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上的亲权

① 民法中的身份关系到底指什么

梅因的《古代法》一书，奠定了其历史法学派的鼻祖地位，该书“从身份到契约”的论断，概括了作为人身权一个分支的身份权的式微；虽然现今又有“从契约到身份”回归的提法，但现今法学蓍作中对身份权的内容也只有三种而已。

具体为：
1、亲权；亲权是指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身心抚养教育、监护权利。
内容包括：
1）、身心养育教化权
2）、奖惩权
3）、其他权利，如姓名设定权、住所指定权等。

2、亲属权；指父母与成年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外祖父母和外孙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身份权。
内容包括：
1）、父母与子女间的抚养权、监护权、赡养权、继承权、宣告失踪、宣告死亡以及失踪财产代管权；
2）、祖父母与孙子女间、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间的抚养权、监护权、赡养权、继承权、宣告失踪、宣告死亡以及失踪财产代管权；
3）、兄弟姐妹之间的抚养权、监护权（以有监护能力为限）、继承权、宣告失踪、宣告死亡以及失踪后的财产代管权。

3、配偶权；指夫妻之间对等性互享的身份权。
内容包括：
1）、同居权；包括充分和正常性交的权利；
2）、贞操保持请求权
3）、感情联络权
4）、生活互助权
5）、离婚权
6）、其他权利，如扶养权、监护权、收养子女权、继承权等。

参考资料：上述内容参考了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一书
民法中说人身关系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但是到底怎么样的关系可以称为身份关系？

② 亲权与亲属权有何区别

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称之为亲权。（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回(法学家讲演录答) 杨立新）
亲权是以保护教养未成年子女为目的的一种传统的民法上的身份权,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与义务而言。

亲属是指基于婚姻，血缘，和收养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亲属权就是指父母与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民事权利。

