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事诉讼法通论

⑴ 刑事诉讼法内容

第十五条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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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⑵ 刑事诉讼法：论述

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执行法律监督内容。
（1）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实行监督回
（2）对人民法院的答审判实行监督。（1、对审判活动实行监督。2、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实行监督。）
（3）对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1、把刑事裁决、裁定所确定的内容付诸实施。2、解决执行中涉及的刑罚变更问题）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⑶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有哪些

证据的种类，是指表现证据事实内容的各种外部形式，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了刑事案件证据的八个种类，分别是：(一)物证，是指以其物质属性、外部特征、存在状况等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二)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和反映的思想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书面材料或其他物质材料。(三)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四)被害人陈述，是指刑事被害人就其受害情况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内容主要包括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说明自已无罪、罪轻的辩解。(六)鉴定意见，是指受公安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书面结论。(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是指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或其他高科技设备所存储的信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⑷ 刑事诉讼模式的含义，特征以及诉讼模式的理论有哪些

刑事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活动，即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分子的活动。
刑事诉讼模式的特征是：实行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保留了原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职权主义的一些合理规定，如在侦查、起诉阶段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单方面采取侦查、起诉行为；在审判阶段由法官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和在庭审中调查核实证据的权利等。同时借鉴当事人主义的有益经验，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在起诉阶段便可委托辩护人为自己辩护，特别是在审判阶段，将法院的庭前审查由实体性审查改为程序性审查，从而有效地避免法官先入为主，从而客观审案；庭审中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物证书证首先和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法官即使进行这些活动，也只是起到补充作用而已，而且法官只有在庭审过程中对证据有疑问时才可以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此外，控辩双方不仅可以在法庭辩论阶段可以进行互相辩论，而且在法庭调查阶段也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互相辩论。
关于诉讼模式的理论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职权主义模式。这种观点流行于20世纪80-90年代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被介绍到中国的初期。主要针对1996年之前的刑事诉讼形态，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在诉讼价值方面关注犯罪控制、在诉讼结构方面重视司法机关的职权发挥，因此，属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二）是混合模式。这种观点主要流行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认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是职权主义或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典范，而修订后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因素，遂成为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混合模式。
（三）是超或强职权主义模式。随着对西方两大诉讼模式的认知，一些学者越来越发现我国现有的诉讼制度与欧洲大陆职权主义还有区别，为此，提出超或强职权主义模式的概念来概括我国刑事诉讼，特别是1996年刑诉法改革之前的刑事诉讼制度。

⑸ 关于日本法律的一些问题...

1、日本在除奴隶社会的氏族法以外，没有自己创设的法律。奴隶制时期，日本使用固有的氏族法，主要表现为不成文的命令和习惯。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废除了奴隶制，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创建了以唐朝法律为模式的日本封建法律制度。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法承袭中国唐代和明代法制的传统，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成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加入了大陆法系的行列，以德国法为样板建立了六法体系，但也保留了浓厚的封建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又吸收了英美法的许多精华。因此，日本法同时具有两大法系的特征。

2、而中国的现代法律，是在民国时期，效仿法租界和德租界的大陆法系建立的，后来也借鉴吸收了英美法系同时也难免具有封建思想的残余。新中国的法律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剔除了封建思想的残余，经历了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过程。

由于近代以来法的现代化方式的影响，加上建国后引入的前苏联法律模式也是受民法法系的影响，所以，我国总体上仍然倾向于民法法系，但吸收了普通法系的一些经验，如审判程序等。

日本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组织

1.近代司法组织的形成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还没有系统的法院组织体系，司法与行政不分。1871年成立司法省，民刑裁判权统一由其监管，地方则由地方行政官兼任司法官。1875年制定《大审院各级法院职制章程》，规定大审院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下设上等法院、巡回法院、府县法院，废除了地方官兼任司法官的制度，初步实现了司法与行政的分离。

明治宪法颁行后，按法国和德国的模式建立了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两个系统，并于1890年颁布了《裁判所构成法》和《行政裁判法》。《裁判所构成法》参照德国法院组织体系制定而成，规定全国设区法院、地方法院、控诉院、大审院，实行四级三审制。《行政裁判法》规定了行政法院组织以及行政诉讼原则和制度，共4章47条。法律规定在东京设立行政法院，只负责审理依法律、敕令及有关行政裁判文件所规定的行政违法案件。

1893年制定了《律师法》，规定律师须在各地方法院的名簿上登记，而且要加入所在地的律师会，地方律师会则须接受地方检事局首长的监督。

2．战后司法组织的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根据《日本国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制定、颁布了《法院法》、《检察厅法》和《律师法》，从而使日本的司法组织发生了很大变化。

1947年颁布实施的《法院法》废除了明治宪法体制下设立的行政法院和特别法院，实行单一的法院体系；法院为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简易法院四个审级。

1947年颁布实施的《检察厅法》按法院审级设置独立的检察厅，分为最高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和区检察厅四级；作为统一执行国家检察工作的机关，下级检察厅受上级检察厅领导，法务大臣有权对检察厅进行一般的指导监督；检察官不再是司法官，而是国家行政官吏，其地位受法律保护。

1949年颁布的《律师法》确立律师自治原则，改变了日本律师处于国家机关严密监督之下的的旧体制，并规定：律师的主要使命是维护人权、伸张正义，在地方法院辖区内设立律师会，在全国设立日本律师联合会；律师联合会是所有律师都必须参加的团体，它是指导、联系及监督全国的律师及律师会的最高机关；律师有权设置律师事务所，但须向所在地的律师会办理申报手续。现在日本的律师事务所分单独事务所和共同事务所两种，大部分的律师都集中在日本的大城市，其主要业务活动是参加法庭诉讼。

日本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的社会地位很高，均有严格的考试、录用、培养制度，对日本法学理论的发展和法律实践的完善都有很大的贡献，三者一起构成日本的“法曹三者”，被誉为“法制建设上的三根支柱”。

