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教义学和法社会学

① 法教义学，法哲学和法社会学的区别

区别
三者的侧重点不同
前者重于规范 后者是哲学与社会学

② 法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读后感

法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或学问？在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双重大跃进的今天，尤有检讨和追问的必要。为什么我们的法学总被人指为“幼稚”？为什么法学上的研究总难与其他学科进行一种实质性的对话与交流？为什么实务人士与法学研究者总是互相鄙视？虽然置身于法学这个圈子，但我仍然不得不颇不情愿地承认，我们的法学确实有太多的理由无法赢得别人的尊重。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迄今为之，我们对于投身于其中的法学本身，仍然缺乏足够清晰和准确的认识。

最广义上说，法学无非是与法律相关的一门学科，但此种界定实际上相当于什么都没说。在现代社会，在各学科存在广泛交叉的今天，与法律相关者实在是数不胜数，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政策学甚至是医学，无一不与法律密切相关。固然我们亦可将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哲学、法心理学、法经济学、法政策学以及法医学统统归于某种广义的法学，但实际上这些交叉学科无不是从其他学科的基本假设出发的，所运用的亦是其他学科固有的方法。似此，若以为法学即限于此，则所谓法学与其他学科的真正界限何在？法学观察法律问题的独特视角何在？法学真正的智慧性何在？法学的专门贡献又何在？实际上，法学如果不能单单限于法解释学（法教义学）的话，至少应当是以其为基本的。换言之，舍上述交叉学科仍可认为有独立法学的存在，但舍法解释学，则将无从发现真正的法学。这是因为，与上述形而上学（哲学）和各事实科学相比，真正能体现法学独特立场和方法的只能是法解释学。法解释学是以承认一定的法秩序为基础的，其独特方法就在于，通过观念（概念）的形成，将原本单纯的价值判断转换为纯粹的形式逻辑问题，从而寻求相对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与各事实科学（行为科学）旨在通过观察、试验、统计、模型建构等方法来发现某种客观的规律或趋势，并因而具有证伪性相比，法解释学显然不同。与抽象地探讨存在的本体或获取客观知识的方法的哲学，亦不相同。

不妨从法学史的角度来看。无须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通常认为，现代法学产生于欧洲中世纪后期。其时，法学与神学、医学并称为三大学术，而法学之所以能从神学和哲学中独立出来，实赖于所谓“实证法学派”的兴起。此实证为分析实证，而非社会实证。换言之，即以对特定法秩序下的实在法进行分析注释为其唯一任务。其后虽然过度形式化地发展成了所谓“概念法学”，因此受到随后兴起的“利益法学”、“价值法学”或自由法运动的抨击，但利益法学并非是对概念法学的全盘推翻，而毋宁是对其呈现出来的过于僵化和机械进行的一种适度的调整和纠偏。时至今日，虽然所谓自然法又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但实证分析法学仍为主流的法律思想。这毋宁是由法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决定的。

③ 什么是法律教义学

法教义学基本问题初探

在德国法学家Dreier看来，“信条论处理的对象可以是个别规范、规范要素、规范复合体、规范的连系以及规范和事实之间的关系。”依Dreier的定义，我们可以将法教义学界定为狭义的法律规范科学（Rechtswissenschaft im engeren Sinn）。但这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尚有赖于一般法律理论的力量，法学才有进一步反省与批判实证法体系的能力。

另外，法教义学之不足还可以借助其他学科知识予以补充。如法律社会学家Rehbinder认为社会科学引进法律信条论有三种途径，“将社会科学带进法律信条论的领域，无论就理论模式或社会事实态样而言，都是可能的。这种情形主要出现在三个地方：概括条款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发现法律漏洞时的法律创造、以及目的论的解释。”传统上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学问并非是法教义学可以垄断的。而法教义学只有跟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对话与交流，才能以社会科学的观察和理解来促进法学知识的完善。

3．法教义学与法律解释学

仅就法教义学跟法律解释学而言，二者存在若干一致或者相似的地方。首先，法教义学和法律解释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某种一致或者重合。所谓独断的法律解释学，在法学上，往往亦被称为“法律教义学”。相应地，经常被视为与“实证民法学”同义的“民法解释学”，其实也即是独断解释学意义上的“民法教义学”。这恐怕也是人们往往将它们等同观之的重要理由（另外这两个用语本身即词义相近）。其次，从研究对象看，二者也存在相似之处，即它们均甚注重对某国某时期法律体系（实在法）的研究。最后，从研究方法上，跟其他社会科学不同，二者都不是把法作为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考察，而是把法作为维持现实社会生活秩序的规范进行研究，均力求使法律规范能够得到公正恰当的适用。因而法教义学和法律解释学都具有鲜明的实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之特征，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品格。当然，二者同样也不能离开法史学、法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辅助。

另一方面，法教义学和法律解释学毕竟不同，切不可将其简单等同。在西方法学上，法律解释学历史悠久，以致有人将狭义上的法学看作就是法律解释学。“……几乎有2000年历史的法学只是处于所谓法解释学的史前阶段，真正意义上的法解释学直到近代才开始形成。”法律解释学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自然法学、概念法学等法学流派的影响。相比之下，在发展过程中，法教义学似乎是个地域文化色彩更为浓厚的一种学问，这尤其适合于以德国为主的欧陆法系国家。而且跟法律解释学相比，法教义学其实并非一门学科，亦非一门专业的法学课程。从研究对象看，跟法律解释学相比，法教义学似更侧重以实在法为对象。如台湾学者王立达所论：“目前可见之法释义学理论论述，其思想源头、推论前提与价值判断标准，事实上未必仅限于现行实证法规定一端。然而迄今法释义学对于实证法规范以外的价值思维来源，其重视程度仍旧不足。”可见，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在法教义学对象问题上的看法一时很难改变。但是，基于上述当今法教义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某种变化，以及关于法教义学研究取向（approach）和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的区分，王立达进一步从方法论的高度重新对法教义学进行了反省。尤其是随着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法教义学的知识属性和学科定位也在发生某种变化（如上文所论）。同样，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哲学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法律解释学亦发生了一些变化。可以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法教义学跟法律解释学二者本身均在经历重要的变化。这也使得其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二者共同致力于具有实践理性品格的法学知识。

【注释】参见林来梵、郑磊著：《法律学方法论辩说》，载于《法学》2004年第3期。法教义学跟法律方法论关系甚密，如陈兴良即主张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使用刑法教义学这一概念。刑法学如欲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推进刑法教义学方法论的研究。参见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④ 三年间居然有人在法学三大刊上发了这么多文章！

盘点三年内法学三大刊高产学者

法学三大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和《中国法学》，一直是学术界瞩目的平台。本文聚焦于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过2篇以上论文的学者，揭示他们的学术贡献与活跃度。以下是截至2021年8月15日的亮点介绍，以期揭示学术界的动态和学者的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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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磊教授，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以法学理论研究见长，共发表4篇论文，涵盖了法的渊源、法理论、法教义学等多个领域，展示了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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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志远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的行政法学专家，发表的论文涉及行政审判、府院互动和公私合作行政法，展示了行政法学领域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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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长山教授，同样在华东政法大学，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法学理论、法治发展、法社会学和数字法治，发表的论文反映了智能互联网时代法律变革的前沿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等院校的学者表现出色，显示出其在法学研究的卓越实力和影响力。

对于法学爱好者来说，深入阅读这些学者的文章，不仅可以了解学术前沿，还能感受到他们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独特的研究视角。

以上盘点只是冰山一角，法学三大刊上的文章是探索法学世界的重要窗口，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学术新知和大师智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