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

❶ 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主要特点

随着中西方交往的不断加深，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
中国社会向来就是一个自然经济占据主体的农业大国，在鸦片战争前，经济增长的形式仍然是“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奉行的仍是以土地为根基，重农抑商的农业生产模式，与之相适应的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法律重公权、轻私权，对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多从刑事、礼俗、宗族法入手。在西方列强的炮火声中，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兵，遂提出了实业救国、商业富民的口号。如在洋务运动中，产生了官府独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民商独办的不同模式。通过洋务运动，中国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1860年至1894年间，中国的近代工业开始了起步阶段。“自五口通商以后，门户洞开，海陆商埠，逐年增辟，加以交通之进步，机械之勃兴，而吾国之经济遂息息与世界各国相通，昔之荒野僻壤，可变为最重要之都市，昔之家给人多，多变为不平均之发展。”[[2]]商品经济的深层次发展，就表现为民事纠纷与诉讼的增多，其法律所作出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发展。
(三)与文化的近代化紧密相连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的传统法文化与西方近代法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在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资产阶级法文化通过各种渠道输入到中国，震撼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法文化。西方法文化中的正义、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在中国大地上开始生根、发芽，中国的传统法文化在一种不变亦变的境地中逐渐发展开来，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法律近代化

❷ 请问清末变法修律引发的礼法之争中法理派的法律思想及特点

二、法理派修律与“礼法之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十一日，清政府下达修律诏书，随即又诏令组建修订法律馆，选任法律大臣等相关事宜。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沈家本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主持修律事务，并擢派熟知欧美法律的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等帮办修律。在沈家本主持下，清庭先后派员分赴欧美﹑日本考察法制。沈家本说：“臣等奉命修订法律，固以明定法权推行无阻为指归，尤以参酌东西择善为目的。……考察日本改律之始，屡遣人分赴法﹑英﹑德诸邦，采取西欧法界精理，输入东瀛，然后荟萃众长，编成全典。”在这样的认识下，⑶以“博稽中外，参考古今”⑷﹑“模范列强”⑸为宗旨的法理派修律原则也基本确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制订了修律中第一部法律，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单行诉讼法规--《刑事民事诉讼法》，虽然“刑民合一”而编，但已严格区分于传统旧法“刑民不分”特点。该法上呈清庭后，清庭谕令各省督抚大臣“体察情形，悉心研究其中有无扦格之处，即行缕析条，据实具奏。”⑹然而立法者万没想到该法一出即遭到各地督抚将军的几乎一致批驳。例，广西巡抚林绍年奏称：“新纂刑事民事诉讼各法，广西尚难行。盖俗悍民顽，全恃法律为驭驾，闻以不测示恩威。若使新法遽行，势必夸张百出，未足以齐外治，先无以靖内讧，下所司知之”。⑺而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称：“新纂刑事民事诉讼法，内有扦格者数条，请饬再议”。⑻张之洞是对新法驳议最为猛烈的，他在《遵旨覆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中对该法草案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如，对父子异财﹑男女平等﹑律师制度﹑陪审员制度﹑废除比附法﹑规定控诉期限等都进行了批驳，随后这部新法即被清政府废除。这也是“礼法之争”的开始，可以说清末的修律自开始之时便伴随着“礼法之争”的争论。对《刑事民事诉讼法》的驳议直接促成了清末法律改革中礼教派与法理派两大派别的形成，引发了长期的“礼法之争”的局面。虽然《刑事民事诉讼法》未及公布便胎死腹中，但随之另一部更具有影响的法典《大清新刑律》又出台了。