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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朝的中央机构特点并分析作用

唐朝实行三来省六部制。三源省包括中书省(传承皇帝诏令、草拟诏书)、门下省(审核驳正后交皇帝批准)、尚书省(接受皇帝诏令、负责执行);尚书省之下设六部,包括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这一结构体现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集权性质：中央集权，分工明确，相互协调
三省六部制代表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完善。

② 唐朝盛世是怎么个兴盛法

唐朝著名大诗人杜甫在诗歌《忆昔》中描绘了开元盛世景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从诗歌中可以一窥开元时期的富足和兴盛景象。
唐朝时，农业有较大的发展，主要是：
1、唐朝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改进了犁的构造，制造了曲辕犁，并创造了
新型灌溉工具筒车。
2、大面积兴修水利。黄河、长江流域等开凿一系列灌溉渠，并修旧渠和
河堰。
3、开劈大量荒田。劳动人民创造大量财富，唐政府每年向农民征收大量
的粮食和布帛。人口大大增加，玄宗时的户数是唐太宗时的近3倍。

唐朝的手工业也有比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丝织业：定州、益州、扬州都以织造特种花纹的绫锦闻名。品种多样，
有一种花鸟纹锦，以五彩大团花为中心，周围绕以飞鸟. 散花，绚丽动人，
反映了唐朝高超织锦技术。
2、陶瓷业：邢州白瓷象银象雪，越州青瓷象玉象冰。 还创造了著名的
“唐三彩”，在白地陶胎上，刷上无色釉，再用黄、绿、青三色加以装
饰，色彩鲜丽，造型美观。
3、造纸业：宣州、益州的纸，都十分有名。

唐朝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在
那里，有来自各国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人，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城市。
唐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那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
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亲密，唐朝疆域空前广大。唐朝时，北方先
后有突厥，回纥民族，东北有秣褐民族。唐朝在北部边境先后建立了都护
府和都督府。西南有南诏和吐蕃；南诏为彝族和白族的祖先，曾接受唐朝
云南王的封号；吐蕃为藏族的祖先，与唐几次通婚，保持“和同为一家”
的亲密关系。那时，边疆各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唐朝时候，中国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对外交通比过去发达，唐
和亚洲、欧洲等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唐朝和朝鲜半岛的
新罗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唐和日本关系更加密切，唐文化对日本影响甚
大，从政治制度到生活习俗，日本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唐朝和印度半
岛有频繁的通使往来，玄奘西游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佳话。唐朝和西亚的
波斯、大食也有通好关系，中国陶瓷等源源不断运往该地，西亚的物品也
输入到中国。

③ 唐朝的政治制度

唐朝政治制度不仅为唐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而且对唐以后各朝的政治制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唐朝政治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唐朝最终结束了家国一体和贵族门阀政治的国家体制，开启了皇帝—官僚政治体制。

秦汉以来皇帝也要依靠官僚来进行统治，但是在中央政府中，皇家事务和国家事务还没有分开。汉代九卿中，太常、光禄、卫尉、太仆等寺都是掌管皇帝或皇家事务的。国家还保持了古老的家国不分、家国一体的传统。皇权本身，也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阶层。西汉初年是功臣集团，西汉末年是外戚，再后就是世家大族和士族门阀。皇帝总是要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让他们担任宰相和高级官吏。西汉初年，以功臣列侯为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布衣公孙弘为相。刘秀依靠豪强大族建立东汉后，虽然还可以不用功臣，但度田也实行不起来。此后，随着豪强大族势力越来越大，他们世代担任中央高官和地方佐官，并且把持察举。但是这些都还没有形成制度。直到魏晋之际，世家大族利用九品中正制才完成了门阀制度，并在东晋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除了让世家大族世代担任高官，皇帝也总是要和当时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豪强大族或贵族联姻，以加强皇权和地们的联系。皇后废立也就成了一件重要的国家大事。

这些情况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江南士族、山东士族和关陇贵族先后开始衰落，从隋朝开始，到唐朝初年全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隋文帝开皇初年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取消九品中正制，地方佐官改由中央仼免；二是府兵制实行君主直辖化即禁卫军化，征召扩大化即兵农合一化。前者抽去了山东士族最后赖以苟延残喘的依靠，后者则挖了关陇贵族存在的基础。隋炀帝进一步取消了关陇贵族的特权。门阀政治终于在隋朝结束。

从政治体制来看,中书省和门下省发展到南北朝，中书草诏敕，门下审署下达，已逐步形成制度。但两省仍在禁中，因此这些做法，仍然可以看作是皇帝个人行为的延伸。在这个时期，作为宰相机构的尚书省已经是一个严密的政权机关，但是中书省和门下省在性质上仍然是皇帝的秘书、咨询和侍从机构，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决策、发令和政务处理系统。

