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发展史

『壹』 律师鼻祖是谁呢

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文化现象，就是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在这些诸子百家之中，有一位也算一个重要学派的名家的倡导者——邓析子。邓析子不但是名家的倡导者，还是辩者——也就是被后人称为讼师的开山鼻祖。而讼师的活动，大部分意义上，就是现代律师所做的工作，所以邓析子又被律师行业公认为是中国律师的鼻祖。

一、郑国政治家子产

做学术的人，和政治家不同。政治家是为了统治一国的百姓，出发点是让国家总体安宁和发展，而做学术研究的人则只是投身于学术，不顾及其他。这就是邓析子为何不管自己政治地位的高低，而处处与子产制定的法律作对，甚至是故意刁难，坚持一意孤行的原因。

『贰』 中国第一位律师谁

邓析（？~公元前501年），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在野政治家，是一位生前及死后都引起争议，自古到今褒贬不一的人物。 在中国法律史上，邓析也算一位“闻人”有数项“第一”被他占据：第一个公开反对西周以来的“礼治”；第一次提出了“事断于法”的主张；编修了第一部私家刑书――《竹刑》。当然，这些“第一”大都还有传闻的色彩，难以确信。不过，另有一项“第一”的可信度极高，即他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讼师。 中国律师的历史不足百年，而且是舶来品。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一种以帮助他人处理诉讼事分为业的人，这种人被称为“讼师”。讼师素为官府所育根，亦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但他毕竟艰难地生存了下来。若要追根寻源，他们的鼻祖，就是邓析。 《吕氏春秋/离谓》载： 《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 。民之献衣、襦 而学讼乾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败，因败。 邓析凭借着他对法律的熟悉，不但以有偿的形式指导别人打官司，甚至还制定了收费标准，这种类似于现代律师的行径，便是古代讼师的正宗。 古人素来对诉讼抱有恐惧心理，这主要的原因在于司法的专横和官方对诉讼的垄断，它使涉讼者孤立无援，听任宰割。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当事人欠缺基本的法律知识，从而视诉讼为深威莫测的畏途。所以，邓析的行为一方面也为许许多多的涉讼者提供了他们急需的法律帮助，“学讼者不可胜数”一句道出了邓析的行为在民众中所受欢迎的程度，同时也为我们解释古代的讼师在官方的打击和道德的谴责之下仍不曾灭迹这一奇特现象提供了令人深思的材料。 诉讼的关键在于分辩是非曲直，但是非曲直的标准却因人而异，官与民的标准往往大相径庭，而史家之言则难免受正统所左右，故所谓“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恐怕只能说明邓析的辩驳之才，而决不应以此为据，认定邓析是故意颠倒是非。显而易见的是，在春秋时期，政治及法律都具有专制的性质，邓析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参与诉讼，绝无肮脏靠歪曲是非的手段来控制诉讼胜败的可能。他之所以“所欲胜，因胜；所欲败，因败”，恐怕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一方面对法律了如指掌（他个人曾编过刑书），另一方面又能言善辩，是一位雄辩家，“操两可之说，设无究之词”，且他的善辩又非狡言诡辩，《荀子》中就称邓析之说谎“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这才达到了驾驶诉讼胜败的境界。 《吕氏春秋/离谓》有段记载十足反遇了邓析作为诉师的才识和机智： 湖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邓析日：“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之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一件事情，从不同的立场了发，都能抓住双方的要害，这正好是“操两可之说”的注脚，也是讼师据谋生的基本功。或许有人会从道德与人情的角度对邓析的行为提出非议，但我们也不要

『叁』 中国律师行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我国律师制度于1979年开始恢复和发展，20多年来，律师队伍迅速扩大，到2000年初，已近11万人，律师事务所达9300多个。

『肆』 律师协会的发展历史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1980年颁布），中华全国律专师协会成属立于1986年7月，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全国性的律师行业自律性组织，依法对律师实行行业管理。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均为本会会员，地方律师协会为本会团体会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现有团体会员31个（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个人会员近14万人。中国律师协会具有很大程度的政治色彩和政府管控性质，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的自律性组织。右图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徽。

