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谁来解释
立法解释
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当然也有权对法律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具有与立法相同的法律效力。刑事立法解释对于弥补刑法规范中的漏洞，使刑法规范适应复杂多变的犯罪活动，维护刑法规范的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在1997年刑法颁行以后，我国立法机关开始注重通过立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立法意蕴。尤其是对司法机关存在异议的问题，通过立法解释加以明确。例如，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一)》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节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二)》)，是在刑法实施以来，第一次在有关的法律问题已有司法解释的情况下，由于司法机关对法律规定认识不一致，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做出立法解释。其中《解释(一)》是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立法解释，《解释(二)》是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立法解释。这两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都曾经作过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存在不同意见，因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这些立法解释对于明确法律规定的立法本意，进一步规范司法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多功能解释。在刑法适用中，经常出现一些疑难问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明确。因此，司法解释对于刑法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司法解释是指最高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适用中有关问题所作的解释。根据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均有司法解释权。
从1997年刑法颁行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具体适用刑法的问题分别进行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同时就一些刑法适用的共同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名作出司法解释。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与有关行政部门共同对刑法适用中的问题进行解释，这可以视为一种准司法解释。我国的司法解释就内容而言，可以分为规范性解释与个案性解释。规范性解释通常以《规定》、《解释》等形式发布，而个案性解释则通常以《批复》、《答复》等形发布。此外，还有以座谈会纪要的形式出现的司法解释性文件，也同样具有司法解释的性质，只是在法律效力上略逊于正式的司法解释。根据2001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对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
Ⅱ 刑法的解释主要有哪些种类
刑事处罚是指违反刑法，应当受到的刑法制裁，简称刑罚。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刑事处罚包括主刑和附加刑两部分。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此外还有适用于犯罪的外国人的驱逐出境。
Ⅲ 刑法的含义
（一）刑法的概念、渊源、分类
1、刑法概念：规定犯罪及刑罚的法
注意：这里的“犯罪”不仅仅是事实描述，而更是一种价值评价
2、刑法渊源：刑法典（修正案是刑法典的组成部分）；
1个单行刑法（创立骗购外汇罪；将逃汇罪的主体由国有单位扩大到所有中国的单位；将非法买卖外汇定为非法经营罪）；
附属刑法：其他法律中的刑法规定；（中国没有明确的附属刑法）
3、刑法分类：狭义刑法与广义刑法、普通刑法与特殊刑法
（二）刑法之法律特征
1、调整和保护利益的广泛性与不完整性
2、最后手段性（其他部门法的补充性）
3、保障性（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
（三）刑法之机能
刑法的机能实际上就是指刑法的作用，具体是指刑法在客观上可能发挥的作用和主观上人们希望和追求刑法发挥的作用
1、行为规制机能：指刑法具有使对犯罪行为的规范评价得以明确的机能。
刑法是面向未来的，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而不是报复犯罪
指的是禁止自我重复和禁止别人模仿。
例1：如张三偷钱，没人管，那么别人也会去模仿，所以要禁止，防止犯罪传染。
例2：精神病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因为法律不能禁止精神病人模仿、复制自己以前的行为。（其本身无正常意识）。
用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极为罕见的行为即使是社会危害性极大也是不能当作犯罪来处理，否则就违反了行为规制机能（如刑法第17条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负刑责的情形）。
国民得以自由活动的前提条件，是确立公正且透明的行为规范，使其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在此规范的范围内，人们的自由活动将被保障，同时，当违反规范侵害他人利益时，将被追究责任。
2、保护法益机能：刑法能够保护而且值得保护的利益。
例如：刑法认为男子的性权利不值得保护。
当侵害的法益发生变化时，罪名也随之发生变化。（转化犯）
3、自由保障机能：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不受国家刑罚权不当侵害的机能；
