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社会救助法变动趋势

㈠ 我国社会救助的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从国际社会救助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的历程看，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对于国家的繁荣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当下，对贫困者和弱者进行社会救助，要有严格的资格审核制度，使真正有需要者得到救助。为完善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突破现有的发展困境，笔者认为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理顺管理体制，健全运行机制。建立协调平台和落实平台，构建跨部门的社会救助管理体系，保证各项救助政策的落实，形成社会救助工作合力，实现社会救助工作组织体系与救助工作的专业化。

进一步推广社会救助的分类分层管理。适当区分基本生活救助和其他专项救助，推广分类施助和差异施助。建立“以人为本，重在服务”的管理理念，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制度的作用。建设正式救助与非正式救助相结合的制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道德的进步。

积极推进社会救助领域立法。加强社会救助的法制建设，建立中国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体系，尽快推动社会救助法的出台，使救助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社会救助的公正度进行监督，逐步完善现有的具体救助政策和措施，确保社会救助制度的长效性和权威性。完善税收调节制度，通过税收手段调节国民的收入分配，进而筹集救助资金，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减缓社会救助的压力。

实现社会救助方式的多元化。建立规范灵活的救助机制，改变以往的资金筹集方式，建立多元化资金筹集机制，积极开展社会募集，合理分担中央与地方政府责任。

保障社会救助的公平性。保障城乡发展的均衡性，促进城乡共同进步。改变“城乡分治，公民不同权”的理念，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努力实现社会救助的均等化。经济发展是社会救助政策实施的重要基础，未来中国应更加重视社会救助制度效率的提升，着力解决公平问题，注重贫困缓解，坚持走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救助发展模式，更加关注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发展问题。

㈡ 社会救助的救助体系

形成合理健全的社会救助立法机制，寻求公法私法外的社会救助法的存在空间和价值张扬，从法律思想和法律规范上建立具有相对独立价值的社会救助法子系统。 “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往往是对某一制度理性思考的结果，一部良好的法律应当能够蕴涵社会所公认的准则与价值”。社会救助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救助，需要有效的政策和法律调控。社会救助政策随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而相应调整，同样，社会救助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社会救助法制建设受经济活动、政策等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在此，涉及到法律与政策、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等法学范畴基本理论问题，而且还涉及对法律的形成机制，特别是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等问题。因此，社会救助法治，除考虑立法自身的机制外，还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考虑政策变化，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能为立法而立法，假借法律规范的形式大行权宜的应急的社会救助政策，以之培植社会救助管理的制度主干；更不能以社会救助的特殊性而强化政策的作用，漠视或弱化法律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的思想价值和制度意义。
社会救助法的立法机制，还必须考虑法律规范的构成问题。我们认为，社会救助法的规范构成，包括稳定的“核心规范”，主要为社会救助的一些基本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制度。这些制度构成社会救助法律的基本框架，相对稳定。又包括易变的“变易性规范”，主要用以应急性、强制性的调节。这两个方面涉及到法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稳定性与变易性等问题。考量我国社会救助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社会救助法律框架设计时，在确立核心规范，保持法律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同时预留出适度调整空间，兼顾稳定性与开放性、变动性，实现法律自动调整。另外，社会救助任务的加重催生了现代意义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而经过归纳和抽象的法律制度也在社会救助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调适修补，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具有普适性，不仅适用于转型时期，而且今后发达的社会救助体系中，还将经常地、持久地起到广泛的规制作用。因此，要推动社会救助立法上的标准化、指数化和模型化。 提供社会救助是政府的职责之一，这也符合当代各国福利行政、给付行政的发展趋势。“公民权利才是政府权力之源，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 .政府（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或者政府的职能部门）在我国当前的社会救助中掌控着话语权，是社会救助名副其实的决策者、管理者、执行者和监督者，其公权对社会救助的干预是全方位、全过程的。从权力划分来看，政府在社会救助中享有立法权、行政权和监督权；从责任划分来看，政府是社会救助的责任主体，承担制度设计并履行给付义务。公权干预是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对政府权力的法律控制是贯穿于社会救助法治全过程的中心主题。“由于缺少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使得我国公民的人权也面临权力的巨大威胁，应该说这是我国人权立法亟待完善和加强的地方” .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依法行政的核心，也是我国依法行政制度中的薄弱环节。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必须首先规范政府公权，切实依法行政，以权利、监督、责任等制约政府公权。

