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再分配

1. 论述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条件

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条件和原因

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条件是：(1)市场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国家被动地或者自：觉地承担起对经济加以组织协调的职能。(2)社会经济及国家对经济的调整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并形成了相应的经济法学说。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这些基础和条件尚未出现时，经济法是不可能产生。

经济法产生的原因是：

(一) 社会发展方面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需要运用完备的经济法律手段来干预经济的运行。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虽然国家也对经济进行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管理和干预，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实行的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家所奠定的经典理念是，强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井水不犯河水”，国家如果侵犯市民社会之私事的话，人民就有权起来造它的反。在这种情形下，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干预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这一信条被奉为经济生活的圭臬。反映到法律上，就是在民法上实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等宗旨和原则。国家调节之手因此遭到否定而萎缩不全，因而不存在经济法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由于私有制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引起了社会矛盾激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走向了垄断和社会化阶段。生产手段和经济实力的过分集中产生了垄断财团，这些垄断财团大量吞并、挤垮中小企业，独占或者操纵市场，严重恶化了竞争环境并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自由市场的竞争和民主，以及民法所奉行的上述原则，都被破坏殆尽，资本主义经济由竞争机制所产生的活力和生机受到压抑和摧残。而且，财团实力的膨胀，也使得它日益向政治领域渗透，国家政权于是直接或间接地为财团所控制，成为服务于财团利益的机器或工具。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于是制定有关反垄断的法律来取缔垄断组织，限制垄断的发展。最早的反垄断法由此得以产生，如1889年的加拿大《预防和禁止贸易合并法》，1892年美国制定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等。

(二)经济管理理念方面的原因是，面对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放弃自由放任主义原则，而改为奉行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原则，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旨在干预经济的法律法规的产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过度发展，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频频发生，单靠市场的力量，显然无法摆脱这种日益深重的困境。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改变被动的不干预政策，逐步改而采用“国家干预”、“宏观调控”、“混合经济”、“组织经济”、“管理贸易”等新的做法和理念，开始奉行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国家适度干预主义”，加强组织管理经济的职能。他们以“有形之手”，直接、具体地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以国家的经济集中限制私人垄断财团，以社会总代表的身份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调控经济进程。诸如通过限制或禁止托拉斯、卡特尔等，防止市场竞争秩序及其活力受到破坏：通过国有化和政府投资建设，控制那些有关国计民生和为整个社会服务而不宜被私人垄断的重要产业部门；制订国家计划和产业政策，力图诱导和制约私人的经济决策；运用金融、税收手段和其他经济手段，调控经济运行：规范格式合同，兴其利避其害，防止契约自由原则和经济实力被滥用；强制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行“福利社会”：通过诸如“巴黎统筹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政府间政治组织或经济组织，在国际上实行联合干预；在国际贸易和交往中，以国家的名义和形式开展经济协作和竞争，等等。上述种种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经济进程的干预和参与，都是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实施的，于是就出现了与民商法和其他传统法律特性差异较大的经济性法律、法规，于是有的法学家将它命名为“经济法”。

(三)导致经济法产生的诱因和历史契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肇事国和参战国德国为了战争的需要制定经济性的法律法规来推行战时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严厉管制。众所周知，德国挑起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时大力推行经济管制的战时经济政策，将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当时德国建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和战时原料管理处。战时工业委员会负责分配政府订货和管理军需生产：战时原料管理处后来升格为原料管理局，由它监督原料分配并支持重要原料的生产，统管的原料最多达到约三百种。德国在战时还控制居民生活，设立了帝国粮食局和帝国服装局，帝国内政部还下设了帝国采购公司等特殊企业，负责对粮食、服装、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分配。与此同时，德国于1915年发布的《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公告》，1916年发布的《确保国民粮食战时措施令》，1918年发布的《战时经济复兴令》，1919年制定了以“经济法”命名的对煤炭和碳酸钾制造工业实行国家管制的《煤炭经济法》和《碳酸钾经济法》等。这一立法动向迅速引起德国法学界的注意并掀起了研讨经济法学的热潮。这样，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就伴着经济法学一起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法又得到长足的发展，以致达到了相当发达和完备的程度。

2. 什么是经济法经济法的功能

经济法：是国家及政府经济领导部门和经济组织的领导者运用法律内手段管理和协调经济容活动、维护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

经济法的功能：

法律的功能外化为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作用决定与法律的功能。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根本功能在于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不同的法律部门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作用，经济法的功能反映了其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价值。而经济法的功能在于保障和规范国家对市场的介入。这种规范和确认起到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作用。