由于新刑律中体现了法律与礼教分离的精神，这部法典无可避免的遭到了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群攻“礼法之争”进入高潮阶段。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大清新刑律》是否应确定“无夫奸”﹑“子孙违反教令”是否为罪以及“干名犯义”条存废﹑“存留养亲”是否应编入刑律﹑“子孙卑幼对尊长可否行使正当防卫权等问题上。以沈家本﹑伍廷芳﹑杨度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展开了激烈的辩驳。1、礼教派对新刑律的批判礼教派认为：“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名犯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⑼故“干名犯义”条款大于礼教之事是传统伦理根本所在，故新刑律中不能无反映。对于“存留养亲”，礼教派认为这是宣扬“仁政”﹑鼓励孝道的重要方式，不能排除于新律之外。对于“无夫奸”和“亲属相奸”的问题，礼教派认为“亲属相奸”乃“大犯礼教之事，故旧律定罪极重”⑽新刑律不但不应无反映而且应作特别规定。对于“子孙违反教令”礼教派主张“子孙治罪之权，全在祖父母﹑父母，实为敬孝之盛轨”。⑾对于子孙卑幼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问题，礼教派认为按照中国传统的伦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教训惩治最多像舜帝那样“大杖则走，小杖则受”，只有接受的道理，而绝无“正当防卫”之说。2、法理派对礼教派批驳的回应对于礼教派的攻讦和批驳，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沈家本在《书劳提学新刑律草案说帖后》中称：“（干名犯义）此告诉之事，应于编纂判决录时于诬告罪中祥叙办法，不必另言专条。”“（犯罪存留养亲）古无罪人留养之法……此所当敬议寻绎者也，此法不编入草案似尚无悖于礼教”。“（亲属相奸）此等形同禽兽，固大乖礼教，然究为个人之过恶，未害及于社会，旧律重至立决未免过严。……处以三等有期徒刑与旧法之流罪约略相等，似亦不过为宽，应于判决录详定等差，毋庸另立专条”。⑿“（子孙违反教令）出乎家庭，此全是教育上事，应别设感化院之类，以宏教育之方，无关于刑事，不必规定于刑律中也”。“（无夫奸）无夫之妇女犯奸欧洲法律无治罪之文。……此事有关风化，当于教育上别筹办法，不必编入刑律中。孔子曰：‘齐之以刑’又曰：‘齐之以礼’，自是两事，齐礼中，有许多设施非空颁文告遂能收敛也，后世教育之不讲，而惟刑是务，岂非圣人之意哉！”⒀由此可见，两派争论的核心在到底要不要秉承传统的“礼法结合，隆礼重刑，明刑弼教”旧律精神？还是采用以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为核心的，以自由﹑权利﹑平等﹑人权为价值取向的西方法精神。各省地方大臣一致反对将西方法精神融入新律中而致使礼法精神丧失。他们认为“三纲五常”乃中国数千年来立国之根本，不可轻言废弃。“礼教可废，则新律可行，礼教不可废，则新律必不可行。是非不能并存，礼律必期一贯”。⒁礼教派始终紧紧咬住“礼法”不放，给法理派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清庭对《大清新刑律》进行重编。在清庭中央的干预下，法理派被迫作出妥协让步，沈家本辞去修订法律大臣的职务，失去了清庭的信任。“礼法之争”以法理派的失败告终。有学者认为这种失败是注定的，原因在于法理派接受了西方学说，简单的“拿来主义”西方的法律价值观念，积极从事变法修律，企图一夜完善立法，没有将法律文化本土化和改造，最终一样失败。笔者以为这种观点还值得商榷。

❸ 中国从清末到现在的法律的主要变化过程是什么

从无系统到有系抄统，由人袭治缓慢向法治转变。
清末以沈家本、杨廷芳为主的法治派和礼学派有争论。
临时宪法大纲只作用了很短一段时间，被袁世凯改了两次。
后来军阀割据，也立了几个法。
革命根据地主要以土地立法为主。
建国前以人民政协宣言代替宪法。

❹ 试述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有两次大的礼法之争。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时隔两千多年以后，在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朝末年，法律思想领域中再一次出现了大的礼法之争。

两次礼法之争，虽然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但它们都对中国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于前者评论颇多，而对于后者的论述却很少。

(4)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扩展阅读

对“礼法之争”的看法：

礼教派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法理派代表资产阶级。礼法之争是封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要求制定什么样的法律的争论。礼教派和法理派都主张制定法律，但在立法的指导方针上产生了重大分歧。礼教派主张以“礼”为指导的封建法律思想来指导立法。

