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法律服务

『壹』 戴胄犯颜执法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赦令自首，不肯者死。未几，

圣上认为兵部郎中戴胄为人忠心清廉公正正直，提拔为大理寺少卿一职。圣上因内为候选人大都容对自己的做官资历造假，下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人判处死刑。没过多久，有伪造做官资历的人被发现了，圣上想杀他。戴胄上奏说：“按照法律应当流放。”圣上愤怒地说：“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说话不算话吗？”戴胄回答说：“下令的人只是因为一时的喜怒，而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公布大信用的。陛下因为愤怒候选人的作假，所以想要杀他，然而既然已经知道不可以这样，交由法律处理，这正是忍耐小的愤怒保存大的信用。”圣上说：“你能够执行法律，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戴胄这一次触犯圣颜而坚持执行法律，言辞像泉涌一样，圣上都听从他的，天底下没有被冤枉的人了。

这是我自己翻译的，可能有点小问题，但大意就是这样的

『贰』 大理大学的法律与经管学院的男女比例

经管院一般都是男多女少，学校的经管院都是美女如云啊，学经管益处很多喔。。。。
男女比例三比一 一对情侣一对基

『叁』 中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民众应如何监督和约束政府

约束的作用至少目前是体现不出来的。 这也是“我们不是法制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论据： 我们在法律存在的情况下，还有单独的行政处罚。

这个是结构上的问题。 从理论来说，民众如果能够监督和约束政府 ，那么就实现了民主。可是您所探讨的问题是结果，并非原因。 我的意思是，现在形成民主的原因有缺陷，或者是。。没有。

结构是决定结果的，如果结构不对，后期进行调整,那么实现的结果（民主监督）都是有缺陷的。因为没有能体现出法律的平等性。给你个例子：
就这段时间比较热闹的大理唐代文物“龙首关遗址”被毁事件。处罚结果是：
“5月12日，大理市召开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对施工单位山东通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给予20万元的处罚;给予大理市交通局局长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大理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大理市文化局局长行政记过处分，责成大理市交通局和文化局领导班子写书面检查，并在全市通报;对大理市政府分管领导按干管权限及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你看，这就会造成，某些人可以“放手”去做。即使出事，也只是行政是出现的错误，并不会被法律所制约。那如果是按破坏文物的法律规定 ，至少是5年以上的牢狱之灾。 那官 民权利生来就不同，本来官员就是凌驾于法律的，这样的法律结构就产生了不平等。

一旦出现法律的不平等，那么，法律就不可能实现，为所有人服务，同时制约所有人的功效。只能变成 为部分人服务，同时制约部分人。那么就没有办法真的监督和约束了

『肆』 中国古代行政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考工记》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理”。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辽代司法体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设有世袭决狱官，由军事首领夷离堇兼理司法。契丹国建立后，于太祖神册五年（920年）置夷离毕院，以夷离毕为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专掌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行政与司法事务。辽太宗以后，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调、车马之事”，专掌汉族地区行政与司法事务。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为两个系统。
辽圣宗时期，开始任用汉人执掌司法，试图缩小契丹与汉人司法制度的差异，消除民族隔阂。
金代初期没有专门司法机构，各级军政长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后，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汉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机构，其官员分别由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担任，并设译史充当翻译，以解决断案中语言不通的问题。地方仍沿袭宋制，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设提刑司，作为中央的司法派出机构，执掌司法事务。
元代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

『伍』 翻译《旧唐书 戴胄传》 贞观元年，迁大理少卿……

贞观元年,戴胄任大理寺少卿。当时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经被传召，没有解除佩刀版进入东上阁。尚权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守门校尉没有察觉，其罪应当处死；长孙无忌误将佩刀带进去，责罚二十斤铜。皇上同意了。戴胄反驳说：“校尉没有察觉和无忌带刀进入，都是失误啊。臣子对于君王，不能够以失误为借口，法律上说：‘供奉君王汤药、饮食、舟船，有所失误没有按照法令的人，都处死刑。’陛下如果考虑到长孙无忌过去的功劳，（不加治罪，）那就不是司法部门该管的事了；如果按照法律处理，罚铜并不恰当。”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是天下人的法律啊，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就要屈法顺情从轻处理他呢”责令重新定议。德彝仍然执行原来的判决，太宗将要同意这个判决。戴胄又说：“校尉是因为无忌的失误才获罪的，按照法律，他的罪过应当比无忌要轻。若论失误，他们的情形是一样的，可是一生一死，轻重悬殊。我冒昧地坚持自己原来的请求。”太宗赞许他，终于免除校尉死刑.
1.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臣子对于君王，不能够以失误为借口
2.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就要屈法顺情从轻处理他呢
严格执法,刚正无私

『陆』 擢为大理少卿中为什么意思

上①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②为大理少卿。
字词解释：①上：指唐太宗。②擢：提升。
古文翻译：圣上认为兵部郎中戴胄为人忠心清廉公正正直，提拔为大理寺少卿一职。

