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服务下基层

① 请教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从业经验，怎么开展业务，怎么打理关系等

你可以尝试一下做企业的法律顾问：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可能包括以下内容中的数项或全部：
1． 为企业草拟、制订、审查或修改合同，同时逐步渐全企业合同制度，预防合同纠纷，应企业要求还可以参与相关谈判、磋商；
2．通过解答咨询或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方式解答企业在日常经营中所发生的法律问题；
3．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帮助引导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寻找适合企业发展的管理框架模式，使其依法运作，并依法规范企业的管理行为，将企业的管理活动纳入法制轨道；
4． 根据企业员工的具体情况及需要，为企业员工讲授相关法律知识，提高素质；
5． 当企业可能面临纠纷时，进行法律论证，提出解决方案，出具律师函，或参与相关纠纷的调解；
6． 代理企业参加诉讼、仲裁、依法举报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② 对开展机关干部下基层活动有哪些好的建议，如何改进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的部署，扎实推动全区机关干部“下基层、解民忧、帮发展、促和谐”活动的深入开展，笔者认为，机关干部在“下基层”活动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牢记主要任务。机关干部“下基层”不仅是培养干部群众观念，锤炼干部过硬作风，提升干事能力的有效途径，更是壮大基层工作力量，解决基层热点难点问题的有效举措，是一项利党利民的“双赢”之策。机关干部在“下基层”活动中应以改善民生为着力点，牢记“不计大小解民忧、理清思路帮发展、化解矛盾促和谐”三大任务，并以此为出发点，从而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要端正思想认识。应认真选定下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召开“下基层”活动动员会和各县（区）组织的“下基层”活动对接会，及时组织下基层工作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学习“下基层”活动的有关政策规定，认清“下基层”活动的重大意义，消除一些干部对下基层工作的模糊认识，自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将“下基层”活动作为新时期密切联系党群、干群关系的有效桥梁。要进一步发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真心实意地下基层听民声、问良策、办实事、解难题，做基层欢迎的事，做能够见实效的事，结合自身实际做力所能及的事。要带着明确的目的下去，把基层干部推进科学发展的激情带上来，把基层一线的务实作风带上来，把基层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总结上来，把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带回来，切莫“认认真真走形式，轰轰烈烈来作秀”，引起群众反感，损害机关形象。
三要锻造过硬本领。机关干部下基层，既要达到“解决问题、服务群众”的目的，又要达到“转变作风、提高素质”的目的。下基层前要武装自己的头脑，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应静下心来记政策，拿出时间学业务，尤其是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下基层干部不仅要记下来，更要说出来，向广大群众讲明白。要让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对区、市、县的方针政策、工作部署有基本了解，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升政府工作的公信力。要通过深入基层，认真了解基层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原因，提出操作性较强的对策和建议，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指导当地政府部门更好地开展工作。
四要注重工作方法。基层存在的困难问题多，干部群众对“办实事”期望高。“下基层”各工作组要善于从全局出发，从制约和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统筹考虑，注重轻重缓急，看看哪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哪些是看似细微但影响全局的问题，哪些问题可以暂时放一放，哪些问题相互关联，解决一个问题就能“治本”。要对存在的问题分析得深一点，透一点，做到重要问题请示上级解决，普遍问题依靠当地政府解决，一般问题协助基层解决。“下基层”不等同于“扶贫帮困”，不是送项目、送资金，机关干部不能急于承诺，更不能“大包大揽”，但要带着爱心和责任，认真倾听群众呼声，沉下身子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宣传党的政策，了解社情民意，既要走访“致富带头人”“老党员”“村（社区）干部”，又要走访“五保困难户”“上访户”“普通农户”。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困难、矛盾，耐心做好说服、解释和化解工作。如果事必躬亲，件件答应，在没有实力和能力解决的情况下，还会从某种程度上挫伤基层的积极性，影响解决问题的实效和质量。
五要处好各种关系。要把处理好与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作为下基层的重中之重，努力使下基层工作能得到当地群众的认可和政府的支持。各工作组成员应深入农户家中或田间地头，在面对面了解清楚“政策落实、家庭收入、发展打算、现实困难、意见建议”的基础上，讲清走访目的、宣讲惠农政策、介绍法律知识、设计富民道路、推广农科技术，认真记录走访户“家庭情况、困难原因、纠纷根源、致富愿望、具体需求、意见建议”，重点实施政策帮扶。要察民之疾，体民之难，放下“官架”，捧起“民心”，这样才能让群众放下包袱，收起疑惑，全力配合好下基层干部开展工作。当地党委政府（村委会）可以说是基层发展的带头人，仅凭下基层干部的一人之力难以有所作为，在工作中一方面要全力支持当地工作，不能对当地工作“指手画脚”或“吹毛求疵”，要怀着谦虚的心态，认真学，仔细听；另一方面，也要敢于创新，勇于质疑，积极为当地发展致富出谋划策，创新思路和工作方法。同时，下基层工作干部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为基层争取支持，为基层发展助力。
六要夯实帮扶效果。在下基层过程中，虽然在水电路讯、致富产业等各类项目建设上最能让群众感受到活动成果，但主要的还是要通过送政策、送技能、送文化、送关爱、送服务，帮助基层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改进生活方式、提高自身素质，进一步树立发展理念，在精神上得到进步。在帮扶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眼前效果，更要谋划长远，为村里留下一个科学合理的发展蓝图，充分动员好、发挥好、依靠好群众自身的主体力量来建设美好新家园。同时，“下基层”活动要与“转作风、提素质、作表率”主题活动相结合，与营造风清气正发展环境活动相结合，下基层工作人员要严守群众纪律，做到“深入到村入户到人，了解民情不误民事，解决民忧不扰民心，帮扶发展促进和谐”，真正成为基层组织建设的组织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员、反映社情民意的联络员、民间纠纷的调解员，通过扎扎实实帮助基层开展工作，切实树立和维护文明机关的良好形象。