中书省、门下省要和尚书省一样都成为国家政权机关，需要几个前提：第一、三省中各省必须是有长官负责，有下级属官的严密的机构，而不是一个高级官员各司其职，与中下级官员在工作上没有严格的上下级隶属关系的松散系统。第二、三省中各省必须是单纯的政权机关，而不是皇帝的个人附属机构。第三、在政务处理上，三省有明确的分工和紧密的联系，是一个按照一定程序运行、相互之间有着依存关系的有机整体。在这样的前提下，以下几方面的发展依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是原来宰相机关尚书省职掌和权力的分化。尚书上省的决策权转移到中书省和门下省，下省的行政权保留下来，尚书省向职能化方向发展。这个过程在南朝的梁、陈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是皇帝权力的分化。隋文帝令中书令与侍中知政事，使中书令和侍中摆脱了皇帝秘书、侍从的身份，从禁中走了出来，成为政事的参与者。以郡县佐官由中央任免为起点，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尚书省六部的工作内容随之发生了变化，工作量大为增加。由于政务的决定、审议和批准尚未形成一种分层负责，各有权限，并按一定程序运行的制度，隋文帝时大事小事，甚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也要向皇帝奏报。隋炀帝把司进御的五局移出门下省，在门下省设立给事郎，“审读奏案”。这样以分层决策为特征的政务运行模式终于完成，而门下省也终于摆脱了皇帝侍从、秘书和顾问机关的性质，成为在外廷独立处理政务的国家政权机关。尽管它所处理的政务过去在禁中也曾处里过，但并未制度化，而且是以皇帝秘书、顾问的身份去协助皇帝个人处理这些政事的。而现在则是以国家政权机关官员的身份，作为政务运行中的一个程序，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去处理有关政务。这样，在隋文帝和隋炀帝时期，中书省、门下省摆脱了皇帝秘书咨询机关的性质，从内廷走了出来。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一起，并列为国家政权机关。皇帝则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关于皇帝在国家中地位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西汉初年，天下是皇帝的天下，从观念上来说，还是朕即国家。而从北齐到隋，则形成了“以一人主天下，而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样的观念。皇帝和国家不再划等号，皇帝是国家的最高主持者。而“朝廷”不像秦那样，最初只是宫殿的别称，也不像西汉初年那样，往往作为皇帝的同意语，而是作为国家或政府的同意词更加普遍地加以使用。“国家”在唐朝前期还如同“朝廷”在西汉那样偶或用之，到唐朝后期也普遍使用了，并且被赋予更广泛的意义。

隋代还确立了尚书省的最高行政机关的地位。寺监也不再是国家行政机关，而成为掌管各种事务，包括皇帝和皇家事务的机关。

这样，隋朝就最后完成了国家政务与皇家事务的分离。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已经摆脱了家国一体、贵族政治、门阀政治等早期形态。但直到唐朝初年，前一时期的残余和影响仍然存在，直到唐高宗废王立武才基本告一段落。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件事不仅标志着关陇贵族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和门阀贵族政治残余的最后扫除，也是从南北朝开始的、隋代基本实现的国家体制从皇帝贵族体制到皇帝官僚体制过渡的最后完成。

二、唐朝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后代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模式。

隋和唐初所确立的体制及其它相关制度虽然具有很大的开创性，开启了此后一千多年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诸如各级政府都由官吏负责运转，官吏按才学标准并通过考试由中央任免等。但它仍然具有很大的过渡性。这是因为，隋和唐初的制度和法令都是建立在经济不很发达，小农占居多数的基础之上的，职掌固定，少有弹性。尚书各部也是据令式以掌政令，行政事务的处理以唐初制定的令式为依据。这样，就不能适应急速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有些需要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的问题没有部门过问，因为各行政部门均无此职掌；也没有法令可循，因为法令制定时还没有这些情况。如果说，隋朝是以地方事务向中央集中为契机，初步完成了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的变革；那么，唐朝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政务和事务的不断增加，推动了政治体制的不断革新。

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政府机构在按职能分工的基础上，不断加以调整。政府机构按职能分工，不论是尚书、门下、中书三省，还是尚书省六部和寺监，都是如此。这是南北朝以来不断变革的总结。而在此基础上的不断调整，不论是对原有机构的微调，还是从临时差遣到固定使职，到逐步形成军事的、财政的和其它使职系统，则是根据现实情况的不断变化，对原有制度的修改和补充。使职和使职系统为政治制度的不断调整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形式，并使一些制度增加了弹性，更能适应日益加快的社会变化。唐朝后期的三司使，北宋枢密使、三司和监司的发展变化，都显出了它的生命力。

唐朝初年运用制度和法律来保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及由令式所规定的政务处理的高度程式化，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是很突出的。各种制度和令式，规范了各级政府的组织机构和职掌，明确规定了官员组成及其职责范围；规定了公文处理的程序和程限，使政务的处理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程序；四等官制按政务处理程序把官吏分为长官、通判官、判官和主典，明确了各级官吏在公文处理过程中的地位和责任。律令和各种制度，包括勾检制度、监察制度、谏议制度、考课制度，规定了各种监督百官执行的制度。对官吏失职、违法乱纪、贪赃枉法，也从法律上规定了具体的处分办法。这些做法基本上为以后各朝所承袭。

三、唐朝各级官吏的任用都必须经过考试，官僚形态呈现出新的特征。

在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成为国家机关的同时，科举制在隋炀帝时也从古老的察举制中脱颖而出。北朝的强调军功，南朝的重视文才，都是和门第相对立的。才学的标准虽然已在实际中运用，但在选举制度上并没有完全否定门第。隋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最终从制度上结束了按门第选官的做法。科举制是不论门第的。门荫虽然也是给予高级官吏的一种政治特权，但其标准是当朝的官品，也与传统意义上的门第无关。而且不论是门荫、杂色入流（包括流外入流、勋官、品子等）或科举入仕，都需要经过出身考试和入仕考试。科举制的建立，以及不论何种出身均需经过考试、考试合格方能做官的机制，使中国古代官僚形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唐朝在选举制度上强调才学的标准。但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的需要和人才的实际情况，都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即使在人才辈出的武则天时期和开元天宝时期，对于一般人才和具有特别才能的所谓优异之士，也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既保证了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又保证了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

