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刑事诉讼法律援助若干规定

『壹』 刑诉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是怎样的

《刑事诉讼法》中对法律援助的规定如下：

第三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三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

第二百七十八条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二百九十三.条人民法院缺席审判案件，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三百零四条 人民法院受理强制医疗的申请后，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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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妻子上班途中遇车祸身亡，河南永城市民陈召（化名）打完第一场官司，就决定放弃。

耗时2个多月，交了5000元律师费，这场官司仅确认了劳动关系。接下来，申请劳动仲裁、工伤赔偿，3个孩子还要读书……陈召耗不起时间，更掏不起诉讼费。

“我们也有错。”陈召说起案件，一脸诚恳。妻子小琴因身份证丢失，借用表妹的证件签订劳动合同，没想到工伤赔偿成了难题。

妻子在企业上班几年，就这么白干了？陈召想不通。永城市司法局免费为他指派律师。3年时间、7场诉讼，他没花一分钱，拿到胜诉判决书。让陈召受益的，是河南省从1997年推行的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困难群众涉案，可免费获得法律服务。

陈召起初并不符合援助条件，2014年，河南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援助对象由困难群众扩展至低收入群众。标准一降，法律援助范围扩至河南40%的人口。

受理案件后，永城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李维亮分析案情：案件难在工伤保险关系不好确定，赔偿主体不知是用人单位还是工伤保险单位。维权路，不平坦。法院判决败诉，仲裁机构不受理，保险中心不支付，案件转眼过了2年多。

2017年初，李维亮转变思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多次与法官沟通案件实情。最终，法院认定小琴务工的事实，要求工伤保险中心支付陈召50余万元赔偿款。像陈召一样，近5年河南有81.8万名困难群众受益法律援助，涉及47.2万件案子。

河南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巡视员周济生介绍，从推出法律援助，不断完善便民措施，再到推行律师值班制度，保障司法人权，河南法律援助逐步完善至提供全覆盖、普惠式的常态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

『贰』 关于司法部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有哪些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
为顺利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就有关刑事审判中的法律援助程序、各级人民法院同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衔接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该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统一接受并组织实施；尚未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地方，由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接受并组织实施。
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司法行政机关接到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后，对刑事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可以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于三日内指派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辩护。
对刑事被告人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指定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司法行政机关应于收到指定辩护的通知书三日内，指派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辩护。
对人民法院根据案情认为确需律师辩护、符合下列条件的刑事被告人，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司法行政机关应于接受人民法院指定辩护三日内，指派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辩护：
（一）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
（二）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已委托辩护人，而该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四）外国籍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五）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六）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有问题，有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人民法院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应在开庭十日以前，将指定辩护律师通知书和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送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同时，附送被告人符合法定或者本通知规定的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况说明或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
接受承办法律援助事务的辩护律师征得刑事被告人同意后，即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履行辩护职责。

人民法院应当积极支持律师行使辩护职能所开展的法律援助工作，为其提供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及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等方面的便利条件。

『叁』 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第九条所在地解释，请问是嫌疑人关押地还是受理案件单位所在地

