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利益
行政给付权益对于受益人至关重要。尤其在行政救助中，救助或帮助是受益人生存保障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依靠，行政主体必须保障受益人所享有的权利或利益的稳定性。
其次行政给付和信赖保护均可以看作是一种利益的调整机制，只不过调整方法不同。行政给付通过积极的利益分配直接改变社会成员的利益占有状况，信赖保护原则则以利益可期性和稳定性的形成来确保公共负担平等。
行政指导实施完毕后，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实现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所期望的结果，还有一种是行政指导方因自身的信息或判断有误，无恶意地误导了被指导者，结果使被指导者遭受到重大损害。在这两种情况下均应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对相对人予以补偿。
(1)行政法的利益扩展阅读：
行政法注意事项：
行政审批可以是内部行为，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非有法定事由和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废止或改变。
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授益行政行为的，即使事后发现有违法情形，只要这种违法情形不是因为相对人的过错(行贿或提供虚假资料信息)造成的，行政机关亦不得撤销或改变，除非不撤销这种违法行为会严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
行政行为作出后,若事后据以作出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根据作出该行政行为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撤销，废止或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但是行政机关在作出撤销，改变或废止的决定之前，应进行利益衡量。
B. 卫生法的制定和实施都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出发,体现的原则是什么
概念：卫生法，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在保护人体健康活动中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的总和。卫生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它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又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并具有自己的特征而有别于其他法律。我国的卫生法是根据宪法的原则制定，主要涉及：国家卫生管理体制、卫生机构设置、任职资格、职权范围、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在卫生活动中的权力与义务、行政责任与行政处罚等，是卫生监督的主要依据。
原则：卫生法的基本原则，也即卫生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行政法制原则，是指贯穿于卫生行政法律规范和卫生行政关系当中，指导和制约卫生行政立法与实施的卫生法制的基本精神和准则。
和其他法律法规一样，卫生行政法须遵循的原则也很多，但根据不同的层次，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原则和宪法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卫生行政法的最高原则，他规定了卫生行政法的发展方向、道路和根本性质。
2.国际法原则。在我国没有加入WTO前，国际法只是我们应当遵循的一种国家行为准则，对我国的立法与执法影响力不是太大；我国加入WTO后，由于WTO规则对各成员国立法、执法的约束，国际法原则特别是WTO规则原则也成为我国卫生行政立法、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3.卫生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卫生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位于政治原则和宪法原则、国际法原则之下的，产生于卫生行政法并指导卫生行政法的创立、实施的、贯穿于卫生法律规范和卫生行政关系当中，指导和制约卫生行政立法与实施的卫生法制的基本精神和准则。卫生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义务本位’原则”、“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应急性原则”等等。
4.卫生行政法的其他原则。
依据：《立法法》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C. 学行政法对就业有什么好处
考公务员学什么都可以考,在企业做行政的话更用不上,应用面很窄,建议别学
D. 行政信赖利益是什么
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行政相对人因为信赖既存的行政回法秩序而安排答其生活或处置其财产，则不能因为后来的行政行为的变动而使其遭受不能预见的损害。该原则要求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
我国的法律依据是《行政许可法》第8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E. 信赖保护原则是什么
是指有权机关应保护行政相对人因信任行政主体的合法性、正当性、权威性而无过错参与其实施的授益性、合意性、指导性等行政行为所期望得到的合法或合理利益。
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肇始于德国行政法院判例，后经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等的效仿、继受与发展，已成为大陆法系行政法之一般原则。依据该原则进行的制度设计在保障人权、维护法的安定性、实现实质的法治行政方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拓展资料
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其判断基准主要是根据无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主要强调了行政相对人对于违法行政行为没有过错。倘若是由于行政相对人自己的过错，造成违法行政行为的作出，或者明知或重大过失而不知行政行为违法则不能成立信赖保护。
这一原则得到了德国行政立法的肯定，《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二款列举规定了三种不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情形：
（1）受益人以欺诈、胁迫或行贿取得一行政行为的。
（2）受益人以严重不正确或不完整的陈述取得一行政行为的。
（3）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也有学者不是从信赖的正当性出发而是从信赖利益与公益比较的角度来鉴别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并认为公益是成立信赖保护必须要考虑的要件之一。
经济法作为新兴部门法，与有着更长历史的民商法、行政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有交叉牵连，又有特定独立的区别。
1、利益本位的区别。
