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与经济法的关系

1. 政府应该如何实施“简政放权”简政放权的意义在哪

1、简政放权指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阶段，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为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2、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2014年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主题是“简政放权”。一年多来,国务院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等事项已逾500项,而本届政府成立之初的承诺是,任期内至少要取消、下放现有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的三分之一。
3、本轮简政放权要求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建立权力清单制度,锁定了改革和管理的底数,放权对象既包括下一级政府,也包括社会、市场,改革的视角更加全面。及时修改法律法规,确保简政放权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相衔接,并对已出台的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改革的布局更为周密。不仅是力度和速度前所未有,改革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4、简政放权,精简的是束缚着市场主体的“无形枷锁”和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有形之手”,放活的则是企业的活力、发展的动力和全社会的创造力。
5、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确保改革“蹄疾而步稳”,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智慧和改革决心。不少地方在推行两份清单:一份“权力清单”针对政府自身,一份“负面清单”则面向企业投资者。放管并重,意味着既要积极主动地放掉该放的权,又要认真负责地管好该管的事,以更有效的“管”促进更积极的“放”,使政府职能转变的显现成效。

2. 简政放权，企业和群众得到哪些实惠

纵览全球,不仅诸多国家行进在大刀阔斧地改革调整之路上,而且一些国际组织也处于择机而动地改革调整计划中.事实上,改革已成世界大潮、人心所向.放眼中国,深化改革更是到了最紧要关头.因为当代中国的一切红利都源于改革开放这一根本动力,如果没有后续改革的不断跟进,红利将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日益枯竭,原有的也可能丧失殆尽.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是深化改革成为不可逆转、不可停步的一条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正道,二是对于兴于改革、成于改革的我国来说,什么都不要养成路径依赖,但唯有改革促发展这条路径,必须永远依赖.因此,改革甚至应当是我们的总路径、总依赖.那么,今日中国深化改革的总开关和牛鼻子是什么呢?四个字：简政放权.因此,必须自上而下地做好简政放权的顶层设计,既赢得改革时空主动权,又获得人民群众广泛支持.
简政放权：是什么和为什么
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那么简政放权就是这个核心的核心.而且,简政放权应当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关键.从字面上理解,简政放权就是指精简政府机构及人员、下放权力于社会和市场.
第一个问题,简什么政、放什么权?说白了,就是政府必须精简机构部门、下放由此派生出来的巨大权力.一般而言,机构和权力是相互孽生的,机构派生助长权力、权力做实扩张机构.这就意味着,虽然一方面,简政放权必须双管齐下,否则缺一而不可为继.但是另一方面,机构为外在形式、权力才是实质内容,因而放权比简政更重要、也更困难.唯有放权,才能做到“皮存毛附焉”.关于权力,有两句传播极广的话,“官僚主义有自我膨胀的天性”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其含义十分深刻.有两点必须强调,一是说明权力的自我约束是十分困难的,二是说明唯其困难更需迎难而上.因此,权力之道,一是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二是放回社会手掌中.具体来说,所谓放权就是减少对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的占有权、控制权、审批权、决策权和分配权等,把相关的权力及其利益放还给企业、社会和市场.只作下述一个假设,就足见其意义之巨.如果真的放权到政府“无租被寻”的话,还会发生权力寻租腐败吗?理论上说,不会发生.可见,现在一些企业之所以热衷“傍政府”、“搞定政府”,个中玄机无非就是冲着政府权力而已.反过来,那些拼命揽权不放的,迟早是自掘坟墓、葬身在权力这把双刃利剑之下.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简政放权?一句话,为了更高效且更公平地配置资源,而这是由经济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经济学,简单说就是研究有限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一门科学.从斯密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的政府“看得见的手”,人类调节经济或者配置资源就有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手段.但也恰恰是可以有选择惹的祸,市场和政府往往容易掐架,而且往往是政府占上风.政府稍占上风也可能无大碍,但是政府一旦无节制地干预市场经济,陷入无穷无尽、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管理决策漩涡后,势必瞎指挥、乱操控、穷折腾,无疑会给经济生活的健康运行带来极大危害,甚至让整个国民经济“摊上大事”.中外历史上及现实中这方面的无数经验教训无不极其深刻惨痛地警示着这样一条真理：唯有简政并放权,才有生机与活力.
