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目的
1. 法律援助
法律来援助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自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的律师，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特殊案件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 法律援助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什么
一、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
一般认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优方案是控制社会，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有序社会是社会矛盾较少和社会矛盾较容易解决的社会。社会矛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均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另一类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厉害冲突。前者可以通过社会预设的各种调解、仲裁和司法机制来解决；而对于后者中的群体，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现今社会，各种矛盾解决机制的设计无不打上经济利益的烙印，往往都附有一定的成本。作为社会公正底线的司法机制也不例外，主要表现为法院诉讼费和律师服务费及鉴定费用的收取等。无疑，对于大部分弱势群体而言，附带有各种经济成本的司法机制遥不可及，法律赋予他们的各种权利犹如空中楼阁，在受到侵害时除了逆来顺受，只能在状告无门时采取法外手段私力解决。这类矛盾引发的各种冲突，必将严重地危害社会治安，成为许多犯罪现象滋生的根源。因此，只要司法制度被预设成本，只要有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就必须实行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一是将社会矛盾的解决导入法律途径，恢复法律信任。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将此类当事人引导到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的轨道上来，并由此增强法律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执行力，促进社会贫弱阶层对法律的理解及亲合。我国每年处理的数十万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使大量可能激化成刑事案件的民事和行政纠纷得以合法方式解决；特别是许多群体性矛盾的法律调解和疏导，如由房屋拆迁、劳动纠纷、争夺土地和水资源引发的集体上访、局部区域紧张等，对稳定地区社会治安、恢复公众对法律和司法的信任极有好处。美国著名学者米歇尔·麦卡恩在《刑事辩护法律援助》中热情地写道，“穷人看到自己也能像富人那样享受司法体制的保护，因而更支持依法治国②。”二是扶贫功能。法律援助的扶贫功能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前者指通过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介入，免除了受援人的律师费，不至于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而且在有直接经济利益的纠纷和诉讼中，可以通过法律援助实现法律赋予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改善经济状况。后者主要是指通过向广大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达到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化解和消除，实现一个和平安宁的有利于发展经济的社会环境，被称为“社会保障的法律保障” 的法律援助制度③，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强化弱者的反侵害功能。在犯罪场理论中，犯罪侵害对象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被害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弱点是最易被犯罪人利用为实施犯罪的条件。犯罪分子之所以会选择这类群体作为犯罪对象无外乎两点，一是犯罪易于得手；二是得手后这类群体的回击能力弱。当法律援助成为贫弱者的一项法定权利后，弱势群体对抗外界侵害的能力必然有所加强，对犯罪者侵害弱势群体的意图起到有效的遏制效应。
二、保障诉讼权利，彰显法律亲和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害人往往有强大的国家公诉机关的支持，而自由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这一程序中的弱者，如同其他弱势社会群体一样，他们也成为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关注的对象。而且，由于刑事诉讼关乎宪法赋予当事人基本的宪政权利④，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构建本国的正当刑事程序，保障弱势的被告站在平等的地位与国家公诉机关进行一场对其而言极为重要的诉讼。各国纷纷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为贫困和特殊被告提供免费的律师代理和辩护。
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面临的风险比在民事或行政诉讼中面临的风险大得多。刑事司法的结果涉及到关系到被告人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国家刑罚权的最终发动与否。刑事诉讼一旦出现错误，将会给被告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刑法的适用和刑罚权的发动具有双重属性，“保护社会权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个人权利最厉害的手段，刑法犹如双刃剑，用之得当，个人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社会两受其害 ⑤。”对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表明，刑罚制裁方式与刑事诉讼方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刑事立法的基本出发点被认为是“保护社会”；刑事诉讼侧重于“保护个人”。从抽象的理论上讲，保护社会和保护个人是可以统一的，但是由于某些具体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上为钱辩护的律师神通广大，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保护有钱的被告人的工具，致使刑法“惩罚（所有的）犯罪以保护社会”的功能产生了偏向惩罚无钱的犯罪。