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建构沿着

①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

我国法律体系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由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回内部协调、体例科答学、调整有效的法律及其配套法规所构成，是保障我们国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各项法律制度的有机的统一整体。这个体系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七个法律部门组成。

② 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包含的法律规范有哪些

行政法律体系包含的法律规范有不少，凡是规范和约束行政管理方面专的法律法规，都属属于行政法律法规，无法一一列出。

下面只列举部分：

行政法律：

行政诉讼法

行政强制法

行政复议法

行政许可法

行政监察法

行政法规：

征用土地公告办法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③ 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构成体系是什么

1、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本质，由这个国家的法专律确立的社会制度属的本质所决定。
2、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中国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相互促进。
3、体现了结构内在统一而又多层次的国情要求。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如何构成，一般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律传统、政治制度和立法体制等因素。

④ 我国灾害法律制度体系是如何构建的

一、灾害预防及救助组织法律制度
任何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对策，组织是前提，信息是关键。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的组织系统，纵向而言，包括中央及地方灾害预防及救助组织机构，例如，国务院或省级政府所设立的灾害预防及救助委员会以及各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工作规则等。横向而论，包括灾害应对指挥部(中央及地方)，专事决策的执行、灾害救助特种搜救队，专事灾害发生后的紧急搜索及紧急施救、灾害搜索救助训练中心等。
二、灾害应急预案法律制度
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该行政法规使得政府在国家灾害等公共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政府应对灾害的紧急预案制度内容包括:灾害预防及救助基本预案制度和具体各种灾害预防及救助业务预案制度，包括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的全国性或行业性灾害预防及救助预案制度以及各级政府的地区性灾害预防及救助预案制度等。必须强调的是，行政机关依其他法律制定的灾害预防及救助预案以及灾害预防及救助的相关规定，不得与本法规定的预案制度相抵触。
三、灾害预防法律制度
(一)防灾减灾制度。包括灾害预防及救助教育、训练及相关知识的普及制度、灾害预防及救助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迅速应用制度、国土资源整治行为，如停止砍伐森林、绿化、防沙治沙、水土保持、修建防洪设施等制度、对老旧建筑、重要公共建筑的建设与相关设备检查与更新制度、城市防灾机能的改善等制度。
(二)灾害预防及救助准备制度。包括灾害预防及救助组织的建立与业务工作的开展制度，灾害监测、预报、灾情发布及其相关设施的配备制度，灾害预防及救助物资、器材的储备及检查制度，灾害预防及救助设施、设备的配备及检查制度，妨碍灾害应变措施事项的改进制度等。
(三)训练及演习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适时实施灾害预防及救助训练及演习，其他机关、部门及其相关人员、居民及学校、团体、公司、厂矿等部门都有共同参与或协助演练的义务。
(四)责任制度。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配备灾害预防的专职人员，具体执行灾害预防的各项具体工作，责任到岗到人。
四、灾害应对法律制度
(一)应对措施的实施制度。制定实施灾害信息发布、传递、应对警戒、灾民疏散、抢救与避难的劝告、灾情搜集与损失查报等制度、紧急搜救、紧急医疗救护及运送治疗制度、灾民临时安置、救灾物资及灾民饮用水的供应制度、社会救助及弱势群体特殊保护制度、食品卫生安全制度以及其他次生灾害的预防制度等。
(二)法律措施的应对制度。划定一定区域范围为警戒区域，限制或禁止民众进入或命其离去;宣布交通管制，指定道路区间，限制或禁止车辆通行;在灾区采取其他秩序维持及犯罪预防和惩治制度等。如果灾情特别严重，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三)灾害应急指挥调配中心的设立与运作制度。各级灾害应变中心成立后，应根据指挥部的决策，由中心负责人负责救灾的指挥、协调与整合工作。各级灾害指挥中心应当有固定的工作场所，配备充实的灾害预防及救助设备，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应当将其工作场所与联系信息以公众易知的方式公开。
(四)指挥人员的工作制度。灾害应 急指挥中心指挥长应当指挥协调整合各编组机关执行应对灾害的工作，指挥督办协调政府机关与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消防、民兵预备人员以及志愿者组织等的救灾工作，有权决定或变更救灾措施。
(五)灾民安置、补救制度。对灾民安置方面，采取政府集中安置与投亲靠友相结合、临时安置与永久安置相联系的制度;在灾民补救方面，采取政府救助与社会募捐、亲友资助与保险赔付相结合，对灾民的生命、财产损失进行补救，目的是使灾民尽快能够生活自理。
五、灾后重建法律制度
灾后重建过程包括临时安置、重建准备和全面重建三个阶段。临时安置阶段，包括医疗与心理救助、临时住宿、防治次生及诱发灾害、恢复社会秩序、临时恢复生产秩序等制度;重建准备阶段，主要由灾情评估、地质调查、规划环评和重建规划四个方面的工作组成。 灾区重建制度的重中之重是灾后重建保障体系的建立:(1)组织保障制度。例如，设立灾区重建委员会，负责统筹灾区重建工作。(2)资金保障制度。例如，通过国家财政拨付制度、临时财政预算制度、发行灾区重建政府债券等，保障灾区重建资金的落实。(3)政策保障制度。例如，面对“5·12”汶川特大地震，我国政府提出了对口支援政策，使一个省帮一个重灾县，四川省一个部门对口配套帮一个重灾县，几个省帮一个重灾市州的政策。(4)法制保障制度。灾区重建法制建设工作，既是灾区重建的重要保障，也是打造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5)监督保障制度。应当重点加强对重建资金的运用情况、实施重建工程政府官员的考核情况、重建工程质量情况等的监督。(6)信息保障制度。政府应当将重建信息持续地向社会公开，使民众成为灾区重建的积极参与者与忠实看护者。
六、法律责任制度
对在灾害预防及救助工作中，表现不力的人员，应当科以一定的行政、民事、刑事法律责任，以保证国家灾害预防及救助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

