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海豹律师

Ⅰ 求：不道德的新闻事件（小事或大事）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拆迁离婚”的集体不道德 本报记者 郝洪 当不道德成为某种集体有意识行为时，事件本身就超出了道德与否的范畴。 各种群体都希望从政策和制度的调控中公平获利。当要求无法实现时，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有时表现为集体不道德───以集体的不道德对抗制度的不合理。 上周，北方某城市一小区居民为拆迁而“离婚”的新闻，在人民网上引起广泛讨论。 讨论之所以热烈，缘于参与“拆迁离婚”人数之众令人吃惊。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消息说，在上述两小区附近，为了拆迁时多领7万元钱，大伙儿“扎堆”离婚，最多时每天有100多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甚至还有六七十岁的老两口。 讨论在道德与非道德、违法与循规则之间热烈进行著。 道德的追问很有趣。有说是以婚姻为谋利工具，有说是不诚信。以前，这样的事很隐晦，街坊邻里之间只在眼神里交流关于某某“拆迁离婚”的信息。那时，离婚是件不能够随便拿出来晾晒的事，更何况是为了某种利益的假离婚呢？现在不同了，所有“拆迁离婚”者都毫不避讳，理直气壮。“每个人都是一团和气，说说笑笑。已经办完手续的人还十分热心地帮助后来的人……大家都笑逐颜开地办理著离婚手续，有点儿众志成城的味道”。 “众志成城”───这是整个事件的关键所在。当不道德成为某种集体有意识行为时，事件本身已超出了道德与否的范畴。 参与者认为，以这样的方式获得本来拿不到的7万元拆迁费很正常───“我们没别的招儿，就是离婚。”旁观者也抱有同样观点───“干吗不离呢？老百姓挣7万元钱多难呐？” 这里隐藏著复杂的社会心态： 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各种群体都希望从政府政策和制度的调控中，公平获利，当这一要求无法实现，或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他们会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有时候，这些非常手段表现为集体不道德，以集体的不道德对抗制度的不合理。 在动迁问题上，人们对政府的期待在哪里呢？不外乎是期待一个合理制度。公正、公开是合理制度的基础。公正是要摆正利益关系，也就是能够有一套高效的机制，帮助实现国家利益、公民利益的双赢。公开是要求政策透明、操作程序透明、操作结果透明。前者基于城市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后者则基于城市管理者的具体操作水平，而前者决定著后者。 如果不摆正国家利益和公民利益的关系，管理者在“拆迁行动”中的角色就常常会混淆不清，其制度的制定也难免走偏方向。 我们常常会遭遇这样的一些问题，某一地区借口要进行诸如公共绿地、剧院、学校等公共设施建设，要求一地居民拆迁，而实际上却是与某商业集团合作，进行商业开发。有一城市为建一地铁站，要求城市中心某一路段的居民拆迁，拆迁补偿标准是按照政府规定的地铁建设拆迁补偿标准来实施的。但事实上，在该地铁站上，有某房产集团开发的商品房。市民为国家利益做出了让步，却使商业集团从这样的让步中获得利润。 还有一种，有些地区政府本身就有下属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当公司参与地区的开发建设的时候，地区管理者在拆迁利益平衡上就更显得微妙。上海律师薄海豹在今年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交了《优化土地开发机制，减少动迁矛盾》的议案中直言，在动迁过程中，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以免激化动迁矛盾。 随著城市化步伐加快，各地政府都可能面临巨大的动迁压力，而城市改造并不是动迁的最终目的。当动迁地上建设起美丽的花园和高楼大厦的时候，从这一地块上撤出的居民也应该能够生活在他们理想的居所。他们应该是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中理所当然的受益人。 动迁问题关乎一个城市的建设，也关乎我们政务改革的方向。一如薄海豹所说，“也关系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落实，即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Ⅱ 孙中界的新线索