3. 李昌麒的学术观点

李昌麒教授鉴于任何一门法学学科的独立存在都是以一定的理论观点为其基石的，经济法也不例外，因此，他在整个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始终是把对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的研究作为其主要研究方向，力图构建一个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经济法基本理论体系。
把握现代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轨迹
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总是在不断寻求一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或能够走出某种经济困境的理论支点。这个支点一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主张，往往就要为这个国家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作为政策目标而加以采纳，进而通过立法把这种政策上升为普遍的规则，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立法实际上就是其经济政策的法律化，与此相适应，法学家们也总是沿着某种经济学说而确立的经济政策目标及其相应的经济立法来阐明自己的法学主张。因此，在他的论证体系中，也总是沿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影响资本主义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们的主张，来阐述经济法理论及其立法实践，从而才能从深层次上把握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必然性，进而加强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认识。
把科学社会主义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
法律思想本来是属于法律史学研究的范畴，但是考虑到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法律思想对法学理论乃至立法都要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纵观我国和外国的法律史，往往又忽略了对经济法律思想的研究，因此他认为，无论是从教学还是科研角度来讲，都有必要把经济法律思想纳入经济法基本理论的研究范畴。于是他沿着最早提出经济法概念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法律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经济法律思想，邓小平建立法治社会的法律思想的逻辑顺序，对它们的经济法律思想进行了概括。这种概括不仅有利于拓展人们的知识领域，也有助于丰富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
多学科多维度阐明经济作为独立部门法的依据
经济法为什么应当成为我国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部门，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这种状况的存在不利于树立人们对经济法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的认识，为此，他提出了公私法兼容论、对象论、专业化分工论、优化调整论、协调发展和共同作用论等“五论”作为确立经济法是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认识论基础和客观依据。“公私法兼容论”表明经济法既不是纯粹的公法，也不是纯粹的私法，而是两者兼而有之的“第三法域”。“对象论”表明凡是体现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都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它是民法和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所不能包容的。“专业化分工论”表明不是所有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同类社会关系都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进行调整，而应当按照法律专业化的分工原则，分别由不同的法律部门进行调整，即组织行政关系由行政法调整，经济行政关系由经济法调整。“优化调整论”表明现代部门法的调整不应是一种一般过得去的调整体制，而应当是一种能够达到最优化调整目标的体制，只有把现实生活中那些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从行政法和民法调整体制中划分出来，由一个新的经济法部门调整，才能达到最优调整的目的。“协调发展和共同作用论”表明不要对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和社会法作“一刀切”的划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交叉，不要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否定另一个法律部门的独立存在，而应当按照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主导方面来确定其部门法归属。
把经济法定位于需要国家干预经济之法
政府之所以要干预经济，是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和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为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是以调整行政隶属关系和平等关系为己任的行政法和民法所难以克服的，因此只能由经济法调整。为此，他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定义方法，即把经济法的功能与经济的调整对象和范围结合起来的办法，将经济法定义为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对此，人们将其称为“需要国家干预论”。“需要国家干预论”与一般的干预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使用了准确的切入点即市场缺陷理论，并以“需要”两字加以配合，因而显得独树一帜。“需要干预论”表面上使用了“需要”这样一个不确定且模糊的词语，但是事实上它包含了均衡干预、有效干预、被干预者对干预者的干预以及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等理念，从而有助于国家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采取相应的经济法干预措施。
正确处理国家权力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关系
他在对国家权力促进和阻碍经济发展的“二重性”进行分析以及对过去社会主义国家过多地强调权力干预、资本主义国家过多地强调权力放任进行批评之后，提出我国的经济法的任务是要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和放弃干预这两个极端中走出来，建立一个既不是放弃干预又不是一味干预、而是一个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权力运行机制。为了更好地揭示经济法的历史作用，他运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国家运用法律特别是经济法的方法干预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部历程，进而把经济法划分为传统经济法和现代经济法。认为传统经济法是以对政府的“完全理性假设”为认识论基础的，因而它是从全面干预出发构筑经济法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的，这时的经济法表现为强烈的扩权趋势，其特征是经济控制权的高度集中；而现代经济法则是以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为认识论基础的，因而主张政府只应适度地干预经济，这时的经济法表现出追求授权和限权相结合的趋势，其价值目标是经济民主和经济公平。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概括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在过去经济法学界，由于对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因而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就显得较为混乱。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他一方面对过去在经济法基本原则研究中的缺陷进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又按照他所理解的经济法的基本属性把资源优化配置、社会本位、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效率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同时它又是国家运用经济法律干预经济的基本价值取向。