③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几天的新闻

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阴影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除障碍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第一类诉讼代理人，也是专业诉讼代理人，使基层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的希望和空间。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受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的影响，作为享有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仍然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行为存在着歧视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的诸多观点。正是由于有吴博士观点作支撑，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当事人承办申请执行事务时，才遭到拒绝。
细探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和理论依据，作者发现这个批复的出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经失效的或需要修订的部颁规定，它的出现使无数有作为、能够为“非辖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了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同行能够正常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为了司法部高层能听到最底层的声音，作者从四个方面谏言，希望司法部决策层能够及时作出反应，以消除司复[2002]12号批复产生的阴影。
一、从深圳两级法院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不同做法，看两级法院法官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差别执行。
2011年3月以来，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执业的作者，开始为以北京人为主的17名出借人，远赴深圳市的两家法院承办被告为深圳市三家私营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件总量为54件，涉案金额为986万元。由于该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作者先后在深圳两家基层法院进行了4批次的诉讼，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决书全部发生效力。两批17案已经中止执行，准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2013年9月2日，当作者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市区16名委托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本所的专用函和本人执业证，再次踏进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楼，代理这些当事人承办37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时，被负责承办执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辖区外的案件而拒绝接受相关诉讼文书。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法院无论是起诉当初的代为立案、出庭代理诉讼，包括前两批17个案件的申请执行，都没有因为作者是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简称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门外。
作者向这位女法官再三说明为这些当事人代理诉讼，并不是第一次来深圳，且已经生效的这37案判决书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这位法官依然坚持她执行的正是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而作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作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地位，就不应当看着已经过时的老黄历，再拿已经失效的批复作挡箭牌。况且，十年前司法部一个批复怎么能对抗立法机关的规定，任凭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这位法官还为作者支招说，可以由当事人推举诉讼代表人亲自前来法院立案，以解决法律工作者代理权受限的问题。
由于作者在福田、罗湖区法院分别代理的前两批共17件案件已经中止执行，将进入破产还债程序，作者带着草拟的相关诉讼文书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教。并与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讨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权时，接待法官请示领导后明确答复，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不会受到限制。
在深圳这座高度开放的城市，两级法院审查立案的法官对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说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有正确的认识，业务素质更过硬，同时反映出执法者对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着不同认识。
为了争取37案执行阶段的代理权，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与这位法官交涉。承办法官认为自己无权决定，请示负责立案审查的领导。这位领导很负责任，不仅与作者进行了沟通，还给深圳市中级致电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权的问题，确认作者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后，又给其他基层法院打电话了解对类似情况的做法。最后女法官作出答复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层法院就这么做，并以龙岗、罗湖区等法院都是这种做法为由拒绝。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给个书面答复，该法官答复可以，但须领导给出编号。等了好大一会儿，该法官告诉作者，已请示领导不能给予书面答复，也拒不接收相关诉讼文书。为了说服作者，这位法官还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作为其拒绝的依据。
两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其直接后果便是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为了节省资源、节约时间，征得委托人代表同意后，作者与深圳市一家规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将这批37案的执行事务转交当地律师代理。
作者代理的诉讼案件，真正符合“本辖区”条件者少之又少，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这是作者本人从业24年来，因法院执行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第一次被法院剥夺诉讼代理权。
二、其实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当时引用的条文已经失效，却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大行其道，且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不顾法律工作者当时已经走向法律服务市场的现实，援引的又是已经过时、失效，且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总则部分第六条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立足基层，主要面向本辖区内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时有效”，根据该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定位为“主要面向本辖区”，而没有限定非本辖区。却在分则部分的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出现“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限制性的规定。
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如果分则部分的规定违反总则部分的规定，应当作为无效条款来看待，却在当时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况下，加上拟稿人、审稿人法学理论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严谨的规定。因为法律服务业本身包括诉讼代理服务业务。事实上，当年中国的法学人才已不再匮乏，司法部应该有一批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才。如果当时有人能够意识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发布之前将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删除便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项规定出台的历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样拿着政府的工资、使用着政府的经费，穿着与公安、司法助理员一样的警服，还从事着非法律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时应当肯定，当时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正方兴未艾，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出台“工作细则”在特定时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制定的基础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第九条“乡镇法律服务所实行‘有偿服务，适当收费’”的原则。……那时还没有全面推行“两不四自”。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部当初的本意已经是鼓励、扶持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打压、限制它生存、发展的空间。
之后，司法部又倡导“不占编制、不要经费”，提出法律服务所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其意图正是为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当时对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业务加以限制，更多的顾虑可能来自对法律工作者业务能力的担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那么到2000年4月1日之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这部曾经指导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建设、发展的部颁规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这部新制定的部颁规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做法是，将“乡镇法律服务”变更为“基层法律服务”，两字之差确实是一种进步。按照常识和发展的眼光，曾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相配套的细则、解释，如不修改重新发布便将作废。
十分遗憾的是，就在新规颁布实施9个月之后，司法部竟不当引用效力待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
这份批复是“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根据逻辑学大提前错误，其推出的结论必然错误的基本原理，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础的情况下，作出“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结论肯定错误。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批复的存在，将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十余年，给工作优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的却是灾难性后果，它束缚了有能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手脚。其间，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发现，“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诉讼代理人的地位，明确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于1991年针对政府拨款的法律服务所而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却依旧未改，仍令行于当今自收自支的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孔维克委员同样认为，“这一限制性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工作者列为诉讼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综合评价这个批复，不仅没有起到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作用，没有给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工作便利，反而给没有执业资格的其他人员代理诉讼留下了存活的空间。从现实意义看，它的存在将制约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的拌脚石，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吴兆祥博士对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及性质所持之观点，既没有考虑法律工作者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发现《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缺陷，也忽视了已经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务所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更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正视民事诉讼法作出的新规定，所发言论颇具消极意义，对法律工作者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产生的影响深远。希望吴老能够更新观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