随着科举出身者在官员中、特别是高级官员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且因科举及第者多为馆学生徒，于是官员的思想修养和地方工作经验越来越受到重视。职在亲民的刺史、县令被认为是治理之本。是否担任过县令、刺史，有没有地方政务实践，逐步成为选拔三省、御史台高级官员的先决条件，即所谓“凡官不历州县者不拟台省”。

四、唐代政治制度一直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而调整，体现出较强的自我完善的机能。

贞观初唐太宗说过，“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 ]。这虽然是有关政事的处理原则，但制度的调整也是政事的重要内容。因此，唐太宗的这段话为政治制度的及时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对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在唐朝被看作是很正常的事。而“变通”二字也往往成为制度调整时的依据。这样在制度的调整和革新上，唐朝前期在思想上的阻力要比其它朝代，特别是唐以后的朝代小得多。

唐朝前期除了通过制敕对制度进行及时的调整，还对规定各种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令、式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修订。由于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唐初所制定的律令格式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需要，而随时发布的制敕则因其灵活性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终于超越了唐初由令式来规定各种制度的律令体系，制敕取代律令在法律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原来的格是用来“编录当时制敕，永为法则，以为故事”的，是律令格式法令体系中的一种，随着制敕在法律体系地位的变化，格便很自然的用来编录这些制敕，成为主要的适应形势变化的法令形式，律令不再修订，新格应运而生，格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元以后，格也不能适应日益加快的社会变化，格后所颁布的制敕往往与格发生矛盾，于是又出现了格后常行敕和格后敕，制敕实际上成为日常行用的法律文书。而唐朝也找到了制度调整和归整的良好手段。政治制度的及时调整，是政治活力的表现。唐代社会之所以能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政治制度的高度自我完善机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五、在政治制度的运行中，呈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唐律》中的许多规定是具有灵活性的，一些在原则上一般禁止的行为，在特定条件下又成了必须的做法。对于律令不便于时者，在《唐律》中也规定了进行修改的程序。选举制度中，贡举有常科和制科，以常举选拔平常之士，以制举选拔卓越之士。开元时适应参选人员的不断增加，设立了循资格，但同时也设立了科目选。以循资格选拔一般的官吏，以科目选拔擢杰出的人才。而在对待逃户问题的处理上，不论是武则天末年，还是玄宗开元年间，都采取了变通的做法以保证户令继续实行。

④ 宋朝唐朝和明朝对强奸案的判定。比如男强奸女要判什么罪

唐律，通奸的男女复双方各判制刑一年半，如果是有丈夫的妇女要判刑两年。强奸的罪犯要罪加一等。
唐朝徒刑分为五等，从一年半到三年，每加一等就加半年，所以强奸罪要比通奸罪多加半年，即判刑两年。
唐律的强奸罪有两个加重处罚的情形：一是强奸亲属的要加重处罚，最重者可处以绞刑；二是奴隶强奸主人的要处以绞刑或斩刑。
媒奸就是经人撮合而通奸，像《水浒传》中的王婆，把潘金莲介绍给西门庆后两人开始私通。按照唐律的规定，犯媒奸罪的，男女双方各判刑一年。

宋律如唐律。

明律里对强奸者处以绞刑。
《大明律》
【犯奸】
凡和奸、杖八十。有夫、杖九十。刁奸、杖一百。
○强奸者、绞。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奸亐幼女十二岁以下者、虽和、同强论。
○其和奸刁奸者、男女同罪。奸生男女、责付奸夫收养。奸妇、从夫嫁卖。其夫愿留者听。若嫁卖与奸夫者、奸夫、本夫、各杖八十。妇人离异归宗、财物入官。
○强奸者、妇女不坐。
○若媒合容止通奸者、各减犯人罪一等。私和奸事者、减二等。
○其非奸所捕获、及指奸者、勿论。若奸妇有孕、罪坐本妇。

⑤ {急求}唐朝管制!

唐朝中央官制

唐代的官制基本是沿袭隋制。《新唐书·百官志》云：“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

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体制，在唐高祖武德时期就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皇帝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操有对一切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法律和法令都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皇帝有权修改法律和法令，并可以不受法律和法令的约束。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职官体系。在中枢机构中，制令机关、封驳审议机关与行政事务机关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政务机关和事务机关的职责是很分明的，监察机构也很完备。此外，还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品阶勋爵制度。《新唐书·百官志》说：

其辩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核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

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唐代的职官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使职差遣”逐渐侵夺了原来职官的权力，新出现的一些使职，使得原来的一套官僚体系发生了紊乱。他们占据了中央与地方的大部分权力。当时的局面，正如李肇《唐国史补》所说的“为使则重，为官则轻”。这种现象对宋代官制也有一定的影响。唐代的中央官制大致有以下几个系统：