⑤ 我国现行宪法的结构体系是

中国现行宪法的结构体系，可谓逻辑严密、布局合理，并与丰富的宪法内容有机地结回合起来。我国现行宪法的答结构体系是序言、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5)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建构沿着扩展阅读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⑥ 如何构建中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一、三大行政法流派 : 控权论学派、平稳论学派、管理论学派。
二、各自的主版张和内容：
1、控权论学权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其重点是控制行政主体的权力,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滥用行政职权行为的侵害,以建立和维护自由,民主和人权保障的法的秩序。
2、平衡论学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应尽可能"在总体上平衡行政主体与相对主的权利义务关系,兼顾公共利益和人人利益",以建立维护民主和效率有机统一和协调的法的秩序。

3、管理论学派主张,行政法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其重点是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以建立和维护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实现管理任务的法的秩序。
三、行政法学是以行政法以及行政相关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律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行政法学主要研究行政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行政法的本质、内容和形式，行政法的地位和作用，国家行政管理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由此确立行政法的原则、原理和理论体系。

⑦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如何完善我国法律体系

请参考：【差异而非统一：和谐社会的法律服务体系建构思路】
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傅郁林
编者按:
社会差异对于和谐社会的威胁，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法律服务在减少和解决社会冲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使我们的目光不断投向“和谐社会与法律服务体系的建构”这一主题。主流观点认为，应当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所有的法律消费者提供同质同量的法律服务，法律服务工作者一律按照律师的标准，通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取得执业资格，以此建构统一的法律服务体系。实际上，那些活跃在社会基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非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基本上没有进入政府决策者和理论研究者的视野。本期刊登的两篇文章提供了另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和思路。

社会学家涂尔干断言：“在劳动分工得以发展的当代社会里，分工具有整合社会机体，维护社会统一的功能……分工已渐渐成为了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成为社会团结的主要根源（即使不是唯一根源）……社会发展的等级越高，它的专业化水平就越高。但这并不是说，专业化发展得越快就越好，而是说它必须根据需要的发展而发展。”法律和法律服务本身就是社会分工或专业化的产物，其专业化程度也要适应社会需要。法律服务“专业化”至少包括：（1）法律服务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有清晰界线；（2）法律服务职业内部具有高度同质化，亦即法律服务体系的统一化。那么，当社会需要的层次存在明显差异时，法律服务专业化的层次必然也应当存在相应差异，从而形成分层建构的法律服务体系。这意味着，一方面，法律服务体系内部具有多元、多层次的特征；另一方面，法律服务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的界线的清晰或模糊程度也因当时当地社会需求的差异而不同。

我们也许看到，逐步统一法律服务体系，成为西方国家的普遍发展趋势，名目繁多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正在被逐步纳入“律师”的范畴，层次不同的律师则正在日益缩小职能分工和等差。然而，据此主张加速我国法律服务体系统一化进程，却过于匆忙和草率。相反，西方国家的动态发展过程恰恰有意无意地认同或印证了涂尔干的上述结论——法律体系统一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各国内部的社会差异日益缩小、法律职业内部的进一步分工合作成为必要，而非通过政府人为或强制推行的结果；况且，即使在已实现城市化从而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受到社会差异和传统惯性的不同程度制约，统一化过程至今仍未完成。

