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芸律师

『壹』 旷工一天被扣半月工资1280元合法吗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专0704

合法，旷工按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处理，判决书也写得很清楚，劳动合同法第四条是这么写的，没问题。以前倒是有个法规，罚款不能超过月工资20%啥的，不过那个法规早就被废止了

『贰』 关于五邑华侨的历史

江门市俗称“五邑”，是全国著名侨乡。五邑华侨历史故事节选如下：

1.冯如，广东恩平人，我国从事飞机研制、设计、制造和飞行的第一人，被美国报纸称为“东方莱特”。12岁随父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他目睹美国先进工业，认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工艺的发达，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非学习机械、发展工艺不可。

于1912年8月25日，在国内作飞行表演时，冯如因飞机操纵系统失灵，失事牺牲。弥留之际，他仍支撑着把失事原因告诉助手，并勉励他们“勿因吾毙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级。”

(2)黄芸律师扩展阅读：

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

江门市俗称“五邑”，是全国著名侨乡。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是展示五邑华侨历史文化的重要平台，于2010年全面落成开放。

步入其中，“根在五邑”4个大字映入眼帘，厚重的历史感和沉重的故土情扑面而来。馆内展览以时间为线，分金山寻梦、海外创业、碧血丹心等六个部分，全面展现五邑籍华侨华人在海外的艰辛创业及回报家乡的感人历程。

『叁』 N个单词的全称和意义

TDMA是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的缩写，这是一种用Time－Division Multiplexing（时分多址）来提供无线数字服务的技术，它代表的是一种移动电话系统的数字信号传输技术。TDMA把一个射频分成多个时隙，再把这些时隙分给多组通话。这样，一个射频可以同时支持多个数据频道，目前该技术已成为今天的D-AMPS和GSM系统的基础。
GPRS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PacketRadioService),是在现有GSM系统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承载业务,主要用于无线电通信
WAP
Work Assignment Plan 工作分配计划
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 一种手机上网协议
TFT
=Thin-Film Technology 薄膜工艺学
GSM
数字通(大哥大)
WCDMA http://ke..com/view/6035.htm
QVGA
QVGA即"Quarter VGA"。顾名思义即VGA的四分之一尺寸，亦即在液晶屏幕(LCD)上输出的分辨率是240×320像素。QVGA支持屏幕旋转，可以开发出相应的程序，以显示旋转90°、180°、270°屏幕位置。由HandEra公司发布。多用于手持/移动设备。
GPS
Global Position System, 全球定位系统
BIOS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不好意思，剩下的我就不熟了，希望上面的对你有帮助

『肆』 大陆“黑社会”是啥样

在多地对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调查中，研究者们发现，黑 社会的势力范围很少跨出一个市，所谓的“大陆黑 社会”，更准确的形容应该是乡霸、县霸、区霸、市霸。

“大陆黑 社会”的真实一面是——大陆没有“黑 社会”。

这一判断来自官方，从现有的媒体报道或官方文件中，你会发现，凡是提到大陆的“黑 社会”，完整表述都是“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

前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如此解释，大陆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具备了黑 社会犯罪的部分特征，但是尚未达到黑 社会的程度，是一种向黑 社会过渡的雏形状态。

也就是说，如果国外的黑 社会是高级阶段，那么国内的组织犯罪行为顶多是初级阶段。

因为相比国外那些耳熟能详的黑 社会，比如日本的山口组、意大利的黑手党，学界研究认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不可能公开操作的黑 社会传统行业，比如贩毒、卖淫、赌博，在中国大陆并不能存在，所以他们无法形成强大的社会经济实力；境外多党制形成的政治缝隙，使得国外黑 社会可以很方便地向政治领域渗透，这在大陆也不可能。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公安部内部对此进行讨论后便认为，“黑 社会”，这个提法“太大”。

那么，这个尚未成长起来的“黑 社会”，规模有多大？

有人说是100万人。

这是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的个人推测。2000年，研究黑 社会问题的蔡少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仅在河南益阳地区就有250个黑 社会团伙，人数达到3120人。

这个庞大的估算，在2004年时被官方否认——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处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像他说的现在还有100万黑 社会成员在那儿活动，那我们就没法交差了。”

也有数据显示，有案可查的黑 社会在一万人以上。最高法院的数据显示，2006年至2009年，一共有12644人被以“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名一审审结。

这些模糊的人群，根据司法文件的披露，几乎遍及全国各个地区。北京大学研究黑 社会的教授康树华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及，势力最大的有东北的“真龙帮”，上海的“震中帮”，山东的“海泉帮”，江西的“卧虎帮”，河北的“改口会”，邵阳的“阴阳帮”、“江湖会”等。不过，这些帮会，至今未出现在任何新闻报道或官方司法文件之中。