㈢ 社会救助法的草案

保障民生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1990年成为我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的王利明，如今已是我国民法领域的领军人物，也是近几年来人大会议上倍受关注的人物。因为每年人大会议期间，他总能带来几份让公众瞩目的、十分有份量的议案。去年的人大会议上，他提出建议加快消费品安全保障法立法、建议制定证券无纸化法等三项议案。今年的人大会议上，王利明带来建议制定社会救助法和制定民法总则两份议案。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由于贫富差距仍然存在，自然灾害频发，某些群众因病致贫、以及天灾人祸等原因，遭受重大人身财产损害，仅依靠自身力量和现有的救助渠道难以摆脱困境，急需获得社会救助。王利明认为，制定社会救助法是保障民生的需要。
目前社会群体中出现了自救性的乞讨儿童、生活极为困难的残障人士，缺乏生活来源的农村居民，无监护人的孤儿等，这些弱势群体迫切需要给予社会救助。此外，由于父母患病无力抚养子女以及父母不尽监护义务等原因，也造成某些儿童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亟需获得社会救助。王利明说，制定社会救助法，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和未成年人的权利，也可以体现党和国家对弱势群体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高度重视。
现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和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其中有的是由于受害人缺乏自我救济的能力和稳定的生活来源造成的。例如有的低收入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如果社会不给予关爱和帮助，可能使其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有些家庭生活极度贫困的人士，因为工作、生活中产生一些纠纷未能够得到解决，又长期得不到社会的关爱，可能铤而走险甚至产生反社会的情绪。王利明介绍，我国近几年来在维护社会稳定中极为注重对纠纷的事后处理，对于那些生活极度困难的人士，如果通过社会救助，能起到事先化解矛盾的作用，可以降低维稳成本。
通过社会救助办法，关爱这些弱势群体，让他们始终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这对于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有着积极的作用。 王利明强调。
有限的救助资金用于最需要的人
王利明认为，所谓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公民在必要时无偿提供的物质帮助。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虽然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中对社会救助制度作出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仍然非常简略，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假如发生车祸以后加害人逃逸、高楼抛掷物致害中无法查找加害人，受害人遭受重大人身伤害，却得不到赔偿，如果不能获得社会救助，其就处于无助的地位。责任保险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损害填补的问题，但是，它无法完全解决受害人救济的问题。更何况，在我国责任保险的覆盖率较低、适用范围有限，赔付率较低，大量的事故损害的受害人不能获得保险的保障。这就有必要建立社会救助制度以弥补责任保险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等的不足。王利明说，社会救助制度是完善我国多元损失救济制度的需要，当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救助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因为我国还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救助资金的筹措相对困难，所以，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基金来救济受害人。通过明确社会救助的辅助性，可以使有限的救助资金运用于最需要的人。
王利明强调，社会救助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在社会保障法的体系中应当居于基础性的地位。
有利于基本人权的保障
我建议尽快制定社会救助法，明确救助机构的性质、救助的对象、救助的条件、救助机构的责任等问题，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制度的救济功能。王利明认为，社会救助法的基本框架应该包括：总则、社会救助的主体、救助对象、社会救助的实施程序、救助机构的义务和责任、对社会救助机构的监督。
王利明认为，社会救助立法要强调资金来源由政府主导、来源多元化，坚持保护弱者、关注民生、关爱弱势群体、保护未成年人，保障残障人士的基本生活条件，实现个人的尊严。
社会救助具有及时性、应急性、法定性和强制性等特点。王利明认为，对于受害人的救助应主要针对人身权益遭受重大损害的情况。除非财产权益的侵害，影响到其基本生存，如房屋被毁损无处安身，危及到基本人权的保障，才有可能需要社会救助。
王利明指出，社会救助的主体是救助者，即救助机构的设置。救助机构应当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投入，同时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的资金。目前已经成立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等，都应当纳入社会救助基金之中。社会救助机构是独立于政府公权力之外的，其具有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应当有严格的规章制度限制其行为与权限。另外，由于政府在社会救助中权责的特殊性，必须通过立法界定政府的责任，使政府对社会救助的管理内容合法，权责明晰。
社会救助的对象主要包括弱势群体、经济生活极度困难人士、孤寡老人、失去监护人的未成年人、自救性的乞讨儿童。 王利明说，救助对象应当有便捷的认定程序，同时应当及时进行公开公布，接受人们的监督。并且要对于认定程序设置异议程序。
王利明强调，救助机构对侵权人的追偿权问题，也有必要规定。在受害人遭受他人侵害，暂时找不到侵害人时，由救助机构给予救助，找到以后，社会救助机构有权向侵权人行使追偿权。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救助基金是有限的，如果可以追偿而不追偿，就会使社会救助基金枯竭。另一方面，追偿权的行使也可以避免真正的加害人逃脱责任。
