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互动

Ⅰ 🎉 【今晚互动】 🎉 芈月传看了吧这刑法叫什么逢1✨

车裂 五马分尸

Ⅱ 许霆案从法律行为方面做一个浅显的分析

2008年2月2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公开开庭审理了“许霆取款案”，本案已引起全国媒体和广大民众的强烈关注，先简要回顾一下案件经过：2006年4月21日，许霆利用广州市商业银行取款机故障，171次恶意提款，取出17.5万元现金，2007年5月22日被公安机关抓获，2007年11月6日，许霆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出庭受审，公诉人以盗窃罪名起诉，2007年11月20日一审认定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违法所得17.5万元发还广州市商业银行。被告人许霆不服上诉，2008年1月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一审判决，发回广州市中级法院重新审理此案。

原一审判决所依据的是《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而依据1998年3月1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由此看来，从法律条文层面讲，原一审判决是恰当的，但是，法官适用法律不能机械和教条地套用法律条文来解决现实判决问题，现实永远是变化常新的。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是立法机关制定成文法律后，由法院依据该法律对实际案件进行法律适用，制定法相比英、美等国的判例法，存在着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相对滞后性，由于我国最新修订的《刑法》也是1997年的事了，距离本案的审理正好是十年，而我国市场化改革步伐的突飞猛进，已使我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全球经济发展史观察，我国最近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当于一些常规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的速度，制定法的社会滞后性在我国就显得尤为突出。就本案而言，我认为，现行刑法与许霆案的具体情况存在着需要研究、辨别的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如何界定金融机构？自动取款机是否是金融机构？

此问题是本案的关键之一，目前很多人包括法学专家都认为，自动取款机不是《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一）款所规定的金融机构。我认为，自动取款机应当属于金融机构的范畴，尽管在1997年的《刑法》中没有界定自动取款机是金融机构，但是，自动取款机作为金融机构的延伸部分，是代表金融机构的意志，实际履行着金融机构的服务职能，将过去人工的柜员服务（存取款业务），转变成了机器的自动柜员服务（专业的名称为自动柜员机），因此，我认为自动取款机应视同金融机构，通过自动取款机实施的盗窃行为，应视为盗窃金融机构，只不过，这与盗窃传统金融机构是有很大区别的。

二是许霆的行为是否应认定为盗窃？

许霆的辩护律师为其作了无罪辩护，辩护律师认为许霆的行为不具有“非法进入”和“秘密窃取”的特点，其行为不构成盗窃行为，具体理由：（1）从行为上看，许霆没有从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非法进入到银行系统去取钱；（2）许霆使用自己的实名银行卡到有监控系统的自动柜员机上取款，输入的是自己的密码，自始至终的取款行为都是公开的，只是影响了交易行为的有效性。公诉人的意见对秘密窃取作了扩张的解释。关于银行是否知道许霆的取款行为，许霆始终都认为银行知道，没有秘密性，而银行当时不知道是银行自己造成的，不能把这个责任归咎于许霆。（3）许霆在自动柜员机上的行为属于一种无效的交易行为，刑法保护的是财产本身，而不是保护无效交易所产生的后果。许霆是通过无效交易取得了17.5万元，是一个交易的结果，不属于刑法保护的范围。许霆的第一次取款行为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的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4）盗窃行为的实施是单方面的，而本案中许霆的每笔取款行为始终都是互动的，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因此不存在秘密窃取。如果没有柜员机的配合，许霆不可能取到钱。

