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法律服务问题研究

❶ 结合工作实际谈谈现行农村法规在实践中存在哪些问题

镇、村组织管理服务的缺位。集中表现在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规范和管理方面：（1）村级干部法律素质较低。很多村干部对土地承包法律法规一知半解，对国家政策掌握不全，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户自己的事，村里不必管。（2）很多地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不到位。土地二轮承包时，各村为解决历史上遗留的欠缴经费问题、计生问题，而将农户的证书扣留不发，有的村因农户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也将矛盾户的证书暂且扣留后又忘了发放。这些情况在各镇、村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发现，没有发放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户进行的承包经营权流转，比已经发放证书的流转产生纠纷的概率要高得多，而有一方农户持有证书的纠纷比双方均无证书的纠纷处理起来难度也相对较小。

❷ 基层法律服务所目前现状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最早于1980年底出现在广东、福建、辽宁等地，主要是面向广大农民群众，调解生产经营性纠纷，并从事代书、解答法律咨询等简单的法律服务工作。自1984年以来经司法部、中央书记处都以会议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广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并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厂矿企业。自1986年以后，在“巩固、提高、完善、发展”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呈急剧上升趋势。截止1989年底，全国共有乡镇法律服务所29979个，拥有乡镇（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共调解纠纷1377624件，协助办理公证1727265件，民事诉讼代理117013件，非诉讼代理235037件，担任基层政府和企业常年法律顾问104073家，代写法律文书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询3986602人次，挽回经济损失212688万元，各项业务比1988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等有关文件则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作为“政法基层组织”之一。
自90年代以来，乡镇法律服务所开始进入总结、整顿阶段，基层法律服务所建设重点转到了上等级、上水平、上质量、上效益的新阶段。司法部先后颁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等，确认了基层法律服务所近似于律师的广泛业务范围；司法部并统一颁发《乡镇法律工作者证》，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认证或执业证书（但审查权实际上交给了由县级司法局）；国务院物价局下发的《关于印发第二批〈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目录〉的通知》中，将基层法律服务所业务收费列为准予收费的项目。总体来看，90年代的整顿和改革强化了基层法律服务体系。1992年，全国乡镇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撤消、合并验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顿前增加1087个；整顿中辞退、解聘不符合条件的法律工作人员之后加上新招聘人员，比整顿前增加10467人；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乡镇法律工作人员占13.8%，具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占62.3%，并有1205人已考取律师资格；很多法律服务所经过整顿，增加了服务业务的层次和范围；法律服务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开始健全，80%以下的所实行了挂牌服务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办公条件和物质装备也得到改善。 当时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协助基层政府推进依法治理、化解基层矛盾、普及法律常识、整治涉法热点问题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政法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
然而，世纪之交似乎成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命运的一次转折点，抑制（或明扬暗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发展成为官方态度的主流倾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职能、体制和目标在几经调整后目前可谓扑朔迷离。2000年3月，司法部颁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实行与乡镇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国办发（2000）51号”和“清办函（2000）9号”文件则指出，法律服务所“不再属于行政挂靠机构或事业单位，实行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自律性运行机制，成为符合法律中介服务行业规则的合伙制执业组织形式”。嗣后全国各地深入贯彻《办法》的精神，全面开展基层法律服务所清理整顿，要求各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按照上述规章进行脱钩改制。自此，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数量由持续上升趋势急转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34219个，较1999年减少1164个，不过，也许是惯性作用的影响，该年度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121904人，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业务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比上年增长6.3%，担任基层人民政府、村（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的比上年增长5.9%，其他业务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国共有基层法律服务所锐减到28647个（较上年减少5572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为较上年减少13919人；服务业务除诉讼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业务都明显下降。 2002年，基层法律服务所及服务人员数量继续下降，服务所较2001年减少1758个，从业人员减少9444人。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
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主是通过其与这一体系中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来定位的。从这些关系中，也能够或明或暗地了解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现状评价和未来设计众说纷纭的原因。
1.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基层司法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形成。
基层司法所作为一级司法行政机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基层法律服务所出现约晚10余年，但基层司法所的职能产生与法律服务所产生几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员工作暂行规定》规定了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设立专职司法助理员，作为基层人民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在人民公社（镇）、街道办事处和县（区）司法局（科）的领导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所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基层司法所的八项主要职能，其中包括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代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处理民间纠纷。 1991年9月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也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办理各项法律服务业务，应当在本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员（司法所）的领导下进行。由此形成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司法所的关系是：基层司法所是国家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基层法律服务所是社会团体，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基层司法所经费来自国家财政，由国家核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经费自筹，自负盈亏，没有固定编制；基层法律服务所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可以收费，而基层司法所提供法律帮助不能收费。但从文献中我们看不出司法所与法律服务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根据，结合实证调查所获得的信息，我们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务所所长就是司法助理员，司法助理员又成为后来的司法所所长，于是就形成两所所长合一、两所人马合一、两所工作职能合一的状况。
2.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剪不断，理还乱”的冤家。
十几年前，律师事务所从行政机关逐步脱钩独立、完全走向市场（不过在许多农村基层，国营律师事务所仍是当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师事务所），时至今日，以乡镇、街道为据点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也正按照同样的思路开始与其行政主管机关司法所脱钩、走向市场。根据2000年有关文件，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完全脱钩改制后与现有律师事务所体制区别不大，他们在执业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与《律师法》中关于律师执业的权利和义务差别不大，其中包括在参加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诉讼代理活动时，向人民法院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并可根据承办事项的需要，持基层法律服务所证明和《法律服务执照》进行调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索取有关材料等权利，他们的义务中也同样包括了“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尽职尽责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按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等等。不过，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也存在明显区别：（1）地域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主要服务于本区域农村、城市街道各基层单位和个人，而律师事务所则不受此限制；（2）业务范围：基层法律服务所不能办理刑事案件及与此相关业务，律师事务所则可以办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和非诉讼业务；（3）执业资格：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业人员要求取得专门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证书，由司法部统一组织考试进行资格认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要求通过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4）收支制度：法律服务工作者必须按照各省物价局的规定由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收费标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费，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标准不收费；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相对较高。 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服务所只需要缴纳很低的年检费，勿须缴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必须按特定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管理费。
3.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同一司法所领导下的职能交叉的服务实体。
根据1989年6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由司法助理员具体代表的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村民委员会成员或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外，由群众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其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自行解决（后规定调解成功的可适当收费）；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颁布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基层法律工作者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约束力，只能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当事人一方无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协助或者受托代理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不过，由于作为司法所所长的司法助理员的法定职责包括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并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所所长兼任法律服务所所长和调解委员会主任，于是在具体案件中，上述区别意义就不大了。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社会评价与未来命运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基于社会需求而自发产生后，在一种没有理论论证、没有市场调查、没有法律规范的背景下，依赖于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动扩展的机制，因而它的生死成败都对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至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政策急转直下的主观原因，目前还没有十分确切的官方依据。结合与高层官员的接触和课题组自己的分析，基层法律服务所发展的无序状态，加之近年来城市地区律师业的迅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种种弊端和劣势日渐显现出来，特别是低价竞争和劣质服务成为直接威胁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存在价值的致命抨击。司法行政管理部门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和思路变化，也是导致法律服务所在发展趋势骤然变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组成4个调研小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甘肃、广东、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师事务所与法律服务所的设置、业务范围的划分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听取了数百名调查对象的意见，主管基层和律师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从调查组调查结果来看，法律服务市场存在一些突出问题：（1） 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名称混乱， 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服务站、法律咨询中心、法律服务公司、法律咨询公司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2）法律服务所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看来，城市偏多，农村偏少，老少边穷地区则更少；（3）收费标准缺乏规范。由于部里对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没有统一规定，收费根据只能依据一些省市出台的临时性的收费办法；（4）法律服务所设立的审批权限不统一，有省市司法厅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区县司法局批准成立的，还有非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如省编委、省政府、省法制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工商局、老龄委等等部门；（5）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任职条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规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可以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的任职资格考试，各地在掌握任职资格时随意性较大；（6） 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急待整顿，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离退休人员，有的离退休年限不满二年就进入法律服务机构工作，办人情案、关系案，群众对此反映较大；（7）法律服务所的管理有待规范，缺乏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和约束，等等。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社会各界对于乡镇一级保留法律服务所并无分歧；但对在城市的街道一级是否设立法律服务所分歧很大；关于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是否应当划分、怎样划分，意见不一。然而，部分高层官员希望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并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的意向，已体现为行政结构变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务所工作的基层处已由基层工作司调整到律师与公证工作司，基层法律服务所被纳入与律师同类的管理体制。然而，这种似乎体现市场化和自治化的意向与高层领导的讲话及文件精神并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颁布《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和2003年司法部长张福森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基层法律服务立足社区，亲民近民、服务便利、收费低廉等特点，以及在满足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发，将大中城市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能定位于“以街道社区为依托，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法律服务”。我们无法想象，“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与以营利为驱动和杠杆的市场化体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们更无法想象，一个既没有政府支持、也没有市场资金来源的基层服务机构如何实现“公益性”目标？合理的推测是，基层法律服务也许能够依赖于“（立足）社区”而获得社会捐赠，从而成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法律服务机构？无论如何，对于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讲话，然而，官方、学者、以及与大中城市律师界较为接近的媒体却基于不同立场和目标，正在设想由政府拨款的法律援助机构，和由政府操纵的“群体性自治组织”

