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务经费短缺

『壹』 论述：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分析。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建立已经十年多了，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迈入了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但是，受经济、社会、法治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实施中出现了在宣传、经费、援助案件结构、配合协调机制、人才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就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在现有条件下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也称法律救助，其具体含义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它作为实现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在一国的司法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过去的十几年发挥了良好的社会作用，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迈入了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但是，受经济、社会、法治发展水平的限制和相关因素的制约，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刑重民轻”现象严重，影响着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刑事援助制度法律规定明确，指定辩护制度渠道通畅。而且是人民法院以审判机关的地位去要求配合工作，所以刑事援助一有法院要求，一般都会有法律援助机构的响应。而民事援助往往是受害人以个人的名义申请，且刑事被告有国家司法制度作保障，有公、检、法三机关的执法程序和纪律要求为保证。而民事权益被侵害的弱势群体，侵害往往使其生存都困难，如果没有法律援助就难以有有效途径主动向其提供保护，因此，他们的受援迫切性更大。而法律援助工作这种严重的“刑重民轻”现象，使法律援助制度的社会作用大打折扣。
（二）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设置简单，人才缺乏。因为经费和重视程度等种种原因，县市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很多没有形成日常的工作制度。法律援助机构的人员绝大多数是采用司法行政机关内调的形式配备，这些人员很多不具备系统专业的法律知识和素养，不能满足法律援助机构大量而且类型多样的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而且，我国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分布极不均衡，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弱势群体集中的贫困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分布很少。这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十分困难。
（三）经费紧张而且没有保障机制。当前的法律援助经费十分紧张，尤其是西部及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法律援助经费短缺更为严重。个别县市甚至将法律援助机构设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完全背离了法律援助的宗旨。《法律援助条例》虽然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的为数不多，更不用说按实际需求拨付和随经济发展递增了。法律援助机构很多都是年年申请打报告，然后是结果未知的等待。实际工作中要么拖欠法律援助办案补贴，要么少批或不批援助案件。
(四)司法机关和劳动、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缺乏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配合机制。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虽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司法机关采取第一次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获得法律帮助，但是刑事法律援助在实际中仅限于出庭辩护。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这一重要的阶段被人为省略了。侦察机关、检查机关没有与法律援助机构联系的意识和机制，法律也无具体规定。很多关键证据的取得需要劳动和社会保障、工商、医疗卫生、鉴定等部门的支持，这些部门要么不作为，要么相关费用高昂，同样缺乏与法律援助相对应的制度。
(五)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因为对法律援助工作缺乏深入了解而不能积极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制度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宣传工作和受众脱节，致使真正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往往没有机会和途径知晓法律援助制度，从而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通过法律援助制度得到维护。政府以及财政等相关部门对法律援助制度也只停留在概念阶段，对于其社会作用、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和条件、社会需求规模、经费开支和人员配置以及和相关部门的工作协调基本不知情。也就谈不上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导致法律援助工作只有司法行政机关一家支撑。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明确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和程序。增加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批准数量，缓解刑事援助案件严重挤占民事援助经费的现象。各地应尽快明确《法律援助条例》中的“法律援助范围”、“经济困难的标准”等授权规定事项，明示并公告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范围、条件和程序。应当逐步建立起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的联系制度，改善法律援助人员的执业环境，帮助和支持他们完成援助任务。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机构应会同人民法院、鉴定机构、仲裁机构等部门，制定出全部认可和统一的法律援助审批文书。工商、卫生等职能部门也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给予法律援助机构支持和帮助，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协调机制，从而真正畅通整个法律援助渠道。
（二）整顿落实基层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建立律师业和法律援助制度之间和各地域之间的人才共享机制。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设立、经费拨付、日常工作制度和责任机制应监督落实。在法律援助机构人员无法满足工作要求的地方，可以通过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机关直接协调，利用和律师业之间的人才共享，缓解目前法律援助机构的人才瓶颈。同时，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选任人才充实到法律援助机构中，逐步解决法律援助机构人才缺乏的状况。再者，法律援助机构应打破地域限制，建立人员共享机制，建立较大区域范围内的律师库或法律援助人才库并使之联网，区域内的各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在未完成当年援助任务的律师或法律援助人员中选派人员进行援助，以实现区域内的人才共享。
（三）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政府投入与行业奉献、社会赞助相结合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首先应争取政府按《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拨付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用于扶持贫困地区法律援助工作。其次，对每个案件办案补助标准与实际支出要一致，也就是要保证律师等援助人员工作的无偿性。第三，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影响力，号召各种社会力量进行捐助，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和管理组织，按各地实际需要解决一定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
（四）加强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让社会各界和弱势群体真正了解法律援助。首先，要结合当前以人为本和倡导社会公正的执政理念，加强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宣传，让他们在法律援助经费拨付、工作开展、机构建立和人员编制、创造相关社会环境等方面给予重大支持，改变法律援助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一家维持的局面。同时，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要深入基层。最后，宣传还要有意识地为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助打下基础。
法律援助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它需要各方的努力，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才能不断完善和发展，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维护其合法权益，让法律公正更广泛地得到体现，为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贰』 街道在推进法律服务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有哪些