对辩护律师的意见，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许霆的行为应当分成两部分来加以分析：

第一部分，许霆在第一次取款时，发现柜员机出来1000元现金，而自己的银行卡的余额只减少了1元钱，这多出来的999元应属于不当得利，因为许霆在这次取款之前并没有主观恶意以非法占有银行财产为目的，只是在误操作之后，自动柜员机错误的运行，使许霆意外地多获得了999元现金。这时候，他应当已经认识到，银行的自动柜员机出故障了。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属于不当得利。所以，我认为许霆的第一次取款行为是民法中的不当得利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部分，许霆在第一次取款之后的170次取款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呢？我认为已构成盗窃行为。首先，根据犯罪行为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许霆在知道自动柜员机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仍然多达170次实施了取款行为，主观上显然存在恶意和非法占有银行财产的目的。其次，在行为上，尽管“许霆使用自己的实名银行卡到有监控系统的自动柜员机上取款，输入的是自己的密码，自始至终的取款行为都是公开的”，但是，许霆的取款行为与他对于取款机存在故障的主观判断必须结合起来分析，而不能割裂开来，除非能够证明许霆的智力、情感和认知水平远远低于正常成年人的水平，否则无法解释他为什么会进行170次的取款行为。尽管许霆是以合法的身份进入柜员机系统取款，但由于他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主观恶性，决定了其实施取款行为的非法性，“非法性的行为”并不排除以合法的手段达到非法目的的行为。关于“秘密性”的问题，同样也不能从狭隘的字面意思理解，所谓“秘密性”，是指在财产所有人或管理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行为，尽管银行有监控系统，但是由于银行方面的过失，在许霆实施取款行为的时候并没有察觉到，在事实上是处于不知情而被秘密窃取的状态。辩护律师辩称：许霆始终都认为银行知道，没有秘密性。这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按照一般的常识和逻辑推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许霆在每一次取款的时候，都存有侥幸心理，希望银行没有发现自动柜员机出现了故障。实际上在许霆每一次成功取款之后都证实了这一点，从而促使许霆进行下一次的取款行为。所以，不能因为许霆以合法的身份进入柜员机系统且银行有监控系统，就否定“秘密窃取”的事实。再次，关于取款的互动性的问题，也不能机械地理解盗窃行为的单方面性，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具备正常认知能力的成年人，可以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判断、推理，如果发现自己有错误行为也能够及时加以纠正，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而作为一台机器，如果出现运行故障而没有被它的管理人及时发现，那么它就会永远按照错误的程序运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这种互动是取款人与柜员机所有人之间的真实意思的表示。因此，我认为许霆的行为是针对银行，而非针对自动柜员机，从这个角度讲，许霆的行为是单方面的行为。

三是数额特别巨大如何界定？

我在前面已经讲到，最高人民法院对“数额特别巨大”的界定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在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这十年间，立法和司法机关一直都没有对此数额进行过调整，应当说存在立法缺位的问题，而这可能也是法院的判决造成广大民众震动和异议的重要原因。

四是刑罚理念和刑罚平衡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对于贪污受贿等让普通民众极其愤怒的犯罪行为来讲，十几万元的数额所判的刑期应当是比较轻的，而同样是犯罪行为，针对许霆个案来讲，不仅银行也存在很大过错，存在诱使一个正常的公民临时产生犯罪意图的嫌疑，而且许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非达到必须判其无期徒刑的程度，这就存在一个刑罚平衡、罪刑相适应的问题。

至于在刑罚理念，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谈到，中国传统中在财产保护方面，法律会更偏向保护国有财产，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十分强烈。因为许霆的行为损害的是国有银行的利益，所以格外不能被忍受。贺卫方教授还认为，中国与西方法制发达国家的刑罚观念存在差异，我们国家法律体系的最大问题在于有非常多的人相信严厉的刑罚会遏制犯罪，但是严厉的刑罚从来没有带来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时下公民法治意识逐步增强的当口，某些利益集团或垄断行业滥用公权力侵害公民私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也是本案能够引起轰动和关注的现实社会环境因素，如何重审重判，是摆在法院和主审法官面前的一个课题。

可以说，尽管原一审判决在法律条文层面上是适当的，但是在刑罚理念和刑罚平衡上，以及在与广大民众的法律意识上，却存在很大的偏差和不足。诚然，许霆的行为已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罪，但存在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尽管自动柜员机属于金融机构的组成部分，但与传统的金融机构是有区别的，从盗窃手段来看，并不是以外力破坏自动柜员机，而是利用柜员机的程序错误实施盗窃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不是很大，并且，银行在这个事件中也存在很大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另外，根据《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法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所以，重审法院完全可以通过以上一些方面的综合考虑，给予许霆适当、合法而又合理的审判，既能够维护法律的尊严，也能够做到与现实社会的发展相和谐，如此，才能彰显法律的人文关怀和生命力。

Ⅲ 刑法简答题：程序法的内涵和意义

在现代社会法治与公正的程序是不可分开的，如果把法治看作是良好的法律能够普遍遵守，那么，法律必须要通过一套公正的程序才能得到良好的运作，任何良好的法律都要通过正当的程序才能体现其应有的价值，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正当的程序如司法独立、公开审判都成为了基本的法治原则。司法以正确地适用法律，裁决纠纷为宗旨，司法过程乃是准确地适用法律的过程。然而，适用法律并不是由法官自由裁量和自由决定的过程，而必须严格依附一定的程序，只有在严格公正程序的规范下，法律才能得以准确地适用于具体的案件，法律的正义价值才能在裁判中得以实现。