使国民对自己的行为具有预测可能性；
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又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四）刑法的目的
1、第一层次：刑法的整体目的：保护法益
2、第二层次：分则各章规定的目的（同类客体）。
3、第三层次：各个条文的目的。对各个条文目的的理解不应超出规定该条文的“章”的目的范围。例外：刑法分则第四章中的重婚罪
（五）刑法的解释→任何解释都必须符合刑法的目的
按解释的效力分为：有权解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无权解释（学理解释）
按解释的方法分为：文理解释（平义解释）、论理解释
文理解释指根据刑法用语的文义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阐释刑法意义的解释方法。文理解释的根据主要是语词的含义、语法、标点及标题。文理解释是一种基本的但并非简单的解释方法。如果文理解释的结论合理，则没有必要采取论理解释方法；如果文理解释的结论不合理或产生多种结论，则必须进行论理解释。
论理解释是指参酌刑法产生的原由、理由、沿革及其他相关事项，按照立法精神，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论理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1)扩大解释。即刑法条文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窄，于是扩张字面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如将刑法第341条中“出售”，解释为“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将刑法第116条中的“汽车”解释为包括作为交通工具使用的大型拖拉机，则是一种扩大解释。扩大解释是对用语通常含义的扩张，不能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如果完全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应否做出扩大解释，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对于一个行为而言，其处罚的必要性越大，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换言之，“解释的实质的容许范围，与实质的正当性(处罚的必要性)成正比，与法律条文通常语义的距离成反比。”因此，处罚的必要性越大，做出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处罚的必要性越大，扩大解释的扩张程度便越宽。
(2)缩小解释。即刑法条文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广，于是限制字面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如将刑法第111条规定的“情报”限定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应公开的事项”，则是缩小解释。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人权的思想，并非意味着在任何场合都尽可能做出缩小解释；事实上，任意做出缩小解释反而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例如，将刑法第232条中的“故意杀人”的“人”限制解释为“精神正常的人”或者“年满1周岁以上的人”，可谓缩小解释，但严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不是限制字面含义，而是在刑法规定之外附加条件的，不是缩小解释，可能是目的性限缩。
(3)当然解释。即刑法规定虽未明示某一事项，但依形式逻辑、规范目的及事物属性的当然道理，将该事项解释为包括在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如刑法第201条规定，“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认为因偷税被给予三次、四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则是当然解释。（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
(4)反对解释。即根据刑法条文的正面表述，推导其反面含义的解释方法。如刑法第50条前段规定，判处死缓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据此，没有满2年的不得减为无期徒刑，此即反对解释。反对解释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采用：一是法条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全部条件；二是法律规定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必要条件。
(5)补正解释。即在刑法文字发生错误时，统观刑法全文加以补正，以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如认为刑法第63条中的“以下”不包括本数，则是补正解释。补正解释必须符合立法目的，符合刑法的整体规定。在刑法解释中，补正解释不意味着将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解释为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的。
(6)体系解释。即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的目的在于避免断章取义，以便刑法整体协调。刑法是存在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整体，它不仅要与宪法协调，而且本身也是协调的。因为刑法体现正义，要对相同的案件作相同的处理，对相似的案件作相似的处理，对不同的案件作不同的处理，绝对不能自相矛盾。如果做出不协调的解释，必然有损刑法的正义性。所以，使刑法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对一个本文某一部分的诠释如果为同一本文的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能。则应舍弃。”遇到不明确的规定时，应当通过明确的规定来阐释不明确的部分，而不应当以某种规定不明确为由而否定明确的规定。体系解释并不意味着对刑法中的任何用语都必须做出完全一致的解释，更不意味着刑法用语必须与其他法律用语的含义相吻合。由于语言的特点等原因，刑法中的许多用语也具有相对性，即同一用语在不同条款甚至在同一条款中可能具有不同含义。同时，肯定刑法用语的相对性是为了实现刑法的协调与正义，所以，对用语作相对解释，实质上也是体系解释。