(二)诉讼制度

1.近代诉讼法典的制定

(1)《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

1890年，日本参照德国刑事诉讼法，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它分为8编15章，共 334条，其基本特点是：将诉讼分为公诉与私诉，公诉由检事提起、以证明犯罪和适用刑罚为目的，私诉由被害人提起，以返还赃物及得到因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为目的；具体规定了法官的回避制度；把预审作为公判审理前必须的诉讼程序；规定了4种上诉形式，即控诉、上告、非常上告、抗告。

(2)《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

1880年日本曾仿照1807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制定过一个草案，但因政府已准备改效1877年的德国民事诉讼法而未能交付审议。1884年聘请德国专家帮助起草民事诉讼法典，经法律调查委员会的几度修改，于1890年4月获得通过并公布，次年1月开始实施。该法典是日本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典，分为8编12章，共805条，主要特点有：贯彻当事人进行主义、法院不干涉的原则；肯定了通过和解解决民事纠纷的传统做法，诉讼提起前可以申请法院和解，在第一审程序中的任何阶段法官都有权进行和解尝试，若和解不成再进行判决；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时，只限于在原审提出的请求和上诉申请的范围内进行。

2.战后诉讼制度的变化

二次大战以后，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1)1948年日本《刑事诉讼法》体现出新的特点：① 规定各种强制处分都须有令状，新设宣告拘留理由制度，体现了保障人权的原则；② 明确刑事案件的追诉权专属于检察官和检察官根据罪犯的情况享有起诉或不起诉的裁量权，但又规定职权滥用罪，以防止检察官行使职权的不公正；③废止预审，扩大辩护制度，限制被告人自供的证据能力，体现了对被告当事人地位的尊重；④检察官提起公诉时只向法院提交一份起诉状，而不移送案卷和证据材料，贯彻了以庭审为中心和辩论原则；⑤废除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对被告有利的按其请求可以再审，第二审的控诉从原来的复审制改为事后审查制。总之，这个法典体现了大陆刑诉制度与英美刑诉制度相结合的特点。

(2)1929年开始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在二次大战后并没有被全面修改，但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受美国法律制度的影响，对《民事诉讼法》作了部分修改，颁布了单行法规，在减轻诉讼双方的负担、削弱父权干涉主义及诉讼程序民主化等方面有所改进。后又出现将本来属于《民事诉讼法》的事项分离出来的趋势，如1979年制定了《民事执行法》、1989年制定了《民事保全法》等单行法规，使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战后废除了行政法院的设置，行政诉讼案件也由普通法院审理，但由于行政诉讼案件的特殊性，1948年制定《行政案件诉讼特例法》。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则主要体现在1962年制定的《行政案件诉讼法》中。行政案件的诉讼程序有其相对独立性。