当然是办案单位所在地

『肆』 浅谈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一、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所谓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平等诉讼机会的一种实现司法正义的制度设计。简言之，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具体的说，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无力支付法律费用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免费提供辩护或代理的制度。”[1]刑事法律援助是伴随着社会民主和法制的发展而体现出的对人的主体性权利的尊重的一种制度设计，在专制社会和人治社会是无从存在的。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使司法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司法公正不受影响，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现实上得到体现，从而坚定公民对政府及社会公正的信念。[2]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 （一）诉讼正义的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原则之一。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人人都有委托或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作为一种商业性非常强的职业，律师为委托方提供法律服务，委托方支付相应的费用，这是律师维持其生活的一大来源。然而，刑事诉讼中并非所有的当事人都有能力聘请律师，这就有可能导致因为财产状况的不同而在法律面前享有的权利不同，从而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成为水中月、雾中花。“相对于裁判职能而言，控辩双方诉讼权利在形式上的平等，是维护诉讼构造平衡，保证诉讼公正所必需的。”[3]为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避免当事人因自己囊中羞涩而在法庭审判中受到可能的不公正待遇，也为了实现“看得见的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应运而生。 （二）实现“控辩平衡、平等武装”。 在狭义刑事诉讼中，[4]由于行使追诉权的一方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并掌握各种必需手段的国家机关，而被追诉方往往处于被指控的地位，其地位显然与行使追诉权的国家机关不可同日而语。在广义上的刑事诉讼之审前阶段，被指控者往往处于被羁押状态，控辩双方地位、力量上的差异之悬殊显而易见。因此，为了保护人权，保证诉讼参与原则的充分实现，无论在审判阶段，还是在审前阶段，都需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维护被害人权利。 以往谈及刑事法律援助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其对象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似乎远离了该范畴。有学者在对刑事法律援助下定义时认为：“刑事法律援助是指法律规定对那些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或者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定执业律师义务承担刑事辩护和帮助的法律制度。”[5]笔者以为，出于公平与正义的理念，从道义上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也具有正当性基础，因此，维护被害人的权利理应成为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我国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体现，其第34条规定：“（1）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3）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采用的是指定辩护的方式。该条第一款实际上是一种“任意的指定辩护”，法院对于指定辩护人的选任问题具有自由裁量权。第二、第三款规定的指定辩护则是法院的义务，如果法院不履行这一义务，则其所进行的诉讼行为在程序上就失去了正当性，所作出的裁判就有可能因被当事人提出上诉、检察院的抗诉而被上级法院裁判无效。[6]这种辩护即所谓的“必要的指定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7条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一）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二）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三）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五）具有外国国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七）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我国律师法第41条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第42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 国务院于2003年7月21日颁布、9月1日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部专门规定法律援助制度的行政法规。其第11条规定：“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第12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二）实践中的做法及不足。 自1992年我国首家法律援助组织——武汉大学弱者权益保护中心成立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刑事法律援助逐渐在中国开展了起来。随着一系列法律、规定的出台，在全国按照行政体系迅速展开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初步形成了以法院指定为主，法律援助中心或律师事务所自主决定为辅；律师义务援助为主，政府财政适当补偿为辅；审判阶段为主，其他诉讼阶段为辅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但是由于各项工作起步较晚，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突出体现在： 1、法律援助方式单一。 通观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援助方式有法院指定辩护律师援助和应当事人的申请而提供的援助。而且，应当事人的申请提供援助时一般还需要进行审查。对审前阶段和审判阶段的法律援助没有区分情况，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可以对受援对象提供援助。 2、法律援助实施人员范围限于律师。 在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的主体往往限于律师，而且，我国《律师法》认为律师实施法律援助工作是其义务，对律师不履行义务的后果规定的相当严厉。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案件的质量。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极大地影响了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性。实际上，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律师是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此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律师分布也不平衡，一些地方律师在执行法律援助工作时往往疲于奔命，费力不讨好。 3、援助对象范围较窄。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对刑事法律援助对象做了具体的规定，援助对象由过去限于被告人扩大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诉人、被害人。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定，我国将援助对象严格限于“经济困难”以及几类特殊的群体，显然援助对象范围有过于狭窄之虞。 4、重视对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忽视对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帮助。 《法律援助条例》第11条规定了在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往往重视对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法院对符合指定辩护条件的，会主动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但处于审前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则似乎没有那么幸运了。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没有义务为犯罪嫌疑人请求法律援助，而且，实践中往往会以侦查涉及侦查秘密为由为犯罪嫌疑人请求法律援助设置重重障碍，援助者也忽视或不愿意为其提供援助，犯罪嫌疑人要想获得有力的法律援助何其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