事实上，在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黑龙江等地对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实证调查中，研究者们发现，黑 社会的势力范围很少跨出一个市，所谓的“大陆黑 社会”，更准确的形容应该是乡霸、县霸、区霸、市霸，即便是跨地区流动的组织，也只活动在异乡一角。

所以，真的堪称是低级阶段。

【大部分黑 社会出不了市县】

当下正在法院审理的刘汉涉黑案，就被认为是近年来最大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刘汉曾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据《21世纪经济报道》，刘汉等人掌控的公司多达70家，而他旗下最庞大的汉龙集团，则相当于一个跨行业的托拉斯——从能源电力、化工产业到生物医药、地产开发，不一而足。

刘汉集团被公安机关控制后，媒体报道里四川的反应是：广汉等地的商人终于可以正常做生意了，社会治安起码可以太平十年。

但像刘汉集团这种势力范围可覆盖三个市——绵阳、什邡和广汉的情况，很少见。实际上，目前尚未有一个全国规模或全省规模的组织。与境外黑 社会已经壮大至全国规模相比，大陆黑 社会多带有地域特点或“山头主义”特征。

从势力范围上分，他们的控制领域主要分为地域和行业两种。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涉黑犯罪多年的教授何秉松看来，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势力范围一般只限于村、镇、区范围之内，一般不超过省级市、县；但以行业划分，则不受地域限制，例如以火车上的盗窃为主业的组织，其足迹遍布铁路沿线。

何秉松的这一说法与目前各地对相关问题的调研结果相符。

根据刊载在2011年《山东警察学院学报》的调查报告《浙江省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证调查》显示，活动范围在本市（地）区的黑 社会比例最大，为60%，浙江省内跨市区的为10%，跨省的为30%。同时，该论文称这些跨地区犯罪的势力范围，通常集中在托运业中——因运输线路影响，从范围上来看，它超出了一个市区。

而在山东大学一篇论文《山东省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调查分析》中，则可以看到“黑 社会”的具体分布地点——青岛市某区的废旧物品收购行业；烟台某村；威海某镇至某村海滩的蚬子交易市场；济宁市的某个县城等。

除了盘踞某运输行业条线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有溢出一个地区的影响力，也存在流动的跨地区组织。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在对上海研究后指出，上海除了本地的黑 社会势力，还有六个“帮派”—以扒窃为主的“新疆帮”，以诈骗为主的“贵阳帮”、“安徽帮”，以盗窃为主的“苏北帮”，以抢劫为生的“东北帮”，以及主要从事盗卖车船的“温州帮”。

【大陆黑 社会的“地盘”】

上文提及的运输业，实际上是目前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七大行业之一。

尚未有一份全国各地黑 社会“主营业务”的统计表明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但据2006年时任全国“打黑办”副主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杜航伟的总结，运输、建筑、商品批发、娱乐业、餐饮业以及矿产等行业，是它们的主营阵地。

在上海，运输业、娱乐和餐饮业，是受黑 社会危害的前三行业。上海社科院《上海地区有组织犯罪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涉黑行业中，餐饮业占5.6%，娱乐业为1.1%，而运输业达到72.2%。

运输业成为部分地区黑 社会的主营产业，有某些制度缺陷的原因。以超载为例，它对道路、桥梁甚至司机的交通运输安全有极大的潜在危害，但在各地的现实中，却是不超载无法保本，于是相关交通管理和稽查部门除了罚款之外，公权力还延伸至这些过往车辆的“保护费”——这项“需求”，催生了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大量涉入。

不过，这七大行业也有高下之分，运输业其实已经是涉黑组织发展到中期阶段才接触的。这种阶段的划分来自前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他将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分为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表现为松散的暴力团伙犯罪。这个时候的组织，以抢劫、杀人、敲诈勒索等简单粗暴形式直接掠夺钱财，完成原始财富积累。这也是为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发生大量暴力事件而催生了80年代“严打”的原因，文革后发展起来的黑 社会正处于这一阶段。

中级阶段，组织的核心人员往往以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身份出现——以合法的公司的外衣，行垄断、非法控制某些行业（包括非法行业）之实，是这些组织的典型特征。此阶段的行业包括可能潜藏色情、赌博、毒品等高利润违法行为的娱乐业，以及餐饮、运输和建筑业——在这些人口密集、进入门槛低，但同时存在竞争激烈的领域里，真刀实枪进入的黑 社会组织，无疑更容易垄断市场。

在重庆2009年打黑中倒下的“黑老大”之一黎强，便曾控制了当地的民营“7字头”公交，这个系统的公交车被报道无论上路还是靠站都违章，在与国有公交对抗的过程中，曾有人将国有公交车轮胎的气都放了，造成交通堵塞。而直到后来重庆市政府被迫在民怨中将其收编，媒体披露，该公司当时“与政府谈判的态度非常强硬”。