③ 亲权制度

我国的民法典正在制定中，对于是否建立亲权制度，还是保留原来的大监护制度，我国学者仍在争论之中。虽然2001年已颁布《 婚姻法》（修正案），但该修正案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立法措施，它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但在有关制度上仍存在立法空白与缺陷。诚如我国著名学者巫昌祯教授指出，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存在着重大原则制度性体系缺乏，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尚未完全确立。……缺失之二是未设立亲权制度，使父母子女关系规定过于简单，不利于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缺失之三是未设立监护制度，使监护与亲权不分。由于历史的原因，监护制度由民法通则规定，而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亲权）则由婚姻法规定，这种立法例不仅造成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还造成两种制度规范的混同与重复。”巫昌祯、夏吟兰：《民法典婚姻家庭篇之我见》， 《政法论坛》，2003年第3期第31页。我国大部分学者都主张设立亲权制度，本文从立法原则上进行探讨，力求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早在1840年的《法国民法典》在设立亲权制度时，已开始考虑子女利益。但子女的利益真正受到重视，体现在各国的离婚立法中，则是二十世纪二战之后，随着离婚率的迅猛上升，卷入离婚纠纷的子女不断增加，人们开始强烈意识到保障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必要性。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国纷纷把“子女最佳利益”写进离婚立法。然而何为“子女最佳利益” ，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各国历史传统和国情不同，对判定“子女最佳利益”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因而各国都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以期能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实现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
一、大陆法系国家的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1．德国
德国民法在二十世纪后期经历了几次修改，如1976年6月14日西德政府公布的“婚姻法亲属法第一次修正法”，对1900年民法第1671条作了修改。此次修改改变了过去对离婚的有责主义观念，将离婚后子女亲权归属的决定完全以子女利益为主 ，不再考虑父母对于离婚是否有责这一因素。德国统一后，《德国民法典》1998年又有了新的修改，修改后的第1671条为：“（1）共同享有亲权的父母并非只是暂时分居的，父母的任何一方均可以请求家事法庭向其单独移转亲权或亲权的一部分。（2）在下列情形，应许可此种请求：父母的另一方同意的，但已满14周岁，并且对移转有异的，不在此限或可以期待废止共同照顾和移转于请求人能够最好地符合子女的利益的；以亲权基于其他另行规定，不应许可此种请求。”该法典第1672条规定：“（1）父母并非只是暂时分居，并且亲权依第1626条第二项为生父母享有的，生父可以得到生母同意时，请求家事法庭向其单独移转亲权或亲权的一部分。移转有助于子女利益的，应许可此种请求。（2）以第一项的移转已经发生为限，经父一方请求，家事法庭可以在得到父母另一方的同意时，裁判在不违背子女利益的情况下，亲权为父母共同享有。以依第一项的移转又被废止为限，也适用此种规定。”
从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德国，当父母不能同居在一起时（暂时分居除外），则父母应决定由何方行使对子女的亲权。此外，德国民法在处理父母分居后的子女亲权问题时，始终贯穿着“子女最佳利益”这一立法原则。如果子女已满14周，须考虑该子女的意见。由1672条第（2）项还可以看出，只要父母能达成一致意见，且又不违背子女利益，父母即使分居仍可共同行使亲权。但是当父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或者家事法院不能接受父母所提的建议，或者因子女已满14周岁并提出不同于父母的建议时，这时家事法院只能以“子女最佳利益”为判决标准，来决定子女亲权的归属。然而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做出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决定变成一个法律实务上难以解决的问题。一般而言，只有在特殊的案例中，如父母的一方有明显不适合取得亲权的情况时（比如根本不想取得亲权、移民或经常外出旅行，无固定住所或子女表示强烈不愿与之共同生活，或有虐待或伤害子女的可能），家事法院才能较易确定由父母的另一方取得亲权才是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原则。但是在大部分离婚案件中，父母双方均想要取得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想保持与子女正常的接触关系，并且也有能力行使亲权，在此情形下，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防止法官滥用此权，理论界与实务界提出下面 几个考虑标准：
（1）支持原则：行使未成年子女亲权的离婚父母一方，必须就其个人品格、能力、职业状况以及其与子女关系而言，能较好地照顾子女（尤其对年幼子女最好能亲自照顾），促其身心健康发展。对物质条件而言，更强调的是对未成年子女在心灵上、精神上的支持。为此，未成年子女跟父母目前的关系以及未来的相处关系，均须加以考虑，由此决定了父母经济状况的好坏并非是绝对的决定标准。
（2）继续性原则：在父母离婚的情况下，应考虑子女亲权行使的决定能使子女目前以及未来的教育、发展获得一致性。因此，在父母双方均与未成年子女有良好关系的情况下，应考虑未成年子女迄今为止大都与父母何方共同生活。
（3）在考虑上述两个原则时，兼考虑子女的意愿及子女的年龄、性别。一般说来，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往往因其年龄以及动机而有所不同，并且如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意愿有强烈的影响，或说服行动时，家事法院应对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加以检验。
（4）此外，在考虑上述各种因素后，仍无法做出一个较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决定，家事法院亦可考虑父母婚姻破裂的原因以及整个离婚程序的进行状态。比如一个在婚姻关系存续中殴打妻子的丈夫，显然其教育子女的适当性应受到怀疑。但此主张为大多数学者所不愿采取。陈惠馨：《比较研究中、德有关父母离婚后父母子女间法律关系》，《政大法学评论》，1988年第38期，第216页。
2.法国
