事人以及保险关系人。保险当事人是指订立保险合同并享有和承担保险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人，包括保险人和投保人。保险关系人是指在保险事故发生或者保险合同约定的条件满足时，对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人，包括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保险合同的主体不同，变更所涉及的法律程序规定也不相同。 投保人的变更，属于合同的转让或者保险单的转让，如在转移财产所有权或者经营管理权的同时将保险合同一并转让给新的财产受让人。《保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因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自收到前款规定的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 被保险人的变更，只能发生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标的即被保险人的生命或身体，这是保险关系确立的基础，是不能变更的。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标的变更实际上意味着投保人的变更，因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保险利益因保险标的的移转而消灭了，但是保险利益仍然存在，为受让人所有。 受益人的变更，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2）客体变更 保险合同的客体是保险利益，保险利益为投保人所有，其变更一定是投保人的变更所致。 （3）内容变更 保险合同内容的变更指保险合同中规定的各事项的变更。保险合同内容的变更有两类情况，一是投保人因自己的实际需要提出变更，二是因一定法定情况的发生，保险合同一方须予提出变更，另一方亦不得拒绝变更。 保险合同内容的变更包括保费的变更及其他内容的变更，主要是保费的变更。法定须予变更的情况有： ①保费的增加 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更正并要求投保人补交保险费，或者在给付保险金时按照实付保险费与应付保险费的比例支付（第三十二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的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第五十一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 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第五十二条）。 ②保费的减少 据以确定保险费率的有关情况发生变化，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明显减少，或是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明显减少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应当降低保险费，并按日计算退还相应的保险费。投保人因自己的实际需要提出变更请求主要是因变更保险金额而变更保费。 ③保险金额的增加 如保险价值因市场价格上涨，投保人可提出按照或者不按照保险价值的增加比例增加保险金额，当然亦需增加保费；投保人亦可在保险价值并无增加的情况下在保险价值限度内提出增加保险金额的请求。 ④保险金额的减少 如因有保险价值减少的情况或者虽无减少情况，投保人亦可提出减少保险金额的请求，只是一些保单规定保险人并不受理保险金额减少的请求，此种保单多为人寿保险保单。
<5>、保险合同的解除 保险合同的解除是指依法提前终止合同关系，包括协议解除和法定解除，可行使法定解除的原因包括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违法行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的应尽的责任、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人身保险合同效力中止满2 年。
<6>、保险合同的终止 保险合同的终止是指保险合同关系不复存在，主要原因有保险期届满，保险赔偿金或保险金的给付，合同解除，行使终止权以及被保险人受益人死亡。
<7>、保险合同的解释 合同解释是指当对合同条款的意思发生歧义时，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按照一定的方法和规则对其作出的确定性判断。《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保险合同应遵循合同解释的原则有： （1）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是按保险条款文字的通常含义解释，即保险合同中用词应按通用文字含义并结合上下文来解释。保险合同中的专业术语应按该行业通用的文字含义
解释，同一合同出现的同一词其含义应该一致。当合同的某些内容产生争议而条款文字表达又很明确时，首先应按照条款文义进行解释，切不能主观臆测、牵强附会。如××保险公司的家庭财产保险条款中承保危险之一“火灾”，是指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所造成的灾害。构成火灾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有燃烧现象，即有热有光有火焰；偶然、意外发生的燃烧；燃烧失去控制并有蔓延扩大的趋势。而有的被保险人把平时用熨斗烫衣被造成焦糊变质损失也列为火灾事故要求赔偿。显然，按文义解释原则，就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 （2）意图解释 意图解释即以当时订立保险合同的真实意图来解释合同。意图解释只适用于文义不清、用词混乱和含糊的情况。如果文字准确，意义毫不含糊，就应照字面意义解释。在实际工作中，应尽量避免使用意图解释，以防止意图解释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3）解释应有利于非起草人 《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由于多数保险合同的条款是由保险人事先拟定的，保险人在拟订保险条款时，对其自身利益应当是进行了充分的考虑，而投保人只能同意或不同意接受保险条款，一般不能对条款进行修改。所以，对保险合同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非起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解释，以示公平。只有当保险合同条款模棱两可、语义含混不清或一词多义，而当事人的意图又无法判明时，才能采用该解释原则。所以，《保险法》第三十条 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4）尊重保险惯例 保险业务有其特殊性，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业务。在长期的业务经营活动中，保险业产生了许多专业用语和行业习惯用语，这些用语的含义常常有别于一般的生活用语，并为世界各国保险经营者所接受和承认，成为国际保险市场上的能行用语。为此，在解释保险合同时，对某些条款所用词句，不仅要考虑该词句的一般含义，而且要考虑其在保险合同中的特殊含义。例如，在保险合同中，“暴雨”一词不是泛指“下得很大的雨”，而是指达到一定量标准的雨，即雨量每小时在16 毫米以上，或24 小时降水量大于50 毫米的，方可构成保险业所称的“暴雨”。
<8>、解决保险合同争议的方式 保险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包括和解、调解、仲裁以及诉讼。 （1）和解 和解是指合同主体双方在自愿诚信的基础上，根据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充分交换意见，相互切磋与理解，求大同存小异，对所争议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自行解决争议的方式。 （2）调解 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律师的主持下，合同主体双方根据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充分交换意见，对所争议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解决争议的方式。 （3）仲裁仲裁是争议双方依仲裁协议，自愿将彼此间的争议交由双方共同信任、法律认可的仲裁机构的仲裁员调解，并作出裁决。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予以执行。仲裁机构主要是指依法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它是独立于国家行政机关的民间团体，不受级别和地域的限制。 （4）诉讼 保险诉讼主要是指争议双方当事人通过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解决争端、进行裁决的办法，它是解决争议的最激烈方式。

