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工作理念

① 法律援助制度如何完善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内涵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它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切实得以实现，对某些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费用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1995年11月9日，我国首家政府投资设立的专门办理法律援助业务的律师服务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1996年7月，司法部成立了国家法律援助中心，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也获准成立。2003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9月1日起施行。这也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法律援助经过近二十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一）法律援助主体力量不足，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据统计，截止到2010年末，我国贫困人口1.28亿。如果按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12.8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0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4亿左右，按万分之一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有4万件。另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推算，目前各类残疾人总数为8296万人，按1‰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8.2万件。另据统计，到2010年底我国约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11883万人，按1‰计法律帮助，有11.8万多件案件需要办理。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6.8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有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绝大多数的法律援助案件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件-2件案件计，现有10万多名律师只能办理10万-21万件案件。可见，法律援助的现实是供给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根据《律师法》和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的通知》的规定，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目前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几种组织形式包括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和民间法律援助机构。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律师无疑是提供法律援助的主要力量。但是，律师在提供法律援助中存在以下问题：专职的法律援助律师少；普通律师缺乏提供法律援助的积极性；法律援助案件的服务质量总体上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例如在大庆市龙凤区，由于律师力量不足，一个律师通常要援助几件案子，法律援助工作跟不上，受援率较低。总之，供需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法律援助实施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
（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随意扩大和缩小司法救助范围的倾向。
因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够具体明确，加之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司法理念不一，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滥用司法救助，对一些不够司法救助条件的当事人适用司法救助，诉讼费实行减、缓、免的比例过高。二是限制司法救助，一些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本应当得到但没有得到司法救助，造成制度的虚置。另一方面，对于受援助者的条件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制，实际上就大大限制了受援者的范围，使相当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在大庆市龙凤区，经常有很多农民工或者包工头通过上访渠道来申请法律援助，拖欠资金动辄上百万，耗时长，且不易取得效果；另外由于法律援助只负责一审援助，很多受援人二审依然负担不起费用，却不能再次接受援助。
（三）法律援助的经费短缺，政府支出负担过重。
关于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各国无一例外地都由政府拨款支持这一事业。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主要是政府行为，原则上应由各级政府纳入年度财政开支预算，每年拨出专项援助经费，以体现国家对受援者承担的责任。法律援助又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可以考虑设立一项专门用于法律援助的基金，接受社会上热心此项事业的公民和单位的自愿捐助，包括国内外的捐助。此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从律师协会的会费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法律援助基金，以体现律师协会对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但是，由于中国还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国家财政压力很大，所以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国内还没有能够发展出一套完善的社会捐助机制，社会捐款助的途径还不通畅，尽管一些援助机构能够从国外基金会获得一定的资助，但是国外资金的不稳定和不充足性，使得靠国外的资金来源只能是权宜之计。因此，各法律援助机构，尤其是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大多都面临着经费严重不足的局面，
很多都是义务甚至是自己支付开支。
（四）立法滞后，现有制度操作性不强。