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政事堂

唐代初年，以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门下侍中、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共议国政，都是宰相。宰相是辅佐皇帝总领天下大政的官员。《新唐书·百官志》说：“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后来，因为唐太宗即位前虽曾任过尚书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便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门下侍中、中书令号称宰相。据《册府元龟·宰相总序》说，自隋代以来，就有“或以他官参掌机事及专掌朝政者，并为辅弼”。唐代也因宰相品位尊崇，人主不肯轻易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并假借他官之称。如唐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称“参议得失”，或称“参知政事”等等，名称不一，都是宰相之职。《旧唐书·李靖传》载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书令（《百官志》作仆射）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其言辞极为恳切，唐太宗为之感动，说：朕观古往今来，身居富贵，能知足者甚少。纵然才能不堪，身患疾病，犹自强居职位。公能识大体，精神诚可嘉。于是，太宗除下优诏，令其在家调养外，又命其疾小愈，两、三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贞观十七年（公元633年），太宗以李绩为太子詹事（东宫百官之长），并特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使其与侍中、中书令一样参预宰相职事。从此之后，就有“平章事”与“同三品”的衔号，就是品级再高的官，也不例外，否则，就不能行使宰相的职权，只有三公、三师及中书令不加，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黄门侍郎郭侍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此以后，“同平章事”也成为宰相的衔号。开元以后，为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结果就不能参与宰相机务，而被挤出宰相行列。

安史之乱以后，宰相名号又有了变化。由于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升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为正二品，所以就废除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与此同时，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基本是藩帅兼领，几乎不单独作为宰相来设置，因此，唐后期的宰相名号基本上就是“同平章事”了。

唐代初年，三省长官在门下省议事。这个议事地点称为政事堂。《文献通考·职官四》说：“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其后，高宗时的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为中书令，又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且列吏房、机务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于后，“分曹以主众务。”至此，政事堂已从“议事”之所变成宰相的办事机关了。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唐玄宗以前，宰相都是三省长官兼职的（因三省长官尚有本省常务），他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就回本省办公，因此，不必要另立宰相的办公机关。玄宗开元以后，宰相数量少了，其职位更为尊崇，基本上是专职的（杨国忠虽身兼四十余职，但也以相职为主），于是就有必要设立一个固定的宰相办事机关，并列五房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决策机关。军国大事经政事堂会议商定，奏请皇帝最后裁决；机密大事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升降任免，只在政事堂议论，他官不得预闻。在政事堂（或中书门下）议事的几位宰相中，有一位是首席宰相，称为“执政事笔”。唐玄宗时，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他们之所以能专权用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长期窃居了“执政事笔”的职位。安史之乱后，肃宗鉴于相权集中而造成个人专断之弊，乃“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日而更”。宰相十天一秉笔的制度，到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才改每日一人轮流秉笔，其用意显然是在于防止宰相专权，但德宗以后，这个制度并没有沿续下去，如穆宗、敬宗时的李逢吉，武宗时的李德裕都是独秉国政的。宰相权力的大小，都是取决于皇帝（还有中晚唐时期的宦官）的态度的。

二、三省六部

唐沿隋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同样是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的政务，同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下有司，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各司正、副负责人称郎中、员外郎。

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中央官制不断变化的结果。其组织较完备，分工较明确，是封建社会发展至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这些一直沿续到清代，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有一点与明清不同的，唐代的尚书省有一个总机构，名为“都省”，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管吏、户、礼左三部，兵、刑、工右三部。左右丞处于行政监督地位，而左右司则兼有总务管理的性质。

唐代中书省（隋因避讳作“内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书省与门下省，它们合称为两省或北省（尚书省称为南省），长官为中书令、侍中，开元时皆为正三品（代宗时升为正二品）。中书省与门下省同秉军国政要，中书省掌制令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凡军国要政，皆由中书省预先定策，并草为诏敕，交门下省审议复奏，然后付尚书省颁发执行。门下省如果对中书省所草拟的诏敕有异议，可以封还重拟。凡中央各部、寺、监及地方各部门所呈上的奏章，重要的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认可以后，方送中书省呈请皇帝批阅或草拟批答，门下省如认为批答不妥，也可驳回修改。唐太宗非常重视中书、门下两省在中枢政务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曾多次称中书门下为“机要之司”。《资治通鉴》卷192记载：他于贞观元年十二月对群臣说：

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然驳正。人心所见，至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可见唐太宗非常注意集体的智慧，防止个人专断而造成“兆民之深患”。中书、门下协助皇帝决定大计方针，就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有效措施。

中书省，置中书令二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改中书省为西台，中书令称右相。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内史。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又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后复旧称。中书令为一省之首官，《新唐书·百官志》云：“中书令……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又置侍郎二人，正三品，为中书令之副，参议朝廷大政，临轩册命，若四夷来朝，则受其表疏而奏之。又置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书省的骨干官员，掌侍进奏，参议表章、草拟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因其所掌皆机务要政，故特规定四条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缓，禁违失，禁忘误。他们可以就省内所讨论的军国大政及报上的奏状，发表自己的初步处理意见，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谓之“五花判事”。省内的意见经中书令、侍郎汇集后，再交付中书舍人，然后根据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这个专门负责执笔草诏的舍人称为“知制诰”，其余舍人也要分别在制敕上署名。在舍人中选择一个资格最老的，称为“阁老”，负责处理本省杂事。舍人六人分押尚书省六部，并辅佐宰相判案。宰相的议事处政事堂就有一个门通往中书舍人办公厅，宰相常从这个门经过，找中书舍人咨询政事。据《旧唐书·常衮传》载，代宗大历时，常衮为相，才把这个门堵死，“以示尊大，不相往来”。肃宗时，常以他官知中书舍人事，《新唐书·百官志》说当时因“兵兴，急于权便，政去台阁，决遣颛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直至武宗会昌末年，宰相李德裕再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但这一制度在当时似乎未认真执行过。唐代的中书舍人都是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职，所谓“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是跃居台省长贰以至入相的一块重要跳板。此外，中书省的属官还有起居舍人2人，从六品上，《新唐书·百官志》云：“掌修记言之史，录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季终以授国史”。通事舍人16人，从六品上，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通事舍人则导其进退，而赞其拜起、出入诸礼节。四方蛮夷纳贡，也由通事舍人接受呈进。军士出征，则受命劳遣，并每月慰问将士家属。又有主书4人，从七品上。主事4人，从八品下。右散骑常侍2人，右谏议大夫4人，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