在法国，父母离婚时，对子女的亲权等问题允许其进行协商，但是亲权等问题的最终裁决仍须由法官作出。法官在作出裁决前，须委派有关人员就裁决所涉及的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必要时还须参考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如《法国民法典》第287条规定：“根据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对子女的照管可托付于夫妻一方或他方。在特别情形，或子女的利益所要求，前项对子女的照管得托付于其亲属中优先选定的一人，如有可能，亦得托付于教育机构。”第287-1条规定：“在对子女的临时或最终照管以及对探视权利作出裁决以前，法官得委派一切有资格人士进行社会调查。调查的目的为收集家庭的物质和精神状况，其子女生活及受教育的条件以及有必要采取的措施等情况。如夫妻中一方对社会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得请求进行复核调查。”第289条规定：“应夫妻一方、家庭某一成员或监察部门的请求，法官得就由何方照管子女行使亲权的方式作出裁决。”第290条规定：“法官考虑到：夫妻间已签订协定的；根据第287-1条规定所作的社会调查及复核调查中收集到的情况；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如有必要听取其意见，而听取意见对其又无不便之处。”由以上规定可见，法国立法对父母离婚后的子女亲权问题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以期法官能够作出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裁决。在裁决作出后，法官还可以根据有关当事人或监察部门的请求，对原决定作出修改或补充，第292条规定：“在双方共同请求离婚的情况下，因重大理由并应夫妻一方或检察部门的请求，得重新审议。”
3．日本
在日本，父母离婚时，应协商确定由何方行使对子女的亲权，如果达不成协议，则由法院裁决。如《日本民法典》第819条规定：“（一）父母协议离婚时，应以其协议确定一方为亲权人；（二）于裁决离婚情形，法院确定父母一方为亲权人；（三）父母于子女出生前离婚时，由母行使亲权。但是子女出生后，可以以父母的协议确定父为亲权人。……（五）第（一）款，第（三）款或前款的协议不成或不能协议时，家庭法院经父或母的请求，可以以审判代替协议。”该条第（六）款还就亲权之变更作出规定：“认定为子女利益所需要时，家庭法院因子女亲属的请求，可以变他方为亲权人。”
二、英美法系国家的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英美法系监护权的立法发展，是从“父权优先”原则，到“幼年”原则，再到“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然而，何为子女最佳利益，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由此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从而不能真正实现子女的最佳利益，为此，英美法系国家对此原则，都加以细化。英国1996年7月4日颁布《英国家庭法》第1条（C）款规定：“在解除彻底破裂婚姻时，应本着以下原则：对双方当事人及子女的损害应减至最少；对问题的处理应采取一种在当时情况下尽可能维护双方当事人与子女之间良好关系的方式。”第11条第（4）款规定：“法院在作出离婚或分居的指令应根据所悉证据特别注意以下事项：子女因其年龄和理解力而可能具有的意愿和感受，以及其表达的情形；当事人双方抚养子女的行为；以下一般原则若无相反证据，子女获取最佳利益的方式为：经常接触对其负有父母责任的人或家庭其他成员；与其父母尽可能保持一种持续的良好关系；任何因以下情形引起对子女的利益不利；与子女共同居住的人住在或打算住在何处；或与子女抚养相关的其他安排。”李忠芳：《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11页。
从新《英国家庭法》的上述规定可见，法院在处理父母离婚后的子女问题时也以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为原则。法院在作出裁决时须考虑子女的意愿、父母的行为及住所等各方面因素。
在美国处理离婚后的子女监护同样以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为原则，《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第402条明确规定：法庭应使有关监护权的决定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法庭要考虑所有有关事实，包括：（1）子女的父母一方或双方在监护问题上的愿望；（2）子女在监护人选问题上愿望；（3）子女与父母一方或双方，其兄弟姐妹及其他对其最大利益有影响的人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关系；（4）子女对家庭、学校和居住区的适应；以及（5）所有有关监护关系者身心健康状况。
自《统一结婚离婚法》规定了法官确定子女最佳利益时必须考虑原因素后，目前各州立法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有关子女最佳利益的相关因素，或法院在判决时必须考虑原相关因素且将考虑因素细化，已呈日益上升趋势。例如明尼苏达州法律规定，法院在确定子女最佳利益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1）一方父母或双方父母作为监护人的愿望；（2）如果法院认为子女的年龄已经能充分表达他们的愿望，应考虑子女随何方父母生活的合理倾向性；（3）子女的主要照顾人；（4）每一方父母或子女之间的亲密程度；（5）子女与一方父母或双方父母或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对子女的最佳利益有重要影响者的关系；（6）子女对家庭、学校、社区的适应情况；（7）子女生活在一个稳定、满意的环境中原时间以及对维护这一环境的要求；（8）作为一个家庭或监护之家永久性的可能；（9）每一个涉及该子女者的身心健康状况；（10）当事人给予子女爱护、影响、指导以及继续教育和提高子女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能力；（11）子女的文化背景；（12）如果有家庭暴力的话，发生在父母之间的虐待行为对子女行为的影响。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82~283页。
从以上两大法系的立法，反映了以下两个倾向：在确定父母离婚后的对子女的亲权问题时，都贯穿了“子女最佳利益”这一立法原则，不论是父母协议确定还是法院裁决确定亲权，都要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亲权（或监护权）确定后，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若确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变更的，当事人可向法院提出申请，但是其变更仍以符合子女的利益为原则。此外，两大法系的立法仍有一定的差别。大陆法系国家对父母离婚后子女亲权的立法仍比较抽象，如法国立法是将夫妻间的协议，未成年子女的意见等作为法官据以裁量的因素。因而，当事人在亲权问题上发生争议时，根据什么来证明自已适合担任亲权人，法律对此缺乏明确的导向，因而增加了当事人的举证难度。而法官在裁决时，由于没有具体的参照标准，也须通过大量的调查方能做出裁决，这不利于法院对案件的及时处理。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则对裁决监护问题时的考虑因素予以明确规定。如父母的行为、身心健康状况、职业、住所、收入状况、子女的意愿、子女对父母的依赖程度等等，都是法官据以裁量时的参考因素。笔者以为，虽然采取列举的方式不能穷尽客观情况，但这种方式较易为人们所了解。当事人发生争议时，就知道从哪些方面举证，因而便于当事人诉讼。而且，法官在裁决时也有明确的规则可循，这有助于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此种立法模式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相符合，因此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亲权制度立法原则模式