概括经济法的调整方法
根据他对经济法基本属性的认识，他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概括为指令性的调整方法、指导性的调整方法、国家直接介入经济的调整方法以及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调整方法。同时，认为这四种方法又不是行政法、民法和刑法调整方法的简单的分别实用，而是经济法独有的调整方法。
把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纳入经济法调整范围
鉴于国家已经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和推进分配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环节而统一考虑，因而，他把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归结为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运行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和社会分配调控关系。把市场主体关系纳入经济法的调控范围，主要是基于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认识；把市场运行关系纳入经济法的调控范围，主要是因为国家权力在形成市场秩序中起着其他法律部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把宏观经济关系纳入经济法的调控范围，主要是基于政府责任的考虑；把社会分配调控关系纳入经济法的调控范围，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如何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意志，因此对社会分配领域，国家不能不进行适度干预。
树立属于经济法自己的法律关系范畴
认为经济法律关系仍然是由主体、内容和客体所构成，所不同的是他把经济法的主体分类为经济决策主体、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实施主体，这既可以与民法和行政法主体相区别，又能体现经济法自己的特性，从而有助于构筑经济法自己的主体制度；把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概括经济权限，即经济职权和经济职责、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总和，从而构筑了经济法自己的权限结构体系；把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归纳为经济调控行为、与国家调控因素有直接关系的物、科学技术成果和经济信息，从而构筑经济法自己的客体范围。
法律部门的划分应以整体性与互动性为前提
他认为我国法学界在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和社会法等“四法”的划分上却出现了教条化的倾向，突出地表现为：（1）固守法律部门划分的传统标准，忽视了法律部门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交叉与融合；（2）部门法的本位主义倾向比较明显，不适当地夸大了某个法律部门的作用及其地位而轻视其他法律部门；（3）过分注重法律部门的划分，忽视了法律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甚至出现了“你想包容（吃掉）我，我想包容（吃掉）你”的探索路径。这是对“四法”各自的调整对象难以达成共识的一个重大障碍。为了克服这种障碍，他在对“四法”特有的本质属性及其功能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在研究“四法”关系的时候，不能把思维仅仅局限于研究它们的区别，同时还要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进而提出了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框架内，建立各个部门法互动机制的命题。他认为法律部门之间的互动是法治有效运行的基本环境，法律部门的划分本身应当是以法律部门的整体性与互动性为前提的，如果过多地、孤立地强调法律部门的绝对划分，而看不到它们的互动作用，这不仅可能造成人们对“四法”认识上的隔阂，而且也有悖法律部门划分的最终目标，同时还可能影响科学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的形成和完善。
构思了我国经济法律法规体系的框架
他认为，研究经济法的最终目的是要落脚于在我国应当建立起什么样的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法体系。对此，他作了两方面的思考：一是从经济法的等级层次出发，可以将它划分为统帅性的基本经济法、领域性的基本经济法以及行政性和地方性经济法三个层次。同时，认为我国制定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经济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应当逐步推进它的出台。二是从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出发，认为我国经济法体系应当由市场主体规制法、市场秩序维护法、宏观经济调控法和社会分配法所构成。鉴于分配关系的经济法调整一直未能引起经济法学界的广泛注意，因此早在1994年在他主编的司法部规划教材《经济法学》中，就将社会分配法作为整个经济法体系中的一个子部门加以论述，之后他又鉴于我国过去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中，通常只是笼统地把效益与公平兼顾作为一项分配原则，但并未清晰地指出应当怎样兼顾，于是他在2002年7月出版的由他主编并撰稿的法学主干课程教材《经济法学》中的“社会分配法概述”时，提出了应在不同分配层次上适用不同的分配原则的主张，即初次分配坚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再分配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益的原则，从而达到效益与公平在整体分配过程中的有机统一。这一认识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和“再分配注重公平”是一致的。
构筑了经济法的实施保障体系
首先，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即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形势下，经济法制建设的重点或者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冲突，应放在经济法的实施上，已经制定的法律不能实施的负效作用要比无法可依的负效作用大得多。为此，他在建立经济法实施保障体系的时候作了五个方面的强调：一是强调了经济法实施中的新课题即经济行政执法和监督。认为经济行政执法和监督的任何偏差，不仅影响政府职能的正确发挥，同时还会影响政府的形象和与群众的联系。二是强调了排除经济法实施中的最大障碍即经济审判工作的地方保护主义。早在1988年3月5日，他就在 《经济参考》上发表了反对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文章，并对经济审判工作中地方保护主义的形式、根源、危害和克服对策作了深层次的论述。这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把克服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作为法院审判工作一项重要任务而提了出来。三是强调了经济法实施的直接形式是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四是强调了经济法实施中一个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即经济法实施中国内经济法的冲突问题，并对这些冲突的种种表现及克服对策提出了见解。五是强调了解决经济法实施中的最后一道难题即执行难，并对造成执法难的当事人原因、社会原因以及法院原因进行了中肯的揭示。