(7)历史解释。即根据制定刑法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刑法发展的源流，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历史解释并不意味着只是探讨立法原意，而是要根据历史参考资料得出符合时代的结论。历史解释也不意味着必须永远按照过去的观念解释现行刑法或对旧刑法的解释必须仍然适用于新刑法，而是应注重刑法变更的历史原因。例如，私自开拆、隐藏、毁弃邮件、电报罪，已由旧刑法中的渎职罪调整到新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解释者应当把握这种调整的理由并做出新的解释，而不能按渎职罪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
(8)比较解释。即将刑法的相关规定或外国立法与判例作为参考资料，借以阐明刑法规定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在进行比较解释时，不可忽视中外刑法在实质、内容、体例上的差异，不能只看文字上的表述与犯罪的名称，而应注重规定某种犯罪的条文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了解相同用语在不同国家的刑法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例如，日本刑法第246条规定了诈骗罪，第246条之二规定了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第248条规定了准诈骗罪，而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后两种罪名。不能认为，使用计算机诈骗与准诈骗的行为，没有被我国刑法规定为犯罪，因而不得定罪处刑；相反只能认为，这些行为包含在我国刑法第264条、第266条规定的盗窃罪、诈骗罪之中。
(9)目的解释。即根据刑法规范的目的，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任何解释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解释；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多种结论或不能得出妥当结论时，就以目的解释来最终决定；刑法分则规定具体犯罪与刑罚的条文，都有其特定的法益保护目的；在确定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必须以其保护法益为指导。目的解释的前提是正确确定刑法规范的目的。就刑法而言，难以确定的是分则具体条文的目的。例如，规定盗窃罪的第264条的目的，是保护财产的所有权，还是保护财产的占有？规定受贿罪的第385条的目的，是保护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还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对此，又需要根据宪法原则和刑法理念与现实，采取多种解释方法来确定。
在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时，既可能采取某一种解释方法，也可能同时采取某几种解释方法，对不同条文可能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法（如对A条进行扩大解释，对B条进行缩小解释），但解释必须符合刑法目的。
对于一个词语的解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它的判断标准是：对一个概念的解释是否超出了国民对于这个词语含义的预测可能性
Ⅳ 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与刑法相冲突，谁来解决
如果司法解释与法律规范冲突，当然适用法律规范，因为法律位价不同，法律规范属于上位法，司法解释属于下位法，因为有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之。
以上回答希望能够给你提供帮助。
Ⅳ 什么是刑法的体系如何理解刑法解释的含义与分类
刑法体系，是指各种刑法规范按照一定的规律、顺序、联系、有机地排列，组成统一的整体。各国刑法典，一般从总体上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编，个别还有附则。编之下，再根据法律规范的性质和内容有次序地划分为章、节、条、款、项等层次，从而构成一个科学的统一整体。
[编辑本段]一、编
编是刑法典的第一级单位。我国刑法将总则和分则列为两编，附则不另立一编，但性质上与总则、分则并列。把各种刑法规范科学而系统地纳入总则和分则之中，并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刑法总则是关于刑法的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以及关于犯罪和刑罚一般原理的规范体系，这些法律规范是定罪量刑所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刑法分则是关于具体犯罪及其法定刑的规范体系，这些法律规范是定罪量刑的具体规则。根据上述标准，可以将刑法规范分为总则性规范和分则性规范。在刑法典中刑法总则规定的是总则规范，刑法分则规定的是分则规范。不仅刑法典的规范可以分为总则性规范与分则性规范，而且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按其内容属性也可以作这样的划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内容大多属于刑法分则性规范，但也有个别总则性规范。应当指出，刑法总则规范的效力不仅及于刑法典，而且也用于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对此，我国刑法第101条明确规定：“本法总则适用于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这里的有刑罚规定的法律，就是指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从理论上说，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附则是关于刑法内容的附属性规定，一般涉及刑法的生效等非实体性内容。
