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国家强制的权力
『壹』 经济法主体能够享有的经济权利有哪些
（一）调控主体与规制主体的职权
调控主体与规制主体的职权，可以总称为“调制权”，分为宏观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两大类。
1.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可以分为宏观调控立法权、宏观谪控执法权。还可根据具体调控领域、具体调控方式等标准，把宏观调控权分为财政调控权、金融调控权、计划调控权等。其中，财政调控权包括财政收入权和财政支出权，前者包括征税权、发债权等；后者包括预算支出权、转移支付权等。金融调控权包括货币发行权、利率调整权等；计划调控权包括产业调控权和价格调控权等。
2.市场规制权。
市场规制权可以分为市场规制立法权、市场规制执法权。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特别是对价格、质量、广告、虚假信息、滥用优势地位，以及其他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等行为的规制权。此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出现，又产生了特殊市场规制权（或称特别市场规制权），如金融市场规制权、房地产市场规制权、能源市场规制权，等等。
3.调制权的分配。
由于调制权的种类各异，各个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作为负有特定职能的部门，所享有的职权各不相同。同时，同一主体可能既享有调控权，又享有规制权。
（二）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的主要职责
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在享有宏观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等职权的同时，也要履行相应的职责。这些职责主要包括贯彻法定原则，依法调控和规制，不得弃权等。
1.贯彻法定原则。
贯彻法定原则是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的基本职责。法定原则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各类主体必须贯彻和遵守的原则。
2.依法调控和规制。
依法调控和规制是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的重要职责。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来行使调制权，而不是滥用或超越自己的调制权。
3.不得弃权。
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不能放弃调制权，由于调制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基本利益和国民的基本权利，因此，该调控的时候调控，该规制的时候必须规制，不能违法地不作为，或者任意放弃。
（三）接受调控和规制的主体的权利
接受调控和规制的主体主要是市场主体，其权利可以统称为“市场对策权”。市场对策权是接受调控和规制的市场主体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一种自由权，它可以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对策权，也可以是市场主体队调制行为的对策权。东 奥中级职称栏目精选稿件。
（四）接受调控和规制的主体的义务
1.接受调控和规制的义务。
市场主体应当接受相关国家机关依法作出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依法实施的调制行为，如国家立法机关依法调整税率、利率，国家征税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征税，中央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只要是依法进行的，市场主体就不能拒绝或反抗，这是其基本义务。
2.依法竞争的义务。
在竞争的过程中，市场主体不能采取不公平的方式、不正当的手段，去损害其他竞争主体的利益，这是依法竞争的基本要求。一旦市场主体违反这些义务，就要承担经济法上的责任。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
经济法、民法、商法作为规范市场经济交易和运行的重要法律，以完善市场和协调发展为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经济法和民法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在调整范围、宗旨和调整方法等方面有不同之处，然而实际上二者联系最为密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从调整对象上看，两者具有交叉性，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作为民法，重要调整对象是财产关系，本质上是经济关系，在经济关系调整中与经济法相辅相成。一方面，经济法维护宏观、自由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而另一方面，民法规范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行为，超出民法调整的范畴由经济法作具体调整。
在法律作用上，经济法和民法都在保护公民合法经济权益，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最后，两者互为补充。民法以人为本，其理念是自由主义，对抗国家力量的侵犯；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宗旨，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消除个体权利本位对整体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解决个体私利与社会公利的矛盾，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经济法与民法既是不同的法律，自然也存在差异和个性，且两者的区别是较大的，主要体现在：
1.两者法律属性不同。民法突出个体权利，以个体为本位，强调社会个体权利平等和自由；而经济法强调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着眼于全局和长远的利益。
2.两者法律关系的主体不同。民法调整的主体只限于公民和法人；经济法主体除公民和法人外，还包括企业法人的内部机构和其他经济主体。
3.两者的调整目的不同。民法侧重对私人利益的保护，目的是保障经济主体自由基础下的交易成果；而经济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强调合理配置社会公共资源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
4.两者调整主要内容不同。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公民、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具有平等性。具体来说，民法法律规定是为了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体现对个人权利的关照。经济法主要管理和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具有显著的服从性、经济法每一条具体原则都以保护社会利益为目标，体现社会整体权益本位，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内部的和谐。
5.两者调整方法不同。民法对违法行为则更多地采用民事制裁形式，具有补偿性。在民法保护范围内，个人的行为一般不会受限制，不过多对法律行为后果予以保护，尊重市场自由交易规则，由市场主控。而经济法则以行政性手段为主，民事、刑事的调整方法为辅，多带有惩罚性。另外，还有经济法独有的奖励手段等。在经济法领域，若市场交易破坏公共利益的协调，即使交易是经济主体在平等、意愿基础上进行，也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强制手段即宏观调控，弥补自由交易状态下的民法的缺陷。
6.两者的责任形式不同。民法的责任形式多位民事责任，注重事后补偿性；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则是兼有行政、民事、刑事责任。