《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简称吴文）认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复[2002]12号）《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这是在代理诉讼业务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主要区别。（见吴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认为，吴兆祥博士可能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史，也忽略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更没有根据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细梳理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没有质疑该批复是否合规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因而才作出“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诉讼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结论。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还指出“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是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见吴文P117倒数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颁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执意要把基层法律工作者划入“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对取得执业资格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不尊重，或者说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整个行业的岐视，也没有将司法行政机关核发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当回事。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后指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诉讼代理人，就其诉讼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为公民代理，还是成为一种独立的代理人类型尚需进一步研究。（见吴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认为，从吴兆祥博士的说法可以看出，吴兆祥博士显然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没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机关已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同一层次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师就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资格的渠道、条件不同，核发证件的部门不同，而称谓有别。但发证机构都是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两个工作机构。若再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试想，如果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机关真得采纳了吴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见，在修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或更高级别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法》时，真将其观点溶入其中，那么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基层法律工作者将再无出头之日。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机关作出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并列的民事代理诉讼地位变成一纸空文。
为此希望吴兆祥博士能实身处地考虑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面临的现实困难，在《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再版时，将第十一章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以免继续以误传误，成为各级法院法官阻碍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代理诉讼的挡箭牌。
四、要改变人们的偏见，最终须从顶层设计着手，取消这些不适时宜的规定。在新规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最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废止司复[2002]12号批复，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基层法律服务业本来已经步入了正轨，法律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吴博士称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组织了首次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统一考试。2000年底，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共有工作者总数达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达到57561人，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的47%。”（见吴文P117倒数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却如当头一棒，给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法律服务业戴上了“经箍咒”。
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服务群体，多数同志完全能够胜任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却让他们各自为阵、划地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执业证确定的执业机构所辖区域内从事代理诉讼业务。
就此河南律师马玉峰认为，司复[2002]12号批复，对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地域进行限制，即“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执业的辖区内就无权代理案件。那么就明确禁止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地办案，成为好些律师、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乡镇、城区街道基层法律服务要发展、要生存，就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市场主体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应当拒绝非区域当事人的服务请求，同时也没有理由拒绝为非区域当事人提供服务，如此做法势必剥夺了法律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当今交通、通信如此发达，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执业区域”限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
再则，法律服务所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职能，也没有任何上拨经费，它不会将有服务需求又送上门的客户拒之门外。
作者认为，这样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制约了服务所的业务来源，给并不景气的法律服务所带来生存压力。无须讳言，业务开展较好的法律服务所没有一家不越过这条“红线”去执业。而没有能力代理诉讼，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将法律服务所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也没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务所，如真严格司复[2002]12号批复的规定，可能早已关门停业，改行另谋生路。事实上，全国多数地区的法院包括北京市，并没有因为非辖区当事人委托的案件而限制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连深圳市两级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确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多少年来，为了法律服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无数的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学界专家奔走呼吁，撰文立说，试图改变法律工作者当前的命运。列举如下：
2008年6月4日，《记者观察》杂志记者张鹏在《10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临存废之争》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认为，国家既然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颁发了“准生证”，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2008年6月1日以后，部分省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与司法部高层领导人就“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问题进行对话，却至今没有下文。因为法律工作者没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无法通过上级协会向司法部高层表达诉求。
当年4月3日，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蜀汉法律服务所主任李双德与司法部公证律师工作指导司基层法律服务处处长蒋建峰，探讨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和《基层法律服务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法院办理诉讼业务中的障碍。反而因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并不适当的批复，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门外。
在法律服务所摸爬滚打过、已取得律师资格的河南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玉峰，客观评价道“法律工作者来自于乡村，法律工作者由于生在农村，同情弱者的观念较强，代理案件有着相当强的责任感，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代理费的收取低廉，有些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亚于律师。由于法律工作者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案源业务不断的扩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让基层法律服务业能有健康发展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提案指出，“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经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着‘断奶’又‘断粮’的窘境。”为此建议，“司法部废止1991年9月制定的《乡镇法律工作者业务工作细则》，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业务管理办法以适应新的法制环境，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范围和领域，让这个群体能够在跨区域的竞争服务中得到锻炼提高，给基层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
湖北省京山县坪坝法律服务所主任王伟，深深感到，“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为此在《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探讨》一文中呼吁，“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与过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和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北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现状及对策研究》调研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桐桐，发表专著建议制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当然，希望废除法律服务所之声也不绝于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处向社会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使作者很兴奋。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
根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安排，作者撰写了《只有成为市场主体，才有更大生存发展空间》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领导曾来所进行调研，对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给予肯定，作者所持观点或许能为高层立法有所帮助。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出台一部新规需要经历的程序或步骤可能还会太多。为了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造成的阴影，作者建议，可否考虑由某个省级司法厅就是否继续执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向司法部作出请示，由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予以撤销司复[2002]12号批复，或以已经过时为由不再适用此批复作出批复。
司法部如果能及时出台这样一个新批复，便可解决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诉讼代理的问题，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清障碍。