『伍』 北洋政府于1912年公布什么标志着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和起步

《律师暂行章程》。

2012年是中国建立律师制度100周年。100年前，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北洋政府于1912年9月16日公布了《律师暂行章程》，这标志着律师制度在我国正式诞生。

伴随着对共和制度的向往，律师制度的出现废除了封建法律工作由官员担任的传统体制，迈出了社会追求司法独立和公平的重要步伐。

回顾和总结中国律师制度的百年发展历史，对于加强我国律师制度和社会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拟在2012年适当时间举办高峰论坛，以纪念中国律师制度建立100周年。

(5)中国律师发展史扩展阅读：

近现代律师制度和律师业在中国的出现的背景：

近现代律师制度和律师业在中国的出现，包含了一场由外而内、由表及里地用西方现代意义的“律师”重塑和更新中国本土“讼师”意涵的变革活动。传统中国虽然也曾使用“律师”一词，而且在功能上也有职业形态相似的“讼师”，但是它们之间的含义毕竟有根本的不同。

近现代意义上的“律师”，是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之一，它以保障人权、体现司法民主和法治精神为基本价值取向。

而在传统中国社会，“讼师”又被贬称为“师爷”、“讼棍”、“刀笔吏”等，是不敬“道德文章”、专长于“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辩”的道义小人，在法律文化上缺乏价值正当性。

『陆』 律师职业的历史变迁

律师这个职业抄在西方很袭早就有，在古罗马时代就出现了，直到中世纪时段过一些时候。在古代中国没有律师这个职业的，直到清朝末年出现了状师， 状师就是所谓的律师的前身，真正的律师是在清朝末年沈家本变法后才出现的。

『柒』 中国现代最早律师产生

世界上最早出现律师行当的地方或许是中国。据《吕氏春秋》一书说，春秋早期，郑国就有个叫邓析的人，专门帮人打官司，小案子要人一件衣服，大案子要人一条
裤子作为报酬，教人“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委托人想打赢官司他就有办法让他赢，想让人罪名成立他也有办法使人身败名裂。弄得郑国“是非无度”，郑国的执
政大夫子产于是就把邓析杀了。
中国律师出现虽早，可是被禁止的时间也早。儒家以为争讼是件不值得提倡的事，像邓析这样教导人们如何去打官司,为蝇头小利争论不休,是毒化人们的善良天
性，必须要予以严惩。后世的统治者继续着这一思路，把这一行当称之为“讼师”，或者叫做“讼棍”，立法严禁。秦汉律严格规定，凡是诉讼活动都必须当事人自
行进行诉讼活动，不得有代理人代为办理。除了妇女、老幼、现任或退休官员及士大夫，可以由家人代为出庭应诉，其他人一律都要亲自出庭。
除了直
接替人诉讼外，向人传授诉讼的知识更被视为大罪，南宋绍兴十三年敕规定：凡是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者，处杖一百。并允许告发。再犯者，不得因大赦减免刑
罚，一律要“邻州编管”。从学者，各处杖八十。明清律撰写“构讼之书”者，要比照“淫词小说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是为人写作诉状没有增减情节，真实
反映事实的，才是被允许的。
尽管法律如此严禁，可是民间诉讼活动总是需要有人帮助，所以这一行当还是禁止不了的，官府的禁令只不过是把这个行
当变成了一种“地下行业”而已。在民间从事诉讼指导的讼师，有不少人是正直的人士，尽力为委托人服务，“受人钱财，与人消灾”，为人们提供必要的法律诉讼
知识，颇有点近代律师的作用，不能一概都斥为“讼棍”。不过就总体上来说，讼师的素质确实不高。大多数讼师确实是兴风作浪，惟恐天下不乱的无赖。很多人不
顾事实、法律，一味翻云覆雨，颠倒黑白。
由于讼师的名声太臭，到了近代，为了引进西方的法律，在翻译西文中lawyer一词，学者们还是动了
脑筋的。日本当初引进西方法律时，把律师翻译为“代言人”，后来又改为“辩护士”。这个译法没有被中国的学者沿用。就想出了“律师”这个词。成书于
1879年的薛福成《筹洋刍议》，大概是最早采用“律师”一词的。以后律师一词被普遍接受。民国成立后的不久就公布了第一部律师法律，这样在历史上第一个
开业律师被杀两千五百多年后，中国才有了正式的律师。