门下省，置侍中二人为省长，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门下省为东台，侍中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称纳言，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改门下省为鸾台。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改称黄门省，侍中称监，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称左相。《新唐书·百官志》云：“侍中……掌出纳帝命，相礼仪，凡国家之务，与中书令参总，而颛判省事”。有门下侍郎2人，正三品，为侍中之副，龙朔二年改称东台侍郎。武后垂拱元年，称鸾台侍郎，天宝元年，又称门下侍郎。《百官表》云：“门下侍郎……掌贰侍中之职。大祭祀则从；盥则奉巾，既帨，奠巾；奉匏爵赞献。元日、冬至，奏天下祥瑞，侍中阙，则莅封符券，给传驿。”门下省的属官有左散骑常侍2人，正三品下。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谏议大夫4人，正四品下，掌谏诤得失，侍从赞相。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有一个名叫鱼保宗的，上书建议置铜匦以接受四方之书。武则天接受了这个意见，铸铜匦四个，涂以四方颜色，排列在朝堂：东方青匦，称为“延恩”，凡是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南方红匦，称为“招谏”，凡是论及时政得失者投之；西方白匦，称为“申冤”，凡是陈述受抑屈者投之；北方黑匦，称为“通玄”，凡是告发天文或秘密谋反者投之。朝廷派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1人为使者，管理四方铜匦；又派御史中丞、侍御史各1人为理匦使。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唐玄宗以“匦”声近“鬼”，故改理匦使为献纳使。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恢复旧称。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以谏议大夫1人为知匦使。又有给事中4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监察弘文馆缮写雠校之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审毕，则驳正违失。凡是诏敕有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白居易在《郑覃可给事中敕》中说，给事中的职责是“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旧唐书·李藩传》载，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李藩任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当时有人对他说，这是皇上的圣旨，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另纸写上，那能随便拟在圣旨上？李藩说，如果用另纸写，便是文状，那能称为拟敕？李藩之所以敢于发此大言，就是因为制度规定给事中有权在认为不合适的诏敕上“涂窜而奏还”。白居易所谓“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就是《大唐六典·门下省》说的“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的意思一样。《新唐书·百官志》说，给事中可“与御史、中书舍人听天下冤滞而申理之”，就是指他们可以组成“三司”，越过执法机构，受理天下冤错案件，听其诉讼，这种制度称为“三司受事”或“三司详决”。白居易所谓“有司选补不当者，则与侍中裁退之”，就是《新唐书·百官志》所指的“六品以下奏拟，则校功状殿最、行艺，非其人，则白待中而更焉。”这种制度称为“过官”。又有起居郎2人，从六品上，掌录天子法度。天子御正殿，则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若天子有诏命，起居郎俯陛以听，退而书之，每季终了时交给史官。贞观初年，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唐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为相时，为了防止泄密，上言减少预闻机密的人员，故命起居郎、舍人承旨之后，与百官同出，不得与闻机务。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才诏令起居郎、舍人于入阁之日，具纸笔立于螭头下，恢复贞观时期的制度。

此外，门下省还设有录事4人，从七品上；主事4人，从八品下；左补阙6人，从七品上；左拾遗6人，从八品上；典仪2人，从九品下。掌赞唱及殿中版位之次序。城门郎4人，从六品上，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关之节。符宝郎4人，从六品上，掌天子八宝及国家之符节，大朝会，则奉宝进于御座，天子行幸，则奉宝随从。凡命将、遣使，皆请旌、节。旌以颛赏，节以颛杀。

中书省与门下省还各有补阙拾遗，它们均分左、右置，“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左右补阙，从七品上；左右拾遗，从八品上，均是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创置的。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载，白居易于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8年）曾任过左拾遗，他说：“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弊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谏官有直接向皇帝提意见的机会，所以，官品虽低，也颇为时人所重。从理论上说，谏官的本职，就是建言讽谏，即使言辞激烈，也无可责难，白居易在任拾遗、补阙期间，曾尽其职而力谏，屡次上书言事，甚至当面和皇帝争执，据《通鉴》卷238记载：“白居易因议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所以，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被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而专门陪伴太子读书的闲官。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于义愤，首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而当时旧官僚集团却攻击他说“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并借机加以诬陷，把他贬为江州司马。这件事既说明了谏官有言事的特权，也说明谏官处境的艰难。

