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靠法律咨询

『壹』 维持社会秩序主要靠法律

社会管理抄是上层建筑，取决于袭经济基础，所以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用什么规范社会生活，要联系该阶段的社会生查理．法律是公正公平的，不仅是维护正义的武器，也是伸张正义的武器．法律是打击不法行为，教育违法犯罪分子，预防犯罪行为的最好工具．符合现阶段的发展要求．相对于其他社会规范，如比较道德，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在如今社会利益错综复杂，道德观念各有不同的社会，更具有现实意义．社会主义要求3个至上，法律至上就是其中之一，可见，在治理社会，是离不开法律的，必须作为最高准则，建立社会主义法治．这是我国发展过程必不可少的的一步，历史和当今现实告诉我们，只有法治，是符合现阶段的社会管理模式．良好是社会秩序是发展是前提保障，是惠民生的前提保障．
大致说下，其他自己发挥吧！就从现阶段，生产力特定，人们道德准则复杂，且没有到达一定标准的社会，法律是最好的规范工具．

『贰』 社会秩序维护主要靠法律还是道德。求法律方攻辩问题

看能起到作用不：
1.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仅仅是法律无以为继时的救济手段，只有法律才能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优先地和终局性的调节作用，它具有强制性的特征，而道德则处于补充地位——道德具有可替代性，法律不具有可替代性！
以上只是我附给你的说辞，圈套在于“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提法有缺陷，关键在于无道德基础的法被视为“恶法”，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认为恶法亦法，自然法学派主张恶法非法！
2.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不易于操作——因为法律有特定的表现形式，有肯定、明确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因而具有可操作性，被任意解释和滥用的余地较小，道德与之相比，缺乏这些优势。
3.社会秩序被突破的结果是由人的行为影响而产生的， 与法律对行为的重视不同的是，道德一般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内在主观方面，道德所调整的行为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法律则具有直接有效性的特点！

设问方向，只供参考：
1.无道德基础的法律是法律吗？——定回答不是，你则主张“恶法亦法”论，这是历史争论，谁说谁都有理，考验下他们是否准备充分！
2.道德具有确实的可操作性吗？——定回答是，你以观点2反驳。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古代重视道德的实际调节作用，但更关键的是道德必须上升为法律才可以被适用，否则被视为“人治”，是现代依法治国理念所不齿的！
3.社会秩序的突破能由思想变化来完成吗？——若回答是，用唯物主义观点反驳之。 这个问题要注意导入方式！
本人所言，欢迎讨论！

『叁』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无论在哪个年代，社会要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秩序。那么该如何来维系社会秩序呢？我方认为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社会秩序的前身是社会关系体系，一种社会关系体系要成为一种社会秩序，首先必须通过国家政权使之合法化、制度化，即我们所说的立法活动。
古语云“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所谓规矩，指的是校正方形、圆形的工具，多用来指标准法度。
我方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范畴，都是调整社会秩序的手段。道德分善恶、辨美丑，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热爱道德、崇尚道德，讲道德可以改善民风、民情，道德可以影响社会风尚，但维系社会秩序只讲道德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靠法律来维系。道德能够约束人们的意识，在维系社会秩序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法律却是集预防、保护和惩戒三大功能于一体。在维护社会秩序上能够标本兼治。通过立法活动，确定社会秩序的具体内容与规则，使生活有序化、条理化、规范化。一方面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会自觉地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对于危害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能够通过强制性手段进行惩戒，迅速修复局部受损的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可分为既定的社会秩序和理想的社会秩序两种，法律从属于社会秩序，并反作用于社会秩序。对于既定的社会秩序而言，法律是对秩序的强化和发展；对理想社会秩序而言，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产物，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在当下，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都未能达到理想的社会条件，人们的道德素质不足以起到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大家都在学习法制史这门课程，在我国，从原始社会的部落规范，到夏商周时期初步建立的法律体系，再到今天这样一个法律体系相对完善的现代化法治国家，实践证明：法律伴随这社会要的维系需要协调一致的步伐，法律的基础是理性，他对其命令范围内全体成员都具有普遍的适应性；而道德却存在理解上的差异性，会影响人们行为的协调一致。“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果每个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社会秩序需人都有自己的是非观念，天下必定是非不明；天下是非不明，社会秩序从何谈起呢？
综上所述，所以我方坚定认为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靠法律。