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主要规定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最高法院、司法部的几个通知等，表现为形式分散，不甚集中，较为凌乱，操作性不强，而没有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由于没有统一立法，政府部门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普通老百姓对于法律援助服务的具体内容也并不真正了解，甚至也不知道法律援助是什么意思。
三、法律援助现状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的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一）当前法律援助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
第一，法律援助领域单一、手段单一。当前施行的法律援助主要体现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方面，而其他方面诸如当事人对诉讼文书的复印、执行阶段的救助等方面较少涉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的全面性。第二，法律援助专项基金并未完全建立。法律援助专项基金是为救助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第三，受援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存在困难。根据有关规定，当事人请求法律援助的，应当在起诉或上诉时提交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有很多群众确实有很多困难，但是却没有取得各种证明，便不能得到法律援助。
（二）社会团体救助的现状
龙凤区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各种社会团体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主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社会团体对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受自身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首先，社团专门法律援助人才欠缺。直接导致了其每年所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其次，社会团体法律援助组织的大量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最后，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短缺。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专项经费或者经费有限，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制约。
四、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
法律援助制度体现平等、公正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确保了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在实现法治和保障人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采用属地主义标准，完善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
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即对于如何确认援助对象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经济标准，即获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必须达到法律所规定的贫困线（即低于该国或当地政府确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二是案情标准，即申请人确实有提出诉讼的理由，而且有充分的事实和证据证明自己的合法权利已经受到侵害或者正在受到侵害。我国没有法律援助的统一立法，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地方确定法律援助对象，所遵循的原则和标准有较大差异。现在龙凤区目前正进行老城区改建，外地务工较多，是对本地的发展作贡献，采取属地标注，使他们遇有需要法律援助的情形，依法为他们提供好的法律服务，优化务工环境。
（二）多渠道筹集法律援助的资金，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系。
法律援助是从经济上的帮助入手，以达到保护公民的诉权，使其能够公平地得到司法救济之目的的一种法律制度。这一制度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是经济来源——即资金。法律援助制度既然是关系到全国每位公民的基本权利能够平等地、切实地得以实现的一项广泛的社会法制保障建设工程，某经费来源就应当多渠道、多层次筹措，仅由某一方或某一层次来解决，不仅不现实，而且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国外适合我国实际的一些成功作法，解决我国法律援助的资金问题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1、政府财政支持。政府的财政投入都是其中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得以实施的根本保证。原因是法律援助作为对社会弱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扶持，本质上是现代法治国家应承担的一种国家义务，况且财政投入拨款列入国家预算，受法律保障和财政机关的监督，其投入和运作具有稳定性、可靠性等其他资金来源无法比拟定之优点。
2、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费用。案件审理的整个过程中，各种费用都由政府出资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能减少政府负担，也能给予警示作用。
3、法律服务行业的奉献。在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过程中，法律服务业负有特殊使命。表现为：要求法律服务者个人提供一定量的无偿法律援助义务，也可准许法律服务者用捐赠资金的方式来代替免费服务；法律服务机构组织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等等。
4、社会支持。社会力量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有多种方式：第一，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项基金，个人、组织、团体直接向法律援助基金会捐款。第二，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联络一些基金会以及拥有经费的民间组织或社团组织设立某些特定项目的法律援助，如残疾人、消费者、外来务工人员等。第三，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支持法律援助，就如同爱心助学，将需要援助的案例刊登于报纸，寻求捐款。
五、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八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② 大连法律援助