于是这些受到刑法制裁的人产生了更大的反感（不平等感），助长了社会动乱因素，这同社会保护的目的正好相反⑥。为了保障贫弱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许多国家都规定了涉嫌重罪的被告的法律援助权，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无须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⑦。不少国家还将刑事法律援助扩展到所有可能被剥夺自由的刑事案件中。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另一个好处是，促进贫困被告人对于法律的认同与亲和。我们不妨对刑事被告人作一个分类透视：第一种为判决被告人无罪的情况。获得法律援助的过程虽然不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他所经历的无故追究将使他对法律和司法产生某种不信任感，这对于他本人、法律、社会都是不利的。法律援助等体现司法平等和人权保障理念的诸制度的实施，将有助于司法权威的确立，使他有理由相信法律和司法是公正的，对所有人包括贫弱者、甚至由于嫌疑重大而遭到拘捕的自己都是一视同仁的。第二种情况是被告人被判决有罪的情况。由于法律援助律师进行了有效的减轻罪责的辩护，使其罚当其罪，既保护了他的合法权益，又有助于他认识法律的意义，认识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教育其改过自新打下基础。可见，法律援助的作用一方面促进了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对于被告而言，其教育和鉴别意义也不可忽视。
强调亲和性与感化力。是因为，刑事诉讼的潜在主体是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社会成员。程序人权反映的不仅是实际上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成员相对于国家的法律地位。再者，刑事司法程序的亲和性与感化力，也是注重特殊预防的刑事政策之功利价值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国的再犯、累犯比例回升，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中受到80年代被严打处分的占了相当大一部分。究其原因，我国以往的刑事政策和制度过多地侧重于惩罚，侧重于威慑的一般预防，在感化教育方面甚为欠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张君、李泽军重大杀人抢劫案审判过程中，重庆市和湖南省常德市两地法律援助机构分别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援助制度为该案中的十几位被告指派了辩护律师，以维护他们的正当的诉讼权利。主犯张君在自白中承认，通过对80年代
被处以劳动教养和这次被捕、受审的两次经历相比较，他亲身感受到中国法制的进步。尽管他罪大恶极而被处以死刑，他仍然在监禁和审判程序中受到了人道主义待遇。
三、引发双边合力，促进行刑感化
新派教育刑理念促进了监狱从单纯执行消极回顾机制的惩罚职能向积极的前瞻性的矫正和预防职能转变。李斯特提出的“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可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的思想得到各国普遍认同和贯彻，追求减弱乃至消除犯罪人人身危险性，预防再犯成为监狱行刑的首要目的。为达到矫正犯罪人的主观构成和人身危险性，把犯罪人改造成为能自食其力的社会有用人才之目的，各国在刑罚执行、劳动改造、教育改造和狱政管理等各个环节推行人道性原则、教育性原则和个别化原则 ⑧；在保持刑罚惩罚和剥夺功能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措施有针对性地教育和感化犯罪人。
在行刑中实行人道性原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有利于调动犯罪人改过自新的积极性，有利于行刑目的的实现。西方的近代刑法学家们把资产阶级人性的本质属性说成是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其他的人道主义方面。现代的刑法、刑罚理论在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极为突出的演变，认为人道主义的顶点是把坏人改造为好人，把恶性转变为循规向善的人⑨。一般认为，坚持人道性原则，首先要处理好罪犯权利保障问题。在监狱服刑的犯人因触犯刑律而被剥夺或限制了某些权利；但是，作为普通公民，他们仍然享有与其他未犯罪公民的同样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很多方面，例如，选举权、宗教信仰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权、批评建议权、获得赔偿权、获得劳动报酬权、休息权、合法财产权、著作权、继承权、获得物质帮助权等。如果这些权利未被依法剥夺，罪犯仍然享有这些权利。此外，我国《监狱法》还规定了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权、会见权、从事适当的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的权利、重大立功表现者的减刑权、劳动中致伤致残人员依法获得补偿金和抚恤金的权利等数十项与行刑相关的权利。当然，罪犯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些权利对罪犯改造和教育罪犯是十分重要的，是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的最低权利保障和基础条件。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指出：给犯人权利的重大意义在于使犯人在行刑过程中处于相对的主动地位，以利调动矫正的积极性。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双边（国家行刑当局和犯人）合力的法律基础，双方享有权利并认真履行义务的过程就是双边合作的过程，也就是刑罚功能实现的过程。侵犯犯人的权利实质是阻挠国家刑罚目的的实现⑩。应该看到，在狱中服刑的罪犯的权利带有不完整性。罪犯处于监禁条件之下，人身自由受到或多或少地剥夺和限制，在行使某些其他法定权利时不得不受到前者带来的相应的限制和制约。因此，与人身自由相密切联系的那些权利的行使就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样充分、完全和彻底，建立监狱法律援助制度也就成为保障犯人狱内狱外基本权益、实现国家刑罚目的的时代要求。
四、发挥法律援助职能作用，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品格