『肆』 社会秩序是靠法律维护还是道德辩论材料

容提要：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有限制的道德法律化不但具有相当的可行性，而且可以成为提升我国国民的整体道德水平的有效途径。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我国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关键词：不作为犯罪；重大道德义务；谦抑原则；立法技术

一、概述

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负有积极实施某种特定行为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特定的作为义务，只有具备特定的作为义务的人才能构成不作为犯罪。所谓特定的作为义务，是指法律要求行为人必须实施一定行为的义务。对于作为义务的来源，学者持不同观点，这些不同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道德义务能否作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我国实践界对此持否定态度，而国外却往往将它作为不作为义务的来源之一，如：《德国刑法典》第323条规定了拒不救助罪：“行为人在发生不幸事故成公共的危险或者紧急危难时，尽管要求和根据状况能够期待他进行救助，特别是不存在显著的自己的危险和不侵害其他重要义务，却不予救助的，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者金钱刑。”《法国刑法典》第225条规定：“任何人能够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侵犯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轻罪发生，且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而故意放弃采取此种行动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另外，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等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只有法律性质的义务才可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单纯的道德义务不能成为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但也有学者认为：“在一般场合下，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只要不是在场的人的行为所引起的，刑法便不要求它履行排除和采取措施避免危险的义务；但是在特定的场合、关系和条件下，刑法则要求其履行这种义务，在不损害自己较大利益且有能力履行的基础上，它不履行这种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应认为是犯罪的不作为。”（1）笔者较为赞同后一种看法。笔者认为：重大道德义务应作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二、对主要反对观点的评述

目前，尚有许多学者反对将道德义务作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并持不同的理由，笔者列举主要理由并对之加以评述：

1、根据刑法的价值取向和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刑法应当严格贯彻法益侵害说而不是伦理维持说。

在刑法的任务上，理论上存在着法益侵害说与伦理维持说之对立。法益侵害说认为犯罪是严重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刑法的任务在于保护法益免受犯罪的侵害；只有对严重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才能运用国家刑罚权，伦理秩序的维持应靠刑法以外的其他社会机制。例如，日本刑法学者平野龙一认为：刑罚是一种重大的痛苦，并非维持社会伦理的适当手段，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何种伦理正确只是相对的，将维持社会伦理作为刑法的任务，不仅是对刑法的过分要求，而且容易在刑法的名义下强制他人服从自己的价值观。而伦理维持说则认为犯罪是对社会伦理的严重违反，刑法的任务在于维护社会伦理。刑法是伦理、道德的最低限度， 刑法的目的是维持道义秩序、道德规范。例如，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认为，刑法维持和发展国民的人伦文化秩序即道德秩序；团藤重光也认为，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最小限度的道德规范，必须由法律强制推行，在此限度内，道德规范就归化为法律规范。笔者认为刑法对法益的保护与对社会伦理的维持并非绝对对立的，而是可以相结合并统一起来的：

（1）法益是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利益，而社会伦理秩序可以成为社会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经法律规定，便上升为法益。

（2）对法益的侵害行为大部分也是为社会伦理所不能相容的。

（3）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有的并没有直接侵害法益，如赌博罪。它们的设立是基于刑法对社会伦理维护的需要而产生的。

刑法的任务不仅在于保护法益，还在于维持一定的社会伦理秩序。完全否认刑法对一定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持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忽视了刑法作为一种文化的人文精神。

2、刑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控制手段，我们应该严格贯彻刑法谦抑原则。

刑法谦抑原则强调刑法对人们生活的有限介入，强调刑法的自治，提倡轻刑，是基于防止权力异化和专制而生产的，体现的是刑法的自由价值。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有限的介入并非不介入，刑法追求并体现的价值也并非只有自由价值。从应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法律必须包含并体现着正义与秩序，具体地说，应该体现平等、自由、安全和公共福利，任何一种价值都不能偏废。“如果我们从正义的角度出发，决定承认对自由权利的要求乃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倾向之中的，那么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权利看作是一种毫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社会福利，自由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这就是自由社会的经验。”过分强调自由，便会导致无政府主义，法律生活将会失去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笔者以为：刑法的谦抑主义应该体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原则，对最基本的重大的道德伦理秩序的维持，当是其应有之义。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刑法的介入面不能太广，否则也会伤害到刑法的自由价值。