三、尚书都省

尚书省置令1人，正二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称东台，废尚书令，改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改称文昌台，不久再改为文昌都省。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称为都台，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称为中台。唐代尚书省的办事机构设在长安皇城的承天门大街东侧，位于中书、门下二省之南端，所以又别称南省或南宫。从中书门下发出的诏令制敕，均经由尚书省转发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州县，或者根据诏令制敕的精神制成政令，下达到有关部门。《新唐书·百官志》说：

诸州计奏达京师，以事大小多少为之节。凡符、移、关、牒（按：皆公文名），必遣于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决者，皆上尚书省。这说明尚书省的权位相当重要，据《旧唐书·戴胄传》记载，唐太宗曾说：“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天下必受其弊者。”这几句话就足以说明尚书省在中枢行政机构中的重要地位了，也就是说在三省中，尚书省才是行政的实际总汇。唐代的尚书省组织更加整齐严密，由隋之六曹固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每部的组织，则以隋之侍郎升为尚书的佐贰，在尚书左右丞下，每部有4个属司，共24个司。

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掌典领百官。因为唐太宗即位前曾任其职，故唐代例不复置。以左右仆射为本省的实际长官。另有左丞1人，正四品上，右丞1人，正四品下，主持省内日常事务，《新唐书·百官志》云：“掌辩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有左右司郎中各1人，从五品上，员外郎各1人，从六品上，为丞的助手，分判本省六部诸司事务。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改左右丞为左右肃机，郎中为左右承务，诸司郎中为大夫。唐初，仆射的地位十分尊崇，因为在中枢的职事官中，正一品的三公、三师不单独设置，而正二品的尚书令又被废，只有从二品的仆射官阶最高，其他两省的副官如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以及各寺、监的长官均在三品以下。所以《唐会要》称左右仆射为“师长百僚，虽在别司，皆为统属”。据说仆射于都堂上书，宰相皆送，文武三品以上官均升阶列坐，左右丞、各部侍郎、御史中丞以及四品、五品以下者皆罗拜阶下，仆射不答拜，可见其威权之重。自中唐以后，由于仆射被排斥于宰相行列之外，尚书省的地位因受到使职差遣的冲击，加上用非其人，其享有的地位就逐渐下降了。

据《唐会要》记载，贞观时，唐太宗曾规定：“尚书细务属左右丞，惟大事应奏者乃送仆射”。可见左右丞在尚书省内的权位也是相当重要的，其中左丞统吏、户、礼三部；右丞统兵、刑、工三部。六部诸司文案均需送都省由左右丞勾检后，方下达到有关部门。因为规定省内有大事才向仆射请示，其余细务均由左右丞处理。这样，左右仆射已渐被架空，都省的实权自然落在左右丞手中了，所以到宋代，左右丞也是执政官之一。

尚书都省所属的六部二十四司，负责处理全国军政、财文、兵刑、钱谷等一应行政事务。其中吏部掌文选、勋封、考课之政，下统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唐代规定官员的选授制度是：三品以上者由皇帝亲自选授，五品以上者由宰相提名呈报皇帝御批，吏部听制授官；六品以下者由吏部根据其身材、资历、才能、功劳、德行、言辞、书判诸方面的优劣予以“注批”，并报请门下省审复后授职。四司官员分掌如下：吏部郎中，掌文官阶品，朝集、禄赐、给假告身、假使，其中有一人专掌选补流外官。员外郎二人，从六品上，一人判南曹，均为尚书、侍郎之副贰。司封郎中，掌封命、朝会、赐予之级。司勋郎中，掌官吏勋级；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若官员死亡后，史官要为其立传，太常要议谥，若要铭于碑者，则会同百官议其宜记述的事迹上报，然后考功郎中通报其家属。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前，由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户部，掌天下财政、民政，包括土地、人民、婚姻、钱谷、贡赋等，所属有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其中户部郎中、员外郎，掌户口、土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婚姻、继嗣之事；度支郎中、员外郎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与中书门下省议定上奏；金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管理两京市、宫市等交易之事，并供给宫人、王妃、官员奴婢衣服；仓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库储、出纳租税、禄粮、食禀之事。礼部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所属有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其中礼部郎中、员外郎，掌礼乐、学校、衣冠、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铺设，及百官、宫人丧葬赠赙之数，为本省尚书、侍郎之副；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膳部郎中、员外郎，掌陵庙之牲豆酒膳；主客郎中、员外郎，掌诸蕃朝谨之事。开元二十四年玄宗诏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这样，礼部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兵部掌六品以下武官选授、考课、主持武举，以及军令、军籍和中央一级的军训，但并不直接带兵。所属有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其中兵部郎中一人判帐及武官阶品、卫府众寡、校考、给告身诸事；一人判簿籍及军戎调遣之名数。