1 向当地法律援助机关寻求法律援助请律师。诉讼时向法院申请诉讼费缓交或减免交(在起回诉时）。
2起诉后答，法院可以强制司机不得离境。
3 如果你的公司是正规注册的（即时从事违法行业），找劳动局申请工伤鉴定，让劳动监察认定你的事实劳动关系，这样你可享受工伤待遇。
说句实话你的事很严重，你最好找家人，再找个律师来处理，你的事需要有人给你出面协商，实在不行就只能打官司。

③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工作宗旨

励行法律援助，保护妇女权益，维护法律公正，提高广大妇女的法律权利意识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研究中国现阶段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妇女权益问题，推动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和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④ 温州市湖北商会的温州市湖北商会法律援助服务宗旨

一、提供法律援助的业务范围：刑事、民事、行政、婚姻、经济、工伤、内交通、海事、仲裁容、知识产权、非诉讼、合同、咨询、代书等服务。
二、对困难的湖北籍人士，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三、对湖北籍人士需要代理各类案件的，收费低，并竭诚为湖北在温州的人士维权。
四、各类案件的代理人素质高、业务精、诚信佳。
五、法律援助服务点：温州市车站大道75号金鳞花苑2-901.

⑤ 论述：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分析。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建立已经十年多了，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迈入了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但是，受经济、社会、法治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实施中出现了在宣传、经费、援助案件结构、配合协调机制、人才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就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在现有条件下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也称法律救助，其具体含义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它作为实现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在一国的司法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过去的十几年发挥了良好的社会作用，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迈入了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但是，受经济、社会、法治发展水平的限制和相关因素的制约，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刑重民轻”现象严重，影响着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刑事援助制度法律规定明确，指定辩护制度渠道通畅。而且是人民法院以审判机关的地位去要求配合工作，所以刑事援助一有法院要求，一般都会有法律援助机构的响应。而民事援助往往是受害人以个人的名义申请，且刑事被告有国家司法制度作保障，有公、检、法三机关的执法程序和纪律要求为保证。而民事权益被侵害的弱势群体，侵害往往使其生存都困难，如果没有法律援助就难以有有效途径主动向其提供保护，因此，他们的受援迫切性更大。而法律援助工作这种严重的“刑重民轻”现象，使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作用大打折扣。
（二）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设置简单，人才缺乏。因为经费和重视程度等种种原因，县市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很多没有形成日常的工作制度。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绝大多数是采用司法行政机关内调的形式配备，这些人员很多不具备系统专业的法律知识和素养，不能满足法律援助机构大量而且类型多样的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而且，我国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分布极不均衡，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弱势群体集中的贫困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分布很少。这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十分困难。
（三）经费紧张而且没有保障机制。当前的法律援助经费十分紧张，尤其是西部及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法律援助经费短缺更为严重。个别县市甚至将法律援助机构设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完全背离了法律援助的宗旨。《法律援助条例》虽然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的为数不多，更不用说按实际需求拨付和随经济发展递增了。法律援助机构很多都是年年申请打报告，然后是结果未知的等待。实际工作中要么拖欠法律援助办案补贴，要么少批或不批援助案件。
(四)司法机关和劳动、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缺乏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配合机制。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虽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司法机关采取第一次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获得法律帮助，但是刑事法律援助在实际中仅限于出庭辩护。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这一重要的阶段被人为省略了。侦察机关、检查机关没有与法律援助机构联系的意识和机制，法律也无具体规定。很多关键证据的取得需要劳动和社会保障、工商、医疗卫生、鉴定等部门的支持，这些部门要么不作为，要么相关费用高昂，同样缺乏与法律援助相对应的制度。
(五)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因为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深入了解而不能积极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制度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宣传工作和受众脱节，致使真正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往往没有机会和途径知晓法律援助制度，从而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通过法律援助制度得到维护。政府以及财政等相关部门对法律援助制度也只停留在概念阶段，对于其社会作用、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和条件、社会需求规模、经费开支和人员配置以及和相关部门的工作协调基本不知情。也就谈不上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导致法律援助工作只有司法行政机关一家支撑。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明确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和程序。增加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批准数量，缓解刑事援助案件严重挤占民事援助经费的现象。各地应尽快明确《法律援助条例》中的“法律援助范围”、“经济困难的标准”等授权规定事项，明示并公告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范围、条件和程序。应当逐步建立起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的联系制度，改善法律援助人员的执业环境，帮助和支持他们完成援助任务。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机构应会同人民法院、鉴定机构、仲裁机构等部门，制定出全部认可和统一的法律援助审批文书。工商、卫生等职能部门也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给予法律援助机构支持和帮助，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协调机制，从而真正畅通整个法律援助渠道。
（二）整顿落实基层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建立律师业和法律援助制度之间和各地域之间的人才共享机制。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设立、经费拨付、日常工作制度和责任机制应监督落实。在法律援助机构人员无法满足工作要求的地方，可以通过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机关直接协调，利用和律师业之间的人才共享，缓解目前法律援助机构的人才瓶颈。同时，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选任人才充实到法律援助机构中，逐步解决法律援助机构人才缺乏的状况。再者，法律援助机构应打破地域限制，建立人员共享机制，建立较大区域范围内的律师库或法律援助人才库并使之联网，区域内的各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在未完成当年援助任务的律师或法律援助人员中选派人员进行援助，以实现区域内的人才共享。
（三）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政府投入与行业奉献、社会赞助相结合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首先应争取政府按《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拨付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用于扶持贫困地区法律援助工作。其次，对每个案件办案补助标准与实际支出要一致，也就是要保证律师等援助人员工作的无偿性。第三，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影响力，号召各种社会力量进行捐助，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和管理组织，按各地实际需要解决一定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