Ⅷ 保险合同条款如何看懂

当大家买保险时，保险的所有理赔条款都在合同内。保险合同条款就像一本“天书”，大家在在看的时候真的无从下手。那么怎么样才能看懂保险合同条款，掌握保险合同内的关键信息，防止被代理人误导？奶爸用四点，告诉大家保险合同条款怎么看：

一、保险合同藏在哪？投保之前哪里看？

保险合同一般分为两种形式：电子合同、纸质合同

1、电子合同

指的是在线上投保成功后，保险公司会发送单号要您去官网下载电子合同，或者说直接发送到您的预留邮箱。

2、纸质合同

大家在线下投保成功后，保险合同由保险代理人转交到客户的手中。保险合同中通常会把健康问卷装订一起，方便用户存档。

投保前的合同条款虽然不是投保成功后正式的合同，但里面的规定条款基本与正式合同一致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电子保单与纸质合同都属于书面形式签订的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关于如实告知的法律责任，《保险法》第十六条也有明确的规定。如实告知是投保人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律义务。

投保人需要对保险人问及的，投保时“应该知道”的重要事实，并且进行如实告知，否则可能会影响保单合同的效力。

简单点说，就是如果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遇到出险事故，保险公司可以不赔。

四、保险合同如何管理

买了保险，就一定会有保险合同。

如果你是线下投保，一般会拿到纸质合同。如果你是线上购买，则拿到电子合同。上述我们提到，其实电子保单与纸质保单法律效力是一样的。

所以拿到电子合同和纸质合同都没有关系，重点是要做好保险合同管理。奶爸建议，最好专门做一份保障清单，将所有保单的重要信息整理好，以便日后查看。

总结

买保险本质上就是买一份合同，所有疾病规范以及理赔问题都按保险合同条例来执行。需要花费一点时间在研究保险合同条例上，为了避免买错保险花费了冤枉钱。

现在互联网发展迅速，保险信息的透明，以及各种投保技巧，保险小知识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对于保险小白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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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保险法或合同法专家进！。。货物运输保险问题