最后一个阶段为高级阶段，武和平分析认为，此时的黑 社会往往推出自己的代理人，形成“影子政府”，而从统计数据上来看，此时的“黑老大”会涉足矿产和房地产行业。

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的中国法院网“涉黑大案”栏目中，刊载了新华社等中央媒体披露的涉黑大案，在《法制晚报》的统计里，这些过去一年的40个大案中，其核心人员踏入政界的比例达到18%，而他们的集团有56%涉足矿业，46%涉足房地产工程（他们不止从事一种行业）。

矿业和房地产是政治资源密集的行业。据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分析，比如房地产领域，拿不到地是许多中小房地产企业退出市场的原因之一，而有政治资本的黑 社会组织却能凭借“保护伞”和“影子政府”获得土地审批。

新华社的报道称，刘汉想在小金县开发一个旅游项目，时任县长不同意。刘汉留下一句话：“不给我项目，你这个领导就当不了。”不久，这位县长被调离小金县，随后刘汉顺利拿到该项目。

同时，房地产行业也有对黑 社会的特殊“需求”。武伯欣分析，在这个容易遇到城市拆迁、农村征地等棘手纠纷的行业，有黑 社会背景的房地产企业往往占据上风——利用恐吓、逼迫、暴力的手段强迫居民搬迁。在刘汉所涉及的房地产开发中，曾有当地被拆迁的居民被持枪的工作人员威胁。

【黑 社会中的“官”与“匪”】

按武和平三个阶段的划分，刘汉集团已达到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高级阶段。刘汉被逮捕前是四川省政协两届常委，而在《湖北日报》的报道里，刘被称为（广汉的）“第二组织部长”，因为想被提拔，找刘汉比找领导还好使。

但目前司法文件披露的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大多数尚未达到建立如此“影子政府”的阶段。

重庆曾在2009年发生了席卷全市的“打黑风暴”，但据重庆市高级法院发布的《重庆的“涉黑”案件审判》白皮书，当地只有54%“涉黑”组织有“保护伞”；而在上海社科院对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调查里，当地的黑 社会并没有出现官员庇护的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有没有“保护伞”，是司法机关认定一个犯罪组织是否带有黑 社会性质的重要考量点。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司法界判定一个犯罪组织是否涉黑，都会将这个组织是否有来自政界的“保护伞”作为不可或缺的依据。如果有“保护伞”，就涉黑，反之就不是。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清晰认定，是否有“保护伞”并不能作为判定涉黑的必要条件。

但这种对黑 社会的认知惯性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比如2010年在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的法庭上，有一场官司的辩护律师就曾为被告是否有“资格”成为黑 社会，当庭激辩。辩方认为，被告人充其量只是拉帮结伙为非作歹，没有国家公职人员为其充当“保护伞”，称不上是黑 社会，“恶势力”可能更准确。

实际上，黑 社会的“保护伞”，也罩得很低。

一份对北京的调查——《北京地区有组织犯罪实证分析报告》分析，那些起到“保护伞”作用的官员，都来自县处级及以下级别。在北京大学对一个具有袍哥文化的某市54个黑 社会犯罪组织、593名组织成员的调查中，有“保护伞”的黑 社会占44.4%；“保护伞”的级别，处级以下占50%，处级与厅级各占1/4。

而在上述统计之中，公安部门是被涉黑力量渗透最多的系统。在重庆发布的官方打黑白皮书中，“保护伞”来自公安系统的比例达到70%。

最高检主管的正义网报道说，重庆曾有民谣，“过去的土匪在深山，现在的土匪在公安”。在重庆2009年打黑中落马的“最大的保护伞”，是前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他之前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但同时，制度的缺失在这个领域也凸显出来。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河南郑州曾出现一个黑 帮，名为“治安管理委员会”，他们接受当地街道的委托代管社会治安工作，而通过打砸抢收取的保护费，则部分作为他们对这种“授权”的费用返还给街道。

对这一现象，“有需求就有市场，黑 帮来做最合适”，中国犯罪学学会理事长黄芸曾如此分析。

【大陆“黑 帮”吸收成员的标准】

但话说回来，这些控制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行业的黑 社会组织人员，几乎都身处“裂缝”之中。

在一个社会发展中，某些人群难以从主流行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便可能转而移至地下。比如说，随着第一产业占GDP总量的份额下降、城镇化推进、耕地减少，占人口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一旦不能得到合理分流安置，将可能为黑 社会犯罪组织提供潜在成员。