程序必须是公正的，才能形成裁判公正的基础。公正在诉讼领域始终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如何理解程序公正的内涵呢？一般认为，程序公正主要是指程序法的规范是公正的、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精神，从总体上说，此种见解是合理的。然而，程序公正不能完全从程序法所确定的规则的内涵中理解。它还包括了整个司法制度在运作中的程序是否公正的问题。例如英国学者贝克尔增把法院的独立、中立视为“司法程序的心脏”或公正程序的最基本的要件[13]，黑格尔也把不带对特殊利益的主观情感“，而在特殊场合中”认识和实现法“视为法院的基本使命[14].由此可见，法院的独立乃是程序公正的最重要的内容。而审判的独立绝不是单纯的程序法所包括的制度，而包括了整个司法制度的原则和内容。

在许多情况下，程序的公正与实体法制度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两者甚至是不可分开的。例如，无论是美国宪法中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还是英国法中的“自然正义原则（Natural justice）”，都可以既解释为实体法的原则，也可以解释为程序法的规则，正像英国丹宁法官所指出的“我所说的‘正当程序’指的不是枯燥的诉讼程序条例，它在这里——和麦迪逊提出美国宪法修改案时所说的非常相似——即‘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15].它是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的采用，法律救济顺利的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16].所以，司法过程中所采取的由法律所确认的各种公正的诉讼方法和制度，如无最推定原则、逮捕和搜查等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公正的调查程序、辩护制度、陪审制度等都属于正当程序的范畴。这些制度不完全是程序法的范畴，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理解为实体法的规则[17].

那么，程序公正究竟应包括哪些内容呢？一般认为，其内容主要包括：

1，裁判者的独立和中立。中立是指“与自身有关的人不应该是法官”，或者按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任何人不能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nemo judex in parte sua）。所谓独立，是指法官只能服从法律，在司法活动中不受任何外来的干预。严格地说，独立是一项整体制度的要求，而中立则是在一个特定的具体案件中的正当程序的要求。独立的含义更为广泛，它常常包括对中立的要求。因为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法官对诉讼当事人双方保持中立的立场，对任何人当事人一方不具有好、恶和偏见，对其审理的案件不具有利害关系，这本身便是司法独立的内涵。

按照戈尔丁的看法，独立、中立是以一种公平方式运行，给予当事人一种受公平待遇之感，因为公平能够促进解决并在当事人心中建立信任感[18].实际上独立与中立，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整个司法程序运作的前提，也是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的基础。司法者的中立可以被视为一个正当的诉讼的基本特征。因为对抗的双方相互争讼，法官居中裁判，三方互动才能形成诉讼。如果法官不能保持中立，或屈从于任何外来的压力而偏向任何一方，甚至与一方联合而反对另一方，则诉讼的本来含义也就不存在了。正如美国学者亨利卢本斯所指出的：“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念，或者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也就不复存在了。宣布决定的法官，其作出的决定哪怕是受到其他意志的微小影响，他也不是法官[19].

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来看，司法的独立、中立不仅要求法官要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如个人的干涉，而且还要求在程序上符合如下要求：第一，在程序过程开始以前，不对诉讼参加和案件的事实本身做任何先验的评价或预测，在对案件的事实作完整的、全部的了解以前，不得对裁决结果形成任何先入为主的意见。第二，对诉讼的参加者的平等地位及其请求和主张予以相同的重视，不得对任何一方具有好恶偏见。即使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虽然控方是国家机关，但法院也不是其利益的代表，而是控辩双方的裁判者，他不能偏袒任何一方，而要根据是非曲直和法律规定对案件进行公正裁判。第三，裁判者对诉讼参与者及案件的事实不具有任何利益的关联性，否则，应当主动申请回避。例如法官的配偶、子女、亲属作为诉讼一方的律师，将使法官与该案件形成利害关系，该法官应主动申请回避。

2、程序的合理性，这就是说，整个司法过程都必须具备一整套合理的、固定的、便于操作的程序，从而限制法官的恣意，使裁判体现公正性、判决具有可靠的预测性。所以，在司法活动的每一个过程和环节中，都必须有程序规范的存在，从案件的起诉、受理、开庭、辩护、辩论、质证、裁判、执行、上诉、审判监督等等，都要依循严格的程序规范。程序的设计越细蜜、合理，则便对法官的恣意和滥用裁判权的行为形成更为严格的限制，使裁判公正更具有保证。另一方面，程序应对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充分尊重。程序制度本身赋予了诉讼当事人一系列权利，如聘请辩护人、要求回避、要求公开审判等权利。诉讼当事人也可以在法定范围内放弃自动的权利。尊重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和放弃程序权利的自由，也是正当程序的内容。

3，程序的公开性。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化是公正程序的重要内容。一切肮脏的事情都是“暗厢作业”中完成的，追求正义的法律必然是公开的、透明的。正如肖扬同志所指出的，增强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明确任何人不得搞“暗箱操作”，将审判活动置于广大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之下，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20].程序的公开性、透明化要求首先要求除法律有特殊规定以外，所有的案件都必须实行公开审判，当事人的证据、理由必须当庭提出，并应在公开程序中进行辩论和质证。其次，应当重大限度的允许民众旁听审判。此外，判决书也应当完全公开，法官的判决理由应向公众展示，以利于公众的监督。