社会救助法还应当规定，社会救助机构应当接受主管机关的监督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 王利明最后说。
王利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著名民法学家。

㈣ 对于2010年的《社会救助法》大家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削除地域限制，交够保险年数外地人也应该能申请

㈤ 英国济贫思想的演变趋势

一、英国济贫法的历史演变及制度内核的进化
英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贫困,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较大的冲击,在济贫法颁布实施之前,存在着教会慈善救济、个人慈善救济与民间救济,以及行会救济等救济系统与救济行为,但是长时间未形成国家形式的统一的、跨地区的整体救济体系与措施.从英国济贫法的立法动因展开分析,可以将英国的济贫历史划分为旧济贫法时期、新济贫法时期和福利国家时代三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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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济贫法(old poor law)时代的社会特征与旧济贫法的制度内核
这一时期主要是指1485～1603年的都铎王朝,以及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颁布实施后200余年直到1834年.
都铎王朝时期的贫困问题主要起源于人口膨胀、土地兼并、圈地运动、通货膨胀,以及宗教改革等.从1470年开始一直到17世纪中叶,英国的人口增长态势就未曾停息过,致使整个都铎王朝时期未成年人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长期保持在38％左右,在农业社会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产生的生活资料增长非常缓慢的历史条件下,以及长子继承制的传统继承制度影响下,流浪人口大幅度提高,再加上手工作坊使用廉价童工替代成年工人现象的大量存在,进一步加剧了流浪者的数量.土地兼并和圈地运动作为奠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序幕的重大事件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加剧了农民的失业和破产程度,同时也加剧了英国社会的贫困化程度.整个16世纪,所谓的价格革命致使通货膨胀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常态,这一通胀势头蔓延到了17世纪.雇主所推行的价格革命的实质就是低工资和高物价长期并存,由此造成了雇主的高利润和工人的贫困化加剧.16世纪英国的宗教改革解散了大量寺院,没收了大量教产,一方面削减了贫困人口接受救济的渠道,另一方面也致使大量依靠年金生活的修士、修女、下级教士以及为数众多的寺院的雇工、仆役陷入贫困,增加了流浪人口的数量(赵静,2007).到了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2年),新技术推动了毛纺织业的发展,开辟海外市场拉动了商业的发展,英国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是,这一时期收入差距的悬殊非常明显,农业生产非常脆弱,纺织业的发展并不稳定,农民的破产和城市经济的不稳定,致使斯图亚特王朝政府面临的济贫压力非常大.17世纪20年代末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战争,以及1642年爆发的内战,致使英国经济陷入较长时期的混乱状态,1647～1649年间的“平等派”和“掘土派”等群众运动也加剧了英国社会的动乱,种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使得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规模增大,扩大了社会贫困问题的广度与深度.
都铎王朝时期的第一个关于穷人的法令是1495年的法令,随后比较重要的是1531年的法令.这两个法令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惩罚流浪穷人以及如何将其遣送回出生地或者居住地,不过1531年的法令增加了一条规定,即那些值得同情的穷人经许可后可以乞讨.1536年的法令虽然又补进了很多实质性的内容,如“教区执事或者其他官员要为本教区体弱无劳动能力的流浪穷人收集救济物以赈济之”和“将5～14岁的健康流浪小孩送到农夫或者手工作坊或者其他行当去当学徒,以便他们日后有个技艺养活自己,任何拒绝这样做的小孩或者中途无故离开的,当众鞭挞之”.但是,这些规定在实际运作中的效力非常低.1547年的法令规定受到安置的儿童在24岁(男孩)和21岁(女孩)之前不得离开学徒场所,否则将被罚作师傅的奴隶直到上述年龄为止.这对流浪穷人的处罚过于严酷,不久便被废止.截止到1572年的法令颁布之前,都铎王朝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管制流浪穷人的法令,其中大部分都在实际操作中归于失败.1572年的法令是第一个努力为那些健壮的流浪穷人提供工作的法令,1576年的法令则强调了为穷人找工作的济贫方式,并使之具体化.1598年的法令又设立了贫民监督官办公处——征收济贫税以及为那些健康的穷人提供工作.到1601年颁布《伊丽莎白济贫法》,都铎王朝的济贫法已开始趋于合理(刘涛,2009).《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基本原则是:让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儿、无人赡养的老人和身体残疾的人,得到救济或赡养；给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让他们能够以此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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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济贫法》在英国济贫法乃至英国社会政策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比较系统完整地规定了济贫法制度,突破了零星的社会自发性慈善行为的“瓶颈”,是人类历史上国家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介入济贫事务,奠定了国家性济贫制度的基础.第二,所提供的主要是院外救济(outdoor