⑹ 宋英辉翻译的译.日本刑事诉讼法没有程序即无实体在哪一页

论刑事害诉讼权利配置保障 摘要:与告权利保护相比犯罪害权利却逐渐萎缩,诉讼受保护较少加强害权利保障,并害告权利加合理适平衡,各刑事诉讼普遍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害进行界定并析其特征接着析外刑事害权利配置状况基础析我刑事害诉讼权利配置状况及存足结合存问题提进步完善措施希望能加强我刑事诉讼害保护 关键词： 刑事害 权利配置 问题 保障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the victims of the crime has the right to decline, in the proceral law on the protection les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victims and the rights of victims and the accused a proper balance to be reasonable, become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re. The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victims and to analyz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analyzes the allocation of the rights of foreign criminal status of victims, on this basis, analysis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ral rights of victims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lack of problems in the final combined proposed measures to further improve in order to want to strengthen our protection of victim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Keywords: Crime victims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configuration issues 引 言 由于制观念演进权思想发展,原刑事诉讼居于客体位告跃刑事司,告权利保护益完备,刑事诉讼科文明表现与相反,犯罪害权利却逐渐萎缩,诉讼受保护较少些候,害告诉位,甚至诉讼程序证身份传唤,并要接受案件告及辩护质问,存使害再度受害能何保护害重视害权利问题,产重新探讨必要加强害权利保障,并害告权利加合理适平衡,各刑事诉讼普遍发展趋势 根据全立规划目前我刑事诉讼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家重要基本律依治与构建谐社背景刑事诉讼再修改必须加强诉讼民主、强化权保障、促进社谐目标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关注则要秉持定问题意识坚持切实际发着重解决现行立司实践突存问题本文关刑事诉讼犯罪害诉讼权利配置保障作番探讨希望能加强我刑事诉讼害保护 、刑事害界定及其诉讼位 犯罪害犯罪直接侵害象历史曾经刑罚发起者实施者直至犯罪起诉者害态度直接决定着犯罪命运 ()刑事害界定 刑事害亦称刑事受害者或受害与加害相应称呼害概念同视角界同定义 我著名者康树华认害即指犯罪行使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相于犯罪言 者汤啸则认害指权益遭受犯罪侵害自、家 综所述害指合权益遭受犯罪行直接侵害确理解害概念内涵应三面着手：(一)必须合权益遭受侵害认定否刑事害应首先看其侵犯权益否合权益即其权利利益否受律保护;(二)必须直接遭受犯罪行侵害直接则受犯罪行间接侵害排除外害近亲属其犯罪行灵受创伤打击同能伴随着害医药费等物质损失真意义害;(三)必须受犯罪行侵害般民事侵权行、自灾害等造损失并刑事意义害 范围看刑事害仅包括自害包括受犯罪行侵害、其组织即单位害 (二)刑事害诉讼位 纵观世界各害保护思想制度发展史体三阶段即私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与私力救助相结合阶段 害刑事诉讼事位两种情况种自诉案件事另种公诉案件事首先家社利益与利益平衡角度讲公诉力或能害能按照自意志实现其追究犯罪愿望维护自合权益要求其程序义角度讲赋予害事诉讼位利于让害通亲眼目睹审判公缓解害激报复理消解犯罪矛盾源所带冲突主体间理抗及其制司程信任害实质权利保护角度讲刑事司目要尽能恢复害受损权益赋予害事位害才能透刑事程序运作维护自合权利效避免事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程再受伤害刑事害权利保护应意 一9漆9《刑事诉讼》害属于般诉讼参与律没赋予其事位一99陆修订《刑事诉讼》定程度加强害权利保护明确害界定事同赋予害项诉讼权利确立害刑事诉讼重要位我权保障刑事改革重进步刑事害拥事位具性害作刑事犯罪受害者犯罪所造损害深刻受解决其利益遭受侵害刑事犯罪冲突权益能受刑事裁判直接影响主体与案件处理结着直接利害关系仅具获经济赔偿或补偿欲望且更着使其实施侵害犯罪受律惩罚要求 二、外刑事害权利保障立状况 西流传着句谚：犯罪必害害必救济害权利保护救济并没应重视期刑事研究基本告角度着手少关注已经受伤害害害仅受犯罪行害诉讼程乃至能受二害或者更 随着刑事害研究深入及权保障发展刑事害权利逐渐受重视加强害保护各刑事诉讼立乃至际公约发展趋势家民主、制化进程表现保障权重要内容 世纪陆0代始西家关于保护犯罪害权利政策措施主要呈现三阶段发展:第阶段建立害金钱资助制度第二阶段加强犯罪害间接直接帮助具体表现非营利性组织英害支助、美害支援全组织等始向害提供间接直接援助第三阶段根据原则些家纷纷制定或改进律确立害权利目前随着际范围内害权利保护加强世界各刑事害权利保护问题已形诸共识 权利保护看害权利主要：(一)控诉权论陆系家英美系家害定条件通定途径启公诉程序(二)诉讼参加权使司程序满足害需要应让害涉及其利益适诉讼阶段庭陈述其观点关事项供考虑各立害诉讼参加权都同规定(三)知悉权世纪陆0代起,英美澳及欧洲各纷纷制定关保护害律规定害刑事司享知悉权(四)援助权联合《罪行与滥用权力行受害者取公理基本原则宣言》律援助间、途径、内容特殊害适照顾几面详细确立害律援助权英美系家传统害律援助权所忽视代害运影响些家纷纷改变做(5)隐私权刑事诉讼加强害隐私保护其旨意能效避免刑事诉讼第二害化各刑事诉讼立及关害保护特别立都体现保护害隐私权内容(陆)处选择权外害刑事自诉领域由于没家公诉机关干涉害享相完备实体处权利比与告达调解、解协议或放弃部权利(漆)赔偿家补偿权害给予同形式经济赔偿或补偿各已经形普遍立潮流 总体说外刑事害权利保护加强前刑事诉讼立重要趋势理论说刑事律关系应由家、犯罪、害三主体构三元结构模式非定位于犯罪与家间二元结构体系害刑事司应具真独立律位应强化害权利保护加强刑事律权保障实现刑事司全面义需要 三、我刑事害诉讼权利保护现状及其制约素 期维护刑事告权利直刑事司主要向告位问题始终处于许家刑事司领域核 随着刑事害权利保护研究意义认识深入顺应世界范围内加强害权利保护发展趋势我刑事立面做些努力取些 ()我刑事害诉讼权利配置现状 我《刑事诉讼》害权利作规定具体概括几种权利(一)报案、控告权害侵犯其身、财产权利犯罪事实权向公安机关、民检察院报案或者民院报案或者控告公安机关、民检察院或者民院应接受;公安机关、民检察院或者民院应保障控告安全报案、控告权及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负保护害安全责任规定利于保护害身、财产受侵犯利于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二)委托诉讼中国参加诉讼权利由于原刑事诉讼没规定害项权利实践否允许害委托中国做修改刑事诉讼第三二条、第四0条规定公诉案件害及其定中国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起权委托诉讼中国委托中国律师、害监护、亲友及民团体或者害所单位推荐刑事诉讼明确规定害委托中国维护自合权益提供律依据(三)申请避权害审判员、检察员、审查员及书记员、翻译员鉴定认具符合定避理由权申请其避诉讼权利害位立承认增加诉讼权利案件公处理重要意义(四)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权利害由于告犯罪行遭受物质损失刑事诉讼程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5)参加庭审理权害权庭审理起诉书指控犯罪进行陈述;向关证、鉴定发问;庭示物证、未庭证证言笔录、鉴定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其作证据文书发表意见;申请通新证庭调取新物证;申请重新鉴定勘验;证据案件情况发表意见;权与告互相辩论(陆)异议或申诉权害及其定中国服各级民院审判决权请求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害及其定中国于已经发律效力判决、裁定权向院提申诉 