回顾这些年来的改革历程,围绕简政放权这个中心,取得的成就无比巨大也有目共睹,但是和人民的更高期待相比,和深化改革还有更大的潜力与余地待挖掘相比,和完全可以通过放权以铲除腐败滋生土壤来极大地减少权力寻租、从而更好更有效地反腐甚至达到杜绝腐败的目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换个角度看,差距就是潜力、机遇与希望,因此简政放权大有可为.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要自己革自己的命时困难无以复加.
因此,真要在简政放权上有实质性作为,就必须自顶层设计而为之,才会势如破竹、功到自然成.而我们现在常讲顶层设计,那么,到底什么是顶层设计呢?最简单地说,就是自上而下、高屋建瓴进行的富有源头性、全局性、治本性和前瞻性的总体改革发展规划.
顶层设计第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虽然说,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更难,但是这绝对不是说不要触动灵魂或者更新观念,而是极言当前利益固化程度之冥顽.恩格斯曾说：“思维是世界花园中最美丽的一朵鲜花”.具体指,思维决定观念,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可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简政放权的顶层设计中同样具有源头性的特征与地位,必须作为首选与第一步.
首先,必须鼓足勇气.就是说,在思想观念方面,要有自我改革、自我舍弃、自我加压的勇气.虽还说不上是壮士断臂、自剪羽翼,但所需要的勇气应该毫不亚于前者.当前,因政府公权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持续高发多发,触点很多、燃点较低.如果缺乏规范行政、约束公权等简政放权的真心诚意,思想的懒惰麻痹必然导致个别公权行动的放肆妄为,一旦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公权使用的事实性过失行为,就很容易激化矛盾,甚至爆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因而,无论是出于天下为公为民的内省自愿,还是出于时代潮流所迫的倒逼无奈,都是激发起简政放权勇气的合理源泉,从而激发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更大勇气.
其次,必须善用智慧.如果有一个最简单的词可以概括我们党的智慧,那就非“与时俱进”莫属.这一智慧结晶同样适用于简政放权.如果时代已经呼唤简政放权,却继续抱残守缺、循规蹈矩、逆势而为,即为不智.所以,如果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勇气智慧的话,那么,知其无可为而坚决不为之更是一种勇气智慧,一种被称之为舍得和放弃的“急转弯”式勇气智慧.在对待权力上,无疑更需要因时制宜、与时俱进而放权的大智慧.
再者,必须领导带头.有这样两句话印证这个观点,一句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另一句是改革开放初期流行的“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来管就不难”.意思都很明确,只要领导动之于心、痛下决心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简政放权就一定会“步步为赢”.
因此说,顶层设计的第一条应该就是把勇于自我改革、放权让利于社会作为思想认识的基点和具体实践的出发点.
顶层设计的第二步：科学定位、转变职能
思想认识一旦能够统一到愿意自觉减少政府的资源权和干预权,应该说,就有了付之行动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光说而不练是不行的.因此,顶层设计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职能.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一直在说、一直在做的事情,即转变政府职能.
从理论来说,政府职能定位问题实质上就是政府和市场孰轻孰重、孰强孰弱的问题,而这已经成了人们治理经济的永恒性课题.这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其关键就在于如何把握好一个“度”.一般地,从微观角度来说,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由一个个分散主体决策的经济行为,只有“看不见的手”反而能加以自动调节；从宏观角度来说,市场由于其分散性与复杂性所决定,个体难以或者甚至无法自动从总量即宏观的角度予以调节,这就决定必须动用“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干预.正是这两手的适度运用,微观层面的资源配置不仅高效而且简约,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得以公平与均衡.问题在于,政府之手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插手到微观层面,而违背其存在的初衷,从而添乱.而市场之手又总是会如脱缰的野马毫无驾驭,无限放任的结果就是供求失衡,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因此,只有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职能边界,特别是明确政府职能,才能相安无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从历史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就十分注意研究解决政府职能定位的问题,特别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回顾一段经典历史文献中的真知灼见是非常有价值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针对过去及当时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的问题,已经十分深刻而鲜明地指出“没有触及赋予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进而强调“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是搞活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并为此在紧接着的阐述中具体规定了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主要职能.说实话,我们既应为此而自豪,因为差不多三十年前,我们就已经认识到、提出来、并付之行动了；我们又应为此而惭愧,因为同样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虽不能说完全没有破题或者进步,但至少问题依然存在、个别甚至十分顽固.