出自《戴胄犯颜执法》
原文：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赦令自首，不肯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眹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眹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翻译：圣上认为兵部郎中戴胄为人忠心清廉公正正直，提拔为大理寺少卿一职。圣上因为候选人大都对自己的做官资历造假，下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人判处死刑。没过多久，有伪造做官资历的人被发现了，圣上想杀他。戴胄上奏说：“按照法律应当流放。”圣上愤怒地说：“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说话不算话吗？”戴胄回答说：“下令的人只是因为一时的喜怒，而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公布大信用的。陛下因为愤怒候选人的作假，所以想要杀他，然而既然已经知道不可以这样，交由法律处理，这正是忍耐小的愤怒保存大的信用。”圣上说：“你能够执行法律，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戴胄这一次触犯圣颜而坚持执行法律，言辞像泉涌一样，圣上都听从他的，天底下没有被冤枉的人了。

当过李世民宰相的王珪对戴胄有一个评价，认为戴胄在处繁理剧，众务必举（处理复杂困难的问题，诸事都料理的有条不紊）方面有突出的才干，这一评价受到了包括当时李世民在内的诸多大臣的一致肯定，事实证明，戴胄不负此评。

他字玄胤，相州安阳人，《旧唐书》说他性贞正，有干局，明习律令，尤晓文薄。隋朝大业年间，任门下录事，后又在越王杨侗处任给事郎。王世充想自称为帝时，他劝阻王让他效忠隋朝，王不听，把他排挤出去，让他任郑州长史，镇守虎牢。武德四年（621年）五月，李世民率领大军攻克虎牢，俘获戴胄，李世民知道他的贤名，就把他留在身边，引为秦王府士曹参军。李世民即位后，任命戴胄为兵部郎中，封爵武昌县男。

贞观元年，大理寺少卿一职暂缺，李世民认为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正人。用心存法，无过如戴胄者。（《大唐新语》卷四执法第七）就这样，公正执法的戴胄被李世民亲自点将，走马上任。上任伊始，他就干了一件漂亮的活儿，使李世民对他刮目相看。
由于李世民立国不久，许多大臣往往不自觉的忘了规矩，当时的吏部尚书、从小就与李世民一起玩儿大的长孙无忌，无意间犯了一件大错事。在一次被李世民召见时，他匆匆上殿，竟然忘了解下自己的佩刀，更加麻烦的是，当时负责监督此事的监门校尉也没有发现，没有制止。当他们站在李世民面前时，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上奏李世民说，监门校尉没有发现是失职行为，应当处死；长孙无忌误带佩刀入宫，判处徒刑两年，罚铜20斤赎罪。

李世民准备采纳这个建议，戴胄却反驳道：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刀入内，都是一时疏忽所致。臣子对于皇帝，不能称过失。按照刑律说供奉御用汤药、饮食、舟船，发生差错不合乎制度的，都要处死。陛下如果考虑到他的功劳，那就不是司法机关所能议定的；如果依据法律，那么罚铜就不恰当。李世民说：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是国家的法律。怎么能够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要曲解法律呢？下令重新拟定处理意见。

封德彝坚持最初的意见，李世民又动摇了，准备听从。戴胄又上奏反驳：校尉因为长孙无忌而造成犯罪，按照法律罪行应当减轻。如果论起他们的过失，那么犯罪情节相同，但却一生一死，量刑的差别太大，我冒死坚决请求皇上考虑我的建议。李世民终于接受了他的建议，赦免了校尉的死刑。

贞观元年正月，朝廷盛开选举，大力选拔人才。一些人趁机对自己的做官资历造假，李世民知道后，下令他们自首，否则，以后查出来要判处死刑。这时候，一个任徐州司户参军叫柳雄的人，伪造在隋官资被发现了，李世民想把他杀掉。戴胄根据法律判处他流放。李世民非常愤怒，说道：我下令不自首者处死，你却判其流刑，这不是向天下显示我说话不算数吗？你想要卖法吗？戴胄说：您如果是马上杀了那个人，臣是管不了的；既然交付大理寺处理，臣不能违背法律。李世民又说道：你只关遵守法律，难道让我说话失信吗？

戴胄回答：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公布大信用的；说出的话，只是当时凭喜怒发出来的罢了！陛下一时发怒，想要杀死他。已经知道不能这样，交由法律处理，这正是忍耐小的愤怒而保持大的信用。臣私下替陛下珍惜这一点。李世民终于醒悟了，说道：我执行法律有失，先生您能够加以纠正，我还有什么可值得担忧的呢？戴胄的这次抗辩，开创了唐代的一个先例，皇帝说过的话，如果不符合法律，最后要以法律为准绳来裁断。这是很了不起的的法律
至上的思想，可惜的是，后来都是权大于法了。

史书上说，戴胄经常就像这次一样犯颜执法，不断的推翻李世民一时气恼作出的决定，经过他的手处理的案子，从来就没有冤枉的。这一年（贞观元年），戴胄被升任为尚书右丞，不久改任尚书左丞。

『柒』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历代行政法规

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考工记》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理”。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辽代司法体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设有世袭决狱官，由军事首领夷离堇兼理司法。契丹国建立后，于太祖神册五年（920年）置夷离毕院，以夷离毕为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专掌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行政与司法事务。辽太宗以后，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调、车马之事”，专掌汉族地区行政与司法事务。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为两个系统。
辽圣宗时期，开始任用汉人执掌司法，试图缩小契丹与汉人司法制度的差异，消除民族隔阂。
金代初期没有专门司法机构，各级军政长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后，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汉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机构，其官员分别由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担任，并设译史充当翻译，以解决断案中语言不通的问题。地方仍沿袭宋制，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设提刑司，作为中央的司法派出机构，执掌司法事务。
元代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