外根据刑事诉讼高民院司解释涉及隐私案件公审理;强奸案害选择否庭;害报案愿意公自姓名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应其保守秘密 (二)我刑事害诉讼权利配置存问题 通观我立关于害诉讼权利规定看我诉讼领域害权利保护范围相广泛其些措施力度否认现行刑事诉讼害权利保护存明显足体现几面：(一)现行刑事诉讼公诉案件害概念范围没予界定现行刑事诉讼赋予害事位由于害位获确立害概念范围显尤重要(二)害诉权限制太保障足我刑事诉讼公诉权制约私诉权给予高度重视私诉权制约公诉权重视够(三)没建立家补偿制度目前我尚关害进行家补偿立司实务犯罪行遭受损失赔偿造极困难害由政府给予适补偿由害单位给予救济由某种援助团体予资助(四)害赔偿范围窄我刑事诉讼害赔偿仅仅种填平式赔偿 加害言没惩罚性赔偿受害言没抚慰性赔偿外未赋予精神损害赔偿权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规定》明确害由于告犯罪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害刑事案件审结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民院予受理(5)害律援助于空泛律援助具体规定要求没害何进行律援助内容至于讲刑事诉讼律援助知道告律援助(陆)民事赔偿权利效保障根据我现行《刑事诉讼》及相关规定害民事赔偿诉讼能刑事诉讼启才能并审判能提前进行防止刑事审判迟延才刑事案件审判由同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陆)家补偿缺位目前我犯罪害补偿制度说片空白尽管各都害实施家补偿做由于律没关于何害进行家补偿明确规定没害纳入社保障体系导致实践各做标准混乱 四、完善诉讼权利配置强化我刑事害权保障策 害及诉讼参与享诉讼权利广泛程度衡量家刑事司文明程度重要标志经发展外立实践积累许熟经验做我建立刑事害权利保护制度提供丰富参考 结合我刑事立现状加强刑事害权利保护保障刑事害诉讼权利完整性实现司公针刑事诉讼害权利保护面存缺陷必要重新构建并完善害权利保护框架主要包括几面： ()加强害援助 许害由于其特殊诉讼位或者某些特殊原能效行使诉讼权利甚至能刑事诉讼处于利位强化我害律援助主要：(一)律援助权予明确规定宪高度害律援助权给予明确同刑事诉讼立规定害享告相应律援助权比经济困难或者其原没委托诉讼中国自参与诉讼能力较差害及其近亲属盲聋、哑或者未没委托诉讼中国院应指定承担律援助义务律师其提供诉讼中国;符合定条件害应缓、减、免诉讼费、鉴定费等(二)司实践要细化援助规定司实践应害律援助纳入律援助制度总体框架考虑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关律师应害参与刑事程序提供相应物质便利律帮助提供免费律咨询、设立害误工补偿制度、害身保护制度、害庭期间休假制度、庭害提供与隔离休息室或者设立专门害室等(三)建立害社救济制度主要建立害服务机构建立经济援助体系充尊重害格所我必要设立害权问题研究机构害保护机构些家例美等家早已立家犯罪受害者调查机构若要财力够强我普遍建立种机构许困难我害权却中国需加强保护我能再等待家各级司机关、立机关及监察机关设置信访机构增设窗口承担害免费律咨询援助 (二)确立害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制度 赋予害独立提起民事诉讼权利十必要毕竟附带民事诉讼种特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同源同质其保护害民事权益面先足民事侵权诉尚且存精神损害赔偿何较社危害性严重许刑事案件强奸、猥亵、侮辱等行害能直接物质损失获赔偿制度显合理确立害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制度则解决问题 (三)赋予害提起家补偿权利 所谓家补偿指害受犯罪行侵害能告处获实际赔偿家定情形加补偿制度社角度讲犯罪害进行赔偿由家害进行适补偿利于维护社公平避免害激行发维护社稳定际看新西兰、英、德、、美、本等家相继建立家补偿制度确保害经济利益受损害值借鉴二0世纪陆0代始家制定犯罪害保护建立害家补偿制度保障害权重要内容我没制定害家补偿制度鉴于具体情规定：犯罪或其源获物质保障、故意犯罪受重伤害及故意犯罪死亡害遗属权利获家补偿我社主义家政府根本职能民服务责任义务保护公民合权益实现家应尽力量实现犯罪刑事损害赔偿犯罪本没任何赔偿能力家应尽能使赔偿能力与犯罪某种关系合理承担部或者全部赔偿于具前述两类赔偿能力犯罪所造损害家应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费用取自家司机关犯罪判处罚金变卖罚没物品所钱款亦按定比例提取自海关、行政机关、工商管理机关收取罚款、没收非钱款变卖没收非物品所钱款随着我市场经济逐步发展治建设断推进我建立刑事害家补偿制度机已基本熟 (四)完善害赔偿制度 刑事诉讼解决害赔偿问题效使害害获恢复平复害理消除缓解害告间冲突提高害及其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积极性增强公民律意识进于实现诉讼目维护社安全 借鉴外立与司经验完善害赔偿制度主要：(一)犯罪赔偿损失轻处罚作项基本规定考虑赔偿与刑事责任关系要考虑赔偿损失数额且要考虑犯罪赔偿损失态度所做努力(二)赔偿损失与缓刑、减刑假释结合起(三)进步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某些没收犯罪工具用优先赔偿害损失仅仅拘泥于犯罪没收财产限度保证犯罪经济赔偿能力(四)加犯罪逃避赔偿责任惩罚力度 (5)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定赔偿范围 (五)尊重害格避免其再度受害 加强害权保障利于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利于保证刑诉公能切实保障害合权益要求促进刑事诉讼立趋完善害作犯罪行受害者由于受犯罪行侵害其财产已经蒙受损失身已遭受巨痛苦尊重害格避免害身格造进步损害仅保证刑事司顺利进行确处理案件前提缓解害痛苦防止其产社敌理必要条件害部尤其容易诉讼程序本身再受伤害比性犯罪性害、未害等本二000《刑事诉讼》修改规定：证(包括)害能看显著安或紧张允许陪同陪伴作证;证与告间设置屏风等物使相互看;让证待庭外其房间通连接设置该房间庭录像装置进行作证我刑事司要面给予改进律层面赋予刑事害足够尊重尊严比受害者应抱轻蔑指责态度涉及害隐私案情应避免传播、限制公报道;性犯罪害侦查、调查应由经专门训练员进行询问询问应进行适安抚并其隐私进行保密另外我借鉴本规定审判程序加强易受伤害害保护防止其再度受伤害促进害格尊严恢复使其重归社 结 语 改革放我顺应世界范围内加强害权利保护发展趋势我刑事立面做些努力尤其一99陆刑诉明确害诉讼主体位并害诉讼权利作规定现行刑事诉讼害权利保护存着些明显足加强害权利保护势必行 何待害反映社文明程度重要标志建立并完善刑事害权利保护制度社发展必要求与进步标志笔者相信随着刑事立司断完善经济发展刑事害权利保护各项制度必趋完善 参考文献 [一]许永强著：《刑事治视野害》检察版社二00三版 [二]华民共高民检察院外事局编：《与欧盟刑事司制度比较研究》检察版社二005版 [三]徐静村主持：《刑事诉讼(第二修案)者拟制稿及立理由》律版社二005版 [5]宋英辉、孙永、刘新魁等著：《外刑事诉讼》律版社二00陆版 [陆]陈光主编：《华民共刑事诉讼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制版社二00陆版 [漆]肖建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内冲突与协调》载《研究》二00一第陆期 [吧]王文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立缺陷与完善》载《河北》二00四第5一期 [9]蔡芹:《论犯罪害家补偿制度构建》载《江西社科》二00二第5期 [一0]周建华:《论我犯罪害家补偿制度构建》载《华东政员报》二00四第四期 [一一]刘振:《论我刑事害权利缺失救济》载《山东审判》二005第三期 [一二]孙春、陈淑智:《犯罪害家补偿制度性与合性》载《福建行政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院报》二00陆第一