从现实来说,我们党对政府职能定位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我们今后还将不断探索完善下去.同时,根据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对于政府职能定位也已形成相对一致的共识.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对政府职能作了十分精辟的最新概括,即“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禁让人拍案叫好!再一细想,更觉确实如此.如果政府能干好这三条,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好长期困扰我们的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等问题,而且已经相当不容易.因此,政府何苦再揽那些干不好、干了也费力不讨好的事呢?果如此,人民有福、国家有福、政府自身亦有福.
顶层设计的第三步：建章立制、依法行政
对于简政放权,顶层设计有了思想观念的认识到位,以及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这两步之后还是不够的.因为相对于迷恋权力、恋栈职位等容易作祟的思想来说,仅依靠提高思想觉悟仍不够牢靠；同样,相对于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政府职能就走了回头路的“怪圈”来说,仅依靠一时转变也是不会长久的.
很自然地,第三步就是如何在做实方面加以深究.应该说,没有比把对简政放权形成的一切理论认识和实践做法诉诸法律法规、以立法形式加以确定下来更稳妥、更权威、更长久的了.因为,唯有法律制度、白纸黑字才是最为可靠的.而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称市场经济为法治经济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正所谓有法可循、依法办事.
从现实意义上讲,简政放权有关的不管是思想出发点、良好的意愿,还是机构的设置、职能的设定、权力的划分、责任的履行等,都立法明确下来.一句话,把简政放权顶层设计有关的党的意志和路线方针政策等统统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确,使之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律化.一方面可以凡事做到师出有名,所谓名正则言顺；另一方面可以凡事做到从心所欲但不逾矩,所谓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惟其如此,顶层设计的良好愿望才能化为现实,才能确保一切党政机关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从实践操作上讲,就是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具体对于简政放权而言,在内容上,简什么政、放什么权,要立法；在时间上,什么时候简政放权,简政放权到什么时候,要立法；在保障上,简政放权后赋予了企业、社会和市场的权利又怎样保证落到实处,也要立法.只有以法律为依据,以法律为约束,以法律为监督从而把简政放权纳入法制化轨道,使之形成法治化网络,才能最终杜绝所谓的“二政府”、“影子行政”、“附加职能”等等现象.
从今后发展上讲,将传统的政策扶持为主的经济治理模式转变为法治制度为主的新经济治理模式.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资源配置上,还是在监督管理上,都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强调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加强经济领域的立法工作,以立法来减少政府干预特别要规避政策可能产生的随意性,从而使中国经济治理适用规范性、预期性、透明性更强的法治方式.
顶层设计的第四步：讲求方法、稳步推进
上述三步,思想认识的转弯、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方式的转型,单纯从实现简政放权目标来说,是完备的.但是,简政放权作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关键方面,考虑到牵一发而动全身、固有格局的惯性阻力和尽量减少损失动荡的试错等因素,最后必须在方式方法步骤等方面注意采取先行先试、逐步推广的稳健型模式.
古今中外改革史都表明,改革能否最终成功的一个关键变量就是看是否注意方式方法.从成功的改革事例及其经验来说,无论是商鞅变法、罗斯福新政,还是我国波澜壮阔、奔流不息的改革开放.从大的方面看,其成功当然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客观实际、抓住问题关键、勇于开拓创新、把握发展机遇等根本原因所造就.但确实在方式方法上也都具有“启发说服、反复比较、理论支撑、舆论造势、广泛宣传、鼓励探索、宽容失误、局部试点、典型引导、经验总结、逐步推广、及时反馈、修正完善”等内容与特点.而从失败的改革事例及其经验来说,无论是王安石变法、俄罗斯“休克疗法”,还是现如今由“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动荡之秋”的乱局,除了大的方面有重大失误以外,在方式方法上也犯了“纸上谈兵、强行实施、禁锢异见、打击异己、强求一致、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甚至一意孤行”等严重错误.历史反复昭示,方式方法不可谓不重要、不可不讲求.正所谓“不改不行,改慢了不行,过于激进也不行”,一切尽在多做少说之中.
为此,在大原则、大方向确定的前提下,具体路线图反而应该是遵循由简入繁、由易而难、循序渐进的“让利→放权→简政”的过程.先从政府让利开始,比如降低企业税负、控制通货膨胀、增加居民收入等等；再把已经因为让利出来的相应权力在触动较小的情况下、比较易于接受而顺理成章地返还给市场与社会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而后,权力一旦还给了社会,与之相应的机构及人员也就会比较自然并心悦诚服地逐步随之精简.这种兼顾各方、考虑承受、有理有序、减少震荡的方式方法就会使我们的简政放权不断迎来广阔天地而不是阻力重重、困难重重,从而最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简政放权之路.
最后,还是引用上面已经提到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一句话作为简政放权顶层设计的指针,“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此言适用于今天,乃至于今后.