经费和保障不到位。

『叁』 基层法律服务所目前现状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最早于1980年底出现在广东、福建、辽宁等地，主要是面向广大农民群众，调解生产经营性纠纷，并从事代书、解答法律咨询等简单的法律服务工作。自1984年以来经司法部、中央书记处都以会议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并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厂矿企业。自1986年以后，在“巩固、提高、完善、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呈急剧上升趋势。截止1989年底，全国共有乡镇法律服务所29979个，拥有乡镇（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共调解纠纷1377624件，协助办理公证1727265件，民事诉讼代理117013件，非诉讼代理235037件，担任基层政府和企业常年法律顾问104073家，代写法律文书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询3986602人次，挽回经济损失212688万元，各项业务比1988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则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作为“政法基层组织”之一。
自90年代以来，乡镇法律服务所开始进入总结、整顿阶段，基层法律服务所建设重点转到了上等级、上水平、上质量、上效益的新阶段。司法部先后颁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等，确认了基层法律服务所近似于律师的广泛业务范围；司法部并统一颁发《乡镇法律工作者证》，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认证或执业证书（但审查权实际上交给了由县级司法局）；国务院物价局下发的《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目录〉的通知》中，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收费列为准予收费的项目。总体来看，90年代的整顿和改革强化了基层法律服务体系。1992年，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撤消、合并验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顿前增加1087个；整顿中辞退、解聘不符合条件的法律工作人员之后加上新招聘人员，比整顿前增加10467人；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乡镇法律工作人员占13.8%，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62.3%，并有1205人已考取律师资格；很多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增加了服务业务的层次和范围；法律服务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开始健全，80%以下的所实行了挂牌服务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办公条件和物质装备也得到改善。 当时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协助基层政府推进依法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普及法律常识、整治涉法热点问题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政法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
然而，世纪之交似乎成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命运的一次转折点，抑制（或明扬暗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成为官方态度的主流倾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职能、体制和目标在几经调整后目前可谓扑朔迷离。2000年3月，司法部颁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实行与乡镇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国办发（2000）51号”和“清办函（2000）9号”文件则指出，法律服务所“不再属于行政挂靠机构或事业单位，实行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性运行机制，成为符合法律中介服务行业规则的合伙制执业组织形式”。嗣后全国各地深入贯彻《办法》的精神，全面开展基层法律服务所清理整顿，要求各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按照上述规章进行脱钩改制。自此，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数量由持续上升趋势急转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34219个，较1999年减少1164个，不过，也许是惯性作用的影响，该年度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121904人，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业务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比上年增长6.3%，担任基层人民政府、村（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的比上年增长5.9%，其他业务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锐减到28647个（较上年减少5572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较上年减少13919人；服务业务除诉讼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业务都明显下降。 2002年，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服务人员数量继续下降，服务所较2001年减少1758个，从业人员减少9444人。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主是通过其与这一体系中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定位的。从这些关系中，也能够或明或暗地了解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现状评价和未来设计众说纷纭的原因。
1.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基层司法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成。
基层司法所作为一级司法行政机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基层法律服务所出现约晚10余年，但基层司法所的职能产生与法律服务所产生几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员工作暂行规定》规定了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专职司法助理员，作为基层人民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在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和县（区）司法局（科）的领导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所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司法所的八项主要职能，其中包括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代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处理民间纠纷。 1991年9月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也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应当在本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员（司法所）的领导下进行。由此形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司法所的关系是：基层司法所是国家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基层法律服务所是社会团体，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基层司法所经费来自国家财政，由国家核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经费自筹，自负盈亏，没有固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可以收费，而基层司法所提供法律帮助不能收费。但从文献中我们看不出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根据，结合实证调查所获得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务所所长就是司法助理员，司法助理员又成为后来的司法所所长，于是就形成两所所长合一、两所人马合一、两所工作职能合一的状况。
2.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剪不断，理还乱”的冤家。