relief),院外救济主要包括每月或每周发放的补助金、燃料、衣物和住处等.它是在教区范围内的救济体制中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救济方式.主要形式有:(1)发放各种救济金,这是最主要的院外救济方式；(2)寄送贫困无助的孤儿；(3)针对贫穷的男性劳动力实行补助金制度；(4)提供面包、衣物、原材料和燃料等实物救济以及住房和医疗救助；(5)提供儿童做学徒的机会,帮助他们学一门手艺等(刘涛,2009).第三,政府已有意识地对贫民做出区分.政府将他们分为几种类型:(1)强壮有力而不愿工作的；(2)老弱病残而不能工作的；(3)不幸而找不到工作的.依据不同的分类使他们的待遇有较大的区别,这样的区分在体现国家与国民的权利和义务方面具备了近现代国家的特色.第四,建立了严密的管理体系,枢密院代表国王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通过发布《命令集》来显示中央政府在济贫制度上的官方政策；地方上的济贫事务基本上完全由治安法官来负责；地方上济贫事务的实际操作则由教区济贫官和贫民救济委员来执行.第五,较为完善的济贫税的征收制度,规定由每个教区的教会管理人和四名贫民监督人(overseers)负责向每一个居民土地所有者征收济贫税,如若被征收者违反济贫税的征缴制度,他们有权扣押这些人的财产.
(二)新济贫法(new poor law)时代的社会特征与《新济贫法》的制度内核
这一时期主要是指1834～1948年.这一时期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成为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命脉,无产阶级队伍已经形成,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成为当时英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亟待解决.古典主义的经济学说在英国成为思想界的主流,社会中上层人士普遍认识到,如果不能解决严重的贫困问题,就会导致社会总需求的萎缩以及投资的不足,从而引发经济危机.由此,自由放任理论成为19世纪初期之后济贫法改革的指导思想.
英国于1834年颁布了《济贫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 of
1834),又称《新济贫法》,该法案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严格禁止对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济贫院之外的救济,对于申请救济的贫困劳工要求他们必须入住济贫院,并从事教区安排的工作以获得救济.该法案的实行,进一步完善了英国社会的济贫制度,主要表现在:第一,第一次全面以社会政策的方式规定了有工作能力的人不能享受济贫院之外的救助,接受救济的穷人的生活标准必须低于自立劳动者的生活标准,这成为以后福利政策的基本思想.第二,建立了全国一致性的贫民处置方法,一是组建了英国早期重要的公法人机构“英格兰和威尔士济贫法委员会”,使之负责全国贫困救济的管理,包括贫民、济贫院、儿童教育等方面.二是授权各地建立济贫院和联合济贫区负责穷人救济工作.救济工作的管理由以地方为主开始过渡到以中央政府为主(高潮、徐滨,2011).第三,建立起完善的济贫管理体系,1847年中央成立济贫法部(poor
law board),统一监督各联合济贫区的工作,1871年成立地方政府事务部(local government
board)监督地方事务,包括济贫工作.上述两部拥有的权限包括:(1)有权颁行济贫条例；(2)成立督察组专门监督中央条例在地方上的执行情况；(3)设立地方稽核员,对不合要求的济贫支出施以财政性惩罚；(4)在地方上选举监督官并聘用有薪官员负责济贫事务.第四,院内救济成为整个英国《新济贫法》的标准体系,也成为《新济贫法》的核心.院内救济的主旨是指贫困者必须进入济贫院中才能得到救济,接受院内救济的人不再拥有选举权,以示对接受救济者政治上的惩罚,目的是让每一个贫民都知道应该通过个人的努力而不是政府与社会的帮助来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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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济贫法》时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引发了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到19世纪末期,整个社会在反贫困的意识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从谴责穷人的懒惰和恶习是导致贫穷的主因转变到穷人的贫困是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完善造成的；(2)从一味强调穷人应以自立和拼命劳动来解决自身贫困问题转变到政府需要在经济上给予穷人以基本的帮助；(3)将济贫由分散变为集中,克服了地方济贫管理腐败和不称职的局限；(4)从忽视穷人的生存条件转变到帮助穷人改善其生存状态,并逐步提高其生存水准以达成社会稳定的目标.
(三)福利国家时代的社会特征与福利社会的制度内核
这一时期大致是指1948年英国颁布《国民救济法》,正式废除济贫制度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的阶段.国民救助制度的实质是将过去的各种救济制度进行扬弃之后统一形成的制度.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国民救济制度的建立“标志着英国社会史整个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到来”.至此,在英国实行了几百年的济贫法退出了历史舞台.
进入20世纪之后,英国社会的生产力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而获得了极大的提高.相应地,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经历了高度发展.分配领域的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加剧,经济周期和机器替代人工的现象提高了失业率,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妨碍了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调控强度,所有这一切的变化都决定了建立在自由主义和自助传统上的济贫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变化了的英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无法有效地解决新社会条件下复杂的社会问题(丁建定、杨凤娟,2004).此时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霍布森指出,一个治理得当的国家,应该以新形式的社会有效支出来解除目前公众的贫困,并把它作为国家的主要责任(霍布森,1902).1906年颁布的《教育法》规定由地方政府为贫困学生提供免费午餐,1907年又增加了为学生提供免费医疗措施的条款.1908年颁布的《养老金法》使英国建立了免费养老金制度,为英国大部分老年贫民提供免费的养老保障.随后又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如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1920年的《失业工人法》和《国民健康保险法》都为解决社会贫困问题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在济贫的组织保障方面,1919年通过的《健康保障部法》规定,成立健康部作为中央管理机构来统一管理英国的济贫事务.1929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要求在地方上成立公共救助委员会,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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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向着建立福利国家的目标演进.1945年通过的《家庭津贴法》倡导设立一种由税收统一支付的非缴费型、普享性津贴,该法的目的是试图解决由战争所造成的贫困.1946年通过的《国民保险法》(不同于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确保提供给每个公民以失业、生育、死亡、孤寡、退休等方面的保障.同年,还颁布了《国民工伤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1948年颁布的《国民救济法》,正式确立了由国民救济制度来替代原有济贫制度的社会保障原则,原来由济贫法所提供的各种救济被纳入统一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管理.上述5部法律共同构筑了英国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实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化和对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的全面保障.英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社会保障法制最完备的国家,形成了“收入均等化、就业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福利设施体系化”的社会保障模式(杨思斌,2008).
英国所创立的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以下特点:(1)政府以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作为施政理念,并在法律的框架下确保组织机构的完善和监管体系的顺畅运行；(2)强调福利的普遍覆盖,服务于社会全体成员；(3)充分考虑公民个人的负担能力,减轻个人的缴费负担,由雇主和企业共同筹资,政府负责,以确保合法权益支付和融资；(4)保障项目齐全,保证替代率或绝对水平、待遇水平随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5)保障目的已不完全是预防和消灭贫困,而是维护社会成员一定标准的生活质量,不仅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而且开始注意满足人们发展的需要.
二、英国济贫法的历史演变对中国反贫困原则创新的启示
英国济贫法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从道义到权利的转变,“由于福利是权利而不是恩惠,所以人们可以无偿地接受它们,而不必感到似乎是占了别人的便宜”(杨思斌,2008).综合考察英国济贫法历史演变中济贫原则的演变,结合我国贫困人口救助制度的现实,可以发现,目前我国贫困人口社会救助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贫困救助保障的覆盖面小；(2)贫困救助的标准低；(3)贫困救助的渠道与标准不统一；(4)贫困救助的实施主体错位；等等.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则可概括为:(1)社会保障体系各组成部分的功能界定模糊,致使社会救济的需求大范围扩张,引发社会扶贫救济工作难以为继；(2)社会扶贫救助未能实施国家统一部署,财政支出过少,致使社会救助秩序混乱；(3)社会扶贫救助中,国家财政支出所占比例太小,地方财政在该项目的支出上对中央财政的依赖性过大,致使该项工作因经费短缺而难以展开；(4)贫困人口救助的立法滞后,制度化建设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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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首先需要在社会反贫困原则的创新方面进行制度修复.
(一)保障基本生活原则
社会贫困救助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现代中国贫困入口生活陷于困境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宪法赋予他们有基本的生存权利,同时政府也有义务帮助他们获得满足基本生存权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是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因为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利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现代中国社会救济标准要基于居民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和数量,并随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实行年度调整.现阶段维持城乡居民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务包括:(1)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人均日摄取热量标准2