法国学者在评述国内律师制度改革时说：“两次改革表明，社会的扩大和密集并没有允许分工不断发展，而是需要分工不断发展。它并不是实现分工的工具，而是实现分工的决定性原因。”由于法律职业高度同质化发展的推动，1971年法律将原来三种不同的职业即律师、一审法院讼务代理人和商事法院诉讼代理人合而为一，律师从此获得了在普通司法机构和最高法院垄断性代理职能，当事人必须满足一定前提条件才能自行进行口头陈述。而律师业由单打独斗的执业模式向团队合作方式的转变，促成了1990年底律师与法律顾问这两种职业融合为一体，从此，律师执业的范围就从单纯的司法协助活动拓展到了在诉讼中代理当事人，随即又扩展到了提供法律咨询、起草法律文书等。目前，跨专业网络的发展又引发了司法改革的下一步目标——把企业中的法律工作者并入一个大的律师职业范畴。在横向差异即地域性方面，法国律师的讼务代理活动原则上具有地域性，即律师只能在其注册的律师公会所在地的大审法院中行使讼务代理职能，在此领域以外，只能对案件提供诉讼协助服务。不过这种地域性原则在大城市受到日益增强的限制，比如在巴黎、波比涅、克雷德耶和南特地区，律师公会的注册律师可以在上述任何一个地区的司法机构中提供讼务代理服务，只是在某些诉讼（例如不动产扣押、遗产分割、不可分共有财产拍卖案件）中不适用多元代理制。

英国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分为初级律师和出庭律师。二者的职能区别在于：初级律师是一般从业者，而出庭律师是专家；在诉讼中，初级律师是委托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代表，而出庭律师在初级律师（代表委托人）的指挥下专门从事需要专家介入的事务——典型的是出具专家意见，以及在那些从前只有出庭律师有权出庭的较高级别法院中提供辩护。这种区分早在1900年之前就已存在，历史上出现过试图合并这两个分支的种种努力，但由于传统惯性和大英帝国之内三套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这些尝试都宣告失败了。

美国律师职业的“统一化”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当作我国律师职业改革的模板。然而，这种所谓的统一化或同质化，不过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乌托邦，至少是一种片面的假象。在纵向上，各州小额法庭的存在及其对于专业代理的普遍排斥，使美国在满足底层民众纠纷解决需求中与英国一样，非专业代理与专业代理、法官职业与律师职业之间的界线模糊；而在级别越高的法院诉讼，法律服务的专业化程度越强。在横向上，各州司法制度的独立性（或自治性）和律师业的地域性——各州律师只能在本州代理诉讼，已足以支持美国律师职业多样性这一事实，各州法律服务的层次自然是以适应当地社会需求而形成的。

可见，即使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法律服务体系也并未实现“统一”，而是因时因地因需求之不同而呈现出不同层次。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以“借鉴”西方经验而进行比较研究时，还必须意识到作为法律服务对象的我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的两个基础性差异：其一，在静态层面上，我国地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城市与乡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异之大，超过了任何西方国家。而我国一方面实行单一制政体，另一方面又建构了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司法制度，致使司法在协调法律统一和地区差异之间的冲突时无能为力。西方大国通过联邦制缓解地区性差异对于司法统一的冲击、通过律师制度的区域性解决法律服务与当地经济、文化层次一致性和协调性的问题，在借鉴中值得特别关注。

其二，在动态层面上，西方社会正在由极端自由和自治的政治结构渐渐出现相对集中和统一化趋向，比如，从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普遍走向，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日益强化，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对欧盟各成员国内部中央集权的推动，都可能构成对法律服务职业的趋同发展乃至统一进程的需求。我国社会的发展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向：从强调高度集权和统一的计划经济向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自治的市场经济转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高度中央集权到地方相对分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分化为十个阶层；国际交往的剧增使得率先进入国际先进轨道的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和老少边穷地区之间的差异已经不限于经济水平，而开始直接表现在纠纷类型上……这一切都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各个地区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分化加剧和差距扩大的长期的结构性因素。

在当下中国，法律对于纠纷解决的介入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但对于法律服务体系的建构思路，却是以城市中心主义作为基础，以已基本实现城市化的西方国家的似是而非的样本作为标准。这就导致那些居住在农村地区和服务于城市的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群，难以获得“适销对路”的法律服务。在笔者随机抽样进行的基层法律服务状况考察中，各县仅有的一两个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也全部在县城，很少接受农民当事人的或标的额较小的案件。