这就是为什么在针对各地的黑 社会调查报告中，农民与无业人员占了多数。北京的数据是61%，广东则为82.3%。

再举一例。山东曾有一个由农民创办的黑 社会组织，名为“中华民族救国会”，它招募成员的标准是——“有过违法或有专与政府对抗经历的；因计划生育受到处理而对政府不满的；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或受过公安机关打击的；揍人不要命的”。

而当这些“裂缝”中的人进入一个组织之后，便在这个能迅速找到存在的机构里，在其管理及分工之中互相学习和影响。这个过程又进一步促进这些机构的组织化。

与国外的黑 社会类似，大陆黑 社会组织的结构也不一样。黑龙江大学一篇论文《黑龙江省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调查研究》的统计结果认为，黑龙江70%的大陆黑 社会组织都是“金字塔”型。即团伙内部主要分三层：领导层（一般不直接参与实施具体的黑 社会活动）、指挥层和行动层。

在北京大学的研究中，这三个层次之间的规律是，具有违法犯罪记录越多的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往往越高。比如说，在《黑龙江省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调查研究》统计中，涉黑组织的骨干成员中80%以上是“两劳”人员或受过违法处理的人员，而在一般成员中，“两劳”人员约占23%。

但与境外严格的分级制度甚至明确晋升渠道的组织架构不同，大陆黑 社会组织的样态显得简单而薄弱。比如徐州某个组织要求出动时必须统一着装，统一戴白色手套，统一出发，这些研究者认为他们在简单模仿影视作品中“黑 帮”形象。