400千卡所需的食物；(2)维持最低水平的日用品消费需求；(3)人均最低水平的衣着需求；(4)人均最低水平的文化用品、药品、燃料需求；(5)人均最低水平的交通费、托儿费、学杂费、房租、煤气、水、电、洗理费.
(二)社会化救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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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救助应奉行社会化原则,需彻底改变目前有工作单位的职工首先向所在单位申请救助,单位有困难的由当地上级主管部门调剂解决,主管部门仍解决不了的由财政兜底的传统救助方法.传统的单位是社会救助第一道安全网的扶贫制度事实上易形成贫困与救助因果循环的悖论.实施社会救助是当代政府应该履行的基本责任,财政转移支付中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救助并构成社会救助基金的基本来源,是当代财政理论的基本要义,可以保证扶贫工作的切实到位.虽说社会扶贫需要借助全社会的力量,但企业和社会慈善机构的职能与力量均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这项事业得以落实.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全社会的力量开展社会济贫,事先必须分清落实的主体,只有政府的专职职能部门真正充当起社会救助的主要的、基本的职责,即使社会救助工作走向社会,打破部门和单位的围墙,才能真正引导这项工作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展开,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从道义上来支持这项工作,进而可以避免社会救助过程中的标准不统一、资金不到位、职责不明确、落实不连贯的弊病.
(三)救、助结合,以助为主、以救为辅原则
目前中国需要救助的人员中,原国有企业职工占了很大的比重,这部分人或因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重组,或因原所在企业破产、被兼并等原因而脱离了工作岗位,又因受其自身知识结构、劳动技能和就业观念的限制,一时难以重新就业,陷入贫困的边缘.这部分人员从其体能和年龄而言,大多属于就业适龄人口,如果就此放弃工作,依靠社会救助和下岗工资生活,一方面无助于其自身及其家庭生活状况的改善,另一方面也会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的负担,侵蚀“三无”人员、老弱病残、弱势人群等急需社会救助的人群可能获得救助的空间.因此,政府在对这部分对象实施救助时,应立足于救、助结合,以助为主、以救为辅的原则,设立明确的时间表,在短期内对其进行经济上的救济帮助,但从长期而言,则需从多方面开展再就业工程,从技能上、观念上帮助这部分人群转变就业理念,开展多种形式的就业活动,树立“要就业、找市场”的观念.同时,政府要检讨已实施的产业重组政策,财政注资应立足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加强对财政资金效益的考核.
(四)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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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的救助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社会保障就涉及资金的筹集问题,虽说社会扶贫救助是一项无偿的活动,资金承担主体是政府,但按照风险不确定原理和大数原理,社会公众个人也应为救助资金的筹集承担一定的义务,有工资收入的社会成员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统筹中的一个较小比例划拨用于社会救助基金,可以充分体现社会公平.社会济贫的效率应体现在扶贫体系应有一套“预警、信息、救济”网络系统,可以自动识别贫困发生主体,杜绝扶贫救济中的苦乐不均现象.在实施社会扶贫救助工作中,要密切关注物价变动的趋势,原则上实行扶贫标准一年一定,使贫困人口的生活不因物价的上涨而进一步下降.同时,实行扶贫款发放的群众监督,主管部门定期抽查考核,使效率与公平能形成高度的协调一致性.
(五)统一管理、政事分开原则
要避免社会救助工作中的管理不统一现象,关键还在于理顺政府管理体制.这需要杜绝社会救助工作中“政出多门、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现象和格局,严格构筑统一的社会救助体系,对贫困人口实施统一救助,由一个口子施救,以此形成规范化、网络化、一体化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各地在构架社会救助体系框架时,要以省一级民政部门为核心,展开垂直管理；由地、市级民政部门负责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救助工作的组织和实施；县、乡、镇的民政部门负责社会救助工作的具体实施.政府其他职能部门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人事局等部门可协助负责救助资金的筹集,然后交由民政部门实施救济.同时,也需要形成统一的社会救助瞄准机制,形成贫困人口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和评估机制,杜绝社会救助中的重复、遗漏和虚假申报等现象的发生.
(六)依法管理原则
穿上这个，她们比一丝不挂还要美！
中国社会救助的制度规定多源自于政府的文件、规定和行政命令,具体实施方案也多来自于一些地方的经验总结和介绍,然后通过政府的文件加以推广,总体而言,缺乏法律的有效规范,并且缺乏严肃性、权威性和强制性.因为缺少立法的支持,所以在社会救助的实施主体、对象、标准、范围、期限、条件、监督、责任、义务等方面皆存在一些问题.行政调控作为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手段,无法避免非科学性、非持久性做法在社会救助领域的发生.因此,应尽快颁布和实施全国性的社会救助法案,赋予社会救助工作以法律效力,促使该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健康发展.
三、英国济贫法的历史演变对中国现代社会救助的总体思路创新的启示
从英国济贫法的历史演变来看,强调国家的责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为了保障国家责任的履行,英国设立了社会保障部,统一管理社会保障事宜,避免了“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弊端.因此,我国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工作要顺利展开,并取得持久性的成效首先需要界定责任主体,并对中国目前全社会、多主体、标准不一、责任不清的社会救助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与重塑,以杜绝政出多门、财力配置部分失效、综合协调薄弱、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等体制性弊端降低社会救助效能的现象的延续.上述任务的完成,有赖于政府主管部门施政理念的转变,要一切依照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则行事,加强有关社会救助的立法工作,依照法定程序开展济贫救助；有赖于社会保障体系组织框架的合理构建,建立“纵向为主、横向配合”的社会济贫救助网络,明确社会救助责任主体,并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有赖于社会救助标准随物价波动自行调整机制的建立.根据中国社会救助工作的实践经验总结,我们认为,建立和完善帮困救助机制的总体思路应定位于“政府推动、民政为主、社会参与、综合协调、形成合力”.
要理顺实施社会救助的责任主体,从中国政府组织框架的组成及其职能分工与界定来看,作为政府机构之一的民政部门的基本职能就是实施社会保障.目前,民政部门救助的对象主要是“三无”人员.在上海,社会救助运行机制分为五大板块,即(1)民政救助；(2)安民帮困；(3)社会化救助；(4)高校帮困；(5)慈善救助.其中,民政救助的对象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在社会保障线以下者.1995年7月,上海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对城镇低收入家庭发放粮油供应卡的通知”,对这部分家庭实施“给予救助粮油及面制品等食物”的帮助.目前,已有50万人从这一救助制度中得到帮助,占上海市总人口的5％左右.二是对无业残疾、全家无从业人员、孤老等特困人员的救助.三是对烈属及无业伤残军人的定额补贴或救助.其他四大板块的社会救助分别由经委、劳动主管部门、企业、教委、社会公益性慈善基金会来实施.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救助享有上的苦乐不均现象,同时非民政属性的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职能定位无法保证社会救助工作的持续连贯性,特别是在救助资金的来源和拨付上无法得到切实的保证.因此,以民政为主,就是要集中国家财政资金,通过民政部门的纵向组织体系,利用民政系统的专业化救助技术来实施社会救助工作.这样,就可以避免实际操作中责任主体难以落实责任与义务,企事业单位救助落实困难的弊端.

