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殿学律师
Ⅰ “反削20年前班主任”的男子出狱了吗
“反削20年前班主任”的男子于今日（6月19日）出狱了。
6月19日上午，红星新闻记者从“20年后学生当街殴打老师案”当事人常某尧父亲常先生处获悉，常某尧已经刑满释放。“准备在酒店换洗换洗然后回家。”常先生说，接下来的事情等安顿好再做打算。
随后，常某尧走出宾馆接受采访称，他意识到此前打老师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是不对的，希望以后做什么事情不要冲动，遇到事情多想一想。对于以后的打算，常某尧称，准备先回家看看奶奶，然后好好做生意，多赚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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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表示20年后打老师对于尊重老师的社会美德是一种挑战：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对此案背后的社会心理进行了分析。他表示，20年后打老师会给一般人的社会心理造成震撼，对于尊重老师的社会美德是一种挑战。
王殿学认为，判决书中所说的“情节恶劣”，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五项规定，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情节恶劣”。
“打人视频的传播是案情的关键。”王殿学表示，判决书中，张林曾对自己被学生殴打表示难堪，而视频的广泛传播加重了这点。“打老师是寻衅滋事行为，但如果没有网传，我觉得不一定能构成罪。”
Ⅱ “无证收购玉米案”,王力军非法经营罪，一审请了假律师，是怎么回事
根据公开的报道，王力军收购玉米案，一审的确是委托了假律师，不存在的律师，不存在的律师事务所，一审法院对律师身份的审查失职。
冒充律师，代理案件，收取费用，这是刑事诈骗案，当事人可以报案，并依法追究冒充者的刑事责任。也可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冒充者的法律责任，因为无代理资质，无代理权限，而冒充者本身代理的案件就是非法经营罪，这是极大的讽刺。
关于真假律师判断，法律工作者判断，简要回答如下：
律师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执业范围是全国，民商事刑事案件代理，可以在律师当地的省司法厅和省律师协会官网查询和核实。
法律工作者在法律服务所工作，执业范围是所在区县，只能代理民商事案件，不能代理刑事案件，也不能跨区跨县执业，更不能跨市跨省执业，可以在律师当地的省司法厅和省律师协会官网查询和核实。
附：
“无证收购玉米案”一审回溯： 查不到的律师和律所_新闻频道_东方头条
巴彦淖尔市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二所与临河区法院仅一条马路之隔，王力军在这里找了自己的一审辩护律师。（南方周末记者 滑璇/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02月16日《南方周末》）
现在回想起来，王力军只记得王润生说过：无意识犯罪。“他基本上就说了这5个字，花了5000块钱就买了这5个字。”
山东省司法厅官网查询结果显示，并无“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也无“王润生”律师。司法厅称，官网是实时更新的。
王润生回应称，律所为什么查不到，他不清楚；至于他本人的律师执业证，或许因为注册晚了，“把我漏报了，没有上网”。
2017年2月13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中级法院再审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案”。控辩双方均主张王力军无罪，法庭决定将择日宣判。
2016年4月15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王力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同年12月，最高法院以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发出再审指令。
再审现场坐满了前来旁听的人大代表和记者。王润生没出现。作为一审辩护人，他为王力军做有罪但罪轻的辩护。但此后，王润生连王力军的电话也找不到了。
在一审判决书中，王润生是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简称“青银所”）律师。此外，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巴彦淖尔市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二所（简称“二所”）主任、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在山东省司法厅官网查询，结果显示：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不存在；在山东省司法厅注册的律师中，也没人叫王润生。
执业时，律师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最大差异，就是后者不能以辩护人身份参与刑事案件。“无证收购玉米案”，是一起刑案。