十几年前，律师事务所从行政机关逐步脱钩独立、完全走向市场（不过在许多农村基层，国营律师事务所仍是当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师事务所），时至今日，以乡镇、街道为据点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也正按照同样的思路开始与其行政主管机关司法所脱钩、走向市场。根据2000年有关文件，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完全脱钩改制后与现有律师事务所体制区别不大，他们在执业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与《律师法》中关于律师执业的权利和义务差别不大，其中包括在参加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诉讼代理活动时，向人民法院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并可根据承办事项的需要，持基层法律服务所证明和《法律服务执照》进行调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索取有关材料等权利，他们的义务中也同样包括了“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尽职尽责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等等。不过，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1）地域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主要服务于本区域农村、城市街道各基层单位和个人，而律师事务所则不受此限制；（2）业务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不能办理刑事案件及与此相关业务，律师事务所则可以办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和非诉讼业务；（3）执业资格：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业人员要求取得专门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证书，由司法部统一组织考试进行资格认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要求通过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4）收支制度：法律服务工作者必须按照各省物价局的规定由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收费标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费，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标准不收费；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相对较高。 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服务所只需要缴纳很低的年检费，勿须缴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必须按特定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管理费。
3.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同一司法所领导下的职能交叉的服务实体。
根据1989年6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由司法助理员具体代表的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村民委员会成员或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外，由群众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其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自行解决（后规定调解成功的可适当收费）；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颁布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基层法律工作者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约束力，只能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当事人一方无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协助或者受托代理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不过，由于作为司法所所长的司法助理员的法定职责包括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并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所所长兼任法律服务所所长和调解委员会主任，于是在具体案件中，上述区别意义就不大了。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社会评价与未来命运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基于社会需求而自发产生后，在一种没有理论论证、没有市场调查、没有法律规范的背景下，依赖于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动扩展的机制，因而它的生死成败都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至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政策急转直下的主观原因，目前还没有十分确切的官方依据。结合与高层官员的接触和课题组自己的分析，基层法律服务所发展的无序状态，加之近年来城市地区律师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种种弊端和劣势日渐显现出来，特别是低价竞争和劣质服务成为直接威胁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存在价值的致命抨击。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和思路变化，也是导致法律服务所在发展趋势骤然变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组成4个调研小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广东、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师事务所与法律服务所的设置、业务范围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听取了数百名调查对象的意见，主管基层和律师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从调查组调查结果来看，法律服务市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1） 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混乱， 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站、法律咨询中心、法律服务公司、法律咨询公司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2）法律服务所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看来，城市偏多，农村偏少，老少边穷地区则更少；（3）收费标准缺乏规范。由于部里对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没有统一规定，收费根据只能依据一些省市出台的临时性的收费办法；（4）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审批权限不统一，有省市司法厅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区县司法局批准成立的，还有非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如省编委、省政府、省法制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工商局、老龄委等等部门；（5）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任职条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规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可以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的任职资格考试，各地在掌握任职资格时随意性较大；（6） 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急待整顿，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有的离退休年限不满二年就进入法律服务机构工作，办人情案、关系案，群众对此反映较大；（7）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有待规范，缺乏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和约束，等等。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社会各界对于乡镇一级保留法律服务所并无分歧；但对在城市的街道一级是否设立法律服务所分歧很大；关于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是否应当划分、怎样划分，意见不一。然而，部分高层官员希望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并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的意向，已体现为行政结构变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务所工作的基层处已由基层工作司调整到律师与公证工作司，基层法律服务所被纳入与律师同类的管理体制。然而，这种似乎体现市场化和自治化的意向与高层领导的讲话及文件精神并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颁布《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和2003年司法部长张福森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基层法律服务立足社区，亲民近民、服务便利、收费低廉等特点，以及在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发，将大中城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能定位于“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我们无法想象，“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与以营利为驱动和杠杆的市场化体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们更无法想象，一个既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市场资金来源的基层服务机构如何实现“公益性”目标？合理的推测是，基层法律服务也许能够依赖于“（立足）社区”而获得社会捐赠，从而成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机构？无论如何，对于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讲话，然而，官方、学者、以及与大中城市律师界较为接近的媒体却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正在设想由政府拨款的法律援助机构，和由政府操纵的“群体性自治组织”