『捌』 中国律师制度对中国的发展

中国律师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背景下所呈现出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可以说是在更高层次上发生的一种超越本土法律文化传统——从而使这种传统不得不再次回归于一种潜在状态——的运动。这种运动以律师业回归社会并在社会中形成与其职业使命和专业化要求相适应的自治自律机制为基本内容，因此它在总体上表现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化过程。具体则可以将其概括为前后相继、互相依存的两部分内容：一是在与国家（相对于民间）的关系上发生的以律师业逐渐脱离对国家经费和编制的依赖为主要特征的中介化运动；二是在与社会（包含国家和民间）的关系上发生的以形成律师业自治自律的机制为目的的行业化运动。对于这种势必重塑中国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社会化进程，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积极的回应。

第一，世界各国尽管国情不同，但要建立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就应该了解和重视这种社会在制度构造上的规律性和合理性。现代律师业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种基本构件，其基本属性就是中介化和行业化。中介化是相对于把律师业纳入国家公职范围或作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而言的。律师业中介化的必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肯定：一方面，律师业是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职业，而按照现代法治社会中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构造，国家没有必要也很难把提供一切法律服务作为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是在尊奉民权的基础上构筑的法治社会。

律师业的行业化是分散运作的律师业为加强职业内部的联系和交流、形成一种整体的力量以强化自身对社会的交涉力和影响力而表现出的一种自我整合过程。所不同的是，由于律师的职业活动在复杂的现代法治社会中的高度专业化，以及律师对当事人、对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社会所应负的责任，使得律师业在自身的组织和管理上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自律性。这也可以视为社会与律师业之间所达成的一种“交易”，即社会承认律师业自治自律的“特权”，以便律师业能实现其职业使命，造福于社会。从国家行政管理到不断增多的自治自律的变化，使中国的律师更加贴近民间社会，成为媒合国家和民间社会的中介，成为促进民间社会自我整合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第二，中国律师业的中介化和行业化，意味着在广泛的社会结构范围内、而非原先的国家权力结构范围内重塑律师制度和律师业，因而不仅需要各种阶段性设计，而且还要有一种系统的构想。当中国律师业最终从国家公职范围中脱离出来，从而彻底割断与国家权力相连的“脐带”后，失去国家权力背景或依托的这一职业能获得足够的资源去实现自己维护民权、促进法治和实现社会正义的职业使命吗？中国律师业能在现有状况的基础上取得行业化的较理想状态吗？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重塑律师制度和律师业，需要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环境因素有什么对应的变化呢？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应该通盘考虑的。从许多现代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律师制度自始就是其制度构架的一个有机部分，律师业通过与周围社会环境的长期磨合，已转化为一种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并包含律师业在各方面活动的现实合理性的职业传统。相比之下，中国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重塑，有着历史传统方面的诸多障碍。因此，改革和发展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业，首先必须从立法上对律师业作出与其职业使命相适合的定位，并提供充分必要的保障；同时，还要考虑律师业发展的现状及其自我拓展的能力。在这里，单纯的法律眼光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种广泛的社会视野。

『玖』 中国最早的律师

春秋早期，郑复国就有个制叫邓析的人，专门帮人打官司，小案子要人一件衣服、大案子要人一条裤子作为报酬，教人“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委托人想打赢官司他就有办法让他赢，想让人罪名成立他也有办法使人身败名裂。弄得郑国“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郑国的执政大夫子产于是就把邓析杀了，这样一来，郑国“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如果《吕氏春秋》所说确实，那么子产是在公元前543年执政的，死于公元前522年，邓析的活动和被处死就应该是在这一期间。当时在世界的另一边，欧洲的雅典城邦里，还没有像邓析这样接受报酬提供法律服务的人，而当时的罗马还没有公布成文法，也谈不上有这样靠帮人打官司的行当。所以邓析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位开业律师。

『拾』 跪求中国律师发展的历史材料或论文

你是不是想让人帮你写好发给你啊？网上这些资料多多，你随便粘上一些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