而近年来陕西西安查获的最大涉黑组织，其“帮规”赫然写着要讲求“四防”——防公安、防媒体、防火、防煤气。

『伍』 侨胞回国投资、办学等方面的资料

五邑华侨历史

江门市管辖的新会、蓬江、江海三区和代管的台山、开平、恩平、鹤山四个县级市，通称江门五邑。它地处南海之滨，海岸线长283公里，海域有大小岛屿70多个。它毗邻港澳，近距东南亚，早在明代就设有外国船舶停靠点。总面积9，28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395.03万；海外华侨、华人215多万，占侨乡人口的57%；加上港澳同胞149万多，则达96%。华侨、华人分布在10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美国、加拿大最多，有132万多人。在乡有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家属196.48万人。
五邑地区向外移民历史悠久，自唐、宋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大规模移民则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迄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有两次移民高潮：一次是1840——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禁止华人入境法案）；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公元，下同），黄巢起义，从山东一直打到广州，波及新会，兵败后逃亡苏门答腊等地的人流中，相信会有五邑人。
南宋祥兴二年（1279），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进行灭宋决战，10万“勤王”宋军牺牲，约有3万败兵和百姓逃亡南洋，其中有不少五邑人。宋亡以后，五邑地区发生多次“抗元复宋”的农民起义（如1283年新会林桂芳、黎德分别领导的起义），失败后也纷纷逃亡海外，成为华侨。
明朝初厉行海禁。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官方以“朝贡”为名进行海外贸易，广东设有市舶提举司，广州成为主要对外港口之一，新宁（今台山）设有广海、望峒、奇潭3个“沃口”（临时泊岸点）。公元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9年，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波斯、非洲东岸等30多个国家。明朝中期，公元1442——1552年，五邑地区发生上10起农民起义，少则数千，多则10万之众，先后被镇压失败以后，不少人逃往南洋。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朝廷废除海禁，此时就有开平人出洋经商。明嘉靖32年（1553），葡萄牙人借口曝晒渍水货物，开始占据澳门。十六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争相霸占了非洲、美洲、亚洲、大洋州许多殖民地，需要劳动力开发，先是在非洲贩卖上千万黑奴到美洲等地；后来又转向东方，并早在1519年葡萄牙人就在中国沿海抢掠和拐骗我国人民到葡属东印度垦殖，并在1519、1523、1556年3次进犯新会，掠卖良民出洋；荷兰人也同时在闽粤沿海招募华工；后来更演变为大规模的“苦力贸易”，澳门成了重要据点。由于澳门紧靠五邑，因此很多五邑人经澳门出国或被骗到澳门“卖猪仔”出国。
清朝初期也实行海禁，并厉行“迁界”政策，民间出洋很难，但也不能禁绝。在《新会乡土志》和那伏高氏族谱中，记载了沙堆人高竹，经过“迁界”、“复界”的折腾，回乡一年又遭贼犯，父母双亡，年仅10岁（1668），就被迫逃往澳门，后又到了泰国，习医16年，回国后当了康熙皇帝的御医。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出国和归国的五邑华侨第一人。清初，五邑地区发生多起“反清复明”的农民起义，如：顺治2——17年（1645——1660）发生新会三江、外海、籁竹门的农民起义；顺治4年（1647）新会独冈（今鹤山）黄蛮长领导的农民起义；新会杜阮人黄公辅和新宁汶村人王兴领导的农民起义，合10万众。这些起义失败以后，许多人乘船逃往海外。清嘉庆年间（1796——1820），新会潮连人张保仔落草为寇，极盛时达20万众，后被清军“剿”、“抚”兼用而降清，而拒绝投降的六、七万人，大部分飘洋过海，到了菲律宾、婆罗洲和马来西亚等地，成了华侨，其中不少是五邑人。
根据专家综合史籍统计，到鸦片战争前，整个东南亚地区有华侨100万人以上，主要是福建和潮汕地区人民，其中亦有相当多的五邑人士。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苦力贸易”造成第一个出国高潮。据统计，仅全国被拐卖出洋的“猪仔”就达205万人之多。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政府割地赔款，开放五口通商，香港成了新的“苦力贸易”中心。1860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廷签订《北京条约》，以容许自由移民为名，使“苦力贸易”合法化。此时，五邑地区天灾频繁，租税沉重，民不聊生，农民被迫起义，兼之土、客械斗，土匪猖獗，许多百姓走投无路，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谋生，或被迫“卖猪仔”出国。咸丰四年（1854），五邑发生10万人参加的江会红巾军起义，失败后，许多起义者逃亡海外。1864年，太平天国平南王、新会人黄德滋兵败率余部乘船数十艘，渡南海抵达澳大利亚达尔文市，后聚居墨尔本，其后代繁衍至今达数万人。1855——1867年，发生在台山为中心的土、客械斗，持续12年，仅赤溪外逃者就达10多万人，其中“卖猪仔”到南美洲的就有二、三万众。1848年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先后发现金矿，掀起了“淘金热”，接着美国、加拿大修建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开凿巴拿马运河以及开发中南美洲和东南亚都需要大批劳动力，五邑地区以“契约华工”，“赊单工”等形式或自由移民，出现了出国移民的大高潮。仅1854年美国三藩市当年成立的宁阳会馆就接待了8，349名台山人。据统计，从1840——1876年移民到美国的华侨有15——17万人，其中五邑人士12.4万人；加上到加拿大、古巴、秘鲁、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五邑移民，估计超过20万人。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禁止华人入境的法案，排华运动从美国开始向加拿大、墨西哥、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地蔓延，使五邑地区出国人数骤减，向外移民走向低潮。少数人仍冒险偷渡入境，有的则转向尚未排华的东南亚地区。1906年美国三藩市大地震，移民资料全部被毁，大批五邑人以“纸面儿子”的名义进入美国，但也使许多移民遭受在天使岛被囚禁审讯之苦。