4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平等性意味着程序要保障诉讼者与人在诉讼活动中能够平等地参与活动，平等地对待诉讼参与者是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对任何一方不得因其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而在诉讼中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在刑事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被告的程序权利。在行政案件中，即使是政府部门作为被告参与诉讼，他们不享有任何优越于普通公民的地位和权利。在程序的设计过程中必须要给予双方平等的攻击和防御的权利。程序权利与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程序权利得以充分体现，当事人才能相信诉讼的公正，并能通过诉讼充分维护其权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程序权利

5，程序的民主性。按照程序的民主性的要求，一方面，程序的民主要求当事人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请求和意见，而裁判者要认真地、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仔细分析其提供的证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公正的裁判。审判的民主性是防止法官的恣意专横以及滥用职权所必须的。在诉讼活动中，当事人应当被给予充分的机会，向法院陈述自己的案情以保护自身利益。[21]当事人所获得的听证的权利，当面地和直接地向裁判者作出陈述的权利是当事人所享有的重要的程序权。另一方面，民主性还包括在诉讼过程中应通过陪审而实现民众的参与和对诉讼的民主监督，罗伯斯彼尔指出：“诉讼程序，一般来说不过是法律对于法官的弱点和私欲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而已”[22]这句话虽然过于偏激，但确实指出了通过民众的参与司法过程而对审判进行监督的重要性。因此需要在程序中通过完善各项民主监督制度以确保裁判结果的公正。

6，程序的便利性和及时性。公正的程序也应当便于公民实现诉讼权，避免程序上的繁琐和极端形式主义。例如简单的纠纷应当以简单程序进行，以尽可能缩减程序的成本。程序也应当及时终结，裁判时间不可遥遥无期，因为任何迟来的正义都可能构成不正义。诉讼时间的拖延对诉讼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会形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还要看到，证据不可无限制的提出，诉讼也不可永无止境地进行。当法定程序完结以后，诉讼应当终止。

总之，公正的程序不仅要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而且也要反映效率的要求，同时在程序的设计中，也要保障程序的完整性和体系性，程序的各个部分也要彼此协调，才能够充分发挥程序的作用。

Ⅳ 刑法修正案九对缠访闹访者有什么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一条、将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修改为：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增加二款作为第三款、第四款:“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多次组织、资助他人非法聚集，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前关于缠访闹访者的规定

第二百九十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致使国家机关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4)刑法互动扩展阅读：

合理上访要求

(一)坚持原则，依法依政策解决合理诉求。要把缠访问题纳入到依法依政策解决的轨道上来，严防为求得一时一事的解决而引起攀比和新的矛盾。

(二)坚持以人为本，有情解决实际问题。缠访群众大多是弱势群体，他们有问题需要解决，也有困难需要帮助。特别是有的缠访群众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而长期的上访使他们陷入了愈访愈穷、愈穷愈访的怪圈。不管群众有理无理，都应站在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高度，认真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行政救济、社会援助、司法救助、亲情帮扶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三)坚持真心真情沟通，耐心疏通思想和感情的渠道。面对缠访群众，只要在真情和耐心上下工夫，用心灵来沟通，坚冰是一定能够被融化的。

(四)坚持抓住关键，找准突破口。尽管每一个缠访案件的成因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可以着手解决的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也就掌握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把缠访人的心思摸透、心态摸准，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五)坚持宽严相济，维护法律权威。在处理缠访问题时，一方面不能失之于情、失之于心，要带着感情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另一方面对违纪违法行为的处理也绝对不能失之于软、失之于宽，违反法律法规的，必须依法严肃处理。

(六)坚持从机制和制度上入手，做好化解、稳控和稳定的工作。

一是应建立缠访问题处理的终结机制，对化解之后再上访的缠访案件，无论再闹到哪里，都不改变正确的处理意见。

二是应进一步建立完善信访督查督办机制，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切实改进督查工作方式方法，建立和完善各种形式的包案督办责任制，促使缠访案件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

三是应做好稳控工作，与缠访人员结对，将他们稳控在基层。四是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大正面舆论引导的力度，真正让缠访人从“信访不信法”的观念中走出来，彻底息诉罢访。

Ⅳ 刑法修正案九罚金制度是怎么规定的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作了立法完善，其中第四十五条关于行贿罪条款所作修改的规定，完全保留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审议稿)中有关行贿罪条款修改的相应表述。