经济法和民法有着很多的不同点，互不隶属，互为补充。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性铸就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才会发挥两者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财富分配中相得益彰的作用。
三、经济法与商法的区别和联系
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10世纪，欧洲的一些庄园主利用手上聚集的资本进行生产，促使了社会分工和工厂手工业的发展，为商法诞生创造前提条件；11世纪，商人为保护自己利益，采用通行的商事惯例解决商业纠纷，最终发展为商法，以保护商品交易者的利益为主。
商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调整商业行为和活动的作用，并对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经济法与商法的联系
经济法和商法的外延争议较大。在国外，经济法和其他法的关系主要是商法关系，他们是典型的商业社会，具有较完备的商业法律制度，在我国商法与经济法的矛盾不是很突出。
法律属性上看，两者都与经济生活联系甚为密切。从法律主体上来说，有些主体，如企业，可以是经济法律关系和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在调整的方法上也有相同的地方，都可以采取行政手段或刑罚手段。作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商法和经济法都是为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具有亲缘性，两者总体上具有一致性、和谐性和互补性，而不是对立的、冲突的和互耗的二元互补体系。 （二）经济法与商法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1.两者的产生原因不同。商法的产生是对民法的一般性调整而不能适应具有风险性、规模性、集团性商事活动的扬弃和发展，是政府不干预式的产物。而经济法的产生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国家对宏观经济关系进行调控，以纠正整体的不平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不仅对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监督、组织、协调，使个体经济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干预经济生活的视角也在不断调整。经济法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产物，
2.两者法律性质不同。商法属于私法，以个别经济主体利益为基础，维护主体的私权，调整利益关系；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保护社会整体利益，调整经济管理和维护公平竞争，属于公法；经济法还调整体现一定国家意志的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与协作关系，兼有私法的特点。
3.两者调整对象不同。商法以营利性主体权益为主，是商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交易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调整的是商法主体间的利益关系；经济法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强调公共利益，其调整对象是国家为了履行经济职能，进行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等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商法调整的基本上是横向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则是纵向的。
4.两者调整范畴不同。商法以企业为核心，但仅调整企业的经营关系和企业个体的权利；经济法侧重于调整国家经济生活中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效的关系。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等往往属于经济法范畴调整的企业，而一些完全由市场调节活动，与国家协调无关的企业不属于经济法范畴。
5.两者调整目标不同。商法一般为具体的商主体或是从商行为提供规则，规束行为，保证商主体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立足个别，兼顾一般；经济法从宏观国民经济运行问题出发，旨在保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立足一般，兼顾个别。
6.两者调整方法不同。商法多采取自律性和非权力性方法；经济法多采取他律性强制方法，即权力性方法。
商法不能代替经济法，经济法也不能代替商法。简单地说，商法是调整组织与商行为的法，经济法则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它们亦绝非相互排斥的关系，作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两个重要法律部门，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共同协调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民法、商法从横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经济法从横、纵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虽然民法、商法、经济法是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彼此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并非纯然无涉，任何一个法律都是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容忽视。民、商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起基础性作用；而经济法克服市场经济内在缺陷，补充、弥补了民、商法调整的不足。只有充分发挥它们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作用，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保障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是单纯以某一个部门法为主体，则必将推动我国法制体制建设的完善，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叁』 国家对经济法律关系保护的方式是什么
国家既规定了监督和保护机构，又规定了各种保护方法。
（一）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监督保护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家经济领导机关及其他经济职能部门。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人大常委有监督国务院工作的职权，这是最高的监督权，当然应该包括对国家经济领导机关的国民经济管理进行监督在内。至于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各部委，如国家计划委员会等，均有权对全国的或者所属经济单位进行经济监督，对违法者有权进行处理。其他经济职能部门的经济监督，主要包括会计、统计、财税、银行、物价等部门对各自范围内的经济活动进行的监督。经济法给予这种监督以法律强制性的保证。
此外，还有法律监督。各级人大常委会可对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以及不适应改革开放要求的经济法规，依法予以撤销或修改。
审计机构。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建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等经济主体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国家保证审计活动的独立性，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审计监督的目的，是要使财政、财务收支正确合法，以促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仲裁机构。当经济法主体发生经济纠纷，产生争议时，首先应协商解决，不能达成协议，可由有关机构进行仲裁。有的经济纠纷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仲裁委员会仲裁；有的劳动纠纷可由劳动仲裁机构仲裁。
