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比

『壹』 对比我国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上与美国的立法有何异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为非法获取之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二为违反法定程序获取之物证资料排除规则，三为“毒树之果”排除规则。

一、美国证据排除规则

1、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以反对不合理的搜查扣押、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为基础展开的。

1914年2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对弗里蒙特．威克斯诉美国联邦政府一案做出终审判决，“它宣告，违反第四修正案的保护、通过不合理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不能在联邦法庭上使用以反对被告人”。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2、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以马普案的判决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制推行于各州。

威克斯规则原则上仅强制适用于联邦警察采取非法搜查行为获取证据的判决，各州法院仍可选择性适用。美国最高法院通过沃尔夫案正式赋予了各州法院拒绝适用威克斯规则的权力， 后来综合考虑威克斯案对各州产生的影响及沃尔夫案后各州法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态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以马普案的判决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制推行于各州。

3、“毒树之果”排除规则的确立，进一步使得正当程序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有了获得救济的可能。

以第五修正案为基础的“反对自我归罪特权”和以第六修正案为基础的“获得律师帮助权”也先后被纳入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毒树之果”排除规则的确立，进一步使得正当程序原则在刑事诉讼领域有了获得救济的可能。这一系列的适用规则，组成了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架构。

4、制度之例外

马普案的判决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推广适用于各州，为规则在司法中被实现提供了可能。但立法规范的支撑却未能平息包括在各种判决中频繁出现的反对性意见，即相当一部分公众的感知上——放纵了犯罪。共和党尼克松当选总统后，连续启用了“更为遵守社会秩序”的人担任大法官，在这些人的推动下，联邦最高法院不但极大地限制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也催生出了如作为弹劾证据使用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一系列排除规则的例外，以避免产生“事实上有罪的被告人逃脱制裁”的不利后果。

2006年，哈得孙案的判决宣告了“敲门并表明身份”之例外规则得到了认可，即执行法官在取得合法令状的前提下，未圆满履行“敲门并表明身份”义务的行为，不能作为所取得的用以反对犯罪人的证据被排除的理由。

在言词证据领域，米兰达规则也备受争议，虽然早在2002年的迪克逊一案中美国联邦法院就已经申明：米兰达规则是最高法院的一个宪法性判例，但关于“自愿性”这一问题的判断归属权却始终处于法院与国会的相互争夺状态。直到最高法院以7比2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一项司法意见，再次重申了迪克逊一案中确立的米兰达规则的宪法性质，才使长久的争论得到了平息。

二、中美的立法差异

1、总结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进路不难看出，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沿袭了一种由宪法到刑事诉讼法、由原则到规则的转变路径，在美国，排除规则的宪法性多由判例构成，多年来对其存废领域也争论不断，最终，美国最高法院以已通过的判例表明，排除规则本身并非宪法的要求，国会可以通过立法进行废止。因此，有学者认为，在美国针对非法获取之物证领域，排除规则的前景堪忧。

2、与美国不同，在我国，不论是“两个证据规定”，还是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都承认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保障人权方面的重要意义。而理论界也普遍承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重要的意义乃是在于体现了行使诉讼中的宪政价值，保障了行使程序的实施。因此，宪政基础性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会因为个案适用上的缺位或不当应用而丧失立法上的合理性，反而会随着“依法治国”理念在我国的深入和加强而日益稳固。

『贰』 比较2012年刑事诉讼法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的规定有什么不同

新刑诉法中关于逮捕条件的规定应该进一步细化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逮捕条件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当依法逮捕。
    新刑诉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逮捕条件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对比新旧两种对逮捕条件的规定，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1996年刑诉法对逮捕条件规定得比较笼统，新刑诉法的立法者力求将逮捕条件规定得详细，更便于操作，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不易操作的问题，如新刑诉法采取列举式的方式来规定逮捕的条件，尽量做到便于对照操作，但无论是“可能实施新的犯罪”还是“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或者是“企图自杀或者逃跑”，均为对犯罪嫌疑人主观的判断，是一种预期可能性，和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认定不同，是否可能发生，只能通过相关间接证据的分析来推断，判断者的认识主观性更强。
    因此，如何正确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可能”发生新刑诉法列举的逮捕条件，就对侦查监督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公安机关对这些主管判断逮捕必要性证据收集也是一个问题。例如：某甲盗窃一辆摩托车价值5000元，既无前科又非累犯，又无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行为，也无可能实施新的犯罪迹象，也没有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或者是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等证据，仅仅一次盗窃5000元属数额较大，有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总之不符合刑诉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是批准逮捕还是不批准逮捕，如果批准逮捕，显然属欠缺逮捕必要性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那么如果不逮捕，谁又能保证其不继续犯罪和打击报复呢？如果继续犯罪，谁又能承担起此责任呢？
    对此，笔者认为应该继续细化逮捕条件，使侦查监督部门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例如可以规定：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的；因防卫过当造成重大损害或者避险过当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犯罪后有悔罪表现并积极赔偿损失的；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犯罪后有悔罪表现且明显符合缓刑条件的；过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等为没有逮捕必要的情形。
    此外，还可以增加侦查机关提请前论证，提高审查针对性和准确性，也有助于防止对明显无逮捕必要的盲目报捕，从而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叁』 中国政法大学的刑事诉讼法专业好还是知识产权专业好二者师资和就业前景的比较如何

不管选哪个专业，你抄以后都会先面对司法考试。这两个专业对比的话，学知产法专业以后在大城市前景比较好一些，而且专做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人员现在国内也比较缺。读刑诉出来如果司法考试过了，可以选择做法官、检察官，但不建议做刑辩律师（风险过大）。请采纳！~

『肆』 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对比(表)

留地址，我给你发三大诉讼法比较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