王力军找到王润生是2016年春天，案子已由检察院移送法院。一直自信无证收购玉米“不算个事”的王力军，拿到开庭通知后，从临河区法院出来直奔二所。
与附近其他几家法律服务所相比，二所的位置最好，就在临河法院对面，只隔一条马路。墙上的公示栏显示，该所有十几名工作人员。王润生的名字在第一排第一个，职务为“主任”。
接待王力军的，是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交了100块咨询费，王力军被告知，如果认定非法经营罪，可能会被判三到五年，还有一至五倍罚金。听说可能要坐牢，王力军决定请个律师——二所主任王润生。
据二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所里接的案子以民事居多，刑事一年只有几件。王润生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收案有明确统一的收费标准：民事案件收取标的额的4%；刑事案件，公安、检察院、法院每阶段各5000元
。
刚借钱交完6000元违法所得、5000元保释金，5000元的律师费在王力军眼里不是个小数目。但陪他同去的女儿不肯省这笔钱。她在西安工作，是一本大学的毕业生。
王润生掏出律师执业证让父女俩看，两人随便一瞥，也没拿在手里细瞧。王润生的律师执业证显示，他是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
交了钱，双方签了刑事辩护委托书，但这份协议王润生似乎没给王力军留底。“我把所有跟案子有关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但都没有这份协议。”王力军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一叠诉讼文件，其中就有与两名再审律师签
订的委托代理协议。
南方周末记者从其他渠道了解到，王力军与王润生的刑事辩护委托书上不仅有二人签名，而且按着王力军的手印，加盖了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的公章。
依照刑事案件程序，律师出庭前要向法院提交三样东西：与当事人签订的刑事辩护委托书、律师执业证、律所出具的刑事辩护出庭函。
王润生提交的刑事辩护出庭函内，抬头为临河区法院，落款为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并加盖公章，右上角还有“【青银刑字第201600293】”字样。
到法院调卷后，王润生很快有了判断：“我第一反应是，整个案子的侦查情况比较模糊，21万的非法经营数额不太清楚。别的没有疑点。”
在王润生看来，这样的案子并不复杂，侦查机关早把各种证据准备好了，非常清晰，自己不用再去调查取证。他甚至在开庭前就预测出了一审结果。因为王力军收购的玉米都卖给了粮库、淀粉厂等正规销售渠道，“
没有卖到黑道上”，非法经营数额虽然高达21万，但实际获利只有6000元，“所以我预计他能判缓刑”。
王力军从王润生处也曾得到同样的信息：你这个罪名应该能认定，我不可能承诺给你辩得无罪，只能给你争取缓刑。
根据临河区法院笔录，2016年4月5日一个多小时的一审庭审中，辩护人王润生的话很少。他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无异议，法庭调查时无发问，对公诉人出示的十多组证据无异议，辩方也无证据出示。
质证时，公诉人提到临河区粮食局、临河区工商分局开具的王力军无经营资质证明时，王力军忍不住说道：“我没有办证资格，只有固定场所才给办证。”辩护人王润生依然无异议。
法庭辩论阶段，辩护人王润生说得也不多。他说：“被告人是无意中触犯了刑法，不是故意犯罪，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有自首情节，收购的玉米都卖给了正规渠道，获利数额较小，请求法院从轻判处。”
当被问到有无新的辩论意见时，辩护人王润生又说：“王力军无意识犯罪，希望法庭从轻处罚。”
现在回想起来，王力军只记得王润生说过：无意识犯罪。“他基本上就说了这5个字，花了5000块钱就买了这5个字。”
“无证收购玉米案”曝光后，引起舆论强烈关注，尤其是质疑粮食收购资格审批和市场经济下的管制。
2017年2月13日的再审，是另一种场面。辩护人是从北京来的律师王殿学、张雪峰，两人自愿为王力军提供法律援助。律师对检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提出多次质疑。比如，王力军亲戚杨某认为王的行为属于犯罪的
证言，律师认为这与本案无关。
“无证收购玉米案”一审回溯： 查不到的律师和律所
2017-02-16 10:19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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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根据的是《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而该条例在2016年2月进行了修订，不再要求农民个人必须取得粮食收购资格。”王殿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7年2月11日，南方周末记者在二所的办公室里与王润生进行了一番对话。当记者提到一审开庭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已修订时，王润生反问：那是判决以后的事情了吧？
“修订是在开庭前两个月，你当初想过从这个角度给王力军辩护吗？”
“我想过，我也说过。法官不采纳。”