现代社会，以人为本，注重个体利益，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体现在亲子法上，世界各国大都以“子女最佳利益”作为立法原则。但在如何实现子女最佳利益，各国立法不尽相同。大体说来，有三种立法模式：单独亲权、共同亲权以及单独亲权共同亲权双轨制。
1．单独亲权
所谓单独亲权是指父母离婚时，经双方协商确定或由法院确定由父或母一方单独行使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这主要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修订的立法为代表。例如《德国民法典》1671条（1979年修订）规定：“如父母离婚时，由家事法院确定父母的哪一方应享有对女子女的亲权。”“亲权仅得委托于父母的一方，但为子女的财产利益，得将财产监护之全部或一部委诸于他方行使。”《法国民法典》（1979年法典）第287条、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1971年修订）第401条、402条也有关于单独亲权行使的规定。当然，在父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中，只有出现特殊情形时，例如一方长期不在、下落不明、重病、或行为能力受限制、亲权被剥夺等，才由他方单独行使亲权。
从子女最佳利益这个角度来审视单独亲权，其有利亦有弊。有利处在于，父母离婚后，往往不住在一起，也无法共同行使亲权，若法律强行规定分配亲权，会使子女疲于奔波于父母之间，若离婚后的父母对亲权行使不一致时，例如子女的教育、医疗等，就很难实现子女的最佳利益，此时法律只规定单方行使亲权，更有效率，更能实现子女的最佳利益。其弊处在于，法律只规定父母一方亲权，这无形中强迫子女只与亲权的一方父或母形成亲密的亲子关系，这对子女健全的心理发展不利。
2．共同亲权
所谓共同亲权指无论是由父母一方承担或双方分担的亲权（或监护权），对子女的生活方式的决定都由父母双方共同享有。李忠芳：《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群众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94页。共同亲权相对于单独亲权而言，其不同之处在于：父母离婚后，继续同时对子女负有责任，都有平等地对子女事务的决定权。共同亲权的概念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它成为解决父母争夺亲权的突破口。共同亲权构建的理论基础在于，它将亲权分为法律亲权和人身亲权。法律上的亲权，例如，对子女生活方式的决定权，父母双方都共同享有；而对于人身上的亲权，可由父或母一方享有，或分别享有。共同亲权其利处在于，它能使离婚后的亲子间的关系，以变动最小的替代方式延续下去。同时，子女在父母离婚后，与父母双方间能保持某种形式与程度的联系，有助于减轻父母与子女间可能出现的失落感与压力，也可避免子女因父母离婚后失去另一方，从而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保持与父母双方的关系，是符合子女的利益的。然而，其弊处在于，离婚后的大多数父母，已成为仇宿，积怨甚深，不能很好地合作，其结果使其子女处于父母的夹缝之中，成为父母离婚后矛盾继续发展的催化剂。共同亲权涉及该子女定期轮流与父母一方同住时，经常改变生活环境，使年幼的子女难以适应，尤其是父母再婚另行组建家庭之后，更使其无所适从。此外，如果父母离婚后，分别居住两地，相距较远，不利于子女在稳定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也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和发展。
由此可见，共同亲权的行使，是有其严格的条件的：如离婚后父母仍然感情和睦，父母住所均离子女住所不远，父母共同提出书面申请并经法院同意等。
3．单独亲权与共同亲权双轨制
父母离婚时，在符合子女最佳利益的前提下，法院决定由父母双方或一方单独行使或双方行使亲权。由于两者各有其利弊，因此在符合子女最佳利益的前提下，在具体个案中，由法院决定由父母单独或共同行使亲权。应当说，这种双轨制，在具体个案中，最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以此为立法原则。例如，法国于1987年7月2日修改《法国民法典》第287条第一项，其明文规定；“于父母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下，法官在听取父母意见后，决定由父母双方共同或一方单独行使亲权。”这改变了原第287条：“父母离婚时，法官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下将亲权交给父母一方或他方。”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671条关于“亲权应委诸父母一方单独持使”的规定，于1982年11月3日被德国宪法法院宣告违宪而失去效力。从此，德国实务界及学说均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即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条件下，可由离婚的父母共同行使对子女的亲权。陈惠馨：《比较研究中、德有关父母离婚后父母子女间法律关系》，《 政大法学评论》，1988年第38期第1~2页。在我国台湾地区立法，已摒弃过去关于离婚后子女监护，由父任之的单方行使原则，而代之以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兼采单独亲权和共同亲权原则。可以相信，“以子女最佳利益”为准则，决定离婚后未成年子女亲权归属，于父母一方或双方行使，即兼采单独亲权和共同亲权原则，将成为当今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通例。而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亲权的行使方式，由传统的父或母单方行使，发展成为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由父母共同行使亲权，无疑有利于达到把离婚对子女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之目的。陈苇：《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权问题研究》，《政法论丛》，1998年第3期，第48页。因此，可以说，单独亲权和共同亲权双轨制原则既体现了对离婚当事人意志的尊重，又体现了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必要社会干预，因而更能适应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
四、我国亲权制度立法原则的构建
笔者认为，我国亲权制度的立法，应当以“子女最佳利益”为最高立法指导原则，在此原则下，确立离婚亲权的归属，以父母一方单独亲权为主，父母双方亲权为辅的双轨制模式。同时，对“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加以细化，以利于司法实务的操作，做到真正实现子女的最佳利益。
之所以以单独亲权为主，是因为它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父母离婚时的实际状况。父母离婚时，经父母双方协议或法院判决由父母一方行使亲权，另一方亲权的行使事实上处于停止状态之中。同时，从国外的现状来看，也是如此，例如，日本1985年，离婚后由父或母一方单独亲权的占94．7%。〔日〕利谷信义：《离婚法社会学》，陈明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86页、第160页。法国1965年离婚后子女由父或母一方单独亲权的占94