这一区别是它们的本质区别，以下各种区别其实都是本质区别的体现。民商法的利益本位是个体利益。个体包括公民、法人、其他各种组织。在市场经济中，个体利益受保护，合同自由、人格平等、公平交易、诚实信用等民商法基本原则都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民商法主要就是用来规范个体合理合法参与民商活动，充分保护自身的民商权利。行政法的利益本位是国家利益，是国家用来规范行政权的行使之法律。在市场经济中，行政法在维护国家管理秩序的基础上，兼顾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一方面授予行政权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当合理的干预，一方面又要规范行政权的行使，对行政权进行控制、监督。而经济法的利益本位是社会利益。
对于法律的本位，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显得日益重要。社会利益的提升给整个法律体系带来不小的冲击。于是，有的民法学者提出了“民法的现代模式”，认为其集中表现为：其一 ，具体的人格；其二，私的所有权的社会制约；其三，受规制的竞争；其四，社会责任。 这确实是很正确的，这表明了“社会利益”的提升对民商法的重大影响。然而还提出了民法的“社会本位”之观点，认为其集中表现是：其一，契约自由的限制；其二，所有权绝对原则的限制；其三，无过错责任原则之采用。但是，笔者认为，民法毕竟是民法，私法毕竟是私法，这里有个主次问题，本位是立场，是中心，现代民法对传统民法基本原则的限制正是体现了民法的个体利益本位之本质。民法还是以维护个体利益为中心任务的，只不过为了兼顾其他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而作出某些限制而已。本位依然不变。也有的行政法学者提出了行政法的“公共利益本位论” ，认为行政法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 同样的道理，本位是立场，是中心，行政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社会利益”，但行政的目的与行政法的目的是不能混淆的。行政法虽然要求兼顾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须依法行政，行政行为要自律，行政权要受控制、监督。不过这一切显然是为了行政权的规范行使，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
2、调整对象的区别
（1）经济法与民商法在调整对象上的区别与联系。
民法的调整对象在传统上的表述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商法则是作为民法的特别法的，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商务关系。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必要进一步作准确的理解。由于市场关系的出现，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开始细化，可细分成对等的确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即确定的甲与乙之间的关系）与非对等的非确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即确定的甲与非确定的乙或丙或丁之间的关系）两大类。民商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主体特定性、对等性、关系封闭性、个体本位性等特点。 实际上，民商法所调整的就是这种对等的确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非全部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而非对等的非确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的相互依存的、相互交叉的“网络”状的具有开放性、非对等性、非确定性、社会本位性等特点的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一部分就是这种非对等的非确定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例如，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应由经济法来调整的。
（2）经济法与行政法在调整对象上的区别与联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经济职能。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有机地协调起来发挥作用，促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是：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的健康的发展。其基本目标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等。很显然，要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必然地需要政府的参与，必然地需要行政权的介入。而行政法是规范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的法律；经济法是主要地是国家代表社会利益对市场主体进行规制与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控的法律。这两者在调整对象上要发生交叉现象已是必然的了。这也是笔者认为调整对象不足以把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从本质上加以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
3、经济法的诉讼程序与民商法、行政法的诉讼程序不同。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调节）经济之法只能说明我国经济法的现状，这种现状正是经济法不发达的表现。经济法不发达，自然要借助于民商法、行政法手段。“社会利益”缺少代言人，故只好借助“行政权”，由“国家”代表“社会利益主体”对市场主体进行规制与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控。因此，正是与经济法配套的相关诉讼程序规定造成可经济法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干预的重要性。 作为社会利益本位法的经济法、社会法，由于利益本位的不同，必然地导致其相应的诉讼程序法不同于民商法、行政法的诉讼程序法，这种诉讼程序法有其自身的特性，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特殊：
（1）社会诉讼的原告特殊。“社会利益主体”作为一种整体性、全局性利益的主体本身是抽象的，它总是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个体来体现，故而，作为社会利益本位法的经济法，除了“国家”之外，代表社会利益主体的还可以是其他有某种最低限度联系的任何社会成员。而这种经济法理念的贯彻就需要“社会诉讼法”。在社会诉讼法中，原告可以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某种最低限度联系的能够代表社会利益主体的任何社会成员。
（2）社会诉讼的成立条件特殊。其他诉讼往往是以原告业已存在现实的损害为必要条件的，而社会诉讼则未必。由于经济法的违法损害范围的特殊性，即它包括“显露性损害”和“潜在性损害”两部分，故而提起社会诉讼可以不以存在现实的损害为必要。例如，一个虚假的广告，即使未造成任何人现实之损害，由于它所侵害的是社会利益主体，任何一个看到虚假广告的人都可以向法院提起社会诉讼，只要有证据证明那广告确实是虚假的。