“别人收粮食咋没事，别人大部分都有证，或者挂靠在某一个有粮食经营许可证的公司。”王润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法律上来说我不能做无罪辩护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在那放着呢，还有法律规定，所以
我只能做罪轻辩护。就这么简单。最后给他判了缓刑。”
一审时，王力军的一切诉求就是不进监狱，让他能够回家种地。王润生说，王力军对缓刑的结果很满意，没有上诉。但最高法院经过审查后，指令再审。王殿学认为，最高法院主动要求再审的情况十分罕见。
王力军说：现在才知道我这就不应该判有罪。要是早知道，我就上诉了。
王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青岛人，青岛大学法律系毕业；在青岛的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148法律服务二所两头兼职。据他介绍，青银所有十几名律师。
中国裁判文书网共收录“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参与代理、辩护的12件案件，其中，内蒙古9件、甘肃2件、福建1件，裁判起止时间为2015年11月至2016年12月。
上述青银所参与的案件，全部由王润生、陈正勃代理。裁判文书网上查不到该所其他律师代理的案件。
王润生以青银所律师身份出现了9次，某交通肇事案为刑事案件，其他皆为民事案件。陈正勃以青银所律师身份出现了3次。
王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二所十几名工作人员中，有三名律师，除了自己，还有王飞、邬瑞。巧合的是，二所也有一名工作人员叫做陈正勃。南方周末记者询问陈正勃是否也为青银所律师，王润生给予了肯定的答
复。
律师执业证显示，2015年5月18日山东省司法厅向王润生发证。据他介绍，2001年他从山东到内蒙，一直在做律师的行当，2002年取得律师资格。
南方周末记者在山东省司法厅官网“山东省司法行政网”上查询，结果显示并无“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
记者再分别输入王润生的姓名、律师执业证号、法律执业资格或律师资格证号，均显示“暂无符合条件的数据”。陈正勃的信息同样查不到。
但若换成其他山东律师，只需输入姓名、证件号等任一项，即可显示结果。即便是2016年因故未通过年检的律师，也能查到相关信息。
内蒙古司法厅官网也查不到王润生与陈正勃两名律师。
对此，王润生回应称，律所为什么查不到，他不清楚。至于他本人的律师执业证，或许因为2016年回山东注册时因事耽搁了，“原本应该5月注册，我7月才去，已经注册完了。可能因为这个把我漏报了，没有上网。
”
王润生还说，“他（陈正勃）估计现在也查不到，他和我一块去注册的，也是注册晚的。注册得晚，估计系统就不报了。”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山东高院的关系向山东省司法厅查询，得到的结果也是，没有“山东青银律师事务所”，没有律师王润生、陈正勃。记者又通过青岛市司法局的内部渠道查询显示，查不到青银所。
对于是否存在系统登记疏漏的情况，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人向山东省律师协会考核监督部咨询，答复是：不可能。只要他拿了执业证，司法行政网上肯定就有他的登记。
山东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资质管理科给南方周末记者的答复是：山东省司法行政网是实时更新的，如果在这个网上查不到，那就可能没有这个人。
该查询系统还提示，2009年全国统一换发律师证后，执业证号以“137”号段开头；此前的“150”号段执业证号不作为律师身份的证明，致电才可查询。王润生的执业证号为“137”号段。
一名知情人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法院的工作人员曾告诉他，网上查不到青银所，“但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人把它当事”。
二所与临河法院不过几十米远。王润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与“无证收购玉米案”一审的两名法官都相识，“有时候他们法院印不了东西，偶尔过来印印东西”。
2016年7月，“无证收购玉米案”经媒体报道引发全国热议。王润生当时还很纳闷：咋就传出去了？他为此问过法官，法官说，案子被法院当做典型案例上网做了宣传。“后来又再审，我感觉他（法官）这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裁判文书网显示，王润生还以巴彦淖尔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二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身份，在内蒙古代理民事、行政案件33件，判决起止时间为2013年11月至2016年12月。
从时间上看，王润生交互使用着律师、法律工作者两个身份。
对于专职律师是否可以在法律服务所任职，上述山东省司法厅及律协两机构的答复一致：不行。“专职就是这个意思，要不怎么叫专职律师呢？”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简称“法工”）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萌芽、80年代发展起来的职业。彼时，中国的律师制度尚不完善，律师奇缺，为了填补农村、城镇的法律服务空白，一支特殊的法律人队伍建立起来。