我国创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时间还不长，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尚未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充分认同。为使这一制度发挥出应有的功效，笔者认为，至少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一是司法改革中，加强法律援助人权保障功能的发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我国正在进行较大规模的司法改革行动。“在司法改革中注入人权保障因素”是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司法改革成功的标志不是国家权力之间的重新排列组合，而是公民权利和自由总量的增加。在司法改革中，尤其要关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在司法改革中，确立并加强法律援助的应有地位，这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是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体规划中，纳入法律援助制度。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度的变革时代，各种利益格局发生急剧变动，社会矛盾和犯罪现象不断出现。我国犯罪预防的综合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犯罪预防的一般规律和要求。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一综合治理模式在观念上重“打防”，轻“教育”，轻“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基本权利的维护”，累犯、再犯的大量出现至少说明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少这样的问题。犯罪问题严重，单靠严打或刑事司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市场经济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竞争经济，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要求与之相配套的犯罪预防政策的设计体现人权保障的思想。笔者认为，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两者不可偏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中有意识地纳入和加强法律援助及类似诸制度，将有利于提升这一模式的现代品格，有利于特殊预防，有利于标本兼治。
三是扩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围。要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制度在预防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当前要有意识地把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向刑法的前后两端——犯罪的社会预防和服刑人、出狱人的社会保护两个方向延伸。
3. 试述法律援助的意义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是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国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或者为特殊条件的当事人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司法救济制度。在刑事诉讼中 ,法律援助的意义体现在对辩护制度的保障方面。刑事诉讼是国家追究和惩罚犯罪的司法行为 ,是对涉嫌犯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政治经济权利等基本人权的法律处理。从国家立法目的上看 ,这一司法行为的目的有两个方面 ,即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其中 ,基于保障人权这一诉讼目的 ,专门设立了辩护制度 ,即在刑事诉讼中确保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制度。这不仅是对基本人权的尊重 ,更在于体现国家这一司法行为的公正。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特定意义就体现在为辩护制度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
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特定意义 ,是通过对辩护制度的保障体现国家司法行为的公正。其具体的体现是落实在对被告人能够获得辩护 ,并且是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的保障上。现代法制对于刑事审判公正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 ,就是任何涉及对刑事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如何处罚的审判 ,都必须给予他充分的辩护权 ,包括保障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没有律师辩护的刑事审判在程序上不能说是公正的审判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因此 ,在刑事诉讼中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 ,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健全完善的重要标志。
4. 法律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呢
法律的目的和任务是打击和制止犯罪，你可以去上一级法院
5. 法律援助
不知你要了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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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防卫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五个条件：
如果路上遇劫匪，在对方抢劫过程中将其砍死，属于正当防卫。《刑法》 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一）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
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是指存在着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侵害紧迫性的不法侵害行为。就不法侵害的范围而言，有人认为，指犯罪行为；有人认为包括违法和犯罪行为。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正确。因为如果把不法侵害仅限于犯罪行为，实际上限制甚至剥夺了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不利于同犯罪作斗争，与立法赋予公民正当防卫权利的宗旨不符。关于不法侵害的程度，有人认为对任何不法侵害都可以实行正当防卫；有的则认为只能对具有暴力性、破坏性、紧迫性的不法侵害实行正当防卫。
由此我们认为，下列几中行为，均不能或不宜进行正当防卫：