㈥ 社会救助法的介绍

社会救助法是一部涉及民生的大法，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据悉，第八届、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济法》（当时的名字）列入五年立法规划。

㈦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社会救助工作

社会救助作为大社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社会救助工作人员要做好社会救助工作需要清楚当前社会救助工作中面临的新问题。
在了解新问题的基础上做好社会救助工作。
社会救助工作人员工作的基本思路：
1、加快社会救助工作的创新步伐。民政部门作为政府社会事务管理和民生保障工作的重要部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首先要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社会救助工作进行大胆的探索和研究，结合实际对现行救助政策进行完善和补充，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标准，让更多的困难群众得到有效救助。
2、推进社会救助制度化、规范化进程。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全面建立实施低收入家庭认定制度，积极开展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为社会救助各项工作开展、为各类专项救助认定特别是当前廉租房对象的认定提供基础性数据，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逐步拓宽救助领域。进一步完善临时救助制度，救助对象由城乡困难群众拓展到遭受突发性、临时性较大困难的一般性群众，并根据低保政策的调整及时将相关人员纳入低保救助体系，根据各个家庭的实际情况，给予助学、助困、助医等临时补助。
4、完善城乡医疗救助体系建设。

㈧ 社会救助法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承担为公民提供社会救助的基本责任，为开展社会救助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组织保障。
第三条
本法所称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对依靠自身努力难以满足其生存基本需求的公民给予的物质帮助和服务。
社会救助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基本内容，并根据实际情况实施专项救助、自然灾害救助、临时救助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救助。
第四条
社会救助应当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一）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
（三）保障基本生活；
（四）鼓励劳动自救；
（五）公开、公平、公正、及时。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照本法享有申请和获得社会救助的权利。申请和获得社会救助的公民应当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接受相关部门的核查。
第六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主管全国的社会救助工作，财政、教育、卫生、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管理相应的社会救助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管理本行政区域的社会救助工作。
第七条
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接受民政部门以及其他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的委托，协助做好社会救助的申请、调查和审核工作；通过开展社区服务、邻里互助等活动，照料本社区分散供养的贫困孤残人员。
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对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工作，应当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工作条件。
第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等有关部门应当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专项救助待遇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提供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服务，并通过职业介绍、扶持从事个体经营、安排公益性岗位、办理劳务输出等方式促进其就业。
第九条
社会救助所需资金，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对财政困难的地区和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的地区，中央财政按照规定给予适当补助。
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开展救灾募捐并接受国内外的社会捐赠。受赠的财产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公益事业捐赠的规定使用。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审计机关对社会救助款物的使用情况依法实施监督。
第十条
国家提倡和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支持、发展社会救助事业，为社会救助事业捐赠资金、物资和提供服务，支持以社会救助为目的的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
国家鼓励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救助工作。
国家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第十一条
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的家庭，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第十二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参考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指标，并适当考虑必需的衣物、水电燃煤（燃气）等因素制定，在本行政区域内公布执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在公布执行前应当报所在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备案。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定期调整。
第十三条
申请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提出，经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财产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查询申请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存款或者持有有价证券等情况，申请人以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配合调查，如实提供相关情况。
第十四条
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每月按标准发给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实物券，也可以给付实物。
第十五条
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户主应当及时告知当地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应当对取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的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核查，及时办理增发、减发或者停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手续。
第三章 专项救助
第十六条
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倍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的家庭，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根据需要给予教育、医疗、住房等专项救助。
第十七条
申请专项救助，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提交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情况的证明材料，经审核后上报县级人民政府相关专项救助管理部门审批。
县级人民政府相关专项救助管理部门可以参照本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申请人的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核查。
享受专项救助的家庭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告知相关专项救助管理部门，办理专项救助增发、减发或者停发的手续。
第十八条
符合专项救助标准的家庭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在中等、高等教育阶段，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助学金等救助，有关教育机构可以酌情减免学费。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配合政府做好教育救助工作。
第十九条
符合专项救助标准的家庭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参保费用有困难的，统筹地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对经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数额较大的，可以给予适当补助。
第二十条
符合专项救助标准的家庭住房困难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通过提供廉租住房、住房租赁补贴、经济适用住房等方式予以保障，在寒冷地区还应当给予冬季取暖补助。
第二十一条 对符合专项救助标准的家庭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自然灾害救助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基本生活因自然灾害受到影响的人员提供资金、物资、服务等方面的救助，保障其吃、穿、住、医等基本需求。
其他突发公共事件需要采取救助措施的，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自然灾害预警和自然灾害发生后，紧急疏散、转移、抢救和安置受灾人员，并为其提供食品、饮水、医疗、衣被、临时住所、日常生活用具、心理抚慰等应急救助。
第二十四条 自然灾害的危害消除后，受灾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受灾人员恢复重建因自然灾害倒损的居民住房。
恢复重建应当做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设计，保证建设质量，达到防灾要求。
第二十五条
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当年冬季、第二年春季以及其他困难时期，受灾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受灾人员的基本生活，提供食品、饮水、取暖、衣被、住所和医疗等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第五章 临时救助
第二十六条
对因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较大困难的家庭，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资金、物资、服务等临时救助。
临时救助的标准和内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二十七条
申请临时救助，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经审核后上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
第二十八条
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临时救助，依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负责社会救助工作的相关部门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机关、主管机关或者所在单位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救助申请不予受理，或者未依法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的；
（二）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拒不签署同意意见，或者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故意签署同意意见的；
（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挪用、扣压、拖欠、虚报社会救助款物，擅自提高或者降低社会救助水平的。
第三十条
申请人和救助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停止救助，必要时责令退回救助款物；情节严重的，处以冒领款项金额或者冒领物资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社会救助款物和服务的；
（二）救助对象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好转，不按照规定告知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或者相关机构，继续享受社会救助待遇的。
第三十一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居）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向民政部门或者相关部门如实提供申请人和救助对象的相关情况。出具虚假证明的，由民政部门或者相关部门提请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二条
申请人或者救助对象对于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或者相关机构做出的不予救助或者调整、停止救助的决定或者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公民实施的供养救助，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十四条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中国政府网）

㈨ 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保障制度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社会和谐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必须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构建和谐社会更需要保障制度的和谐，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安全屏障，缩小贫富差距的矛盾，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预期的经济发展目标提供制度保障。