可以想见，当社会需求向着复杂多样的方向发展时，法律服务体系却试图“统一”，如何可能创造“和谐”？！即使不考虑美国每322人拥有1名律师的事实，即使果真存在法律服务的“国际标准”，又如何想象这样的统一标准能够同时满足我国差距如此巨大的服务对象？不同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对于法律介入的广度和深度、法律门类的细化程度、法律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的需求均不相同，我国基层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各主体职能的混沌状态，取决于社会发展的较低层次和相应简单、低廉的社会需求。但必须强调的是，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所需求的法律服务的差异，决不是简单的层次高低之分，而是有类型和方式上的重大差异。比如，农村法律工作者经常面临的宅基地纠纷和土地承包纠纷，可能城市律师一生都不会遭遇；城市律师经常处理的公司重组、证券交易等纠纷，可能“乡村律师”闻所未闻。既然我们接受了乡村医师的从业资质可以有别于专业医师，为什么不能用不同于律师资质的全国性的统一标准来规范乡村律师？因此，现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即使给予农村基层地区和边远地区的执业者以降分优惠，也仍然不能满足法律服务需求上的差异（是差异，不是优劣）。而司法考试如果以A、B卷将法律基础性（即共通性）测试与专业性（即差异性）测试区分开来，并对各自的执业资格进行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顾属人原则的限制（比如，基层律师的执业范围原则上在本人所在司法区，同时允许其代理本司法区的当事人在外地诉讼），可能真正解决这一结构性的矛盾，构建起和谐社会的法律服务体系。

⑧ 我国法律体系包括哪些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包括三部分：第一，立法体制。立法体制是指国家关于立法主体的组织系统、立法权限的划分和行使制度。有的认为立法体制就是立法体系，有的还认为立法体制即就是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我认为立法体系这样的概念不够准确。“体系”一词与“体制”一词不同。汉语中的“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而“体制”是指国家机构、企事业单位的组织制度。所以使用立法体制概念比较适合。至于把立法体制等同于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更是不合适，应把二者区分开来使用。我国的立法体制就是“一元两级多层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62条和67条规定，全国人大的职权15项，其中立法权4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21项，其中立法权8项。这就是一元的含义。两级包括中央一级立法和地方一级立法。在国家行政结构上，分中央与地方，中央领导地方，地方服从中央，这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一关系在立法体制上的表现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作为中央国家机关比地方人大及其常委和政府的政治地位高，处于领导地位。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立、改、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高于地方国家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得同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的宪法、法律（基本法和基本法以外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立法体制的多层次表现是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主体从中央到地方宝塔式的设置，层次清楚，权限明确，相应它们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地位也是成为梯级的。第二，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这里讲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类规范性法律文件依其地位和效力不同而构成的体系。如，制定法中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条约等就是民法法系国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中国从古到今都是制定法的传统，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当代的形式体系是以宪法（含修正案）为根本大法，相配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军事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军事规章）、国际条约等。“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范围上应包括一切立法机关、授权立法机关或行政立法机关所制定的阶位不同、效力不同的具有法律形式渊源的一切规范性文件”。第三，部门法体系。部门法体系又称法律部门体系，是指一国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的本国同类法律规范即部门法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我以为不能把部门法体系等同于法律体系，这样从概念上到内涵上都会给人们造成思想混乱。因为人们对法律概念的认识不统一，多元复杂，法律的分门别类派流众多，于是把一国部门法体系等同于含义广泛复杂的法律体系，或是用难于统一的法律体系概念取代部门法体系，都是不合适的。当然部门法体系是法律体系基本的构成部分。

⑨ 如何构建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

也论民法典的体系

摘 要：当前关于我国民法典编纂体系的学说、主张，有再予斟酌的余地。我国民法典编纂体系应在以下四项原则的指导下安排：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原则；体系性、逻辑性的原则；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构架的原则以及民事权利性质类型两分型的原则。基于此，我国未来民法典的编纂体系应是：总则法、人格权法、身份权法、继承权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债权总则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共九编。

关键词：民法典，体系，原则

关于民法典的编纂体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争、吵”后，现已趋近“心平、气和”，但此局面之形成绝非是不同意见达成妥协的结局。笔者认为：关于我国未来民法典编纂体系的问题，有继续探讨和争论的必要。这样的探讨和争论应直至民法典的颁布才可以告一段落，但并非到此终止。学界应有这样的态度和热情。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科学的态度，只要有不足和必要，就需要研究和争论。