3、我国与西方国家国情不同，我国不应该效仿西方国家推行法律道德化。

该观点的持有者认为：“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道德体系本身这块土壤是无法使'社会本位'的利他主义思想在其中生根发芽的。但是社会的发展又需社会本位的思想，于是资产阶级只好通过法律来强制推行社会需要的道德。”而“社会主义道德，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社会本位为主，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利他思想”。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见危不救的现象，但“与整个社会中'团结互助'的普遍社会风气相比，见危不救的现象只是极少数”，所以我国不必效仿西方推行道德法制化。笔者认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道德刑法化确实是基于推行“社会本位”观念的需要，是弥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种下的道德恶果的补丁；但是见义勇为，救死扶伤不仅仅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积淀。西方国家的立法目的在于推行道德，而我国立法的目的则在于维持最基本的道德伦理秩序。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受到外来思潮的影响，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相对滞后，人际关系异化现象严重，自私自利的观念还有进一步扩展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当“有所为”， “将本来属于道德层次的要求部分的变成法律规范，变成人们的强制义务，这是提高国民精神文明的一种途径。”（2） 法律往往渗透一定的道德，同时又是巩固道德的武器，而道德是法律的重要精神支柱，违反重大道德义务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不断地加大，如果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处罚还只是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上，是难以遏制这种现象蔓延的。

4、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救助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甚至有时会因救助而使自己反遭诬陷。（3）

当前中国社会没有一套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证救助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甚至救助者反受其害，致使英雄流血又流泪，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基于此，笔者在文中强调，这里的重大（特殊）道德义务并非广泛的道德义务，它之所以重大（特殊）在于它是基础性的，是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对人们生活介入过多必将招致限制公民自由。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形（见下文）下人们才必须施行救助义务，并且这种义务的履行不能使实施救助者面临危险。

5、犯罪主体范围及处罚范围难以确定。（4）

这是一个有关立法技术性的问题。笔者认为，虽然有关重大道德义务的限定和主体范围的确认以及处罚范围的规定都比较难以把握，但困难并不应该成为拒绝正义的理由，我们应该迎难而上，努力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该问题，笔者将会在下文中予以详细论述。

三、对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关系的阐述

对于道德义务能否作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的问题之所以存在争论，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人们对于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关系的迷惑。弄清楚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定程度来说是解决上述争议的理论前提。

从社会的观点出发，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以合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延续。道德是人与人价值关系的一个领域、一个层面，它主要是指人的行为对于人伦社会关系的意义，即在人的一切活动中，人的思想感情、言论行动是否符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定结构、秩序和规则的要求，是否有助于它的合理、稳定和发展。

道德与法律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存在着区别，如康德所言：义务，特别是根据法律立法确定的义务，只能是外在的义务，伦理的立法则相反，它使得内在的行为也成为义务，但是它并不排除外在的东西，因为它拥有一切属于义务性质的东西。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别在于：法律义务较之道德义务更明确，它是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据，而道德上的义务则不具有这种功能。另外，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都具有强制性，不同的是法律义务的强制性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强加给公民或法人的，而道德上的义务则是靠广大公民的舆论或道义谴责作为惩罚方式。

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却同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道德价值的等级体系中，第一类等级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而法律本质上是一种规范，强调的是秩序，当然也应该体现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法律与道德价值等级体系中的第一类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时代、观念和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法律和道德相交叉的边缘地带总是随之而上下浮动。有时表现为部分道德归化为法律，有时又表现为部分法律回归于道德。因此，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它们联系紧密，犹如一条河流的两个分支。这是一种信仰的两个体系，这种信仰就是“正义”。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与道德上的义务，必须相互弥补才能维系文明社会。
四、对道德入律必要性的阐释

笔者认为，将重大道德义务纳入到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之列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

1、是维护法律尊严，实现刑法功能的需要。维护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是法律（包括刑法）的重要任务之一。对有损于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的行为，不仅要从道义上加以斥责，更要从法律上给予惩罚。因此，对某些重要的道德义务，有必要将其上升为法律义务。

2、是顺应国际的立法趋势的需要。如文首所述，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作为义务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国外已经有相关的立法例。德国、意大利、法国、奥地利、加拿大、西班牙等国的刑法典中都有关于“见危不救罪”的规定。