（四）加强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让社会各界和弱势群体真正了解法律援助。首先，要结合当前以人为本和倡导社会公正的执政理念，加强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宣传，让他们在法律援助经费拨付、工作开展、机构建立和人员编制、创造相关社会环境等方面给予重大支持，改变法律援助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一家维持的局面。同时，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要深入基层。最后，宣传还要有意识地为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助打下基础。
法律援助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它需要各方的努力，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才能不断完善和发展，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维护其合法权益，让法律公正更广泛地得到体现，为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⑥ 浅谈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一、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机会的一种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简言之，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代理的制度。”[1]刑事法律援助是伴随着社会民主和法制的发展而体现出的对人的主体性权利的尊重的一种制度设计，在专制社会和人治社会是无从存在的。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使司法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司法公正不受影响，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现实上得到体现，从而坚定公民对政府及社会公正的信念。[2]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 （一）诉讼正义的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原则之一。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人人都有委托或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作为一种商业性非常强的职业，律师为委托方提供法律服务，委托方支付相应的费用，这是律师维持其生活的一大来源。然而，刑事诉讼中并非所有的当事人都有能力聘请律师，这就有可能导致因为财产状况的不同而在法律面前享有的权利不同，从而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成为水中月、雾中花。“相对于裁判职能而言，控辩双方诉讼权利在形式上的平等，是维护诉讼构造平衡，保证诉讼公正所必需的。”[3]为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避免当事人因自己囊中羞涩而在法庭审判中受到可能的不公正待遇，也为了实现“看得见的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应运而生。 （二）实现“控辩平衡、平等武装”。 在狭义刑事诉讼中，[4]由于行使追诉权的一方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并掌握各种必需手段的国家机关，而被追诉方往往处于被指控的地位，其地位显然与行使追诉权的国家机关不可同日而语。在广义上的刑事诉讼之审前阶段，被指控者往往处于被羁押状态，控辩双方地位、力量上的差异之悬殊显而易见。因此，为了保护人权，保证诉讼参与原则的充分实现，无论在审判阶段，还是在审前阶段，都需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维护被害人权利。 以往谈及刑事法律援助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其对象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似乎远离了该范畴。有学者在对刑事法律援助下定义时认为：“刑事法律援助是指法律规定对那些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或者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定执业律师义务承担刑事辩护和帮助的法律制度。”[5]笔者以为，出于公平与正义的理念，从道义上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也具有正当性基础，因此，维护被害人的权利理应成为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我国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体现，其第34条规定：“（1）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3）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采用的是指定辩护的方式。该条第一款实际上是一种“任意的指定辩护”，法院对于指定辩护人的选任问题具有自由裁量权。第二、第三款规定的指定辩护则是法院的义务，如果法院不履行这一义务，则其所进行的诉讼行为在程序上就失去了正当性，所作出的裁判就有可能因被当事人提出上诉、检察院的抗诉而被上级法院裁判无效。[6]这种辩护即所谓的“必要的指定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7条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一）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二）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三）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五）具有外国国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七）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我国律师法第41条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第42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国务院于2003年7月21日颁布、9月1日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部专门规定法律援助制度的行政法规。其第11条规定：“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第12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二）实践中的做法及不足。 自1992年我国首家法律援助组织——武汉大学弱者权益保护中心成立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法律援助逐渐在中国开展了起来。随着一系列法律、规定的出台，在全国按照行政体系迅速展开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初步形成了以法院指定为主，法律援助中心或律师事务所自主决定为辅；律师义务援助为主，政府财政适当补偿为辅；审判阶段为主，其他诉讼阶段为辅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但是由于各项工作起步较晚，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突出体现在： 1、法律援助方式单一。 通观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援助方式有法院指定辩护律师援助和应当事人的申请而提供的援助。而且，应当事人的申请提供援助时一般还需要进行审查。对审前阶段和审判阶段的法律援助没有区分情况，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可以对受援对象提供援助。 2、法律援助实施人员范围限于律师。 在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的主体往往限于律师，而且，我国《律师法》认为律师实施法律援助工作是其义务，对律师不履行义务的后果规定的相当严厉。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案件的质量。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极大地影响了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性。实际上，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律师是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此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律师分布也不平衡，一些地方律师在执行法律援助工作时往往疲于奔命，费力不讨好。 3、援助对象范围较窄。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对刑事法律援助对象做了具体的规定，援助对象由过去限于被告人扩大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人、被害人。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定，我国将援助对象严格限于“经济困难”以及几类特殊的群体，显然援助对象范围有过于狭窄之虞。 4、重视对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忽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帮助。 《法律援助条例》第11条规定了在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往往重视对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法院对符合指定辩护条件的，会主动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但处于审前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则似乎没有那么幸运了。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没有义务为犯罪嫌疑人请求法律援助，而且，实践中往往会以侦查涉及侦查秘密为由为犯罪嫌疑人请求法律援助设置重重障碍，援助者也忽视或不愿意为其提供援助，犯罪嫌疑人要想获得有力的法律援助何其艰难。