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

1、和谐社会呼唤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普遍贫穷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贫富两极分化也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然而，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和谐社会呼唤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和谐社会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各个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身份转换角色转换的渠道是畅通的。社会应该为人们提供上升的机会，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较低的社会阶层上升到较高的社会阶层，从而实现社会成员间的多赢互利，社会自然就达到了和谐的状态。第二，政府为社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创造财富的机会是公平合理的，维持穷人上升的通道的制度应是一个机会均等的，政府的职能，就是要建立和维护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让社会成员在这一“游戏规则”中公平竞争，自己承担竞争的后果。第三，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尤其是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权、劳动权、受教育权等权利都有保障时，社会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是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佛山市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4大险种社保基金总体上实现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有效地保障了全市18.89万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使130多万参保职工免除了后顾之忧，100多万参保人员享受基本医疗保障，为顺利实现企业转制，发展地方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有力的保障作用。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和保证。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以再分配方式积累基金，对社会成员面临的生、老、病、死、贫困等各种风险给予保障，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国民生活保障和社会安全系统。社会保障是矫正和弥补市场经济的各种缺陷，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机制和手段，它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大系统。其中社会救助对因自然灾害或疾病等各种原因导致的贫困者给予救助，保证其基本的生存权和医疗权，是对低收入弱势群体提供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是确保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重要制度基础。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很窄，不足以解决全体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近年来，由于购房、医疗、教育等支出过于超出人们的负担，存在“住不起”、“病不起”、“读不起”现象，更有甚者“死不起”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中国人有“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传统，“后顾之忧”太多，老百姓们不得不节衣缩食，把钱存入银行自我保障，这与国家鼓励消费的意愿是相违背。究其原因，其中最主要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到位，社会不和谐使人们有不安全之感，人们对未来的养老、医疗、教育等保障的预期不乐观。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群众消费信心不足，更不可能像经济发达、社会保障健全国家的人们一样大胆去透支“未来的钱”来拉动内需。

3、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化解现实中的各种社会矛盾，而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又离不开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安全阀”。在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对贫困人口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犯罪率上升，“仇富”、“仇官”心态，大规模群体事件等现象都对维持我国社会稳定构成了巨大障碍，也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形成了潜在的巨大隐患。因此，迫切需要利用社会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分配、增进社会公平的功能，为每个社会成员的竞争提供公平的制度基础，使各阶层间畅通的流通机制得以在此基础上顺利建立，进而推动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协调，保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社会保障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工具，社会救助可以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保险可以化解劳资矛盾，社会福利可以让全体国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总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维持必要的社会公平与正义已经成为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二、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种种弊端，制约着构建社会和谐的进程

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少地方仍然还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计划经济排斥商品经济，排斥人员流动，生产力水平低，可用于社会保障的财富稀缺，故而产生了等级保障和低失业保障的制度特征。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制约构建社会和谐的进程。

1、社会保障层次单一，覆盖范围狭窄。

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即没有形成社会大一统保障体系，社会成员因身份、单位的不同享受极不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是企业职工以上身份的人员，能够从单位获得医疗、养老、丧葬、子女顶职等福利保障；农民基本没有养老、丧葬等福利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却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他们病了、残了、老了都只能回到农村由其子女来赡养。

我国现行的城乡户籍分离管理制度，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造成我国城市化进程严重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我国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只有1.6亿多，不及劳动人口的一半，覆盖率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和养老保险一样，同我国13亿的人口基数相比，参保人数分别为13341万、10546万、7810万、5085万的基本医疗、失业保险、工伤、生育保险等都还显得“相对单薄”。在广大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基本上处于“空白地带”，社保在农村的普及率只有13%，且多数集中在少数城市和沿海地区。

2、社保费收缴难，资金来源严重不足。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统包统配的劳动力管理制度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国家和企业承担一切保障，现在，由原来的“国家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转变，由于思想观念、企业效益等因素，社保费收缴难，一是部分企业亏损，无力缴纳保险费，出现拖欠、逃费现象；二是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不够，依赖中央财政；三是保障基金补充渠道未落实，为了维持制度的运行，退休金供款率不断上升，人口老化，入不敷出现象十分突出。资金的不保障，必将造成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恶性循环，直至影响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佛山市情况看，目前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人数约有35%是没有缴过费的，其余65%离退休人员缴费时间短的仅有几个月，最长的也只有十几年。目前的现实是新企业养老企业、新人养老人、外地人养本地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离退休人数占在职人数比重达到一定比例时，养老保险金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爆发性风险。

3、社会保障的法制不健全，权威性不够。

为适应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需要，我国加强了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立法工作，制定了《失业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行政法规，使社会保障的法制进程迈了一大步，有力地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但目前社会保障专业法规少，对企业、职工乃至社保主管部门缺乏约束力，致使社保基金管理缺乏有效监督，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

4、管理体制不顺畅，机制不健全。

现行的社会保障体制缺乏统一的管理，社会保障的管理、经办、服务、监督分散，形成多头管理的格局。由于部门利益的驱动，存在十多个部门和行业自办养老保险各自为政的局面，因社保制度的法制不健全和资本市场不成熟，社保基金有乱、滥用现象，基金保值、增值困难。管理体制问题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基金保值增值难。据有关部门测算，全国养老基金平均回报率扣除通货膨胀后，实际收益率为负数，没有实现基金保值增值。目前，我市社保基金结余部分除了小部分购买国债外，其余均以定期甚至是活期的形式存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收益率极低。

5、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据预测到2020年，开始步入老龄化严重阶段。与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后才出现人口老龄化不同，我国在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有关体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这种“未富先老”的状况对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佛山市医疗保险费支出增长过快，部分区医疗基金当年新增结余呈负增长。一方面，在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前，国家职工不需要缴纳医疗保险费，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同时退休人员不缴费，导致基金缺少一个必要的积累过程，随着退休人员的不断增加，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实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以来参保人员住院人次和统筹基金支出每年均大幅增加，年平均增幅分别是28%和41%。虽然全市医疗基金发展态势总体向好，但由于住院人次上升及医疗费大幅上涨等原因基金支出增长过快，导致部分区出现当年结余负增长的情况。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国家努力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价值取向。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从实际出发，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1、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步伐。