『肆』 法律援助的困境是什么

首先是经费困难。这是困扰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大难题。来自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国家每年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平均每人不足6分钱，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约为74万件，而实际得到援助的不足四分之一。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经费短缺已经直接制约了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现在，《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这无疑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福音。当然，在现有的条件下，法律援助的经费应该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但是法律援助事业不能仅仅依靠财政拨拨款，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广开财源"，取得社会力量的支持，法律援助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实，包括法律援助在内的很多关乎社会福祉的公益事业都应当充分发动社会力量来积极参与，而不能仅仅是政府一家在跳独角舞。如果一项事业只是被视为政府的职责而没有让全社会认识到它同时更是一项社会事业，民众没有热情去关注，没有耐心去理解，没有兴趣去参与，那么这项事业便难以为继。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不少的教训。法律援助事业经费短缺是事实，但这只是暂时的表象，经费短缺的背后是社会参与的短缺。有些贫困地区的人们再穷也要修庙拜佛（且不要武断地斥之为"封建迷信"），正是社会参与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如何使法律援助唤起全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广泛参与，是维系法律援助制度持久生命力的关键。

第二，法律援助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在广东、浙江、山东等17个省（市、自治区），不仅法律援助的实践比较活跃，而且有了相关的地方立法。而在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法律援助的开展，一些地方甚至看不见法律援助中心的牌子。毫无疑问，较之于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要远远多于东部沿海地区，其贫困程度也远远比东部严重。法律援助的目的本来就是服务于那些因贫穷而打不起官司的人，而这些更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们却因为地区的整体经济水平不高而得不到法律援助。因而在中西部地区便出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大量的贫困人口需要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却是法律援助距离他们却很遥远--既由于当地的法律援助因种种原因而步履维艰，也由于这项新生的制度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没有生根，很多人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个帮助穷人无偿打官司的法律援助制度。因而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提高它的"知名度"，从而刺激民众对它的需求，这种需求会反过来促进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在中西部地区，这项工作就显得更加迫切。从表面来看，法律援助是为贫弱者提供法律服务，然而它背后的法理则是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平等权的实现，不能让人们由于贫穷而失去法律的保护和救济。然而现实是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将造成内地居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大大少于沿海居民。然而，内地和沿海的经济差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因而将法律援助"送法下乡"，及早使之深入人心，则是更可行的办法。

第三，法律援助的从业力量还很薄弱。"从业力量"主要指从事法律援助的机构和人员。尽管截至2003年6月底，全国已经建立法律援助机构2642个，县区级地方已成立2139个，占应建总数的83%。全国有法律援助专职人员8899人，近50%有律师资格。然而在全国每年74万需要援助的案件面前，毕竟显得势单力薄。当然，从事法律援助不像献血，只要志愿者愿意就可以做到，它需要一定的专业水平和办案技能。我国目前法律援助机构的基本设置是：司法部、省、市、县司法行政机构均设立司法援助中心。最高一级专司管理和监督职责，省级主要负责管理工作，市、县两级专门办案。它们在法律援助中发挥了龙头的作用。《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律师有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义务，同时《律师法》规定每名职业律师每年应承办1-3件法律援助案件。如果以每个律师每年办理3件法律援助案件来算，也只能办理36万件左右，只能满足将近一半的需求。况且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律师都能办案。2002年全国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8万件，可见"律师是靠不住的"，应当充分发掘律师以外的其他社会资源。笔者认为，法律院校、研究机构应当成为法律援助?quot;富矿"。我国各类高校中，仅在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法学本科就有360余家，没有备案的院校以及其他各类司法学校、政法干部院校、各种培训中心等加起来应当不少于500家。如果以400家常年招生、每年招100人计算，在校的法科学生应当在16万人左右。然而这些院校的师生却游离于法律援助的从业力量之外。如果利用社会实践或实习的机会让他们从事一些法律援助案件，既可以为法律援助的从业力量补充新鲜血液，又可使师生增强技能，培养作为法律人的正义品格和高尚胸怀。这一"富矿"如何利用？值得我们的决策者认真思考。