3. 19.简政放权一般属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哪一个

简政放权的主体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属于政治设施。
政治设施和国家机构属于政治法律方面，是上层建筑的范畴。

4. 简政放权的意义及作用

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确保改革“蹄疾而步稳”,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智慧和改革决心。

作用：

1、“简政放权”是强化管理，是保障民生的守护者。改革取消和下放权力是为了更有力地创新和强化社会管理，就是要编织一张覆盖全民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把该管的管住管好，就是要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优化行政管理流程，将好的管理措施用在民生大计上。

2、要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对食品、环境、安全生产等领域群众高度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把该管的管住管好。

3、“简政放权”既是增强政府治理、建设现代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的有效保障。

意义：

一、深化简政放权改革，更好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1、深化简政放权改革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内在要求。五简政放权改革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平稳增长、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大作用。

2、深化简政放权改革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简政放权改革是从理念到体制的深刻变革，是刀刃向内的政府自我革命，是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

3、深化简政放权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通过简政放权改革，我国营商环境已得到明显改善，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激发，新增市场主体数量井喷式增长，新动能更好更快发展壮大。

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1、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

目的是通过改革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让各类市场主体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2、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然要求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从以微观管理、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管理、监督管理为主，政府集中力量管好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

要尊重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凡是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调节的事项以及社会组织可以替代的事项，凡是公民法人在法律范围内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原则上都不应设立行政许可，最大限度减少审批。

3、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一规律。要着力解决当前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创新配置方式，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加快健全完善市场决定要素配置的机制。

4、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政府管得过多，直接干预市场活动，就会抑制有效竞争，压抑市场主体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滋生腐败。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退出那些没有必要涉足的领域，交由市场进行更有效率的调节。

三、大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

深入推进简政放权，要继续围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着力破除制约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提供便捷高效、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释放创新创业活力。

四、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深入推进简政放权，要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完善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平等的市场环境，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和业务，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简政放权做到“放而不乱”的方法

1、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要减少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过度干预，减少不必要的审批；

2、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原来政府包揽了大量的社会事务，现在要向社会下放权力，还权于民。这样不仅能减轻政府负担，还能培养公众的责任意识；

3、理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关系，下放权力，调动地方主动性，释放地方活力，并让地方政府的财力和责任相匹配；

4、理顺政府部门内部间的关系，解决职能交叉、职权不清、相互推诿扯皮等问题。

5. 公务员，事业单位面试热点：如何理解简政放权

公务员，事业单位面试热点：如何理解简政放权
【热点背景】
当今，我国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比较混乱，经常会出现多头管理“九龙治水”的情况。这不仅会对市场造成混乱，同时也给了权力寻租的空间。所以政府只有采取系列创新性政策措施，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以更大决心和勇气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才能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最终推动中国经济这艘巨轮更加稳健破浪前行。
【热点题目】
为响应中央简政放权的政策，多地政府纷纷出台了权力清单制度，你怎么看?
【核心考点】
此题首先考察考生是否对简政放权有充分认识。同时，针对简政放权说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答题要点】
1.为什么要简政放权。
2.简政放权的积极意义。
3.简政放权要怎么放。
【参考答案】
权力清单制度旨在明晰政府责任，给权力划定边界，有利于约束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有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
一直以来，政府权力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使得政府职能不断扩张，本该由市场自发解决的问题，政府也伸出权力之手抓住不放，设定行政审批，导致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力腐败等异化现象层出不穷，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职能履行不到位、行政效率低下、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权力清单就是在此基础上对政府权力的梳理，明确了政府权力的数量、规模和边界，规定了政府行使每一项权力的依据、流程和时限。这样既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把行政权力纳入法律的轨道公开运行，接受群众监督。还可以为企业、公民依法办事提供诸多便利、激发市场活力。
为保障权力清单的顺利运行，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措施为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创造条件。
一、保证权力清单的科学性。建立权力清单制度首先要对现有政府部门权利进行全面的梳理、评估，再对照法律法规和市场要求列出科学的权力清单。做到该管的绝对不放，该放的绝对不管。走出行政权力“膨胀-压缩-再膨胀”的怪圈。
二、保证权力清单的公开性。各级政府部门要采取多种宣传方式，将权力清单宣传到位，讲解到位，保证群众都能够理解权力清单的内涵，知晓政府权力边界，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办事，同时为保证群众的监督提供前提和便利条件。
三、建立透明的监督问责制度。建立清单后要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除人大有效行使对行政权力运作的监督职权外，也要重视社会群体的监督，应该扩大并畅通群众的监督渠道，使政府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根据权力行使情况和公务员应当遵守的规则，细化量化违反权力清单的处罚办法，起到警示作用。
只有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再能让简政放权真正落实到位，才能让中国这艘经济巨轮再次腾飞。