一、行贿罪立法修改的背景与目的

贿赂犯罪中，行贿与受贿既具有对合性，又存在互动性。受贿犯罪率居高不下，与行贿活动猖獗是密不可分的。从司法实践看，相关调查统计的数据表明，对于行贿犯罪不仅刑事追诉率低，而且对行贿人的量刑亦明显偏轻。有鉴于此，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处以遏制腐败的呼声越来越高。关于刑法修正案(九)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强反腐败工作，完善惩治腐败法律规定的要求，为加大惩处腐败犯罪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刑法的相关规定，为惩腐肃贪提供法律支持。此可谓行贿罪立法修改目的之官方权威回应。

二、对行贿罪立法修改的解读

1.增设罚金刑使刑罚配置更完善

现行刑法对行贿罪并未规定罚金刑，罚金刑作为我国附加刑的一种，其本质就是通过剥夺犯罪分子的金钱，使其受到财产上的惩罚。从犯罪预防的角度，罚金刑对于贪利型犯罪无论从特殊预防还是一般预防的角度来说，均能起到重大作用，而行贿则是一种典型的贪利犯罪。纵观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刑法，如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均普遍规定了对行贿罪的罚金刑，尤其在欧美国家，行贿罪的罚金刑适用率达到了将近百分之八十。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增设罚金刑，不仅是顺应世界反腐犯罪刑罚发展趋势，完善了行贿罪的刑罚配置，而且消除了行贿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时直接并处没收财产这一规定的突兀感，使得行贿罪附加刑种的衔接更加有序、合理。此次刑法修正案(九)在行贿罪中增设罚金刑，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加大了对行贿行为的惩处力度，但笔者以为，增设罚金刑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合理配置财产刑，与自由刑实现了更好地互补，从而可以达到更好的刑罚效果。

2.严格从宽处罚情节的适用条件

现行刑法对行贿罪规定了从宽处罚的条件，即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出于刑事侦查及侧重打击受贿犯罪等因素考虑，前述规定具有特定价值，但由于该规定的内容过于原则性，司法实践中滥用从宽处罚规定的情况较多，致使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从宽处罚规定的修改正是对上述问题的积极回应。从立法修改的内容来看，对于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将从宽的幅度由原来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限缩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进一步严格控制免除处罚的适用。应当说，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从宽处罚规定的修改，其初衷值得肯定，方向也是正确的，但在修改内容上仍值得商榷。

三、对行贿罪新规的思考与建议

1.关于罚金刑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增设的罚金刑采用了强制并处式与无限额罚金制。无限额罚金制看似在司法实践中可以更加灵活，但进一步斟酌该规定，仍会发现存有弊端。

首先，无限额罚金制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刑法规定应当具备明确性的特点。但由于无限额罚金制对于罚金刑没有“量”上的限制，导致罚金刑的确定仍存有不明确性，从而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其次，无限额罚金制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刑罚应当具有一定限度，防止出现“刑罚过剩”的现象。尽管我国刑法第五十二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罚金刑的裁量做出了一定限制与规范，但在无限额罚金制情况下，司法裁量中仍容易出现罚金数额与行为社会危害性不相称的情形，甚至有可能出现罚金刑滥用的危险。

最后，从法律可预测性的角度而言，由于无限额罚金制对于罚金数额的确定不够明确，因此国民无从得知犯罪行为所带来的具体刑罚后果是什么，从而不利于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对行贿罪的罚金刑应规定采取倍比罚金制，此制度既可以确保法的稳定性、明确性，在实践中也简便易行，便于司法统一。具体而言，即以行贿数额为基数，将罚金数额规定为行贿数额的数倍。当然，也有人提出应以行贿人已获得的不正当利益或者即将获得的不正当利益为基数来计算罚金数额，但由于行贿人获取的不正当利益往往无法以金钱来衡量，故此种提议在司法实践中将缺乏可操作性。

2.关于特别自首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行贿罪从宽处罚情节因在成立条件上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自首制度的本质特征，但在从宽处罚的幅度上又大于普通自首制度，故被称之为特别自首。

通过对比修改前后的法律条文发现，行贿罪特别自首的规定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修改：一是对于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在从宽处罚的幅度上进行了调整，即延伸了下限，缩紧了上限。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对行贿人免除处罚的三种情形，即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前提下，犯罪较轻或者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

仔细对比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一稿)与通过的正式文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对于免除处罚情形的表述，正式文本中去掉了第一稿中“检举揭发行为”这一词句。笔者以为，此种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该词句主要见于刑法中关于立功的表述，侧重指行为人向办案机关检举揭发与己无关的他人犯罪行为，而前述条文中因“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与“有重大立功表现”这两者系并列表述，故前者应当是指行贿人对侦破与己相关的重大受贿犯罪起到关键作用，此时再用“检举揭发行为”这一词句便不恰当了。另外，行贿人即便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同时又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但综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可能仍不宜对行贿人免除处罚，故出于这种考虑，在草案的二次审议稿及后来的正式文本中增加了减轻处罚的规定，即规定为“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来源找法网：网页链接