（3）社会诉讼的诉讼目的特殊。原告提起社会诉讼不一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社会诉讼的真正目的在于维护不特定个体的抽象的整体性的“社会利益”，制止侵害“社会利益主体”的行为。在社会诉讼中，作为原告的特定个体只是形式，他在实质上是代表“社会利益主体”，故胜诉时未必从败诉方得到利益，却可以从国家或社会获得一定的奖励，败诉要自己承担后果，国家或社会不予补偿。
G. 行政法中有哪些条款提到"公共利益
摘要公共利益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要概念,不能因为其不好把握就放弃对它的界定。具体到土地行政征收上,以公共利益为本的行政法不仅是“公共利益”保护的最佳路径选择同时也是对宪法原则性规定的具体化。本文指出对行政法保护“公共利益”的制度设计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共利益 行政征收 行政法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063-02
一、公共利益的现状
“公共利益”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有人类文明的地方就不可能排除“公共利益”的存在。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指出:“一切运营部署都是为了对象,求取对象(弱者)的利益,而不是强者的利益”。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后落脚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4年修宪让人欢欣雀跃,“公民的合法的财产不受侵犯”、保护“公共利益”等字眼白纸黑字的写进根本大法实是难能可贵,遗憾的是《土地管理法》等下位法没有跟上,造成“公共利益”的悬空,实践中土地行政征收矛盾丛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在我国到底什么是公共利益,是否要对“公共利益”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等问题可谓众说纷纭。但不能因为其不好把握就放弃对它的界定,在我看来,应该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过程中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科学的界定(有总比没有的好)。当然再高明的立法者也不可能准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穷尽其宽泛的外延。但是在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义后,在实践中完全可以由权威机关进行合法性的解释。法律原本就具有滞后性,为什么在“公共利益”这里就不具有了普遍性呢?
二、“公共利益”保护的路径选择
(一)用宪法来具体实施公共利益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指出:“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可以看出,宪法是根本大法,是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是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据,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规范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运行的基本原则,一切国家机关、政治力量、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要用宪法来具体保护“公共利益”显然行不通,当然不排除宪法的权威解释。
(二)公共利益的保护也不能主要依靠民事法律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法律理论和实践中的最重要的划分之一是‘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民法主要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属于私法的范畴,由一部私法范畴的法律去规范一个典型的公法概念显然并不合适。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有关是否界定公共利益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是用私法限制公权的天赐良机,也有人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类似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弹性条款的概念不宜在物权法中明细。在我们看来,在《物权法》制定中,既要考虑富人的“金马桶”又要保护穷人的“盛水瓮”对民事立法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考验,所以就根本没精力、也没必要在原本属于行政法等公法研究领域的“公共利益”上浪费宝贵的立法资源。
(三)选择“公共利益”的刑事法律保护也存在不足
我国《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可以看出,在刑法对罪与刑的严密的思辨过程中,公共利益被侵害的事实已经成立。刑事法律再进行惩罚,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四)公共利益的行政法保护
公共利益是公法研究的核心和起点,是行政权力产生的缘由。“实际上,行政法的许多概念、规则、原则,都是从‘公共利益’这一总的要求出发从私法中借鉴出来的”叶必丰教授将行政法定义为:“行政法是以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间的关系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可以看出,公共利益不仅是行政法调整的对象而且是现代行政的目的,同时也是行政法成为部门法的基础。而行政法所涵盖下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是“公共利益”主要的实施者而且是宪法精神的具体化。所以行政法的公共利益保护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三、“公共利益”行政法保护的制度设计——以土地征收为例
现阶段,全球的经济危机,粮食安全倍受各国的高度重视。如何保护耕地,规范行政征收行为,限制公权,如何在行政征收中体现公共利益等问题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成败。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确立为耕地保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保护耕地就是现阶段我国“公共利益”保护的重中之重。
(一)土地征收的立法行为