④ 司法局是做什么的

主要职责：
(一)研究起草司法行政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编制本市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二)负责组织、指导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
(三)负责本市司法行政系统的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四)研究制订本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总体规划，组织、指导、协调全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五)负责管理本市律师、法律援助工作和公证机构及公证活动；研究律师、公证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并提出实施办法。
(六)负责管理本市法律服务机构和在京设立的国(境)外律师机构；监督、指导本系统的社会团体工作。
(七)指导本系统法学教育及业务培训工作。
(八)负责指导区、县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人民调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及司法助理员、基层司法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九)负责本市司法行政系统的外事工作和对外宣传、交流工作。
(十)指导和管理本市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
法律依据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全国城市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座谈会议精神，落实司法行政工作“基础年”的各项举措，强化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工作，现对进一步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进一步深化对基层司法所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在我国司法行政体系中，司法所是最基层的组织机构，担负着具体组织实施基层司法行政各项业务工作，直接面向广大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的重要职能，是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服务大局、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重要渠道和前沿阵地。司法所的基础地位决定了它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司法所承担着本辖区普法工作的具体组织和实施，担负着推进依法治乡(街)、依法治村等法治基础工程的职责，是基层政府依法决策、依法建制、依法行政的参谋助手；司法所通过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代表基层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组织开展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等项职能，发挥着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防线作用；通过组织开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对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起着重要的服务和保障作用。
二、要正确认识新形势下基层司法所建设面临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加强司法所建设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全面推进基层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也是司法所最主要的业务职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新变化，基层各种涉法问题的不断增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迫切需要进一步强化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以满足基层对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日益增长的需求。