一、民法学界关于民法典编纂体例的几种主张

目前民法学界关于我国民法典体系的学说、主张，可以分为两大流派或曰三大主张。

一大流派是主张汇编式或曰松散式的编纂体例。这一由民法起草工作小组成员费宗袆所提出并得到江平教授和魏耀荣先生赞同，但却没有得到大多数民法学者的赞同的民法典编纂体例。这一体例的本质是不再坚持大陆法系法典所固有的逻辑性和体系性。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已经有了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继承法、婚姻法，正在起草物权法，把它们汇编在一起，也就成了中国民法典，无须按照严格的逻辑关系，也无须要求完整的体系，各部分相对独立，相互之间构成松散式的、邦联式的关系。[1]2002年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的民法典草案，就是典型的汇编式民法典。这一草案包括：总则、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九编，其中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和继承法，是原封不动地将现行法编入，是彻底的松散式和汇编式的民法典。对这一法典体例，多数学者表达了坚决反对的声音：首先，这一编纂体例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实际，首当是中国民事立法的历史和民事司法的现状两个方面：从中国民事立法的历史来看，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在列强入侵，国难当头的历史关头，自觉地抛弃固有的中华法系，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以德国法为蓝本，起草民法法典，现今中国民法之属于大陆法系，是出于当时对德国法的主动继受。一百年来，从德国法继受过来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立法、司法、教学和研究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国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讨论民法的完善，当然是在这个基础、这个传统之上进行完善。[1] 从中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法官素质不高是中国司法实践中的不争事实，而大陆法系民法编纂体例所固有的体系性、逻辑性，在处理法典与法官之间的关系上，以法典所体现的众人理性优势弥补法官的个人理性不足，以法典的体系性、逻辑性防止法官断案的随意性、波动性，以期实现案件审理的稳定性、统一性。其次，这一体例严重损害了法律编纂的逻辑性和体系性。王利明教授也指出：“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之为民法典。民法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等、诚实信用、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等，同时有助于减少和消除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将更加便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2] 最后，这一体例也不符合世界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依据法律发展史，法律的发展轨迹，是由习惯法进到成文法，再进到法典法。世界史上先后发生过三次民法典编纂热潮。现在，世界上约有110多个国家有民法典。而且1989年的欧洲议会已提出制定一部欧洲民法典的要求。即使实行判例法制度的美国和加拿大，也有若干个州制定了自己的民法典，如加利福利亚民法典和魁北克民法典。[1] 可见，制定民法典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共同经验。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当然也应通过制定民法典来实现。笔者也不赞同搞什么法典汇编，认为这是一种“偷懒” 的作风，丝毫无益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以及良好民法典对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作用。对于汇编民法典的主张，应坚决予以抛弃。

另一大流派是编纂民法典。②这一流派又分为两大主张：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从民法典制定的编纂化来看，这两大主张没有分歧，其分歧仅在于如何编纂民法典：理想主义承继罗马法、法国法模式，力主民法典的编纂体例分人法与物法，且人法在前物法在后，以体现对人的重视的人文主义思想。③按照这一思路，理想主义设计的中国民法典分为两编：第一编人身关系法，第二编财产关系法。各编再细分为四个分编。第一编人身关系法再分为：第一分编自然“人法”、第二分编亲属法、第三分编法 “人法”、第四分编继承法；第二编财产关系法再分为：第一分编物权法、第二分编债权法总则、第三分编各种合同、第四分编知识产权法。另外，在法典开头设一个序编，规定法律行为、代理、时效等，俗称之为“小总则”。在法典后面设一个附编，规定国际私法；[1]按照梁慧星先生的分析，理想主义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回到罗马法”。罗马法就是分为“人法”和“物法”两部分，与此相对应，理性主义将民法典分为人身关系法和财产关系法。第二个特点是以法国式三编制为基础。法国民法典为三编制：人、财产、财产的取得方法。理性主义法国式三编制深得罗马法的本意，突出民法的“人法”色彩。第三个特点是以重要性为标准。按照理性主义的思路，法典的布局以重要性为标准。人格权、知识产权重要，所以应纳入民法典规定，同时纳入民法典的内容先后也是按照重要性来做先后安排的，如人格权比财产权重要，就被安排了在第一编；物权比债权重要，所以物权被安排在债权之前。[1]