❸ 农村常见的法律问题

《农村常见法律问题》是一本任大鹏编制，由知识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的书籍。内
本套工具书针对容“148”法律咨询服务工作的需要和特点，采用问答式的编写本例和便于检索的分类方式，在大量收集、分析“148”受理咨询的基础上，筛选出数千个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法律问题，作出准确、全面的解析答疑。本套书分为《农村常见法律问题》、《公民与行政管理》、《公民与刑事犯罪》四个专辑，是“148”值班服务人员的必备工具书，也适合其他法律工作者和公民使用。

❹ 谁有关于农村法律方面的毕业论文

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设
作者：卢明威
内容提要：
历史传统与教育因素导致农民缺乏法律意识，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如何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事关大局。现有农村社会组织无法满足农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机构制度性缺失。从成本效益看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将其作为农村法律援助机构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案。
关键词：
农村法治 法律援助 乡镇司法所

由于历史原因，农民的身份问题、贫困问题、公平问题、政治参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是中国改革的试验起点，但到今天，在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经济建设等方面等问题已经凸现，无法满足国家法治与现代化的需要。从上世纪末开始，“三农”问题就已成为政府高层的“心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见仁见智，但农村制度建设尤其是法治建设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是农村各方面建设的基础，并决定了农村发展可持续性和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本文拟从农村社会法治状况及各种组织对农民权利的影响论述农民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与完善。