3、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将重大道德义务上升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对那些违反重大道德义务的行为施以处罚，更重要则在于促进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道德的形成发展从总体上看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但是道德观念作为社会对个人的制裁力发生作用，同法律一样都是要求人们在合乎规定的形式下行事，不同的只是在对人的制裁力上，道德的强制性要远远小于法律的强制性。因此，将某些道德义务法律化，强制遵守某些道德观念在实践中是可行的。

五、对“重大道德义务”中“重大”之理解

如上文所述，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对人们生活介入过多必将招致限制公民自由。履行救助义务只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存在，对这种“特定情形”的正确限定事关义务主体范围与处罚范围的确认，其意义也就十分昭然了。笔者认为，“重大道德义务”之“重大”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明显符合公序良俗的要求。社会客观上十分需要有人去履行这种道德上的义务，否则就会明显伤害社会道德感。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要求。在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序良俗是一个道德范畴的概念，对其认定及评判所依据的标准可能不一，因而其内容的不确定性成为其重要特征；而罪刑法定又是近现代刑法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因此，就产生了公序良俗内容的不确定性与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矛盾。但这对矛盾并非是无法调和的：首先，公序良俗的理论已经被纳入到法律的领域中，并且众多的学者都对其含义进行了研究，如日本学者我妻荣先生认为，公序是指国家社会一般的利益，良俗是指社会一般的道德观念。（5）我国的民事立法也已经引入了公序良俗的概念，因此其不确定性特征已经有所改观。在刑事立法中，可以对因公序良俗原则所产生的特定义务的内容加以严格限定，使其具体化。

2、履行义务的必要性。履行义务的必要性是重大道德义务成为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前提条件，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特定危险状态的存在，即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之中，否则作为义务无从谈起。所谓特定危险状态，是指行为自身所蕴涵的使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遭受实际损害的一种现实可能性。这种特定的危险状态必须是现实的、可能的、正在发生的。所谓特定的危险状态正在发生，是指危险已经出现而又尚未结束的状态。危险已经出现，是指危险已经对一定的合法权益形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危险尚未结束，是指危险继续威胁着公共安全或者他人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给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安全造成更大损害的状态。

2、危险程度具体的紧迫性。所谓具体的迫切的危险，是指危险状态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的趋势是无疑的，而非可能的、或然的。如果危险状态尚未发生，直接威胁合法权益的事实状态尚未出现，或者危险状态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现实、无法挽回，都无特定义务可言。能使重大道德义务成为不作为义务的来源，危险的程度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紧迫性，而且这种紧迫的程度势必要比其它的义务所要求的危险的紧迫程度强得多。例如有人溺水，生命危在旦夕，有能力救助且无危险而不救助，从而造成溺水人死亡的情况下，不作为人（当然这里又涉及到如何确定主体范围的问题）就应当负刑事责任。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讲的紧迫性是指一个人的生命权或其它重要权利处于即将遭到剥夺的状态。

3、 履行义务的可能性。这是对履行义务主体的要求。义务主体首先必须是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法律不可能要求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去履行其不可能履行的义务。其次必须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能力去履行该义务，这就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条件认定。再次，要求只有行为人才能排除危险状态，即主体的特定性。主体可以不限于一个人，可以是数人。但是主体必须具有排他性。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限制行为能力人在其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范围内能否成为该履行义务的主体？譬如，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其可以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范围之内，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其精神病未发作期间，遇到落水人而不救助致落水人死亡的情况，能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虽然上述两种情况下，行为人都具有辨认控制能力，似乎应当成为不作为义务的主体，但鉴于道德义务的特殊性，它对主体的要求特别严格，即使是一个完全健全的人都难以认定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无可能履行义务，更何况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以从刑法的人本主义出发，以不承担刑事责任为宜。

第二，以什么标准判断行为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以其能力可以履行义务？是行为人主观上判断，还是从客观的角度，或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角度。笔者认为，应以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认定。一方面，行为人要认识到自己有能力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在客观上行为人也的确具有履行义务的能力。仅仅是行为人确实具有救助的能力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认识到确有能力救助，否则也不应该承担义务。