⑤ 麻烦问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和律师有什么区别

您好！
我国现行的法律和行政规章，主要设定了两种人为专职的法律执业人员：一为律师;二为法律工作者。
我国《律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职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根据行政规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基层法律工作者是在基层法律服务所中执业，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
二者的相同点是，都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但二者的区别却是相当大的。
区别之一，二者产生和存在的法律基础不同。律师的产生和其执业的基础，是根据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法律工作者的产生和其执业的基础，是根据行政规章《关于乡镇法律法务所的暂行规定》(现为《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管理办法》)的规定。也就是说，法律服务所和法律工作者的设定是没有法律基础的。
区别之二，二者执业的准人不同。要想做律师，必须先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取得律师职业资格。从2002年起，要想做律师，必须先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而做基层法律工作者，就没有这样的准入程序，只要你想做并得到司法行政部门的同意就行。
区别之三，二者执业的法律水平或者说是法律知识的含量不同。做律师，首先得是法律本科毕业，才有报名参加考试的资格。参加考试，不是一般人就可以成就理想、如愿以偿的。就以2002年的考试为例，全国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有38万之多，但因此而获得资格的人只是报考人数的百分之六点多有资格做律师的人，其知识含量的程度有多少，我这里不说，你也会猜想了。而做法律工作者，只要具备高中文化就可以了。
区别之四，二者服务的范围不同。律师的服务范围十分广泛，凡是社会生活中用得上律师的事务，律师都可以发挥作用。而法律工作者的服务范围仅限于从事简单的民事类代理事务，他们不具备从事刑事类代理和辩护业务。
区别之五，二者执业的地域不同。在全国范围类，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律师也有一定的执业空间。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受地域范围限制，根据司法部对行政规章《乡镇法律法务业务工作细则》的解释，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
区别之六，二者体现的社会价值不同。律师作为一种职业，是世界各法制国家的同类设定，律师的社会作用，国际条约《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1990)》有系统的揭示，其中之一就是“要求所有人都能有效地得到独立的法律专业人员提供的法律服务”。因此，有人说：“没有律师就没有司法公正”。法律工作者的职业设定，只是中国的现象，不是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因此也就没有“没有法律工作者就没有司法公正”的说法。
区别之七，二者的历史使命不同。律师是法制国家的产物，与法制国家同发展，共存亡。法律工作者只是为解决乡镇聘请律师难的现状而暂时的措施，司法部早在2002年，就要求大中城市的法律工作者，淡出诉讼领域，可见，法律工作者作为一种临时制度，意味着将要完成其历史使命。
如能进一步提出更加详细的信息，则可提供更为准确的法律意见。

⑥ 如何发挥律师群体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增多，在形式和性质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是律师各类业务活动的服务内容之一，也是新形势下对律师法律服务的新要求和新期待。要把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纳入依法规范有序的轨道，建议建立“七机制”。
1、建立“四位一体”的协调机制
按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局牵头协调，相关部门配合支持，律师事务所全面落实”的要求，建立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领导机构，每年定期分析研究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及时掌握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情况，帮助解决律师在化解工作中带倾向性、苗头性、普遍性的突出问题，指导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并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就目前现行的体制下，只有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才能有效地解决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有效衔接与互动，才能有效保证社会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2、创新律师参与化解矛盾的运行机制
以“律师服务进社区下基层”为契机，按照“四位一体”的要求，建立双联办领导，司法局配合、律师事务所组织、其他帮扶单位联动机制，各司法所要加强与法律服务单位联系，认真了解掌握各双联村（社区）热点难点问题及群众的法律服务需求，及时反馈给双联法律服务机构，便于法律服务人员有针对性的开展法律服务。各法律服务单位要整合力量，“抱团”服务，积极探索“抱团”服务的有效形式，使每次深入各自联系点的人员都能将服务延伸覆盖到本机构的其他人员的服务联系点，以降低活动成本，增强活动实效。各单位、各部门与各乡镇要与各自的法律顾问有机衔接和互动，了解政府或相关部门对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要求，帮助解决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对律师依法提出的处理意见，及时转呈政府或相关部门研究处理，使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在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3、建立分门别类的律师人才机制
由于新时期矛盾纠纷的多样性、复杂性，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需要精通各个领域的法律人才，必须按照“广覆盖、多专业的要求，开放性、实用性”的原则，建立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人才智库。建立律师服务人才智库，贮备具备不能能力、不同专业的律师人才队伍，目的在于需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时，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及时选取并组织有关领域的律师，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时有效地调处矛盾纠纷，使社会矛盾纠纷分类处理，达到调解工作策略得当，处理纠纷效果显著的目的。
4、制定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
按照“合法、有效、规范”的要求，制定考核激励办法，大力鼓励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政府或宣传媒体应对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先进事迹或成功的典型案件广为宣传，以激发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热情。同时，政府每年应有拨出一定数额的激励资金或拨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专项资金账户，由司法局掌握使用。司法局把律师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作为年终考核和评先评优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设立考核机制，对于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成绩突出、效果显著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从这一激励资金中给予适当奖励。并在此激励的基础上，司法局应对参与化解工作工作不力或化解工作过程中产生不良后果或制造新的社会矛盾纠纷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依照相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或相应处罚、处分。
5、建立切实可行的的经费保障机制
法律服务进社区下基层的开展，使律师法律服务达到全市村（社区）的全覆盖，有利于全面、及时、及早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议活动开展的费用由政府买单，根据双联乡（镇）、村的地理位置、交通情况和不同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补贴标准，从财政经费中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对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开展法律服务活动给予必要的补贴。【6】同时，为了深入服务基层，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提高偏远地区的法律保障，需要大力推行“乡村法律顾问”制度。通过乡村法律顾问为农村土地征用、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土地权属纠纷、社会保障等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提供法律服务，消除大量不稳定的因素。
6、建立律师随党政领导下访接待群众机制，建立律师信访值班
书记、市长接待日律师值班制度。通过建立这些制度，让律师参与信访事项的处理，充分发挥律师自身职能优势，为经济转型升级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律师具备丰富的政策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经验，专业性很强，加上律师客观中立的社会地位，更容易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让律师直接参与政府信访接待、调解和解、法律援助等活动，充分发挥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减压阀”和“连心桥”作用，有利于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有利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7、建立民商诉讼律师主持和解机制
调解工作是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除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积极采取诉前调解、庭内调解化解矛盾纠纷外，在当事人各方均有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民商事案件尤其是那些重大、敏感案件中，法院应要求律师为促进各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主协商、达成和解主持相关庭外和解工作。调解和解结案，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⑦ 开展"下基层，访妇情，办实事"活动方式有哪些