一．农民法律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法治建设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内在因素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它是农民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对广大农民而言，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为，能否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在因素则指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是否依法办事，能否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对农民心理的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形成就有传承作用，而法律意识的内在因素有历史传统、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农村历史传统中，农民行为的指导思想是“礼治”多于“法治”，并深深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j中国传统社会中充满着王权至上、权大于法，伦理至上、情大于法的与现代法治相矛盾的礼法观，强调德礼教化而忽视法治，强调家庭团体而忽视个人权益。“宗法制度在两重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农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过血缘连结的人情，把国家法律的强制、习惯法的自然约束和道德法庭的社会监督有机地统一为一体，使用权其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纱下面，农民自动解除了作为独立个体即自由民的可能，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农民以个体名义争讼的自主性。”k习惯中农民之间一旦发生冲突或纠纷，往往是请声望较高的长者以人情、礼俗来调解和缓和从而保持秩序的稳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让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地区，这种意识仍决定着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对农民的传统法律思想产生了一定冲击。自1986年开始，我国全民普法已历经“一五”、“二五”、“三五”三个阶段17年时间。第一阶段以公民的法律启蒙为主，对农民而言填补了法律常识的空白。不可否认，普法教育在提高社会整体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方面有了明显的效果，广大民众普遍承认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应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对广大农民重情礼轻法纪的传统法律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缺乏对受众的细分和浓厚的行政主导性，使得普法效果在农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几年前在某地进行基层司法调查时看到一本发给或是要求农民购买的，由该省司法厅编印的“农村普法读本”。读本汇编的第一部法律是《宪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职人员必须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山东“从总体上看，普法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在普法教育中强调普法重点的多，强调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检查落实少，形式单调缺乏吸引力。特别是对某些偏远农村来说，普法教育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有些地区甚至从没有开展过。”m对农民真正有意义的普法活动应该是第一阶段，然而受限于农民文化程度瓶颈，缺乏对农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过场的行为影响了普法效果。

二．农民权利保护机构的制度性缺失
对农民权利产生影响的农村社会组织有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等。
从历史角度看，解放前农村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境地，血缘性与地域性相互结合使宗族保持了对农民的相对强大的控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冲击了农村的基本组织和控制手段，国家权力得以渗透到农村基层，但这种冲击是以行政权力扩大化来进行，农民对这种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关系是基于对强力行政权的服慑而非内心的需要和自觉认同。更为消极的是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等极端左侧行为使农民加深了权大于法的观念。从现实的一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治的强大惯性至今使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在处理涉农问题时仍更多依靠行政权力来解决而不是在这过程中强调依照法律处理问题，它留给农民的印象是权力的强大而不是法律的神圣：广西南宁市所属农村生产基本实现了小机械化，是广西农村较为发达的地区。今年3月，城北区一乡村部分村民以围墙圈地企图继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处理该事件的乡司法员和另一工作人员因与该部分村民有亲戚关系，初期偏袒其主张。但现已取得使用权和其他交通严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认为解放后这些土地已经处理，使用权已变更，强行拆除围墙导致发生群架的剧烈冲突，乡政府最后不得不强令拆除围墙，恢复原状。对法律的无知要求继承地主土地的主张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农民极低的法律意识，但乡政府在处理事件中的反复使我们看到提高乡镇基层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与提高农民意识同样紧迫。其实我国法律对这类问题已有明确规定，适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问题的批复和《民法通则》关于财产权和相邻权的规定就可得到解决。但乡政府工作人员并未明示其决定的法律依据，当事人只知政府的决定不得不服从，却无从知悉法理依据。n在一份对山东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中有66%的人认为我国目前是权大于法。o现实中一些基层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机关公职人员法律意识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农村法治氛围严重不足，农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习惯。
在涉及农民权益维护的社会组织中，村委会是一个特殊的主体，一方面它是农民自己选举，代表着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基层政权组织，客观上肩负着一些诸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秩序维护等责任。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乡政村治后行政权力在农村受到压缩，村委会的一些权力让渡给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过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能调控型组织，权力与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导致权威的丧失。在经济贫困地区，村委会没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进入村委会，致使基层组织涣散，机构不健全，干部大量流失，后继乏人，甚至有的村组织名存实亡。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村集体拥有相对丰富的财产，村委会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也就有较多的剩余索取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候选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出现操纵选举的非正常现象。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村委会正处于由原来以集体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政权组织过渡到村民自治组织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律不健全、规范不到位，社会体制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发生断裂，国家法律、方针政策难以得到贯彻执行。农村基层组织的弱化一方面导致宗族势力复苏，一方面使村委会失去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后可能成为危害农民利益的新威胁。
宗族势力由同血缘的同姓家庭扩展而成，建立在血缘认同基础上。改革开放前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宗族利益一般并不重要。但如今农民在经营上不再依赖集体组织和基层政权，宗族成员间的相互依靠重新变得重要，导致宗族势力日益膨胀。广东湛江市公安局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乡镇基层能够当村委会主任或村长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个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头族老鼓动、威逼村民选举“烂仔”当村长，成为该村黑恶势力的操纵者。p在宗族势力的影响下，村民之间因祖坟、山林、土地权限之间的纠纷不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诉诸武力。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往往是农民冲突不经法律途径解决，发生大规模械斗的地方。广东省湛江市自改革开放至1987年，共发生宗族械斗1300多次，吴川市仅2000年1月至高无8月共发生群体性冲突39起。q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会选举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但在村委会选举规则进入乡村社会后，宗族力量对选举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它可以成为村委会选举法的动员力量，在参与选举中摒弃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并在选举博弈中形成竞争、妥协、宽容等民主品格，同时村委会授权来源的改变使村委会干部由眼睛向上变成向下，使村委会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已任。
在当前情况下，乡镇政府以行政手段解决农民纠纷，村委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选举中的一些问题使其尚未成为新的保护机制。如果国家不能杜绝基层政权行政执法中伤农坑农问题，不能及时为农民纠纷提供法律帮助必然会影响法律在农村社会中权威的树立。
习惯上农民纠纷的传统解决途径是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现行《宪法》第111条、《民事诉讼法》第16条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中有相关规定。村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疏导等方法化解了许多民间纠纷。但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其缺陷也非常明显。一是调解委员会委员缺乏法律知识，二是因基层法院履行各种审判职能，工作繁重，几个乡镇才设一个派出法庭，很难对散落农村中的调解组织进行指导，造成调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为指导而非以法律为依据，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难以执行，造成调解组织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建立过调委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纠纷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农民越来越重视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冲突加剧，可调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的指引下，村委会、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对农民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说农民之间的利益纷争可以通过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等传统途径来解决，而当行政性质的权力介入纠纷时，这些传统途径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村委会、乡镇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资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库、集体企业的承包权的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开发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拆迁中对农民权利的侵害等。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识无法寻求帮助，或因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无法得到应有的帮助而处于被动地位。在失去了维护农民利益的农民协会后，如今的村委会、调解委员会无法肩负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何况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对贫者弱者所负有的一种责任，民间机构往往因经费、人员、机制等因素而力不从心，在为农民提供法律救济方面存在机构缺失的制度性问题，为社会秩序的动荡留下了隐患，以下事例可见一斑：2002年11月29日，广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证港口至防城航道畅通，减少港池淤积”为由，通告责令全部一千多养殖户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将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带浅海养殖设施全部自行拆除。这些养殖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使用该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证，其海产以三年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后投养，尚需一年到收获期，而该市已无其他浅滩可以移殖，此时拆除损失巨大。同年12月9日养殖户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递交《关于要求延期拆除西湾养殖设施的报告》 ，请示政府体察困难待该批海产品收成后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组织300多民工，两百多公检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人员强行拆除养殖设施，导致全体养殖户到市政府门前请愿，又被公安人员驱赶。为此，众多养殖户通过各种渠道申诉上访。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设施后却又停止了拆除行动，在设施已被拆除的养殖户中有的损失将近四十万元，东拼西凑借贷而来的财产毁于一旦。被拆的怨声载道，未被拆的暗自庆幸，可见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对农民利益，对政府形象，对法律尊严的巨大损害。r回顾整个事件，且不论政府的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养殖户在法律上的孤立无援显而易见。由于缺乏组织，他们没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由于缺乏法律知识，他们不知行政复议应向市政府的上一级即自治区政府提起；由于海域争议案件是复议前置，不经复议他们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更没有法律援助机构给予任何帮助。这种现象促使我们对农民法律援助的机制进行检讨。