1、对合法行为不能进行正当防卫，合法行为包括依照法律的行为、执行命令的行为、正当业务行为等；2、对正当防卫行为不能实行反防卫；3、对紧急避险行为不能实行正当防卫；4、对意外事件不能实行正当防卫；5、对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不宜进行正当防卫；6、对过失犯罪和不作为犯罪不能进行正当防卫。因为上述各种行为，有的是正当合法行为，有的是缺乏侵害紧迫性的行为，故不能成为正当防卫的起因。如果事实上不存在不法侵害，行为人误认为存在不法侵害而对臆想中的侵害者进行防卫，则属于假想防卫。对此种情形，应视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过失而予以不同的处理：如果主观上有过失，并造成法律规定的损害后果，依过失犯罪论处；如果没有过失，则应当按照意外事件处理，不予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二）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是指不法侵害的实行行为已经开始，并且尚未结束的这一段时间。而不是尚未开始或者确已自动停止，或者已经实施终了的。否则，就是防卫不适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已经开始”，是指不法侵害人已经着手直接实施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对法律所保护的权益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它表现为已经逼近侵害对象、已经着手实行侵害、已经威胁到被害人的安全上。例如：某晚，王某与李某等人一起吃饭，席间，王某开玩笑将李某的隐私告诉大家。听到众人的嘲笑李某非常恼火，大骂王某，王某马上向李某赔礼道歉，李某却要求王某自打嘴巴，王某不从，两人发生争执欲大打出手，后被同桌人拉开。饭后，李某尾随王某准备报复。当行至一黑暗处时，李某从地上拾起一块砖头，朝王某头上猛砸两下，此时王某已满头是血，后勉强起身逃跑，李某却紧追不舍，并用砖头将王某砸倒，其高举砖头又准备砸向王某，此时王某从腰间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李某腹部刺了一刀，致李某当场失血过多致死。本案中，当王某的生命真正受到威胁时，才采取防卫措施，所以其行为属正当防卫。
防卫不适时，分为以下两种：
1、在不法侵害尚未开始就实施防卫，叫事前防卫；在不法侵害着手实施之前，由于合法权益尚未处于不法侵害的直接威胁或侵害之下，一般不允许实施防卫行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虽然不法侵害的实行行为尚未着手，但是由于这种不法侵害行为本身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并且其在预备阶段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从而形成了防卫的紧迫感，这种情况下可以视为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开始，但一般情况下，对不法侵害的预备行为不能进行防卫行为，而只能做好一定的防范措施。
2、如果在不法侵害已经终止后，对侵害人进行防卫的，属于事后防卫。以下几种情形应视为不法侵害已经终止：一是不法侵害已经完结；二是不法侵害人自动中止侵害；三是不法侵害人已被人制服；四是不法侵害人已经丧失继续侵害的能力。由于不法侵害行为已经结束，不存在使其停止的问题，因而事后防卫不是正当防卫行为，而是一种带有报复性特点的私力救助行为。
（三）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只能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不能对没有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第三者。
正当防卫的对象，只限于实施不法侵害的自然人，而不包括动物、财产和法人，更不能及于其他公民。不管不法侵害者是否具有责任能力，都不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对于未成年人以及精神病人的侵害，只要具有紧迫性，不管事前是否知道其为无责任能力人，都可以对其进行防卫反击，但在防卫手段上应有所节制。对于动物的侵害，如果是作为犯罪工具被人驱使的，将动物打死打伤，属于正当防卫。
实行正当防卫，其目的是为了排除和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而不法侵害的行为只能来自侵害者。因此，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共同犯罪除外），才能达到排除和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
（四）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防卫意图。
即行为人必须有正当的防卫意图，指防卫人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即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如不是出于上述目的，则不能成为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中防卫意图的认定时常受以下几种因素的干扰:
1、防卫挑拨。是指行为人出于侵害的目的，以故意挑衅、引诱等方法促使对方进行不法侵害，尔后借口防卫加害对方的行为。由下述案例解释：
“李某与邻居长期不和，双方时有撕打行为。李某与妻子商量，要好好教训一下邻居。其妻子出主意说：先打人的无理，咱不能先动手，将来不好办，想办法让对方先动手。此后，李某对邻居多次挑衅。某日，李某故意将开水泼到了邻家之妻的身上，致其胳膊被烫伤。邻居气愤之下，将甲的头部打破。李某遂将该邻居打倒在地，用棍猛击其头部，致其严重脑震荡。邻居找到村委会要求李某赔偿，但李某与其妻子坚称是邻居先动手的，他们是正当防卫，拒绝赔偿。”
本案涉及到防卫挑拨与正当防卫的问题。防卫挑拨与正当防卫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正当防卫是为了保护本人、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而对不法侵害采取措施的正当行为，其主观上具有防卫意图。而防卫挑拨是故意诱发不法侵害，主观上具有借机伤害对方的犯罪意图而非防卫意图。在本案中，甲某预先挑起被害人侵害自己，然后再借机教训被害人。然后，甲某多次挑衅其邻居，邻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他头部击伤，甲某便借机故意实施伤害行为。因此，本案中李某的行为不是正当防卫行为，而是防卫挑拨，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2、相互进行的非法侵害行为。是指双方都出于侵害对方的非法意图而发生的相互侵害行为，如互相斗殴。但是，在相互斗殴中，也可能出现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因而也可能进行正当防卫：一是在一般性斗殴中，一方突然使用杀伤力很强的凶器，另一方面临生命的严重威胁。二是斗殴一方已经放弃侵害，例如宣布不再斗殴或者认输、求饶、逃跑，而另一方继续侵害，则已经放弃侵害的一方就具备了进行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他可以为了制止对方的进一步加害而采取必要的反击措施，这种情况下的反击可以成立正当防卫。