员外郎一人掌贡举、杂请，一人判南曹，岁选解状。皆为尚书、侍郎之副；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地图、城隍、镇戎，烽候、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蕃客至，鸿胪寺先询问其国山川、风土，然后制成地图上奏，并送副图于职方司，殊俗入朝，则图其容状及衣服样式通达于上；驾部郎中、员外郎掌舆辇、车乘、传驿、厩牧马牛杂畜之籍；库部郎中、员外郎，掌兵器、卤簿仪仗。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隶并平议国家之禁令。其属有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其中刑部郎中、员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寺及天下上奏诸案件，为尚书、侍郎之副贰。凡是审理大案件，可用尚书侍郎之名义与御史中丞、大理卿组成“三司”，共同参议。国家发布大赦令，可代表刑部召集囚徒宣布赦免名单；都官郎中、员外郎，管理俘虏，奴隶的簿录，给以衣粮医药，并审理其诉讼事件；比部郎中、员外郎负责通会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勋赐缺乏物资，以及军用物资、器械、和粮等事；司门郎中、员外郎，管理门禁关卡出入登记，以及各地上缴失物的处理。工部掌土木水利工程和国家农、林、牧（军马除外）、渔业之政，以及诸司官署办公所需纸笔墨之事。所属有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其中工部郎中、员外郎，掌城池之工役程式，为尚书、侍郎之助手；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及在京文武官员之职田、诸司官署公田的配给；虞部郎中、员外郎，掌苑囿、山泽草木以及百官蕃客菜蔬薪炭的供给和畋猎之事；水部郎中、员外郎，管理河流过渡、船舻、沟渠桥梁、堤堰、沟洫的修缮沟通，以及渔捕、漕运诸事。

六部长官称为尚书，正三品，副官为侍郎，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唐初以来，尚书的地位很高，据《通鉴》开元二十四年的记载：“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正因为如此，尚书实际上成为高官权臣的兼职，不能具体处理本部事务，这自然就被架空而失去实权。唐代六部尚书分为三行：吏、兵为前行；刑、户为中行；礼、工是后行。各部官员的迁转就是按照这个次序的，由后而中而前的，所以担任某部尚书，并不等于熟悉这部的职务，而只是由于资格的关系。因此，中唐以后，六部尚书基本上成为官员迁转之资，其官称只代表一种身分，而不一定说明所任的职务。这就是宋代六部等于虚设，而另以其他机构代替六部的由来。

四、唐代的监察机关——御史台

唐承隋制，置御史台，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设御史大夫1人，正三品。《新唐书·百官志》云：“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唐会要·御史台》云：“正朝廷纲纪，举百家紊失”。在隋朝及唐初，御史台只管揭发，并且只要根据传闻即可奏劾，不需要什么证据，更不受理诉讼，这就是《通典·御史台》所说的“但风闻弹事，提纲而已”。唐太宗非常重视御史台的作用，他要求三省和御史台官员各尽其责，真正起到互相检查的作用。《贞观政要》卷1记载他对大臣说：隋朝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皇帝“不肯信任有司，每事皆自断”，结果群臣有意见都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而他自己则要“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事”，凡事都要交给有司商量，然后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才能上奏施行。他为了充分发挥御史台的监察职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规定：凡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吏入阁议事，都要有谏官随同，有不当的随时进谏。御史台的地位由此提高，对于纠正官吏的违失起了一定作用。贞观以后，御史台也受词讼，并且设置了“台狱”，《新唐书·百官志》说：“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三司，谓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也”。“有制覆囚，则与刑部尚书平阅”。对于百司不法事件，“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在纠举之前，往往要“推覆理尽，然后弹之”。

御史台的次官，唐初依隋旧制，称治书侍御史中丞，高宗李治即位，因避帝讳，改称御史中丞，正五品下。《唐会要》“御史大夫”条云：由于“大夫秩崇，官不常置”，故实际上以“中丞为宪台之长”。

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御史台曰“宪台”，大夫曰“大司宪”，中丞曰“司宪大夫”。武后文明元年（公元684年），改御史台为肃政台。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分左右台、左台知百司、监军旅；右台察州县，省风俗。不久，又命左台兼察州县。两台每年派使者八人，春季称为风俗，秋季称廉察，以四十八条监察州县官员。唐肃宗至德以后，诸道使府参佐，皆以御史为之，谓之“外台”。东都洛阳设留台，有中丞1人，侍御史1人，殿中侍御史2人，监察御史三人；元和后，不置中丞，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主持留台事务，而三院御史也不常备。

在御史台内设有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分别由侍御史（从六品下）、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上）、监察御史（正八品上）居其职，合称“三院御史”。其中侍御史6人，掌纠举弹劾百僚，推鞠狱讼、知公廨等杂事。所谓推鞠狱讼，是指对被告发官员进行审理，这主要是“制狱”，即皇帝亲自命令办理的案子。弹劾指按朝廷行政法规指控官员的不法行为。知公廨杂事是指处理台内日常杂务。这一职务一般由资格较老的人担任，称为“杂端”，殿中监察职掌进名、迁改及令史考第，台内一切事务由他专决，所以也称为“台端”。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以侍御史直接处理台内事务，“杂端”的权力就减

⑥ 唐朝的官职以及它们的品级

1、正一品

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天策上将（唐太宗李世民称帝前的官职，之后不设）。

2、从一品

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

3、正二品

尚书令（因李世民曾任此职，后来此职一直空置）、大行台尚书令

4、从二品

尚书左右仆射、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京兆/河南/太原府牧、大都督、大都护

5、正三品

中书令、侍中（代宗大历年间擢升正二品）、六部尚书、十六卫大将军、太子宾客、太常卿、太子詹事、中都督、上都护

6、从三品

御史大夫、秘书监、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左右散骑常侍、国子祭酒、殿中监、少府监、将作大匠、诸卫羽林千牛将军、下都督、上州刺史、大都督府长史、大都护府副都护