现实主义承继德国法模式，力主以德国式五编制和民法通则为编纂的基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因应20世纪社会生活新的发展，借鉴20世纪制定的新民法典的立法经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持现实主义态度的学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梁慧星教授认为中国民法典应设七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第三编债权总则；第四编合同；第五编侵权行为；第六编亲属；第七编继承；[1]王利明教授主张民法典的体系应当有民法总则、人格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权总则、合同法、知识产权的一般规定、侵权行为法构成；[3]（第12页）马俊驹教授主张民法典应由总则、人格法、亲属法、物权法、合同法、继承法、侵权法七编构成。[4]刘士国教授主张民法典应由通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等七编构成。[5]梁慧星教授更加强调民法典编纂的体系性和逻辑性，认为民法典的结构设计和内容安排只能以法律本身和社会生活本身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作为标准，而德国的五编制的法学概念和权利类型，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体系性，这样的法典制度安排，对法官的素质要求相对要低于英美法系，有利于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和统一性。由是之故，梁先生关于民法典的编纂方案就是在德国民法典五编制的基础上，结合20世纪社会生活的发展并借鉴新的立法经验，将侵权行为法从债法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编，列编在合同法之后，为其民法典编纂方案的第五编。与德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相比，梁先生的民法典编纂方案有两处不同：一是调整了物权与债权的先后顺序：将《德国民法典》列为第二编的债权法调整为第三编，与物权编置换；二是将侵权行为法此一债的发生原因之一的债权法内容，从债权法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编并置列在合同法之后，即将《德国民法典》的债权法一编改编为债法总则、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三编。所以，从根本上讲，梁先生的民法典编纂方案是在《德国民法典》体例的基础，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有所发展，但这些发展没有表现为法典的根本性变化—— 主要是形式上的发展。一如上述。

王利明教授也重视法典编纂的逻辑性与体系性。他认为，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应采纳德国法的模式设立总则。总则的设立不仅增强了民法典的形式合理性和体系的逻辑性，有利于减少对一些共性规则的重复规定，使立法简洁明了，而且使民法典形成了一个从一般到具体的层层递进的逻辑体系。在分则编纂上，王利明教授则更强调不能照搬德国的五编制模式，而应适应社会的巨大变化，在德国五编制基础上使民法的体系与内容与时俱进，有所创新和有所发展，以期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王先生的民法典编纂方案在总则的引领下突出了人格权法和侵权行为法，将其单独成编，以示该法典编纂体系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同时，在编排顺序上，又将人格权法、亲属法和继承法置于总则之后和传统财产法之前，显有昭示人身关系法重于财产关系法的用意。将侵权行为法放置于法典的最后一编，则有视侵权行为法为民事责任法的玩味，但这一点在王先生的文章中没有确定。令人遗憾的是，王先生的法典体系设计在试图追求完美的挺进途中，却将知识产权的一般规定夹置于合同法之后并侵权行为法之前，这样的安排在笔者看来缺乏理论支撑且有随处栖身之草率感，从而使这一编纂体系的价值为此折减，不无顿挫之憾。

马骏驹教授的民法典编纂体例在尊重德国模式的基础上，也强调人格权法和侵权行为法并将其各作为一编，但与梁先生、王先生显有不同的是，马先生将从德国法承传下来的债权法一编变为合同法，将继承法一编作为财产法的内容之一后置于合同法一编并前置于侵权行为法一编。马先生关于其民法典编纂体例安排的理由似有道理，[4]但将债权法变为合同法，以及将继承法置于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做法，恐怕知音难觅。成一家之言尚可，成一派学说则难。

刘士国教授综合有关主张的优点，他认为：中国的民法典，不必像以往立法那样确认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只要确认是调整中国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其调整对象就十分明确，且较以往立法之规定为本质上之升华。至于分则各边如何安排不存在“物文主义”还是“人文主义”的差别，仅为逻辑性、体系性之安排问题；并且，逻辑性、体系性与重要性并不矛盾，被推崇为最具逻辑性与体系性的德国民法典，在分则的编排上已将重要性放在首位。从哲学的辩证关系上看，重要性与逻辑性、体系性是对立统一的，逻辑性、体系性就包含着重要性，而重要性是从逻辑性、体系性中体现出来的，离开重要性，逻辑性、体系性是不全面的，离开逻辑性、体系性，重要性就无从体现；[5]在充分论证了民法典的调整对象以及重要性与逻辑性、体系性的依赖关系后，结合社会变动出现的新情况——合同的种类以及订立合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侵权行为法的变化以及知识产权的空前发展，刘士国教授提出了其上述民法典的体系。但就笔者的见解，将传统民法上的债权编变为合同编，以及将知识产权置于继承与侵权行为之间的体系安排，也是笔者所不能赞同的。