一是问计于基层，将依法维权和创业就业做为重点，并将2015年确定为“依法维权服务年”；二是问需于妇女，了解妇女群众思想动态、所需所求，重点走访有创业就业意愿、申请并取得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的妇女，详细了解目前经营状况、能否按时还款等情况；三是为基层办实事，总结“妇女之家”建设、留守儿童关爱、妇女儿童维权的经验做法，突出亮点建设特色“妇女之家”，邀请律师走进社区为妇女提供法律普及、法律援助等服务，开展两癌防治知识讲座，并组织贫困妇女两癌筛查，惠及妇女1900人。

⑧ 我想在我们县城成立一家基层法律服务中心，请问都要那些相关手续朵去那里办理

代写法律文书并不是进行代理,只要要工商登记加个咨询代写业务就可,

而开设法律专服务中心不知是否类同与属此法律服务所,如是法律服务所,那么 除非你们那律师所偏少或紧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设立,根据现在的形势,法律报务所只会越来越少现时不会增加.

设立法律服务所在通过地区司法行政机关核准登记.具体可以看下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

如同你述如要设立法律服务中心，也要具备一定的法律资格的并不是任何都可以提供这项业务。法律工作者及律师才为主体。

⑨ 如何推进平安法治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和常态化运作

万事皆归于一，网络皆准于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再次传承了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精髓，开启了法治社会的新篇章。因此探索新常态化下的社会治理工作机制已成为当前我们探索的主要方向。

坚持依法治理

着力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最根本的关键就是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强化法治思维。全体党员干部要自觉学法、遵法、守法，努力提高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具体行为习惯做起，做到凡是法律禁止的，都不去做；凡是法律提倡的，积极对待；凡是法律保护的，依法遵守。抓好阵地建设。依法治镇要紧紧抓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党的领导，做到“建、管、用”并重。“建”要建好党员之家。“管”要管好基层活动场所。“用”要用好基层建立的各类之“家”，为全体居民学习、交流、活动服务。提高服务意识。着重抓好以便民服务为中心的民生服务阵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解决百姓身边的急事、难事、小事。坚持权力服务百姓，保证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推进全民守法。依法治理的基础在于全民守法。要组织实施“六五”普法，树立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消除公民违法的机会主义和侥幸心理，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着力加强常态管理。当前，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呈现出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思路、新方法。总体来说，我们要摆脱旧的工作模式，旧的工作方法，旧的工作理念。着重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法治教育常态化。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二是依法信访常态化。通过加大对《信访条例》的宣传，树立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的观念，形成良好的信访氛围。同时，对于无理缠访闹访的上访人进行思想教育，如有触犯法律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三是治安防控常态化。一方面要加大、加密治安队伍的巡逻，发挥治安志愿者、社会管理信息员、邻里守望等小区巡防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主要出入口、道路、居民小区等重点区域加大安装监控探头力度，织密技防覆盖面，逐步达到全覆盖。再一方面要加大防控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切实提升社会治安的保障能力。四是城镇管理常态化。应加强执法力度，对于违法违规的现象，要严格执法，绝不纵容。形成抓巩固、抓反弹、抓常态、抓长效的落实机制。加强科学管理，合理设置疏导点，有效缓解乱设摊点的负面影响。探索大城管管理模式，实现部门联动机制。

着力加强队伍建设。着重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党政领导队伍，党政领导是掌握全镇发展的决策队伍，也是直接决定统筹全镇发展的主体队伍。因此要带头贯彻依法治镇、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要依法管权管事管人，同时要多下基层，多和百姓接触，为集体决策提供民意参考。二是基层组织队伍，是指村（居）两委领导干部，是和群众接触最多，掌握民生民意最直接的队伍。加强这支队伍的服务意识以及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只有这支队伍解决群众问题的能力提升了，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矛盾源头。三是职能部门队伍，是指职能执法部门，特别是公安、城管等掌握了一定决策权和执法权的队伍，必须行使好手中的权利，发挥好自身的能力，真正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四是志愿服务队伍，需要进一步规模化、正轨化、广泛化。这支队伍抓好了，将会给全镇社会治理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