④ 两者，法律什么是亲权什么是亲属权两者有什么区别

学了这么久的法律，都没听过啥子亲权？亲属权？
网络了一下才知道，亲权实际就是法律上的监护权，亲属权就是法定继承权！！！
大兄弟，你们可真会发明创造啊！

⑤ 亲权的客体是什么

抄 亲权的客体是亲权权利义务袭共同指向的对象。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是未成年子女说，认为亲权的客体是未成年子女。第二是身份利益说，认为亲权作为人身权的基本身份权，其客体是父母与未成年子女间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特定利益。第三是人身、财产两分说，认为亲权的客体分为两部分，亲权人身方面的客体是受亲权保护的未成年子女的人身，亲权财产方面的客体是未成年子女的财产。
我们认为，未成年子女是亲权相对人，不是亲权的客体。将未成年子女置于客体地位，由父母进行控制和支配，无疑与古代的家长权相符，而与建立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的宗旨相悖。同时，亲权的构成要素应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相一致。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经常表现为物、行为和智力成果，主体通过支配、利用客体而获取一定的利益，利益是主体追求的目标。传统民法理论未曾有将“人”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亲权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的统一，其客体应是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和财产。

⑥ 探讨一下法律中亲权问题

现行的《婚姻法》、《民法通则》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允许内或禁止的规定。容但从私法领域出发，法不明文禁止皆可行；从社会公德、伦理道德角度而言，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探望孙子女或外孙子女也是人之常情，从探望者与被探望者来说，对双方的身心健康也是有好处的。只要不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妨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一般不应予以禁止。

⑦ 婚姻家庭法法学里，亲权具有的特征有哪些

父母基于其身份所有的权利义务
（一）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所有的权利义务，因此，亲权人，即行使亲权的权利义务主体，应为父母。至于是以父母一方或双方为亲权人，则因父母子女关系类型的不同、是否存在妨害亲权行使的事实或法律上的障碍而有不同。1对于婚生子女，如果父母双方健在且有正当夫妻关系，则父母均为亲权人，得共同行使亲权，应以其共同的意思决定亲权的行使，如果意见分歧，则应相互协商，合理解决。父母虽处于婚姻关系存续之中，但一方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行使亲权的，如一方死亡或受死亡宣告、一方行为能力受限制、一方长期外出、下落不明、重病、受刑或亲权被停止，应以他方为单独亲权人。父母离婚时，则应以子女的最大利益为依据来确定以父母一方或双方为亲权人。2对于非婚生子女，如未经生父认领，原则上以母为亲权人；如经生父认领，究竟以谁为亲权人，各国规定不一，德国民法第1736条规定以父为单独亲权人，日本民法第818条规定原则上以母为亲权人，但可以协议或裁判确定父为亲权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65条规定生父生母均为亲权人；如经准正取得婚生子女资格，则父母均为亲权人。3对于养子女，应以养父母而不是以亲生父母为亲权人，其规则与上述婚生子女的情况相同。4在我国，由于承认已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为拟制血亲关系，对继子女而言，生亲与继亲均为亲权人，但是生亲另一方与子女的法律关系依婚姻法第29条之规定并未消灭，所以也是亲权人。此外，继亲将配偶他方的子女收为养子女时，生亲与养亲均为亲权人。生亲另一方与子女法律关系消灭，不为亲权人。
亲权的对象为未成年人
（二）亲权的对象为未成年人。在以往的法制上，不仅未成年人应服从亲权，成年人也应服从亲权。如日本旧民法第877条规定，子女成年兼自立始不服从亲权。故子女虽已成年，若仍在其父母之家而待其抚养，尚不能脱离亲权，仍为亲权之对象。但是，在现代社会，亲权被认为是专为未成年子女利益而设，故已成年之子女，不论其有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不管其是否独立谋生、能否自立，不属于亲权的对象和范围。事实上，前述日本旧民法第818条已被修正，日本现行民法第818条第一款规定：“未到成年的子女，服从父母的亲权”。已将成年人排除在亲权的对象之外。由于各国对成年年龄的规定不同，并且对法定婚龄的规定也有区别，特别是有些法定婚龄低于成年年龄的国家，将未达成年年龄但已结婚视为成年，造成各国亲权的范围存在差异。如日本民法第731条规定：“男不满十八岁，女不满十六岁，不得结婚”。即法定婚龄男为十八岁，女为十六岁。而在日本成年年龄为二十岁，依日本民法第753条规定，未成年人结婚后，视为因此而达成年。也就是说，虽未达成年年龄但已结婚的，视为成年。因此，已结婚的未成年人不再服从亲权，亲权之对象限于未结婚之成年人。在我国台湾地区，由于法律对法定婚龄、成年年龄的规定与日本完全相同，亲权之对象亦限于未结婚之未成年人。但是却存在例外。对于已结婚之未成年人，父母对其两愿离婚、夫妻财产契约之订立、变更和废止仍有同意权。未成年子女虽已结婚仍应服从父母之惩戒权。