21日，刚刚组建起来的调查组迅速投入工作。在查阅相关卷宗、录音等资料的基础上，兵分三路到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孙中界工作的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以及孙中界伤指后就诊的73171部队医院现场调查。
“孙中界事件”中的乘客是确定此案是否属于“钓鱼执法”的关键。21日下午，调查组约见了“乘客”陈雄杰。调查组成员、上海金融学院政法学院院长薄海豹律师问：“你是否第一次配合执法？”陈答：“我是第一次。”薄又问：“假设是否有第二次？”陈答：“没有。”薄再问：“假设是否能配合作公安测谎测试？”陈答：“可以。”
但就是这位自称敢做测谎测试的“乘客”陈雄杰，在调查中露出了马脚。在调查组抽查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今年8月执法活动的案卷中，发现陈雄杰曾有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笔录，证明其向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有可能是“职业钓钩”。
进一步深入调查后，破绽越露越多。调查组发现在多份不同卷宗上多次出现同一姓名的“乘客”，而检查相关财务资料后发现前来领取所谓“专项整治劳务费”的却另有其人，而且不同“举报乘客”的“劳务费”大多都由这位“蒋某某”领取，“钓头”由此现身。
22日晚，调查组约见“蒋某某”，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这位“钓头”承认了自己组织的“钓钩集团”直接参与了“孙中界事件”。他说，自己手下有三四十人，没有固定地域。14日当天，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通过“蒋某某”将当天执法的时间和地点告诉了“乘客”陈雄杰，当晚8时许陈雄杰正是按照事先约定的路线将孙中界驾驶车辆带到了执法人员检查点。
“孙中界事件”的调查过程非常顺利，没有受到政府部门的阻挠和压力；而调查结果能否完整客观地向社会公开，成为调查组成员在后期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Ⅲ 上海城市交通行政执法被爆“钓鱼执法”的真相

从10月14日因“涉嫌非法营运”被扣下车辆，到20日被认定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再到26日被浦东新区政府重新认定为“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依法终止执法程序”，短短两周内，河南籍“90后”小伙子孙中界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变化。变化背后，是调查的不断深入。 10月20日至26日，新华社记者作为中央媒体代表参加了浦东新区政府为调查“孙中界事件”而组成的联合调查组。26日联合调查组公布调查报告，将真相还原。 “非法营运”之争 从一开始，“孙中界事件”争论的焦点就是其是否从事了“非法营运”，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黑车”。 14日晚8时，刚把一批工人送到公司基地的孙中界，在上海浦江镇召泰路闸航路口遇到一名身材瘦弱的年轻人扬招，乘客上车4分钟后便要求停靠在闸航路188号。正是在这里，孙中界受到了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检查，认为其“涉嫌非法营运”而扣下金杯面包车。 对于车上这关键的4分钟，孙中界和行政执法部门各执一词。17日孙中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那名乘客说：‘兄弟啊，帮个忙，我有急事，打不到的士也没有公交车’，我见他实在可怜就让他搭车了。上车后那名乘客主动谈价钱，说要给出租车的价钱，但我一直没理他。” 而交通执法部门的调查结果是那名乘客“承认扬招上车且谈妥车费10元。”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19日对记者表示，定义“黑车”在“业内”只要满足四个条件即可：扬招、听乘客指令行驶、司机和乘客互不认识、提供有偿服务，“孙中界一事完全符合这四个要求。” 刚来上海3天的孙中界显然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定义成了“黑车”，并且要面临1万元的行政罚款。情急之下孙中界选择伤指以示清白，而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也迅速引发各方关注。 18日，上海市政府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20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布“调查报告”，称“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情况属实”，“并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20日，在浦东城管部门公布“调查报告”的同一天，浦东新区政府决定成立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媒体代表、社区和企业代表在内的12人联合调查组，城管部门明确被排除在调查组之外。 “钓头”浮出水面 21日，刚刚组建起来的调查组迅速投入工作。在查阅相关卷宗、录音等资料的基础上，兵分三路到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孙中界工作的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以及孙中界伤指后就诊的73171部队医院现场调查。 “孙中界事件”中的乘客是确定此案是否属于“钓鱼执法”的关键。21日下午，调查组约见了“乘客”陈雄杰。调查组成员、上海金融学院政法学院院长薄海豹律师问：“你是否第一次配合执法？”陈答：“我是第一次。”薄又问：“假设是否有第二次？”陈答：“没有。”薄再问：“假设是否能配合作公安测谎测试？”陈答：“可以。” 但就是这位自称敢做测谎测试的“乘客”陈雄杰，在调查中露出了马脚。在调查组抽查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今年8月执法活动的案卷中，发现陈雄杰曾有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笔录，证明其向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有可能是“职业钓钩”。 进一步深入调查后，破绽越露越多。调查组发现在多份不同卷宗上多次出现同一姓名的“乘客”，而检查相关财务资料后发现前来领取所谓“专项整治劳务费”的却另有其人，而且不同“举报乘客”的“劳务费”大多都由这位“蒋某某”领取，“钓头”由此现身。 22日晚，调查组约见“蒋某某”，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这位“钓头”承认了自己组织的“钓钩集团”直接参与了“孙中界事件”。他说，自己手下有三四十人，没有固定地域。14日当天，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通过“蒋某某”将当天执法的时间和地点告诉了“乘客”陈雄杰，当晚8时许陈雄杰正是按照事先约定的路线将孙中界驾驶车辆带到了执法人员检查点。 真相自此大白。 将真相诚实地公之于众 “孙中界事件”的调查过程非常顺利，没有受到政府部门的阻挠和压力；而调查结果能否完整客观地向社会公开，成为调查组成员在后期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24日从上午9时一直到下午4时，联合调查组开始起草和审议最终的调查报告。报告的第一稿就明确写入“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以及“陈雄杰在调查中的陈述存在虚假”等关键内容。此后报告虽几易其稿，但是这些文字都全部得以保留。最终12名成员都在这份客观真实的报告上郑重署名。 24日中午，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看望并听取联合调查组的汇报，对联合调查组的工作表示感谢，同时承诺将以调查结果为基础，“负责任地对此事件作出回应”。 26日中午，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举行新闻通气会，通报“联合调查组”关于10月14日“孙中界事件”的调查报告和区政府关于此事件的处理意见，认为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10月20日公布的结论与事实不符，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姜樑说：“政府不能够保证不做错事情，但政府一定要保证是诚实的。”