经济审判机构。包括：各级人民法院的经济审判庭、森林法院、海事法院等专门法院。这些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来保护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
『肆』 什么是经济权利,经济义务
经济权利是由经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一种资格或许可。经济权利可分为原生权力和取得权力。
1、原生权力亦称固有权利，是由经济法主体根据经济法律、法规直接取得的权利，是经济法律主体可以依法直接行使的，不必依赖特定义务主体的存在和行为，即能取得和实现的权利。
2、取得权力则是必须由经济义务主体实施一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经济权利主体才可获得和实现的权利。
经济义务是由法律、法规所确认的一种责任。经济义务可分为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即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和合同、协议约定的义务。
(4)经济法的国家强制的权力扩展阅读：
经济义务为法律设定或当事人约定。法律设定，是法律明文规定义务。当事人约定，是参加经济法律关系时双方当事人协商议定的义务，这里应当明确，当事人约定的义务，也必须以法律为依据，经济义务是满足权利主体或权力主体要求的行为；不履行经济义务则应承担责任。
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这种经济运行是本国经济运行；这种本国经济运行的过程体现了国家协调。
同时，这种经济关系由经济法调整，能够体现经济法是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的法，实现经济法的基本功能，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助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伍』 经济法是公法，私法，还是社会法
对于公法与私法的化分，主要是依据调整对象、调整方式、法的本位、价值目标等方面的不同为标准，来将法律划分为公法与私法。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私法的因素（调整人与人之间私权利、公民与法人及社会组织的法律），但从法律特征与法律地位看，经济法体系（利用国家权力，宏观调整社会财富分配，调整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的法律）更具有公法的特征。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要从以下三点把握这个概念：（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经济调整的基本原则：包括社会本位原则、实质公平原则、经济效率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经济法的特征：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的法律部门，与传统的相邻法律部门相比，其主要特征有：
一、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
经济法的产生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然结果，它把调整的重点始终放在引导各类经济主体依法进行经济活动，保证经济关系的正确确立和有序的进行上，以形成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
二、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
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相比较，在调整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关系上，各有自己的主导思想。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它以社会利益为基点，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社会组织或个人，都必须对社会负责，在此基础上处理和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
三、经济法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法
只有当商品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法才会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因而经济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
四、经济法是以经济为目的的法
经济法始终调整经济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整体经济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在这个调整过程中甚至会有意使局部利益或个体利益有所损失。
五、经济法是综合调整的法
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采取的手段既有惩罚性的，也有补偿性的，既有鼓励类的，也有禁止、限制类的，体现了明显的综合调整的特征。
『陆』 经济法的调整手段
1，国家公权力强行介入的调整方法，即国家以公共权力者的身份介入经济活动并对经济活动进行强制性的整顿和控制，其包括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酸两种。
2，国家公权力非强制性介入的调整方法，即国家以公共权力者的身份介入经济活动并对经济活动进行非强制性的整顿和控制，主要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行政指导。例如，引导，建议，提倡，经济政策的制定，官法信息发布等。
3，国家私权介入的调整方法，即国家以非公权力的手段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并以此达到对整个经济运行进行整顿和调控的目的。例如，创办国有企业，投资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政府采购，政府出售与收购，发行国债，买卖外汇，政府补贴等。
『柒』 经济法制度体系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特色之经济法律的典型，重点研究了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及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法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关键词】经济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家承担着制度设计、规划与组织的重要职能。（注：参见（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一书中有关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国家和政府协调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中国经济法，在现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制度变迁重要的是实现制度事实的转变，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实为根本的。制度事实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制度事实决定了制度规则，这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致的。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通过大规模的引进外国法律并不能实现法治和经济的现代化。由此决定了提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迁思路，必然包括我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变迁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促使社会实际经济生活的转变。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法建立的特点