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曾言:“公共利益是检验全部立法的准则和尺度”。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应该掌握在“公众”手里,因为只有人民自己才知道什么是自身的共同利益,也只有人民才应当是公共利益最权威的决定者;而由公众决定公益内容的最好形式,莫过于通过人民的代表机关或代议机构来制定法律,在我国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于“公共利益”的内容宽泛,所以要在一部法律中穷尽之,显然不可能。有必要具体到个案中,这样更好把握。“立法者于规定公益内容之时(尤在有公益授权,授权行政机关来执行公益之需求时),应尽可能避免援用空泛及抽象之用语,而是将公益予以类别化、特别化,使得立法者所欲规范之公益的内容,能使其在该法律条文中,得悉其公益之内容、动机以及范围”。当我们的归纳受阻,我们可以选择演绎之法。与其苦思冥想的去定义一个言语不可能穷尽的“公共利益”的概念,毋宁敞开心扉,放眼社会实践,一事一议,由行政法律法规来落实宪法对“公共利益”的立法精神。从而达到准确的把握“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的目的。拿土地的征收来说,如果把公共利益放在一个横轴为具体事项,纵轴为特定历史阶段。那么SARA中政府隔离措施无人非议,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的征地行为所要指向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公共利益”的正确坐标都活生生的跃入我们的眼帘。“惟有立法者在理念上承继宪法理念,在立法技术上,强调“具体规范”原则,国家权力滥用公益之情况,将可望被遏阻。”
(二)行政征收行为的做出须体现程序正义
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由个人利益组成的某种派生性的复合利益,虽然与个人利益有着内在一致性,但其出现时所伴随的对个人权利的限制与克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从世界各国法律规定来看,即使是在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非常全面和完备的国家,也认为私有财产权并不是绝对不受限制的权利。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去积极地思考,如何让这种限制或者是克减恰到好处,进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利益;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也是最好的防腐剂。因此,在处理公共利益问题的全部过程中,在设置其他必经的行政程序外,应该重点引入行政听证程序,以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和公民财产权的有合理维护。听证程序适用领域非常广泛,是现代程序正当原则的核心内容,它的主要内容是公开透明程序、公众参与的程序以及说明理由程序。具体到土地征收,就是要做到:征收前听取被征收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在征收决策前邀请被征收行政相对人参与决策,并提出申辩的理由,让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进行有意义的博弈,从而实现双赢。
(三)司法机关有权对行政执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进行审查
“无救济则无权利”,所以法院对有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很有必要进行事后审查。现实的情况是,在为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行使征收、征用权与私有财产权的冲突时,公民的法律救济途径少,行政诉讼保障程序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更是犹如水中月,镜中花。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没有把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为纳入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这就使公民在对行政征收、征用行为主体提起诉讼时缺乏法律依据,法院常常对此不予受理,理由是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一般是针对特定人和特定事项的行政行为,不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即不是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而应当归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行政征收、征用行为过程中出现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纠纷所产生的行政法律权利义务关系,也就顺理地成为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否则将会出现严重后果,即在政府行使征收、征用权有违法行为时公民无法诉之法院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无疑这是与行政法调整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基本理念相违背的。
H. 行政法中，征收与征用的区别
行政征收和行政征用，都是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征收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以强制的方式无偿向相对人征集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实物的行政行为。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强制征用相对方财产或劳务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一、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
1、从法律后果看，行政征收的结果是财产所有权从相对方转归国家;而行政征用的后果则是行政主体暂时取得了被征用方财产的使用权，不发生财产所有权的转移;
2、从行为的标的看，行政征收的标的一般仅限于财产，而行政征用的标的除财产外还可能包括劳务;
3、从能否取得补偿来看，行政征收是无偿的，而行政征用一般应是有偿的，行政主体应当给予被征用方以相应的经济补偿。
二、行政征收的种类主要有：
1、税收征收。它是行政征收中最主要的方面。
2、资源费征收。在我国，城市土地、矿藏、水流、山岭、草地、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单位和个人在开采、使用国有资源时必须依法向国家缴纳资源费。如水资源费的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等。
3、建设资金征收。为确保国家的重点建设，解决重点建设资金不足问题面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实施的征收。如，公路养路费的征收、港口建设费的征收、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征收等。
4、排污费征收。
5、滞纳金征收。
6、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征收内容。
三、行政征用的基本特征：
1、被征用方是享有合法财产所有权的社会成员；
2、行政征用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如出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需要征用私人的房屋等不动产和运输工具等动产；
3、财产使用权的转移应当是有期限和按期归还的，国家对为公共需要转移财产使用权的社会成员进行补偿。
4、行政征用的决定方式，由于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所以可以由行政机关单方面决定。但是所谓“公共利益的需要”的确定应当有合法理由和经过法定程序，如经过法定程序生效的行政规划或者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需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