法理派主张以资产阶级法理来指导立法。而近代礼法之争的结果则是以法理派的退让和妥协而告终。礼法之争在客观上对传播近代法律思想和理论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对于此后的近代法制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❺ 我国法律发展史

中国法学历史法学产生的两个基础性条件。

1、律发展到一定程度 。

2、一批专门研究法律的人。

中国法学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先秦时期。

2、秦汉至清末。

3、清末至中华民国。

4、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❻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特征

德主刑附，刑民不分。
中国传统法制以"礼法结合”为特征，同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是密切相关、一脉发展而形成的。
西周是这一传统特征的源流，表现在其"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礼的含义内容及其与刑的关系上（出礼入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法家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表现为"铸刑书”（郑国）、"竹刑”（邓析）、"铸刑鼎”（晋国）、《法经》等一系列成文法的公布和商鞅变法。秦朝法制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思想。
汉承秦制，法制是法家的，但汉初思想为"黄老”（无为而治），汉武帝"摆出百家、独尊儒术”，法家思想的法律开始了儒家化的过程，表现为上请原则、恤刑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等刑罚适用原则的儒家化，还有春秋决狱的司法上法律儒家化。
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儒家化，表现为名例律的演变，立法技术、法典结构、法律内容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代表性的是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等重要法典的制定；名例律的形成与封建法典结构的完善；八议、官当、重罪十条等重要制度的确立。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律制度的成熟、定型时期，法律儒家化终于结出丰硕结果——《唐律疏议》。主要把握《唐律疏议》总则和分则各篇的基本内容（如类推制度）、唐律的基本精神、唐律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明朝重典治吏的内容及对今天法律建设的借鉴意义。
明朝重典治吏对后世的影响。明朝以严法整肃吏治，重典打击官吏贪墨、奸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提高了国家机器运转功效，保证了皇权至上的封建统治。但是，"轻其轻罪，重其重罪”，不是愈轻易犯，就是"重罪加重则多冤，非善政也。”单靠严刑纠治贪污腐化，只能"朝杀而暮犯”，未能触及剥削制度、官僚政治的根本，仅凭滥杀以惩朋党为奸，往往株连无辜，对臣民失去信任，其结果则是皇帝宠信宦官，为明朝宦官擅权干政局面的酿成种下祸根。但明朝有些规定至今仍不失为良法，如对贪官的惩治方面的”罪之不恕”很值得当代立法者去借鉴，笔者非常同意严法治贪的立法思想，否则，我国贪污腐败之风实在难以得到有效扼制，如果现在对贪污腐败施以重法，定会让那些欲贪者忘法止步．明律要求凡是国家律令"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年年终要通过考核，否则，初犯罚俸一月，再犯笞四十，三犯降职叙用，若擅为更改，变乱成法，则要处斩。用以督促官吏知法、守法、执法，这在历代律典中还是创造性的新篇，对现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004年胡锦涛主席在十二月四日的法制宣传日上发表讲话并亲手组织宪法讲座学习，无疑为我国全民普法带了一个好头。另外，明律规定，官员不体察民情，抚慰百姓，非法行事而致百姓聚众反叛的，对官员要处斩，这种非常明智的民重官轻的立法无疑对后世有积极的影响。明大浩颁行之后朱元璋强行”户户有此一本”，当时私塾学校把明大浩作为教材进行讲解，明统治者把明大浩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囚犯手中如有明大浩，可以减罪，不收藏不敬明大浩者则要被加罪或被诛杀，可见，明朝统治者为了推行明大浩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法律的普及意识，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清政府立宪举措及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意义。
1906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此后，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一、设立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二、制定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于1908年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大纲的精义有：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独揽统治权；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的权利义务。清末钦定宪法大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皇帝专权，人民无权，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愤，同时也让立宪派大失所望。三、《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则是在武昌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为了渡过危机而临时炮制的"宪法”。其采用责任内阁制，在形式上限制了君权，扩大了国会和总理的权力，但用君主立宪的形式保持皇帝的统治地位，对人民民主权利只字未提，暴露了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认识晚清预备立宪的保守性和欺骗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正确看待它的积极意义：（1）加速了清朝的灭亡。预备立宪的措施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满汉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混乱，加速了它的覆灭。（2）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它缩小了皇帝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比例，调整和改造了君主专制制度，直接冲击了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拉开了封建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的序幕。（3）预备立宪传播了宪政知识，进行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识分子，为我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❼ 试述清末礼法之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制订了修律中第一部法律，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单行诉讼法规－－《刑事民事诉讼法》，虽然"刑民合一"而编，但已严格区分于传统旧法"刑民不分"特点。