三．对现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机构选择
法律援助定位于为那些由于经济状况贫困，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而不能进行诉讼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帮助，使其权利得以实现的一种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中，为了保证贫者和弱者能够行使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107条规定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法院可以或应当为当事人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几种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没有有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在涉农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农民法律意识未得到显著提高时，现有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法律需求。如果农民没有法定的可寻求较低费用或免费法律帮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实保障农民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无法实现农村法治的目标。因此，建立农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要求政府必须承担的国家义务。
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具备一些必备条件：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经费保障。纵观我国各种组织，满足上述条件的机构并不少，有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门、司法厅局、律师事务所和法科大学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于它们各自的性质或地位、布局、运行机制、辐射力等因素，作为农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当代中国社会，在县这一级，公检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到了乡这一级就有了一些变化。s在乡一级许多机关只有少数的派出机构。况且，法院作为一种裁判机构它的特点是地位中立，对双方当事人都要保持适当距离。如果由法院来充当法律援助机构，会造成法官先为当事人从法律上设计一个较为安全的诉讼安排然后再行裁判的印象，从法理上看这是不当甚至应该禁止的，也与法官的司法职业道德相冲突。检察院因为工作职责的规定，乡一级没有检察系统的工作人员，即使设立检察所也是为了调查、监督的方便。总体上检察院和公安系统工作人员主要职责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与农村大量的日常纠纷的司法解决关系不大。换言之，检察院与公安系统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农民权益冲突已超出了这一范围，检察、公安机关显然不适合作为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
至于各级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大都设立在县级以上，也是远乡村，无法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由于律师事务所的营利性质，农民往往无法或是不愿支付律师费用，要求一种营利机构长期法定地负担起公益性质的工作也不切实际。而法科大学中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从性质上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但这些机构往往都地处大中城市，布局和经费问题使其无法肩负起为广大农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几乎所有政府部门中，最适宜担任农民法援机构的就是乡镇司法所。