⑺ 谁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诉讼法原理论的资料!

我国1996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首次详细规定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规则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初步确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为切入点，试图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义，以及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并对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个长期“被遗忘角落”的重视和思考。

二、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确立

（一）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含义

程序规则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规则是相对于实体规则而言的，两者都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因而都须符合法律规则的一般逻辑构成。从逻辑构成上讲，每一个法律规则应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构成。[1] 行为模式是从大量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作为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或标准。行为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可以这样行为；应当这样行为；不应当这样行为；这三种行为模式也就意味着有三种相应法律规则：授权性法律规则；命令性法律规则；禁止性法律规则。法律后果一般是指法律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某种结果。它大体上可分为两类：（1）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这种行为合法、有效并加以保护以至奖励。（2）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不予承认、加以撤销以至制裁。[2] 程序规则就是由程序性权利、义务（程序法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后果构成的法律规则。具体到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而言，就是对公、检、法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3] 参加刑事诉讼时应当遵守之操作规程以及违反操作规程所承担之法律后果作出规定的法律规则。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为例：“……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违反回避制度的、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等，实质上是对上述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即“不应当这样行为”，结合刑事诉讼法的其它相关法条，共同构成了“不应当从事上述行为”的行为模式。而“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则是行为模式违反时所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程序性行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后果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程序规则。[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种。所谓“裁判”，就是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的行为。“裁判”一词有多种含义，最广义的裁判是指全部诉讼程序，即在诉讼本身意义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诉讼法固有意义上的裁判是审判机关意思表示的诉讼行为。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裁判，在狭义上仅是指，审判机关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对案件适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无罪的裁判）。广义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诉讼行为中的法律行为（例如，申请回避的裁判、关于调查证据的裁判等等）。在诉讼法上，裁判一词一般是指广义上的裁判。[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狭义上的裁判仅指法院的实体性裁判，而广义的裁判，却包含了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据程序规则，对诉讼行为适用程序性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例如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时，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确立的意义

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实现了刑事诉讼由工具主义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义的转变。中国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法律传统，是工具主义的集中体现。“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与程序规则本身之缺陷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在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把程序规则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立法者不重视程序规则的设计，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法律后果的规定，存在致命的逻辑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规则这种缺陷的存在，必然导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后果，程序性裁判更是无从谈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对“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和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程序规则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才使得程序的独立价值显现出来。正如陈瑞华教授指出的：人们对某一刑事诉讼程序是否为“善”的评价，要看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而这一品质独立于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而存在，完全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之中。[6] 我国学者还指出：“独立的程序价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其进步性、科学性、民主性，就是通过刑事诉讼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191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规定，……充分的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所以，它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领域的一个飞越。现代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由“打击犯罪，发现实体真实”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实”和“人权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转变，尤其是人权保障的目的，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特征，以及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刑事诉讼规则从“人权保障”的层面来说，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权利，并同时对国家追诉行为进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确定某种程序是否为‘正当程序’（e process），必须视该程序重视‘人权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权保障与正当程序相提并论。”[8] 当代各国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这种人权保障性程序规则，如无罪推定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单从字面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性条款并不算少，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条款大都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缺少基本的规则要素，使得本来的程序规则 沦为“宣言”或“口号”，不能成为程序性裁判的基础，因而实践中收效甚微，刑讯逼供等现象“虽屡禁而不止”。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191条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等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使相关的程序规则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机制得以确立，以诉讼程序来保障人权的目标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仍有许多程序性“规则”缺少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因而当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围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第191条的规定，已经初步确立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闪光点”，但是无论从第191条自身来看，还是从整体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进行反思，我认为尚存在诸多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避重就轻，局限于法院系统内部的自我约束

纵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程序性法律后果” ，尤其对于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违法后果。例如刑事诉讼法虽“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却没有规定程序性违法后果。不可否认我国刑法中已经有了相关罪名的规定，如刑讯逼供罪、妨害作证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但是这些“实体性法律后果”只针对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人”，而不直接否定“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之果”，因而难免有隔靴骚痒，文不对题的感觉。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如我国学者王敏远指出：“刑讯逼供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对刑讯逼供行为应予实体法意义上的惩罚，但即使行为人承担了实体法上的法律责任，而程序法若无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不得采信的法律后果，就会导致刑讯逼供的行为在实体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证据却在程序意义上被认可。这种局面当然很荒唐，但若没有程序法意义上的法律后果，却会变成现实。”[9] 陈瑞华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尽管在一项司法解释中也要求各级法院将刑讯逼供所提供的证据排除于定案根据之外，[10] 但这种司法解释本身不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也就难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级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并不多。” [11]

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从第191条调整的范围来看，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程序性审查，是法院系统内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约束。而事实上，相对于作为国家追诉机关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来说，法院是一个“利益无涉”的裁判机关，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违反程序的冲动，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关庭审的程序规则。在实践中，法官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要比上述公、检机关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轻缓得多。因此，第191条的修改虽然迈出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却没有针对中国刑事诉讼中最关键、最严重的问题，颇有避重就轻之嫌。当前，由于上述大量程序“规则”缺失“程序性法律后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础，法庭审判大都局限于实体裁判，背离了“裁判”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淹没于“打击犯罪，追求客观真实”的“热忱”之中，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已经成为困扰刑事司法的顽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 ;