二、民法典编纂应坚持的指导原则

民法典的制定事关国家法治建设根基，举国注目，满怀期待。身为法学园地一丁，愿抛砖引玉。就我国未来民法典的编纂体系安排，依笔者之见，应坚持以下四项基本原则：

一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原则。民法的内容决定民法的形式，民法的形式彰显民法的内容。民法是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6]以调整私人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为其内容。民法典的内容因其存在上的客观性，相对稳定少变。但民法的形式亦即民法的编纂体系却因依人的主观认知及选择的不同而有迥异：一是罗马法或法国法模式，将整个法典形式分为人法和物法，以“人法”规范人身关系，以“物法”规范财产关系，没有“民法总则”。二是德国法模式，设有总则，在内容上虽包括人身关系法和财产关系法，但在形式上却将人身关系法一分为二，人格权法内化于总则编的主体制度中，身份关系法则单独成编于财产关系法之后。有学者称此民法典编纂体系使民法沦为财产法，人被淹没了。[7]笔者认为，从民法典之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看，在民法典体例安排上，以专编形式“彰显”人身关系法之内容，确有必要。但这样的制度安排不是用一个所谓“重要性”就能够解释得通的。可以明确的是，“重要性”不足成为法典编纂的指导原则。编纂法典的社会意义是以其指导行为、处理纠纷，是要解决问题，关于该问题是否重要，不是法典所要关注和定夺的。就是说，重要性和单独成编不能划等号。因为，不单独成编也能实现对所谓具有“重要性”的法律问题在法典中进行制度规范。将人格权法置于民法典总则编的主体制度中的德国式编纂体例就是明证。从根本上讲，重要性是一个主观价值的问题，而重要性的实现却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技术则具有非单一性。正因应了那句古谚：“条条大路通罗马”。难道将物法置于人法的前面，人身权就不重要了？而不管是人法在前还是物法在前，也不管是人法是否单独成编，都不影响法律规范目的的实现。但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角度考虑，在民法典中设专编来规范人身关系法就确有必要了。故此，笔者赞同人格权法单独成编。④

二是体系性、逻辑性的原则。法典，是理性的产物。“汇编式”民法典的主张已在反对声中失声了曾经张扬的喉舌。中国决心要展示给世人的民法典，定是以体系性、逻辑性为编纂原则的民法典。所谓的体系性、逻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法典要有总则编。就这一点而言，《法国民法典》是缺少体系性和逻辑性的——《法国民法典》没有民法总则一编。《德国民法典》开设民法总则之先河，将分编中共性的东西抽象的置于总则中加以规定并普遍适用于分则各编，以避免这些内容在分则各编中反复出现、重复规定，引致立法成本之浪费，导致法律适用的人为冲突。二是分则各编也是以体系性和逻辑性为立法原则。如物权法一编，先是物权总则，继而所有权，然后用益物权，最后担保物权和占有制度。我国民法典应延续和承继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化展开，以此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化的民法典。按照体系性和逻辑性要求，我国民法典编纂应当设民法总则编、债权总则编。

三是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构架的原则。可以说，整个民法典是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构架来建构和设计的。民事法律关系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法学概念。通说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包括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和责任四要素。⑤这四个要素不仅体现于民法典的每一个完整的民事法律规范里，而且也抽象的存在于分则的每一编中，如在物权编；在更高的抽象宏观层面，就整个民法典而言，民事法律关系的四个构成要素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抽象观念之中。在总则编中，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人、客体——物、内容——权利、以及权利的实现保障——责任制度，都被抹去其具象，抽象化的存在于法技术的制度层面里，在最高抽象层次上实现法律规范抽象调整的目的。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内容并作为民法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体系化的民事权利，则被分解成编制的存在于分则各编之中。进而言之，不仅民法典的各编，而且，整个民法典也可全息为一个民事法律关系构造：总则主要表现为一个主体制度，分则主要表现为权利体系制度（人身权、继承权、物权、知识产权、债权等），而作为体现民事法律关系要素之一——责任要素的，则是由民法典的侵权行为法编担当。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谁（民事主体制度），享有何样的权利（权利体系制度），权利如何实现（民事责任制度）。故此，笔者赞同将侵权行为法单独成编并置于法典之最后，而其他各分编则以权利的体系化标准分类成编：人身权法（人格权法、亲属法、继承法），财产权法（继承权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债权法——分为债权总则法与合同法、侵权行为法）。