D赔给C，让C在权益转让书盖章，得到C像A请求赔偿的权益。

A由于购买了保险，该赔偿由B来承担。

案例中的C向D购买的保险应该是货物运输险，因此在案例中有重复保险的情况存在。

如果都是足额投保，我认为应由B和D各承担损失的50%

操作中可以是D赔100%钱给C，再从B处摊回50%的钱

Ⅹ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保险公司如何抗辩免责条款无效的辩点

［内容提要］合同义务是否履行的举证责任由履行方来承担，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属保险人之义务，所以该事项的举证责任应由保险人承担。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范围及举证程序应如何准确、合理的界定，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举证问题，是司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免责条款及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保险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以期对司法实践中认定保险人是否履行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有所助益。［关键词］保险合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一、免责条款及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排除或限制将来责任的条款。这种条款通过分解风险，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促使交易的成就。免责条款是保险合同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它对保险人应承担的风险责任做出限制，明确保险人不承保的风险及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但另一方面，免责条款往往被格式合同的提供者所利用，以逃避自身责任、扩大合同对方的义务或限制对方的权利，从而损害了交易关系中弱者方的合法利益。正因为如此，法律对免责条款的适用较为审慎、严格，免责条款受益方须在签订合同时提请对方注意并解释说明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否则该条款不发生免责效力。我国《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我国《保险法》第18条对此更是有明确的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显然，免责条款说明义务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如果保险人违反此义务，该免责条款便会归于无效。《保险法》之所以作如此规定，是因为保险合同一般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且合同条款中包含大量的保险术语，导致投保人在理解时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保险公司在诉讼中负有举证的责任，应出示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上述法定义务，否则将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二、保险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近几年公众的保险意识在不断增强，但保险业竞争也在迅速加剧，尤其是入世后外国同行将抢滩国内保险市场，给国内保险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这种大环境下，以往只重规模扩张不重利润的各保险公司的许多问题日益突现，特别是在业务营销领域。实践中，围绕免责条款大致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1、免责条款用词用语不明确、含义不清楚，容易导致歧义和误解。如本案就存在这种情况。《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此，只要存在这种问题，保险公司就面临着要承担原本不必承担的风险和损失的可能。2、保险公司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常因未尽到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导致纠纷增加，信誉下降。保险公司除了自身工作人员外，还有一大批保险代理人。这些保险代理人总体业务素质不高，而流动性却很强，且常常唯利是图，难免会违规展业。有时为了说服客户购买保险产品，往往不主动向客户提到免责事项。客户一旦出险，如果属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情形，保险公司引用免责条款拒赔时势必与客户的心理期待相去甚远，造成客户心理落差太大，于是引出投诉与诉讼。如果免责条款含义非常明确，则法官很可能会以客户在投保单上的签名推定其对免责条款事项已明知而判其败诉。但最终受害的其实是保险公司自身，因为这样做会失去信誉、失去客户。3、在许多案例中，保险公司因难以证明已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而败诉。由于有些免责条款语义不清。晦涩难懂，有的因技术性。专业性过强而超出了普通的理解能力，因此保险公司若适用此类条款免责将极易引起纠纷。碰到此类索赔案件对保险公司是非常不利的，除非能举出有效证据证明已在客户投保时向其解释说明过这些免责条款。但保险公司事实上很难举证，即使有工作人员证言也会因有利害关系而不被法院采信。造成举证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保险代理人流动性大给保险公司举证造成了不便等等，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保险公司风险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只重前期展业不重后期管理，只重初期保费收入不重日后诉讼隐患。手续不规范、程序不到位是普遍存在的情况，更别谈日后诉讼证据的收集和保管了。三、保险合同中免责或部分免责条款的认定标准关于免责条款之具体表现形式，即如何认定一个保险合同条款属于免责条款的问题，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分歧。有观点认为，只有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部分才能被认定为责任免除条款；有观点认为，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责任范围的条款亦属于免责条款；有观点认为，免赔率或者免赔额以及合同约定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履行义务时，保险人全部或者部分免责的条款应认定为责任免除条款；有观点认为，保险单的特别约定栏中有关保险人免责的内容即属于免责条款。笔者认为，对于那些明确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或“免责条款”或“除外责任”部分的条款，毫无疑问属于责任免除条款。实践中争议较大也是较具有迷惑性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保险条款。这类条款本身未被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部分，而是隐含在其他保险条款或者在保单正面以特别约定的形式出现，但其本身确实起到了免除保险人部分或全部理赔责任的效果。要确认某一条款是否属于免责条款范畴，关键不在于该条款是否有免除责任的内容，而在于这种免除责任的约定是否超出了通常情况下一般理性人的认知范围及法律的基本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免责或部分免责条款是指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无须对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或仅承担某项责任范围的条款。其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是一种契约条款，免责或部分免责条款订入保险合同是免除或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它是当事人事先约定或制定的，在责任发生前订立并于责任发生后才生效的条款。第三，免责或部分免责条款旨在免除或限制保险人对未来可能发生保险事故所产生的保险责任，具有免除责任或限制责任的功能，这是保险免责条款最主要的特征。四、保险人已经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的裁量标准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是保险合同内容的一部分，对保险人而言，对部分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在实践操作层面上还有更多的模糊问题需要解决。诸如：履行的方式，提示的程度等。(一)提示义务的履行形式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于免责条款，保险人应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如提示应具有“显示标志(如字体加粗、加大、相异颜色等)”。同时，免责条款的字体可以采取加大、加黑、加粗、斜体或者采用不同颜色印制，以达到保险法要求的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二)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我国现行法对如何把握对于明确说明的内涵未作规定。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现过三种意见：1、中国人民银行的答复：“保险人在机动车辆保险单背面完整、准确的印上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或备案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即被认为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告知义务。投保人在保险单上签字，是投保人对保险单即保险条款的有关内容表示认可并接受约定义务的行为”。2、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批复：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1条规定：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有关免责条款作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比较上述三种意见，关于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程度，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最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批复要求最高，司法解释草案的要求与保险法接近。目前通说认为第二种意见比较合理，审判实践中也基本采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批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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