“他们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巴彦淖尔市司法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法工都是退休的公检法人员，而最近十几年，过司法考试的做律师去了，有些岁数大的干不动了，巴彦淖尔的法工只出不进越来
越少，现在还有一百多人。
没有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法工，多在基层法律服务所、乡镇法律服务所或司法所执业，手里拿的是《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据上述工作人员介绍，与律师相比，法工执业受到三大限制：只能接当地人的案子，“好比你是临河的法律工作者，当事人必须也是临河的”；报酬标准参照司法部针对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规则，与律师收费完全不同
；不能从事刑事辩护。
然而，三条老规矩，有两条早已被时代淘汰。比如，法工的收费标准已突破司法部的硬性规定，“不然连调查取证、开庭的车马费都不够”；实际接案时，也会有人打破地域方面的限制，基本没什么人会管。
唯一剩下的，便是不能为刑事被告人辩护。上述工作人员说：这是一刀切，绝对不允许，只有律师才能接刑案。
尽管如此，南方周末记者还是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到了两份刑事判决书，陕西丹凤县、贵州黎平县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分别成为故意伤害案、危险驾驶案中被告人的辩护人。
会不会是当地律师稀缺由法工顶上？上述工作人员解释，如果某个地方律师特别稀缺，国家会调配一部分律师去进行法律援助。这样的事，巴彦淖尔就有过，从市区临河调律师到相对偏远的乌拉特中旗接案。
在临河法院旁边、二所斜对面，还有另外几家法律服务所。一个房间里，一名四五十岁的女性法工正为来访者解答与离婚相关的问题。她的名片上印着“法律本科”及资格证号。
当南方周末记者询问，这是什么资格证号时，她说，“就是我们工作用的证”。那是律师？“不是，我们和律师的区别就是不能代理刑事案件。”至于是否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等，她只字未提。
在许多法律专业人士眼中，法工的地位非常尴尬，“只能吃律师吃剩下的”。尤其在城市，提到法律、打官司，大家第一想到的都是律师。
“大概90%的人不知道还有法律工作者这么个职业，”上述巴彦淖尔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说，他们硕果仅存的服务市场，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乡镇等地区。
因为“无证收购玉米案”，众多媒体赶来采访王润生。“记者来都是先找我，再找他（王力军）”。不过，他曾拒绝了内蒙古电视台的采访；当一名报社记者希望与他合影时，他同样婉拒，“我不想出名，我就是平
民老百姓出什么名？我就想平凡地生活。”
（南方周末实习生席莉莉对本文亦有贡献）
Ⅲ 判刑了还可以翻案不
当然可以翻案，案件审结后，无论是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只要有证据证明系冤假错案，都可以向上级法院或检察院申请启动司法审判监督程度，要求再审。准确地说，这个程序不叫翻案，这是案子走到生效判决后的一个处置方法，法律术语叫申诉。
只要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以前的判决的依据是错误的，那么申诉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很大（申诉成功的表现形式或无罪，或减刑）。与二审终审制度不同，再审是一种审判监督的机制一般来说，三大类案件的审判，如果确系冤假错案，那么当事人都有权主张自己合法权益。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五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二百五十二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第二百五十三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
（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3)王殿学律师扩展阅读：
冤假错案翻案案例：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改判聂树斌无罪。法槌落下，沉冤21年的聂树斌终于得到昭雪。在庄严的法庭上，72岁的聂母张焕枝泣不成声。
“我等这个无罪判决等太久了，我很满意这个结果，可我儿子再也回不来了，我很想他。”张焕枝说。21年来，为了给儿子讨回清白，她四处奔波碰壁，但始终没有放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司法系统依法纠正包括聂树斌案在内的重大冤假错案34件，涉及54名当事人，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迟到的无罪判决，虽饱含辛酸，但令人欣慰。
“我们看到了国家纠正冤假错案的决心和司法改革的成效，希望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说。
如何建立起依法纠正和从严防范冤假错案的诉讼制度和工作机制，让正义不再迟到，已经成为司法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一项重大课题。
Ⅳ 张志超申请780万国家赔偿具体是怎么回事