四是以权利性质的两分型为板块的原则。民法，是关乎权利的法。权利，按其效力所及的范围为标准，可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所谓绝对权，又称对世权，指得对一切人主张的权利，通说认为绝对权可包括人格权、身份权、继承权、物权、知识产权。所谓相对权，又称对人权，指得对特定人主张的权利，相对权主要指债权。大陆法系民法学关于债权的定义即是：“债权者，以对于特定之人，请求特定之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为内容之权利也。”[8]（第1 页）实际上，民法为调整人与人之间权利关系的法律，而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皆可类型化为两类关系：三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B-A-C，即对世权）和两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A-B，即对人权），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类型化的权利义务关系。一般地也认为，三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为静态的权利关系——义务人的义务多表现为不作为义务，两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为动态的权利关系——义务人的义务多表现为作为义务。按照权利类型的板块划分，民法典的各编可作如下顺序安排：总则、绝对权利体系（即三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或曰消极权利义务关系）、相对权利体系（即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或曰积极的权利义务关系）三大板块。在绝对权板块，有如下权利顺序安排：人格权法、亲属关系法、继承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在相对权板块 ，有以下权利顺序安排：债权法总则、合同法、侵权行为法。

综上，按照民法典体系编纂的四项原则，可得以对所形成的民法典体系九编制进行如下“切割式”的板块划分：一是人身权法（人格权法、身份权法、继承权法）与财产权法（继承权法、物权法、债权法总则、合同法、侵权行为法）板块；二是总则与分则板块；三是主体法、权利法（人身权法、财产权法）和民事责任法（侵权行为法）板块；四是绝对权（人格权、身份权、继承权、物权、知识产权）与相对权（债权总则、合同之债、侵权行为之债）板块。特别值得提请注意的是，在四原则指导下所形成的民法典体系，四类型板块结合的唯一的体系模式就是：总则法、人格权法、亲属权法、继承权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债权总则法、合同之债法、侵权之债法，共九编。

⑩ 思休考试内容：我国法律体系基本内容

法律体系

(一)法律体系的涵义

法律体系，也称为部门法体系，是指一国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内部和谐一致、有机联系的整体。法律体系是一国国内法构成的体系，不包括完整意义的国际法即国际公法。法律体系是一国现行法构成的体系，反映一国法律的现实状况，它不包括历史上废止的已经不再有效的法律，一般也不包括尚待制定生效的法律。

（二）法律体系与立法体系的关系

法律体系指的是历史地形成的法的内部结构，而立法体系（或称规范性文件体系、法的渊源体系）则指法的外在表现形式的系统，二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立法体系反映法律体系，以法律体系为基础，但并不等于法律体系。法律体系与立法体系是不同的，二者的区别具体表现在：

1. 法律体系指的是历史地形成的法的内部结构；而立法体系则是指法的外在表现形式的系统，二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2. 法律体系的纵向结构是规范、制度、子部门、部门群；而立法体系的纵向结构则是同发布规范性文件的国家等级结构是一致的。

3. 法律体系的横向结构是分为不同的部门制度；立法体系的横向结构则是不同法律部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4. 立法不可能包括所有的法律规范，因为除制定法外，还有习惯和立法解释，并且立法体系中还有一些过时或失效的规定；而法律体系不仅包括习惯和立法解释，而且只能指一国现行法构成的体系。

（三）法律体系与法学体系的关系

法律体系是法学体系赖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但法学体系的范围比法律体系要广泛得多。法律体系在一个国家中一般只有一个，而法学体系在一个国家中会出现多个体系并存的情况 。

（四）法律体系与法系的关系

法系是根据法的历史传统对法所作的分类。法律体系和法系是不同的，二者的区别具体表现在：

1. 法系是由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若干个在形式上、外部结构上具有相同特征的法所组成，而法的体系则仅由一国的法所组成。

2. 构成一定法系的法是跨历史时代的，不仅包括若干国家的现行法，而且包括与这些法在形式结构上有传统联系的历史上存在的法，而法律体系则只能由一国现行法构成，它不仅不包括一国历史上存在的法，而且不包括完整意义的国际法即国际公法。

3. 法系是资产阶级法学家根据法在形式上的特点和历史传统的联系对各国的法进行分类所使用的概念，而法律体系只能由一国现行法所构成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并由这些规范构成的内容和谐一致、有机联系的整体。

三、当代中国法律体系

（一）当代中国的法律部门

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通常包括下列部门：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刑法、诉讼法等。

（二）“一国两制”与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建构

在“一国两制”之下，中国的法律虽然有着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种种差异，但仍然可以看作是一个法律体系，中国不存在两个以上法律体系并存的情形。这是因为：第一，在“一国两制”之下，我国的国家主权和立法权都是统一的。尽管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在具体享有和行使立法权有些不同，但我国制定国家根本大法的最高立法权是惟一的。第二，由于香港、澳门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而宪法是我国全部法律统一的中心和出发点，这决定了我国的法律体系是统一的。这表明虽然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与内地的法律制度有很大差异，但并不意味着我国法律体系的矛盾。第三，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法系，但法系背景的差异不影响一国法律体系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