⑦ 如何改进和创新计生法律援助工作方式方法的探索

人口和计生工作历来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随着人口计生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农村乡镇计生工作难上加难。探究根源，基层基础薄弱，流动人口增加，机制不健全，管理与服务不到位是重要原因。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要破解上述难题，开创农村乡镇人口计生工作的新局面，创新是关键所在。
所谓创新，说到底就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方式方法等诸多不利因素，使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通过不断创新来实现的，创新不仅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是保护和传承文明的主要动力。就农村乡镇计生工作而言，要使计生工作做出成效就是要在原有的工作方式方法上力求创新。
首先，要在思维方式创新上求突破。
新形势下的乡镇计生工作既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成绩，又不能习惯于过去的做法，人口和计生工作者应坚持解放思想，使思想始终符合计生工作发展变化的实际。人口和计生工作者首先要做到敢想，即敢于从旧思维、旧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唯上、唯书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当前，对农村人口和计生工作者而言，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清醒认识当前计生工作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深入查找自己在思想观念、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善于在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中重新审视自我，从发展目标的选择和定位上勇于超越自我。只有敢于突破思想束缚、积极转变思想观念，才能不断创新思路，才能推动乡镇计生工作开展，才能使计生工作做出成绩。
其次，要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上求突破。
在农村人口计生工作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首要的就是要改进方法。人口计生工作者在日常人口计生工作实践中，应把握好五个更加注重，即在管理上更加注重服务，在对象上更加注重个性，在教育上更加注重实效，在时空上更加注重全程，在范围上更加注重全员。通过有效的方法，努力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从管理向服务、从封闭向开放、从重视堵向重视疏的方向转变，从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具体说来，一是把握不同对象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是采用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三是持之以恒；四是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通过有效的思想工作，确保民情早知道，工作早介入，问题早解决；达到敝开诚心听民心，处处细心察民心，捧出热心赢民心之效应。
第三、在宣传教育创新上求突破。
农村乡镇人口和计生宣传教育方式的创新必须注意突出一个活字。乡镇人口计生干部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以情感人，用友善、真诚的态度，让人口计生宣传教育在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基础上，由以往说教式的宣传人口计生基础知识转变为群众参与式 宣传教育，由以往课堂式宣传教育转变为户外式多形式、多形象化的宣传教育，突出做强一个活字。宣传内容的创新突出一个小字。人口计生宣传教育工作的内容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人群的需求而不断调整，不但要面对已经形成思想意识的成年人，而且更要面对正在成长的青少年，要让青少年从小就开始接受先进的生育文化教育，成长在文明、先进、科学的人文环境中。在宣传内容上要突出未成年人的需求，把宣传的重点放在男女平等、男女都一样的教育上，将先进的人口思想融入思想道德教育之中。要突出农村家庭的需求，把宣传的重点放在农村家庭婚育行为选择以及在社会婚育观念延续的观念转变上，将宣传教育融入对农村家庭的优质服务之中，让农村家庭成员在享受优质、高效、人文的服务中接受文明生育的教育。乡镇人口计生部门要不断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要结合新农村、新家庭、新农户建设活动，把宣传教育的重点放在人口计生法律法规、生殖保健知识、生育文化知识、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避孕节育等教育上，将先进的生育文化融入经常性党员干部教育之中，将身边的典型事例编排成文艺节目，让服务对象在休闲娱乐时接受先进生育文化的教育，使其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
第四、要在管理机制创新上求突破。