『伍』 当我们需要通过打官司来讨回公道，可又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时，我们可以寻求帮助的机构是什么

B
法律援助中心接受后会联络律师事物所，法院无权接受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只能调解不能起诉和应诉

『陆』 民事案件律师费用，律师法律服务价值长期受到低估，得不到应有的对价收益，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到各抄地做过许多调研，发现新入门律师生存困难是行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地方的初级律师月收入不足千元，甚至远低于保姆和其他社会基层劳动工作的收入，这对一个高级专业知识精英群体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足以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深思。法律猫认为如果说律师业发展反映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话，那么律师业收费的实际状况就是这一问题的最明显标志。实践中，由于种种因素，不愿意支付或不按规定支付律师费的当事人比比皆是，甚至包括大量使用律师服务的政府机构。

『柒』 法律服务费是什么意思

即律师代理费，是指律师为委托人代理法律事务应当收取的报酬。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律师收费标准不一样，本律师收费按四川省律师收费标准办法执行。
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

一、办理刑事诉讼案件 实行计件收费。

（一）办理刑事案件

1、侦查阶段（含检察院自侦阶段）：1000—10000元；

2、审查起诉阶段：2000—12000元；

3、审判阶段：3000—30000元。

（二）办理刑事自诉案件：2000—15000元。

（三）办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涉及财产关系的，按代理民事案件中涉及财产关系的收费标准执行。

二、代理民事诉讼案件

（一）不涉及财产关系的，实行计件收费，每件收取1000—10000人民币；

（二）涉及财产关系的，实行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具体依照以下比例分档、累计收取；

50000元以下的（不含本数） 1000—3000元

5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内 6%—5%

500000元以上1000000元以内 5%—4%

1000000元以上5000000元以内 4%—3%

5000000元以上10000000元以内 3%—2%

10000000元以上 2%—1%

三、代理行政诉讼案件

（一）不涉及财产关系的，实行计件收费，每件收取 1000—8000元；

（二）涉及财产关系的，按照民事诉讼案件中涉及财产关系的收费标准执行。

四、代理国家赔偿案件 实行计件收费，每件收取1000—10000元。

五、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

（一）代理申诉案件 实行计件收费，每件1000—6000元。

（二）进入再审程序后，未代理过一审或二审的，按各类诉讼案件的收费标准收取；原代理过一审或二审的，则按收费标准减半收取。

『捌』 联合国因经费短缺难以为继，拖欠费用的国家想要得到什么

拖欠费用的国家想以此要挟联合国，让联合国在某些国际问题上妥协。联合国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就是某些国家拖欠了巨额的会费以及联合国的管理机制不够完整。

同时，有多个成员国痛斥，美国故意拖欠会费以逼迫联合国在某些问题上让步，应当剥夺其投票权。据《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连续两年拖欠会费的国家，会自动丧失投票权，美国拖欠会费巨额数大，应取消其投票权。

事到如今，除了美国需要按时缴纳会费外，联合国自身也要做出改变，完善联合国管理制度，双管齐下，才能使得联合国发挥更多的作用。

『玖』 我是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我们的法律援助补助被县司法局每件扣留了30%，请问法律援助案件补助，县

关于法来律援助经费这块，并没有全国自性的统一的规定，一般是各省、市根据自身的情况出台经费管理办法。就我省的情况来看，这种行为属于违规行为，但在其它省，因为不知道其他省市的规定是怎么样的，所以没有办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