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司法状
『壹』 民国时期司法审判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民国时期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其司法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是普通审
判机关采用四级三审制;二是行政诉讼独立于普通法院之外。依照《中华民国暂行
法院编制法》,民事与刑事审判机关分为四级,采用“三审制”:初级审判厅,为
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一审机关;地方审判厅,为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二审机关
和特别案件的第一审机关;高等审判厅,为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第三审(终审)机关中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国民政府司法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审判机关。当司法行
政部隶属于司法院时,司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
司法院设正副院长各1人。在国民政府组织法中, 其产生方法与其他四院正副
院长相同。司法院下属的主要机关有最高法院、行政法院与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最高法院是全国终审机关。南京国民政府于1932年公布的《法院组织法》中改
变了原来的四级三审制,仿法国为三级三审制,规定从1935年7月1日起实行。三级
三审制即指法院的设立,分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3个层次, 分别执行初
审、再审、终审职权。国民党尽管多年标榜司法独立,但在很长时期内仍继续着中
国古代“县太爷审案”的状况,由县长兼为法官。
在未设地方法院的县,以县长兼理司法,另设置承审员协助县长审理案件。这
一制度的弊端连国民党当局亦已发现,因而决定设立县司法处,审判官独立行使审
判权,检察事务由县长兼理。此决定于1936年公布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实行,
仍以承审员制度维持,直到1946年,全国才基本结束承审员制度,实行半独立的司
法处制度,而地方法院未曾普遍设立。
行政法院掌理全国行政诉讼审判事务。
和特别案件的第二审机关;大理院,属于大理院特别权限的案件之初审亦即终审机
关,也是不服高等审判厅判决的案件之第三审(终审)机关
『贰』 民国司法状纸邮票现在收购价多少
这个不是邮票,而是司法印花税票,民国时期的各种公证类的文件都是要加贴印花税票才合法的,你这个就是标准的民国时期的司法文件。
这个东西的食疗价值大于经济价值,如果要定价,一般在300元左右。
『叁』 民国司法孔繁藻在民国初期监狱改良中的作用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即十分重视保障人权,又十分重视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南京临时政府针对长期以来中国封建司法中人权得不到保障的历史状况及清末司法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顺应时代潮流和民众的要求,开展了一场以人权保障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运动。随后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进一步进行司法改革,在司法改革中,人权保障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制定出了一些新的人权保障措施。回顾历史,辛亥革命迄今已百年,而如何在司法中使人权得到完全真正的保障,依然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因此,本文拟对民国初期司法改革中的人权保障问题进行探析。在回顾历史的同时,期望有裨于今天的法制建设。 全文主要由引言、正文及结语组成。引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正文共分为三大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 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探析了民国初期司法改革以人权保障为中心的历史动因、现实因素及思想根源等问题。民初以前中国曾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在传统的封建司法制度中,根本无保障人权的意识,也无保障人权的措施,从而使得司法中的当事人的人权基本得不到保障。随着西风东渐,资产阶级人权保障思想的传入,以及近代以来社会转型中的民智渐开,司法中的人权保障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在清末的法制变革中所出台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律草案》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及满清政府的封建政府性质,这些纸面上的法律文件,并没能落到实处。清末司法中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现象比比皆是。辛亥革命之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在其成立之初即以建立法治国家为依归,同时对人权保障十分重视,而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则是保障人权的重中之重。从而使得民初的司法改革围绕着保障人权而展开。此后的北洋政府时期,虽然中央政府为军阀所把持,但具体参与法律实践活动的许许多多人则希望中国能够走上法治之路,因此,在对司法的具体改革中也陆续出台了一些保障人权的措施。 正文的第二部分论述了民国初期司法改革中人权保障的主要内容。民国初期,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为保障人权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活动,主要包括:以法律形式确定司法独立原则和司法机构;规范了司法程序;推行律师辩护制度;试行公开审判制度和陪审制度;禁止刑讯体罚;禁止非法逮捕、拘禁等。这一系列改革,对于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正文第三部分主要分析民国初期司法改革中人权保障的成效及不足。从总体上来看,民国初期的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加强了人权的保障,在中国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中有许多改革思想和措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薄弱的经济基础以及动荡不安的政局等原因,也使得改革中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兼理司法制度的存在、军阀对司法的干涉等,都严重的破坏了司法独立原则,不利于人权的保障。