[编辑本段]二、章
编下是章，章是总则和分则两编之下的单位。刑法总则和分则各自独立设章。我国刑法总则分设五章，刑法分则分设十章。在刑法分则中，罪名往往按章排列，各章的排列有一定的顺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编辑本段]三、节
章下是节，节是章根据需要而下设的单位，反映章内部的有机联系。我国刑法，根据内容决定章下是否设节。在刑法总则中，凡内容较多并且有明确的层次之分的，往往设节，否则就不设节。在刑法分则中，罪名较多的第三章与第六章下设节，其他章下均不设节。
[编辑本段]四、条
节下是条，条是表达刑法规范的基本单位。刑法规范通常都是以条文形式出现的，因而是刑法规范的基本构成元素。配置在各编、章、节中的刑法条文，全部用统一的顺序号码进行编号。编号自成系统，不受编、章、节划分的影响。刑法条文采用统一编号，便于检索，引用方便。
[编辑本段]五、款
条下是款，款是设于某些条文之下的单位。有些条文表达的内容简单，只有一段，因而没有必要在条下设款。在条文所要表达的内容比较丰富，存在若干层次的情况下，需要在条下设款。我国刑法中的款采用另起一行的方法表示。例如，我国刑法第23条分为两款，第一款规定的是犯罪未遂的概念，第二款规定的是未遂犯的处罚原则。 在款的内部还有段之分。在某些情况下，在同一款里还会包含有两个甚至三个意思。在学理上，对同一款里包含的两个意思，分别称为前段与后段；对同一款里包含的三个意思，分别称为前段、中段与后段。在具有这种结构的条款当中，如果用“但是”这个连接词表示转折关系的，则从“但是”开始的这段文字，在学理上称之为但书。刑法中的但书所表示的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1）补充性但书，这种但书是前段的补充，使前段的意思更为明确。例如我国刑法第13条前段规定了犯罪的概念，后段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就是补充性但书的适例，它从反面使犯罪概念更加明确。（2）例外性但书，这种但书是前段的例外。在条款中，几是以“但是……除外”这种句型出现的但书，都属于例外性但书。例如我国刑法第65条前段规定了累犯的概念和处罚原则，后段规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这就是例外性但书的适例。因此，过失犯罪是累犯构成的排除性条件。（3）限制性但书，这种但书是对前段的限制。例如，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就是限制性但书的适例。
[编辑本段]六、项
条与款下有项，项是某些条或款之下设立的单位。刑法典中的项，往往采用基数号码进行编号。一般来说，列为项的内容之间往往具有并列关系，并共同从属于条或款。例如，我国刑法第33条规定：“主刑的种类如下：（一）管制；（二）拘役；（三）有期徒刑；（四）无期徒刑；（五）死刑”。以上五种主刑，刑法学分为五项加以规定。
[编辑本段]七、目
条与款下还有目，目也可能设于节下条上，一般来说，目是某些条与款之下设立的单位。
Ⅵ 刑法中的法律解释
在刑法规范体系中，刑法司法解释虽然不是一种具体的法律渊源(法律表现形式)，但是其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作用是巨大的。刑法司法解释的大量出台，对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澄清刑事司法中的模糊认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其是否会对刑事法治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对此，在学界尚存诸多疑问：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规范(即实定法规范)之间的关系如何？刑法司法解释权是否会僭越刑法立法权？刑法司法解释的范围应如何界定？等等。现行刑法司法解释体制为我国法治所认可，而其存在确实符合中国现今的法制现状，因而目前关于刑法司法解释的首要问题不是否定或者重新配置司法解释权，而是如何完善刑法司法解释体制，并将法治原则贯穿始终。刑法司法解释权归属于“两高”，自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开始确立，因而刑法司法解释权的合宪性不成问题；而如何行使这一权力，则必须以法治的视角予以认真审视。基于此，笔者认为，刑法司法解释在制定过程中应坚持以下四条原则：
一、附属性原则
所谓附属性，就是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必须附属于具体的刑法条文，刑法司法解释的制定只能以现有刑法规范为惟一根据。这也可以看作是刑法司法解释的一个特征。刑法司法解释的目的就是澄清刑法条文所承载的刑法规范本身的确切含义，是法律适用中的一种司法活动，因而不能创设新的罪刑规范，否则即属于越权解释。由于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规范之间具有附属与被附属的关系，而不具有任何独立性可言，因而某一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必须与特定刑法条文建立依附关系。
二、谦抑性原则
所谓谦抑性，是指刑法司法解释制定的前提必须是当刑法具体条文已经出现严重歧义，或者需要制定刑法司法解释来统一法律尺度时。在制定刑法司法解释过程中保持一种谦抑的精神，一方面要求制定机关应当在自己的权限内来进行解释，不能超出法律本身设定新的规范，另一方面要求制定机关严格出台刑法司法解释的程序，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具有普遍性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解释。反之，对于已经为刑法基本理论所公认，为司法实务所认同的问题，或者虽有争议但是根据现有理论容易形成共识的问题，或者纯粹属于事实认定的问题，则没有必要单独制定司法解释。例如“两高”《关于对军人非战时逃离部队的行为能否定罪处罚问题的批复》的内容，完全可以从刑法典第四百三十五条的规定逻辑地推出，因为该条第二款已经明确地表述：“战时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自然该条第一款即应指非战时的情形。显然该批复实质上只是重复了刑法的规定。
三、明确性原则