1872——1875年，香山人容闳组织4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10名为五邑人，同时还有其他自费或公费出国的留学生，自此又有一些留学不归的华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建立了民国，使广大华侨看到了希望，纷纷归国办实业。但好景不长，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日本步步进逼，。。。。。。使中国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致使不少贫苦大众继续出国谋生。1914——1918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缺乏劳动力，又有一批香港海员和五邑同胞移民到了英国和欧洲各国。1927年，蒋介石实行“清共”、“剿共”以后，一些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者被迫逃亡海外，当了华侨。这些断断续续的移民活动，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才完全停止。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五邑人又一次兴起移民高潮。其主要原因是：（1）美国（1943）、新西兰（1944）、加拿大（1947）、澳大利亚（1965）先后废除排华法令，尤其是美国，允许华裔复退军人和单身华侨来中国娶妻带往美国，允许家庭团聚赴美，于是侨属纷纷出国，使往美移民的人数大增；（2）蒋介石政权腐败，又发动内战，到处抓壮丁，致使移民出国者众，不仅去美洲的增加了，有的还到东南亚及欧洲各国。新中国成立前后，有的国民党官兵和疑惧共产党当政的人士也纷纷出国，直到1952年对香港、澳门封关以后才减少。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东南亚各国先后独立，随之实行限制华人入境的政策，加上当时国内政策过左，使五邑侨乡正当出境者减少，而偷渡到港澳者增加了，尤其在“文革”期间。这些偷渡客有的再由香港出国当了华侨。
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五邑地区和全国一样，大抓落实侨务政策，使正常出境的人增加了，除家庭团聚、继承财产者外，出国留学、经商、技术移民者也增加了。据查，到1998年止，共有38万人出境到国外和港澳地区定居，平均每年都在万人以上。
五邑华侨出国历尽苦难和牺牲，为当地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邑华侨和全国其他地区华侨一样，经历了许多磨难和痛苦，其中最悲惨的就是鸦片战争前后以“契约华工”、“赊单工”形式“卖猪仔”出去那批老华侨。这些人多被拐骗或诱骗到港澳“猪仔馆”，拳打脚踢，强迫你在“卖身契约画押；上船后又被当囚犯那样塞进统舱，有的在船上就被折磨致死；到岸后被迫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受尽种种虐待，不少人被摧残致残、致死。那些幸存者多孤独一生，客死他乡，少数送骸骨回乡安葬。近年新会发现6处华侨“义冢”，埋葬无人认领的骸骨，其中一处就有387具（1888-1892年）。香港新会商会也安葬313具在新界（原系1935年由美国罗省及古巴、越南运回香港的，因家乡1938年沦陷，后又发生太平洋战争，故此）。
华侨在各国作出重大贡献是举世公认的：
在美国。他们开采金矿，仅加州1848——1883年就产黄金12亿美元，占全国的三分之二，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参加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上万华人担负最艰险的路段，牺牲了千人以上。接着又参加建筑南太平洋铁路和北太平洋路。1964年内达华州建州100周年时，州政府用中英文镌刻了纪功碑：“华人先驱，功彰绩伟，开矿筑路，青史名垂”。他们开良田，仅加州就开垦出1800万亩。筑路和改良洼地两项就为美国创造了2.89亿美元的财富。因此梁启超认为：加州的繁荣“实吾国人民血汗所造出之世界也”。此外，五邑人还把新会柑移植到美国。如今，和江门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河滨市人民还十分怀念甘边（台山水步）人的功劳。
在加拿大，他们除了开采金矿作出重要贡献外，最大的贡献是参加修建长达3800公里的太平洋铁路。1982年9月25日，在卑诗省的太平洋铁路起点耶鲁镇，竖立一块铜质记功碑，用英、法、中三国文字刻着：“19世记80年代初，承包商安德鲁·翁得东自中国招来数以千计之华工，协助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兴建横越卑诗省华山之铁路，沿太平洋与先瑞利拉奇之间工段，每4个工人中华人占3名，工作虽优异，但每日仅得1元，为白人工人薪给之半。又因工程艰险，由疾病与意外事件而残废者甚众。铁路建成之后，定居于加拿大之华工，遂成为今日卑诗省华人社团社区之基石”。为修筑此铁路1万华工中（占七成系五邑人士），死亡者达4000多人。
在巴拿马，为修筑巴拿马运河和巴拿马铁路，有2万多华人华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其中多数为五邑人。
在东南亚，华侨参加开锡矿、种橡胶、开发商埠，功绩卓著，其中也有五邑人的贡献。在新加坡原莱佛士博物馆前树立一座纪念老华侨历史功绩的无名铜像，其座基上镌刻着金字碑文：“华人素以坚忍耐劳著称，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府暨马来所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贡献者，良非浅鲜”。在新、马华人历史上，著名的五邑成功人士有被称为“新马华人三杰”的曹亚珠、陈长炎和赵煜，以及华人甲必丹叶观盛、南洋巨富陆佑等。
五邑华侨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华侨对当地的贡献，不但表现在早期经济建设方面，在华侨内部团结、互助、自强不息，组织社团，发展教育，开发唐人街，在逆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而且与人为善，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持所在国反击法西斯侵略和战后支持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表现尤为突出。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不得不对日宣战。在美国的华侨坚决支持美国政府反击日寇，参军的华人超过1.3万人，占美国华人总数的17%。有1.5万华人海员在美国和英国的船上服务。陈纳德将军组织的“飞虎队”第14服务队有1300人，几乎全是五邑华裔。在加拿大，有500多华人入伍；华人购买的国债达1000万元加币。在菲律宾，华侨成立了“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第48（华侨）支队”（简称“华支”），其中广东大队100多名官兵都是五邑人士。“华支”战斗三年，伤亡110多人，其中五邑华人占38人。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侨成为打击日寇的主力。