Ⅳ 上海金融学院 法学系 好吗

一般吧，是新开的专业，也是教育部第一个金融法学专业，人数不多，但是老师实力还行，都是名校法学博士，大多在事务所兼职，比较有名的老师有薄海豹，张学森。
薄海豹，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上海市司法局先进个人、虹口区十佳律师，从业律师十余年，有较丰实的诉讼业务经验，曾代理国内外著名案件：台湾歌星童安格演唱会合作纠纷案旧上海大亨黄金荣家族遗产协议见证案全国著名治秃专家赵章光诉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朝晖制药厂投资合作纠纷案中泰拳击对抗赛合作纠纷消费者诉上海第一八佰伴新世纪商厦商业欺诈案不夜城"七十六号"地块转让项目谈判海南中汇股份有限公司全套法律文件起草友邦公司保险旧案经中国证监会、司法部核准可以从事证券法律业务。主要客户群包括浦江之声广播电台、上海精文投资公司、佛山杜邦鸿基薄膜有限公司、上海市人大服务中心、现代工商杂志等企、事业机构。主要社会职务有：中国证券业年鉴编委、上海市律师协会金融研究会委员，上海市虹口区人大代表、上海市虹口区青年联合会常委。
张学森，男，山东滨州人，中共党员，法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特聘教授。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先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曾从事《大学英语》教学多年，曾任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学报《法学研究生》杂志主编；曾长期在新华社直属重点报纸《上海证券报》工作，任金融证券新闻记者、报社总发行人兼发行总公司总经理、首席法律顾问等职。现任职于上海金融学院政法学院法律学系，先后担任法学教研室主任、法律学系主任，兼任上海商学院法政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金融法学、国际法学的教学研究和相关实务工作。

出版教材著作等图书二十余部，发表论文、文章百余篇；曾参加国家社科重点课题“国际民商法与冲突法”研究，主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金融期货法律责任比较研究”、上海金融学院校级课题“商事调解及其在金融纠纷解决中的应用研究”等课题研究，有关WTO法律问题的论文曾获第三届华政韬奋学术节优秀论文一等奖，有关证券新闻报道的论文曾获“中国证券新闻论文评选”优秀论文一等奖。担任上海市高校金融保险专业重点建设教育高地项目《金融法学》主编、金融法学课程建设负责人。

擅长商事纠纷的仲裁与调解、金融各业法律与合规高级培训讲座，曾应邀为中国银行、上海浦发银行、日本瑞穗实业银行、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担任金融法律与合规培训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