着力加强民生福祉。首先，加强民生福祉投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通过全方位、多区域增加便民公共设施建设，不断加大新农村文化建设和宣传，提升文化内涵。同时，增加村（居）便民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努力让百姓不出村就能办理多种业务，使百姓真正享受家门口的便利。其次，规范社会组织建设，提升群众自治能力。目前，我镇注册的社会团体有百余家，但是大部分还不成熟。因此，我们要不断规范社会组织建设，以“昆山壹方慈善公益发展中心”为起点，逐步健全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建设，使每个社会组织都能发挥自己的专长，为百姓提供专业的服务，承担本不该由政府承担的服务职能，为政府简政放权提供渠道。同时，根据百姓各自的兴趣爱好，搭建多种群众自治平台，引导广大居民百姓由松散型向紧密型集合，不断凝聚社会正能量，逐步走向群众自治的良性轨道。再次，拓宽自主创业门路，提升百姓创业动力。一方面要加大政府引导，鼓励大学生、青年人自主创业，注重选拔有思想、有活力、有项目的青年人才优先创业，为全镇经济发展注入新能量；为“4050”人员再就业提供平台，帮助贫困家庭脱贫。另一方面要开放融资渠道。多方面、多渠道、多角度为想创业、敢创业、会创业的能人提供资金支持，不断壮大民营企业，为就业提供更多岗位。再一方面要提供技术支撑。在为能人创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基础上，也要为他们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不断引进符合本镇经济发展的项目，特别是节能环保优、互联互通畅、科技含量高的企业。

坚持司法为民，深化法律服务

当前，司法工作面临着执法更严、任务更重、要求更高的形势。因此，如何践行司法为民，就要从创新联动思维、法治思维、维稳思维、奉献思维着手，努力把司法所打造成为化解矛盾、宣传法治、服务群众、创新治理的司法行政一线综合平台，已成为下一步司法工作的重中之重。

队伍建设要强化。司法行政队伍是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力量，是化解矛盾、宣传法治、服务群众、创新治理的一线综合平台，司法队伍的建设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强队伍活力；二是提高队伍能力；三是规范队伍行为；四是稳固队伍根基。

执法重点要突出。基层司法所要在依法治国的大框架下，监控特殊人群，预防再次犯罪。

帮扶救助社区服刑及回归人员，以法育人，以德服人，主要做到三个到位：一是注重监管到位。根据社区矫正人员的犯罪成因、犯罪类型、危害程度、悔罪表现、经济状况、家庭和社会关系及在接受社区矫正中的表现，认真开展入矫初期、中期、解矫三阶段风险评估。同时，根据社区矫正人员所处监管等级，定期开展“普访”“专访”以及“重点访”工作；二是注重教育到位。通过集中学习、分别谈心、GPS定位轨迹图分析其矫正对象活动规律，对排查出的异常人员及时提出告诫和开展深入谈心谈话，并制定个性化帮教方案；三是注重关心到位。对生活困难和没有职业的矫正人员进行帮扶，通过深入走访各村（社区），了解矫正人员的家庭经济状况和思想动态，帮他们找工作、出主意，因人而异，各尽其能，各施所长。让他们步入生活正轨，顺利地完成人格重塑，尽早融入社会。

法律服务要加强。充分发挥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职能作用，坚持以服务保障民生，以群众需求为工作指导，立足本职为民解忧。要加强法律服务人群覆盖面；要加强法律服务站点覆盖面；要加强法律服务工作覆盖面。主动向社会保障、医疗纠纷、食品药品安全、人身损害赔偿等关系群众利益的重点领域和社会热点领域拓展，并将法律援助纳入到党委、政府应急体系中，积极介入重大事故、突发事件、信访案件等应对处置工作，有效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普法方式要灵活。法制宣传弘扬法治文化，将成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中之重，普法工作要不断开拓新思路，创新普法宣传的新形式，有特色有创新，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法制意识，弘扬法治精神。要能够弯下腰，蹲下去，耳朵听，眼睛看，要依靠群众贴近群众。同时法制宣传要贴近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于大局。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要加强镇机关干部以及村两委班子成员的法律知识培训，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解决工作中的难题。

调解体系要延伸。人民调解方式方法不能单调生硬，要适度要可行。更重要的是，要时刻警醒自己，任何人情不能超越法律，宪法精神是工作的最高指引。调解体系的进一步优化要从多方面入手。完善矛盾排查机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信访巡访与矛盾纠纷排查有机结合，及时掌握社会稳定形势，及时做好重大社会矛盾及不安定因素的监控和管理，找准预防对象，提前介入防控调处，做到早发现、早调处、早化解，确保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整合“大调解”机制。整合各方力量，形成调解合力，应对各类矛盾纠纷，确保调解有效、调处有果，创造“五指并拢”的拳头效应。按照“强化工作指导、完善联防联调、巩固基层基础”的工作思路，大力发展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完善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强化诉调、公调、交调、访调等对接机制，不断推动调解工作向多层次、宽领域渗透，提高防控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