社会保障的实质是法律保障。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有关社会保障的法规体系是十分完善的，多数国家都有十几部，有的国家甚至多达几十部。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我国制定了有关社会保障或含有社会保障内容的法律法规，但尚未形成体系，且修改变动频繁，缺乏权威性、强制性。因此，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深入，应该尽快出台《社会保障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地完善社会保障法体系，为社会保障的健康协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各级政府要重视社会保障事业,从思想观念和行动上支持社会保障工作,应按照佛山市级统筹的目标任务，将社会保障建设及相关指标（扩面、社保征收率、追收欠缴社保费等）纳入“十一五”规划，并认真、切实地作为地方政府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的指标加以落实。各级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从施政理念的先进性、全局性、科学性和整体性出发，高度重视完善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在佛山市构建和谐社会及建设现代化大城市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摒弃过去加大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力度会影响投资环境的错误认识，切实抓好社会保险工作，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2、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作为社会的“安全网”，具有保障公民生存，促进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功能。社会保障要同经济水平、财力状况、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制度的主要目标提高为保障劳动者或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的生活水平。在当前实施过程中要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要求，并充分考虑我国农业人口众多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将不同群体的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网。要保证城乡统一的“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救助制度的顺利运行，撑起保护全体国民的“安全网”，维护必要的社会稳定。根据各地具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按照保障标准从低到高，保障范围从小到大的原则，建立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劳动人口的基本生活，促进劳动力再生产和经济发展。财力有富余的地区，生产力水平得到一定发展的阶段，社会保险将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积极建立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阶段，社会救助将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制度的主要目标是保障全体人口基本的生存需要。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保障大系统。佛山应加快社会保险全面实施市级统筹步伐。基础养老金实行市级统筹作为社会保险全面市级统筹的第一步，但由于各区的经济状况与产业政策有所不同，造成人们参保意识与社会参保氛围有所差异，这就要求各区政府必须以以人为本的态度，从政策指导、工作责任、参保理念等多方面推动社会保险工作的发展。同时，对于医疗、失业、工伤等其他险种的市级统筹实施步骤要加快，努力做到同城生活，同城待遇。

3、借鉴国际经验开征社会保障税，用法律来保障社保基金来源。

我国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依靠的是行政手段，缺乏刚性，企业拖欠和拒交问题严重，征收十分困难，存在社会保障费入不敷出的情况。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实行“费”改税。一般说来，依法征收社会保障税比依靠行政手段统筹社保基金更有权威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目前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采取了以税收方式征收社会保障基金，借此经验，我们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尽早地开征社会保障税，以确保社会保障基金有稳定的来源。

4、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

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是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不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协调机制，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和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地建立起具有权威性的统一社会保障机构，统一组织、协调和管理社会保障。建立完善社保基金监督检查制度，发挥劳动保障部门在基金监管中的主导作用，加强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不断组织检查社保基金管理中的违规行为，坚决杜绝挤占挪用社保基金的行为，保障了基金安全。要形成以劳动保障部门行政监督为主体，财政、审计、地税等监督部门相互支持、有机配合、齐抓共管的监督机制。

5、拓展社会保障覆盖面，消除体制性障碍。

努力提高社会化程度，拓宽社保工作覆盖面，宏观调控，微观调剂，是均衡国有企业退休职工费用负担的有效途径。目前，全国尚有1/4的城镇从业人员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主要是三资企业、民营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及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而正是这些人员负担轻，将其纳入社保范围，拓展这些领域，既可增加社保基金来源，减轻国家和企业的负担；又可有效保障这部分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各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发展。必须改革城乡分离的户籍管理制度，消除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各种壁垒，并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

6、构建设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发展社会养老。

用大保障的思路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化的混合型老年保障体系，将可以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保障经济压力与社会服务压力化解在一个责任共担、纵横交错的安全网络之中。未来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必须大力发展社会养老，这是已为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社会养老保障同其他社会保障一样，是带有强制性的保障，要在政府主持和监督下实施。但同时也应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金筹措渠道、管理方式和养老金发放等，都要尽可能地借助市场机制，就是要赶在严重老龄化到来之前，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确保平稳地渡过超高老龄化阶段。关于有效控制医疗保险基金负增长问题。一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原固定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积累甚少，支付压力过大的历史问题努力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增强医疗保险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应由政府统一协调各相关部门，重点加大对社保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创新管理方式，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和竞争机制，增加管理透明度，提高监管效益；同时，进一步改进社保基金与医疗机构的支付方式以及合理调整社保医疗报销比例，尽量把群众看病贵，医疗保险费用高的状态控制住，让市民得到实惠。

总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社会安全稳定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手段之一。克服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弊端，通过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促进社会和谐是“十一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

㈩ 西方社会救助发展的几个阶段

西方社会的保障制度最早起源于人类社会早期，当时出现了最原始的社会救助。

中世纪以后，人类互助共济的习俗与宗教的泛爱精神紧密结合，社会保障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当时的社会保障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贵族地主的好恶和当年收成的好坏，这种保障具有很大的主管任意性和不可预测性，以施舍的方式给予受保障人，是教区或贵族地主的自我保护，没有任何法律约束。

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

从欧洲社会发展历程上看，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社会保障制度，开始于16世纪30年代，标志是法国的福利改革和英国的《济贫法》的出台。

社会救济制度的形成英国的《济贫法》

圈地运动以后英国偷盗者、流氓人、乞讨者增多，社会不安因素急剧增加。英国统治者被迫考虑救济贫民问题。1601年英王室通过了一个新法案以就业保障和财政补贴，兼有强迫劳动和福利救济为性质的《济贫法》。

《济贫法》的主要内容：

（1）建立地方行政和征税机构，向教区内居民和房地产所有者征收济贫税；（2）为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劳动场所；

（3）建立收容场所，资助老人、盲人等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

（4）建立“贫民习艺所”，组织穷人和儿童学艺；

（5）提倡父母子女的社会责任；

（6）从比较富裕的地区征税补贴贫困地区等。

《济贫法》的制定，在主观上是为了阻止劳动力的流动，稳定社会秩序，消除失业、流浪和贫困现象，但在客观上却使社会保障的形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它使社会团体实施的慈善救济转化为以国家为责任主体的政府救济。这种职能的转变，使得社会保障摆脱了原有的地域狭隘性的特征，走上国家化、社会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