面对农村乡镇人口计生工作中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乡镇人口计生工作者要善于跳出固有的管理围城，创新理念，创新机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一是狠抓责任追究，落实责任主体。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对完不成任务的单位和领导追究责任。坚持将个人工作失误与干部个人年终考核挂钩，坚决查处失职渎职干部，表彰奖励人口计生工作政绩突出的干部，并作为干部晋级晋职的重要依据，以责任追究推动落实责任。坚持畅通信息渠道，加强日常督查，及时掌握乡镇人口计生工作情况，查处属实的群众举报。
二是狠抓队伍建设，提高干部素质。构建吸引人才、培育人才、使用人才、输送人才的良性用人机制，提高乡镇人口计生干部工资待遇，尤其是村级人口计生专干的工资福利待遇，保证队伍的稳定性。通过公开竞聘、择优录取等形式，进一步调整和充实村级计生专干队伍，优化队伍结构，激发工作活力。
第五、要在管理体制创新上求突破。
针对农村基层薄弱问题，必须找准工作切入点。一是实行四个给予激励，确保工作重心下移。村级组织是基层组织的最小细胞。要发挥基层组织在人口计生工作中的最大化作用，须在政治上给予出路，经济上给予保障，职能上给予完善，管理上给予强化上下功夫，通过实行四个给予，全面加强基层两委班子建设，激发村干部抓人口计生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将工作重心下移，着力推进村为主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实现管理网络的覆盖，开创乡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的上下一致、通力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将工作触角深入到每一户育龄妇女家庭。
第六、要在服务方式创新上求突破。
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优质服务是当今大力倡导的人口计生工作模式。乡镇人口计生部门要根据不同对象及不同需求开展温罄服务、预约服务、特需服务、感动服务、延时服务、随访服务等，赢得人民群众对人口计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仅以随访服务为例子，从当前农村来看，对生育、节育、不育人群进行随访服务，不仅可以满足群众对人口计生工作的需求，还可以提高群众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应知应会率。但从实践来看，农村乡镇基层明显存在五个误区，即：一是误解随访；二是关门随访；三是替代随访；四是闪电随访；五是盲目随访。造成这种状况，客观原因是流出人口多，无法见面，为对付上级的考核，下面就这样越轨乱来，到了检验实效的时侯就洋相百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要面对新形势，改变服务方式，即，一是入户见面随访，卫技人员与服务对象平等交流，记录信息；二是择机随访，卫技人员与服务对象只要有机会见面，即可随时随时交流，了解情况；三是电话予以随访；对外出务工经商对象双方约定时间，进行电话交流，了解信息的；四是信函随访。按照随访服务对象务工经商，把要交流了解的信息，制作成问卷，由服务对象填写，请其配合回函等，通过立体操作，肯定会受到很好的效果。
乡镇计生工作能否搞好创新，与每个人口计生工作者的作风能否务实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务实，说到底就是摆正心态，实实在在做事。乡镇人口计生干部在创新上要做到务实，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摸实情、谋实策，出实招、办实事。抓细，就是要坚持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从最基础的工作抓起，把抓重点与抓细节，抓中心与抓经常，抓全年与抓当前，抓特色与抓基础有机结合起来。人口计生工作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这就是要求我们的工作不仅要做得精细，而且必须讲究方法。抓具体就是要坚持从具体事情抓起，把原则要求变成可操作的措施，把目标任务变成能实现的结果，有方案、有要求，有措施，任务落实到位、责任明确到人。同时，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研究解决乡镇人口计生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上，放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放在最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上，多做打基础、管长远的实事，多做利民、济民促和谐的好事，这样才能使计生工作真正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乡镇人口计生工作要想在创新上求得突破，队伍能否过硬至关重要。人口计生队伍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以能力的提高、素质的提升、作风的改进来推动工作的创新和任务的完成。在新形势下要使乡镇计生工作要取得一流业绩，乡镇每个人口计生工作者就必须做好表率，做到个人形象一面旗，工作热情一团火，谋事布局一盘棋。个人形象一面旗，就是要党性强，作风正、有本事在各方面能担当表率；工作热情一团火，就是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对工作始终保持一种干事创业的激情；谋事布局一盘棋，就是要在工作中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切实做到统筹兼顾，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要通过表率的力量带动整个队伍的建设。