四．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规范法律援助运行
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不是设立了司法所就是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可以说乡村司法所覆盖面广，根扎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且可以作出较快的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适合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早在1995年2月，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肖扬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的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给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帮助。今年要把这项工作正式提上议程，充分论证，抓紧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尽快建立起来。”11从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设立在乡镇司法所之内，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是切实可行的。
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法制宣传，只要工作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农民都会乐意接受；另一方面，从党政部门来说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参谋以实现依法治乡和依法治村。一些乡镇领导也认识到司法所就象农村卫生院那样不可缺少，一个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个缓解了农民对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客观上为农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乡镇司法所建设成农民法律援助机构和现实与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乡镇司法所作为农民法律援助机构显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负担，必须加强建设力度。一是要得到党政领导的重视，一是要提高队伍的素质。现实中有的乡镇司法员是兼职从事，专职司法助理员中很多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缺乏人员编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样化，对开展基层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就要积极推进乡镇司法所的建设。
首先，要加强司法所的组织建设。乡镇司法所要发挥作用必须要身份合法，机构的立户和列编问题是关键。机构列入乡镇政府管理系列有利于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乡镇工作规划，促使乡镇领导将其作为一项工作职责，有利于理顺管理指导和改善办公条件及工作经费的解决，同时便于在法援工作中协调各个部门。其次，要加大对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高全心全意的整体水平和业务能力，通过吸收法律专业毕业生等途径来壮大法援队伍。最后，要明确乡镇司法所有关法律援助的职责和制度建设。司法所作为政府机构系列之一，其本职工作是指导村民调解委员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行法制宣传及刑释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如果将其作为法援机构，它要负责免费为农民提供法律咨询，提供能最大限度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及作为农民的代理人进行维权行动。这就必须处理好与现存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与律师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务相对应，乡镇司法服务所主要在农村为农民进行服务。到1997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近3万5千多个（其中至少3万2千个是乡镇所），法律工作者近11万5千人（其中有10万多人是乡镇法律工作者）12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的工作性质与律师相类似，独立于政府机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但在许多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就在司法所下设立,人员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顺法援机构与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农民在寻求法律援助时很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推到法律服务所进行有偿服务，法律援助就会有名无实，司法所就变成法律服务机构的“掮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要明确法律服务所的独立性，要求其与司法所进行“脱钩”；同时制定完善的制度，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不得推诿，也不得要求农民到法律服务所寻求帮助，进行援助工作的定岗、定人、定责、定目标，建立工作责任制和监督投诉机制。
其次，要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和程序。范围应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农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寻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农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放宽援助条件；有的人担心法律援助成为所有人的免费午餐导致无理缠讼，其实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为了得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会选择聘请律师等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因为这一担心而使大部分农民支付较高的维权成本或失去维权机会。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权力，乡镇司法所援助机构可以完成农民的法律要求，但当行政权不当运作侵害农民权益时，乡镇司法所出于行政级别和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适合作为援助机构。这时应建立某种制度要求律师介入。司法所作为援助机构的便利之处是其上级主管部门县司法局负责对律师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师法的规定，司法局、法院有权指派律师承担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务。通过制定相关条例要求基层司法所在发现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机关时，应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请求指派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务，使当事人得到更优质的服务。

五．结语
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将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无论贫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加速农村发展和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

❺ 大一社会实践：当地居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的调查

关于顺德区城镇居民法制观念的调查与思考
关于顺德区城镇居民法制观念的调查与思考

顺德区综治办 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专题组

摘 要：本文首先对关于“城镇居民法制观念”的问卷调查进行说明，简要分析了顺德区城镇居民法制观念的现状及原因，指出居民的法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及基层的民主法制水平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村（居）干部队伍依法行政的意识有待于加强，农村的法律服务与支持系统缺乏，等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该区城镇居民法制观念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居民法制观念 现状 原因 建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一项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是巩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和保障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实施农业宏观调控的必然选择。因此，在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如何进一步加强城镇居民的法制观念，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直是各级各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为充分了解我区城镇居民法制观念的相关情况，确保工作的针对性，最近，区综治办和区人民检察院组成联合专题组，通过问卷调查、与部分乡镇（街道）及居委会领导座谈、与居民交谈等方式，对我区“城镇居民法制观念”进行了调查。

一、关于“城镇居民法制观念”的问卷调查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1、调查时间：2006年8月20日开始到11月28日结束。

2、调查范围：仅在我区各乡镇（街道）及其辖下各村、居委会开展。

3、调查对象：包括公务员、经商、务农、务工及从事其他职业的有关人员。共调查了412人。调查对象具体如下表：

4、调查形式：采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

5、问卷回收情况此：次调查共发出问卷500张，有效回收412张，回收率为82.40%。

（二）对调查问卷的回答情况

我们将这次的调查问卷分为基本情况调查及法律常识调查两部分，现将各部分的回答情况简要分析如下：

1、基本情况调查

（1）在对通过哪种途径了解有关法律政策方面知识的问题上，各职业人员选择情况如下表（可多选，单位：%）

依上图所示，在各从业人员的回答中，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看电视”、“读书刊报纸”作为自己了解有关法律政策方面知识的途径，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72.57%、82.52%。而选择“观看有关案件的审判”、“ 通过政府部门主导的普法活动，如‘五四普法’等”的人员相对较少，仅分别占总调查人员39.56%、41.99%。还有2.43%的调查人员选择了“其他”项，并注明是通过“上网了解有关法律知识”。可见，我区城镇居民学法的自觉性较高。

（2）在对通过哪种途径解决有关法律疑问问题上，各职业人员选择情况如下表（可多选，单位：%）

如上图所示，在各从业人员的回答中，占绝大多数的人员（占总调查人数的75.24%）选择了“到相关政府部门询问”，公务员、经商、务农、务工及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员作该选项的分别占80.00%、71.79%、70.59%、78.85%、81.08%。34.95%、41.75%的调查人员分别选择了“自己翻看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到律师事务所咨询”。此外，7.04%的调查人员选择了“其他途径”，主要是通过“网上查询有关法律依据”、“咨询懂法律的亲朋好友”等途径。

2、法律常识调查

在这一部分调查中，我们设置了8个单选题和3个多选题，内容包括正当防卫、过失犯罪、监护责任、义务教育、特殊侵权、近亲结婚、房产权转让、赠与合同、公务员范围、公民选举权的资格、国家机关职权分工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

（1）在对8个单选题的选择中，各职业人员选择正确的比率如下表（单位：%）

从总的情况来看，8项单选题中，调查人员对有关过失犯罪、义务教育、特殊侵权、近亲结婚、房产权转让等问题的答对率较高，分别为95.15 %、98.79%、97.57%、99.27%、95. 63%；而对有关正当防卫、监护责任、赠与合同等问题的答对率较低，仅分别为58.50 %、60.92 %、66.02 %。

（2）在对3个多选题的选择中，各职业人员全部选择正确的比率如下表（单位：%）

从上表中可见，各职业人员对有关公务员范围、公民选举权的资格、国家机关职权分工等问题的选择中，全部选择正确的比率普遍较低，分别为56.31 %、5.58%、16.99%，与基本情况中务农、务工人员学历较低相对应的是，务农、务工人员的比率更低，务农人员分别为41.91 %、0.00%、17.65%，务工人员分别为56.73 %、2.88%、8.65%。