不仅在新加坡保卫战中表现英勇，并在马来西亚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其他国家，华侨在反对法西斯战争中也有突出的表现。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纷纷起来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华侨在所在国积极支持当地人民的独立斗争，在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都给予大支持，特别在东南亚地区，尤为突出。例如，越南二战后的抗法、抗美斗争，就有许多华人参加，不少人还牺牲了生命。这些国家独立后的重建中，华侨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人心难测，世间“过桥抽板”的大有人在。一旦所在国出现经济危机，往往就拿华侨开刀，以转移人民对当政者不满的视线。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开始，随着加拿大、黑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国也掀起排华运动。二次大战后，又发生马来西亚英国殖民当局（1950）、印尼（1960）、缅甸（1964）、柬埔寨（1975）、越南（1979）、等国的大规模排华事件，其中尤其是越南和柬埔寨，华人死的最多、最惨，再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以及返回中国的也最多。这些排华事件，不仅华侨、华人受害，当地人民也受到损失。这就使所在国家不得不在若干年之后重新检讨得失，重新发挥当地华侨、华人的作用。
二次大战以后，特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华侨社会也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绝大多数华侨已经取得当地国籍，暂时持有中国护照的新移民，过几年也将取当所在国国籍，由华侨变成了华人。思想观念上也从落叶归根变为落地生根。经济条件也上升了，小康之家增多，并有相当部分人已发展成为大财团、大企业家甚至是跨国公司老板。由于受教育的程度提高，华人的文化质素和参政意识也大大提高了，出现了许多教授、学者、医生、律师、工程师，甚至出现了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如美国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台山人）、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女台山人）、秘鲁前总理许会（开平人）等。据调查，在367.93万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中，知名人士有27，659人，其中政界有569人，，经济界有 25，253人，科技文体卫生领域有1，837人，对当地作出杰出的贡献。
爱国爱乡是所有华侨的光荣传统（对华人来说是爱祖籍国和爱原籍乡），五邑华侨也不例外。一是政治上关心国家的命运，二是经济上大力支持，尤其热心家乡的各项建设事业。纵观华侨爱国行动的历程，共有三次爱国主义热潮：一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期，二是抗日战争时期，三是新中国改革开放至今。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以推翻清朝封建主义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体、实行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为基本钢领，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大伟人。为了贯彻他的主张，他先后组建了“兴中会” 、“同盟会”和国民党，我五邑华侨都踊跃参加。如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最初会员有20多人，五邑华侨为数甚多。台山籍华侨刘祥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开平籍华侨邓荫南为值理。1895年孙中山先生又与外海人陈少白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并创办了《中国日报》。为了推翻清朝政权，孙中山组织了10次武装起义，所需经费全靠华侨支持，五邑华侨贡献很大。如新会港胞李纪堂、开平华侨邓荫南为支持革命几乎倾家荡产。为了筹备1911年广州起义的经费，在开平侨领司徒美堂的提议下，加拿大致公堂将多伦多、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三所党部大楼典押出去。直接参加和领导起义的五邑华侨为数不少，其中开平华侨邓荫南和谢缵泰还参与指挥，台山美国华侨马湘担当孙中山警卫，几次参加战斗，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多位五邑华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以后，华侨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大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和叛贼陈炯明。由于支持革命有功，有的华侨被邀回国参加政权建设。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机构中任要职的五邑华侨有：黄三德、梅乔林、黄佰度、李是男、黄芸苏、朱卓文、马超俊、马湘、黄湘、黄光锐、邓荫南、谢缵泰、陈军平、邓泽如、赵公璧、伍廷芳、陈少白、李一谔等。
抗日战争时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特别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抗战以后，到1945年8月9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期间，海外华侨爱国主义达到了巅峰，不论发动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人力、物力、财力对祖国的支持，以及华侨本身的团结和牺牲精神方面，都是空前的。面对日本法西斯亡我中华最危险的时候，所有华侨都以“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的使命感，挺身救国。其主要表现有：
组织各种救国团体。把广大华侨组织起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成立了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华侨救国总会”。在印尼司徒赞（开平人）为首成立了类似团体。在美国，以五邑人司徒美堂、邝炳舜、阮本万等为首的救国团体，其分处达92个之多。……
用办报、办电台、办文艺演出形式，向广大华侨进行深入持久的宣传发动，激励大众奋起抗日。