6. 政府与人大应该怎样更好的实现简政放权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激发市场、社会的创造活力
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两个方面。简政放权，目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加强管理和服务，目的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既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推动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
为了增强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激发发展动力，政府就要把该放的权力坚决放开、放到位、放彻底，不能因为担心放了容易乱就畏首畏尾、不敢作为。《决定》指出，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该由企业决策的事交还给企业，把该由市场决定的事交还给市场，打破各种影响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保证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处理好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发挥各个层面的积极性
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上下贯通，把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整篇文章做好。既维护中央的权威、上级的政令，也发挥地方、基层的积极性；既防止一统就死，也防止一放就乱；既坚持上下一盘棋，又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为各地因地制宜留出合理空间。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职能配置，应根据实际需要，遵循权力和责任同步的原则，该上收的上收，该下放的下放，形成权责一致、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政府间职能划分体系，避免因事权下移、财权上移而产生权、责、利不对称分布，强化下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
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这是因为宏观调控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中央政府在发展趋势研判，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统筹当前与长远、发展与改革、经济与社会、各区域发展等方面具有优势，必须确保中央政令畅通。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对中央转变政府职能的决策部署，必须统一步调，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已经下放的审批事项，不能撒手不管，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地方、基层和社会组织切实接住、管好。

处理好“瘦身”与“强身”的关系，优化政府组织机构
《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现在机构编制总量已经很大，叠床架屋，效率低下，结构不合理，机构编制资源没有配置好。一方面，已经弱化的领域没有及时“瘦身”，闲职太多，人浮于事；另一方面，“只瘦身不强身”，需要加强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的人手不够，该管的管不过来，甚至没人管。对这个问题，各级政府都应引起高度重视，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既要“瘦身”，更要“强身”。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有些机关上面很大、下面很细，成了鸵鸟。各级地方政府都应狠下决心，该加强的加强，该弱化的弱化，特别要加强基层、加强一线，将上级机关“瘦身”与基层一线“强身”统筹考虑，把编制结构调整好，为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切实保障。适应政府管理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的新要求，把市场监管重心下移，加强市县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和人员力量，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逐步做到疏而不漏、管住管到位。

处理好合理赋权与有效制衡的关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权力配置是否科学、运转是否协调、监督是否有效，是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现行权力结构，既有职能分散、“九龙治水”的问题，也有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倾向；既有程序繁琐、效率不高的问题，也有公开透明程度不够、监督不力的问题。《决定》指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在促进权力运行的规范有序和活力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避免权力因过分集中而失去控制，又保障权力正当行使，防止束手束脚、裹足不前。
构建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应深入把握权力运行基本规律，以科学的制度设计为支撑，以分权制约为核心，以公开问责为保障，促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科学配置权力，按照职责、权力、责任相对应的原则，优化上下级之间、同级部门之间、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之间的权力配置，该强化的强化，该分解的分解，该限制的限制，该下放的下放，明确权力运行的方式、范围、责任，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防止揽权、争权、让权、越权等问题发生。规范权力运行程序，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听证咨询、实施效果评估制度，借助网络技术手段，规范运行流程，提升执行刚性。推进政务公开，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健全行政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司法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保障和支持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加强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重视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建立“权利制约权力”的倒逼机制。

处理好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的关系，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
《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到政府工作中，就是推进行政管理和服务能力水平、方式手段的现代化，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惯性影响，在不少地方和部门，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多，有效宏观调节较少；运用行政手段直接调控较多，利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间接调节较少；各项职能大包大揽的多，转移外包出去的少。这不仅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必须切实予以纠正和改变。
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变革的方向，是从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转变，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从注重权威管制向注重柔性疏导转变。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着重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进行调节，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通过各种手段的协同配合，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推进社会共同治理，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基础上，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鼓励和支持各方面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按照《决定》要求，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有效解决一些领域公共服务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给群众提供更多便利和实惠。