7、正四品上

中书舍人、黄门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六部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左庶子、中州刺史、军器监、上都护府副都护、上府折冲都尉

8、正四品下

尚书右丞、尚书诸司侍郎、左右千牛卫/左右监门卫中郎将、亲勋翊卫羽林中郎将、下州刺史

9、从四品上

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少卿、秘书少监、殿中少监、内侍、大都护府/亲王府长史

10、从四品下

国子司业、少府少监、将作少匠、京兆/河南/太原府少尹、上州别驾、大都督府/大都护府/亲王府司马、中府折冲都尉

11、正五品上

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国子博士、给事中、都水使者、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太原/晋阳/奉先县令、亲勋翊卫羽林郎将、中都督/上都护府长史、亲王府典军

12、正五品下

太子中舍人、内常侍、中都督/上都护府司马、中州别驾、下府折冲都尉

13、从五品上

尚书左右司诸司郎中、秘书丞、著作郎、太子洗马、殿中丞、亲王府副典军、下都督府/上州长史、下州别驾、殿中省六局奉御、诸王友

14、从五品下

大理正、太常丞、太史令、内给事、上牧监、下都督府/上州司马、驸马都尉、奉车都尉、宫苑总监、上府果毅都尉

15、正六品上

太学博士、中州长史、亲勋翊卫校尉、京兆/河南/太原府诸县令、武库中尚署令、诸卫左右司阶、中府果毅都尉

16、正六品下

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下州长史、中州司马、内谒者监、中牧监、上牧副监、上镇将

17、从六品上

起居郎、起居舍人、尚书诸司员外郎、大理司直、国子助教、城门郎、符宝郎、通事舍人、秘书郎、著作佐郎、侍御医、诸卫羽林长史、两京市令、下州司马、左右监门校尉、亲勋翊卫旅帅、上县令

18、从六品下

侍御史、少府/将作/国子监丞、司农寺诸园苑监、下牧监、宫苑总监副监、互市监、中牧副监、下府果毅都尉

19、正七品上

四门博士、詹事司直、左右千牛卫长史、军器监丞、中县令、亲勋翊卫队正、亲勋翊卫副队正、中镇将

20、正七品下

内寺伯、诸仓/诸冶/司竹/温汤监、诸卫左右中候、上府别将/长史、上镇副、下镇将、下牧副监

21、从七品上

殿中侍御史、左右补阙、太常博士、太学助教、门下省录事、尚书都事、中书省主书、左右监门直长、都水监丞、中下县令、京县丞、中府别将/长史、中镇副、勋卫太子亲卫

22、从七品下

太史局丞、御史台/少府/将作/国子监主簿、掖庭/宫闱局令、下县令、太庙诸陵署丞、司农寺诸园苑副监、、宫苑总监丞、公主家令、亲王府旅帅、下府别将/长史、下镇副、诸屯监、诸折冲府校尉

23、正八品上

监察御史、协律郎、翊卫、大医署医博士、军器监主簿、武库署丞、两京市署丞、上牧监丞、执乘亲事

24、正八品下

奚官/内仆/内府局令、备身、尚药局司医、京兆/河南/太原诸县丞、太公庙丞、诸宫农圃监、互市监丞、司竹副监、司农寺诸园苑监丞、灵台郎、上戍主、诸卫左右司戈

25、从八品上

左右拾遗、太医署针博士、四门助教、左右千牛卫录事参军、上县丞、中牧监丞、京县主簿、诸仓/诸冶/司竹/温汤监丞、保章正、诸折冲府旅帅

26、从八品下

大理评事、律学博士、太医署丞、左右千牛卫诸曹参军、内谒者、都水监主簿、中书/门下/尚书都省/兵部/吏部/考功/礼部主事、中县丞、京县尉、诸屯监丞、上关令、上府兵曹、上挈壶正、中戍主、上戍副、诸率府左右司戈

27、正九品上

校书郎、太祝、典客署掌客、岳渎令、诸津令、下牧监丞、中下县丞、中州博士、武库署监事

28、正九品下

正字、奚官/内仆丞、内府局丞、太史局司辰、典厩署主乘、下县丞、下州博士、京兆/河南/太原府诸县尉、上牧监主簿、诸宫农圃监丞、中关令、亲王国尉、上关丞、诸卫左右执戟、中镇兵曹参军、下戍主、诸折冲队正

29、从九品上

尚书/御史台/秘书省/殿中省主事、奉礼郎、律学助教、弘文馆校书、大史局司历、太医署医助教、京兆/河南/太原府/九寺/少府/将作监录事、都督/都护府/上州录事市令、宫苑总监主簿、上中县尉

30、从九品下

内侍省主事、国子监录事、崇文馆校书、书学博士、算学博士、门下典仪、太医署按摩/祝禁博士、太卜署卜博士、太医署针助教/医正、太卜署卜正、太史局监候、

掖庭局宫教博士、太官署监膳、太乐鼓吹署乐正、大理寺狱丞、中下州医博士、中下县尉、下关令、中关丞、诸卫羽林长上、诸津丞、诸折冲府队副、诸率府左右执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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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官制为唐中央政府下主要分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

中书省掌诏敕、政令之立案起草；

门下负责审议中书之立案、草案，以决定实行与否；

尚书省为行政官署，其下尚分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各置尚书（正三品）及侍郎（正四品上），此为三省六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