『肆』 民国时法官职务系列
民国司法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种:大理院院长为“特任”。“简任专”包括大理院庭长属、推事,高等审判厅和地方审判厅厅长;总检察厅检察长、首席检察官、检察官,高等检察厅和地方检察厅检察长。“荐任”包括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的厅长、庭长、推事;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和初级检察厅的检察长、首席检察官、检察官。此外,在法院和检察院从事录供、文牍、编案、会计等事务工作的书记官有“荐任”和“委任”两种,书记员多为“委任”;但少数优秀书记员也可升至“荐任”。
『伍』 民国初期新彊司法畴备处处长是谁
民国元年,新疆废除提法使,改为司法司,刘长炳任司法司长,民国二年,司法司改称司法筹备处,刘长炳、张正地先后任司法筹备处处长。
『陆』 民国在司法制度方面与清末的联系
我认为清末已经是民国司法制度的雏形了,但是没有实施!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00)聊行终字第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化平,男1962年8月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冠县清水镇姚行村。
委托代理人:葛润民,聊城市东昌府区中心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邢天华,职业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岳其祥,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殷汝奎,冠县清水镇司法所所长。
上诉人姚化平因诉农业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冠县人民法院(1999)冠行初字第161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案经冠县人民法院审理认定:1998年阴历后五月初一,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以原告姚化平拒交农业夏征款为由,强行将原告姚化平的拖拉机扣押至本村杜学功家,其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姚化平所诉其工具箱内有现金一万元,查无实据,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3、4目之规定,冠县人民法院于1999年12月22日判决:一、撤销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扣押原告姚化平拖拉机行政强制行为;二、限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姚化平拖拉机;三、驳回原告姚化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元,由被告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负担。
上诉人姚化平不服一审判决,以冠县人民法院(1999)冠行初字第161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为由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为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维持。
本院对被上诉人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审查、质证。被上诉人清水镇人民政府提交的主要证据是:1、李凤梅的调查笔录;2、李春玲的证言;3、调查杜继凤的笔录;4、调查李春泽的笔录,以上证据均证明上诉人姚化平拖拉机工具箱内没有现金。5、调查李书玲、陈任祥的笔录;6、调查范玉岭的笔录,均证明上诉人姚化平的拖拉机被扣押在杜学功家中。
上诉人姚化平的委托代理人对被上诉人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提出异议,并提交以下证据:1、杜学功的谈话笔录;2、许以峰的询问笔录;3、杜玉娥等人的证言。以上证据均证明被上诉人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于1998年5月1日强行将上诉人姚化平的拖拉机扣押至杜学功家,不交钱不放拖拉机。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冠县清水镇人民政府于1998年阴历5月1日,以上诉人姚化平拒交农业夏征款为由,强行将上诉人姚化平的拖拉机扣押至杜学功家之事实可以认定。该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属违法行为,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所扣押之拖拉机应予返还。上诉人姚化平所诉其拖拉机工具箱内有现金一万元,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其要求清水镇政府返还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依法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分别由被上诉人冠县人民政府和上诉人姚化平各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张玉录