4. 经济法与民商法和行政法的关系

所谓关系，无非就是联系和区别，来源和发展，作为论述题，自然要长篇大论了，偶水平不够，简单议论几句吧。
总的来说，民商法是是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没有民商法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法的出现，经济法是来源于民商法之后才独立于民商法的。而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则促进了经济法的发展，行政法的调整手段是经济法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来源。
从调整对象来看，传统民商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财产关系，行政法调整公权力机关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而经济法则是这两者的综合，既要保护市场主体的平等权利，又要维护市场秩序的和谐发展。在弥补了民商法无法强制保护弱者权利的同时，又限制了行政权力对于公民权利的侵犯。
从主体来看，传统民商法只包括平等的市场主体，行政法则是公权力机关与普通公民，经济法则是把公权力机关对市场主体的影响纳入到调整的范围内，直接在民商法和行政法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在两者之间的权利（权力）义务（职责）之间进行了一次明确的再分配。
从调整手段来看，传统民商法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调整方法，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很少强制性的对主体的行为做出规定；行政法则正好相反，积极地调整社会生活，维护秩序，规范人们的行为。经济法介于两者之间，可是说经济法是用行政法的手段来调整民商法的关系。

5. 经济法与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是什么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管理与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里所说的管理与协调是指国家作为一种外在力量，主要采取间接的法律手段，对社会经济生活所进行的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与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市场主体调控关系是指国家在对企业的活动进行管理，以及企业自身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如公司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等。

第二，市场运行调控关系，即国家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在行使管理职能时与市场主体发生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前一种关系不同，它只是在市场调节失灵的情况下才产生的，例如竞争关系、产品质量关系、价格关系、经济联合关系等。该部分关系主要是依靠市场规律的作用来调整的，但一旦超出了国家法律、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国家就必须采取必要的干预手段，以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价格管理法等。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关系，是指国家从长远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因素，实行全局性的管理过程中与其他社会组织所发生的具有隶属性或指导性的经济关系。如国民经济计划法、金融法等。

第四，社会分配调控关系，是指国家在国民收入进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如财政法、税法、工资法等。

如同任何法律一样，经济法的本质是由制定法律的统治阶级及其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因此，我国经济法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它的服务目标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巩固。

经济法的作用是与经济法的本质和服务目标相一致的，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整体目标的实现。

其次，确立和维护企业的法律地位，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创造条件。

再次，保护、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合法权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最后，维护经济秩序，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法律关系是出法律规范所确认的，当事人之间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经不同的法律调整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是其中的一种，它是指经济法主体之间依照经济法的规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经济法律关系以经济法的存在为前提，而经济法则以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为前提。因此，经济法律关系实质上是已被国家认可并法律化的一种经济关系。它既要反映当事人的主观意志，更要反映国家的意志。而且，当事人的意志不能与国家意志相违背。因此，经济法律关系是国家认可并给予保障的思想社会关系。不过，这种思想社会关系也不是随意制造的，而是客观存在的一定经济关系的反映。所以，经济关系是经济法律关系的客观物质基础，经济法律关系则是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并对经济关系的存续有很大的反作用。

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是指当事人之间构成权利和义务关系必备的基本条件，即主体、内容和客体，亦即法律关系的“三要素”。因此，经济法律关系也是由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这三个要素构成的，三者缺一不可。

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简称经济法主体，是指依法参加经济法律关系，享有经济权利和承担经济义务的当事人。其中，享有经济权利的一方称为权利主体，承担义务的一方称为义务主体。

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经济法主体依法享有的经济权利和承担的经济义务。它是联系经济法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是经济法律关系实质的核心。

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简称为经济法客体，是指经济法主体享有的经济权利和承担的经济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换言之，就是经济法主体所追求的具体的经济目的或利益。没有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经济法律关系就失去了必要的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