4、 履行义务人或者第三人履行重大道德义务没有显著危险且不违反其它重要义务。这里的“没有显著危险”是指通过社会上一般人的评价。实施重大道德义务所要求的行为不会使行为人自身或者第三人置于危险境地，或者造成显著伤害。“其它重要义务”是指对行为人而言不能违背或即使违背也不可能造成行为人重伤、死亡或其它重大合法权益损失的危险的义务。这里牵涉到法益衡量的问题，能不能牺牲一个人的健康或生命去救助其他人的生命，能不能牺牲一个人的重要义务去救助其他人的生命？如何衡量这些利益价值的大小？“法律不强人所难”的刑法格言的含义是法律不能命令人们实施不可能实施的行为，也不能禁止人们实施不可避免的行为。如果履行义务对行为人而言有重大显著危险或者违反其它重要义务，那么对行为人而言该履行义务的行为就是对行为人而言不可能实施的行为。这也是期待可能性理论所要求的。期待可能性理论要求如果根据当时的具体环境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就不能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罪过，因而不能令他承担刑事责任。

5、 未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里所说的后果通常是指重伤、死亡后果或造成国家、集体财产特别严重的后果。轻伤后果或一般的财产损失不能达到令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程度。重大道德义务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必须要求违反这种义务的不作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

将重要道德义务法律化不仅是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宏观体制的客观需求。但将道德上的义务转化为法律上的义务必须设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是法律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合力。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势必造成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的混淆。同时，准确、及时地“引德入法”对立法技术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人们去时刻关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启发人们去洞察法律的追求和道德的真谛，昭示人们明悉公平正义的来之不易。

参考文献：
（1）马克昌著：《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范忠信：《国民冷漠、怠责与怯懦的法律治疗》，载《中国法学》，1997第4期。
（3）李健、任成玺：《道德义务不应成为我国不作为犯罪中作为义务的来源》，载《刑事法学》，2002年第4期，第12页。
（4）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5）赵万一：《契约自由与公序良俗》，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伍』 论证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靠道德而不是法律的事例

吸烟

『陆』 维护社会秩序主要靠法律还是道德 辩论问题

社会秩序、道德、法律三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三者都重要，因为：专
社会秩序属是基础，无秩序也就法谈论道德与法律；
道德是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道德能促进社会秩序的和谐；违反道德，不一定违反法律；道德所约束的范围比法律更广阔，但不具备法律的特征；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是违反社会秩序与道德达到违法标准时的一道救济保障；
同样，社会秩序、道德、法律可以表达为秩序、正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秩序是基础；
正义是价值追求；
自由是最高追求。