身上照护权
身上照护，即台湾地区民法上所称之“保护教养”，在我国婚姻法上，往以“抚养教育”，“管教保护”等表述。因前者更具有慨括性，不妨使用保护教养的字样。保护指预防及排除危害，以谋子女心身之安全。如预防或治疗疾病，禁止阅读黄色书刊。教养指教导养育子女，以谋子女心身成长之健全。如鼓励从事有益运动，资助学习进修。保护教养权为身上照护权之慨括权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权利。
（一）居住所指定权。为了实现保护教养未成年子女的目的，各国民法均赋予亲权人指定子女居住所之权利。子女应在亲权人指定的居所或居所居住。未经父母允许，不得在他处居住。
（二）子女交还请求权。亲权人可请求不法掠夺或抑留其子女之人交还子女。各国民法多未设此权利，但学说及判例均承认其存在。为了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安全，使父母尽到保护教养之责，在立法上确实有必要明确承认该项权利。惟该项权利不得滥用，父母非为管教保护子女专为加害对方或为不法目的而请求返还，构成权利滥用。
（三）惩戒权。亲权人在必要范围内，可惩戒其子女。告诫、体罚、禁闭、减食等手段以达成保护教养目的为限均可采用。至于必要的程度，应依子女家庭环境、子女性别、年龄、健康、性格以及过失之轻重等因素加以确定。父母行使惩戒权超越必要范围，构成惩戒权滥用，可为剥夺亲权之事由。
（四）身份行为、身上事项之同意权及代理权。具体包括：第一，身份行为之代理权。身份行为具有专属性，与特定主体不可分离，原则上不得代理，但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亲权人可代未成年子女为身份行为。第二，身份行为之同意权。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之未成年人实施有关亲属身份变更方面的行为，应征得亲权人同意……如申请认领宣告、同意他人收养子女、协议终止收养等。第三，身上事项之决定权与同意权。如决定生病子女休学、同意动手术等。
财产照护权
（一）财产行为代理权及同意权。具体包括：第一，财产行为代理权……无民事行为能力之未成年人，应由法定代理人代为或代受交意思表示。限制行为能力之未成年人，可由法定代理人代为财产行为。具有身份色彩的财产行为，亦可由法定代理人代理，如继承之抛弃、遗产之分割……第二，财产行为同意权。限制行为能力人自为财产法律行为，应征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二）子女财产管理权。财产管理，是保存或增加财产价值的行为。广义的财产管理包括财产管理权、使用收益权和处分权、子女具有独立的财产是亲权人行使上述权利的前提。
（1）子女的独立财产
在传统社会，为维系宗法家族制度，禁止子女私有财产。在现代，人格独立为民法之基本原则，各民事主体基于其独立人格得参与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从而取得财产，未成年人得所有独立于其父母之财产，应无任何异议。从而各国民法均确认子女之独立财产，唯对子女得享有财产之范围存在分歧。台湾地区民法第1087条规定，未成年子女，因继承、赠与或其他无偿取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台湾地区大多数学者依此规定认为子女所有财产的范围应限于以继承、赠与等方式无偿取得的财产。我国许多学者采纳此观点。对于未成年子女以劳力，营业或其他有偿行为取得的财产，是否应归属于该未成年人所有，有不同的观点，有主张应归奉父母，以维持全家之共同生活者；有主张除父母家用不敷，应以之充家庭生活外，应解释为子女所私有，然仍应受父母之监督者。还有观点认为应归未成年人子女私有。我们认为，无论是有偿取得还是无偿取得的财产，均应归未成年人私有。其理由如下：第一，经济独立为人格独立之基础，未成年子女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依其劳力或其他有偿方式取得之财产，倘若不能归其私有，实不足促进未成年人人格之独立及发展。第二，未成年人以劳力，营业或其他有偿方式取得之财产，通常基于雇用、买卖等设定法律行为，若此项财产归父母所有，则未成年人之债权人不能对其主张权利或强制执行，实有害于债权人之利益及交易安全。第三，未成年人因继承等方式无偿取得的财产即属其所有，则其依劳力、营业等有偿取得之财产，更有受法律保护之理由，如此，始能践行法律价值判断之一致性……
（2）财产管理权
未成年人对其取得的财产，特别是无偿取得的财产，欠缺管理能力，因此赋予亲权人以财产管理权，亲权人基于管理权得为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关于法律行为前已有述，对于事实行为，亲权人有权占有子女之财产，他人无正当理由占有子女财产时，构成对亲权人管理权的侵害。亲权人可作为子女之法定代理人行使基于所有权之请求权，亦可以管理权受侵害请求返还其物，如在亲权人占有财产期间为第三人侵夺的，亲权人可以占有权受侵害为由请求返还。亲权人为增加财产之价值，可为加工、变形等财产管理上之必要的处分行为。
父母管理子女财产，应尽到何种程度之注意，各种法律规定存在差异。瑞士、法国民法规定应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德国、日本、韩国民法规定应与处理自己事项为同一注意。台湾民法未设明文，但通说认为应尽与处理自己事项为同一之注意。我们认为，鉴于父母子女间亲密的身份关系，不必锱铢必较，父母尽与处理自己事项同一之注意即为己足。如父母未为此注意而致子女财产受有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但在下列情形，父母对子女财产不享有管理权：第一，给与财产的第三人指定不由父母或不由父或母管理时，父母双方或一方就该项财产无管理权。第二，父母同意子女处分财产，子女就该财产享有处分权。第三，父母同意子女独立营业，子女对营业所涉财产享有管理权和处分权。
（3）财产使用权
亲权人对子女财产享有使用权。所谓使用权是指亲权人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有依照物的习惯和用途不毁损其物或变更其性质而加以利用的权利。除使用权外，有的国家或地区还承认父母之收益权。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88条第二款前段规定，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财产，有使用、收益之权。依台湾地区学者之见解，使用子女财产所获收益第一应充财产管理费用，次充子女教育费用，次供家用，有剩余，应属于父母。依日本民法第828条之规定，子女达成年时，行使亲权人应从速进行管理计算。但是，子女养育及财产管理的费用，视为与子女财产的收益抵消，即收益之剩余应属于父母。然而近时立法多否认父母收益权，在德国已，修正原1649条收益权属于父的规定，不承认父母对子女财产之收益权，依现行民法第1649条之规定，子女财产之收益第一应充财产管理费，次充子女之给养，还有剩余，可作为自己及子女之未成年并未结婚之兄弟姐妹给养之用。瑞士民法第319条规定，父母应将子女财产的收益用于子女的抚养、教育及职业培训，并可在合理的限度内，用于家务费用。结余仍归入子女财产。而在日本，虽依其民法的规定收益之剩余应属父母，但现今学者主张，亲权人可以从子女财产的收益中支付养育费和管理费用，而不用与以后再详细清算，如果确有剩余，则应返还给子女。
（4）财产处分权
此处所称处分权为财产管理上必要处分行为以外之处分。处分是处置财产并决定其命运的行为，关系未成年人利益甚大，故各国亲权法往往对父母之处分权予以限制。在德国，其民法禁止父母代理子女为赠与，并且规定对于土地或土地上之权利等行为应经家庭法院批准。依日本民法第826条之规定，对于行使亲权的父母与其子女利益相反的行为，如果子女将财产卖与亲权人、对父母债务由子女充当保证人等行为，亲权人既无代理权也无同意权，应请求家庭裁判所为其指定特别代理人，由该特别代理人行使代理权或同意权。依我妻荣先生之见解，亲权人不遵守此规定，构成无权代理，对子女不生效力，惟子女可于成年后追认。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88条第二款但书规定，非为子女利益，不得处分之。因此，父母处分权之行使应以子女利益为条件。对于亲权人非为子女利益实施处分行为，在我国台湾地区，实务上基本上采无效说，例外的于特定类型之案例采有效说。理论上见解与此不同。大多数学者采有效说，以保护相对人之利益与交易安全。惟史尚宽先生认为，父母为不利子女之处分，除可构成表见代理外，应构成无权代理，子女成年后可予以追认。以上观点虽各有理由，但并非十分完美。在现代社会，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均为民法追求之目标，因此应力求兼顾。对未成年人之保护与交易安全之维护，不应顾此失彼。因此，我们认为，当亲权人非为子女利益而处分其财产时，可依其处分行为之有偿性与无偿性以决定其法律效力。当处分行为为无偿时，应归于无效，以实践保护未成年子女之目的；当处分行为为有偿时，应属有效，以践行保护交易安全之目的。

