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案律师
律师和法官之间为什么会有分歧？他们分歧的缘由何在？到底会有哪些分歧？我们能否通过制度改革而力促分歧减少或趋无？面对程序违法的庭审，律师是配合审判还是控告违法？面对司法甘受权力染指，律师是举报还是容忍？面对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离公正主旨，律师只能痛心疾首还是奋起反抗？面对……..可以说，在任何一起律师和法官分歧的案件中，都难免触碰权力的身影。或许在当下中国的司法生态中，权力已经左右了任何影响性案件的审判，但是，任何一起影响性案件的背后，虽说实为权力指导结果，但总会披上司法的外衣，毕竟，这还是一个将“依法治国”停留在口号阶段的国度，司法多多少少会在形式上掩盖权力染指的内幕。而贵阳的“黎庆洪”等人涉黑案便是其中一例。任我如何评析，也丝毫不会将此案简单定为司法主导的错案之一，而只能将其定性为权力指导背后的司法冤案典型。
关于律师和法官的职业关系——是冲突还是合作？是对话还是对抗？是交流还是交恶？是举报还是容忍？是配合审判还是守护法律？是甘受权力指导还是勇于揭露司法内幕？是坚决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还是牺牲被告人部分利益以换取罪轻刑罚？是针对法官的违法行为一再视而不见还是针对法官的违法行径勇于举报？这是摆在很多律师面前的难题，也是令很多律师困惑的问题，更是让诸多律师难以招架的课题。
在2012年1月10日贵阳的黎庆洪等人涉黑案审判中，先后有四位律师遭遇法官驱逐，且有十多位律师接连遭遇法官训诫，瞬间，律师和法官的职业关系冲突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按说，律师和法官本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上双向互动的法律主体。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应是力求查清案件事实，案件得以公正处理。而黎庆洪等人涉黑案特殊在法官向着检察院和公安，法院是被逼上梁山的。于此，开庭前期，法官便期望律师配合法院审判，以便“圆满”完成这场审判活动。但是，为什么会有法官认为律师应当配合法院？在黎案中，这是因为法官认为自己审判案件宣告被告无罪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在罪行轻重上律师应该有所作为，不应“纠缠”于无罪辩护。但是，黎案恰恰是律师认为不构成犯罪，法官又不会判处无罪。这样，便在律师和法官之间产生了分歧，但既然有分歧，那么法官本应追求公正审判，以程序正义追求实体公正，但小河区法院却一再固执地认为律师认为黎案做无罪辩护是“捣乱”，这样，庭审期间的各类控诉和驳回控诉就容易导致两者之间分歧渐趋火热化，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按说，法官本应感谢律师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提出质疑和质证，以便自己更能查清案件事实，以此作做公正判决，也防止法官自己被检方的选择性控诉而蒙蔽，由此导致冤假错案的酿成。但是，在黎案中，不乏法官和公、检两家同处一室，都在联合对付律师。法官的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做出判决的职责丧失了，成了和公、检两家一样的追诉犯罪。这样，法官势必会认为律师控诉庭审程序违法是在捣乱，由此便对律师产生后天的厌恶，那么，惩戒和驱逐律师的恶性事件就势必发生。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探讨，律师和法官本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定位？法官审判案件要求律师配合有无法理依据？律师不予配合，法官是否可以惩戒或是驱逐律师？法官在庭审中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律师的作用应该是什么？两者之间在案件审判上有无严重分歧？法官是否先入为主地认为审判案件律师做无罪辩护是无理取闹？律师是否认为法官如果枉法裁判自己肯定要接连控诉程序违法？这些问题，都是厘清律师和法官之间分歧四起必须面对和回应的焦点。
而在我们的认知中，法官的职责在于庭审的两造平衡中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公正裁决。在未裁决案件之前，法官不得偏方于任何一方，应该做到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审判案件不得甘受权力染指，独立公正审判案件，凭借法律和良知对案件作出裁决。而法官的尊严也体现在自己能把握案件结果上，并非在权力的干涉中案件结果被他人定夺，自己充当权力靶子。法官审判案件既然不能偏向于任何一方，那么当然不能要求律师配合法院审判，而应该要求律师依法办案即可。