该法上呈清庭后，清庭谕令各省督抚大臣"体察情形，悉心研究其中有无扦格之处，即行缕析条，据实具奏。"而立法者万没想到该法一出即遭到各地督抚将军的几乎一致批驳。

例，广西巡抚林绍年奏称："新纂刑事民事诉讼各法，广西尚难行。盖俗悍民顽，全恃法律为驭驾，闻以不测示恩威。若使新法遽行，势必夸张百出，未足以齐外治，先无以靖内讧，下所司知之"。

而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称："新纂刑事民事诉讼法，内有扦格者数条，请饬再议"。

张之洞是对新法驳议最为猛烈的一个，他在《遵旨覆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中对该法草案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如，对父子异财、男女平等、律师制度、陪审员制度、废除比附法、规定控诉期限等都进行了批驳，随后这部新法即被清政府废除。这也是"礼法之争"的开始，可以说清末的修律自开始之时便伴随着"礼法之争"的争论。

对《刑事民事诉讼法》的驳议直接促成了清末法律改革中礼教派与法理派两大派别的形成，引发了长期的"礼法之争"的局面。

虽然《刑事民事诉讼法》未及公布便胎死腹中，但随之另一部更具有影响的法典《大清新刑律》又出台了。

由于新刑律中体现了法律与礼教分离的精神，这部法典无可避免的遭到了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群攻"礼法之争进入高潮阶段。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大清新刑律》是否应确定"无夫奸"、"子孙违反教令"是否为罪以及"干名犯义"条存废、"存留养亲"是否应编入刑律、"子孙卑幼对尊长可否行使正当防卫权等问题上。

以沈家本、伍廷芳、杨度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展开了激烈的辩驳。

当然最后的历史是法理派最终的失败，也是清朝封建王朝本质的必然。

清末“礼法之争”的意义：

经过"礼教派"和"法理派"的这场激烈的争论，尽管双方都不能完全以自己的意愿主导修律，但在双方的合力之下，一方面，新律吸收了资产阶级法律形式，建立起了近代法律体系，引进了资产阶级法律原则、制度，删减了旧律中落后与野蛮的内容，如《大清新刑律》删去了纲常名教的基础--《五服图》，主张尊卑、良贱、男女在法律上平等，实行"罪刑法定主义"；《刑事民事诉讼法》主张父祖子孙别籍异财、男女平等，否定了"宗法"、"家族"、"服制"的作用，并采取了律师制度和陪审员制度。另一方面，在礼教派坚持下，修律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礼教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使礼教在新律中得以体现，如律后附《暂行章程》五条。由此，中国法律在中西融合的轨道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伴着"礼教派"与"法理派"的斗争而修订的新律，虽然在清末多未能实行，但对其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律的影响极大，有些是起草法律的根据或蓝本，有些则直接被沿用。

"礼法之争"的结果也使中国在法律发展方面溶入了世界，中国的法律不再独立于世界之外，而成为其中的一员，此后中国与世界法律的发展有了衔接，能够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及时吸收西方的先进的法律理论和原则，保障和促进社会的发展。