二、顺德区城镇居民法制观念的现状

通过近三个月的调查，了解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区居民的法制观念有了较大的改变，主要表现在：

（一）居民学法用法的觉悟有所提高

近年来，随着我区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区的深入，居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法律知识的重要性，因而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都有所提高。从我们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可见，居民通过“看电视”、“读书刊报纸”了解有关法律政策方面知识的所占比例较高。当自己有法律疑问需要解决时，占总调查人数的75.24%会积极“到相关政府部门询问”，34.95%的人会“自己翻看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此外，7.04%的调查人员选择了通过“网上查询有关法律依据”、“咨询懂法律的亲朋好友”“等其他途径”解决疑问。这些表明我区居民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较高。

（二）居民的法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经过这次调查，我们发现我区居民的法制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通过问卷、座谈、交流等形式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我区居民对婚姻法、房产土地管理法、义务教育、民法等方面的法律知识了解得较多。这些法律，一是因为其与居民的生活和生产联系较紧，二是因为它们在我区被宣传得较多，所以在居民心目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三）基层的民主法制水平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我区坚持把依法治区工作放在基层、放在农村，稳步推进居民（村民）依法自治，通过开展居（村）委会直选工作、建立健全农村民主决策机制、村（社区）居民会议和村（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公开机制、村（社区）财务开支审批制度、审计监督机制，以及引入第三方规范村（社区）级财务管理等等，逐步建立与完善了基层自治机制，从而提高了基层的民主法制水平。

同时，我们在调查中也了解到我区城镇居民法制观念建设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居民的法制水平仍有待于加强

如前所述，近几年来，我区城镇居民的法制观念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与现代社会的要求相比，我区居民的法制水平仍有待于加强。我区居民虽对婚姻法、土地管理法、义务教育、民法等方面的法律知识有所了解，但对宪法、合同法、诉讼法、选举法等一些比较重要的法律，及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法规的了解相对较少。如在问卷调查中，各人员对有关公民选举权的资格、国家机关职权分工、监护责任、赠与合同等问题的选择中，选择正确的比率普遍较低。此外，部分居民对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整体法律意识仍有待于加强。有些居民即使认识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了，但对通过法律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持否定态度，尤其是在“民告官”的案件中，有些居民认为“官官相护”，不相信通过法律能够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

（二）村（居）干部队伍依法行政的意识有待于加强

我区村（居）干部有了一定的民主治村及依法治村意识，他们真心实意带领和帮助群众奔康致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爱戴与支持。但是，还有一些村（居）干部仍保留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工作方式，搞家长式管理；或者民主作风和法制观念不强，乱作为或不作为；还有个别村（居）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挪用集体资金、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虚报基塘整治面积骗取专项资金等等。这些现象虽然是少数，但侵害了群众利益，破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进而影响了依法行政和民主治理社区工作的进程。

三、法制观念不够强的原因分析

（一）落后的历史传统禁锢

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则是封建统治的重灾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的民主观念虽然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封建残余思想在农村地区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各种封建流毒没有彻底地得到清除，农民群众的民主思想和法制观念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广大的农民群众还没有彻底地挣脱封建思想的禁锢，没有从封建残余势力的影响中真正地解放出来。

（二）文化背景的影响

不可否认，我区农村的教育发展还有待于加强，科学文化知识比较贫乏。而教育的落后使广大农民群众文化水平都比较低，无法对法律知识进行自主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民主法治的思想无法通过知识这个渠道进入农民的头脑。农村地区的文化欠发达，同时给了那些落后腐朽的封建文化和封建思想以死灰复燃的条件，而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则往往被排除在农村的大门之外。

（三）“三农”问题的相关立法跟不上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涉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但事实上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法律法规却较少，或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或者就是相关的法律之间相互矛盾，相互抵触。而且目前还有许多涉及农村的问题的解决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出现了不少涉农法律真空。与此对应的是农村的执法工作也存在不少的漏洞，如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司法腐败、执行困难等等，这些问题也是导致农民法制观念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的重要原因。

四、加强顺德区城镇居民法制观念的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对农村民主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使全社会特别是各级政府在思想上认识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是搞好农村民主法制工作的根本前提。我区必须将农村普法工作提高到事关农村长治久安、事关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高度来认识。在推进农村各项工作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法制"，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实力与民主法治同步发展，而不能有丝毫偏废，也不能有任何动摇。要坚持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努力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农村工作的水平。

（二）健全和完善适应农村改革和发展需求的法律制度

我区应通过有关法律途径进一步加强农村的规范化工作，要把在农村改革和建设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以及已经成熟的经验上升为地方规章，使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应着手清理一些早已过时的、不符合农村地区各项工作发展现状的法律法规，做到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另外还应注重吸收一定数量的农民进入我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使农民群众能为自己立规章制度，使各种涉农制度能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三）要对农村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活动

在问卷调查中，仅41.99% 的调查人员选择了“ 通过政府部门主导的普法活动，如‘五四普法’等”获取法律知识。由此可见，我们要进一步在广大农村中开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在发挥标语、墙报、法制讲座、法律咨询、知识竞赛、散发宣传资料、举办图片展等传统方式作用的基础上，利用普法网站和广播电视新载体，面向居民直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公民知法、守法、护法。同时，通过这种宣传，使各种涉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法律法规能尽快传达到农民群众之中，保证这些法律的作用能落到实处，真正发挥其作用。