而律师的作用在于依法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以便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针对检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提交的证据材料依法提出质证和对质，以便法官在控诉和辩方的对质中逐渐厘清案件事实，一步步接近事实真相，以此作出公正裁决。律师是法官查明案情的得力质疑者，是防止法官办错案的最佳阻止者。律师认为法官枉法裁判，理应提出控告，虽然控告不一定会得到回复，但程序性权利的行使却不能放弃，哪怕有一丝的期望，律师都应拿出百分百的努力保证被告人合法权益不被侵犯。
但是，在控方和辩方地位不甚平等的一些案件中，法官无法左右庭审程序的公正审判，当程序正义无从保障时，律师能否控诉法官偏袒控方，并以此为由拒绝辩护？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情况。以黎庆洪案为例，众律师质疑小河区人民法院审级违法，此案不应当由小河区法院审理，而应当由贵阳市中院审理，于此，律师和法官之间便产生了第一个分歧，此分歧乃程序程序正义的先决条件，未有审级合法，何谈实体公正，据此，众律师纷纷控诉，但法官就是不予理会，因此，法官还给了几位律师以惩戒。这向我们传递一个信号便是，法官违法之后如何还让律师尊重法庭程序，一个违法的庭审谈何力求实体的公正裁决。因为，法官首先应该以自己的职权保障庭审的程序公正，然后才能要求律师尊重庭审秩序，如果庭审的程序违法在先，律师的控诉便在于保障程序正义，而不是无理取闹。而微博能否“直播”庭审的辩论亦在向外界宣示，法官期望庭审不受关注，自己能安心审判，而律师认为违法的庭审应该向世人公告，以便遏制违法的庭审继续下去，这是黎庆洪等人涉黑案的第二个分歧。此分歧表面在于理解法条的偏差，实为听从权力还是依据法律办案。按照公开审判的原则，连同记者和外人都可以庭审的案件，缘何律师不能向外播发信息呢？如果，律师播发的信息有夸大或是误导之嫌，法院完全可以予以惩戒，但是，律师微博“直播”的庭审信息只是记录庭审概况，完全可以等同于庭审见闻，据此，本不应被限制，但小河区法院却依然采取限制举措。这样的分歧产生，不是因为理念之差，而是司法受制于权力之后，总后怕被人抓住把柄。
再者，律师和法官之前的分歧，除了个别是因为对法律的理解偏差外，在我看来，更多集结于司法受制于权力，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离公正本旨导致的“体制性羞辱”。由此，律师对司法的公正追求和法官受制于权力的司法不公导致两者之间分歧渐多。而何以平息和调解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分歧，恰当之处在于，司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案件结果可由法官决定，外界无从或是不得插手过问案件，那种“领导过问案件很正常”的说辞完全是司法甘受权力染指的罪证。当律师面对公正的司法审判时，何以会无端或是无故控告司法不公呢？当然，我们亦不排除个别律师主动通过关系疏通而寻找案子解决之道的其他途径，但在多少律师看来，能遇见一位讲法律、懂情理、会办案的好法官，实乃办案之幸。
最后，我们分析律师和法官之间的分歧，当然是寄望于在调和两者之间分歧的同时，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价值取向和职业追求。他们站在同一法律起跑线上，一方主导案件结果，一方帮助当事人处理法律纷争。其共同目的在于将案件事实查清，还当事人以公正结果。法官通过程序正义保证实体公正，律师通过程序性事务处理协助当事人达至案件公正结果。在两造构架中，律师依法办案，不得作出有悖于律师职业道德和纪律之事，并充分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以此努力力促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而法官亦依法审判案件，不得偏向于任何一方，对每一方都本着公正之心，充分保证每一位当事人之合法权益，以此努力促使案件程序正义，并达至实体公正。这，才是正常的律师和法官关系之形态，虽有理想化之嫌，但却是我们应予努力的方向；虽有超然之意，但却是我们应予追求的理想形态之巅。
Ⅱ 黎庆洪案程序裸奔
黎庆洪案中，审理过程存在诸多程序问题，引发了关注。小河法院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对潘立新涉嫌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受贿罪进行秘密审判，这与杨大庭长的专业知识相悖。尽管包庇黑社会罪需公开审理，但法院并未遵循这一原则。
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辩护律师强烈要求办案警察潘立新和杨涛出庭作证，但贵阳市公安局出具的证明声称无刑讯逼供并因证人保护问题而阻止警察出庭，这引发了律师们的不满，认为新刑诉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被削弱。
庭审中，控方一个多星期都没有证人出庭作证，尽管辩护律师强烈要求。一级大法官张军副院长在培训中指出，证人出庭率低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但小河案的审理似乎并未遵循这一趋势。张军希望法院能重视证人出庭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显得违法和不透明。