（五）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新刑法第20条第2款放宽了防卫限度,所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是指从双方行为性质、手段、强度的比较看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制止不法侵害行为而对不法侵害人所必须实行的侵害,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死亡等不必要的严重后果。可见“明显”和“重大损害”是防卫过当的构成要件。例如本案：某村民张某，平时胆大妄为，无恶不作，曾因盗窃、抢劫，等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出狱后变本加厉，惹是生非，称霸于邻乡、附近各村，几乎无人敢惹。在家里也是蛮不讲理，对妻子百般虐待，妻子忍无可忍，只好回娘家。事后，张某到岳家找妻子，与岳父李某发生口角，张某拿菜刀朝岳父李某头部就砍，顿时鲜血直流，李某被激怒，随手从门后操起锄头自卫，张某弃刀就跑，因当时下雨路滑，张某出门不多远就摔到在地，被赶上的李某几下猛打，张某当场死亡。事后虽全村村民联名写信给当地政府机关，称李某为民除害，望司法机关从轻处罚。但在本案中李某的行为确已超出了正当防卫限度，所以最终仍被处以有期徒刑三年。
又如此案：一日，邻居甲、乙因生活锁事发生争吵，进而发展成相互厮打，后被人拉开。乙感到在刚才的厮打中，自己吃了亏，太丢面子，遂回家拿出菜刀要砍杀甲。甲见状赶忙逃走并躲了起来，直到天黑之后，才敢回家，不想乙仍不罢休，见甲回来，又持刀追了上来，眼看乙就要追上了，甲急忙从邻居丙手中夺过铁锨，朝乙头部打去，导致乙当场倒地身亡。在此案中，甲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答案是肯定的。试想一下，在本案中，如果当乙回家取菜刀时，甲感到虽自己在刚才的厮打中占了上风，但仍不够解气，遂也回家拿了把铁锨，拿铁锨的甲与拿菜刀的乙在打斗的过程中，甲出手快了一步，将乙打死。甲的这种行为已经不属于正当防卫。同样的一铁锨将乙打死，二者的性质却截然不同。前一种情况下，甲的行为具备了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甲已经放弃了侵害（躲避逃跑的行为足以证明），而乙仍穷追不舍，继续加害，甲的行为就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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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过当，是指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对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基本特征表现为：首先，在客观上具有防卫过当的行为，并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重大的损害。其次，在主观上对其过当结果具有罪过。
对于防卫过当的量刑，我们刑法典第20条第2款规定“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在确定何种情况下减轻、减轻多少，在何种情况下免除处罚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1）防卫目的。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见义勇为而防卫过当，比之为保护自己合法利益而防卫过当的，对前者的处罚应更轻。
（2）过当程度。即所造成的重大的损害后果与必要限度的差别具匠心。轻微过当，则罪行轻微，处罚亦应轻微。严重过当，则罪行严重，处罚相对要重。
（3）罪过形式。疏忽大意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间接故意，从前到后，减轻处罚的幅度乃至免除处罚的可能性应当是依次递减的。
（4）权益性质。为保护重大权益而防卫过当，比之为保护较小权益而防卫过，
6. 法律援助工作有什么重要意义
法律援助在政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权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战略意义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法律援助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党的十六大“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要求的具体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把关心群众生活、代表群众利益落实到解决具体问题上，特别是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疾苦，为困难群众谋利，为他们解决好没有钱请律师、打官司难的问题。开展法律援助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心系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排忧解难，合乎民意，顺乎民心。
第二，法律援助是依法治国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得到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的认可和宪法的确认。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主权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人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党的合法执政地位才能得以确认，依法执政才能得以实行。法律援助行为以宪法和法律为武器，对党和政府的行为举措进行监督，对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教育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证了依法治国的顺利实现。
第三，法律援助有助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这是对我党执政规律的本质认识。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党离不开人民，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所在。只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能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第四，法律援助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定》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公平和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从全体人民利益一致，转向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存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协调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护合法权益，打击不法行为，倡导社会正义，营造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