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称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个基本类型。（注：参见林毅夫著《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的观点。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市民为主，且以自发性为基本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国家且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据此推论，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制度变迁中，民商法的主体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为主及其“约定大于法定”的规范特征，使民商法制建设类似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经济法的主体以政府为主及“法定大于约定”的规范特征，使经济法制建设类似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而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发展模式要借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式及其理论，注意发挥该模式在加速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步伐的规模经济优势，克服该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义等消极因素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度建设阻碍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条件的制约，以及在长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制度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这一制度变迁，应该以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经济法制度建设为近期模式，而以体现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民商法为目标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较之中国民商法，前者对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国民商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基础上的罗马法和德国法理论体系；而中国经济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理论体系。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比如，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61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对于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优秀，我们自己往往习以为常，甚至对这种优秀的实际存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存疑虑。其实，放眼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而稳定的政府的存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对于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代价与成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可能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正如亨廷顿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烈矛盾冲突的过程，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政治组织，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又保持其过程稳定的关键性力量。为了维护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主动参与和调控，强制性制度变迁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权威。因为只有保持稳定的制度环境，才能实现经济制度的良性转变，而任何一个社会要保持繁荣和经济发展，都应当保持稳定的社会制度。其中，以调整政府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关系为己任的中国经济法，在维护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的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典型法律例证，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度的核心内容，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建立与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否完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著《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走出“锁定”状态：中国经济法创新的途径
初步分析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法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主要根源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在制度规范和理论资源方面的先占优势，以及由此使中国经济法采取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合而为一的综合法律调整模式（“纵横统一说”是其理论基础），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为主导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选择作用下，而陷入被动的“锁定”状态。应该强调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确立后，中国经济法以政府经济管理法作为经济法制度模式初始选择，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经济法成为强化政府权威和维护部门利益的工具这一“官方优势”，使中国经济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报酬递增和利益集团作用下，虽然它可以在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背景下，逐渐从民法中解放出来；但是经济法至今仍被锁定在行政法和经济政策的双重困扰状态之中。据此，我们提出中国经济法从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锁定状态之摆脱出来的以下基本制度创新思路和途径：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法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较之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成本较之后者要高。