但这种做法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对于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且犯罪较轻的，其法律后果规定为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与刑法总则关于自首制度的规定相矛盾，因为刑法总则中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因此，笔者建议行贿罪特别自首规定应表述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免除处罚。”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可考虑将行贿罪特别自首规定简单表述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至于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具体情形，则由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Ⅵ 立案刑法196条会判刑多久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是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最长可判处无期徒刑

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3、犯信用卡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

拓展资料：

根据刑法第196条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信用卡管理法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利用信用卡，一般是指使用伪造的、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恶意透支的方法进行诈骗活动。信用卡诈骗罪是诈骗犯罪的一种，该罪和诈骗罪之间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信用卡在该罪中是犯罪工具，而不是犯罪对象。行为人以信用卡作为犯罪工具进行诈骗活动的，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以本罪定罪处罚。[1]因此，信用卡诈骗罪，简言之就是利用信用卡体现的信用所实施的诈骗犯罪活动。

参考资料来源：信用卡诈骗罪_网络

Ⅶ 对于网络言论有什么法律

对于网络言论的相干法律有：

1、《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

（二）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三）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此外，一年内多次实施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行为未经处理，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转发次数累计计算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

(7)刑法互动扩展阅读：

1、2013年，中国最新司法《解释》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该司法解释子2013年9月10日起实施。

2、一般来说，中国有关网络诽谤的民事侵权成立，须具备以下两个要件：

（1）要有损害行为。就是指行为人为通过网络传播了有损特定人名誉的文字、图片或语言。

（2）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行为人明知传播内容必然或可能会对他人名誉造成损害却希望和放任结果发生的，为故意。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损害他人的民事权利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结果导致他人的名誉受到损害的，为过失。

Ⅷ 刑法修正案九对抢劫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理

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定性

一、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

网络虚拟财产是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网络游戏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新名词，侵害网络虚拟财产的犯罪则是以虚拟财产为侵害对象的犯罪，其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网络虚拟财产。

在探讨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定性之前，首先要对“网络虚拟财产”(以下简称为虚拟财产)的范围进行一个准确的界定。虚拟财产分为广义的虚拟财产和狭义的虚拟财产，广义的虚拟财产即一切存在于特定网络虚拟空间内的、具备现实交易价值的或不具备交易价值的、由持有人随时调用的专属性的数据资料。从目前技术发展情况看，包括ID账号,免费与收费的电子邮箱、QQ号码、网易泡泡币(用来购买免费短信)、虚拟货币、虚拟装备等等。狭义的虚拟财产，是指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即指以网络游戏为基础，在网络游戏空间环境中，由网络游戏玩家控制的ID账号项下记载的该ID通过各种方式所拥有的“宝物”、“宠物”、“武器”、“级别”、“段位”等保存在服务器上的，由玩家随时调用、创建或加入游戏中的数据资料和参数。

狭义的虚拟财产仅指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但是网络虚拟空间并不限于网络游戏世界。因此我们本文中对虚拟财产采广义说。我们认为，虚拟财产应是“虚拟”的而不是现实中的财产。它必须是存在于虚拟世界中，在虚拟世界中具有实质的内容，而不是仅仅是现实世界的替代品。如当当网、淘宝网等网上购物中的货币等，这些货币仅仅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它不具有虚拟的属性，其中的财物不属于虚拟财产。再如网络银行中的电子资金只是现实财产的记载，即使因不可抗力而致使记载现实财产的数据库崩溃，现实财产实际上并不受损失，这些电子资金也不能成为虚拟财产。但对于QQ和E-mail等，虽然与现实中的邮箱、书信类似，其中的功能远非现实中的邮箱、书信可比，如其中包含网络相册、网络硬盘、虚拟空间等等，所以我们认为QQ和E-mail等可以成为虚拟财产。根据取得方式的不同，虚拟财产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网络游戏或论坛的高等级的帐号(ID)、数字较好的QQ号码和E-mail等。网络用户通过自身不断的网络社区活动，使自己在网络社区中的级别提升，从而在网络虚拟社区中拥有更大范围的自由和权限。这类虚拟财产可以从网络服务商那里免费申请或付费取得，如QQ号码，早期的五位、六位的QQ号，并非通过有偿方式取得，只是由于此类资源具有满足网络用户一定需要或代表一定的高水平而为网络用户所追求，从而出现了现实的买卖行为。而如今九、十位数中的数字较好的QQ号码，需要从网络服务商那里付费取得。