6月1日，记者从张志超案代理律师、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李逊处获悉，6月1日下午，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律师袁枫、陈曦为张志超向山东临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递交国家赔偿申请，请求申请国家赔偿总计788.9万。李逊告诉记者，张志超申请的国家赔偿，其中包括人身自由赔偿金188.9万元 和精神损害赔偿金600万元。
对于申请788万余元国家赔偿，张志超对界面新闻称，虽然看上去是一笔巨款，但他相信没有人愿意用15年的青春去交换。据张志超介绍，由于在监狱期间长期劳作，做缝纫机活，导致他颈椎、腰椎变形，出狱之后曾晕倒过两次，目前仍在进行药物治疗。
(4)王殿学律师扩展阅读：
张志超回顾
2005年1月10日清晨，山东省临沭县第二中学一名女生在校突然失踪。一个月后，该女生的尸体在学校一男生洗刷间被发现。经临沭县公安局侦查，认定该校时年不满16岁的高一学生张志超强奸杀人。2006年3月，张志超以强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张志超的同学王广超因犯包庇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张志超在服刑期间一直坚称自己无罪。申诉被屡次驳回后，2017年11月16日，最高法经审查作出再审决定，认定被告人张某超强奸致人死亡、另一被告人王某超对其包庇的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再审。
张志超案再审的代理律师王殿学此前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最高法作出再审决定的关键，在于此案存在诸多疑点。该案不仅物证稀缺、口供矛盾，证据上也有种种漏洞，且在侦查阶段，张志超是在遭遇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有罪供述。
经过六次延期之后，2019年12月5日，张志超涉奸杀案再审一案在淄博市中院开庭审理。公诉方山东省检察院在庭审中称，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山东高院依法改判张志超无罪。
2020年1月1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淄博市中院对张志超案再审宣判，撤销此前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决张志超、王广超无罪。
Ⅳ ,兄弟之间的诈骗案拆了以后还可以翻案吗
当然可以翻案，案件审结后，无论是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只要有证据证明系冤假错案，都可以向上级法院或检察院申请启动司法审判监督程度，要求再审。准确地说，这个程序不叫翻案，这是案子走到生效判决后的一个处置方法，法律术语叫申诉。
只要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以前的判决的依据是错误的，那么申诉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很大（申诉成功的表现形式或无罪，或减刑）。与二审终审制度不同，再审是一种审判监督的机制一般来说，三大类案件的审判，如果确系冤假错案，那么当事人都有权主张自己合法权益。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五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二百五十二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第二百五十三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
（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5)王殿学律师扩展阅读：
冤假错案翻案案例：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改判聂树斌无罪。法槌落下，沉冤21年的聂树斌终于得到昭雪。在庄严的法庭上，72岁的聂母张焕枝泣不成声。
“我等这个无罪判决等太久了，我很满意这个结果，可我儿子再也回不来了，我很想他。”张焕枝说。21年来，为了给儿子讨回清白，她四处奔波碰壁，但始终没有放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司法系统依法纠正包括聂树斌案在内的重大冤假错案34件，涉及54名当事人，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迟到的无罪判决，虽饱含辛酸，但令人欣慰。
“我们看到了国家纠正冤假错案的决心和司法改革的成效，希望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说。
如何建立起依法纠正和从严防范冤假错案的诉讼制度和工作机制，让正义不再迟到，已经成为司法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一项重大课题。
Ⅵ 提起37亿国家赔偿，这"黑老大"要干啥