为此将降低中国经济法制度变迁成本，作为经济法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经济法的制度和实施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现有的依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依据构成的庞大中国经济法体系进行消肿，以反映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规律的新经济法制度体系（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更高收益，来抵销经济法采取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政策模式的旧经济法制度体系被废除而失去的利益，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创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传统的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术将中国经济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兼顾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并集中体现社会利益的社会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假定经济法视为一个传统公法（如行政法）和私法（如民商法）兼容的新兴法律部门，那么公法与私法兼容这一现代法的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经济法在摆脱对传统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路径依赖”后，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一伟大的制度变迁进程中，深深扎根于丰富的中国本土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营养土壤”之中的中国经济法，比主要依赖于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建立的中国民商法和行政法，前者具有更强大、更有效的制度创新动力。而且，更为现实的意义在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占据着重要地位，坚持公有制、保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监督调控、管理、参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不可少的职能，而中国经济法正是体现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公法与私法、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有效工具，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经济法的建设应当成为重中之重的“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我们集中更多的法律理论和实践资源进行“投资”，才能确保我国在2010年之前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伟大的跨世纪法制建设工程。
『捌』 什么是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
经济权利是指经济法主体依法享有的自己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和要求他方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资格。
经济义务是指由经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一种责任。其含义包括：其一，经济义务主体必须依据经济法律、法规、合同、协议为或不为一定经济行为，以实现经济权利主体的利益和要求。其二，经济义务主体应自觉履行经济法律、法规、合同、协议所确定的各项要求，否则要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
(8)经济法的国家强制的权力扩展阅读：
经济义务特征：
（1）是经济法律、法规规定的一种约束；
（2）内容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依照经济法律、法规，作出一定行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
分类：
1、经济义务（一般经济义务）
指一般组织或公民依照经济法律、法规规定，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
2、经济职责（特殊经济义务）
指经济管理机关基于其地位与职能，依照经济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履行的职责。
『玖』 经济法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调控主体与规制主体的职权
1.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可以分为宏观调控立法权、宏观调控执法权。还可根据具体调控领域、具体调控方式等标准，把宏观调控权分为财政调控权、金融调控权、计划调控权等。其中，财政调控权包括财政收入权和财政支出权，前者包括征税权、发债权等；后者包括预算支出权、转移支付权等。金融调控权，包括货币发行权、利率调整权等；计划调控权，包括产业调控权和价格调控权等。
2.市场规制权
市场规制权可以分为市场规制立法权、市场规制执法权。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特别是对价格、质量、广告、虚假信息、滥用优势地位，以及其他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等行为的规制权。此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出现，又产生了特殊市场规制权（或称特别市场规制权），如金融市场规制权、房地产市场规制权、能源市场规制权等等。
3.调制权的分配
目前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领域，不仅全国人大享有立法权，而且国务院依法也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甚至国务院的某些职能部门都可能在事实上进行相关的立法。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调制立法权，这在相关的部门规章甚至相关部委局署的一些“通知”、“批复”中，都有一定的体现。
『拾』 如何理解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
经济法责任主抄体有别于民法责任主体、行政法责任主体、刑法责任主体。
经济法法律关系主体一方是社会强势主体，一方为社会弱势主体。经济法充分考虑强势主体和弱势主体之间的差别，所以对两者之间的权力、权利、义务、责任作出非均衡性、非对等性配置，以实现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
从责任主体角度看，经济法责任可以界定为经济法强势主体因违反经济法规定的强制性禁止性义务而承担的责任。
(10)经济法的国家强制的权力扩展阅读：
经济法既关心个体利益，也关心社会公共利益，它是在承认个体利益的基础上试图限制、禁止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冲突的社会强势主体滥用权力侵害弱势主体权利的行为的法律制度。
经济法责任是以国家政治权力控制社会强势主体经济权力的手段和结果，它在于实现社会强势主体权力与社会弱势主体权利的相对平衡。
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经济法中应用得更为广泛，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的确立，正好体现了国家运用其权力对经济生活进行千预，对受害人进行保护。它也是人权平等原则在经济法责任中的具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