⑧ .法律咨询平台的理念是什么

法律咨询平台的理念就是打造专业而又权威的法律咨询平台。提高问专题回复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属。九问网不同于其他问答互动交流平台，它以专业律师回复为基本原则，提高了平台回复的权威性，九问网在专业回复方面独树一帜。

⑨ 法律援助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什么

一、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

一般认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优方案是控制社会，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有序社会是社会矛盾较少和社会矛盾较容易解决的社会。社会矛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均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另一类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前者可以通过社会预设的各种调解、仲裁和司法机制来解决；而对于后者中的群体，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现今社会，各种矛盾解决机制的设计无不打上经济利益的烙印，往往都附有一定的成本。作为社会公正底线的司法机制也不例外，主要表现为法院诉讼费和律师服务费及鉴定费用的收取等。无疑，对于大部分弱势群体而言，附带有各种经济成本的司法机制遥不可及，法律赋予他们的各种权利犹如空中楼阁，在受到侵害时除了逆来顺受，只能在状告无门时采取法外手段私力解决。这类矛盾引发的各种冲突，必将严重地危害社会治安，成为许多犯罪现象滋生的根源。因此，只要司法制度被预设成本，只要有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就必须实行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一是将社会矛盾的解决导入法律途径，恢复法律信任。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将此类当事人引导到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的轨道上来，并由此增强法律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执行力，促进社会贫弱阶层对法律的理解及亲合。我国每年处理的数十万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使大量可能激化成刑事案件的民事和行政纠纷得以合法方式解决；特别是许多群体性矛盾的法律调解和疏导，如由房屋拆迁、劳动纠纷、争夺土地和水资源引发的集体上访、局部区域紧张等，对稳定地区社会治安、恢复公众对法律和司法的信任极有好处。美国著名学者米歇尔·麦卡恩在《刑事辩护法律援助》中热情地写道，“穷人看到自己也能像富人那样享受司法体制的保护，因而更支持依法治国②。”二是扶贫功能。法律援助的扶贫功能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前者指通过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介入，免除了受援人的律师费，不至于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而且在有直接经济利益的纠纷和诉讼中，可以通过法律援助实现法律赋予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改善经济状况。后者主要是指通过向广大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达到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化解和消除，实现一个和平安宁的有利于发展经济的社会环境，被称为“社会保障的法律保障” 的法律援助制度③，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强化弱者的反侵害功能。在犯罪场理论中，犯罪侵害对象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被害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弱点是最易被犯罪人利用为实施犯罪的条件。犯罪分子之所以会选择这类群体作为犯罪对象无外乎两点，一是犯罪易于得手；二是得手后这类群体的回击能力弱。当法律援助成为贫弱者的一项法定权利后，弱势群体对抗外界侵害的能力必然有所加强，对犯罪者侵害弱势群体的意图起到有效的遏制效应。

二、保障诉讼权利，彰显法律亲和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害人往往有强大的国家公诉机关的支持，而自由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这一程序中的弱者，如同其他弱势社会群体一样，他们也成为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关注的对象。而且，由于刑事诉讼关乎宪法赋予当事人基本的宪政权利④，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构建本国的正当刑事程序，保障弱势的被告站在平等的地位与国家公诉机关进行一场对其而言极为重要的诉讼。各国纷纷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为贫困和特殊被告提供免费的律师代理和辩护。

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面临的风险比在民事或行政诉讼中面临的风险大得多。刑事司法的结果涉及到关系到被告人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国家刑罚权的最终发动与否。刑事诉讼一旦出现错误，将会给被告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刑法的适用和刑罚权的发动具有双重属性，“保护社会权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个人权利最厉害的手段，刑法犹如双刃剑，用之得当，个人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社会两受其害 ⑤。”对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表明，刑罚制裁方式与刑事诉讼方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刑事立法的基本出发点被认为是“保护社会”；刑事诉讼侧重于“保护个人”。从抽象的理论上讲，保护社会和保护个人是可以统一的，但是由于某些具体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上为钱辩护的律师神通广大，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保护有钱的被告人的工具，致使刑法“惩罚（所有的）犯罪以保护社会”的功能产生了偏向惩罚无钱的犯罪。于是这些受到刑法制裁的人产生了更大的反感（不平等感），助长了社会动乱因素，这同社会保护的目的正好相反⑥。为了保障贫弱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许多国家都规定了涉嫌重罪的被告的法律援助权，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无须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⑦。不少国家还将刑事法律援助扩展到所有可能被剥夺自由的刑事案件中。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另一个好处是，促进贫困被告人对于法律的认同与亲和。我们不妨对刑事被告人作一个分类透视：第一种为判决被告人无罪的情况。获得法律援助的过程虽然不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他所经历的无故追究将使他对法律和司法产生某种不信任感，这对于他本人、法律、社会都是不利的。法律援助等体现司法平等和人权保障理念的诸制度的实施，将有助于司法权威的确立，使他有理由相信法律和司法是公正的，对所有人包括贫弱者、甚至由于嫌疑重大而遭到拘捕的自己都是一视同仁的。第二种情况是被告人被判决有罪的情况。由于法律援助律师进行了有效的减轻罪责的辩护，使其罚当其罪，既保护了他的合法权益，又有助于他认识法律的意义，认识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教育其改过自新打下基础。可见，法律援助的作用一方面促进了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对于被告而言，其教育和鉴别意义也不可忽视。

强调亲和性与感化力。是因为，刑事诉讼的潜在主体是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社会成员。程序人权反映的不仅是实际上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成员相对于国家的法律地位。再者，刑事司法程序的亲和性与感化力，也是注重特殊预防的刑事政策之功利价值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国的再犯、累犯比例回升，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中受到80年代被严打处分的占了相当大一部分。究其原因，我国以往的刑事政策和制度过多地侧重于惩罚，侧重于威慑的一般预防，在感化教育方面甚为欠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张君、李泽军重大杀人抢劫案审判过程中，重庆市和湖南省常德市两地法律援助机构分别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援助制度为该案中的十几位被告指派了辩护律师，以维护他们的正当的诉讼权利。主犯张君在自白中承认，通过对80年代
被处以劳动教养和这次被捕、受审的两次经历相比较，他亲身感受到中国法制的进步。尽管他罪大恶极而被处以死刑，他仍然在监禁和审判程序中受到了人道主义待遇。