处理好改革创新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建设法治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在职能和运行机制上的根本转型，一方面需要以创新的思路、改革的办法、革故鼎新的勇气，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习惯模式，清除体制机制和部门利益的障碍，探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新机制；另一方面，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准则和基本要求，本身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之一，任何改革创新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在制度约束下进行，才不会跑偏、出位。
改革创新是法治进步的实践基础，法治是推进改革进程、巩固改革成果的重要手段，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可以相互依托、相互促进。这就要求我们摒弃简单对立的零和思维，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创新，确保改革创新与法治建设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应深入研究、充分挖掘利用现有法律、制度、政策的内部空间，盘活存量资源，为改革创新提供支持，确保行政决策依法作出、行政权力依法行使、行政过错和违法行为依法得到追究。对在法律框架和职权范围内可以自主决定的改革事项，应精心谋划、积极推进；对法律法规不允许、工作中又确需探索的重大改革，涉及国家事权的，要申请国家授权试点，为全面推行做好探索、积累经验。实践证明，有益可行的，应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在全国推行，通过行政改革推动法律变革。应出台制度办法，在法律框架内为改革“试错”护航，保障改革者披荆棘、闯雷阵、涉险滩，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7. 简政放权具体举措

法律分析：能放就放、应放尽放，在简政放权上出了实招。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出简政放权“11项举措”，破除市场壁垒，推进减税降费。取消了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立项审批；今年年底前取消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和从业人员资格证，实施货运车辆差异化监管，对600万辆轻型、微型货运车辆实行豁免管理；取消了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审批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事项；取消了8项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切实降低了道路运输经营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取消了道路运输车辆强制二级维护，据测算每年减轻企业负担约80亿元。实施了货车“两检合并”改革政策，每年减轻道路货运经营者经营负担约100亿元。对限量瓶装二氧化碳以及氮、氦、氖、氩、氪、氙等7种低危气体道路运输实施豁免管理，每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约140亿元。破除了影响甩挂运输发展的制度障碍，明确不再对挂车进行强制二级维护和综合性能检测，挂车不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从今年7月1日起连续3年减半征收挂车车辆购置税。扩大了道路客运企业经营自主权，对于成立线路公司的道路客运班线或实行区域经营的，自主确定运力投放、班次增减和途经站点，不再进行许可，赋予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优化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制度，明确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全国公共科目考试与区域科目考试“两考合一”。推进了机动车驾驶人培训改革。

法律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规定自2014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企业信息公示制度。专家认为，这是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重大举措，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将成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里程碑。

8. 计划经济是导致简政放权诞生的原因吗

1、简政放权指精简，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阶段，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直接经营管理的状况，为增强活力，扩大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2、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职能的“当头炮”。本届开门“第一件大事”、2014年第一次常务会议主题是“简政放权”。一年多来,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等事项已逾500项,而本届成立之初的承诺是,任期内至少要取消、下放现有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的三分之一。
3、本轮简政放权要求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地方建立权力清单制度,锁定了改革和管理的底数,放权对象既包括下一级,也包括社会、市场,改革的视角更加全面。及时修改法律法规,确保简政放权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相衔接,并对已出台的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改革的布局更为周密。不仅是力度和速度前所未有,改革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4、简政放权,精简的是束缚着市场主体的“无形枷锁”和错装在身上的“有形之手”,放活的则是的活力、发展的动力和全社会的创造力。
5、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确保改革“蹄疾而步稳”,考验着各级的执政智慧和改革决心。不少地方在推行两份清单:一份“权力清单”针对自身,一份“负面清单”则面向者。放管并重,意味着既要积极主动地放掉该放的权,又要认真负责地管好该管的事,以更有效的“管”促进更积极的“放”,使职能转变的显现成效。

9. 为什么实行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是有助于各部门机构行政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需要。

二是有助于各级政府、各部门运作更加制度化、法律化。

三是有助于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

四是有助于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行政改革。

五是有助于散发社会生活的活力和提高经济领域的创新能力，特别对于许多民营企业而言。六是有助于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

七是有助于落实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发挥行业协会、学会的作用。

八是有助于从体制机制上最大限度地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充分激发企业和个人创业积极性，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体制机制上加强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简单点来说就是市场的归市场，减少行政审批以及行政干预，能大幅度减少权力寻租现象，让政府更廉洁高效，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好，对社会的满意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