“双重危险”原则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12] ，根据这一原则，被告人不得因同一个罪行而受到两次起诉、审判和科刑。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生命和身体上的危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作出过一系列判例，对不受双重危险原则的适用范围作出了规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决无罪，检察官无权对被告人提起上诉，即使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或者起诉状存在有某种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决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级法院可对其进行第二次审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审判中得到维护，法官一般不得对被告人判处更重的刑罚。第三，如果一项起诉因证据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终裁决之前予以驳回（相当于宣告无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审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在适用范围方面显然要比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更宽泛，后者仅适用于已经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则不限于此。在联邦法院，陪审团一旦宣誓成立，则第一次危险就已经构成，在地方法院，第一个证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险的成立，此时，检察机关一旦撤诉，就不允许重新起诉，否则会使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当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双重危险”原则，或“一事不再理”原则存在的正当性，主要在于它对诉讼当事人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 如果“随意逆向运行的司法裁判程序还可能使当事人反复陷于诉讼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运长期处于不确定和待裁判的状态。”“而这对于处于弱者地位的当事人而言，将是不具备起码的公正性的”[15] ，贝卡里亚在论证刑罚的及时性时也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说它比较公正是因为：它减轻了捉摸不定给犯人带来的无益而残酷的折磨。” [16] 重复审理或程序逆行无疑会带来上述不人道的后果。

通过上面的理论阐述之后，再来审视我国刑事诉讼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们会发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受双重危险”更是无从谈起，有的只是约定俗成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我国二审法院贯彻的是“全面审查”原则，因而同时包括了实体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条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仅就现有的程序性违法后果而言，第191条对于一审法院的程序性违法，只规定了“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律后果。既没有作是否有利于被告人的区分，也没有发回重审次数的限制，更没有针对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宪法权利而径行作出有利于被告人之裁判的规定。首先，不可否认，在实践中法院的程序违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而发回重审通常都是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论上并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在这种情形下，发回重审，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当性。其次，发回重审并没有次数的限制，在我国没有独立的羁押制度的情况下，案件审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在无数次的发回重审而不裁定解除羁押的情况下，就会使被告人在无限延长的羁押中“遭受多重危险”，不具有起码的公正性。最后，除了规定发回重审的法律后果外，没有规定任何更为严厉或直接的法律后果，例如，在一审中严重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径行驳回公诉，改判无罪等，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后果。笔者并不试图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来否定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和发回重审制度，在我国现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质量的前提下，两审终审是必要的。但对于程序性裁判发回重审问题，我认为应当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对之进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结果更为科学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审查的机制，拓宽程序性裁判的范围。我国现阶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据第191条的规定，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庭审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义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对控辩双方诉讼行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围理应拓宽到一审阶段对控辩双方，尤其是控诉机关诉讼行为的审查，审查侦查、起诉机关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有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违法事实，应当启用程序性裁判对之适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同样的，在二审或再审阶段，仍应继续这种程序性审查。法院庭审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对侦查、起诉行为的“事后审查”。随着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围还应当拓宽到审前阶段，即对侦查、审查起诉行为进行“事中”程序审查，因为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涉及到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中应当介入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对程序性问题，例如超期羁押问题、非法取证问题等作出裁判，一则是对国家公权力作出及时限制，防止权力的滥用，二则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时救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这实际上是构建审前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实现由行政追诉形态向诉讼形态的回归。[19]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来看，对审前阶段的程序性审查尚未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因而对于审前超期羁押等问题，没有一个合法有力的救济途径，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2款（二）项明确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但是除了该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确定之外，“非法取证”“超期羁押”是否为“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从应然角度，该司法解释并不能否定这一理论设想的正当性。为了防止法官对实体问题产生预断，应当组织专门法官或构建预审制度来从事这种审前程序审查。当然，这些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

最后，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加大对程序性违法制裁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只有第191条的“发回重审”，而且过于简单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违背“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之嫌。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回重审”制度，应当站在人权保障的立场，依据“不受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进行限制和改造。首先，应当区分“发回重 审”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发回重审”应当严格限制；其次，应当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严格限制，避免诉讼进入无休无止的境地，而且为了防止羁押期限的不当延长，应当同时判令解除被告的羁押状态；最后，应当区分程序违法的程度，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可以作出纠正程序错误的裁判，而不必“发回重审”，以免被告“遭受双重危险”，对于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人权的情形，应当作出更为严厉的裁判，如径行作出无罪判决，使违法者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以维护程序正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人权。

以上是对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论建构，而法律规则的建构还需要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结合立法技术使之更为具体化和操作化。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题，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也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规则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构成，本文所指的行为模式实质上是对假定和处理的合并。

[2]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3]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公、检机关排除在“诉讼参与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观念上就造成了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是“线性诉讼结构”的产物。在“线性结构”下，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引进将面临极大的风险。有关刑事诉讼的“线性结构”和“三角结构”的详细分析，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4]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认为，程序规则自身还应当区分“实体性程序规则”和“纯粹程序性规则”，前者类似于本文所称的程序规则，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而后者则是为了前者的落实所设计的操作化规程，应当包括对程序性裁判的举证责任和举证程度等问题。应当说陈教授的观点对我国程序规则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纯粹程序性规则”应当以“实体性程序规则”已经完备为前提，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前者尚存在严重的逻辑缺失——大多数程序规则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法律后果。限于论述的重点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对“纯粹程序性规则”不作论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穆津等译，卞建林审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6]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7]樊崇义：“论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第51页。

[8]同注5，第12页。

[9]王敏远：《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检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的规定。——笔者注。