坚持依法治访，构建和谐信访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以案件形式进入诉讼渠道，出现了诉讼与信访交织、法内处理与法外解决并存的状况，少数群众“信访不信法”甚至弃法转访、“以访压法”，不仅使信访工作面临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也损害了司法权威和法律尊严。因此，信访工作要进一步引导群众正确运用法律手段并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信访问题，为依法信访提供法律保证。

健全矛盾排查制度，加强源头预防。注重矛盾排查和源头预防，是做好信访工作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矛盾排查制度，继续加强落实巡访机制，并扩大巡访范围。通过每月定期到村（居）及相关部门走访，了解排查最新矛盾问题，及时掌握最新情况，确保在第一时间把问题解决在基层。除了每月定期巡访外，还要加强与村（居）及相关部门的对接，源头问题的积极防控和源头矛盾的及时化解是维护有序信访的积极保障。

深化领导接访制度，改善党群关系。深化领导接访制度有利于更好的处理群众问题，也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增进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鉴于上访人员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在真正落实领导接访的过程中，可指定具体接访日，采用随机接访和指定接访相结合的方式，切切实实为群众解决一些问题，做一些事实。

实行信访听证制度，推进阳光信访。通过信访听证制度，召集部分党员代表、群众代表以及信访当事人的亲朋好友，以座谈会的形式来对个别难解的信访案件进行评判，从而促使老大难的信访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建立诉访分离制度，完善依法治访。要加快诉访分离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在接下来的信访工作中，可以通过律师这个第三方的介入来参与信访矛盾化解，从法律和公正的角度，为信访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法律服务，确保信访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坚持综合治理，深化平安建设

言出如箭，执法如山。平安建设必须坚持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只有坚持把依法治理的理念、要求、举措落到实处，不断深化平安淀山湖建设，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严密安防保平安，措施到位求实效。解决好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治安问题,是平安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要任务。首先，加强基层基础建设。进一步筑牢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治安防控网，着力构建以公安派出所民警为骨干、治安巡防队和保安人员为主要力量、农村群防群治队伍为补充的巡逻防控格局；其次，加强重点地区整治。必须科学规划，加强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学校、幼儿园、医院等重点场所、重点地区的安全；最后，加强信息化建设。健全社会治安防控智能化视频监控平台，提升指挥调度、视频监控、街（路）面巡逻，全时空、无障碍的点对点监控能力水平，确保警情一呼百应、实时调度有效防控。

网格管理惠民生，精细服务筑幸福。大力推进网格化管理，主动发现情况、化解矛盾，使之成为平安建设一大亮点。首先，狠抓基层队伍建设。全面推行信息员考核用人机制，鼓励有知识、有威信，热心公益的健康公民充实到队伍当中;其次，完善多项功能。建全网格工作服务管理流程、工作目标、工作机制、工作职责任务、考核奖惩等制度；建立网格工作室，开辟公示栏，便于在工作中服务、管理和宣传；再次，强化网格化党建。加强网格化党建工作。探索建立大网格党小组，努力做到网格建到哪里，党小组就延伸到哪里，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最后，完善信息平台建设。依托社会管理信息平台和江苏省综治信息系统平台，坚持开展数据采集、民情收集、建立健全“大数据库”分析机制，切实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为构建“和谐社区、平安社区”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联动执法有保障，齐抓共管聚合力。找准警务联动与治安防控的结合点，整合派出所、交警中队、城管中队等多方力量，健全相关部门之间治安防控警务联动机制，把整体联动思想融入各项日常打防管控工作之中，充分发挥治安防控资源的整体效能，全面加强镇区治安、交通和市容秩序综合管理，深化城镇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同时，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对执法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疏理，共同研究工作措施。

主动服务塑形象，亲情执法促和谐。派出所、交警中队、城管中队等执法者要着力创建服务型队伍，强化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变被动执法为主动服务。派出所要积极组织警员定期主动为群众提供各项业务服务，广泛宣传流动服务、资询业务的时间及业务种类，便于人民群众提前做好办理相关业务的准备；交警中队要切实给每一位群众以人性温暖，无论是在路面执勤执法、交通事故处理，还是在违法处理窗口服务时，都要耐心为群众服务，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交警工作的认同感和参与感；城管中队要改变理念，主动收集资料，健全网络服务平台，为百姓答疑解惑，提供咨询和帮助，变被动处理为主动服务，变滞后管理为前置提醒，从而塑造城管执法为民新形象。

⑩ 上海法律援助热线有

这里就有一位丰富经验必你所选的
张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内，上海律师容协会诚信会员、网络首席专家律师、上海交警大队交通事故特邀律师、上海律师法律援助站首席律师。有多年的律师职业生涯，法学功底深厚，实践经验十分丰富，从业以来承办了数百件诉讼与非诉讼业务，担任了多家大中型国企、民企等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并且参与了12348法律服务热线、律师下基层等公益活动。擅长：企业法律顾问，物流法律事务，婚姻家庭，刑事辩护等法律领域，尤其擅长处理婚姻家庭、合同纠纷、债权债务、公司股权转让、融资租赁、劳动争议等方面的法律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