"礼法之争"在传播近代法律思想和理论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以后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影响。"礼法之争"关系到法律的起草、签注、修改、审议、表决各部门，其中有修订法律馆、宪政编察馆、法部、资政院、中央各部，参与者中不乏身居高位的硕学通儒或封疆大吏，还有一般官吏、士人及在华的外国人。双方为驳倒对方，在新律中贯彻己方的主张，精心演习法律，著书立说。同时，外国法典的翻译，中国法典的出版，法律学堂的设置，法学会的建立，法政研究所的举办，都一片繁荣。可以这样说，正是"礼法之争"双方对法律的争论和推演有力地推动了法律的普及和法律意识的推广。

❽ 谈谈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认识

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其发展脉络清晰，内容丰富，特点鲜明。
（一）发展脉络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中国古代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法律制度已经产生。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其刑法极其严酷，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到了西周，法律制度更趋成熟。《周礼》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内容。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诞生于该时期的《法经》，便是以刑为主、诸法并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公元前 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
秦灭六国后，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得以建立。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残酷。 到了西汉，确立了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乃外儒内法。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 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其后产生的《晋律》、《北齐律》等，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尤为重视立法建设：唐太宗时制定《唐律》，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高宗永徽年间，又编定《唐律疏议》。二者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乃至亚洲一些国家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
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敕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诏敕成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编敕成为宋代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编敕，但改敕为“条例”或“条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特点。
明、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自此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封建法律体系结构。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它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刑罚及民族压迫条款。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清律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也大为增加。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对行政法典法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司法权亦更趋集中、完善。
（二）典型特征
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综合而言，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统治：奴隶社会君主之“命”即为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法自君出”，法律以君主意志为转移；他们始终掌握国家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
②礼法结合，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核心，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在其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到“十恶大罪”，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引“礼”入法，可以减少推行法律的阻力，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然而与此同时，却又忽视了法律的公正、公平原则。
③诸法合体并用。从战国李悝著《法经》始，至秦、汉、唐、宋、明、清诸律,都是以刑法为主,兼有诉讼、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于封建社会各朝代。
④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权。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❾ 西方人对清王朝法律认识的变化 及原因

1810年英国人小司汤东(Staunton)历时八年翻译的《大清律例》在欧洲出版发行，并评价“这部法典的条文最伟大之处是其高度的条理性、清晰性和逻辑一贯性。”这是第一次将中国的成文法典较为完整和系统地介绍给西方，尽管里面仍然不乏错漏之处，但西方人对中国法律的了解程度已大大超越了中国人对欧洲法律的认识。而这时候的中国人也许仍然不屑于了解西方的法律制度。
小司汤东虽然对于《大清律例》在技术上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却是对中国不再抱以美好幻想的基础上作出的这一翻译成果。他甚至在英译本的前言里写道:“中国人所吹嘘并得到许多欧洲历史学家承认的中国对其他民族的优势全然是骗人的。”从小司汤东的这个看似矛盾的看法中也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中国法律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政治目的的纠缠，可以说，这是一种带有学术性质的比较法研究了。
当西方世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天朝大国的人们仍然是君主控制下的礼法社会，儒家文化深深地浸透到子民百姓的血液里面。尽管最初的西方人接触到的中国法律是零碎的，很多时候还只惊诧于中国人老被县衙挨打的臀部，他们心中的孔子画像也是西方人的模样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人们总是将自身所处的社会和自身经历作为参照物，西方人自然也无法逃脱。从最初屡屡将中国法律歪曲到可笑的境地，从不自主到自主地研究中国法律，西方人逐步地修正着对中国法律的看法。真相总是在歪曲中修正，这些零碎的材料，经由一代代有中国生活经历的或者是对中国充满兴趣的西方人的修正，渐渐浮现出中国法律的真实轮廓。

❿ 秦到清的法律形式变迁

1，法典逐渐完善。秦朝开启以法治国的先范，汉萧何制定九章，唐有《大唐律》，宋《宋刑统》，明《大明律》，清《大清律例》。
2，汉文帝废除肉刑，至唐代刑罚逐渐稳定为五刑：斩、绞、流、徙、笞。宋以后又加入凌迟一条，对于谋反大逆及大逆不道。
3，清代末期开始参照西方法律，改革古代法律，逐渐向现代化过渡。著名的人物有沈家本。
4，对于谋反的处罚越来越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