离异亲权

行使的原则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亲权原则上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即父母以其共同的意思决定亲权的行使，并对外共同代理子女行为。但是，父母离婚后，子女不能同时与父母共同生活，因此对于亲权的行使要求离了婚的父母完全如同正当夫妻关系存在时实行共同亲权原则是不可能的。对于离婚后的父母如何行使亲权，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三种不同的立法例。
第一种为单方行使原则，又称单独亲权主义，是指离婚时法院确定由父或母一方单独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日本民法、1979年修订之法国民法及德国民法采此立法例。如日本民法第819条第一及第二款规定，夫母协议离婚时，应以其协议确定一方为亲权人。于裁判离婚情形，法院确定父母一方为亲权人。再如德国民法第1671条第一项规定，如果共同享有父母照护权的父母不是暂时性分居生活，则父母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家庭法院申请将父母照顾权或父母照顾权的一部分委托该方单独行使。
第二种立法例为双方行使原则，又称共同亲权主义，即离婚后父母双方以与在婚姻中之共同生活期间相同的方式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1968年苏俄婚姻与家庭法典采此原则。如该法第54条规定，父母对自己的子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即使在离婚之后，父母也仍然对自己的子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并承担平等的义务。一切有关子女教育的问题，都由父母协商解决。如果不能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由监护和保护机关在父母参加的情况下加以解决。在美国，由于传统的单独监护在离婚后改变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方式，尽管允许没有监护权的一方探视，其结果，至少在表面三十一方父母的地位高于另一方，并造成离婚时对子女监护权的争夺。到70年代中期，共同监护概念出现，成为解决这一概念的突破口。到1995年全美有十一个州的立法倾向于适用共同监护，采取推定共同监护有利于子女利益的立法模式，即推定共同监护有利于子女的最大利益，只要一方要求共同监护，且不存在不适合共同监护的情况，法院即判决共同监护。如佛罗里达州法律规定，法院应判决未成年子女的父母责任应由双方分担，除非法院发现父母分担责任对未成年人利益有害。
第三种立法例兼采单方行使原则与双方行使原则。即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法院决定由父母双方共行使亲权或一方单独行使亲权。由于此种立法例较为充实的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因此在本世纪80年代以后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所采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亲权立法之通则。如1987年7月2日法国修改其民法，将上述第287条修改为“与父母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下，法官在听取父母意见后，决定由父母双方或一方单独行使亲权。”在德国，其民法第1671条关于父母一方单独行使亲权之规定于1982年11月3日被宪法法院宣告违宪从而失去效力，从此德国实务界及理论上均主张在符合未成年人利益的条件下，可由离婚之父母共同行使对子女的亲权。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其民法第1051条规定：“两愿离婚后，关于子女之监护，由夫任之。但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第1055条规定：“判决离婚者，关于子女之监护，适用1051条之规定。但法院得为其子女之利益，酌定监护人”。1996年9月25日公布的经修正后的亲属编删除了第1051条，而将第1055条修改为：“夫妻离婚时，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担，依协议由一方或双方共同任之。未为协议或协议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请求或依职权酌定之。前项协议不利于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请求或依职权改订之。”可见，我国台湾地区立法，已经摒弃了关于离婚后由夫对子女进行监护的单方行使原则，而代之以兼采单方行使原则与双方行使原则。再如我国澳门地区民法第1761条规定，在离婚、事实分居或撤销婚姻之情况下，亲权由或交托子女之父亲或母亲行使。然而，父母得按照上条第一款之规定就共同行使亲权达成协议，对于涉及子女生活之各项问题，以如同在婚姻中之共同生活期间处理该等问题之方式做出处理。美国有些州的法律将共同监护作为与单独监护并列的选择方法，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共同监护还是单独监护更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如马萨诸赛州法律规定，允许单独承担或分享法律或人身监护权，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父母的权利是平等的，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既不推定支持，也不推定反对分享法律或人身监护权。这种立法例既符合现代社会“依未成年子女利益为基准”，决定离婚后是由父母双方或由一方行使对未成年人子女亲权的立法趋势，也有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单纯的单方行使原则或双方行使原则各有利弊。在一方单独行使亲权时，由于未成年子女的重大问题、生活安排不再由父母双方共同决定，双方接触机会较少，发生摩擦、争执、矛盾的机会要少，从而对未成年子女的伤害要少得多，但是在双方条件大体相同、住所相距不远且均有行使亲权的愿望时，实施单方行使原则无异于剥夺他方对子女的亲权，不但会造成该方父母的痛苦，而且不符合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但是，双方行使原则（共同监护）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父母双方住所相近，且有必要存在协力的关系，如果离婚后父母双方不能很好合作，结果使子女处于父母的夹缝之中，成为父母战争中的武器，或出气桶，并不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且一方出于职业、身体健康状况、住房条件及再婚等原因愿意在离婚后停止行使亲权得现象也不少见，双方行使也存在弊病。鉴于现实生活中各个家庭中存在着极大差异，法律不宜对亲权行使做出强制性规定。因此，我国亲权法对离婚时亲权的行使应兼采单独行使于双方行使原则，在符合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由离婚的父母双方协议，或由父母双方行使或一方单独行使。
未行使亲权一方的探视权
夫妻协议或法院确定由父母一方行使亲权时，未取得亲权的父母一方仅一时停止其与未成年子女的亲权关系，他（她）与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并不因此而消灭。依各国民法之规定，离婚后，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不仅与子女之间的扶养、继承等权利义务关系不发生任何变动，而且还享有监督子女教育、必要时管理子女财产、请求告知子女情况等权利，如我国澳门地区民法第1761条规定，无权行使亲权之父亲或母亲，有权监督子女教育及生活状况。在这些非亲权性质的父母之女间权利义务关系中，较为重要的是父母对子女的探视权。
在传统的将监护权判给一方配偶的方法中，探视权是监护判决的必然结果。法院赋予不与子女同居方的探视权，是其作为子女的基本权利，也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第107条规定，如法庭在审理后认为探视不会严重影响子女的身体、精神、道德或感情的健康，可授予无子女监护权的一方合理的探视权。我国澳门地区民法第1760条第三款规定，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须为不获交托照顾子女之父亲、母亲或双方订立探视制度，但基于对子女利益之考虑而不宜订立者除外。我国台湾地区1996年9月25日公布的经修正后的民法亲属编第1055条第五款规定，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为未行使或负担权利义务之一方酌定其一方与未成年子女会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间。但其会面交往有妨碍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变更之。可见，这些国家或地区均认可探视权的存在。在实践生活中，一些离婚的父母误以为子女随其共同生活，就应由其专享亲权，对方不再与子女有任何关系，从而拒绝对方探视子女，或者想方设法寻求种种理由，割断对方与子女的往来。同时与子女分居的离婚父母一方频繁的看望子女，影响双方及子女正常生活的现象也常有发生。因此，如何对探视权进行合理的规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此种规制应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方面，应保障分居父母一方探视权的行使，另一方面，对其行使进行适当限制，以防滥用。在美国，对于干涉探视权的救济包括蔑视法庭诉讼、强制执行探视权诉讼以及变更探视权诉讼。如科罗拉多州法律规定，对于不执行探视判决的，法院可以进行听证或要求当事人寻求调解。有监护权的一方不允许有探视权的一方探视，情节轻微的，法院可以增加判决内容或执行条件，以保证将来对探视权的执行。对拒不执行判决、具有蔑视法庭情况的，可以罚款或监禁，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变更监护权的听证，取消监护权人的监护权。在Smith一案中，母亲阻挠孩子父亲的探视权，一审法院即以蔑视法庭判处该母亲五天监禁，上诉法院改判为该母亲有义务将孩子送至父亲处以实现其探视权利。在Egle一案中，有监护权的母亲一贯干涉其前夫对子女的探视权，包括不让父亲见孩子并一贯离间子女与父亲的关系。法院判决变更监护权。
法院赋予离婚后父母一方以探视权，其目的在于实现子女的最大利益，因此当决定是否对一方的探视权进行限制时，仍应以是否符合子女最大利益为标准来进行。当探视权的行使违背此目标时，就应当对探视权予以限制。如根据1968年苏俄婚姻与家庭法，如果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同子女的往来妨碍对子女的正常教育和对子女产生不良影响，监护和保护机关即可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其与子女来往的权利。根据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当探视危害子女的身体、精神、道德或感情的健康，就应当对探视进行限制。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法院越来越注意无监护权父母的性行为与探视的关系，当无监护权父母一方不符合道德的性行为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时，法院就会限制其探视权。