三、引发双边合力，促进行刑感化

新派教育刑理念促进了监狱从单纯执行消极回顾机制的惩罚职能向积极的前瞻性的矫正和预防职能转变。李斯特提出的“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可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的思想得到各国普遍认同和贯彻，追求减弱乃至消除犯罪人人身危险性，预防再犯成为监狱行刑的首要目的。为达到矫正犯罪人的主观构成和人身危险性，把犯罪人改造成为能自食其力的社会有用人才之目的，各国在刑罚执行、劳动改造、教育改造和狱政管理等各个环节推行人道性原则、教育性原则和个别化原则 ⑧；在保持刑罚惩罚和剥夺功能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措施有针对性地教育和感化犯罪人。

在行刑中实行人道性原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有利于调动犯罪人改过自新的积极性，有利于行刑目的的实现。西方的近代刑法学家们把资产阶级人性的本质属性说成是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其他的人道主义方面。现代的刑法、刑罚理论在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极为突出的演变，认为人道主义的顶点是把坏人改造为好人，把恶性转变为循规向善的人⑨。一般认为，坚持人道性原则，首先要处理好罪犯权利保障问题。在监狱服刑的犯人因触犯刑律而被剥夺或限制了某些权利；但是，作为普通公民，他们仍然享有与其他未犯罪公民的同样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很多方面，例如，选举权、宗教信仰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权、批评建议权、获得赔偿权、获得劳动报酬权、休息权、合法财产权、著作权、继承权、获得物质帮助权等。如果这些权利未被依法剥夺，罪犯仍然享有这些权利。此外，我国《监狱法》还规定了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权、会见权、从事适当的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的权利、重大立功表现者的减刑权、劳动中致伤致残人员依法获得补偿金和抚恤金的权利等数十项与行刑相关的权利。当然，罪犯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些权利对罪犯改造和教育罪犯是十分重要的，是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的最低权利保障和基础条件。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指出：给犯人权利的重大意义在于使犯人在行刑过程中处于相对的主动地位，以利调动矫正的积极性。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双边（国家行刑当局和犯人）合力的法律基础，双方享有权利并认真履行义务的过程就是双边合作的过程，也就是刑罚功能实现的过程。侵犯犯人的权利实质是阻挠国家刑罚目的的实现⑩。应该看到，在狱中服刑的罪犯的权利带有不完整性。罪犯处于监禁条件之下，人身自由受到或多或少地剥夺和限制，在行使某些其他法定权利时不得不受到前者带来的相应的限制和制约。因此，与人身自由相密切联系的那些权利的行使就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样充分、完全和彻底，建立监狱法律援助制度也就成为保障犯人狱内狱外基本权益、实现国家刑罚目的的时代要求。

四、发挥法律援助职能作用，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品格

我国创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时间还不长，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尚未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充分认同。为使这一制度发挥出应有的功效，笔者认为，至少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一是司法改革中，加强法律援助人权保障功能的发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我国正在进行较大规模的司法改革行动。“在司法改革中注入人权保障因素”是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司法改革成功的标志不是国家权力之间的重新排列组合，而是公民权利和自由总量的增加。在司法改革中，尤其要关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在司法改革中，确立并加强法律援助的应有地位，这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是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体规划中，纳入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变革时代，各种利益格局发生急剧变动，社会矛盾和犯罪现象不断出现。我国犯罪预防的综合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犯罪预防的一般规律和要求。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一综合治理模式在观念上重“打防”，轻“教育”，轻“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基本权利的维护”，累犯、再犯的大量出现至少说明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少这样的问题。犯罪问题严重，单靠严打或刑事司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市场经济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竞争经济，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要求与之相配套的犯罪预防政策的设计体现人权保障的思想。笔者认为，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者不可偏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中有意识地纳入和加强法律援助及类似诸制度，将有利于提升这一模式的现代品格，有利于特殊预防，有利于标本兼治。

三是扩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围。要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制度在预防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当前要有意识地把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向刑法的前后两端——犯罪的社会预防和服刑人、出狱人的社会保护两个方向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