『柒』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

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虽然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道德和法律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对社会关系都有调节作用。但两者的调节作用不同，道德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靠教育的力量 、社会舆论和个人内心信念的力量，所以，道德要发挥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 ，必须有人的自觉性这个重要条件；而法律则不同，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主要是以国家机器（警察、法庭、监狱等）为后盾，靠法律制裁这种强制手段起作用的。法律发挥它在调节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必须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个条件。法律和道德的不同作用，决定了两者不可相互替代，只有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 。由此可见，无论道德万能论还是法律万能论都是片面的。因为，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在它们单独起作用时，都会表现出它本身的局限性。法律的特点是强调强制和他律，道德的特点是强调自觉和自律。法律重在对人们犯罪后的惩罚，以发挥它的警示作用；而道德重在教育和规劝，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以避免犯罪。法律着重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思想意识领域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而道德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的外部行为，它还要求人们行为动机的高尚、善良。对人们行为的“内在”影响，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特殊机制。动机与行为、教育与法制，是道德和法律的不同功能，但又是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在没有法治的社会中，其正常的生活秩序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因为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对那些微观的生活领域，对那些特殊的人际矛盾，法律无法发挥作用。而且，法律作用的刚性特点，还必须有政治、道德、文化等意识形态因素做基础，否则，它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如果是法律单独发挥作用，而没有一定的道德舆论相辅佐，那么就常常会由于失去社会的支持而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同样，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是道德手段单独发挥作用也是不可能的。道德的约束是软约束，没有法律手段作后盾，道德的作用常常会由于缺乏必要的强制力量而显得软弱无力。对那些没有自觉性的人，对那些明知故犯的人，道德是无能为力的。如对一个黑社会的头目讲道德、讲良心，是不会有丝毫效果的。就是对那些个人道德水准高的人，也无法摆脱制度弊端的影响。因此，在治理国家中，道德和法律必须紧密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从历史上看，古代的中国社会主要宣传以德治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主体内容，大多包括在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之中。从先秦时期到清朝末年，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家奠定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经过汉代学者初步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论证，再经过宋明以来诸多思想家的理论思辨和逻辑分析，最终形成一个内容庞大、逻辑严谨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要求国家统治者和社会管理者，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性情，先成为仁德贤明的君主或清正廉洁的官吏，然后，再用已修之身去管理国家、社会和人民，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民爱物，孔子和孟子学说的主体即是以仁为本，以德治国，要求统治者以宽厚、仁爱之心来管理国家、教化人民，惟其如此，君主才能与天同德。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还主张秉公执法、廉洁奉公、爱国图强、尊贤惜才、提倡廉政、反对腐败。但是，由于缺少法治做基础，道德便成为政府控制社会各阶层、平衡矛盾冲突的手段，道德被政治化了，它还要担负起本应由法律承担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是不堪重负的，因为道德教化无法改变政治权力的现实运作规则，于是便形成了政治人的双重人格，即他们嘴里高唱礼义廉耻，暗地里却做着一些伤天害理之事。因此在非法治的国度里，腐败是很普遍的，并且具有整体性特征。它表现为官僚集团一致对下的压榨，对庶民百姓无节制征收赋税，敲诈勒索、搜掠民财。综观古代中国，腐败还具有公开性、猖獗性和贿价不断上涨的特点。汉唐以后，随着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逐步成熟，腐败现象随之迅速蔓延。唐代穆宗时，大臣韩弘以财物贿赂权贵，满朝文武除一人没有受贿外均接受贿赂。到了元代，“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到了清代，腐败更加公开，民间流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破获了一起清朝最大的贪污案：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侵吞赈灾银两案，1000多万两银子全部被蛀虫侵吞，甘肃省上至总督，下至州县衙役，全省官员 “无不染指”，先后有56人被正法，46人被流放，甘肃省的官员几乎“为之一空”。

古人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随风倒。由于中国有“官本位”传统，中国人自古便“以吏为师”。没有法律和制度的有效制约，政治的清明与否，完全依赖于做官者的品德、操守。清正廉明、道德高尚者能够领袖群伦，垂范社会，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相反，如果大部分官员放纵自己的私欲，道德败坏，便直接诱发、刺激了社会风气、公共道德的败坏。由此可见，以德治国只有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才能将国家治理好。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紧密结合，乃治国之道。“法治”如同做手术，“德治”如同预防疾病和锻炼身体，两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现实社会生活中不乏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取得成功的范例，如独立以前的新加坡政府，官场腐败不堪，被称为20世纪世界瘟疫。自1959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对公务员的道德教育，同时对公务员的道德自律的实现，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制度化管理，很快，一个贪污舞弊成风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国际上公认的廉洁政府。

总之，“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乃是科学的治国之道，加强道德建设是“以德治国”的重要举措。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要强调“德治”的重要性。加强道德建设，有利于“以德治国”的实施，是“以德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道德建设，能够促进广大人民群众道德水平的提高，改善社会道德风尚，使人们能够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维护社会稳定，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思想根源。道德是通过说服教育、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能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变化人的气质，转变社会的风气，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

『捌』 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一辩攻辩小结

一辩攻辩小结是在一对一攻辩环节之后，根据对方辩友提出的观点，在场上临时总版结的攻权辩。一般准备四点到六点即可。
我在这里无法为您总结，因为临场发挥性比较强。背下模板很可能抓不住对方的弱点。
建议您在比赛前根据一辩稿和二三辩的攻辩问题中抽出一些攻击力较强的点结合场上对方的薄弱环节对症下药！
有以下观点，仅供参考。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不能调整的要有法律调整，所以由法律维系社会关系更加全面
法律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其他规范不具有这个特点，所以法律维系社会关系更加权威
法律最崇尚的价值是自由，所以由法律维系社会秩序能够让人们生活在一个自由最大化的社会。
可以根据情况进行取舍和扩展。
请采纳。

『玖』 社会秩序主要靠道德还是法律吗

需要道德也需要法律。
道德提升了之后，自然而然社会秩序就会比较平稳，当然对于那些没有道德的就需要法律来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