[11]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12]“双重危险”原则与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被认为是对“一事不再理”这一古老原则的不同诠释。“既判力”理论是从维护司法权威的角度来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司法的权威在于裁判不能被频繁推翻。但是这一论证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即司法的权威同样不能建立在谬误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于纠正谬误的需要，司法要通过稳定性来体现它的权威，就必须同时认同自身的谬误。而“双重危险”则是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应当避免使一个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我们认为将作为技术规则的刑事诉讼法注入权利的因素，从而使之成为动态宪法，成为人权保障法，这是当代刑事诉讼法发展的方向，而“双重危险”原则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恰恰代表了这一方向。

⑻ 三、论述题 论述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这是网络百科中的描述，看了下还是比较全面，如果是考试，不用写那么多，找些重点即可，一般为前几个原则：

基本原则概述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或主要诉讼阶段，公、检、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都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在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学中，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往往被称为“刑事诉讼之主义”。民国时期学者也有类似用法。
编辑本段特点
作为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行为准则，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以下特点：
1．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现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规律。这些基本法律准则有着深厚的法律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例如，审判公开原则要求法院的审判活动从形式到内容应当向社会公开，使得审判活动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这是审判程序公正的基本保证，也是司法审判活动的基本要求。
2．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法律原则。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必须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那些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政治或理论原则，只要没有由刑事诉讼法作出明确规定，就不属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刑事诉讼和其他性质的诉讼必须共同遵守的原则，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审判公开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原则；等等，我们称之为一般原则。另一类是刑事诉讼所独有的基本原则，如：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原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即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
3．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一般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规范和调整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原则，适用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不仅国家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而且各诉讼参与人也应当遵守。一些具体的制度或原则，由于只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某一阶段或仅对某一专门机关或诉讼参与人有约束力，只解决具体的诉讼问题，因此不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如：两审终审、上诉不加刑等。
4．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法律约束力。基本原则虽然较为抽象和概括，但各项具体的诉讼制度和程序都必须与之相符合。各项具体制度、程序是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如果违背了这些制度和程序，就违反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就必须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法律规范，是公安司法机关长期实践经验和优良传统的总结，反映了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和基本要求，对于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首先，合理的刑事诉讼原则体系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科学化。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而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对刑事诉讼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完善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系有利于指导立法机关合理设定公安司法机关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从而建立科学的程序机制，建立合理的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其次，刑事诉讼基本原则还指导着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对公安司法机关及诉讼参与人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提高依法办案和依法诉讼的自觉性，确保刑事诉讼活动的正确、合法、及时进行有重大作用。总之，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与刑事诉讼的目的和任务紧密相连的，是指导人们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价值目标的重要保证。
编辑本段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侦查、检察、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
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这一规定确定了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的基本原则。具体说来，这一原则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专属性，只能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专门机关依法行使。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行使。当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条和第225条的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可以依法行使公安机关所享有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权力；监狱对于监狱内发生的刑事案件可以行使侦查权；对于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军队保卫部门也可以行使侦查权。
2．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应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分别行使，而不能相互代替和？昆淆。作为国家的治安保卫机关，公安机关负责对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并在侦查过程中享有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的权力。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法律监督权，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法院的审判活动和执行机关的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有权对其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有权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作为国家的司法裁判机关，法院行使审判权，有权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严格遵守法律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这一规定确立了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原则。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时，必须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规则，更不得侵害各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这里所说的“其他法律”，是指所有与刑事诉讼程序有关的法律，如刑法、法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律师法、人民警察法等。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诉讼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规则的，有关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权依法提出申诉和控告。有违反法律程序行为的机关，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判有违反公开审判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审判组织不合法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违法情形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的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确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加以干涉。
这一原则所强调的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集体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而不是法官、检察官个人独立行使职权。由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实行不同的领导体制，因此它们独立行使职权的主体范围有所不同。人民法院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监督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每个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各自独立，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只能通过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来进行，上级法院不能直接指示下级法院如何办理具体案件。就每个人民法院内部而言，独任法官和合议庭成员对一般刑事案件有独立判决权，但是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与人民法院不同的是，人民检察院的上下级之间是领导关系，全国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使检察权。在刑事诉讼中，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办案工作作出指示，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服从。就每个人民检察院内部而言，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和抗诉，均由检察长决定，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尽管这一原则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整体独立行使职权，但是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实践明确显示，法官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中正享有越来越大的审判权。
2．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独立行使职权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的规定，不得实施违反法律程序和规则的行为。
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过程中，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并向其报告工作。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
依靠群众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特点之一，体现在第6条、第50条。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规定确立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
“分工负责”的含义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应按照法律的规定各负其责，各尽其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人民检察院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和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负责审判。分工负责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职权，既不得互相代替，也不得互相推诿。
“互相配合”的含义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互相支持和合作，互相协调，使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衔接，共同完成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惩罚犯罪的任务，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互相制约”的含义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互相监督，互相约束，防止发生错误和及时纠正错误，正确执行法律。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密切相关、缺一不可的。其中，分工负责是前提，配合和制约是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顺利进行刑事诉讼的保证。贯彻这一原则，有利于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使法律得到准确有效的执行。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一原则的基本内容有：
在我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法院的审判和执行机关的执行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这种监督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