5月22日消息，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袁诚家、谢艳敏向辽宁省公安厅申请国家赔偿37.3亿元案又有新进展，5月19日，代理律师向媒体证实，辽宁省公安厅在5月18日发出了受理通知书。袁成家、谢艳敏凭什么向辽宁省公安厅提出如此巨额的国家赔偿？有什么依据？袁诚家 袁诚家曾先后担任过本溪市政协委员和鞍山市人大代表，2014年1月24日袁诚家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6项罪名，被营口中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他的妻子谢艳敏也获刑3年5个月。法院还判决追缴、没收该组织聚敛的财物及其收益，包括20多家企业，企业账户内的存款和企业车辆30台。2015年11月24日，辽宁高院终审维持袁诚家等人的量刑，同时判决对袁诚家被查扣的部分财产予以返还。袁诚家的代理律师王殿学告诉记者，袁诚家、谢艳敏申请国家赔偿的依据就是法院的判决。一审法院营口中院还有二审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袁诚家的个人财产、投资款还有17家企业，不属于跟黑社会相关的财产，应该予以返还。返还资产也是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赔偿的一种形式，国家赔偿法规定，违法的查封、扣押、冻结是应该予以赔偿的。王殿学说，申请人已经收到了辽宁省公安厅发出的“辽公赔受字[2017]001号”国家赔偿申请受理通知书。“5月15日去辽宁省公安厅递交的国家赔偿申请，5月18日辽宁省公安厅通知已经正式立案，5月19日我们拿到了正式立案的通知。”辽宁高院判决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袁诚家的17家企业及其企业账户资金等，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及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关联性，将这些企业及企业账户资金、车辆及冻结资金、其他资金部分予以追缴、没收不当，判决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依法返还。判决还认为应返还袁诚家家人名下，以及非企业名下的财物返还入股银行股金，返还袁诚家2003年黑社会组织成立前已经拥有的2000万元资产等。袁诚家夫妇凭什么提出37.3亿的国家赔偿申请，另一位代理律师张雪峰说，包括四部分内容。辽宁省公安厅查封、扣押、冻结5.3亿元现金，现已返还3亿多，未返还的有1.5亿；第二部分是辽宁省公安厅非法处置的17家企业，及其于2010年11月至2017年5月期间正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26亿元；第三部分是袁诚家投资银行筹集款2.8亿元及其0.97亿元的收益；第四部分是辽宁省公安厅在侦查阶段非法查封、扣押、冻结的袁诚家整个家庭的手表、金条、书画、工艺品、玉摆件、茅台酒等物品。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发布，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意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意见，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可见，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已经被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在推进。针对近年来对民营企业家违法采取强制措施，对民营企业的资产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法的《意见》要求一定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超越法定的范围、法定的对象、法定的程序查封、扣押、冻结；要求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同时遵循责任自负原则。最高法研究室主任颜茂昆指出，个人违法的，不能牵连企业；企业违法的，不能牵连个人财产，处理违法所得也不能牵连合法财产。个人违法的不能牵连家庭成员的合法财产。总之，不能牵连无关者，不能株连无辜者。《意见》要求，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刑事犯罪处理。颜茂昆指出，对于法律界限不明、罪与非罪不清的，司法机关应该严格遵循罪行法定原则、疑罪从无原则，对这种行为依法宣告无罪，坚决防止造成冤错案件。针对产权保护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最高检的《意见》突出了打击的重点。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万春指出，《意见》明确要求依法从严惩处发生在国企国资改革、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过程中导致国有、集体资产严重流失的职务犯罪，依法从严惩处以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商业贿赂、虚假诉讼、强迫交易等不法手段破坏市场公平营商环境，侵犯各类主体财产权的犯罪，突出打击链条式、产业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等。
Ⅶ 为何于欢“不存在防卫紧迫性”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民警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Ⅷ 张志超申请780万国家赔偿是真的吗