第二类是网络服务商发行并出售的，用于网络消费的虚拟货币，如游戏点数。这类虚拟财产一般需要从网络服务商那里购买。

第三类是网络用户在享受某种网络服务时根据既定的规则所取得的“财产”，如网络游戏设定中的物品、装备、宠物，或他人的网络虚拟货币，从而成为自己的虚拟财产。这类虚拟财产通常是玩家在游戏中过关斩将“练”出来的，也可能通过网络服务商或其他玩家购买得到。

二、我国司法实践对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

1、盗窃他人用现实货币购买的虚拟财产。

这里又分两种情况：一种盗窃他人虚拟财产，加以变卖的行为;另一种是盗窃他人虚拟财产自己使用的行为。这两种行为，虚拟财产均与现实世界发生了交互，盗窃被害人的虚拟财产实质上等于盗窃了他人现实中的财产，虚拟财产只不过是现实经济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已，虚拟财产已具有了现实世界中财产的性质，对于前一种情况，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比较明显，应当认定为盗窃罪。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价格的计算问题，该行为中存在两个价格，一个是被害人的购买价格，一个是行为人的变卖价格。具体如何确定，下文再行探讨。

对于后一种情况，行为人盗窃他人虚拟财产没有变卖，而是留与自己使用，这种情况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难以认定。我们认为，可参照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为《盗窃问题解释》)。该解释规定，对偷开汽车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变卖或者留用的，应定为盗窃罪。所以我们认为，盗窃他人虚拟财产自己留用的，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没有归还、日后也并不想归还的，也应当认定为盗窃罪。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行为人仅仅是出于娱乐目的或其他恶意，如报复等盗窃他人虚拟财产的，这种行为仅仅是一种使用的行为，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一般不应认定为盗窃罪。《盗窃问题解释》规定，为游乐，多次偷开汽车，并将汽车遗弃，严重扰乱工作、生产秩序，造成严重损失的，可以按扰乱社会秩序罪论处;为游乐，偶尔偷开汽车，情节轻微，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应当责令赔偿损失。这里，《盗窃问题解释》也没有将上述两种行为认定为盗窃罪，道理是一样的。

2、盗窃他人未用现实货币购买的，但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财产。

如从网络服务商那里免费申请的五位、六位的QQ号，或玩家在游戏中过关斩将“练”出来的网络上明码标价可以变卖的物品、装备等。这里也分两种情况：一种盗窃他人虚拟财产，加以变卖的行为;另一种是盗窃他人虚拟财产自己留用的行为。前一种行为，尽管虚拟财产并非被害人用现实货币购买的，但其虚拟财产可以变卖为现实的货币，侵害被害人的虚拟财产实际上就等于侵害其现实的财产，而且行为人将该虚拟财产加以了变卖，实际上已经牟利，非法占有了他人的财物，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后一种行为，由于虚拟财产并非被害人用现实货币购买的，尽管该虚拟财产可以变卖为现实的货币，但是盗窃他人虚拟财产是供自己留用，并没有变卖，该虚拟财产并没有与现实世界发生任何交互和有意义的联系，其所具有的现实世界中的财物的性质并没有体现出来，还完全属于虚拟空间中的行为，特别是从网络服务商那里盗窃虚拟财产自己留用的行为，行为人并不能完全控制该虚拟财产，而网络服务商也并没有失去对该虚拟财产的控制，我们认为刑法不宜介入，不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三、盗窃虚拟财产的数额确定问题

认定盗窃罪除了盗窃对象必须是公私财物外，还要达到情节上的标准，即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对于盗窃虚拟财产的案件，认定盗窃数额是判断是否构成盗窃罪的关键。对于虚拟财产的估价，不少人提出了这样几种方法：通过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或由玩家举证，根据玩家的投入成本计算;或根据黑市的交易价格来确定;或由游戏运营公司进行定价;或以原始的以物易物交换来代替;或建立统一的转让交易平台，以一段时间以来转让的平均价格确定。

要对虚拟财产估价是非常困难的，这些方法均不可行。首先，虚拟财产的价值不遵循价值规律，不能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其次，根据玩家的投入成本计算，因人而异，同样的虚拟财产，数额差异会很大，这有违刑法适用公正原则;第三，黑市交易本来就不公开且价格变化无常，用不公开和不准确的信息作为依据是荒谬的;第四，让运营商充当物价局的角色，运营商就具备了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身份，显然是不妥的;第五，虚拟财产的可交易性是不完全的，因此“以物易物交换”或“建立统一的转让交易平台”的估价方面不具有可操作性。