在立案阶段，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是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最后一关。
在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在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同时，监督法庭审理活动。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卜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人民检察院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
在执行阶段，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死刑前，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将批准的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有权以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有权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20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1个月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另外，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
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
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这一原则包括以下内容：(1)各民族公民，无论当事人，还是辩护人、证人、鉴定人，都有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陈述、辩论，有权使用本民族文字书写有关诉讼文书；(2)公、检、法机关在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要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公告、布告和其他文件；(3)如果诉讼参与人不通晓当地的语言文字，公、检、法机关有义务为其指派或聘请翻译人员进行翻译。
刑事诉讼是查明案件事实，适用刑法定罪量刑的过程。为保证这一过程正确而顺利地进行，为保障在诉讼中不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应保障各诉讼参与人有权了解与自己有关的诉讼活动的内容，保障被告有权知道自己所受指控，并在诉讼过程中发表意见，进行辩护。如果不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诉讼参与人就很难了解案情，无法有效行使诉讼权利。具体而言，实现这一原则具有重大的政治和诉讼意义：(1)有利于贯彻宪法规定的民族平等原则，保护各民族公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公民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进而保护他们相应的实体权利，加强民族团结和合作，促进各民族人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2)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法律允许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陈述案情，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有利于公、检、法机关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3)为刑事诉讼其他原则的实现提供保障。没有这一原则．公开审判原则、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辩论原则等都很难实现。(4)有利于当地群众了解案件和诉讼情况，对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从而加强公民的法制观念，提高他们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
审判公开除法定情形外，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都必须公开，既要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又要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有权为自己辩护。自审查起诉阶段开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权委托辩护人。在审判阶段，被告人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条件的，法院应当指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根据这一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从而有效地行使辩护权。
3．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人民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应当及时告知未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在法定情形下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被告人进行辩护。在法庭审判中，人民法院应当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依法辩护行为不受干扰。当然，这一规定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同样适用，这两个机关也都有义务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
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
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在刑事诉讼中，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利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在刑事诉讼中，审判权依法只能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审判权包括定罪权与量刑权。人民法院是惟一有权确定某人有罪和判处刑罚的机关。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中，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以对犯罪嫌疑人移送起诉和提起公诉，但它们对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认定，只会带来诉讼程序意义上的效果，而不是终局的有罪判定。只有人民法院依法所作的定罪判决，才是国家对被告人有罪结论的权威宣告。
2．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依法作出。在刑事诉讼中要确定被告人有罪，人民法院必须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过开庭审理查明事实，以法律为依据作出有罪的判决，并且将其公开宣告。未经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人民法院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这一原则的精神：废除了人民检察院原来曾长期拥有的以免予起诉为名义的定罪权，使定罪权由法院专门行使；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一律称为“犯罪嫌疑人”，而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则改称为“被告人”；检察机关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有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合议庭经过开庭审理，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这项原则的含义是：
1．诉讼权利是诉讼参与人享有的法定权利，法律予以保护，公安司法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剥夺。不仅如此，公安司法机关还有义务保障诉讼参与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对于刑事诉讼中妨碍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各种行为，公安司法机关有义务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2．诉讼参与人在其诉讼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采用法律手段依法保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如控告或请求公安司法机关予以制止，有关机关对于侵犯公民诉讼权利的行为应当认真查处。
3．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应当得到保护，并不意味着诉讼参与人可以放弃其应承担的诉讼义务。公安司法机关有义务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也有权力要求诉讼参与人履行相应的诉讼义务，否则，刑事诉讼就无法顺利进行。
依法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贯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民主、公正和文明的标志。只有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才能使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才能使诉讼参与人积极参加诉讼，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保证刑事诉讼的任务和目的得以实现。同时，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还有利于促进公、检、法机关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工作，从而充分行使职权，有效查处和打击犯罪。
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15条确立了具有法定情形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具体说来，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主要有：
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根据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刑法规定了对于刑事犯罪的追诉期限：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超过上述法定追诉时效的，一般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决定特赦。这种特赦命令具有终止刑事追究的法律效力。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被害人提出告诉为前提。被害人没有提出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对这类案件的追究就失去了法律基础。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刑法实行罪责自负、反对株连的原则，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追究刑事责任已经没有意义，因此不予追究。
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对于上述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具体说来，在立案阶段，人民法院发现自诉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受理。公诉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应作出不立案的决定。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以判决宣告无罪。对于其他几种情形，一般应以裁定终止审理。不过，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认定的证据材料，能够确认已经死亡的被告人无罪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追究外国人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项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里的外国人包括具有外国国籍的人、无国籍人以及国籍不明的人。我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我国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外国人应与中国人一样，应遵守中国法律。当外国人的行为触犯刑法，应当受到刑事追究时，公安司法机关应当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立案、侦查、起诉及审判活动。
2．依据国际惯例，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外交途径解决。依据1986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包括：外国驻中国使馆的外交代表以及与他们共同生活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及其他具有同等身份的官员；途经中国的外国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和与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持有中国外交签证或者持有外交护照来中国的外交官员；经中国政府同意给予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其他来中国访问的外国人。上述人员在中国犯罪的，不受我国法律刑事管辖，而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解决方式可以是建议派遣国将其召回，依法予以处理；或者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令其限期出境；或者由我国政府宣布将其驱逐出境。
刑事司法协助
刑事诉讼法第17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互相请求刑事司法协助。这一规定确立了刑事司法协助的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协助，是指我国司法机关与外国司法机关之间。根据相互缔结的条约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以及互惠原则，互相协助，代为进行某些刑事诉讼行为的活动。
刑事司法协助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是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这里的司法机关是广义的，包括双方法院和检察机关。我国于1984年加入了国际刑警组织，因此我国公安机关与外国警察机关的协作通常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司法部司法协助局作为我国对外进行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负责对外联系。
2．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包括我国与外国缔结的条约或者协定、我国参加的载有司法协助内容的国际条约以及国际公认的互惠原则。
3．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主要包括代为送达文书，代为调查取证，互相委托进行鉴定、勘验、检查、搜查和扣押，互相代为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互相移交物证、书证等证据。另外，刑事司法协助还包括引渡这一重要的内容。所谓引渡，是指一国将当时在其境内而被他国指控犯有罪行或者判过刑的人，根据他国的请求，移送该国进行审判或者处罚的制度。我国与外国的引渡以与外国签订的引渡条约为依据。

⑼ 刑事诉讼法分析

轮j，通常是指两名以上的男性在同一或较短的时间内，出于共同的强j故意，对同一妇女先后轮流强行j淫的行为。刑法第236条第3款第4项将“二人以上轮j的”作为强j罪的加重情节，其量刑幅度也由第一款规定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跃升格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两个量刑幅度之间彼此衔接，不存在中间缓冲地带。这即意味着一旦存在这一情节，无论该情节本身的具体状况如何，都将被判处十年以上的刑罚，直至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