所谓明确性，是指刑法司法解释应当语义明确，逻辑清晰，将被解释对象的含义能够准确、无歧义地表达出来。刑法司法解释的目的就是要澄清刑法条文所承载的刑法规范的确切含义；语义含糊、逻辑不清的解释内容显然与刑法司法解释的目的相违背。将明确性作为一条刑法司法解释的原则，其价值自不待言；然而如何贯彻，确实并非易事，这主要涉及到制定刑法司法解释的技术问题。目前关于刑法司法解释的批评意见也多集中于某些解释内容表述中的不确切问题。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中后半句“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其表述就易产生歧义：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情节超出“显著轻微”程度的，是不是就可以适用刑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以奸淫幼女型强奸追究刑事责任？显然不能，但是如此表述却很可能导致不必要的误解。为保证刑法司法解释的明确性，在努力提高制定解释的技术水平的同时，应当尽可能开展较为广泛的制定前的咨询活动，以便集思广益，避免可能存在的语义不确切等问题。
四、客观解释原则
所谓客观解释原则，是指制定刑法司法解释时应以被解释的刑法条文的客观含义为准，即将刑法条文现时的客观意思作为理解刑法的根据。客观解释相对于主观解释而言，两种解释论争讼已久，在不同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亦各领风骚。采取何种解释论，必须与本国的立法体制、立法现状相照应，脱离本国立法实际进行选择则缺少说服力。在我国，刑法立法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全面的立法说明(草案说明的作用十分有限)，探寻立法原意所依据的载体并不存在，因而坚持追求立法原意作为解释根据的主观解释论，其解释的根据及结论即难以让人信服。坚持客观解释原则，就要求制定刑法司法解释应当以被解释的刑法条文现时的一般含义为基本出发点，而不宜去推知立法者立法时的主观心态。
Ⅶ 哪些机关有权解释刑法
有权解释法律的只能是制定法律的机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有权解释法律的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解释是司法解释，是对法律如何适用的解释，不属于对法律的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1981年6月10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几个法律以来，各地、各部门不断提出一些法律问题要求解释。同时，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某些法律条文的理解不一致，也影响了法律的正确实施。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加强立法和法律解释工作。现对法律解释问题决定如下：
一、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
二、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收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
三、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四、凡属于地方性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制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作出规定。凡属于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http://hi..com/bdxs0519150/blog/item/fc58734b55c8fb25afc3abe8.html
Ⅷ 刑法解释中的当然解释是什么意思
刑法当然来解释是刑法源条文表面上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已包含于法条的意义之中，故而依照充足的理由对法条进行自然解释的方法。所谓充足的理由，是指根据社会常识和法律精神，进行推理判断，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某种结论。刑法当然然释包括以下两种情况：（1）种属关系的解释。即将种概念范围内的属概念加以明确化、具体化的解释。例如，伪造有价证券罪中的“有价证券”是一个种概念，在这个种概念的范围内包含着许多属概念，如股票、支票、债券、汇票、银行存折与存单、印花等。因此，对伪造有价证券罪中的犯罪对象即有价证券可做上述当然解释。 [1]
（2）发展关系的解释。即被解释的事实上的事项是所解释的法条上的事项的自然发展。例如，中国唐律中的“出罪举重以明轻，入罪举轻以明重”的法条解释方法是最为典型的当然解释。即在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如果根据法条的规定重的危害行为不构成犯罪的，那么实践中轻的危害行为当然也不构成犯罪；轻的危害行为构成犯罪的，那么实践中重的危害行为自然也构成犯罪。
Ⅸ 有权对刑法进行司法解释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作出司法解释。
人大作出的解释叫立法解释。
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释
（一）从法条抄本身来理解，绑架罪应当包括并列的两种情形：一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的行为，二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以达到绑架者的主观目的行为。“劫持绑架人质”理所当然地包括在此定义之内，“勒索钱财”这个犯罪目的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主要界限，行为人主观目的的内容对于确定绑架罪起着决定性的意义。
（二）学理通说理解。在实践中，有的学者认为，如果立法者试图用列举方式穷尽勒索手段是不现实的。有的学者则认为绑架罪应当在立法体例上采用类似于《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款“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罪状叙述模式。由于“勒索”一词本身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且外延又不周密。无法用列举的方式加以穷尽。按通说来理解，绑架罪应当是指以勒索钱财或扣押人质为目的，采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他人作人质的行为。这里的“其他方法”主要是指除暴力、胁迫以外的一切可能导致他人人身自由遭受程度严重的强制性限制的一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