公诉人在质证环节对辩护人的意见置若罔闻，既不回应也不反驳，审判长在审理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规范行为引发了争议。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似乎在法律程序上严重脱轨，引发了法律界对于公正审判的质疑。
Ⅲ 死磕派律师的概念成形
一直被认为是死磕派首创者的杨学林律师回忆说，他最初是听迟夙生律师说过这个词。2011年6月发生了“北海案”，4名刑辩律师以刑辩界臭名昭著的伪证罪被刑拘。当时恰逢“李庄案”第二季以检方撤诉告终不久，刑辩律师们还未从胜利的喜悦中回过神来，又被现实狠狠打击了一下。
激愤的律师从各地前往北海为被刑拘律师辩护或是声援。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执业的齐齐哈尔律师迟夙生是律师界少有的全国人大代表，她一直偏安于东北一隅。“北海案”发生之初，前往声援的律师在当地遭遇了诸多困难和压制，迟夙生坐不住了，从东北飞往广西。她看到有律师受到不明身份的人员围攻被打伤，忧虑重重，说了一句“得死磕”。杨学林从那时开始对“死磕”这个东北方言留下了印象。
2012年初，贵阳发生“黎庆洪打黑案”，总共有50多名被告，涉及27个罪名，事态越发严峻，最先介入的周泽律师呼吁各地律师前往援助。最终有本地和外来的律师共88人出庭辩护，庭审前后持续了40多天，堪称共和国第一大规模刑事庭审。
“黎庆洪案”在贵阳第一次开庭时，天气异常寒冷，但庭审过程更为僵硬。甫一开庭，辩护律师便直指上级指派的公诉人身份不合法，要求回避。僵持之下，一个上午过去了，公诉人连起诉书也没有念成。中午吃饭时，迟夙生忧心忡忡地对杨学林说：“这个事情我看得坚决死磕。”
一语成谶。当天下午继续开庭时，律师继续申请公诉人回避，一直僵持到当天庭审结束。第二天，审判长一开始就宣布驳回前一天的回避申请，律师们立即提出抗议，要求复议，但是审判长不予理会，径直让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一些律师按捺不住，纷纷站起来抗议，最终审判长命令法警将伍雷、刘志强和杨名跨3名律师驱逐出法庭，并训诫了多名律师。
直到开庭第五天，迟夙生律师激烈抗议审判长无故中断已经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也被下令驱逐出法庭。面对围上来的法警，她情绪激动，血压升高，一头栽倒在地，被送往医院急救。这一幕成为“死磕”最形象的展示。
“黎庆洪案”后，死磕这个词就不断出现在杨学林的微博和博客上。2013年2月，杨金柱、陈光武、杨学林、刘志强等在“黎庆洪案”中死磕过的律师在江西办理“桂松案”时，斯伟江发了一条微博，戏称：“你们死磕这班人又去搞新案子啦，不如任命你们为死磕派。”
刘志强开玩笑说，“死磕派不是谁都能当，要搞一个认证”。杨金柱马上说，那就搞一个死磕派律师认证中心，还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份《关于拟成立“中国死磕派刑辩律师资格认证中心”的说明》，拟邀请陈有西、袁裕来、斯伟江等知名律师作为专家评审团。但在杨学林看来，杨金柱的“杨氏刀法”一向虚虚实实，纯粹是“搞着玩”，“后来都没人提认证的事情了”。
不久后，杨学林发了一条微博，根据辩护风格，将中国刑辩律师分成三种：死磕辩护派、形式辩护派和勾兑辩护派。后两者分别指走过场、做足样子的辩护律师和通过幕后勾兑解决问题的律师。此后，大部分参加过“李庄案”“北海案”“常熟案”和“小河案”的律师一般被认为是死磕派律师。
Ⅳ 向全国最有名的律师咨询,"小河案"对于法治的意义是什么今天微博上律师都在刷屏这个话题
2010年7月12日，贵州省抄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关于黎庆洪案的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贵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撤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6日裁定准许检察院撤诉。检察机关撤诉后，依法应该释放黎庆洪等被告人，公安机关虽然有权继续侦查，但是通常应当先放人，变更强制措施，改为取保候审等。但是，公安机关并未放人，而是对黎庆洪等人启动了“重新侦查”程序。案件再次到检察院后，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所谓黎庆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犯罪嫌疑人，从原来的17名，增加到了近70名；目前，本案已进入审判阶段，起诉书所列被告人达到了57名之多，出场参加辩护的律师则高达88名，为建国以来人数纪录之最。
小河案，或者将中国法制车轮推进1公里，走出刑讯逼供、律师配合法官庭审和谐、违法管辖和裁判的泥塘；因为中国最需要良心与道德感的正是法官，如果中国法官在本案如此好的背景下仍坐失提升司法为国家第一权威的良机。
Ⅳ 贵阳小河案和北海律师案哪个在先
贵阳小河案在先，北海律师案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