审 判 员:薛振先
审 判 员:张法岭
二000年六月三日
代书记员: 周公法
『柒』 在南京总统府看见一些“委任状”,有些又叫“简任状”,请问这两种有什么区别还有其他的么
民国时期的任命状共有以下四种:
1、特任状:任命特任官(中央大员)
2、简任状:任命简任官(厅长、专员之类)
3、荐任状:任命荐任官(县长之类)
4、委任状:任命委任官(科长、科员之类)。
详见以下:
民国的公文几经变革,最后总结为十种,其中有沿前代名称且用法相近的,如今、咨、批等。本节为了说明这一时代公文体制的特征,以窥全貌,故未予省略。
【令】中枢机关及省以上机关公布法令、任免官吏有所指挥时用令。民国元年公布的程式中。令有七种:大总统令(法律令、教令、条约令、预算令、任免令),院令,部令,委任令,训令,指令,处分令。民国三年又分大总统令为策、申告、批四种。一九二九年除保留训令、指令另为二体外,其余统一为令。
【训令】旧政权上级机关对所属下级机关主动下行的指示性文书,通常是“合行令仰知照,并饬所属一体遵行”广泛发送的通令。民国三年曾规定国务卿面奉大总统谕与部院行文书,以“封寄”或“交片”行之,与各地最高级官署行文亦用封寄,后废。
【批令】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呈报或靖示具体问题的批复文书,用指令。无论有无意见,每件均有指令回复。虽然无意见,亦批“呈悉。此令”或“呈件均悉,件存。此令”。民国初年限于大总统或上级官对下级官有所指挥用指令,而上级官署对下级官署或职官用经。民国三年,又规定“批令”,用于大总统裁答各官署之陈靖事项。
【布告】对于公众宣布事实或有所劝诫时用之。民国初年,官署对于人民的宣告事项用“下达”。一九二七年改布告为通告。
【任命状】任命官吏时用之,官吏计有特任官(中央大员)、简任官(厅长、专员之类)、荐任官(县长之类)、委任官(科长、科员之类)。
【呈】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对于国民政论,或各院所属机对各该院,其他下级机关对于直辖上级机关,或人民对于官署有所陈清时用之。又机关内部下级对上司有所申请则用“签呈”,相当于今日之内部请示报告。民国三年,曾规定一种“咨呈”,用于各部院和各地方最高官署向大总统府政事堂行文。又规定下级官署或职官对于上级官署或长官(以及与之相等的官署或职职官)之陈清报告用“详”或“密详”行文。各地方最高官署对于各部院之陈请报告,以“咨陈”上行,来文用“咨”。一九二八年六月废除“咨呈”、“密详”、“咨陈”,统一为呈。
【咨】同级机关公文来往时用之。
【公函】不相隶属的机关(包括非同级)来往公文用公函。亦可用于官署对于人民或人民团体间的来往。
【批】各机关对于人民陈清的事项,分别批准或驳回时用批。
【代电】为遇有急事尚不须以电报传达时,不论上行、平行、下行均可用“快邮代电”,此项文体格式力求简单。为公文之一创格。
『捌』 如何找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法院判决书
如果只要看内容的话直接查二档馆出版的民国司法资料就行了

附一张判决书内容:
徐永元与商华顺洋行因债务纠葛案
直隶高等审判厅民事判决书
判决
控告人:徐永元,天津县人,往商门外炮台庄,年四十岁,业商。
代理人:潘自睿律师。
被控告人:华顺洋行法商。
代理人:陈义安,宁波人,住新津里,年三十岁,华顺洋行经理。
上述控告人对于中华民国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天津地方审判厅就华顺洋行与控告人因债务涉讼案件所为第一审判决,声明控告。经本厅审理,判决如下。
主文
本件控告驳回。
诉讼费归控告人负担。
事实
徐永元于前清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凭中[人]张树林借到华顺洋行行平化宝银一千两,将所有坐落炮台庄南胡同地契一纸计平房八间作押,约定是年二月如数清偿,立有借约,并由张树林为承还中保元。
逾期迄未偿还,华顺洋行乃具情禀请法领事函请交涉公署咨请天津地方审判厅讯追。经该厅迭次审理,因徐永元传不到案,即时判决。嗣准其声明窒碍①,重开辩论,讯查前情,判令徐永元于判决确定后十日内照数清偿,如未将债务清偿,即将作押之平房八间变卖抵偿,如不足额或徐永元实不能清偿,则张树林应就其余欠额即为承还。徐永元不服,声明控告到厅。
理由
本案争点即在借约是否控告人出具,及其与张树林合伙包卖猪鬃之帐款纠葛能否以之对抗债权人。
是已讯,据控告人供称,地契一约系借与张树林,向华顺洋行借银一千两,并呈验张树林借用地契字据一纸,以证明该款系张树林所借。然该地契如系控告人借与张树林为借款作押,则应由张树林向华顺洋行出具借票,何以借约上张树林仅为承还担保人、控告人反为主债务人?核对控告人在原审所书押字,又与借约上押字笔迹相符,是该借约委系控告人出具,即不得谓控告人非主债务人。
控告人既为主债务人,则控告人与张树林合伙包卖猪鬃其帐款果有如何纠葛,此系控告人与张树林合伙营业之内部关系,不能以此对搞债权人。
本件控告殊无理由,应予驳回,并照章归控告人负担讼费。
再张树林对于原判承还余欠之部分,既未声明控告原判,即属确定,应予毋庸置议。特为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四年六月十八日
直隶高等审判厅民三庭
审判长推事吴荣锅
推事胡凤起
推事赵之骇
书记官郭振锥
『玖』 中华民国法制的特点
1、从法律内容上看,国民政府法律制度是继受法与固有法的混合。
2、从立法层次上看,普通法版与特权别法并存,而且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数量亦多于普通法。
3、从立法与司法层面看,也表现了明显的双重性。
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频繁,法律法规数量繁多,体系庞杂。从客观上看,其法律制度的双重性特征极为明显。

(9)民国司法状扩展阅读:
五权宪法,由孙中山创立的宪法理论,基于三民主义理论,被中国国民党采纳,列入中国国民党党纲,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理论。
孙中山在十九世纪就有这种酝酿,1906年12月2日始正式见于文字。和其他三权分立的宪法不同, 在于其政府的三个分支之外(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设有独立的考试权及监察权。
中华民国法律分为宪法、法律和命令三个层级,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所有规范皆不可违背在其上位阶的规定。
另外,地方政府可在其自治范围或依中央法律、法规之授权,制定自治法规,分为自治条例与自治规则二种。前者需地方议会通过,后者仅需地方政府发布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