（四）加强农村的法律服务，在各社区配备兼职法制副村长

加强农村的法律服务，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是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工作的必要举措。我们可以在区综合治理办以及乡镇人民政府的统筹安排下，从公检法司等部门选出一些精通法律且充满工作热情的工作人员，担任各个村（居委会）兼职法制副村长，建立和健全农村法律咨询和服务系统。每个村子配备法制副村长后，就可以解决广大农民群众法律咨询难的问题，同时也使农村地区的法制化有了人才基础。

（五）加快对我区新型农村干部的培养，加强对农村干部的管理与教育

在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工作中，干部问题是关键的因素，因此培养大批重民主、懂法律、能实实在在为农民服务的村级领导干部显得尤为重要。我区可从各级各类大专院校中选拔大批优秀大学毕业生直接到农村服务，这样可以提高村级领导的领导水平、知识水平和民主法制水平。此外，有计划地对原有农村干部进行系统的民主法制教育，以保证农村民主法制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

❻ 求一份关于加强我县农村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议的提案

您好。请看解答：
一、构建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是加强农村法律服务的客观要求

所谓有效供给是指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当前，一方面农村法律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农村法律服务的有效供给明显不足，满足不了农村各类组织和广大农民群众的需求。

(一)农村法律服务需求日益增长

当前，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涉法问题和涉法矛盾大量增加，农村各类组织和广大农民群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

一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带动了农村法律服务需求的增长。农村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农村法律服务需求的增长，对传统的法律服务制度和法律服务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特别是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推进，广大农民兴办了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迫切需要法律服务在规范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行为、保护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二是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带动了农村法律服务需求的增长。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涉及到大量的法律问题，迫切需要法律服务工作者引导和帮助农民群众正确行使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引导和协助农村基层干部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基层事务、解决基层矛盾。

三是农民现代意识的逐渐增强带动了农村法律服务需求的增长。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普法工作的深入，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始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化，农民的视野逐渐扩大，权利意识逐渐树立，依法维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随之逐渐增强。

(二)农村法律服务的有效供给明显不足

一是农村法律服务资源匮乏，广大农民普遍不能就近获取法律服务。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集中在城市，城乡法律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这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共同现象。然而，由于我国城乡经济长期呈现二元结构，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以我市为例，截至2007年4月底，我市律师数量虽然已达14200多人，居全国首位。但是绝大多数律师在城八区执业，只有375名律师在10个远郊区县执业，仅占全市律师总数的2.6%。而且远郊区县的律师也基本集中在区县政府所在地，真正在农村乡镇执业的律师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二是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广大农民普遍承受不起市场化的法律服务。多数农民之所以不愿意通过法律服务的途径解决纠纷，法制观念和依法维权的意识不强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根本原因。法律服务费用高、农民经济承受能力低才是问题的主要症结。

现代化法律服务体系在农村的建立，归根结底取决于农村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农民收入的大幅提升。而这并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

此外，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的提出源于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当前，农村法律服务需求日益增大与农村法律服务资源匮乏、农民对市场化的法律服务承受能力差的矛盾十分突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按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构建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将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基本公共服务产品向农村倾斜，既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二、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的构建

构建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首先要明确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的概念。尽管公益法律服务是近几年法律服务实践中经常提到的一个用语，但目前尚未见到确切的法理定义。

笔者认为，公益法律服务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面向基层群众的非经营性法律服务。与此相适应，农村公益法律服务就是以维护农村公共利益为宗旨、以农民和农民工为服务对象的非经营性法律服务。

（一）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和指导原则

笔者认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村公益法律服务组织为骨干，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努力建设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覆盖整个农村地区的公益法律服务体系，以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享有知晓法律常识、获得基本法律服务的权益。

根据上述目标任务，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的构建应注重把握以下几项原则：

1．政府主导原则。政府是基本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益法律服务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对农村提供基本法律服务的责任。

2．满足基本需求原则。公益法律服务毕竟是市场化法律服务的补充，应定位在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最基本的法律需求上，集中有限的资金和力量着重解决农村组织和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原则。在推进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政府一方面要切实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要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益法律服务，努力实现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服务主体的多元化。

4．因地制宜原则。推进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能搞“一刀切”、“齐步走”。

（二）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的服务主体

在公共领域，由任何单一的主体解决所有复杂、多样、动态的公共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积极培育由政府部门、企业、第三部门和公民构成的多元化的服务主体，是构建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的首要任务。

2006年4月，我市开始在远郊区县进行组建农村公益法律服务机构的试点。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在延庆、顺义等试点区县初步形成了以乡镇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和村法律服务室为主体，法律援助机构、民间公益法律服务机构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服务工作者）为补充的多元化的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主体。

1．政府主导的公益性社区法律服务组织

在不断完善市场化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积极扶持专事公益法律服务的组织。英国的“公民咨询局”、法国的“司法和法律之家”、日本的“邻接法律服务机构”等都属于这类机构。目前，我国的法律服务中介组织还不够发达和成熟，单靠扶持和资助那些数量小、影响弱的民间公益法律服务组织远远满足不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公益法律服务的需求，必须建立一批由政府主导和扶持的公益性社区法律服务组织，并促使其发展成为农村公益法律服务的骨干力量。乡镇公益法律服务中心是我市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组建的公益性社区法律服务组织，是政府在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市乡镇公益法律服务中心有“延庆模式”和“顺义模式”两种典型：

——“延庆模式”。2006年11月，延庆县在全市率先建立了13个不占用行政、事业编制的乡镇公益法律服务中心。除东部山区3个乡镇因法律服务需求量比较少、依托相邻乡镇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开展业务外，其他乡镇都做到了“一镇（乡）一中心”。各中心由2至3名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公益法律服务工作者组成，招聘人员以具有大专以上法律专业学历的社会待业人员为主，以公检法司退休人员为辅。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责是：为农村组织和农民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调解农村矛盾纠纷，担任乡镇和村集体的法律顾问，免费代理乡镇政府、村集体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诉讼业务及非诉讼业务，免费代理特定范围的农民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等。