那么，盗窃虚拟财产的数额如何认定呢?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况：

1、对于有确定的交易价格的虚拟财产来说，因为虚拟财产已经具有“财物”属性，其价格是客观可信的，盗窃数额无疑应按交易价格认定。秘密窃取网络环境中的虚拟财产构成盗窃罪的，应当按该虚拟财产在现实生活中对应的实际财产遭受损失的数额确定盗窃数额。虚拟财产在现实生活中对应的财产数额，可以通过该虚拟财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交易价格来确定。因为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被害人的财产一般就会受到相应的损失，盗窃数额与被害人受到的财产损失密切相关。毕竟只有现实生活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公私财产，才是刑法要保护的客体。如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诉孟某、何某某网络盗窃案中，用被害单位茂立公司与腾讯公司、网易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交换价格来计算被盗Q币和游戏点卡在现实生活中代表的财产数额，能准确反映茂立公司遭受的财产损失。在目前对Q币和游戏点卡的盗窃数额如何计算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起诉书没有按网上公认的Q币和游戏点卡销价计算，而是按照茂立公司购进时实际支付的价格认定盗窃数额，具有合理性。

2、对于没有经过交易的虚拟财产来说，如玩家在游戏中“练”出来的虚拟财产，由于游戏过程并不产生价值，因此应以被告人盗窃后牟利的数额进行认定。如，2004年8月，广州网易互动娱乐有限公司举行“大话西游”两周年庆典，颜某被聘为会务人员。颜某利用工作便利，私自截取了参加庆典活动的游戏玩家的个人资料，然后通过伪造他人身份证，截取他人网易通行证号，窃得多名游戏玩家的账号及装备并转卖，非法获利3000余元。2005年12月19日，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罚金5000元。

3、对于虚拟财产既有交易价格，又有牟利的价格，而且交易的价格和牟利的价格不一致时，应该按照交易价格还是行为人牟利的价格呢，我们认为以交易的价格为宜。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7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销赃数额高于按本解释计算的盗窃数额的，盗窃数额按销赃数额计算。这就是说，对于被盗物品的价格，一般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但如果销赃数额更高的，盗窃数额应当按销赃数额计算。同样，盗窃虚拟财产的，如果虚拟财产既有交易价格又有牟利价格的，一般应该按照交易价格计算。但如果牟利价格更高的，则应当按牟利数额计算。

Ⅸ 甲犯赌博罪、被抓、为了立功表现、举报乙犯赌博罪、甲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了、

如果举报属实，属于立功，可以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
《刑法》：第三百零三条以营利为目的版，聚众赌博或者以赌权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Ⅹ 什么是冲动犯罪

冲动犯罪就是激情犯罪，是指在强烈的激情推动下实施的暴发性、冲动性犯罪行为。属情感性犯罪。包括杀人、伤害、毁物、纵火等。

激情犯罪的特征包括以下几点：

1、犯罪人的理智削弱或丧失，具有自控力缺乏和易激惹的反应习惯。在激情状态下，表现为认识狭窄，思考问题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自我控制力减弱；犯罪人一般具有抗拒、固执的逆反心理，对外界刺激过于敏感。

2、犯罪人具有盲目、畸形的自尊意识，以及过分认真、拘泥形式、敏感多疑、易受暗示、情绪不稳定、易冲动等人格特征，大多缺乏客观的自我评价能力和坚强的意志品质。

3、从产生激情到实施犯罪行为，有两种情况：

一是当即产生犯罪冲动而引起犯罪行为，在刺激与行为之间缺乏冷静思考的时间，此为典型的激情犯罪

二是不良情绪体验长期郁积，在某种刺激的引发下瞬间爆发而实施犯罪。

4、无预谋。犯罪人预先未确定犯罪动机和侵害目标，其实施犯罪行为是因受到外界强烈的刺激，这种刺激既可以与被害人无关，也可以是在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冲突互动中产生的。

(10)刑法互动扩展阅读：

激情犯罪的防范措施：

1、必须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激情犯罪虽然表现为行为人大多没有预谋过程，只是瞬间心理失衡而导致犯罪，但这类犯罪并非不可避免。第三方的积极介入调处，可以及时制止激情犯罪。

2、必须加强社会文化娱乐活动

家庭和社会的关怀对个体的心理问题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只有生活在一个和谐的人性化的环境里，个体才会形成健康的性格和情感。

所以应该开始着手加强对激情人群的帮助和精神关怀。丰富的文化生活可以使激情人群的情绪得到调整，缓解压力，减少烦乱。

3、必须建立社会心理辅导机构

中国从事心理辅导与心理治疗专业的人员很少，心理疏导队伍缺位严重的问题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着手做一些适当补位的工作。

如在打造社会治安防御体系和社会纠纷调节体系工作中，应建立心理干预机构，如心理咨询、热线访谈等一系列心灵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