5监护权编辑
首先，将亲权和监护权分开设计，有利于我们树立这样的概念：亲权作为一种法定的义务，是不允许随便可以抛弃的，因而对于未成年人对第三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则上也无法予以限制；但监护人的选择却似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法律规定可以强制其接受的，则从《民法通则》第16条所规定的父母之外的第一顺序、第二顺序监护人中选定的监护人。这种监护人基于《意见》第159条的规定：“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有明确的监护人时，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不明确的，由顺序在先的有监护能力的人承担民事责任。”似乎可以适用亲权人的有关规定，但应与亲权人有所区别。而最后一种监护人，却似乎可以运用合同的有关理论进行改造，因为，法律明确规定，这种监护人的存在以其“自愿”为前提，而“自愿”意味着合意，是合同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基于这种情况，既然亲权人之外的监护人其产生具有选择性的特征，并将具体考虑监护候选人的意愿等具体情况，那么，将有关合同的理论引入监护制度将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可以采用合同的方式将有关监护的具体内容确定下来，当然，基于监护这种法律制度的敏感性和社会复杂性，可以将这类合同归入格式合同的范畴，由政府予以直接的必要的指导。而在格式合同的条款下，监护人对于未成年人给第三方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自然是可以设法加以限制的。而且，某些特定监护人还可以只履行部分的监护职责，并将其他职责赋予其他更为专业化的法律主体。自然，如果将来时机成熟，将部分监护职责以合同的方式移交专业化的社会公司来承担也并非不可能。
在格式合同这种法律机制下，由学校承担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的临时监护人职责将具有可能性。而格式合同意味着是否承担合同义务并不完全基于学校或者未成年学生正式监护人的意愿，而具有某种程度的法律强制性。并且由于学校所承担的责任是一目了然的，司法裁决的成本将大大减少。

⑧ 中国法律里有亲权这个概念吗

我国的民法典正在制定中，对于是否建立亲权制度，还是保留原来的大监护制度，我国学者仍在争论之中。虽然2001年已颁布《 婚姻法》（修正案），但该修正案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立法措施，它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但在有关制度上仍存在立法空白与缺陷。诚如我国著名学者巫昌祯教授指出，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存在着重大原则制度性体系缺乏，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尚未完全确立。……缺失之二是未设立亲权制度，使父母子女关系规定过于简单，不利于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缺失之三是未设立监护制度，使监护与亲权不分。由于历史的原因，监护制度由民法通则规定，而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亲权）则由婚姻法规定，这种立法例不仅造成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还造成两种制度规范的混同与重复。”巫昌祯、夏吟兰：《民法典婚姻家庭篇之我见》， 《政法论坛》，2003年第3期第31页。我国大部分学者都主张设立亲权制度，本文从立法原则上进行探讨，力求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早在1840年的《法国民法典》在设立亲权制度时，已开始考虑子女利益。但子女的利益真正受到重视，体现在各国的离婚立法中，则是二十世纪二战之后，随着离婚率的迅猛上升，卷入离婚纠纷的子女不断增加，人们开始强烈意识到保障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必要性。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国纷纷把“子女最佳利益”写进离婚立法。然而何为“子女最佳利益” ，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由于各国历史传统和国情不同，对判定“子女最佳利益”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因而各国都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以期能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实现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

⑨ 亲权属于民法中人格权的一种对吗

亲权是指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和财产的管教、保护的权利。属于身份权。
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基本民事权利。
身份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资格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
很明显，亲权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以特定身份利益为内容的身份权利。

⑩ 亲权名词解释

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财产进行教养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特征
父母基于其身份所有的权利义务
（一）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所有的权利义务，因此，亲权人，即行使亲权的权利义务主体，应为父母。至于是以父母一方或双方为亲权人，则因父母子女关系类型的不同、是否存在妨害亲权行使的事实或法律上的障碍而有不同。1对于婚生子女，如果父母双方健在且有正当夫妻关系，则父母均为亲权人，得共同行使亲权，应以其共同的意思决定亲权的行使，如果意见分歧，则应相互协商，合理解决。父母虽处于婚姻关系存续之中，但一方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行使亲权的，如一方死亡或受死亡宣告、一方行为能力受限制、一方长期外出、下落不明、重病、受刑或亲权被停止，应以他方为单独亲权人。父母离婚时，则应以子女的最大利益为依据来确定以父母一方或双方为亲权人。2对于非婚生子女，如未经生父认领，原则上以母为亲权人；如经生父认领，究竟以谁为亲权人，各国规定不一，德国民法第1736条规定以父为单独亲权人，日本民法第818条规定原则上以母为亲权人，但可以协议或裁判确定父为亲权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65条规定生父生母均为亲权人；如经准正取得婚生子女资格，则父母均为亲权人。3对于养子女，应以养父母而不是以亲生父母为亲权人，其规则与上述婚生子女的情况相同。4在我国，由于承认已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为拟制血亲关系，对继子女而言，生亲与继亲均为亲权人，但是生亲另一方与子女的法律关系依婚姻法第29条之规定并未消灭，所以也是亲权人。此外，继亲将配偶他方的子女收为养子女时，生亲与养亲均为亲权人。生亲另一方与子女法律关系消灭，不为亲权人。
亲权的对象为未成年人
（二）亲权的对象为未成年人。在以往的法制上，不仅未成年人应服从亲权，成年人也应服从亲权。如日本旧民法第877条规定，子女成年兼自立始不服从亲权。故子女虽已成年，若仍在其父母之家而待其抚养，尚不能脱离亲权，仍为亲权之对象。但是，在现代社会，亲权被认为是专为未成年子女利益而设，故已成年之子女，不论其有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不管其是否独立谋生、能否自立，不属于亲权的对象和范围。事实上，前述日本旧民法第818条已被修正，日本现行民法第818条第一款规定：“未到成年的子女，服从父母的亲权”。已将成年人排除在亲权的对象之外。由于各国对成年年龄的规定不同，并且对法定婚龄的规定也有区别，特别是有些法定婚龄低于成年年龄的国家，将未达成年年龄但已结婚视为成年，造成各国亲权的范围存在差异。如日本民法第731条规定：“男不满十八岁，女不满十六岁，不得结婚”。即法定婚龄男为十八岁，女为十六岁。而在日本成年年龄为二十岁，依日本民法第753条规定，未成年人结婚后，视为因此而达成年。也就是说，虽未达成年年龄但已结婚的，视为成年。因此，已结婚的未成年人不再服从亲权，亲权之对象限于未结婚之成年人。在我国台湾地区，由于法律对法定婚龄、成年年龄的规定与日本完全相同，亲权之对象亦限于未结婚之未成年人。但是却存在例外。对于已结婚之未成年人，父母对其两愿离婚、夫妻财产契约之订立、变更和废止仍有同意权。未成年子女虽已结婚仍应服从父母之惩戒权。