——“顺义模式”。2006年12月，顺义区在全区18个镇全部建立了集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服务于一体的镇级法律服务中心。各中心由1至2名向社会公开招聘的专职调解员（多数系本区法律专业本科或大专毕业生，少数为政法系统退休人员）作为固定服务人员，由一名专职律师和一名法官作为流动服务人员。中心的律师由各镇政府聘任的法律顾问兼任，法官则由顺义区法院4个派出法庭进行指派。

镇级法律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责：担任镇政府的法律顾问，调解农村矛盾纠纷，开展法制宣传，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协助办理涉农法律援助案件。

2．政府扶持的群众自治性社区公益法律服务组织

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社区自治组织以服务自我为宗旨而开展的公益法律活动，对推动整个社会公益法律服务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调解组织这一群众自治性组织在服务自我、服务社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何把握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涉法性强的特点，充分发挥农村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在法律服务和法制宣传方面的作用，是推进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2006年下半年，我市总结推广了大兴区北臧村镇诸葛营村等9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依托村级调解组织和文化大院建立法律服务室的经验。截至2006年年底，全市500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均建立了法律服务室。2007年，我们又决定在全市1000个村和500个社区再建1500个法律服务室。此项工作列入了北京市政府2007年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村法律服务室是依托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乡镇司法所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员和社会法律工作志愿者共同参与的综合法律服务机构，是司法行政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工作平台。其主要职责：一是开展人民调解、法制宣传和法律咨询，二是搜集和传递农村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信息，不定期组织专业法律服务工作者到村里为农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法律服务室工作人员由固定服务人员和流动服务人员组成。固定服务人员系村人民调解骨干,为1至2人，流动服务人员由司法助理员、律师、离退休法官和法律工作志愿者组成，定期深入村中开展工作。

3．民间自发公益法律服务组织和志愿者

在一些发达国家，民间公益法律服务机构是公益法律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民间组织大量涌现，一些民间公益性法律服务机构也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有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法治进行时》免费法律咨询热线和徐滔法律服务网、“爱心导航”文化交流中心、“流动人口之家”网站、“小小鸟”打工者热线、陆小亚青春热线、北京妇女维权热线、红枫妇女热线、美林凯反家庭暴力热线等十几家民间公益法律服务机构。此外，我市还有一大批热心公益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的社会志愿者。这些机构和志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民和农民工，在构建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4．律师事务所和律师

律师是法律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律师业既具有有偿性、竞争性的特点，也具有公益性的特征。律师的职业属性决定了律师有责任和义务承担公益法律服务。近几年，首都律师业积极投身公益法律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我市农村公益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无论是乡镇公益法律服务中心还是村法律服务室，律师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面提到的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法治进行时》免费法律咨询热线和徐滔法律服务网，都是由律师创办或依托律师创办的。特别是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佟丽华律师，依托致诚律师事务所成立了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近二年已代理农民工诉讼维权案件近2000件，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5．政府部门及相关事业单位

政府部门及相关事业单位也是农村公益法律服务的重要主体之一。政府除了以购买服务的方式间接为农村提供基本法律服务之外，还通过实施法律援助和送法下乡，直接为广大农民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除以上列举的五类主体之外，农村公益法律服务的主体还包括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其他为农村提供公益性法律服务的组织和个人。上述服务主体在服务功能上互有区分，在服务内容上互相补充，在服务方式上各具特色，共同构成农村公益法律服务的组织体系。

❼ 根据法律规定,什么服务是农村法律纠纷处理中的法律服务种类之一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农村发生的民事法律纠纷的救济途径主要版有三种:第一个是权由集体组织进行裁决或调解；第二种是由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人民调解；第三种是由乡镇基层法律服务所提供诉讼代理等基层法律服务。从题目的意思推测，问的应该是第三种情况，即基层法律服务。

❽ 关于农村法律问题

中国的农村社会现代化程度还不发达，法制现代化也刚刚起步，而法律援助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必将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肯定法律援助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农村中法律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缚法律援助的进程。表现在大部分人安分守已，逆来顺受的思想。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当自已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自已如何去做，采取怎样的方法，以致被动的去忍受，去接受。不采取主动措施去维护自已的权益，般都忍气吞声。随着农村外出打工族的增多，农村“空巢家庭”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留守青少年背负着沉重的家庭和心理负担，无法享受正常的亲情关爱和有效的家庭监护，处于安全少保障、权益受侵害的无序状态，留守青少年犯罪频发，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农村房屋拆迁补偿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农村土地法律问题是一座四周围墙、尚待探幽的城堡。那么，城堡的第一面墙，是农民的法律地位问题，第二面墙是农地权利结构的配置，第三面墙是农地权利的运行体系，而最后一面墙则是农地权利的救济问题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合理设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落脚点，然而目前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存在着严重的法律缺位。立法建议，希望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为农民土地权益提供法律、制度保障。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法律问题
国家已确定将用五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要求尽快建立健全产权交易平台，加快林地、林木流转制度建设，完善林木采伐管理制度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完善，我国妇女权益保护的制度也逐渐趋于完善，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妇女维权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尤其是农村妇女维权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在一定人群和领域中仍时有发生，加之数千年的“男尊女卑”、“夫权至上”、“父权至上”等的影响，使得社会甚至于妇女对自己权益的保护都处于消极状态。从审判实践和部分调查反映的情况看，农村妇女教育问题、家庭权利问题、土地承包权利问题等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❾ 农村法律问题的论文该怎么写呀不知道从何处着手。

给你些建议或者可入手的方面：农村婚姻现状、教育、犯罪预防、土地承包、宅基地使用、计划生育政策……
好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