张志超申请780万国家赔偿是真的。今年两会被写入“两高”报告的张志超今天正式申请国家赔偿，金额为788.9万余元。他的国家赔偿申请书已于今天下午递交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他提出的788万余元国家赔偿申请，包括5449天的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889440.75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600万元。他的代理律师袁枫对记者说，张志超还请求原办案机关通过《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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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经过：
2005年1月10日清晨，山东省临沭县第二中学一名女生在校突然失踪。一个月后，该女生的尸体在学校一男生洗刷间被发现。经临沭县公安局侦查，认定该校时年不满16岁的高一学生张志超强奸杀人。2006年3月，张志超以强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张志超的同学王广超因犯包庇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张志超在服刑期间一直坚称自己无罪。申诉被屡次驳回后，2017年11月16日，最高法经审查作出再审决定，认定被告人张某超强奸致人死亡、另一被告人王某超对其包庇的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再审。
张志超案再审的代理律师王殿学此前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最高法做出再审决定的关键，在于此案存在诸多疑点。该案不仅物证稀缺、口供矛盾，证据上也有种种漏洞，且在侦查阶段，张志超是在遭遇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有罪供述。
经过六次延期之后，2019年12月5日，张志超涉奸杀案再审一案在淄博市中院开庭审理。公诉方山东省检察院在庭审中称，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山东高院依法改判张志超无罪。
Ⅸ 于欢刺杀辱母者时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2016年4月14日，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苏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 。
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连同一名职工，被带到公司接待室限制人身自由，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了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
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露出下体，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让于欢的姑妈于秀荣报警。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情绪崩溃，站起来试图冲到屋外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时就医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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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的观点看，于欢刺杀催债人的确触犯了法律。毕竟在现代社会，用暴力剥夺他人生命属于政治不正确的行为。然而，于欢这种“政治不正确”，却被社会大众高度认同。因为在大众潜意识里，除了“政治正确”，还有一种“自然正确”。
从本质上而言，于欢的行为属于血亲复仇。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氏族。对于所有氏族成员来说，他们彼此之间不仅是共同生活、战斗的伙伴，同时也是血脉相连的亲人。
所以某一氏族成员受外敌侵害时，其他氏族成员都有义务为他复仇。所以从原始时期起，为血亲复仇便成了一种天然的“正确”，并且这种“正确”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进入文明社会后，虽然国家机器初具雏形，法律刚刚被建立，然而血亲复仇在某种程度上仍被国家和社会所默许。在极为重视家庭伦理的中国，血亲复仇更是被高度认同。
子夏曾问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简单翻译过来就是，父母之仇，不同戴天，必须要和仇人干到底。
在这种复仇精神的感召下，使得中国血亲复仇的案例数不胜数。对于这些复仇者的行为，中国人大多持赞赏的态度。
西方法律体系逐渐取代中华传统法律。失去了宗法体制、儒家思想保护的血亲复仇，从此时起才真正变得“政治上不正确”。但即便如此，作为“自然正确”的血亲复仇却仍然保持有强大的惯性，并且一直持续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