捐款、捐物、认购国债，在经济上大力支持祖国抗战。早在1931年“9.18”事变和1932“1.28”松沪战役中，华侨就纷纷捐款支援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支持蔡廷楷将军领导的十九路军。经过1936年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改变“先安内后境外”的政策，在1937年“7.7事变”后，我国进行全面抗战，华侨捐款、捐物和认购国债的热情更为高涨。仅1937—1945年8月，美国华侨捐款达5，600万美元以上，加拿大500万美元以上，全美洲达69，156，115美元。美国致公堂领袖、台山人阮本万本人捐了30.5万美元，募捐3，500万美元，侨领、台山人邝炳舜本人捐款10万美元，募捐500万美元。新西兰华侨抗日捐款达3，209，020磅，澳大利亚仅1941年1——9月，寄回的捐款达1，911，766.37元。当时国民政府共发行6期救国公债，总额达30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了，11.1亿元。新会旅美华侨认购救国公债和航空公债即达3，630万美元。北婆罗洲新会华侨郑潮炯，从1937——1942年，一边义卖瓜子，一边发动华侨捐款，共得18万元，全部交给“南侨救总”。1940年，他与夫人钟彩合商量，将刚出世的男婴卖给别人，得款80元，悉数捐给祖国抗战。此外，广大华侨还捐物（包括飞机、汽车、药品、医疗器械、衣服、粮食等等），仅抗战初头3年，美洲华侨捐物折款达国币250万元。抗战初期纽约华侨就捐献了100部汽车。在印尼，司徒赞等从1937年7月——1942年12月，就捐了5000万港元，购买物资寄往贵阳。
为了抗日，美国华侨还开办飞机工厂，帮助祖国生产战机与日军作战。为了阻止美国卖废钢铁给日本，侨胞们开展“不供给运动”，拦阻运载废铁的轮船装货、启航到日本。
为了抗日，许多热血青年回国参军，仅日本就有8000人，缅旬160人，其中不少五邑子弟，台山人林基路烈士就是代表人物之一。美国五邑华侨青年参加空军的人数甚多。其中有9名台山籍的飞行员黄新瑞等就击落日机22架，另与僚机合作击落8架。在抗日战争后期，陈纳德将军组建“飞虎队”，其航空地勤人员、飞行员有很多五邑美国华侨青年。1996年4月，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内建立一座是抗日航空纪念碑，上面刻着881位抗日烈士英名，其中有23名是五邑华侨子弟，他们为抗日救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此外，为了突破日军的封锁、开辟中缅之间的陆路运输线，“南侨总会”组织2000多名华侨青年司机参加运输战争物资，其中也有不少五邑华侨青年。
华侨在建设祖国和建设家乡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特别在上世纪辛亥革命以后到抗日战争以前和新中国成立、尤其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其贡献最为巨大。其表现主要有3个方面：
首先是侨汇，它是侨眷的主要生活来源，也是侨乡经济建设的资金支柱，亦是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渠道。“契约华工”、“赊身工”挨过卖身期限以后，通过艰苦创业，节衣缩食，从清朝同治年代（1861——1874）起台山等地就有了侨汇收入。据专家统计，从1864——1949年的85年间，全国侨汇总额达35.1亿美元，平均每年4200万美元，五邑地区约占20%左右。其中台山最多。台山1930年达3000万美元，1937年达1.8亿美元。新中国成立之后，侨汇收入仍然源源不断，在改革开放以前，其作用非常突出。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贸易外汇增加了，侨眷生活改善了，侨汇收入及其作用才有所下降。
第二是回国、回乡投资，支持国家和侨乡的建设，共有三次高潮，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二十多年间，是第一个高潮。当时华侨在外积累了一些资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使欧洲老牌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又给华侨一个机遇，因此就纷纷回到香港、家乡和祖国各地投资。回香港发展的五邑华侨，有一批成了巨富，如冯平山、利希慎、林裘谋、李石朋、陈瑞祺、伍时畅、黄润棠、张子芳以及黄克兢、吕志和等，他们事业有成之后，又积极支持家乡和国家的建设。这个时期，由于有许多华侨回乡建房、商埠，办工厂，建公路。使五邑真正形成了侨乡。这个时期，有的五邑华侨还在广州、海南岛、广西、上海等地进行投资，其中广州爱群大厦就是最大的一项，至今天仍然完好。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华侨回国参加建设工作，同时也有一批华侨回来投资，但由于当时政策所限，主要是通过华侨投资公司来办理，其规模较小。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港澳同胞回国、回乡投资最多，唱了主角；华侨、华人的投资比前也有很大的增加，并且还引荐不少外国财团前来投资，其作用也是空前的。1979——1998年，江门五邑共有外资企业（“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15，322家，实际外用外资40.30亿美元；其中“三资”企业3，850家，实际利用外资38.48亿美元。而港商“三资”企业就有3，050家，实际利用外资28.03亿美元；澳门商投资“三资”企业354个，实际利用外资2.48亿美元。
第三是捐资兴办公益事业。这是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优良传统，对家乡帮助很大，其中以捐资办教育最为突出。台山从1912——1945年，华侨捐建的中小学校就有78所之多。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捐资兴办公益事业掀起新高潮，从1979——1998年，五邑港澳同胞和华侨捐资总额达42.23亿港元。兴建学校2，117间（278万m2），医院297间（68万m2），敬老院324间（14.58万m2），影剧院、图书馆、文化室177间（17.61万m2），桥梁825座，道路3，549公里，自来水工程778宗。接受捐资最多的是五邑大学，近2亿港元。捐资最多的港澳同胞是利国伟、陈经纶、谭兆、伍舜德、黄克兢、黄祖棠、黄球等。捐资最多的华侨华人有李盘石、黎耀华、谢文启、伍求登等。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对家乡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表彰他们，江门市共授予四批417人为江门市荣誉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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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英语翻译 我的运动鞋和玛丽的一样（same）

I have the same sport shoes as Mar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